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罗轩德什么人？”过了一会，她听见一个声音在问。使鲜蔓奇怪的是，这人的口气十分亲切，像是老朋友似的。

鲜蔓这才睁开眼，看面前有个全副武装的­干­部，便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他的儿媳­妇­！”鲜蔓想，既然自己要为罗家而死，那么，还不如明确承认自己已是罗家的人，这样还死得有名分一些。所以，她就没说自己还没和罗文奇成亲。说完，鲜蔓又闭上了眼睛。

“你别害怕！你不会死了！”忽然，那人这样对她说。

鲜蔓又猛地睁开了眼。正当她要去看那人时，却见那人已经转过了身去，在对那些农会会员和­干­部严肃地下达命令：“你们都给我听好：罗轩德的财产，你们该怎么分就怎么分！他该定什么成分，就定什么成分！这些我都不管！但这个女人，从今以后，如果她身上少了一根汗毛，我就拿你们是问！听见没有？”

那些农会会员、民兵和­干­部拖拖沓沓地答应了一声“听见了”，像是被迫似的。

说完这话，陈薯娃又回过身，看着鲜蔓鼓励地说：“姑娘，好好活下去！我们后会有期！”说着，就带了警卫员往外走。可刚走到门边，陈薯娃又猛地站住了。他想起了刚才那些农会会员极不情愿的回答声，想起他们看那个女人时，眼神中暗含的杀机，陈薯娃又不得不在内心担忧起来。这个年轻的行署领导人知道，在这样一个急风骤雨的大革命时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自己的一个简单行政命令。想到这儿，他冲自己的警卫员大叫了一声：“张德胜！”

“到！”

“听命令！”

“是！”

“命令你在这儿住下来！如果有谁还想动这个女人，你就给我毙了他！”

“是！”

警卫员小张回答完毕，果然返身走回了屋子。

从这天起，陈薯娃就在心里下定了决心，要以铁的手腕来制止这场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倾向。回到行署，他马上签发了一份文件，把对地主、富农的审判权收到了县上，而对他们的死刑判决权，则收到了行署。不但如此，陈薯娃还在第二天召开了各区县负责人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如果再出现乱杀、错杀人的现象，一律追究当地负责人的责任，绝不姑息。这样，一些地方出现的扩大化、过火化现象，才被彻底纠正过来。

只是陈薯娃万万没有想到，在后来爆发的另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身为省委副书记的他，会因为自己十多年前在罗家老房子略为有些冲动的行为，而招致那些比他们父辈更为激烈和狂热的革命小将们的百般摧残。他们除了给他戴上了一顶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帽子外，还馈赠给他了一个“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罪名。甚至还给他编造了一个下流的故事，说他之所以要保那个恶霸地主的臭媳­妇­，不惜拿着手枪对着革命群众，是因为他看上了那个臭女人，后来他就长期和她睡觉等等。这个为革命出生入死，正年富力强的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不堪折磨，后来竟死在了牛棚里。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就这样，鲜蔓活了下来。第二年七月，从罗家庄园过去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子里，传出了一阵非常响亮的婴儿的啼哭声——鲜蔓没有辜负她的未婚夫罗文奇和公公罗轩德生前的希望，生下了遗腹子罗梦鲜。

雷清蓉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有好几次忍不住掉下了眼泪。除了一遍又一遍地感叹人生的神秘难测以外，她还在心里激起了对现在这位丈夫和婆母深深的同情和无限的爱意。她觉得梦鲜这辈子比她还不幸得多，实在太不容易了。不但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还受了那么多年因出身不好而带来的不公平的待遇。好不容易熬到不讲阶级斗争了，才娶了一房亲，有了儿子绍元。没曾想绍元一场病，被医生误诊，错用了药，让孩子永远失去了说话的功能。没过两年，女人下河洗衣服，不知怎么的，又掉进了河里，也永远离开了他。

这难道不正应了“屋漏又遭连­阴­雨，行船偏遇顶头风”的俗话么？为什么命运对他这样不公正？还有婆母，雷清蓉觉得她太伟大了！她被那个行署专员救下后，本可以回到上海老家，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可为了守住一个对未婚夫、公公、婆婆许下的诺言，她硬是不走，在罗家过着忍辱负重、含垢忍羞的日子，把梦鲜拉扯成|人。在那些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物质又十分贫乏的日子里，可以想见婆母是作出了多大的牺牲，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走到今天。尤其使雷清蓉感动的是，婆母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可在她的穿着、举止和眉宇之间，还依然保持着那么一种大家闺秀的儒雅和高贵的气质，所以在第一次见面时，雷清蓉就觉得她和自己的班主任一样，是那么可亲可敬，仿佛前世就注定她们会成为呣子一样。一想起这些，雷清蓉就觉得这辈子再也不能和他们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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