1930年9月下旬，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纠正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但由于交通不便，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带着中共中央9月会议前关于攻占长沙的指示，仍要红一方面军再夺长沙，占领南昌、九江，为会攻武汉创造条件。中央这一指示在一方面军中引起了争论。9月28日，一方面军总前委于袁州开会，毛泽东认为，军阀混战即要停止，蒋介石必定会集中兵力向红军发动进攻，主张按总前委原议打吉安，扩大农村根据地。但少数­干­部力主进攻南昌。经毛泽东说服，会议决定仍先打吉安。就连为传达中央打长沙、南昌指示而来的代表周以栗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有的人不过是同意先攻下吉安，然后再说。因而在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上，并未能真正取得统一认识。

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红军占领了吉安，又连克新余、峡江、吉水等城、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势很好。这时，少数­干­部又急于北进打南昌、九江，于是，是否按中共中央攻打南昌、九江的指示行动，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10月17日，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开会仍未取得一致认识。

这时，蒋介石与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争夺中国统治权而进行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占领郑州，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宣告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大军入赣，向江西苏区扑来。在形势急剧变化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10月下旬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罗坊会议）。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出席了会议。

会议正在讨论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方针时，入赣敌人逼近分宜、临江一线，摆开了向红军进攻的阵势。毛泽东根据敌情主张实行战略转变，将红军主力向根据地转移集结，引诱敌人到根据地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据此，提出红军东渡赣江的作战计划。但红三军团的­干­部多不同意，他们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一军团在赣江以东，红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得十分激烈。

从长沙撤出后，彭德怀深感打大城市的做法行不通，因而在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立场。因为持反对意见的多系三军团的­干­部，当时，彭德怀这一票就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① 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作战计划。

彭德怀和滕代远回到三军团，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贯彻方面军总前委作战方针，准备过赣江。会上部分­干­部仍不肯东渡，力主一、三军团夹江而阵，认为这样既可集中消灭敌人，又可分兵湘赣、湘鄂赣、湘东南进行游击战争。甚至提出一、三军团分家的意见。红三军团的­干­部为什么在渡江问题上反应如此强烈？彭德怀认为其原因在于红三军团的五军、八军多数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的农民，有地方观念，不愿远离家乡渡江作战；他们还担心过江后，把在湘赣两江之间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丢掉。针对这些思想，彭德怀向指战员耐心说明，三军团过江后，湘赣、湘鄂赣仍有武装部队坚持斗争，根据地不但不会丢掉，还会得到发展和巩固。大家听到三军团过江后各地仍有红军坚持斗争，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几天后，周以栗来红三军团司令部开­干­部会，进一步动员渡江。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彭德怀带领一部分人外出筹备船只，回来会议还没有结束。彭德怀进屋，只听好“放炮”的杜中美慷慨激昂地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非要过江？我们有意见，就说是地方主义。”他一说，会议气氛又立刻紧张起来。彭德怀向前一站，果断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杜中美等人见军团长态度如此坚定不移，便放弃了夹江而阵的主张，从而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三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这个问题，说：“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彭德怀这次的“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渡过赣江，驻在东固东山坝。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②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团”要犯，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亦被诬控。他与红二十军独立营密商后，率部冲至富田，包围了省行动委员会，缴了警卫连的枪支，释放了大批被错捕的­干­部，成为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的一天，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Ｇao潮突然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交给彭德怀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泽东给古柏的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进行逼供，把彭德怀打成“AB团”。另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事情如此严重，信不信呢？彭德怀看过材料，回想一年多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如率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胆识，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对行军中错杀群众者的坚决处理，对红五军守井冈山问题上的自我批评，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可信赖的同志，决不会背地里搞­阴­谋，置战友于死地。

彭德怀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仔细看来信的笔迹，虽然酷似毛体，但落款处的日期是阿拉伯字，而毛泽东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他又想，信系给古柏的，为何又送到这里？足以说明来信是伪造的，其目的显然是要挑拨一、三军团关系，分裂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猖狂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之际，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在与滕代远、袁国平等商议后，彭德怀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宣言草就，立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①

接着，彭德怀主持召开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公布了伪造信事件，要大家提高警惕。他说：蒋介石调重兵来进攻红军，总前委决定“诱敌深入”，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战胜敌人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拥护。彭德怀的坚定立场使红三军团­干­部坚定了拥护毛泽东的信念，维护了一、三军团的团结。

伪造信件妥善处理后，彭德怀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应邀到会。红三军团的­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政委，又聆听了他的讲话，留下深刻印象。

