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的“建设管见”到张梓生的“论童话”,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大家留意,这些文学巨擘、儿童文学专家文中所表达的无论是对格林童话的关注,还是对我们儿童文学自身发展建设的建议,都发生在20世纪初。这个时间的确不能与我国的儿童文学、我国的“童话”——这个最具儿童文学特征的文学体裁的发生、发展分割开来。这里,我们先不谈《叶限》,也不谈格林童话,单说“童话”这个词、这个概念,这就是在20世纪初,即到了近代,我们才开始使用的。“‘童话’一词,清代末年流行于我国(如1909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孙毓修主编的‘童话集’),据说是从日本引进的。原指家庭、幼儿园和学校里对儿童所讲的故事。其实,这种体裁源远流长,早已有之。起先它和神话、传说都属于民间文学,世世代代在人们口头上流传。”c 【A郭沫若《文艺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56页。b本社编《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前引书,第29页。(张梓生《论童话》,原载1921年7月《妇女杂志》第7卷第7号。)c《儿童文学概论》编写组《儿童文学概论》,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至此,我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童话”这个称谓。但事实上,孙毓修的这个“童话”与我们现在理解的童话体裁相去甚远,它“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庞杂,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真正把童话作为一种特殊的幻想文学故事,并使其成为独立的文体,在我国是在五四时期”a。
因此,当“西学东渐”大行其道的晚清译坛无意间也向国人翻译介绍了一批西方的儿童文学时,面对童话故事和童话这个新的概念,就是周作人也有些惶然不知所措。他在1918年谈到童话时这样说:“我们初读外国文学时,大抵先遇见grimm兄弟同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话。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它好处在哪里。后来涉猎folk-lore一类的书,才知道grimm童话集的价值:他们兄弟是学者,采录民间传说,毫无增减,可以供学术上的研究。”b
事实上,被周作人视为“幼稚荒唐”的童话故事,在我国有着悠长的历史,就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除开《叶限》还有很多类似童话的故事,只不过全被搁置在志怪、神话、传说故事等这些体裁里。“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孙毓修就曾撰写《欧美小说丛谈》,在书中专门用了一个小节来总括欧美的“神怪小说”,另用一个小节详细介绍“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这其中格林兄弟俩就在神怪小说著者之列,而他们的童话故事《大拇指》(孙毓修译的《拇指儿》)也被视为神怪小说杰作,其内容被孙毓修详细记录和介绍出来。囿于孙氏的时代背景,故事采用的是文言文,情节也做了一定的修改。(笔者在后面将详细介绍。)
如果童话故事——这个最适合于儿童心理和秉性的体裁,到了晚清仍然被国人视为神怪小说,那儿童文学在我国的地位与状况可想而知。事实也是如此。关于这点,1935年2月1日,著名文学家茅盾在《文学》第4卷第2号上发表了署名“江”的文章《关于“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在近代30年间的发展作了明确而清晰的阐述c。他认为,早在30年以前我们就有所谓的“儿童文学”。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宗旨老老实实是“西学为用”,所以【A黄云生主编《儿童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2页。b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71。(周作人《读安徒生的〈十之九〉》,原载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期“随感录”。)c原文请参见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前引书,第395-396页。】
破天荒的第一本“童话”《大拇指》(也许是《无猫国》,记不准了),就是西洋儿童读物的翻译。他说,那以后的10年内——就是20年前,我们翻译了不少的西洋“童话”,在尚有现成的西洋“童话”可供翻译时,我们是曾经老老实实翻译了来的。虽然翻译的时候不免稍稍改头换面,因为我们那时候很记得应该“中学为体”的。
而那时候,茅盾认为我国还没有“儿童文学”这名称,“儿童文学史”的名称应该始于五四时期。因为大概是五四运动的上一年,《新青年》杂志刊登了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所以是五四时期开始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并开始注意“儿童文学”。
另外,茅盾还记得是1922年,《新青年》那时的主编陈仲甫先生在私人谈话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他不很赞成搞“儿童文学运动”的人们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至于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运动,茅盾认为,大体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他是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已经“改编”(retold)过或者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直译”,我们有真正翻译的西洋“童话”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茅盾在这篇名为《关于“儿童文学”》的文章里说明了我国儿童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认知问题。一是,中国儿童文学开始于20世纪初,具体的标志就是孙毓修“童话”丛书的出版;二是,中国儿童文学兴起早期的内容,不是儿童文学家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作品,而是翻译家们翻译了、或是按照中国的国情编译了来自西方的儿童文学,并且还都是无意识的顺手之为,如朱自强总结的:“总而言之,晚清译坛虽然没有儿童文学意识,但却在不知不觉之间翻译了一定数量的与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密切的作品,这些译作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悄悄润泽着日后将生长出儿童文学的中国文学园地。”a 第三,中国对儿童文学的发现,对儿童文学的认知,是在五四时期。
茅盾的《关于儿童文学》是我国众多文学家、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对于我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过程各抒己见中的一方观点。此外,还有当代著名儿童文学家王泉根认为中国虽无儿童文学一词,但为儿童服务的文学却古已有之,“持这种看法的人多为今日之儿童文学研究者”b等等。这是学者们依托不同【A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前引书,第115页。b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前引书,第52页。】的儿童文学观,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来进行考察分析的,而他们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结果及阐述的观点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富价值与意义的帮助。下面三点是笔者对我国儿童及儿童文学比较有代表性观点的总结概述:
第一,儿童在中国的被发现时间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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