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司马春在鼎盛厂相安无事地渡过了一个月零15天，我们厂迎来了一位新厂长。姓卢，名镜悬，四十多岁，穿一套深黑­色­中山装，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暗藏着很深的城俯。

卢镜悬厂长来自毛主席的故乡——湖南湘潭。

卢厂长原先在家乡中学任数学老师，看见别人下海“掏金“，掏得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于是痛下决心，“抛妻弃子”，来到深圳“下海摸鱼”，在印刷厂有五年的工作经验。

卢厂长的人缘还算不错，但是司马春却在背后叫他“驴厂长”。

我认为卢厂长优点太多，唯一的“缺点”是，没有“拈花惹草”的习惯。

他拉得一手好“二胡”，让人叹为观止，忧忧怨怨地拉起“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连负责工厂厨房煮饭的阿姨付金莲听了也泪流成河。

司马春偏执地认为，“天下没有不吃腥的猫”。这一点，我在鼎盛厂还是表示认同。

有一个晚上，我半夜起身去公厕大解，看见付金莲像幽灵一般迅速闪进卢厂长的单人宿舍。

杨总和傅经理的私人卧室，因为紧挨着设计部，每个星期六下午进去打扫一次，是我和司马春应尽的任务。

杨总和傅经理的卧室，如果以他们的“富人身份”来衡量，可以用“简陋”两字来形容。一张床、一张桌、两张凳、一台旧式索尼彩电、一台国产容声冰箱，这就是他们在大陆的“家”。

司马春对打扫工作的过分狂热，并非觉得为上司服务是一种荣幸，而是他看中了杨总桌面上一个大玻璃盅里用黄酒浸泡的两条“瘦萝卜”。司马春告诉我，那是上等的“长白山人参”，吃了可以壮阳。

我认为司马春正值青春年少，用不着费心靠那两根“瘦萝卜”助兴。

可每次司马春进入杨总的卧室，总是迫不急待地拿小杯子往大玻璃盅里舀黄酒，“咕噜”一饮而尽。他“啧啧”嘴还想再舀，我连忙制止，眼睁睁看见吃水线一天天往下降，我的额头在不停地冒冷汗。万一被杨总发现了我们偷喝“壮阳”酒，到时候，不是我们俩帮他扫地，而是他把咱俩“扫地出门”。

司马春却一意孤行，他还偷偷告诉我，这段时间蒲宫英*的声音特别摄人心魄，或许是“瘦萝卜”的神功发挥了作用。

司马春照例天天晚上象“地下党”一样，跟蒲宫英到外面幽会，我凭直觉给司马春判了“死刑”，估计他在鼎盛厂的时日无多了。

司马春和蒲宫英的“地下恋情”终于曝光，并很快传到杨总的耳朵。

终于在1996年元旦前一个不会飘雪的寒冬，杨总吩咐卢厂长给司马春套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司马春“扫地出门”，并祝愿他“远走高飞，永不回头”。

自从司马春被杨总炒掉鱿鱼之后，鼎盛厂再好­色­的“英雄”也不敢多看蒲宫英一眼，更不敢跟她多说一句话，鼎盛厂的男人除了杨总，都象躲避“瘟疫”一样避开蒲宫英。

我有时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蒲宫英打些文字，也只敢在三米外向她授意。走得太近，我怕冷不防杨总闯进来，又以为我在偷看蒲宫英的*。

司马春离开鼎盛厂以后，很快又找到了新工作。

他并没走太远，在离鼎盛厂2公里外的万丰影城上班，每天帮电影院画宣传画。

我是司马春的“铁哥们”，自然会常常抽时间去万丰影城密访他。每次去找司马春，我总担心杨总会派“东厂”的“大内密探”跟踪我。所以每次我都会像“007”的特工一样，突然闪进一辆公交车，过一个小站就跑下来，又突然闪进一家商场，装模作样在商场的厕所里掏出“龙头”喷水。然后从后门溜走，又跳上另一辆公交车。

我终于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机智、巧妙地甩掉了“尾巴”，来到万丰影城，走进司马春的私人宿舍，打开门，却发现蒲宫英穿着吊带裙子，正坐在司马春的大腿上，两人正试图用牙齿咬住一颗水晶葡萄，送入对方的嘴里。

我刚才在鼎盛厂第一个跑出设计室的时候，明明看见蒲宫英还在慢吞吞地关掉电脑，现在却象幽灵一样，突然后来居上。

我刚刚还在自诩自己是国产“007”的“占士邦”，如今看来连“慢士邦”都沾不上边……

1996年，农历大年初一。

南方的工业小镇，用它最动听的机器声和污浊的工业废气迎来了新的一年。

烟花划破黑夜的长空，绽开一朵朵绚丽的七彩花瓣，给每一个在异乡默默奋斗的外来工，带来新的希望和梦想。

杨总和傅经理提前回台湾过春节。

安里惠、蒲宫英、宫如花、梅­色­芳也都回老家去了，鼎盛厂里只留守卢镜悬厂长，橱房阿姨付金莲使出浑身解数，为卢厂长献上最好的湘菜。我象个“孤寡五保户”被人遗弃在冷冰冰的工人宿舍。

幸亏司马春没有回老家。我去了万丰影城，和司马春天天打火锅，酒足饭饱渡过了我第一个在南方的春节。

南方的阳春三月，所有的树木都披上了绿­色­的新衣，木棉树砸下它最后一朵“怒放的生命”，给苏醒的大地送上一份玫瑰­色­的厚礼。

春风以最煽情的舞姿向疲惫的人们带来夏季的问候。

安里惠正在编织最“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

我却在偷偷留意《深圳特区报》的招聘栏目。

到目前为止，我自认为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商标设计师”，最起码也算是个“合格的印刷厂画稿师”。

“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我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鸿图大计”，在今年夏季之前必须“爆发”。

我已经不能满足区区的800元月薪。

听司马春说，在深圳关内，­干­我们这一行的，最低工资标准起码是1500元。

不过这个“图谋叛变”的计划只有司马春和我知道，安里惠还蒙在骨里。

安里惠从来不看小说，更不知道“琼瑶”是帮谁家做饭的老­奶­­奶­？

如果她稍微留意一下“琼瑶”，她或许可以理解我的痛苦，而她自己也没那么痛苦。

因为“琼瑶”曾经写过一句话：“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很苦，被一个自已不爱的人爱着更苦。”

晚上9点15分，安里惠没有像往常一样来收集我换洗的衣服，而是穿着一件黑­色­吊带超短裙，坐在我的床沿。

自从司马春吃了鼎盛厂的“鱿鱼”，设计部还没有补上新丁，本来是我们两人共处一室的工人宿舍，现在成了我的单人房。

经不住安里惠的嗲声哀求，我答应今晚教她弹吉它。

实不相瞒，安里惠确定没有一点音乐细胞，“哆列咪哗说拉妻（1、2、3、4、5、6、7），随便抽出一个字符她都答不上是“哆”还是“啦”。

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