在保卫局的督促下，红三军团各师也打了不少“AB团”分子。三师政委黄克诚因为抵制肃反委员会到师里乱抓人，被怀疑是“AB团”，给抓了起来。战友们为黄克诚捏了一把汗，却又人人自危，束手无策。彭德怀十分痛心，挺身而出，要肃反委员会拿出黄克诚是“AB团”的证据来。肃反委员会拿不出证据，只好给黄克诚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免于杀头。为避免黄克诚再次被抓，彭德怀把黄克诚留在军团部工作。这便是以后说彭德怀对黄克诚有救命之恩的由来。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冯玉祥、阎锡山两个对手，十分得意。这时，他的心腹之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给反共战争造声势，国民党策动湘鄂赣等省一批豪绅地主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总部请愿，要求派兵“剿匪”。

1930年12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剿匪”会议，决定在南昌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任命从湖南调任为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的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第九路军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调集10万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由北而南，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形成从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南丰以南的一个大弧形包围圈，打算在东固地区歼灭红军。

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一、三两个军团共5个军，约4万余人，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部署，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黄陂、小布、洛口一线集结。准备从中间突破，首先攻打“围剿”主力十八师或五十师，然后各个击破。

12月29日，张辉瓒将十八师主力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和师部开进永丰县龙冈红一方面军的包围圈中。

12月30日上午，红一方面军发起进攻，歼敌军一个师部和两个旅，活捉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俘敌9000余人。

在龙冈战斗中，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包围龙冈山之上下固，牵制朱耀华部断敌后路。

1931年1月3日，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二军追击向东韶逃跑之敌军谭道源五十师，歼灭其一部，打了第二个胜仗。其余各路敌军见势不妙，纷纷撤回。

鲁涤平“围剿”苏区失败，蒋介石大为恼怒，春节刚过，就调兵遣将。3月，集18个师又3个旅共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分兵四路，布置成西自赣江，东至闽西建宁一条700里长的链形阵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推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赣南。

在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前，中共苏区中央局于3月18日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彭德怀被增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不久，苏区中央局又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退敌方案。毛泽东仍主张诱敌深入，采取由西向东，先打弱敌，然后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人提出分兵退敌、先打强敌的方针，经反复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

彭德怀对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深为信服。这时，红三军团取消军的建制，直辖一、三、四、六4个师。从5月16日至5月19日，一、三军团配合作战，全歼敌军四十七师一个旅、二十八师大部和四十三师一部，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取得中洞、白沙两战胜利。

红军继续向东横扫。5月21日，在山高路窄，荆棘丛生的中村东北端与敌二十七师遭遇。红三军团在一军团配合下首先向敌军发动猛攻，多次冲锋，歼灭该师一个整旅，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大捷。

5月31日，在红一军团攻克广昌后，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出敌不意从建宁城背后，向城内守敌发动猛攻，以一个师从建宁河下游迂回至建宁城前面，前后包抄城内守敌，激战数小时，全歼守军五十六师3个团。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最后一战的胜利。

红一方面军自5月16日至5月31日16天中打垮了敌军的三路进攻，从西到东横扫700里，5战皆捷，消灭国民党军队3万多人，缴枪2万余支，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

在中洞、白沙、中村、建宁4次战斗中，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敢战斗­精­神，率领红三军团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蒋介石在用重兵进剿苏区之际，也不忘他的另一手——策反。蒋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黄汉湘受宠若惊，刚到南昌，即派其侄黄梅庄携带蒋介石和他本人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来到红军驻地黎川。黄梅庄是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到黎川就亮明身份，声称有事要见黄公略。警卫把他送到红三军团司令部。彭德怀和黄公略早在湘军即情同手足，知道黄公略的母亲系侧室，颇受黄梅庄及其母的虐待，黄梅庄此来实在蹊跷。为探知其意，彭德怀对黄梅庄加意款待。席间套出黄的口风，原来是替蒋介石来招降的，还拿出了委任状。彭德怀得到黄梅庄策反的罪证，马上与滕代远、邓萍、袁国平等人商量，将情况报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并通知黄公略；同时打电话给黄克诚，处决黄梅庄，把头交其随从送给蒋介石，让他死了策反的心。黄公略来信完全同意彭德怀的处理。这样，黄汉湘当了几天的宣抚使，就又被蒋介石撤了职。

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相隔1个月，又筹划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把前两次“围剿”的失败原因，归咎于非嫡系部队作战不力，将士不肯卖命。遂于6月21日带着外国军事顾问，亲自出马，赴赣部署“围剿”。这一次，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围剿”的主力是蒋介石的嫡系陈诚等部10万人，加上调入江西的非嫡系部队，共约30万人。7月初，由南昌、南丰、吉安齐头并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一带而消灭之。

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在第二次反“围剿”后，未得休整补充，只有3万余人。为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一、三军团奉命紧急回师中央革命根据地待机歼敌。7月中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随红一方面军各部由闽赣边绕道千里，经瑞金回师兴国，于高兴圩地区集结，完成战略退却的任务，同时与从广西前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军会合。红七军先归红三军团指挥，参加反“围剿”作战，后正式编入红三军团建制。

