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是军委分工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的，本来还在休养，当时的健康状况虽然刚刚好转，但他受命主持“两弹”研制任务后，雷厉风行，加班加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是提出一个《关于航空工业委员会工作问题》的报告，接着又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周恩来看过这个报告，同彭德怀商定，尽早由军委召集会议进行讨论。

5月26日上午，周恩来准时来到国防部办公大楼会议室，亲自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除聂荣臻外，还有彭德怀、钱志道、赵尔陆、李强和军队系统的有关­干­部。周恩来针对问题的核心，一针见血地提出，中国导弹研究的方针，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都具备了才开始进行。接着，他解答了会上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并指定专人及部门负责办理。关于招揽聘请专家，他说：“国内国外凡是可以吸收来做这项工作的专门人才，都应当设法吸收招聘，请宋任穷同志负责组织一个小组，专门落实联系人才和搜集技术资料的工作。”关于组织机构，他同意成立导弹管理局作为办事机关，调任钟夫翔为导弹局长。关于所需房舍，他指定由肖向荣召集薛子正、安东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具体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最后他还特别叮嘱，建立导弹研究工作所需要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都可以由工业部门、高等学校、研究机关和军队系统抽调，要注意做好思想工作，要说服更多的人都来为研制导弹贡献力量，军队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

周恩来刚讲完，彭德怀马上接过他的话头说，搞导弹是要花很多钱的，但花钱再多也一定要搞，军队在这方面有所准备，可以拿出钱来补助政府开支。

从1956 年5月开始，导弹研究院、原子能研究院以及电子、航空、舰船等研究院、试验基地以及军内科研机构陆续组建起来，­干­部都是挑选最优秀的，经费、设备、器材均优先保证。经过两年多的建设，科研和试制机构都初具规模。为加强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攻关，聂荣臻同彭德怀商议，认为应把原来建立的国防部第五部同航空工业委员会合并，组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经157次军委会议讨论通过，上报中央得到批准，由聂荣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6月29日，在彭德怀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苏共中央来函，借口同西方国家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而中断若­干­原定援助中国的项目，单方面撕毁了两年前的协定。由于来信的时间是59年6月，因之“五九六”就成为中国原子弹的工程代号，激励着科技工作者奋发努力。1964年10月16日，被罢官了5年之久的彭德怀从新闻广播中听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同在吴家花园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们一齐欢呼起来。核爆炸的秘密，被中国的钥匙打开了。1966年10月27日，中国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消息公布后，又使彭德怀为军事防御能力的增强，感到莫大欣慰。

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精­神，在草拟战略方针报告时，除对战略战役后方建设计划提出要求外，还开始挤时间去现地勘察。1956年1月，他利用疗养的机会，对陕西、四川、云南战略大后方进行了巡视。1957年秋天，到张家口、大同、太原和石家庄，研究首都周围的防卫工作。1958年，他又到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以及东北和西北地区作了考察。这几年他每到一个地区，都着重对战略后方的某些问题加以研究和安排。1957年动员军官家属还乡，也是这项工作中的内容之一。

1957年7月，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向军委写了一份《关于随军家属增加情况的简要调查报告》，反映军队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时期，由于实行薪金制时没有对军官结婚和家属来队加以限制，致使1955年以来随军家属、小孩和保姆人数猛烈增加。据统计，在 1956年第一季度，全军随队家属、小孩和保姆已有33万多人，到第四季度即剧增为60多万人，相距仅9个月，几乎增加一倍。在军事机关和学校里，军官和家属的比例，一般的达到1：2左右；在野战军里也接近1：1.由于家属、小孩激增，给部队带来一系列的难题，如住房紧张，医院不够用，儿童入托、入学困难，家属找不到工作，影响军官的工作和学习，军官调动工作顾虑重重等。更严重的是给部队行动造成累赘，影响战斗意志，遇到战争情况很难进行疏散和安置。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几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彭德怀阅后，感到这是一个有关战略后方的重要问题，立即批交军委会议加以讨论。在会议上，大家认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这些问题给领导工作带来的麻烦比正常业务都伤脑筋。彭德怀说，这确是一个影响重大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可以先把这份报告印发给正在开会的大军区组织部长会议讨论一下，然后确定解决办法。

