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真正的大战略家，他对谋略的运用，无疑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他是真正能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导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虽然已是八十高龄重病缠身垂垂老矣，可是，他仍令学富五车、睥睨世雄的犹太血统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感到“震颤”。为此，我们绝不能把毛泽东用计看作是孤立的静止的思维或行动，必须用不断开拓的眼光加以审视，进而揣摸、认识、理解、领会，以赢得对自己人生奋斗的有益指引。

以下引录一首笔者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敬撰的《满江红》词，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蘑云雕龙，俯瞰寰宇笑梅丛。

战空前，鬓白一发，百万敌熊。

汗蓄高峡听轰雷，心驰银球暖隆冬。

书凤舞，白纸耸千城，郁葱葱。

迎嘉日，多慷慨，剑鞘锁，看从容。

雄文手不释，大吕黄钟。

岂止闻­鸡­铩鸦翛，更将荐血染旗红。

到神州腾飞穿云日，五洲同。

总说（略）

第一套 胜战计

第一计 瞒天过海

[原文]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译文]以为自己防备（或准备）得已经十分周全，就容易松懈斗志，麻痹轻敌；经常看到的事物很容易熟视无睹，对它就不抱有任何怀疑，因而缺乏警惕。秘计往往隐藏在显而易见的事物里，而不会和公开的事物绝对相排斥。某些事物过于大张旗鼓地宣扬或暴露，就很可能有极为机密的东西藏于其中。

[毛泽东论述]

一、我军采取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向敌要塞下面攻进，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筑垒前进，使敌之反击（敌人必然举行多次的拼命的反击，所以我军前进必须逐步构筑坚强堡垒）只能消耗敌人自己，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

——《关于攻打长春的几点考虑》1948-6-7

二、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3-31

[范例]巧渡金沙江

事后诸葛亮的蒋介石作出了红军“必渡金沙江”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江边扔下几只烂草鞋，以资“奖励”。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召开的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时候，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险恶。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进或东出湖南，纠集了其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广西敌军共计四十万人，企图一举围歼红军于昔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覆灭的大渡河地区。前面是敌人扼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尾追扑来的敌人重兵，红军能否跳出敌人日益紧缩的重兵包围圈，这已是关系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处于千钧一发的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左倾”领导教条主义的指挥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胸怀全局，果断作出科学的决策，灵活机动、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声东击西，迷惑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调动敌军、撕裂包围圈，乘隙脱险。

在毛泽东指挥下的红军，变被动为主动——两占遵义、四渡赤水、智调滇军……毛泽东导演了一幕幕­精­彩纷呈但致蒋介石歼灭红军梦想彻底破产的活剧；数十万敌军在红军勇猛矫健身影里，被搞得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精­疲力尽、胆战心惊。

四月二十八日晚，在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召开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三条意见：

一、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Сhā，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在贵阳已经发现我主力从贵阳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调集近70个团的兵力向我压来；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二纵队第十三师师长）的第十三师为前锋，离我后卫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从进入云南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地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原地带同敌人进行大规模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三、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汇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军距我尚有数天行程，迅速地抢渡金沙江，夺取先机。

会后毛泽东即下令一军团为左纵队，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央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前锋，抢占皎平渡口。五军团为后卫，诱惑敌人，使其以为我军仍要进攻昆明。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选择渡江地点，过江后与主力部队会合。毛泽东同时指示，务必在四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因敌人尾追部队只需三四天路程即可与我军交火，所以他强调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配图：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在长征中合影照片）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为长江上游的一部分。奔流的江水冲入海拔5000米的哈巴大雪山玉龙雪山之间，削出了3000多米的大峡谷，即举世闻名的虎跳峡。金沙江盛产黄金，江底流沙聚集，江边受太阳照耀，灿灿金光，故获其名。金沙江流经四川、云南交界处的部分称金沙江，而四川宜宾以下称长江。金沙江两岸除几个渡口外，都是崇山峻岭、悬崖绝壁，红军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就有可能被敌人压在深谷中全军覆没的危险。常言道“兵贵神速”。那么，毛泽东仅仅强调了一个“快”字就能够摆脱这样危在旦夕的险境吗？