红一方面军为隐蔽行动意图，造成敌人错觉，以一部伪装主力向赣江方面佯动。8月5日，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从兴国高兴圩乘夜通过蒋鼎文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军之间40华里空隙地带，跳出第一道包围圈转至莲塘，与敌军上官云相四十七师前哨部队接触，随即开始了第三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经过数小时激战，红三军团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此役，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李实行身负重伤牺牲，由侯中英接任师长。

国民党郝梦麟五十四师得知上官败逃，慌忙退守距莲塘30里之良村。红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当日又挥戈进攻。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从湖坝凹配合一军团攻占良村工事，将郝师包围，经过激战，歼其一部，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第二战胜利。一日之内，红三军团打了两个胜仗，俘敌3500多人，创造了红军战史上连续作战歼灭敌人的战例。

毛炳文师获知上官云相和郝梦麟师被重创，忙将其第八师集结于黄陂，企图截击红军。8月11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分两路迂回包抄敌人，断其后路。当日，配合一军团突破敌人阵地，歼灭该师4个团，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第三战大捷。

蒋介石在南昌得知他的军队在莲塘、良村、黄陂连连失利，便将其向西、向南的主力转旗向东，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企图寻歼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这是第一次反“围剿”以来红军遇到的最严重、最艰苦的形势。毛泽东、朱德为此召集了红一方面军的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罗炳辉率十二军向东佯动，一路扬旗鸣号，丢掉什物文件，诱敌向东，敌军主力果然被吸引过去，尾追罗炳辉部不放。这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同红一军团主力偃旗息鼓，衔枚疾走，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从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和陈诚、罗卓英部之间的一个20华里间隙大山中偷越过去，返回兴国枫边地区，集中隐蔽休整，待机歼敌。及至敌军发觉红军主力不在黄陂方面，再转向西进时，红军已整休了半个月。而敌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往奔波两个月，即使未遭到歼灭­性­打击的部队，也都吃尽了苦头，被拖得疲惫不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急剧下降，无力再战。这时粤、桂军阀乘机进攻湖南，蒋介石侧面受威胁，不得不于9月初下令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队由兴国等地向北撤退。

9月7日晚，彭德怀奉命率两个师在距兴国城约30里之高兴圩截击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战斗十分激烈，因敌军众多，装备­精­良，未能得手。当日下午，在红一军团协助下，彭德怀亲赴前线指挥，再次发起进攻。只见他驱策战马，挥舞战刀，身先士卒，直冲敌军。顷刻间，红军指战员士气大振，争先恐后冲入敌阵，给敌以重大杀伤。但因红军兵力不集中，地形不利，加之敌人火力强，形成对峙，为争取主动，将主力撤出战斗。

9月12日，蒋鼎文、韩德勤部从高兴圩退回兴国，企图从崇贤方石岭经东固向吉安逃跑，红三军团紧紧尾随追击。彭德怀和邓萍一路小跑亲往前线指挥。警卫员在前边挥小旗开路。有一个战士大概是太疲累了，就是坐着不动。彭德怀急了，大骂一声：“狗娘养的，起来！”战士站起来，朝着彭德怀就是两拳，彭德怀愕然。因战情紧急，也顾不上多说，便匆匆赶路了。

一会儿，传令排长捆着一个战士追了上来，对彭德怀说：“就是他，刚才打了军团长，请军团长发落。”

“谁叫你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

吓得发抖的战士含着眼泪给军团长深深施上一礼，转身跟上部队。

9月15日，红三军团在东固南15里之方石岭与敌军打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全歼了韩德勤五十二师和蒋鼎文九师的一个炮团又一个步兵营，俘敌5000余人。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也被俘，红军未查出其身份，韩德勤混在其他俘虏中一起领了路费获释了。至此，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版图扩大，拥有21座县城，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居民250万人，红军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三省的侵略。同时，军阀内部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不得不暂时停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此前，中共中央派项英带领一部分人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因工作一时离不开上海，暂由项英代理书记。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地位，使党内“左”倾思想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红一方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优势，加紧推行军事冒险行动，1932年1月发布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提出要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1月10日下达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以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四军组成主作战军，担任攻城打援任务；红一军团十二军和红五军团①为机动部队；以江西军区、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游击配合主作战军的行动。以彭德怀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为支作战军总指挥。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两江汇合之处，是个易守难攻之城，素有“铁赣州”之称。守军是金汉鼎第十二师马■三十四旅3000余人，还有赣南各县地主反动武装5000余人，共8000余兵力。在红军围赣州后，守军撤兵进城，修筑工事，附城背水，准备固守待援。

彭德怀考虑到赣州三面环水，水势很大，攻城难以奏效，决定以坑道爆破攻占赣城。自2月上旬至下旬，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主作战军连续三次进行爆城，均未成功。