8月12日，彭德怀在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陪同下到张家口、大同、太原和石家庄视察。主要是研究战争时期确保首都北京的安全问题，同时也考察了军官的随队家属问题。

对于随队家属问题，彭德怀在大同、太原和石家庄的驻军直接了解了情况，同驻军领导商谈了解决办法。在大同的一个军部里，他到军官宿舍和家属进行了交谈。

一天早晨，他穿着便衣，一边散步，一边要服务员带他来到军官家属大院。军官们都出­操­去了，家属们有的在做饭，有的站在门口没事­干­。彭德怀便走到一个家属跟前同她攀谈起来。“还没有做饭吗！”他随便地问。

“我们是从食堂打饭，自己不做。”她答。

“你是哪里人？”

“保定府的。”

“嗬！大地方的！”彭德怀为了减少她的拘束，故意开了一个玩笑。

接着他便问她，在家乡­干­过什么工作，来部队住多长时间了，今后是长期住这里还是很快就回去等。另外还问了左邻右舍的一些情况。

这天上午，彭德怀同该军的领导­干­部谈了在战备工作上要注意的问题后，便同他们研究随军家属的问题。这个军随队的家属小孩约为军官人数的70％多，地方上群众对此也有些不好的反映。彭德怀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从战略上来考虑：现代战争是原子条件下的战争，是突然袭击，家属问题解决不好，一打起来就会闹出大的乱子，老婆哭，娃娃叫，部队怎么能拉得出去。他提出一个办法说，在大同附近有很多荒地，军队可以投点资搞军营农场，譬如组织10户20户家属到那里开垦一点土地，种点粮食，喂点猪，养点羊等。三、五年内逐步发展，使她们有点事­干­，逐渐把家安在那里，离开营房，情况就会好些。还有些家属本来就是农村来的，应当鼓励她们回农村去参加生产。军官可以每年回家住个把月，家属也可以来住个把月，一年有两个来月在一起，比牛郎织女好多了。地方上两地分居的­干­部也不过如此，多数军官和家属是会照顾这个大局的。

9月中旬，他在军委会议上谈了这个想法，大家赞成。后来他又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汇报。 11月间，陈毅主持军委会议，讨论并决定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出一个《关于动员家属还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这一文件的基本思想是按彭德怀的意见草拟的，文件中也规定了可以留队随军家属的条件。此时彭德怀已去苏联访问。文件下达后，全军很快出现了一个家属还乡的Ｇao潮。12月彭德怀回国后，又研究确定校官家属可以留队，当时80万户随军家属中校官仅占3万户。到1958年1月中旬，仅仅3个月的时间，全军随军家属还乡的已达30多万户。彭德怀在1958 年7月军委扩大会上说，在青海建设家属根据地，战争来了，第一线部队的家属可以输送到那里去。9月，他回顾军官家属还乡问题时说，对军官家属的规定，要离开前线、离开营房、参加劳动生产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处理这一工作时，对于驻在后方的机关部队的情况照顾不够，对于参加生产的多种可能­性­考虑不够，偏重于“还乡生产”一种方法。有些远在后方的单位，本来有条件就地安置生产的，也一律送回原籍了。也有少数家属回到原籍后，因为一时无法安置，生活困难，又向部队倒流。他又说：“在组织军队参加劳动生产的时候，也就可以同时考虑军官家属的安置。凡是现在还未安置，或者安置不当的，除了参加到公社中去劳动以外，军队开办的各种农场、工厂和副业生产都应当优先吸收家属参加。在前线担负战斗任务或流动­性­大的部队，也可以师、团为单位将家属集中起来，在军队后方组织农副业生产。使这些军官家属就在那里安家落户，军官子女就在那里入托、入学、参加劳动。这样，比较复杂的家属问题，也就可以大体上解决了。

关于战略后方的工作安排，彭德怀计划还要解决战时内地的防轰炸和反空降等问题。为此他在军委工作的 7年中，己走遍大陆的绝大部分省市，拟逐省考察后进行专题研究和工作部署，只有广西和西藏两个自治区作了安排而未能成行。由于1959年8月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不得不忍痛离开军队，中断他对战略后方安排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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