龙街渡口和皎平渡口是金沙江较大的渡口。而龙街渡口处江面宽阔，容易暴露目标，视野开阔，敌机可以低飞­骚­扰、袭击、侦察，不便大部队安全渡江。然而，毛泽东却令麾下劲旅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经武定、元谋日夜兼程，以每日至少5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赶赴该渡口，迅即架桥，摆出了一副渡江架势。敌人经侦察由此认定红军主力将在龙街渡口渡江，便集中兵力气势汹汹压过来，妄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当敌军麋集于昆明、元谋地区时，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疾驰。五月三十日，刘伯承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只找到六只船和一条渔船。当晚，毛泽东和­干­部团团长陈赓上船，渡过金沙江。警卫员陈昌奉为毛泽东选择了江边上的一个潮湿的山洞作为办公、休息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直接观察到对岸部队集结和渡江的情况。毛泽东即把两个装文件的铁皮箱子对在一起，当作办公桌，指挥千军万马迅速渡江。就在此刻，他接悉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架设浮桥未成功的电报。毛泽东估计敌人的飞行员早已责无旁贷地圆满完成了他并未拜托的“情报”传达任务，自己的“瞒天过海”之计应已奏效，为红军渡江争取更多时间及更大安全保障的目的已经实现。“不能让能征惯战、屡建奇功的红一军团稍有闪失。”他即令红一军团火速赶到皎平渡口过江。当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等人渡过金沙江时，毛泽东正在石洞里焦急地等候，一见他们便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经九天九夜苦战，七只船将红军全部人马送到了金沙江北岸。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战役胜利结束。毛泽东曾对陈毅说，四渡赤水是他戎马生涯的“得意之笔”。

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以来，他指挥红军千里转战，高度机动，大范围的迂回；四渡赤水，兵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示形于东而形于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可谓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就连毛泽东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昆明，至渡金沙江，一环扣一环，环环衔接天衣无缝，确实高明。从此，红军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没有辜负遵义会议及全军将士的重托，在历史的千钧一发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红军渡江两天以后，­精­疲力竭的国民党中央军才追到金沙江边，而红军烧毁了渡船已经大踏步走到了百里之外的四川会理。望江兴叹的敌人只好捡了几只烂草鞋作为“战利品”开庆功会去了。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元明时《薛仁贵平辽事略》、《薛仁贵征东》等古典小说中，原意为瞒着皇帝，并且渡他平稳地过海。后指把秘计隐藏在明显的什物之中，利用人们司空见惯的错觉，来完成自己的军事企图。是一种示假隐真的疑兵之法，主要用于战役伪装，以隐蔽军队的集结，发动攻击的时间等，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

二、此计历史上运用的典型战例：公元五###年，隋朝灭亡陈国之战。战前，隋将贺若弼频繁地组织沿江守备部队调防，并规定每次调防，都要在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地区）集中，Сhā上很多旗帜，野外搭许多帐篷。开始，陈国以为隋军要进犯，马上集结了国内全部兵力进行防范，事后才知到是隋军的守备部队调防。于是将集结的军队撤回驻地。以后，隋军屡次三番地这样调防，陈军渐渐地习以为常，就不再防备了。当陈军松懈了警惕­性­之后，隋军即秘密集结军队，顺利偷渡，一举攻取并灭亡了陈国。

三、太阳，太­阴­：­阴­阳在古代哲学思想中代表矛盾对立的双方。最早见于《易经》一书。相传伏羲以­阴­阳组成八种图形，即八卦。周文王又推演八卦为六十四卦。­阴­阳在军事上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从风雨­阴­晴等天时气象，山川湖泽等地理形态，到攻守进退的战术行动，都可以分成­阴­阳相对的关系。一般地说，柔、暗、后、奇、虚等为­阴­；刚、明、先、实等为阳。此计中所讲的­阴­，指机密，隐蔽；阳，指公开，暴露。太阳，太­阴­：意为极阳、极­阴­，即指非常公开的形式中掩盖着非常机密的内容。

第二计 围魏救赵

[原文]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译文]与其让敌集中兵力，不如适时开辟新的战场，吸引、调动、分散敌人，以利我军攻击时，将敌分而歼之；在敌力强盛时不应为抢先机而追求先下手为强，那不如在敌力消弱和暴露破绽后再倾力攻击，即所谓后发制人。

[毛泽东论述]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

[范例一]袭占汝城

南昌起义部队几经周折，与井冈山的毛泽东取得联系，部队正在向井冈山进发，敌人预设战场，欲歼我军，毛泽东围魏救赵，朱德、陈毅化险为夷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一部到达宁冈砻市，毛泽东率领掩护朱德、陈毅部队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也回到砻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从此，威震天下的朱毛红军宣告诞生。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毛泽东，为迎接和掩护朱德、陈毅部队安全抵达井冈山，屡施妙计，重创敌军。其中袭占汝城之战使“围魏救赵”这一古老战法增添异彩。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在起义部队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受挫后，毛泽东果断率领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挺进，十月二十七日，达到井冈山茨坪。经毛泽东的卓越指挥、艰辛开拓，到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然而，毛泽东如此伟大、如此成功的实践和创造，却遭受当时中共中央的三番五次的严厉批评和处分。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井冈山，更是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横加指责，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他甚至将中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不是党员了，毛委员只好改任师长。

