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孙雅堂所告诉给黄澜生的，只是一种表面的文章，后来据王文炳细说起来，大家才恍然于四川独立，原来就是端方所促成。

端方自从把赵尔丰等据实揭参之后，很是欣然于自己之机警，一方面既把盛党的嫌疑洗了个清楚，不复再被人骂为­奸­臣。一方面又抓住了四川的绅士，买得了四川的民心，不复再被绅民疑为祸川的罪魁；所以他于九月十五日，统率着一营湖北新兵，打从重庆起身，循着东大路，两三日一站的慢慢西上时，他是何等高兴。他自光绪三十四年，因为于安葬——照官话讲应该说是奉安——慈禧光绪时，偷着用照像镜把殡仪照了几张，犯了隆裕后的盛怒，要按大不敬的罪名，结实把他处治一下的，幸而结果，只得了个革职永不叙用。你们想想看，一个以做官为职业的旗下名士，又曾煊煊赫赫做过总督巡抚等封疆大臣，一下投之闲散，他能安吗？所以闲了三年，他实在非出来不可了，恰逢盛宣怀又是老朋友老同志，他也正要一位有勋望的人来帮助他，实现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于是乎他才不惜委曲一点，俯任了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的这个职务。

以他的欲望和大才，谁也知道他就这个职务，只算是暂时的，而他目的，起初是两湖总督。但是两湖总督瑞澂，也是一个小鬼，他能甘心让他吗？所以于他驻扎武冒时，便极力的周旋他，防范他，并且给他画计来运动四川总督这个更为肥美的大缺。因而他其次的目的便是四川总督。又何幸四川竟因铁路国有的政策，引起了罢市风潮，赵尔丰越发处理不善，他越是高兴。但是，料不到四川总督却落到岑春煊的头上，却也得亏瑞澂赵尔丰的运动，岑春煊仅走至武昌，自己到底如了愿，“岑春煊未到任前，四川总督即著端方署理。”

也明明知道赵尔丰已变成了自己的生死冤家，他握着大兵，虎踞在成都，要望很顺遂的就走马上任，实在不能。何况他已用出种种方法，虚轰骇诈的示意不要自己就去。但是，又相信他到底是清室臣子，既有朝命，他敢抗不交代？疆臣造反的事，在有清一代，除了三藩外，倒还没有听见过。自己也带有几营鄂兵，因就先行派了几名属员，和一营兵，打从小川北路到省来布置。一面也是示意：“我硬要来呀！凭你如何，是挡不了驾的！”

他虽然还没有接事，但是朝命已下，到底算是相去只一间的四川总督，所以旌旆西上，照规矩是该沿途视问民间疾苦，延见士绅，一面享受地方官吏至丰至盛的供应的。况他既是旗人，又是名士，封疆大臣的派头，安能轻易的就打折扣？如其他那时果有真知灼见，而不自安于小机小智，趁着事变未亟，放下架子，从重庆乘传而驰，在九月二十四日以前赶到成都，他后来的结果，也决不会是那样，他那时本着做太平总督的阅历和见解，自然见不及此，即是幕府中一般名士，又何尝有这种识见，所以该得一走到资州，听见川西和省外的局面越是变坏，并闻赵尔丰恨之刺骨，不惜以兵力来拒绝他去接事，他遂只好暂时驻下来，观望形势。

这时，已有上谕叫他迅派妥员，把赵尔丰等五员押解进京，送交大理院，以凭严行讯质。但是他远在资州，还没有接事，这岂是他办得到的；虽然心头高兴，却解不了实际上的困难。何谓实际上的困难？就因听人报说，川南一带的同志军土匪，有联合着向资州扑来，和他算帐的消息。

原来眉州嘉定一带的混合同志军，纠合了好几千人，也颇颇有些快枪利器，看见富顺自流井是个肥美地方，又无大批官兵驻守，乐得把人马开出，乘虚杀入这两处，把包袱装一个饱。据说周孝怀那篇四千多言的禀帖稿子，恰就在这时飞了去，一下，就把几个带队的首领激怒了。“哦！四川的事情，才是端方在主动呀！帮助盛宣怀打条，要把铁路收回去卖跟洋人的，是他；不顾民情，把李稷勋改为钦派宜昌铁路总理的，是他；叫赵屠户严重对付，不惜杀尽川人的，是他；现在移祸于人，奏参赵屠户等的，也是他呀！这杂种，好坏呀！把四川害到这一步。他还想来做四川总督，天也不容！既然他已走到资州，那不如先找他去，把这篇胡涂帐算一算，而后再到自流井去！”于是大队人马，便浩浩荡荡，改道向资州杀来。因此，他也才赶快把到了成都才三天的那营鄂军，电调到资州保卫，而憎恨周善培的心，也与周善培之憎恨他一样。

