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阎大战的爆发客观的环境有利于我们南方五省政府的前途。我们为南方五省政府前途计，首先就要把东江闽西赣西南三块赤区联系起来，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同时闽省的小军阀张贞、卢新邦、刘和鼎等正在自相火并，我们应乘机去消灭一些敌人，扩大工农武装，四军要担任这种时局伟大的任务，开赴闽赣边打通闽赣的联系，解决经济问题。”

六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从寻乌出发沿武夷山南端第三次进入闽西，经武平到上杭，在官庄击溃赣敌金汉鼎部一个旅，先后进占武平、汀州。由于上次红四军在闽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此时已开花结果，诞生了红军第十二军和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权，革命形势正蓬蓬勃勃地发展。毛泽东一到闽西极为关心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十一日，在长汀的南阳龙田书院，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提出了根据地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然而，身在大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从未闻过战场上的硝烟，却在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Ｇao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命令红军“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描绘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天真烂漫阿Q式的畅想。

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四军前委信》，以劈头盖脸的愚枉之词把红四军和毛泽东批了个一无是处。信中言辞之激烈，在中央致下级信中实属少见。信中说：

“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转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的过去的路线。”“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怕帝国主义……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手里拿着这封泰山压顶、硬梆梆的中央来信，毛泽东权衡再三，为不致红军分裂，以及遵守组织原则——他李立三毕竟不是安源大罢工时的部下了，他已架空了那位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仅仗着工人身份被斯大林钦定为中共中央第三任总书记的向忠发，张口闭口“中央中央”了。于是毛泽东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较可行的办法是，在执行中采取谨慎步骤，见机行事，尽力避免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处于中央压力和与敌人生死战斗的两方面夹击之中，其斗争艺术更加显示出酣畅淋漓、炉火纯青的出神入画之境，犹如嶙峋高耸的三峡风光绚丽多姿。

六月十九日，在长汀南寨坝广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宣告成立，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以毛泽东、朱德等组成军团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并成立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红一军团辖三个军：第四军，军长林彪；第六军，军长黄公略；第十二军，军长伍中豪。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按照中央指示发出想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称：“（一）蒋桂战争极烈，双方死伤各达十万，蒋逆亦负伤。张桂军到长沙。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二）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命令还具体规定了各军行动任务。

这个命令并不符合毛泽东原来的战略思路。然而，既然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就应该努力从积极方面进行宣传。六月二十五日，为宣传动员群众，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十七人发表《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通电》是完全按照中央的意图的，而红军的双腿却是跟着毛泽东走的。当毛泽东获悉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急调参加军阀混战的部队回防消息后，断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到兴国地区集中，一面巩固和扩大赣南苏区，一面静观敌人动向，再作打算。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乘敌兵力薄弱之机，发出攻取樟树的命令，二十四日，红军占领樟树。

与此同时，奉命成立的以彭德怀为军团长的红军第三军团，由于没有从军事战略上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完全执行了中央指示，七月二十七日，仓促攻入空城长沙。但不过一星期，红三军团便在何键部的反攻下被迫撤出长沙，而且陷入被敌军的追剿被动挨打的险境。

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何键部向红三军团反扑的消息，立即决定率红一军团由江西进击湖南，支援红三军团。八月三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先取浏阳进略长沙的命令》。命令说：

“本军团以绝对急进攻击敌人之­精­神，决先取浏阳，进略长沙。以威胁武汉，拟于本月五日由此地（奉安、新义）出动，沿途工作，向浏阳前进。于本月九日以前到达上高城、宜丰城、会市之线（在此期中各部得以一天或两天时间休息），限于本月之十六号以前到达万载县城西北之大桥圩（赤­色­区域）集中。”

毛泽东发布的上述命令颇有耐人寻味之处。虽然在行动上对攻打大城市采取的是十分谨慎的做法，但在命令中，又始终没有放弃进攻长沙、武汉的目标。这是毛泽东在“左倾’错误统治下为避免损失争取胜利而采取的灵活策略。

十八日，红一军团到达万载黄茅，探得追击我红三军团之敌分布态势。毛泽东决定抓住战机，集中兵力，采取奔袭战术，歼敌于立足未稳之际，解三军团之围。同日，毛泽东、朱德发布《进攻文家市的命令》。二十日拂晓，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红一军团按计划向文家市之敌发起猛攻。经三个多小时激战，歼敌三个团又一个营，敌第三纵队司令戴斗恒、团长田应棠被击毙，俘敌3900多名（包括旅长一名、团长两名）及大批枪支弹药，敌第三纵队几乎全军覆没。这一仗，是红一军团成立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对于打破敌人对红三军团的追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奉“左倾”冒险主义之命的艰难征途中，就是依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进军方向，实际上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既避免了红一军团的损失，又在红三军团危难之刻主动支援，旗开得胜（何键由此恼羞成怒，逮捕杀害了杨开慧）。