与此同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转战于粤赣湘地区，并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同湘南特委一道发动湘南暴动。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朱德、陈毅在赣南上犹地区派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毛泽东即派何长工星夜兼程下山寻找朱德、陈毅，欢迎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为此，于十二月十八日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表示了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的意向。到了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毛泽东根据情报得知朱、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敌军的南北夹击，在湘南难以立足，决定分兵两路赶往湘南，接应和掩护这支部队撤退；并立即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方向前进；同时命令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向彭公庙和资兴方向前进。沿途一面行军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

四月上旬，探知敌军胡凤璋部自汝城出动，北进资兴，企图侧击撤退中的湘南农军，毛泽东立即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开赴滁口，迎击胡凤璋部，自己则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汝城疾进，六日，旌旗飘过桂东、汝城两县交界的寒山岭界，击溃反动地主武装何其朗部。兵贵神速，毛泽东指挥第一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汝城；八日，该城城头红旗飘扬。胡凤璋惊闻老巢被红军夺占，仓惶撤兵回援。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之危遂解。

[范例二]早登天台山

朱德一席话，令蒋介石倒吸一口凉气

一九四四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当年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仍不无遗憾地指出：“在这（按：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时期，毛主席主张向东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第132页，以下引用朱德讲话均出自本文）（配图：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央根据地）

直到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重游故地时，朱德元帅触景生情赋诗曰：“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这首诗体现了毛泽东当年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战略构想。据作者自注：“一九三二年春，毛主席主张以红军一部，由赣东北向福建方向发展，通过出击来巩固和扩大苏区，在武夷山、仙霞山、天台山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朱德诗词选·经闽西感怀》）

这些话若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不让他倒吸口凉气，出身冷汗才怪呢！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二年就提出“早登天台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使浙赣闽三省连成一片的战略构想呢？

一九三一年冬，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大“围剿”的伟大胜利。中央根据地已拥有250万人口、21个县，成为全国最大的红­色­区域。全国红军壮大发展到10万之众。其中闽浙赣区的红十军在毛泽东广州农民讲习所的第六期学生方志敏领导下，一九三一年春秋恢复到近万人。中央根据地发展到鼎盛时期时。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被眼前的胜利情景所陶醉，他深知蒋介石绝不会甘心失败，必将会更加穷凶极恶地扑向根据地。毛泽东天才地提出乘胜前进，挺进到反革命力量较弱，我们的群众基础较好，经济发达的浙江，在那里的广大山区和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使闽、浙、赣三省的各个红­色­区域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互相支援，联成一气，造成威慑甬、杭、沪的势态。这的确是个大胆而又有现实依据，前景广阔的战略部署。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从战略角度以一种攻击态势施以“围魏救赵”之计的一个光辉典范。

毛泽东对浙江的地理民情曾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写有《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等著作。因此，他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绝非一时兴之所致，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的。

从毛泽东的的战略构想和朱德地诗篇来判断，天台山无疑是构想中的新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天台山脉，山体雄伟连绵，蜿蜒于浙江省金华、绍兴、台州、宁波四个地区（市），14个县（市），入海构成舟山群岛，主峰华顶山在天台县城北。即以狭义的天台山言之，亦为天台盆地四周诸山之总称。县城处于盆地中部始丰溪畔，四周群山峻岭，森林茂密，道路崎岖曲折，没有公路，交通堵塞。就浙江省而言，天台居于中部，东北越天台、四明二山可抵军事重镇宁波镇海，东跨猫狸岭可至府城临海，南跃大雷、括苍二山可达温州，西翻大盘山可走金华丽水，北履关岭、会墅岭可至绍兴杭州。出可取两浙，退可凭借一面近海，三面环山而成割据形势，可战可守，便于隐蔽和机动，是与强敌周旋的理想游击场所，历来为兵家所瞩目，夙为枭雄屯兵争战之地。就当时浙江和台州地区的革命形势来看，也是比较好的，在地主恶霸敲骨吸髓的盘剥下，山区人民过着“乌糯当早稻，紫秣当棉袄”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不断起来反抗。一九二八年始，天台县委、台州中心县委相继成立，工农武装在白­色­恐怖中顽强成长——发动了亭旁暴动、桐柏暴动，建立了欢岙、坞根等小块革命根据地，组编了红十三军第二团，并于一九三○年八月在华顶成立了天台县革命委员会。农###动因此蓬勃发展，武装斗争渐有燎原之势。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经历了一九三○年以后的革命低潮阶段，当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红军挺进师第一纵队在经过天台宣传抗日思想，惩办土豪劣绅，分粮疏财时，受到了贫苦百姓的拥护和配合，事后反动势力也不敢报复。可见当地革命火种一直在基本群众心底埋藏着。