在红军一再攻击下，赣州守敌士气低落，马■忧心忡忡，一面电上司求援，一面凭借孤城顽抗，蒋介石急命陈诚派兵增援。广东军阀也对赣州守军采援助态势。

3月4日拂晓，红军第四次爆城。将东门炸塌，红军指战员在浓烟中攻入城内。马■军在城内已用沙袋构筑了新工事，以强大火力网进行阻击。红军发动多次冲锋，伤亡很大，仍无进展，便从城内撤出，对赣州继续围困。援赣敌军乘红军攻城未遂之机偷渡进城，增强了守敌力量。而红军方面，负责全面指挥的中革军委对敌军实力估计不足，把注意力仍然放在攻击方面，忽视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阵地。3月7日，城内敌军趁红军连续作战未得休整之机，在城墙下挖掘坑道，向城外偷袭，发动反攻。红军已鏖战数日，过度疲劳，又处不利地势，被敌人冲破阵地。红一师在突围中，伤亡过半，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被杀）；其余攻城部队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撤出战斗。

赣州战役历时30多天，红军指战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不仅攻城未克，反遭重大伤亡，且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有利时机，给红军以后的作战带来了困难。这次战役的失利，主要是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的。彭德怀在《自述》中对赣州战役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阐述：“正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我在当时没有这种认识，……只想打开赣州，解放赣南，联系湘赣边区，巩固后方，保证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后再行北进。这样片面的想法，显然是脱离了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

3月中旬，彭德怀在赣县江口圩参加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在关于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及地形条件有利的赣东北方面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地区开展工作。中央局的多数委员坚持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以红一、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组成西路军，积极向外发展，分途作战。双方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彭德怀支持了中央局多数的意见。

江口会议后，东西两路军分兵作战两个多月，东路军取得漳州战役胜利，西路军到河西上犹、崇义湘赣边活动。两路军会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继而连续进行了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宁）黎（川）泰（宁）战役，金（溪）资（溪）战役，开辟了几个县的新苏区，使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军得到发展。但预期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围剿”的设想，都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消耗和疲惫了自己，失去了进一步巩固、发展红军和苏区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德怀以后坦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9月，红三军团回师宁都，在归途中发生了郭炳生事件。郭是彭德怀在湘军当兵时的老班长、救贫会员郭得云之子。郭得云病逝后，其子郭炳生由彭德怀照顾长大，参加了平江起义，从战士逐步晋升为红二师师长。郭炳生受敌人诱惑，受不了红军战斗生活的艰苦，趁部队开拔之机，拉走一个团和师特务连去投国民党。二师政委彭雪枫闻讯赶去追回了一个团。郭炳生带特务连跑掉。以后，郭又被国民党杀掉。

郭炳生的叛逃使彭德怀非常震惊，也十分痛心。

15年后，彭德怀的侄儿彭启超参军到延安，第一次和伯伯见面，彭德怀就告诫侄儿要永远忠于革命，“如果有二心，我就亲手毙了你！”“如果我反对革命，你也可以毙了我！”乍听此言，似觉过分，实际就是郭炳生叛变在他心头留下的隐痛引起的。

蒋介石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后，于1933年1月，调遣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3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何应钦任总司令，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中路是“围剿”主力，约16万兵力，组成3个纵队“分进合击”，企图在黎川、建宁地区一举歼灭红军主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毛泽东因受“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离开了红军。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全面推行“左”倾路线，而且强令红军执行“左”的军事方针。

2月初，红一方面军进围南丰，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幕。南丰城位于江西省东部，抚河西岸，是国民党军从抚河战线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据点，由陶峙岳第八师5个团驻守，城墙坚固，上有炮楼，城内外修筑了许多堡垒工事，很难接近。2月12日，红三军团强攻一夜未克，第三师师长彭鳌和两个团长阵亡。红军围攻南丰时，敌中路军一、二纵队来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亲自到前线视察，改强袭为佯攻，从南丰撤围。命一部红军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方向前进，造成敌的错觉，而红军主力迅速秘密转移到广昌西北待机，红军转被动为主动。

果然，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到黎川地区，命中路军向黎川、广昌迅速推进。2月27日，敌军五十二师进到黄陂以东一带大山中。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出击。红一军团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迅速将敌师部和一个团歼灭。第二天拂晓，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乘大雾迷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右翼绕到敌后背侧，突然发动进攻，一下子冲到敌旅指挥所，经数小时激战，歼敌一个旅。红军继续从四面向敌进攻，将乱作一团的五十二师残部全歼，师长李明重伤被俘，不久毙命。

同日，红军右翼队红五军团等部在霍源一带阵地上将五十九师大部解决，活捉该师师长陈时骥。至此，消灭了蒋介石两个­精­锐师，获得了第四次反“围剿”初战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