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县东北的永和市胜利会师，第二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辖第一、第三军团。同时，成立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和统一指挥红军及地方工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分别为书记和主席。红一方面军的成立，使活动于赣南、闽西和湘鄂赣根据地的两支主力红军汇合到一起。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重大转折；它对土地革命战争的广泛开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欢庆的鞭炮声还在耳边萦绕，李立三在上海的霓虹灯下草拟的一方面军“再占长沙”的命令訇然而至。然而，此时的长沙城已不是一月以前的空城了，敌人兵力已猛增到30多个团，并且，挖壕筑垒，设置电网，布下了三道防线。可是，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领导­干­部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仍然沉浸在红三军团曾经攻入长沙的飘飘然之中。当时在总前委会上，红三军团的一员将领竟然目空一切地说：“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决了，为了团结三军团，也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毛泽东不得不忍耐，等待时机。（配图：彭德怀与其他红军将领照片）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二十八日，发布攻击长沙的命令。但是，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根本无法进行阵地攻坚战，广大红军指战员尽管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然而，一排排红军战士在敌人的枪炮中倒下，敌人的防线始终难以突破。

毛泽东此时心急如焚，如何才能尽快结束这无谓的牺牲？机会终于来了——中共长江局转来张发奎的桂军已进到湘潭的消息。于是，毛泽东当即提出先消灭这股桂军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这样，就可以把红一方面军调到机动位置，因为没有放弃打长沙和武汉，也得到了坚持打长沙的­干­部的赞同。九月十二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红军这只猛虎终于从平川窘境摆脱出来。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关于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的训令。在训令中，毛泽东把撤离长沙待机萍、醴、攸作为“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郑重其事地提出来，不过有弦外之音：大城市是要打的，但是目前行动仍然是立足于小城市和根据地。毛泽东高深莫测的领导艺术使得上海的中央大员也颇感有弹冠相庆的味道，自然也不好阻止了。

九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开始向三县进发，并在三县筹款，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元气大增。

关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轨迹，曾被毛泽东尊称为自己的军事教育顾问、当时任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军事理论家郭化若中将有过一段评述：

“这样，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又一次的争论，终于把整个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带回了江西。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在打文家市前夕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是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诱导三军团，沿株萍路会师攻吉，准备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萍乡红一军团总部发布了《进军吉安的命令》，仍然把夺取九江、南昌、长沙、武汉作为大目标，只是要“先攻下吉安城，使赣西南工农群众势力向下游发展与我们配合并补充大量新兵，扩大红军队伍。”

在向吉安进军途中，毛泽东先说服了曾是李立三冒险主义坚决拥护者，此时身携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九日要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密令，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军事部负责人的周以粟，与他彻夜长谈后，周以粟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帮助说服三军团的一些领导­干­部，后来他十分感慨地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之后，毛泽东又在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岔路口上与几个月前赴上海参加了李立三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来完成传达使命的赣西南地方党负责人李文林邂逅。李文林告诉毛泽东，中央还是要他们去打南昌，毛泽东听了，平静地用手指着正在行进的队伍，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出发了。

十月二日，毛泽东、朱德下达“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四日，红军胜利攻占吉安，俘敌2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随后，红军连续解放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平、清江等地，使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当时毛泽东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是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力量最强大的。中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设在赣南根据地。此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被通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毛泽东此次趁军阀混战领兵出击开辟了大块根据地，虽然，由于当时中央的瞎指挥而未能实现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的目的，但一年后，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终于实现了这一目的。中央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由于毛泽东卓越超凡的领导，当蒋介石十月份从军阀混战中腾出手来，陆续调集10万余人的兵力，任命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对中央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第一次”围剿“的时候，红四军已由出兵前的8000余人发展到4万，加上红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兵力已近5万。这对于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准备了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毛泽东从此以其一系列的正确主张和天才般的指挥艺术，不但使红一军团而且也使红三军团的广大指挥员指战员所折服。由此而来，毛泽东在红军中逐渐建立的至高无尚的权威，使得他在指挥反第一、第二、第三次大“围剿”时，其战略部署、战争决策能够比较顺利地执行，因此一仗一仗打得得心应手、潇洒自如、出神入化。也因此有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不过，那些在大上海住洋楼、嚼面包、用尺子量地图的，被王明“左倾”思想路线支配着大脑的中央首长们，并没有因此重新认识毛泽东。一九三三年一月，当他们在上海实在没办法保住脑袋的情况下被迫来到这片毛泽东艰辛开拓曾被他们不屑一顾的中央根据地时，给予毛泽东的不是金灿灿的勋章，而是残酷无情的“批判”、“打击”、“撤职”。于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便有了反第五次大“围剿”的惨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便有了被迫举国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便有了全国90%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几乎100%的白区革命力量的损失！

[注释]