就是基于对历史、地域和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规律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脉搏，及时而果断地向中央提出这一惊世骇俗的战略构想：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地区发展，新辟“武夷-仙霞岭-天台山”根据地，把工农武装割据的势力推进到会稽山、杭州湾，从而使福建、浙江、江西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造成包围杭州，威逼上海的形势。诚如朱德所说：“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果然如此，则不但可以减轻日后中央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压力，变大战略上的被动为小战略上的主动，变纯粹被动防御为主为以积极防御辅以局部进攻，形成中国革命的崭新态势；而且，我们在台州、浙江乃至南方各省的形势都将有很大的改观；中国革命将发展得更快更好。

令人惋惜的是，正如朱德元帅指出的那样：“毛主席这一正确的指示，没有被执行。红军的一部主力，反而南下去打当时的中等城市赣州（作者按：碰了硬钉子，反被援敌分割，陷于被动。项英专程赶赴东华山古庙，请毛泽东暂停休养即赴前线决策。毛泽东立刻动身下山，冒雨回到瑞金，果断命令由宁都暴动部队组建的红五军团火速出击，解救了由彭德怀率领的冒险攻击赣州的红三军团），结果整个形势，由出击变为防御，这是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整个战略指导思想相违背的。”聂荣臻元帅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里也对此有所论述：“他们也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断然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蒋介石制造的封锁囚笼，将战略防御转变成战略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其基本地区，借以粉碎其向中央根据地的进攻。”（《聂荣臻回忆录》第192页）

那些在上海洋楼里吃面包，用尺子量地图，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最终却不得不撤退到毛泽东所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上来继续发号施令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老爷”们，在一九三二年八月的宁都会议上疯狂攻击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战略战术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会后将他排挤出红军，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地方专做政府工作。

然而，历史毕竟是最公正的法官。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粟裕、刘英领导的浙江游击战争，其第一步目标——建立以仙霞山为中心的浙西南根据地，是与当年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一致的。接着又建立了浙南根据地，兼及浙东。“活跃在浙东地区的游击队，出没于瓯江北岸的仙居、温岭、三门、天台、东阳、永康、缙云、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敌人感到威胁很大，视为‘心腹大患’……”（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这不但部分实现了当年的战略构想，而且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战略思想的英明正确。（配图：粟裕在江南游击时期照片）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该文记述了战国时期的齐魏桂陵之战。其基本思想是强调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攻其所必退，歼其退者，以达到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目的。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述桂陵之战：公元前三五四年，魏国军队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双方攻守逾年，赵衰魏疲。这时，齐国应赵国的请求，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八万救赵。开始，田忌力主直扑激战正酣的邯郸，孙膑却认为，要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用手强拉硬拽；要劝解别人打架，不能直接参加进去动手。派兵解围，要避实就虚，击中要害。他向田忌建议说，现在魏国­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赵国，内部空虚，我们如果挥师直魏都大梁，占据其后方交通，必然逼迫魏军回师保卫。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取大梁，魏军闻讯慌忙回救，齐军趁其疲惫，在预设战场桂陵（今山东省菏泽县东北）伏击魏军，大获全胜，赵国之围遂解。

三、共敌：使敌人的兵力集中。

四、敌阳、敌­阴­：先发制人、后发制人。《李卫公问对·卷中》：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

毛泽东巧施智破三十六计(2)

第三计 借刀杀人

[原文]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

[译文]敌人的情况已明了，可能的盟友还令人扑朔迷离，引诱盟友向敌人发动攻击，自己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这是善于用《易经·损》卦中关于“损下益上”的逻辑推理演算。

[毛泽东论述]

他们（按：指对法西斯采取“不­干­涉”政策的所谓民主国家，即英美法等国）的目的，在于使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双方都在战争中消耗起来，然后自己出来­干­涉，借收渔人之利。至于英法把奥捷两国奉送给德国，这是作为交换条件，就是说，作为交换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条件的。英法美想使苏德两国冲突起来，借刀杀人，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就好独霸世界。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939-9-14

[范例一]盛赞《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定。近在咫尺的欧洲各共产党犹如挨了当头一­棒­；万里之外的毛泽东却心领神会，为之喝彩

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一直谋求与英法等国联合共同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可是英法等国拒不理睬，一心想把德国法西斯的祸患引向苏联。为了挫败这个­阴­谋，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消息对于正在组织反对法西斯斗争的欧洲各国共产党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难以置信。而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却于九月一日向记者发表讲话，指出：

