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个绘画艺术家，虽然生活贫困，灵魂却挂在高处，他们能把别人看作平常的东西，变成美丽的东西，为人间创造无限艺术之美。

一九九四年高考，海港市第一中学高三文科“先进班”，打破了全国升学纪录。不过把 “丰功伟绩”上报给国家教委的时候，却绝口不提那是一块“良种杂交试验田”。

谭校长的其余三块“劣质田”,只有我一个人荣升省美术学院。学校在庆功大会上，老师们都笑称我是：“秧地里跑出了大老虎”。

谭校长也许没有错，他追随了达尔文先生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

这种“创新教育方案”，到二十一世纪“*社会”的今天，还在中国所有的中学校园里“发扬光大”。监管*门的“大叔大婶们”,又开始扮演“外科医生”的角­色­，也许他们都到“乌拉洼”钓鱼去了。

谭校长的“因材施教”“成就卓越”，三年后荣任海港市教育局副局长。十年不见，谭校长依然官运亨通，如今摇身一变，又成了海港市招商局的局长。

我想，如果让谭创新上任我们海港市的“城建规划局局长”，许多可怜的折迁户，肯定会无家可归、露宿街头。

谭创新一行四人来找我的目的，是响应国家西南大开发的号召，想游说我，回家乡投资办企业。我虽然对谭创新有成见，然而回老家投资，正是我这两年来，脑海里描绘的一幅“蓝图”,所以大家都谈得很投机。

晚上，我在长安城的“皇城大酒店”宴请这四位贵宾，饭后还请他们到郑海富的“金富娱乐城”桑拿、按摩一条龙服务。我特意为谭创新选了一位最漂亮的小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将来回家乡投资，还得靠这些“小鬼”引路。

2004年底，我回老家过春节，途经省府，去美术学院拜访了我以前的班主任周一笔教授。

周一笔教授还是开那辆老式的“嘉凌摩托”。我有两个同学：马俊彪和李宇翔，毕业后都留在美院任教。

我请他们三人，去“万国酒店”吃了一顿便饭。席间，周教授感慨最多，他说：“当年你中途辍学，我实在很担忧你的前程，想想一个有才气的年青人就这样毁了，现在想起来，还有许多无奈和痛心！没想到，你今天却成了企业家…..”

“周老师，您过奖了！革命尚未成功，还需继续努力！……”我谦虚地一笑置之。

“那当然，做人首先要不停进取，每个人的人生际遇，都是受环境因素的改变。不管怎样，都要积极去面对，去突破……”周教授又开始给我们“解剖人生”。

我想起了当年离开美院的时候，临行前，周教授赠给我的一句话：“人要在困境中发现自身的价值！”

马俊彪和李宇翔都不太爱说话，坐在旁边默默地倾听，我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叙“艰苦创业”的历程……

差不多十年了，时光就这样悄悄溜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进入“而立之年”，人生还能有多少个十年？周教授的额角已经长出了白发，两个老同学早已成家立室，并且有了孩子……

我偶尔问起朱丽和李远华的事，周教授说：“毕业的那一年，李远华的父亲因为“贪污受贿”被判了无期徒刑，朱丽和李远华分了手。听传闻说，慕鸿雁和朱丽都去了上海发展，李远华去了深圳打工，可惜都没有他们的联系电话……!”

朱丽是我一生中永远的痛，了解太多，越会勾起我的“伤心往事”，还是不要再提起她……

临别的时候，我给周教授和两位老同学递了名片，希望他们能把一些毕业生介绍到我的企业发展。

可是回到东莞后，却从未见过任何他们的学生前来报到。

后来在2005年2月，突然接到周教授打来电话，他说，他的一个服装设计系的学生在广州出事了。我想起昨天的报纸说，一个广州叫“任烈刚”的年青人，刚毕业于我原来的美术学院，现任职于广州一家服装企业，因为身上没有暂住证，在工业区的路上被治安员打死了……

我问周教授：“你的那个学生是不是叫“任烈刚”。

他说：“正是”。

我马上驱车到了广州，可是任烈刚已经躺在了殡仪馆。

他的老父老母瘫在地上呼天抢地、号啕痛哭，我的泪水也湿透了衣裳。任烈刚才只有22岁，却因为一张小小的“暂住证”，他带着无限的悲愤，匆匆走完了二十二个短暂的春秋。

任烈刚的父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历尽艰辛才把他供上大学，把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如今他突然去了，撇下老爹老娘，连最简单的一句话没有留下，唯一留下几张素描、几张设计图稿……

从他的笔法线条可以看出，他是个很有才气的艺术家，至少比我更有艺术天份。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他的远大理想，可是残酷无情的治安员折断了他的“翅膀”。

我掏出两沓钞票，递给任烈刚的母亲。

“人死不能复生！伯母，想开点！……”我不停劝她老人家。希望她能接纳我的一点“心意”，作为任烈刚的师兄，我除了给予这一点点物质帮助，我还能做些什么？

老人家把钞票扔在地上，悲痛地说：“人都死了，要钱有何用？……”她那双死灰­色­的眼神，让我看到了“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绝望。

人的生命在遭遇“残暴”的时候，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在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里，在贫穷和人情荒漠的工业区沼泽地，许多人还在苦苦挣扎，像动物一样活着，像蚊子一样死去……书包 网 想看书来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