一、《西游记》第十六回：“正是财动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拿着那袈裟，趁哄打劫，拽回步云，径转山洞而去。”此计原意为趁人家发生火灾，处于一片混乱，自顾不遐的机会去抢东西。比喻趁别人危急或困难之际捞一把的不道德行为。战场上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绝无宋襄公蠢猪似的仁义道德可言。所以，趁火打劫就成了军事家选择战机所惯用的谋略。《孙子·计篇》中讲：“乱而取之。”在《十一家注孙子》中，杜牧进一步解释说：“敌有昏乱，可以乘而取之。”都是讲的乘敌之危，就势取胜的意思。

二、历史上运用次计的典型战例是勾践灭吴。春秋时期，吴越相争，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经过几年卧薪尝胆，暗中备战，后来乘吴国名将伍子胥被害，国内遭受严重旱灾的时候，策划反击吴国，而且把发兵时机选在吴王夫差北上和中原个国诸侯在黄池盟会，国内空虚的时候，一举得手，迅速灭亡了吴国。

三、刚决柔也：《易经·夬》卦：“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这里指强大者乘势出兵征服弱小者。

第六计 声东击西

[原文]敌志乱萃，不虞，坤下兑上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译文]敌方指挥机关混乱如麻，军如无头之蝇，乱撞乱碰，就不能判明和应付突发事件，这是指挥员失去对战场情况分析判断能力的一种象征。要利用对手的这种失去控制力，缺乏正确主见的时机将其消灭。

[毛泽东论述]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

——《论持久战》1938-5

[范例一]奇兵唯有昆仑出

试问：古今中外有哪一位统帅，在数万敌兵穷追不舍的危急关头，还敢从自己几百人的警卫部队抽调人马主动出击与敌短兵相接？有！当然，这样的统帅只有一位，他，就是毛泽东

主动撤离延安的决策是毛泽东作出的，而且，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在没有打败胡宗南之前绝不过黄河的决定也是毛泽东作出的。对此，陈毅元帅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毛主席和蒋介石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无悔”。在当前这盘棋上，毛泽东认准不过黄河。他说：“我们不能去那条路，我们要在这里和敌人周旋，牵敌人，磨敌人，来回和敌人兜圈子，直到消灭它！”战局的发展证明，他果真是一语定乾坤。周恩来当时即评价说，在蒋介石掀起一股###反人民恶浪的严重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革命气魄啊！

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彭德怀的卓越指挥下，在我党中央撤离延安仅四十余天的时间里，就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取得三战三捷的战绩，共歼敌14000余人，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集团，基本稳定了西北战局。为最后粉碎敌军的进攻奠定了基础。此时，毛泽东命令彭德怀在安塞休整部队，召开祝捷大会，并派出周恩来前往慰问。按照毛泽东的嘱托，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召开的军民祝捷大会上正式宣布：“乡亲们，同志们，自从放弃延安后，我们中共中央、我们的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战斗！”这席话，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近乎狂热的欢呼。毛主席还在陕北！这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陕甘宁边区。与共产党生死与共的老百姓顿感有了主心骨，艰难转战的全体指战员更增添了胜利的信心和无穷的力量。

蒋介石获悉中共首脑机关及毛泽东本人还在陕北的消息，好像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气得脸­色­煞白，恨得咬牙切齿，他过去信誓旦旦地向公众宣布说毛泽东已经逃到了佳木斯，已经逃到了苏联等等谎言，被撕得粉碎。蒋介石立即向胡宗南发出命令：即使牺牲三个师，也要抓住毛泽东。

胡宗南拿着这封电报，顿感有千钧之重；嘴里不禁又吟起毛泽东在窑洞留赠给他的两句话：势成骑虎，进退两难。气急败坏的他严令亲信­干­将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亲率四个半旅并携带有美国最先进电台测向仪，气势汹汹向毛泽东逗留的王家湾扑过来。（配图：毛泽东转战陕北照片）

王家湾，陕西靖边县的一个小村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的那两间半窑洞前，用树枝搭着凉棚，下面放着几条板凳，这就是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司令部的议事处和会议室。许多重大事件和有关人民解放战争进程的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作出的。

这一天，像往常那样，在窑洞前的凉棚下，毛泽东等又坐在那几条板凳上议事。手枪连连长高富有一进院子便被任弼时叫住，问：

“高富有，你们警卫团还有多少人？”

“还是那四个连，300多人。”高富有答。

“你们连多少？”

“一百一”

“骑兵连多少人？”

“七八十人。每个连都不超过120人，作战人员也就是那300多人。”

这时，毛泽东站起来，挥一下手臂，说：“300人，拉出去即使打掉一半，留下150，战斗力比现在还强。”

任弼时一听急了，忙说：“拉出去300，打掉150？那连哨也没人放了，那还行？”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在延安，部队过了十年和平生活，能不能打仗？还得靠实际锻炼。”