“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联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意义。”（《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这个谈话在《共产国际》杂志发表后，引起震动。欧洲共产党人如梦方醒，由衷敬佩毛泽东的真知灼见。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斯库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得这样透彻。”

苏联当时之所以不与口口声声反法西斯的英法等国签约，却与法西斯德国签约，对此毛泽东后来曾有专门的论述：

“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一面怕法西斯国家侵害他们的利益，一面更怕革命势力的发展，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们拒绝了苏联参加在内的真正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与真正反侵略的战争……英法苏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已经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而英法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的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他们却不保证苏联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英法提议的这样一种丝毫不适合于革命目的，而仅仅适合于反革命目的的条约，苏联当然不愿意订，而苏联愿意订立的，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而真正有益于制止侵略者的发展，真正有意于世界和平事业的条约，英法却死也不愿意订。这就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根本原由。在这个时间中，德国放弃了反苏立场，他愿意实际上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于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延缓了德国向苏联的军事进攻，使苏联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重要条件——时间。而英法等国则因此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闪击英法附属国波兰；九月十九日，德国潜艇击沉英国航空母舰“勇士号”；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国被德军占领；一九四一年三月，隆美尔挥师向英法殖民地北非挺进……这一切同样也极大地消弱了德国法西斯的力量。从而，为苏联日后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至于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德军得以长驱直入，苏军仓惶溃退，主要是由于斯大林过于相信一纸“条约”，而放松了对德国法西斯的警惕所致。这并不能否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策略上的正确­性­。（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我党地下工作者从香港截获情报——德国将于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中共中央迅速电告斯大林。遗憾的是苏方未予重视，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苏联军官照常放假，星期六晚上就全部离开了战斗岗位。而德军正是按情报中的时间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后来，苏方以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来一封感谢电。）

[范例二]坚持山地游击战

蒋介石命令“八路”独当一面，妄图借日军屠刀置我于死地；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我党抗战主张，这便有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即：一一五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政训处主任；一二○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副主任；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政训处副主任。

为抵御外侮，抗击日寇，八路军将士同仇敌忾，奉命奔赴前线。但是，如何使用八路军这支纪律严明、富有牺牲­精­神、能征惯战可是兵力有限、装备十分低劣的人民军队，使其在军事行动上切实起到战略支援作用，毛泽东和蒋介石根本无法达到共识。

蒋介石在红军改编后企图施以借刀杀人毒计，消灭共产党军队，达到他十年“围剿”未达之目的。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为此，毛泽东统筹全局、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原则。为了使八路军各级指挥员统一认识，理解其意义并在军事行动上切实执行，毛泽东运筹帷幄、殚思极虑、奋笔疾书，仅九月份一个月内就发出重要指示十数次。以下引录《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一文，是他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发给彭德怀的电报——

“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之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引者注）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王震率一个团暂时到五台山也是可以的，但请注意到适当时机仍以转赴晋西北为宜。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统请斟酌处理。”

正由于毛泽东的及时指示，使其谋略思想深入军心，才使得八路军在抗战初期未陷被动，未遇灭顶之灾，反而出奇制胜，站稳脚跟。为持久抗战直至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面对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倘若当年毛泽东没有及时坚持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对当时弥漫全军的打大运动战的思潮稍加鼓励甚至只是默许，这不仅对华北局势起不到扭转作用，阻止不了穷凶极恶的日军正面进攻，反而会使我们久经战火锻炼的骨­干­军力在日军­精­锐装备下消耗拼光，徒演悲壮的败局。同时，若不抓住当时日军长驱直入，后方空虚，坚持山地游击战首先建立起山地根据地作为立足点，从而有了山地和平原的广大根据地的存在，就不可能在后来连续粉碎敌人的“扫荡”和“清剿”，对付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以及打退蒋介石的三次###Ｇao潮，就是兵员的补充也是无从谈起的。（配图：我八路军敌后斗争照片）

也许有人会问：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是否有点杞人忧天呢？下面事例很说明问题。当时八路军一二九师奉命准备东渡黄河，沿同浦线北上抗日。一天，师部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乔茂才，过去在川军中曾与刘伯承有过交往，时任国民党高级参议。他名义上是来拜望“旧僚”，实际上是奉国民党驻西安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之命，带来了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命令，令一二九师按蒋所示，经陇海路转平汉线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的战斗。

显然，蒋介石绕过八路军总部，直接给一二九师下达作战命令，居心叵测，十分险恶。当时，毛泽东对八路军的战略部署是：

“（一）我二方面军（即一二○师——引者注）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即一二九师——引者注）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1937-9-17）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部署可使八路军东渡黄河后，即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易守可攻，还能相互联系和支援的抗日根据地；而如果按蒋介石命令，一二九师的行动部署就会打乱我军整个战略部署，扯断八路军三大主力的联系，使一二九师孤军陷入正面阵地防御战中，难免玉碎。

