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阳春三月。

我的办公室来了四位来自家乡海港市的官员，领头的“招商局”局长谭创新，正是我中学的校长——一个长着像刘德华一样的鹰勾鼻，却善弄权术的男人。

谭创新原先只是一位乡村教师，只因向教育局呈上一份让“孔圣人”都望尘莫及的“创新教育方案”，被破格调入海港市第一中学任教导主任。

我在海港市第一中学念高二的时候，谭创新正好荣升校长。

高一高二的时候，我的成绩还算不错，总保持在班上前五名，而且在班上写得一手好作文，一篇3500字的作文在《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的笔友，他们的信件象雪片一样飞来。

可是高二的下学期，我整天在金庸的江湖里“刀光剑影”、“杀得暗无天日”，总把自已想像成“令狐冲”或者“李寻欢”，象他们一样“锄­奸­除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后来才发现，小说里那些“大英雄”怒发冲冠、杀得横尸遍野，原来都是为了身边的“大美人”。

我在“金大俠”的江湖里“忘乎所以”，逐渐荒蔬了学业。

转眼进入高三，正是谭创新“变法”的辉煌时刻。

高三文科四个班，只选一班作“先进班”。我因成绩一时落后，被分配进入“普通班”。班上那些曾经崇拜我的男生女生，像看没穿裤子的“外星人”一样盯着我，并且嗤之以鼻，我像个落魄的“贵族”住进了“贫民窟”，如“脱毛的凤凰不如­鸡­”。“普通班”那些厌恶读书、而且喜欢搞恶作剧的男生，把我的课本撕成一片片,拿去烤火取暖。

“虎落平冈被狗欺”我却只有忍声吞气。

我进了“普通班”，仿佛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当我认识了“普通班”的新同学后，我才意识到，对他们很多人来说，这里才是他们的“天堂”。

讲台上,任课老师正象为死人超度亡灵的“道公佬”，捧着书本、翻着白眼、嘴里念念有词……讲台下，该嗑睡的嗑睡、该打闹的打闹、该抛吻的抛吻、该亲嘴的亲嘴……热热闹闹象繁忙的菜市场。

高三新学期开学的第13天，我在­操­场的空地上捡到了150元钱，马上交给了办公室的值班老师。

第二天，贴在“学习园地”的“光荣榜”前，站满了议论纷纷的学生，许多学生用猜疑的口吻说：“这个家伙肯定是为了博取表扬，从他老爸那里偷钱交给老师，谁有这么傻，捡了钱还往别人口袋里送。”

“争议”，并不影响我成为中学校园里红级一时的“雷锋新偶像”。

其实我并不喜欢别人叫我“活雷锋”。拾金不眛，仅仅是因为自己不愿意看到一个贫困的学生，含着眼泪到处找他来之不易的学费，也许这笔小小的费用，是他病弱的母亲，含辛茹苦卖完家里自种的蔬菜才筹到的。

三天之后，这笔钱物归原主，是一个穿着补丁裤的高一学生，他的母亲并不是想象中的“卖菜­妇­”，而是在“补丁裤学生”念小学的时候，他母亲就早早离开了人世。“补丁裤学生”和他苦命的“种田父亲”相依为命。

班主任罗老师把我叫去，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学校每年都会挑选一名“品学兼优”的高三毕业生，免试保送“师范大学”，由于我高二在全国优秀刊物上发表过作文，又因为这次“活雷锋”事迹的表现，教研组都认为我被选中的把握很大。

我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好觉，我感觉到那美好的前程正向我迎面走来，最糟糕的日子即将过去。

人生的转折，总是在瞬间扑面而来。

只不过，这次的“坏消息”争先恐后，跑来得太快。

临高考前一个月，学校公布了“保送师范大学”名单的唯一人选，幸运者不是我，而是“普通班”的“逃学威龙”——欧阳振强。

欧阳振强被保送的理由，不是因为他比我优秀，而是他那贵为海港市教育局的“副局长父亲”，比我乡下种田的父亲“优秀”。

高三文科四个班，成了谭创新的四块“实验田”,“先进班”那一块“肥田”只需一点点水份、阳光，“禾苗”就茁壮成长。剩下三块“劣质田”，不管下多少肥，浇多少水，“禾苗”依然枯黄瘦弱。

谭创新实施的“新法”，就像希特勒偏执地认为“犹太人”是低等人，把他们整火车拉去焚烧、活埋。因此我们“普通班”的同学，背后都叫谭创新是“希特勒校长”。

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想通过靠考上大学来实现人生的理想，可惜谭创新像元朝的“统治者”一样，把“汉人”列为下等人，“汉人”要想出人头地，恐怕难于上青天。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我的班主任罗老师提议：像我这样的境况，也并非“无可救药”，要想进入大学校门,唯一的途径，就是考艺术院校。因为艺术类要求的文化分数较低，只要专业水平过关，就可以了。

我的嗓音资质不好，唱起歌来像公鸭赶集，考音乐学院肯定没指望，我只好选择报考美术学院。

搞绘画艺术并非我的初衷，我的愿望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像鲁迅先生一样，“横眉冷对千夫指”，用锐利的笔尖普写不朽的篇章，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都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去奋斗。

我的“文学梦想”从此破灭。

我常常开导自己：自古以来，大部分的文学艺术家，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而且常常会被政治*。因为作家总喜欢替劳苦大众发泄苦水、总在批判社会、揭露现实、很少赞美，所以身心劳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