“少去一点，可以锻炼锻炼嘛。”任弼时仍放不下心里的担忧。

毛泽东会心地笑了笑，说：“那好吧。”

就在这里，第二天，昆仑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召集警卫团连以上­干­部开会，研究派部队出去打仗的问题。任弼时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地告诉大家，中央决定组织部队出去，进行战斗侦察，跟踪追击敌人。并说：“把南边刘戡这一股，再往南赶一赶。”同时也看一看延安的情况。“我们撤出延安已两个多月了，那里如今怎么样了，大家都很挂心。”亦可看准机会，袭扰敌人后方机关，使敌人畏首畏尾，以­干­扰敌人的部署，牵制敌人的行动。任弼时宣布这支部队为连的规模，由副参谋长汪东兴和警卫团政委张挺桢带领，番号6支队。

七月十七日，当6支队凯旋时，已是中央举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小河会议的前夕（在该会议上，毛泽东作出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进攻的决策）。他们远离党中央独立活动长达一个多月。据《汪东兴日记》记载：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汪东兴的汇报，高兴地说：

“你这次带小部队深入敌后，Сhā到延安附近的枣园地区，该打的仗打了，不该打的就坚决不能打。不要以为仗打得不多，任务就完成得不好。你们帮助和保护群众收获了八百多担麦子，这同消灭八百个敌人一样重要。你们这次深入敌后开展的活动，一方面了解了敌情，另一方面也更深入地了解了敌后的民情，任务完成得很好。”

毛泽东以其雄视百代的气魄胆识，出神入化、挥洒自如的指挥艺术，在仅有300多战斗人员跟随他转战陕北负责警卫的昆仑纵队中抽调一个连的兵力，主动出击，牵制、­骚­扰、迷惑敌人，不仅更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而且为彭德怀在西北战场寻求战机隐蔽意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态势。

[范例二]苏加诺讥讽联合国演滑稽戏

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打德·苏加诺访问美国时，直言不讳地表明：如果联合国没有代表六亿中国人民的中国参加，那么，联合国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之后，他又来到中国，极力劝说中国尽快进入联合国。毛泽东却和他谈起京剧《雁荡山》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致联合国电》，电文中说：

“一九五○年一月八日我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抗议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

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坚决反对驱逐国民党残余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愿望未能实现。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和国力的日益强盛，国际上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政府对此心存恐惧，极力阻挠，而后又“急中生智”，以其制造“###”的图谋出发，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而由国民党残余集团占据安理会席位的妥协而“明智”的方案。毛泽东目光如炬，明察秋毫，断然拒绝这个严重威胁中国主权的“###”的荒谬滥调。自始至终不为各方面的诱惑所动，终未给美国分裂分子和一小撮“###”分子假以一丝一毫的口实，进而将祖国统一的主动权紧紧攥在我们手中。

《毛泽东外交文选》缉录了一篇毛泽东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谈话，颇耐人寻味，兹节录如下：

“毛泽东：好的，作为斗争，这是应该做的。但是，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而那个中国是我们。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要准备两条，我们就要准备进去，同你们在一起，多一票。

苏加诺：由一个中国代表整个中国，另外由台湾集团代表台湾，作为过渡的办法，主席认为这样一个策略如何？

毛：这个办法不妥。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只要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

苏：但是，这只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正像西伊里安和印尼的关系一样。

毛：西伊里安不代表印尼。相反地，在联合国里，印尼有代表，西伊里安没有。

苏：中国和台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弄成像印尼和西伊里安的问题一样，那就是说，把台湾作为中国将要收复的领土？

毛：在联合国里有没有西伊里安的代表？

苏：我建议的只是过渡的办法呀！

毛：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苏：那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介石就要退出，没有台湾代表的地位。

毛：对。（面向黄镇大使）中国京剧团到印尼去表演过没有？演出过《雁荡山》没有？

黄镇：演出过。

毛：在这个戏里，两派作战。保守派守城，革命派把城围住，后来飞进城去。英国报纸画了一幅漫画，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就像《雁荡山》一样，要飞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进去。

苏：已经参加联合国的会员国可以联合起来，要求把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列入议程。

……

毛：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度。如果联合国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提案，而我们却不能进入安理会，那我们就有了斗争目标，就还有时间。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六年之后，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最好是等十一年，那时候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因此，何必急呢？……对的。最后，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走路。到那时候，我们就飞进联合国了，戏就唱完了。但是，我们必须准备第二条，那就是，多少年不让我们进去。”（配图：毛泽东与苏加诺会见照片）

