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表确实擦了油泥才到我手。”用擦过油泥为借口来掩饰他的失败,这一点我很不以为然。即使没有擦过,他也不能从这儿找到更多的东西。
他半闭着眼看着天花板说:“遗痕不多,但还是能看出点,我先说,你听听是不是准确。我认为这表是你父亲传给你哥哥,又由他传给你的。”
“完全正确。你是不是从表背面刻着的hw这两个字头这儿知道的?”
“是的,w代表你的姓。表上的字和制表时期差不多,大概是五十年前所造的,所以应该是上一辈留给你们的。习惯上珠宝这类的遗物一般会传给长子,长子又常用父亲的名字。我记得你父亲多年前就去世了,所以我推断这块表是你哥哥的。”
“是的,这些都对。你还知道什么吗?”
“你哥哥不太约束自己。开始他本来大有前途,但他失去了好多机会,所以后来生活贫困,偶尔情况也许会好一点。最后他死于嗜酒,这是我从这块表中看出的。”
我颇为生气地说:“这就是你的错了,福尔摩斯,你借助了解我哥哥的不幸经历来假托你的推断,没想到你竟会用这样的手段。没人相信你是从旧表中得出这些的。毫不客气地说,你的这些话都是假的。”
“亲爱的医生,请原谅我,我保证没有调查过你哥哥,你给我这块表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哥哥。我只是按照推理说出了这些事实,但请原谅,我忘了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和蔼地说。
我惊奇地说:“可这完全和事实相符。你怎么这样神呢?竟然能从旧表上看到这么多事实。”
“我只是很幸运地把一些情况说对了,也没想到会那么准确。”
“那这不是你猜出来的了?”
“对,我决不借助猜想,那样很不好,常有害于逻辑推理。在你看来不可思议,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对问题的思考方式,不相信通过观察到的小问题能推出大问题。举例说,我说你哥哥不能约束自己是有原因的,你瞧,表下面边上有两处凹痕,其他地方也有很多被碰撞过的痕迹,而它只有在和硬东西放在一起时才会这样。对于生活细心的人,不会对价值五十多英镑的表这样不经心。一块表就五十多英镑,你想他的遗产数目会小吗?你说对吧?”
我只有点头表示认可。
“接照伦敦当铺的惯例,收一块表之后,他们就会在表里用针尖刻上当票的数字,而不是挂一块牌子在表上,这样可避免牌子混乱或丢失。我刚才打开表盖用放大镜看了,至少有四组那样的数字在表里。假如你哥哥不是非常穷困,相信决不会去当铺。当然,他的生活有时也会好转,不然他哪有钱去赎表呢?最后你再看看这上弦孔的里盖,旁边有数不清的伤痕,应该是钥匙戳捣造成的。你可以想想,头脑清醒的人是不会连Сhā好几下的,这样的痕迹大部分是喝醉的人干的。手表需要晚上上弦,但醉汉的手总是哆嗦的,所以表上会留下痕迹,其实也就这么简单。”
我回答:“一语惊醒梦中人。刚才实在对不起,我绝对应该相信你是破案的天才,那你现在有案子吗?”
“制造人为刺激就是因为没有案子。大脑每天闲着太痛苦了,怎么活下去呢?请到窗前来,难道你看过这么无聊而悲惨的世界吗?看吧,那些黄雾擦着街边灰暗的房子滚滚飘来,真是无聊至极。大夫,你想一想,有充足的精力而无用武之地有多难受。犯罪都是平常小事,而生活也一如既往的平淡。真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这些平常的事,还会有什么?”他感叹着。我正要安抚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房东太太拿着一个上面有张名片的托盘走了进来。
“一位年轻的小姐想见您。”她对福尔摩斯说。
“梅丽·摩斯坦小姐。这名字太不熟悉了,让她进来吧,赫得森太太。大夫,我希望你也能在这儿别走。”神秘的失踪
摩斯坦小姐进来了。她体态轻盈,步履稳重,仪态沉着,浅色的头发,衣服也很适合她的气质,手套与衣服的颜色十分搭配。她穿着一身没有任何修饰的暗褐色毛呢料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同色的帽子,一根白翎毛Сhā在边上。简单的衣着说明她的生活可能不太富裕。这位小姐不算漂亮,但样子十分温柔可爱,一双蔚蓝色的大眼睛显得很有神。曾经走过三大洲的数十个国家的我都从来没见过像她这么高雅的女士。坐下后,她开始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嘴唇和双手轻微颤抖着。
“福尔摩斯先生,您曾为希瑟尔·弗里斯特夫人解决了一次家庭纠纷。为此,我非常佩服您,所以我今天来找您了。”
“希瑟尔·弗里斯特夫人,我记得那个案子,非常简单,不值得一提。”
“她和您想的不一样。起码,我的这个案子您不会说简单,再没有比这更让人费解的事了。”
福尔摩斯两眼放光地搓着双手。他微微向前倾着上身,脸上表现出聚精会神、兴致勃勃的神情。他郑重其事地说:“您说一下案情吧。”
我感到自己在这儿好像有些不方便,所以站起来说:“失陪了,对不起。”
可是年轻姑娘却用手止住我说:“没准需要您的帮助,您就再坐会儿吧。”
于是我又坐下了。
她继续说:“事情大体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母亲早就去世了,我在国内再没有别的亲戚。很小的时候我就被送回英国,在爱丁堡城一所很好的学校读书并寄宿,直到十七岁才离开了那里。我父亲是他所在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1878年,他请了一年的长假回家。安全回到伦敦后,他给我拍了电报,让我立即到朗厄姆见他。他的电文里满是慈爱,一到伦敦我就赶忙去见他。但朗厄姆旅馆里的人说,之前确实住着一位摩斯坦上尉,不过他两天前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等了一天,仍没有消息。到夜里,我接受旅馆经理的意见,向警察局报了案,后来又在各种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但是仍然毫无音信。回到祖国,他本可以享福,谁知却……”
她按着自己的喉部,话还没说完就已经泪流满面了。
“你还记得失踪时间吗?”福尔摩斯打开本子问她。
“1878年12月3日,距今快十年了。”
“你父亲的行李呢?”
“在旅馆。只有书和衣服,还有从安达曼带回的一点古玩,但从那些东西里根本找不到任何线索。他以前在安达曼群岛是负责监管管犯人的军官。”
“在伦敦你父亲有朋友吗?”
“我认识曾和我父亲在一个团里的驻孟买军第三十四团的舒尔托少校。前些日子他退伍后就住在上诺伍德。我向他打听过这事,但他都不知道我父亲回来了。”
“这就奇怪了。”福尔摩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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