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位于纽约州金斯角的美国商船学院度过了4年大学生活，1969年毕业后我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在加州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上做船员。我成为三副，航行于加州、夏威夷、阿拉斯加州和塔希提岛之间。标准石油公司是一家不错的公司，我的工作也很不错。我每年只需要工作7个月，有5个月可以休假，我可以周游世界，收入也相当可观，年薪约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4万美元。

在1969年，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新人来说，万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与我的一些同学相比，我的收入仍然比较低。有些同学做三副的底薪约为每年7万～1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年薪25万～50万美元，只是底薪而已。对于一个刚刚走出校园的22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相当不错。

我的收入较低是因为加州标准石油公司不是一家联合海运公司，而我的那些高收入的同学都是为联合公司工作的。

仅­干­了4个月三副后，我就辞去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工作，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去越南战场作战。我感到有责任为祖国服务。那个时候，我的许多朋友想方设法逃避兵役。许多人开始攻读研究生学位，还有一位逃到了加拿大。其他人则想出一些奇怪的疾病，希望被定为4-F级，这样从医学角度来判断就无法参军。

我本是免服兵役的，因为我在非防御­性­的重要工业企业中工作。石油是战争必需品，我在石油公司工作，征兵部门是不会找我的。我没有必要像我的朋友们那样逃避兵役。当我自愿参军去前线时，许多朋友都非常惊讶。我不是必须参军，而是想参军。对我来说，上战场作战并不是我作决定时最艰难的部分。

1966年我还是一名学生时已经去过越南，在金兰湾学习货运­操­作。当时我天真地认为，战争看起来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至于战斗、厮杀和可能会丢掉­性­命，我并不担心。

最难作决定的是我不得不接受削减工资的事实。海军陆战队少尉的年薪是2400美元。而在加州标准石油公司，我两个星期就可以赚到这个数。而且，我本可以一年工作7个月而休假5个月，我却要放弃很多东西。一年当中只要工作7个月，每个月赚7000

美元，另外5个月休假，没有收入，但不必担心因为不工作而被解雇。这活儿真不错啊。即使在今天，仍然会有很多人想从事这样的工作。

当我说我要离职去当兵时，标准石油公司作为一家爱国的公司表示非常理解我的决定。他们说可以为我保留职位—如果我活着回来的话，我服役的时间也会计入工龄。

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回想起走出位于旧金山商店大街的办公室时的痛苦感受。我不停地问自己：“你正在做什么？你算什么？你不是必须离开的。你不是必须上战场。你可以免服兵役。上了4年的大学，你终于能赚到大笔钱了。”从一个月赚4000美元下降到200美元的想法折磨着我，我几乎想转身回去工作。

我看了标准石油大楼最后一眼，然后开车前往吉尔德利巧克力广场，在我最喜欢的酒吧波纳维斯达像阔佬那样尽情挥霍。我想自己将成为水兵，每个月只赚200美元，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觉得自己富有，最后一次像富人一样花钱了。我口袋里有很多现金，我想尽情享受。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酒吧里的每位顾客买了一杯酒。现场气氛很热烈，很快一个被我的钞票吸引的漂亮姑娘来到我身边，我们一起离开了酒吧。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吃饭。我们开怀大笑，疯狂吼叫。在我的心中，只有吃喝玩乐是真实的，因为明天我可能会死去。

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那个可爱的姑娘捧着我的头，亲吻我的脸颊，然后乘出租车离开。我想要更多，但她只想要我的钱。第二天早上，我开车从旧金山出发前往彭萨科拉，那儿是我即将开始飞行训练的地方。1969年10月，我到飞行员学校报到。两周后，当我拿到税后的月薪200美元时，我难过得几乎要崩溃了。

我在部队度过了5年，其中一年待在越南，后来我从海军陆战队光荣退役。我面临的首要而直接的挑战就是第一财商：赚更多的钱。那年我27岁，有两个非常好的职业可以选择，一是船员，二是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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