苏加诺总统对中国的友好日月可鉴、无可非议。但由于他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而访美期间，他又大张旗鼓地宣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政客岂是等闲之辈？他们无疑会绞尽脑汁使苏加诺的大脑吸附许多改头换面的美国政府“###”的观点和谬论，潜移默化之中，苏加诺会在美国“声东击西”的迷雾里“不识庐山真面目”；即表面支持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在联合国内，而实际上使“###”在国际法上制造既成事实，令你百口莫辩。勿庸讳言，苏加诺虽尊为印度尼西亚国父，但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不但从他后来因一次军事政变就被轻而易举地推翻中得以验证，即使以下一个小事例亦可窥豹一斑。

毛泽东和苏加诺都是极富浪漫气质的领袖人物。毛泽东的浪漫浸润在他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瑰丽诗章之中；而苏加诺的浪漫却弥漫在女人的脂粉香气里。60年代初，苏联由于十分嫉妒苏加诺对中国的亲密，妄图以卑劣手段迫使苏加诺就范。于是，苏联克格勃趁苏加诺访问莫斯科之机，为了讹诈，投其所好，­精­心设计了圈套：他们热情地给苏加诺介绍了几个国­色­天香般的苏联姑娘，让她们在苏加诺的卧室里过夜，由隐蔽在房间里的窃照录像机录下苏加诺和女人们床上活动的全部过程。然后，克格勃首脑邀请苏加诺到其总部观看。令苏联人迷惑不解的是，苏加诺始终笑容满面、饶有兴趣地观看自己与女人厮混的一幕幕场面，最后竟询问陪同的苏联官员，是否可以提供复制录像带，让他带回印尼去公映？他还说：“那时，我的人民将为我而感到骄傲。”苏加诺以其惊人的从容挫败了克格勃的­阴­谋，在当时的国际情报界不胫而走传为奇谈。但也由此暴露出他缺乏政治家的警觉和原则。

对于中国因为“台湾问题”而迟迟不能进入联合国，毛泽东在党内外，特别是对国际友人苦口婆心，不知做了多少解释工作。如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解释说：“关于参加国际组织问题，如奥林匹克委员会、联合国的附属机构等，有些兄弟国家不大了解我们，一片好心，总希望我们参加这些组织——我不知道包括不包括你们在内，认为我们太左。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在他的一次与友人的谈话中披露了他还向赫鲁晓夫做过解释，他说：“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参见第十一计李代桃僵“范例”）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西汉刘安《淮南子·兵略训》：“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故所乡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又见于唐代杜佑《通典·兵典六》：“声言击东，其实击西。”意为表面上声称攻打东边，实际上却攻打西边。军事上是迷惑敌人，出奇制胜的一种谋略。

二、此计是历代军事家熟知，常用之法，所以它就容易被识破。西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叛乱，汉将周亚夫固守城垒，拒不出战。当吴军佯攻城东南角时，周亚夫却下令在西北方向加强防守。不久，吴王果然派出主力攻西北角，结果碰了硬钉子，攻不进去。这是指挥员头脑清醒，不被对方“声东”的假象所迷惑的典型战例。

三、敌志乱萃：敌志，敌人的指挥机构或首脑；乱萃，团团丛生的野草，乱成一团。《易经·萃》卦：“彖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六十四卦经解·萃》：“萃，草貌。物之聚者，莫甚于草，假至也。”

四、不虞：意料不到。《孙子·九地篇》：“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五、坤下兑上：《易经·萃》卦。《六十四卦经解·萃》：“泽水止，故回聚。泽上有地临。聚水者，地也。泽上于地，则聚水者堤防耳。故有溃决之虞。”在八卦推演中，坤象征地，兑象征泽。此话意为：聚在一起的，是一潭高出地面的死水，迟早非溃决不可。暗喻敌人失去了正确指挥，无明确的战斗目标便成了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毛泽东巧施智破三十六计(3)

第二套敌战计

第七计 无中生有

[原文]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

[译文]用假情报欺骗敌人，但是，并不是欺骗到最后，而是要巧妙地由虚到实，由假变真，用各种各样的假象掩盖真相，使敌人深深陷入一片假象之中，我此时大举攻击，敌必措手不及。

[毛泽东论述]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之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12～1960-2

[范例]海南岛战役

叶飞第十兵团兵败金门，震动全军。毛泽东对渡海作战倾注极大心血。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年初，毛泽东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心系国内战事，躬亲谋划解放海南岛战役。当我军先遣队偷渡成功，暴露敌人防御破绽时，林彪仍坚持继续如法炮制；毛泽东果断下令：邓华第十五兵团，万船竞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当毛泽东一路风尘到达莫斯科，未及休息，即收到第四野战军解放全广西的捷报及请示进攻海南岛的电报。电报称：准备以韩先楚的第40军和李作鹏的43军，共10万人的兵力组成渡海兵团，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开赴雷州半岛，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渡海战役。毛泽东对四野攻击海南的战役极为关注。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面积万平方千米。它和广东省雷州半岛隔海相望，其间琼州海峡的最短距离为40千米，部队登陆作战需绕过暗礁和敌人的火力点，这样，最近的距离也要60千米左右。由于海峡过宽，我炮兵部队无法对登陆部队进行火力掩护。而此时的海南岛国民党守军兵力达10万，并配有军舰50艘，飞机30余架。四野将用木帆船面对国民党军的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进行此次规模空前的渡海战役，有无获胜的把握？有无重蹈兵败金门覆辙的可能？毛泽东在思索。

