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必投壶同玉女,却看印送有香轮。
明清直至民国初年,参与赌博者基本上是华人。洋人的娱乐是舞会、小型演奏会及歌咏会。澳门的华人一律是汉人,外国的民俗学家说汉民族“静处寡动”,不似其他民族能歌善舞,时光在快乐的歌舞声中流逝。不喜歌舞的民族比较容易与赌结缘,聚赌成为澳门华界常见的社交方式。澳葡当局对华人的风俗(也包括陋俗)采取放纵的态度,加剧了赌博泛滥。因此,那个时候的赌博,基本是中式赌博,赌馆也全是华人所开。
澳门形成赌埠,与周边环境有密切关系。
在19世纪中叶前,广东官府遵循《大清律例》对聚众赌博者惩罚较严。虽然不能杜绝民间私赌,公开的赌馆却无人敢开。广东赌博不方便,于是一些赌商就跑到澳门来开赌,一些大豪客也专门跑到澳门参赌。澳葡当局对赌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致使赌博商业化,变成特殊的行业。
1842年英国强占香港为其海外殖民地。由于香港地理条件比澳门优越,英国又是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香港发展很快,澳门的许多洋人洋商纷纷迁往香港,澳门的对外贸易地位一落千丈,萧条景象令人怆然。
那时很多广东农民和工匠迁移到香港,也把赌博的陋习带到香港。1844年港英当局颁布《禁止赌博条例》。香港禁赌,澳门便开赌——澳葡当局于1847年宣布博彩业合法化,对已经存在的赌博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这样,因为商贸萧条致使税饷锐减的澳府,又开辟了新的财源:赌业专营权归政府,招商承办,政府向赌馆征收赌饷。
1852年,香港怡和洋行“皇后号”客货轮行走港澳间。1865年以英商大股东的省港澳轮船公司也加入港澳间的客运。这些客轮加强了港澳间的联系,也方便了香港来的赌客。
不过,香港禁赌后,地下赌档总是禁不绝。1867年麦当奴港督对赌业采取“寓征于禁”的政策,对赌馆发牌并课以重税,致使赌馆难以生存而逐步减少或消失。这个政策反而促使赌博泛滥。英国政府知悉后,责令香港当局严厉禁赌,1872年港府宣布新禁赌令,由新港督坚尼地亲自督促执行。
这是香港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禁赌,从此香港成为比较干净的“无赌”城市。从此,香港的赌客只有往澳门跑,这个“惯例”一直延续到2005年的今天。
澳门赌业的繁荣,也与广东有相当的关系。广东地方当局于1861年准开围姓,以后陆续准开山票、铺票、白鸽票等彩票类博彩,传统赌博只有番摊一种,最受欢迎的骰宝直到清朝灭亡也未获准开。并且,广东的公赌时开时禁,禁赌时,广东的赌商赌棍纷纷逃到澳门避风,极大地充实了澳门赌业的实力。
1887年,广东巡抚吴大澄在给清朝总理衙门的奏章中,对澳门的现状有一段概述:澳门“官无善政,商无善卖,工无善艺,惟借赌馆娼寮,包私庇匪,收受陋规,为自然利。”这里的“收受陋规”,是指澳门当局向鸦片、娼妓、赌博等偏门行业征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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