智勇双全的刘伯承岂是“小孩子”？他看穿了蒋介石企图借日军来拼耗一二九师的­阴­谋，气愤地说：“这是个大­阴­谋，是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老子不上这个当。”

由于八路军各级指挥员遵循了毛泽东山地游击战原则，自九月二十五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胜仗后，捷报频传。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兵败如潮，畏敌如虎的亡国论声嚣尘上的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是以辉煌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成为中国人民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中流砥柱！为此，毛泽东在十月一日的一封电报中不无欣慰地写道：

“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近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平型关战役战果》）

[注释]

一、《兵法圆机》下卷《借》：“不能诛，借敌之刀。”原属于腐朽的封建官僚之间相互利用，尔虞我诈的一种政治权术。意为自己不出面，借助别人去害人。军事上指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利用矛盾，巧借别人的力量去击破对手的策略。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事例如北周将领韦孝宽，经常用金钱、财货收买北齐人暗通消息，所以，对北齐的宫廷政局了如指掌。公元五七○年，韦孝宽为了除掉北齐左臣相斛律光，就利用其内部矛盾，散布谣言：“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意思是说斛律光要当皇帝。后来，齐帝杀了斛律光。韦孝宽借敌之刀杀了对方良臣，为北周灭北齐创造了良机。

三、《损》：即《易经》第四十一卦，讲解“损”和“益”的转化关系。这里指盟友攻击敌人可能要受到损失，但盟友的损失正是自己减少的损失，从而使自己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

第四计 以逸待劳

[原文]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

[译文]造成敌人陷入困境的不利形势，不一定都需用战斗手段来达到，可以根据刚柔相济的原理，实行积极防御，一步一步地消耗、疲惫、懈怠敌人，使敌由强变弱，我就自然会由弱变强，由被动转为主动。

[毛泽东论述]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

[范例]锤炼人民空军

一九五○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命令：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可是，斯大林临战退缩，谎称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拒绝出动战机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中支援。为此，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仅仅一年以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在记者招待会上惊叹：“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从打着白旗的美军车队驶入我军控制下的开城那天起，双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交锋之激烈不亚于战场。美国人自恃经济技术、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企图通过施加压力，逼迫中朝方面就范。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停战谈判刚刚开始，美方就蓄意制造事端，寻机施加压力。当时，谈判伊始，美方代表就要求记者出席。我方代表经请示，认为双方远未取得协议，不应让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举行签字的那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可是为了这一很小的枝节问题，美方代表竟在七月十三日拂袖而去。

事情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深思熟虑，审时度势，亲自以彭德怀和金日成的名义给“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起草复信：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给贵方以方便。”

中朝方面据此于七月十五日答复美方，表示同意双方派新闻记者到谈判会场，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这么一件小事为什么要惊动最高统帅毛泽东呢？而他又为什么如此关注还亲自提笔呢？当时看来的确有些蹊跷。

关于支援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苏两国曾经商定：中国出动陆军，苏联出动空军。可是，中国陆军即要“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了，斯大林突然临阵胆怯，以苏联空军尚未做好战斗准备为由，决定暂不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让中国自己重新考虑出兵问题。苏方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曾让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为此，他令彭德怀暂缓过江。但仅仅数小时后，大智大勇的毛泽东，下定最后出兵朝鲜的决心：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心以陆军独立迎战“联合国军”的陆海空三军。（配图：毛泽东与金日成在一起照片）

毛泽东将此最后的决定电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让他立即转告斯大林。据说，斯大林听后不觉一怔，随后，热泪夺眶而出。

经过战争初期的犹疑后，加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勇猛顽强、旗开得胜，基本稳固战场局面的鼓舞与感召，苏联方面终于同意从一九五一年一月起，以两个空军师（每师战机不足百架）有限地掩护清川江以北的100余公里的交通线。苏联由于担心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一直否认空军在朝鲜上空参战。驻扎在中国东北的苏联空军人员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我方解释说，是志愿军中的俄罗斯族。苏联这种很有限的空中支援，远远不能满足战场的需求。同时，考虑到我国的空中防卫力量不能长期依靠别国，中央军委、毛泽东于一九五○年末作出我空军参战的决策。毛泽东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采取稳妥办法为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美国就是世界上空中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一九五○年美国空军拥有各类作战飞机万架，美国海军拥有各类作战飞机万架。美军在朝鲜战区的作战飞机一直保持在1000架以上，最多时达2400架，美军飞行员至少都有1000个小时的飞行纪录。而新中国人民空军飞行员只由教员带飞50～60小时，即投入战斗。与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进行崭新的殊死搏斗，人民空军自身乃至后方基地都将冒极大的风险。但是，在面对风险的同时，新中国的人民空军又把握了一次难得的机遇——通过驾驭最新式机种同最现代化的敌人交战，无疑可以迅速地在战争中学会空战本领，很快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这也就贯彻了毛泽东所倡导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战略思想。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空军迎来了第一场空战。这天上午美空军F-84飞机20架沿平壤-新义州至宣州上空，轰炸志愿军后方铁路线。我空军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队起飞迎敌。在清川江桥上空1000米接敌，一番苦打猛斗，李汉击落敌机一架。二十九日，进行了第二场空战，仍是李汉率队迎敌，经过激烈的空中角逐，我空军以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自己无一伤亡的战绩凯旋归来。