十八日，毛泽东起草了被军史界称之为“人民解放军统帅机关第一次对渡海作战规律的系统总结”的电报并电告林彪。该文指出：

“渡海作战完全与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和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斗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鉴于林彪提出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并要求军委准备飞机配合等不切实际的主张，毛泽东在莫斯科繁忙的国务外交活动中，又先后向林彪发出指示：“动用大量木船，立足现有装备，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毛泽东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一个海上练兵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参战部队就学会了划桨、摇橹、拉帆、掌舵和识别风向、潮汐等本领，掌握了海上作战的多种战术技术，还培养了600多名水手。

为了使攻击海南战役万无一失，旗开得胜，毛泽东身在莫斯科而心系海南前线。一九五○年一月十日，他又一次致电林彪，对解放海南战役进行了更加周密的布置，指示：

“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人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二月上旬，华南分局书记、广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主持召开了海南岛作战的广州会议。渡海兵团、第40军、第43军和琼崖纵队的指挥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而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会后，在叶剑英及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广东全省大量筹集船只。广大渔民踊跃献船，报名参战。连海南岛根据地和游击区党政机关和部队，也在岛上动员了400多名船工，征集了170多条木帆船，分批渡海，送到雷州半岛，支援渡海登陆兵团作战。当时得到情报，盘踞在北部湾涠州岛的国民党军控制着大批船只，韩先楚即派一个团的兵力突袭，夺取了既大又好的300多只帆船。这样，我渡海作战部队先后征集了4000名船工和2100多艘船只，保证有能力一次运载10万人以上的部队登陆还绰绰有余。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准先以小部队偷渡的方针，指出：“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偷渡，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结束访问苏联那天，在登上专列前再次电示四野渡海兵团，叮嘱：“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三月四日晚，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刚刚安全回到北京，他就马上和林彪接通了长途电话，授以机宜。

三月五日19时，雷州半岛西南端的楼角海滩上，早春的寒风从海峡吹来，海浪拍打着待发的13艘木帆船的船舷。韩先楚缓缓地走到荷枪实弹的队伍前面。他们是40军118师353团­精­心挑选的800个壮士，是实施进攻海南岛偷渡计划的第一个渡海先遣营，他们配备了电台与两门迫击炮。在暮­色­中，他仍看得清这一张张年轻饱满而神情严肃的脸。他作为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亲自来到起渡场为第一个渡海的先遣营送行，把一面绣有“渡海先遣营”五个大字的红旗，授给率领该营的师参谋长苟在松。战船扬帆，顺风顺流，向预定登陆地海南西北白马井地破浪前进。

韩先楚站在岸边，望着船队渐渐消失在琼州海峡的夜幕里。赶回指挥部，便一直守在电台旁，这一夜，他没有合眼。

天快亮了。按原定计划先遣营应于拂晓前在琼西白马井地区的登陆点上岸。但是现在还没有消息——先遣营在穿越海峡时，遇到了意外。

当船队驶到离海南岛约30海里时，风突然停了，木船只能靠划桨、摇橹航行，行速很慢，不可能按原定计划天亮前在白马井预定登陆了。苟在松参谋长遇变不惊，当即命令各船准备战斗，充分做好对付国民党海、空军袭击的准备。天亮了，苟在松发现在同方向行驶的几十艘国民党军帆船，立即下令各船伪装成民船，尾随其后。当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飞机盘旋时，就模仿前面船队的做法，敌飞行员无法分辩。至中午一时许，先遣营船队驶近白马井地区预定登陆点，被国民党军察觉。先遣营的船队即刻遭到国民党军两艘军舰、四架飞机的火力拦截和岸上国民党部队的猛烈­射­击。在敌人立体攻击下，先遣营的勇士们一面奋力划船登岸，一面在船上组织火力还击。这时候，预先秘密埋伏在白马井地区的琼崖纵队第一总队八、九团听到海岸的枪炮声，立即向海岸国民党守军发动攻击。战至下午二时许，先遣营在琼崖纵队的接应掩护下，抢滩登陆成功，顺利进入琼崖纵队根据地休整。

电台终于收获先遣营成功登陆，进入根据地的报告，韩先楚长吁口气，脸上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三月十日下午一时，第43军的一个加强营从湛江市郊的硇洲岛起渡，战胜了途中的暴风雨，亦顺利在琼东北的赤水港一带登陆。