但是常驻资州，如何是了？湖北陕西两条路，已经不通，为今之计，仍然只有到成都去。一打听，赵尔丰已经变计，不再做恶人，竟自乘其刚到资州，便把要首们释放了，以要好绅士；看他办法，不但横了心不受朝命，并且还在打自保主意，若其贸然前去，很好，周善培已把秘密揭穿于前，他正好一盆火整个奉还，那时，处在他的势力之下，加以绅民交哄，这亏吃得一定不小。于是他思之思之，又同幕僚们一商量，方今潮流所趋，各省纷纷独立，大抵都是绅士出头，要求疆吏允许。如今，不如利用时机，即以四川总督的资格，去和绅士接洽，请他们出头来宣布独立自治。这一定是绅士们所愿，而条件只是公举他来做正都督，即以曾经到过重庆的那位代表邵从恩做副都督，其余官吏，全用四川绅士；这么一来，既可揽得四川人的心，而赵尔丰也在无形中坍了台，都督也就是以前的总督，姑且就了任，再想以后恢复名实的办法。好在四川绅士都不甚有多大魄力，只要略施小术，便可置诸掌握之中的，于是，才派了一个曾由同盟会而投降与他的经师刘师培，和那由同志会代表而投降于他的诗人朱山，联袂上省来，和邵从恩、徐炯、蒲殿俊诸绅士商量独立自主的事件。

他有这个打算，难道赵尔丰果然就是蠢人吗？他如其没有打算，他也不会趁着端方未到，叫人示意绅士们来把蒲罗诸人保了出去；也不会派着一个姓吴的参谋，来密与邵明叔等商讨，如何才能自保之道；也不会叫绅士们出头来组织官绅联合，以谋四川善后的会议；也不会听了邵明叔的建议，力远田徵葵、王棪诸人，而每天都要请几位绅士到衙门去欢议事了。并且在二十五日，一得到押解进京的消息，他更决了意，绝不俯首听命，以封疆大臣之尊，去仰狱吏的鼻息。再一横观大势，独立省份，已经过半，清廷的倾覆，似乎只在瞬息之间了；与其效忠去当阶下囚，曷若趁着潮流来独立，既不失为俊杰，又可保持富贵。于是遂加派周善培来和邵明叔等商量，由他出头来宣布四川独立自治，看可不可以？

他正在作这种商量，端方来得比他更爽快，所以他一听见消息，遂大为震怒，把一般心腹谋臣招去，说道：“午桥如此可恶，难道我就不可以光明正大，吩咐四川绅士出头宣布独立？与其让他远在资州来卖这个空头人情，不如我就近卖了，四川绅民还感激我些！”

那姓吴的，和周善培杨嘉绅等，是极其赞成他这样做。他们的意思：旧政府的信用是失完了的，如其再蝉联下去，政令一定不行，改组一下，势有必需。不过方今天下，正在混乱，到底鹿死谁手，谁也看不清楚，与其自己出了头，将来形式一变，清朝忽又中兴了，这却如何下台？倒不如让绅士们去独立，将来清朝不倒，自己可以卸过，自治果成，要不失为赞助者。

然而田徵葵等则站在反对地位上，他们也有理由：“让绅士们宣布独立，他们就成了主人翁。我们倘将兵权交出，我们就失了保障。从此，我们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了他们。而他们又是我们的仇人对头，谁能担保他们后来不寻仇报复，那时，我们失悔也就晚了。”

第一次虽然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但是时势越逼越紧，端方又来了一个电报，指名要请蒲罗邵徐命驾到资州去面商大计。他不曾通知蒲罗邵徐，对直就回电代为拒绝，这已是一个楔子；跟着就是重庆革命党起而独立；于是他当夜就决了意，把周孝怀叫去商量了一下，第二天一早，周孝怀遂奉命来拜会高等学堂监督周紫庭，正式提说：“季帅甚愿四川绅士出头来独立。”

据说，这下，倒把这位有德无才的周监督骇了一大跳。定睛把周孝怀看着道：“怪哉！赵季帅何以会想到这上头？他岂不知道四川一独立，就没他的地位，军权政权财权他都得交出？以他那样权威自喜的人，如何能轻让与人，这恐怕不是赵季帅的真心罢？凡事不出以真心，到后来未有不失悔的，等到失悔，而权已在人，那时想再收回，不是又要发生波折吗？并且我敢说，权既下移，那就不能够再收得回去的了！”

周孝怀自然要把端方逼迫他的种种，加倍渲染出来，而于最近押解进京的朝命，却隐了不提。因为有他在内，一说了，显见他的赞成独立，原来一大半是为的自己。但是周紫庭终于摇着头道：“这只是一时的愤激，可见更非出于季帅的真诚，小不忍，则乱大谋。孝怀，还是去奉劝季帅，多多审慎一点好些。”

这可把周孝怀为难了。如其四川绅士硬不出来独立，这盘棋简直就会弄僵。因为他们还有一种商量，势非要做到四川绅士出头要求独立，这出戏是唱不圆的。

到底凭他生花的妙舌，把赵尔丰的真诚，代为披沥得毫无隐饰，于是周紫庭方信了，便说：“既然如此，我可先为代向诸绅士露个意思。孝怀，最好还是把明叔约去，等季帅当面与他谈一谈。明叔这个人，安详­精­细，见事理又甚明，他如以为可，我们再商量进行的办法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