首战告捷，揭开了人民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序幕；为组织更大规模、更多部队的参战积累了经验，为人民空军掀开了足以使海内外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空战史第一页。

到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把“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从鸭绿江打退到三八线附近，并把战线稳定在这一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美方被迫同中朝方面开始停战谈判。毫无疑问，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打得胆战心惊了，但还没有打趴下；打败了所谓的“联合国军”，但还没有使它惨败。所以，对手还不服气，凭借其空中优势及­精­良装备，还会像疯狗一样猛扑过来嘶咬。对此，统帅毛泽东焉可不虑？二十日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三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请示毛泽东，准备在九月份开始，志愿军空军即以师为单位，轮番进入一线机场参战。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批示：

“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同志：六月二十三日你们给我的报告收到了。同意你们这个计划。望你们按此计划进行切实的准备工作，以便九月实行作战，是为至要。”

毛泽东还当面指示刘亚楼：“空军要抓紧时机参战，以求得战斗锻炼。”并说：“新兵种初次参战不可能等到准备工作完全充分，初次打仗不要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为尽可能给空军多一些准备时间，拖延美军发动新的攻势，毛泽东才亲笔写信答复美方谈判代表的无理要求。这样，谈判方得以继续，美军计划实施的“夏季攻势”因此后拖了整整一个月，等到八月十八日才发动。

另一方面，从这一件小事上容忍美方的无理要求，自己退一小步，也可给敌人以示弱胆虚的假象，从而骄纵敌人，特别是美军骄横狂傲飞扬跋扈的空军，诱其大胆目空一切地向中朝边境冒进，为我空军歼敌创造有利条件。

当时我人民空军装备了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时速1072千米，升限15500米），­性­能很好。但是，由于米格-15战斗机是为国土防空设计的，其活动半径只有300千米左右。战区清川江铁路及周围地区是美机肆虐严重的地方。而从安东浪头机场起飞的人民空军飞机飞抵清川江的距离即近一百余千米。因此，清川江周围是人民空军最佳作战区域，若再向南进至三八线，我军战机将接近或超出作战半径就会“疲劳”。（配图：志愿军空军战机照片）

而当时美军飞机主战机型，如F-84、F-86，都是为远程攻击设计的，航程较远。但它们从日本或南朝鲜起飞，飞抵清川江上空也将“气喘吁吁”出现“疲劳”。

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其空军执行“空中封锁铁路线计划”。这时，美在朝鲜的作战飞机已经增至1400架。空中力量明显增强，空中活动甚是嚣张。

九月，人民空军正式参战。四日，空四师和友军一起进行了双方有200多架飞机参加的激烈空战，战斗中飞行员刘涌新击落美军最新式的F-86战斗机一架，首开击落F-86战斗机（时速1100千米，升限15100米）的记录。二十五日，空四师出动飞机32架，配合友军与企图袭击清川江桥的100余架美军混合机群在长空进行了殊死搏击。一大队长李永泰遭美F-86战斗机的围攻，在飞机中弹30余发，受伤56处的情况下，仍沉着应战，并驾机安全返回基地。刘涌新为掩护长机，单机与6架美机激战，击落其中一架，终因寡不敌众被击落，壮烈牺牲。人民空军的指战员这种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受到刘亚楼等空军领导的嘉奖。在此后五天的空战中，我空军又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使美空军不得不承认志愿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空中封锁铁路线的活动”。