两个先遣营偷渡成功，渡海作战兵团决定，第40军及43军在各派一个加强团，向琼北正面偷渡登陆。三月二十六日，三月三十一日，两个加强团偷渡均告成功。

一个月内，四支先遣偷渡部队相继登陆成功，证明了国民党守将薛岳­精­心设计的以他的名号“伯陵”命名的海南岛立体防御体系并不是如其吹嘘的那样坚不可摧。渡海兵团指挥部受到鼓舞，决定即遵照毛泽东指示以兵团主力实施大规模的强渡海峡登陆。然而，此时的前线主帅林彪却谨慎有余，电令渡海兵团继续组织小规模偷渡。之后，渡海兵团几次要求抓住战机实施渡海作战计划，早日解放海南，林彪都置之不理。

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批准了渡海作战计划，趁敌人轻慢麻痹之机大举渡海登陆。四月十六日下午，东方拂面，平潮伏流，是南渡琼州海峡理想时机。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5万余人，隐蔽开进到各个渡场。19时30分，第一梯队350只木帆船，分为东路、西路编队，从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同时起锚，浩浩荡荡向海南岛进发。（配图：我军渡海照片）

这天，薛岳别具雅兴，游览了海南名胜五公祠，吟咏回味了唐代名将李德裕写于崖州的那首蓄意深远的诗句：“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用半年程。江山只恐人归去，百匝千回绕郡城。”这时，部下来报：近两日琼州海峡潮平流缓，海面吹东北风，是###帆船队的最佳进击时机。他只是应了声“知道了”，心里并不以为然。当晚，在他海口市内的司令部，空军和海军部门又来报告：发现###帆船队，已对其进行飞机扫­射­和军舰轰击。最近以来已发生过好几次###小部队偷渡，国军围剿冯白驹连连告捷，这些小股###不过是杯水车薪，岂奈我何。他已习以为常，以为又是“###小部队接应岛上的游击队”。他只是下令海岸个部队加强警戒。等到了下半夜，天快亮，他被从睡梦中叫醒，得到报告称在琼北海岸发现多处###登陆，甚至海口市西面的澄迈湾亦有###登陆。他还以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用木帆船能运来多少兵？于是，他仅调动兵力，首先消灭在澄迈登陆威胁海口的###。

薛岳哪里能想象，我军渡海兵团在海上与国民党军飞机、军舰经过激战，第40军用木帆船改装的“土炮艇”还创造了木船击沉敌军旗舰“太康”号的奇迹。之后，其东西编队已在琼北各登陆场抢滩登陆成功，并直扑国民党守军沿岸据点。40军登陆部队连续攻克九个地堡群，抢占了临高山，包围了临高县城，全力向纵深推进。40军118师歼灭了美台地区的守军。40军119师奔袭加来国民党军64军军部，占领了加来。43军128师主力登陆后，抢占了才芳岭、桥头等防守据点，包围了花场港。我军登陆部队如摧枯拉朽势不可挡。

薛岳输了。他被毛泽东的无中生有之计打了个措手不及。尽管他还想作困兽犹斗，企图在二十一日的决战中挽回败局，但是，当他终于搞清楚是林彪麾下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大部队压上来时，方知大势已去。但薛岳毕竟是一员在抗日战争长沙保卫战中重创日军的一代名将，为避免全军覆没，他急电台湾火速派船疾驶榆林港和八所港，接运败兵撤往台湾，于二十二日下午下令全线撤退。布置完毕，他再也无法像当时部署“伯陵”防线时高昂起头来，狼狈地登上飞机向台湾落荒而逃。

二十三日早晨，人民解放军占领海口市。解放海南岛，我军以伤亡、失踪4500余人代价，取得击毙国民党军6000余人，俘虏26000多人的重大胜利。

[注释]

一、《水浒》第三十四回：“实被刘高这厮，无中生有，官报私仇，逼迫得花荣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此计本意指凭空捏造，栽赃陷害。在军事上运用此计，就是采取虚虚实实的办法，陷敌于判断失误和行动失措的苦境。一般说来，“无”即指迷惑敌人的假象，“有”就是在假象掩盖下的真实行动企图。要正确地使用此计，应注意两种情况：1、要研究敌指挥官在分析判断情况时的­性­情弱点。《六韬·龙韬·论将》中说：“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惑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头脑简单，容易轻信或过于谨小慎微，用兵优柔寡断的敌指挥官，就可以用欺骗的办法迷惑他。2、抓住敌人迷惑不解之际，巧妙适时地变虚为实，变无为有，变假为真，方能给敌人以不意的攻击。

二、诳：欺诈、诳骗，各种欺敌活动。

三、少­阴­、太­阴­，太阳：即“­阴­变阳来”“­阴­极阳生”的辩证关系。这里指欺敌活动的发展过程，即由虚假逐渐转化为真实，造成敌人再次上当受骗，达到出其不意。

