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这只能是北京大学创办起源的说法之一,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们还不要忘记,不是先裁撤了同文馆然后创办京师大学堂,而是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以后才裁撤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中的。同文馆是清政府为了办理洋务必须同洋人打交道,而打交道首先必须有懂外文的翻译人才,而建立的一所培养翻译的一种特殊的学堂,以后才逐渐增设了一些洋文之外的课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见其作用之所在。要勉强找一个来源的话,明代的四夷馆庶几近之。解放后原隶属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颇有类似之处。
我个人没有下过功夫研究北大的校史。可是我多少年以来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我曾在许多座谈会上讲到过,也曾对许多人讲到过。曾得到许多人的同意,至少还没有碰到反对者。最近在《北京大学校刊》1997年12月15日一期上,读到萧超然教授答学生问,才知道,冯友兰先生也有这个意见,而且还写过文章,他的文章我没有读过,也没有听他亲口谈过。郝平书中讲到,北大前校长胡适之先生也有过完全一样的说法。我现在斗胆说一句妄自尊大的话,这可以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究竟是什么意见呢?就是: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第一,中国尊重历史,寰宇国家无出其右者。第二,中国尊重教育。几千年来办教育一向是两条腿走路:官办和民办,民办的可以以各种名目的书院为代表。当然也有官办的书院,那就属于另一条腿。在办教育方面,多数朝代都有中央、省、府、县——必须说明一句:这三级随朝代的不同而名称各异——几个等级的学校。中国历代都有一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它既是教育人才的机构,又是管理教育行政的机构。这个“最高学府”名称也不一样。统而言之,共有两个:太学和国子监。虽然说,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始设太学,但是“太学”之名,先秦已有。我在这里不是专门研究太学的历史,详情就先不去讲它了。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始设国子学,北齐改为国子寺,隋又改为国子学。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代因之,一直到清末,其名未变。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在过去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上,改朝换代之事,多次发生。要说太学和国子监一直办下去,一天也没有间断过,那是根本不能够想象的。在兵荒马乱,皇帝和老百姓都处于涂炭之中的情况下,教育机构焉能不中断呢?但是,最令我们惊异的是,这种中断只是暂时的,新政权一旦建立,他们立即想到太学或国子监。因此,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将近两千年悠长的历史上,太学和国子监这个传统——我姑名之曰学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断过。不管最高统治者是汉人,还是非汉人,头脑里都有教育这个概念,都有太学或国子监这个全国最高学府的概念,连慈禧和光绪皇帝都不例外。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以上说的可以算是冯友兰先生、胡适之先生和我自己的“理论”或说法的依据和基础。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强词夺理,也没有歪曲史实。研究学问,探讨真理,唯一的准则就是实事求是,唯真是务。我抱的正是这样的态度。我绝无意为北大争正统,争最高学府的荣衔。一个大学办得好坏,绝不决定于它的历史的长短。历史久的大学不一定办得好,历史短的大学不一定办得不好。无数事实俱在,不容争辩。但是,我也算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事实如此,我不得不如此说尔。
按照目前流行的计算法,今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在北大无疑是一件大事。在全中国,无疑也是一件大事。在这样吉祥喜庆的日子里,郝平同志把他这一部心血凝成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拿出来献给学校,献给全校的师生员工,献给遍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做出了不同程度贡献的北大校友们,真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之举。我相信,这一部书一定会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我在这里还想加上一段绝非“多余的话”。我在很多地方都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爱国主义。例子不用到远处去找,在我上面讲到的“学统”中,在北大遥远的“前身”中就有。东汉太学生反对腐朽的统治,史有明文,绝非臆造。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到了明末就形成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演变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京大学创办以后,一百年来,每到中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关键时刻,北大师生,以及其他大学的师生,就都挺身而出,挽救危亡。五四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这一段历史占了北大百年历史的一半——北大师生爱国之心未曾稍减,此事可质诸天日,无待赘述。
现在距北大百年校庆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据说今年从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各地回母校参加校庆的校友,数量将是空前的。这种爱校之心与爱国之心,完完全全是一致的,完完全全是相应的。这种心情与中国两千年来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士——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完完全全贯通的。它预示着我们伟大祖国未来的辉煌。现在有两本书摆在全校师生、全体校友、全国和全世界关心北大的朋友们的面前:一部是郝平的《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部是萧超然教授的《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前者告诉我们创业维艰,后者告诉我们照亮北大百年漫长道路上的星光。无前者则不会有后者,而无后者则前者也是徒劳无功的。两部书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整体,为我校校庆增添了无量欢悦,为想了解北大的人提供了确实可靠的知识,真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再过两年,一个新的世纪和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我相信,我们北大全校同仁和同学,受到这一次校庆的鼓舞和激励,怀千岁之幽情,忆百年之辉煌,更会下定决心,乘长风,破万里浪,前进,前进,再前进。为我们伟大祖国再立新功。
1998年1月2日
梦萦红楼
沙滩的红楼时来入梦,我同它有一段颇不寻常的因缘。
1946年深秋,我从上海乘船到了秦皇岛,又从那里乘火车到了北京,当时叫作北平。为什么绕这样大的弯子呢?当时全国正处在第二次革命战争中,津浦铁路中断,从上海或南京到北京,除了航空以外,只能走上面说的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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