十月二日，毛泽东审阅了刘亚楼上送的关于空四师作战情况的战报，批示道：

“刘亚楼同志，此件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十一月间，空三师和空二、空十四师也转入第一线作战。空三师在八十六天的空战中共击落击伤美机64架。毛泽东看到战报后批示：“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人民空军不畏强敌，英勇果敢，战绩辉煌，令毛泽东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锻炼出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这一批飞行员不愧是一批有着史诗般经历的英雄飞行员，他们不仅经受过地面作战的考验，还有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学习飞行的动人经历。在战争中，人民空军涌现出王海、刘玉堤、孙玉禄（在作战中牺牲）、赵宝桐、张积慧、鲁珉这六名一级英雄，还有一大批二级英雄和功臣模范。空三师的大队长王海（后来曾任空军司令员，上将）带领全大队团结战斗，共击落击伤敌机29架，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王海本人击落敌机4架，击伤敌机5架；空四师中队长张积慧击落敌F-86战斗机4架，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空中英雄”，有着击落21架敌机记录的乔治·阿·戴维斯少校和他的僚机。这些空中英雄们，把勇敢和智慧、技术和战术灵活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空中战斗中赢得了辉煌的战绩。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的人民空军先后有10个驱逐师和2个轰炸机师的部队，共672名飞行员和万名地勤人员参加了实战的锻炼。毛泽东直接参与了指挥，他与刘亚楼等共同探讨、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保证了空军战斗的胜利。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共击落侵朝美军空军、海军及其它国家空军的飞机330架，击伤95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231架，被击伤151架，共有116名飞行员阵亡（由于空战中有机携照相机拍照，所以战果统计数字比较准确）。

从以上战果说明：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被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彻底打破了！

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人民空军几乎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九五○年秋天到一九五三年秋天，仅三年时间，中国人民空军由只有一个航空兵师，几十架作战飞机，发展到拥有23个航空兵师，近3000架飞机，从空战实力看仅次于美苏，跃居世界空军力量的第三位。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孙子·军争篇》：“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意为让自己的部队从容休整，养­精­蓄锐，去对付疲劳之敌，以便取得战斗的胜利。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乌陵之战：公元前三四三年，魏国庞涓带兵进攻韩国，韩国求救于齐，齐国仍派出田忌、孙膑，战术仍袭“围魏救赵”。庞涓回兵救驾。此时，孙膑对田忌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势而利导之。”他抓住庞涓骄兵轻敌，又迷信兵法中关于带兵走百里去争利，先头部队会受挫；走五十里去争利，士卒也有可能逃亡一半的传统观点，强而示之弱，故意退避，装做返回齐国的样子。在行军途中，第一天齐军做饭造十万锅灶，第二天减少为五万锅灶，第三天减少为三万锅灶，急于寻找齐军决战的庞涓见此大喜，误以为齐军逃亡严重，军心不振，便丢下步兵，只带一支轻骑兵，兼程追击。孙膑根据魏军的行动计算，判断庞涓统兵将在日落时分进抵乌陵，于是令齐军在乌陵道设伏待敌，大败魏军，庞涓亦饮箭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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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巧施智破三十六计(2)

三、损刚益柔：《易经·损》阐明的辩证思想，意思是损、益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道理。这里指，进攻者锐气方刚，处于优势主动地位，但易疲惫，难持久，优势主动中隐伏着劣势被动的因素；防守者准备强敌来攻，处于劣势被动的地位，但只要能不断地消耗疲惫敌人，减杀其锐气，就能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这就像一天二十四小时，白天长了，夜晚就自然短；夜晚长了，白天自然就短。在敌我总的力量不变时，敌人由优变劣，由主动变被动，我自然也就由劣变优，由被动变主动了。

第五计 趁火打劫

[原文]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译文]敌方出现极大的动荡、危机，就乘势向其发动攻击，取得胜利。这就是强者趁机获得利益，一举击败处于困境之敌的策略。

[毛泽东论述]

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的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

——《与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的谈话》1941-11-6

[范例]开辟中央根据地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得到，当年毛泽东是在昔日的部下李立三劈头盖脸的斥责声中，吹响了开辟中国最大的也是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进军号角，由此奠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扩大了红军，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信里即已预言：“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Ｇao潮开始复兴的时候。”不出所料，这年五月，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在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以蒋介石为一方，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军阀为一方，展开了百万大军的厮杀。双方死伤近30万人。这场战争是国民党统治期间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战事初起，蒋军屡遭重创，连连告急，幸有黄埔官兵效命加之英美的财力支撑，战至九月，蒋军渐有扭转战局之势，在此关键时刻，拥兵关外的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派兵入关，占领平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终­操­胜券（西安事变后，蒋杀杨虎城，而不杀张学良，概因念其此次殊功）。

曾经吟唱“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畅怀名句的毛泽东，此时遥望中原烽火，岂能放弃又一次推动革命力量大发展的天赐良机？按照他主持的三月楼梯岭会议的决议计划，毛泽东果断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闽西。临行前，作为当时红军大本营的赣西南地方特委向各级党组织印发了正确阐明红军行动意图的《通告》，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