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我没有被叫作招弟而是叫作了蓝绸子。我了解母亲的为人,即使是专门抱来用来招弟的,母亲也不会把这个事实张扬出去。况且我不是他们抱来的,是他们收留的,抚养的。母亲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最重要的意义是让别人领情,她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蓝绸子确实是不负众望的,在我呀呀学语的时候,母亲怀孕了。
母亲气宇轩昂地呕吐,她的声音大得像美声演员在吊嗓子。每天早上我被母亲怪异的声音惊醒,父亲总是把我重新摁进被窝里。整个童年我总窝在父亲的腋窝里睡觉,他的腋毛软烘烘的夹杂着男人的味道。
母亲临产时正和父亲谈论一个非常哲学的命题,世界上到底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他们深情地对视,为他们能有如此高深的学门和高雅的情趣激动得脸红脖子粗。趁阵痛消失的片刻,他们便奋不顾身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次真情的拥抱,彼此出于欣赏和爱戴。在他们的一生中这是惟一的一次。
一个响当当的儿子横空出世使他们才情大发。父亲处处体现着他农民出身的质朴,他说儿子的小名就叫鸡生吧。父亲有父亲的道理,一是为了纪念他们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哲学问题的思考,二是父亲本身对鸡就充满了崇拜。母鸡ρi股一撅一只蛋,抱着蛋捂上一个月,呱呱叫的一窝小鸡,小鸡会很快长大,ρi股们一撅一片蛋。那公鸡更是威武雄壮,毛主席都说一唱雄鸡天下白哩。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又一次弧度很深地撇了下嘴唇说,你这不是骂人吗?本来是我生的怎么是鸡生的,人家管妓汝才叫鸡呢。
父亲说那就叫蛋生。
母亲说,天哪我命苦,嫁一个农民三辈子翻不了身。你怎么除了鸡就是蛋。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领导一样,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使命这个词在当时是很新潮的,于是母亲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
我的弟弟大名叫蓝骄子,小名叫蛋蛋。
就在蛋蛋呀呀学语的时候,母亲迷上了样板戏。演出大部分是在露天剧场进行的,母亲坐在人群里忘我地鼓掌,晚上回来母亲的双手肿成两只猪爪。最终她把蓝骄子撂在了我的后背上,她参加了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她扮演起了李奶奶。她在肉案和戏台之间奔走,她仿佛忘掉了她的命根子蓝骄子。后来我想,母亲当初盼子心切,完全是叶公好龙。母亲要强,她只是不服气别的女人能做的事情她为什么做不了。争了这口气后她就完事大吉一劳永逸了。
离我家五百米的大礼堂里热闹起来了,丝弦震天价响。我抱着哭闹不休的弟弟,伸长脖子听今天演的是《红灯记》还是《杜鹃山》。我看到我家的邻居刘苏子跑回来了,他说,蓝绸子,演的是《杜鹃山》,那个柯湘真好看,我给你抱蛋蛋,你去看一眼吧。
我把蛋蛋扔进刘苏子的怀里撒腿就跑。路上我喘着气,心里想,刘苏子真好,以后我要给刘苏子做媳妇。刘苏子确实是我们院子里最好的男孩子,他的上嘴唇上从来没有两筒黄中带绿的稠鼻涕,他真干净。
我往台下一站就忘了时间。等我想起弟弟和刘苏子,我又撒腿往家跑。回到家,刘苏子不在了,一口大铁锅放在地上,弟弟被放进漆黑的灶坑里,滚成了一个黑疙瘩。刘苏子真聪明,我怎么没想起这招呢。只要不摔着,黑一点怕什么呢?母亲说弟弟只要摔破一点就揭我的皮,可她没说弟弟黑一点她就砸碎我的脑袋壳。我拉出硕大的洗衣盆,放了水,把弟弟撂进去,往弟弟的身上抹猪胰子。母亲快回来了,我想把弟弟捞出来,可是弟弟滑得像一只泥鳅,他小耗子一样欢快地叫着。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奇异的想法,生命是一个很滑溜的东西,表面上会一点点长大,比如弟弟,他会长到刘苏子那么大,刘苏子的父亲那么大。其实生命像一块猪胰子,时间是水,以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速度渐渐消失。我还是把弟弟捞出来了,我把他抱在怀里。我的心中升起了一种母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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