第八计 暗渡陈仓

[原文]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

[译文]故意暴露自己的行动，利用敌方针对我们行动进行的部署防守，而秘密将部队迂回转移阵地，对敌发动偷袭。便能乘虚而入，出奇制胜。

[毛泽东论述]

麻痹与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使敌捉摸不定，因而袭击其一点。又如派遣游击小队或小组用大游击队署名的标语或布告活动于甲地，而大游击队则实行袭击乙地或丙地。

——《游击战争》1934-10

[范例一]抗美援朝初战大捷

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节日焰火尚未熄灭，金日成发来求援急电。毛泽东数日难眠——美军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才36门……经济实力更似叫化子和龙王比宝——然而，毛泽东毅然决然作出“出兵朝鲜”这个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毛泽东将如何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国内战争爆发。这本来是朝鲜内政，“国际警察”美国却指责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一方为“侵略者”，令其远东的海空部队全力支持南朝鲜一方的军事行动，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以“联合国军”名义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借口中国领土台湾的地位“未定”，于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宣称他已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这一侵略行径，旨在制造所谓台湾“中立化”，以此作为美国威胁亚洲进窥中国的战略基地。

美国纠集“联合国军”（包括美国、韩国、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荷兰、泰国、希腊、哥伦比亚、比利时、菲律宾、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卢森堡16国军队）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是新中国外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一个危险讯号。这预示着中国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将不可避免。

对于美国参战后朝鲜战局的发展的严重­性­，毛泽东作了充分的估计，并把如何对付美国的侵略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加以审慎考虑。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一项战略措施，就是在举国一派和平建设的大好形势下，暗渡陈仓，于七月将驻屯河南的第十三兵团三个军调往东北，与原驻防东北的一个军组建东北边防军，以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

朝鲜人民军六月二十八日解放南朝鲜首府汉城后，势如破竹，将敌军压缩至洛东江东南只占朝鲜总面积的8%的地域内。毛泽东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朝鲜问题已成为国际争端的焦点，强调必须从应付最坏的情况出发加紧各项战争准备，以作“绸缪之计”。八月四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对朝鲜我们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的基本设想。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又可以不使中美两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八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各种战况及粟裕等汇报的分析，准确地估计美军最大可能从人民军的侧后仁川港登陆，即将此估计通报给金日成，建议预做防范。同时，毛泽东八月五日即电令东北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又令调中南军区一个军开赴东北，使东北边防军总兵力达到5个军26万人。这样就赶在朝鲜战局发生恶化之前，做好了最重要的的作前准备，从而对取得入朝作战的先机和主动权起到了关键作用。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九月十五日，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亲自指挥陆海空约7万多兵力，在2000多艘舰艇和500多架飞机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登陆。遂使人民军已取得的胜利前功尽弃，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十月一日，麦克阿瑟向金日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随后，金日成首相和外务相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发出紧急求援电报：“……在目前，敌人趁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此后一连数日，毛泽东召###议讨论出兵问题。虽然，十月二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方针问题》的电报中已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让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可是，事实上，党内认识并不统一，特别是毛泽东亲手培养提拔首选为志愿军司令员的爱将林彪，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我们的一个军才只有36门，且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打起了退堂鼓，无形之中给毛泽东增加了压力。毛泽东认真倾听了各种意见，认为我们确有困难，出兵确要冒很大的风险，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他很动感情地在会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这里包含的辩证法思想是：尽管有许多理由强调困难，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正处于危急存亡时刻的形势及其严重后果联系起来考虑，就不免陷于民族主义的小天地，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这里，毛泽东提示大家只有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出不出兵问题上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不为相对于整个国际战略而言是局部的、狭隘的不同意见所左右，定下了的出兵援朝的决心不动摇。

十月四日，在西安的彭德怀被紧急召回北京，五日毛泽东与他个别交换意见，彭德怀完全拥护出兵决策，并欣然临危受命，毛泽东深为感动。当天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特将彭德怀留下，与周恩来、高岗共进晚餐，一起研究入朝作战方案；同时还当着彭德怀的面送子从军，让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长子毛岸英随第一批志愿军入朝部队出征。

十月八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指出：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在朝鲜危机之初，曾希望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而苏联出动空军予以支援的斯大林，临战怯阵，正当志愿军即将跨过鸭绿江迎战“联合国”军时刻，他却与十月十日谎称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充分，暂时无法出动为由，拒绝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支援。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毛泽东深知：苏联空军若不出动，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能依靠劣势装备的步兵来同美国的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一旦战争扩大，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敌人和台湾蒋介石集团遥相呼应，民族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就难免引起国内政局的动荡，出现曾经估计的最不利的情况。可是，如果因此而暂不出兵，­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就会遭灭顶之灾，我们见死不救仍不能摆脱美国的威胁。毛泽东辗转反侧，权衡利弊，重新下定决心：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也要出兵。十三日，毛泽东向正在苏联的周恩来发出电报，电文节录如下：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有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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