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每日电讯8版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专电（卢刚）2003年的一场SARS风波曾一度引发了人们对生命的重新认识，带来了出版界及读者对生命话题的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淡忘了对死亡的恐惧。子尤，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写了一本书《谁的青春有我狂》，以他特有的生命体验再次引领我们去重新审视生命、反思生活。“四岁听故事，五岁说相声，六岁看卓别林电影，七岁开始试文笔，八岁转向写作，小说、散文、随笔、现代诗、古体诗、杂文，无一不涉”，“曾获‘世纪杯’‘春蕾杯’征文大奖”。子尤的经历不只如此，13岁时他突然被发现患有纵隔恶­性­肿瘤，经历“一次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挣扎在生死边缘，让他有了异于同龄人的生死爱痛。

张悉妮、子尤两位90后少年推出新书

来源：新京报

他们更阳光更青春

少年子尤看起来并不像他的作品那么“狂”。

张悉妮在自己的新书中，带来充满阳光的少年生活。

少年子尤看起来并不像他的作品那么“狂”。张悉妮在自己的新书中，带来充满阳光的少年生活。

本报讯（记者甘丹）张悉妮和子尤都出生于1990年，前日张悉妮《假如我是海伦》的作品研讨会在现代文学馆召开，而子尤的《谁的青春有我狂》也刚刚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两个90年代出生的孩子，除了喜欢写作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一般人眼里都很不幸：子尤患有癌症，张悉妮是聋哑人。

两位90后少年推出新作

张悉妮三岁就失聪了，但她告诉记者她一直很喜欢写作，在2004年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童言无忌三国志》后，此次新出版的《假如我是海伦》是她的自述­性­随笔。在这本书中，张悉妮讲述了她从三岁失聪之后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她表示，为自己的书取名《假如我是海伦》是希望自己能像海伦那样坚强。

一篇名为《让我心痛的妞妞和》让子尤第一次引起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子尤对学者周国平的书《妞妞》发表了不同于一般人的评价。此次子尤的作品集《谁的青春有我狂》收录了他近7年来所写的作品55篇。在新书的扉页上子尤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二十世纪出生的天才作家里，女的只有一个，张爱玲；男的就是我，子尤。”有人认为子尤的这句话显得太过狂妄，但子尤却对此毫不掩饰。

与80后相比更青春和阳光

因为张悉妮和子尤都是出生在90年代，他俩的写作不免被拿来和现在流行的“80后”少年作家相比较。在《假如我是海伦》的研讨会上，评论家认为，张悉妮的文字体现出了她对生命的思考，更体现了她积极的生活态度。而子尤的作品同样也被认为是体现出了乐观的心态以及他自由的思维。有评论家指出，90年代出生的孩子与80年代出生的作者相比，少了一些叛逆，多了一些青春和阳光。

两个人的抗争(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让病人知道自己的病，并且和他一起面对。如此，他的抗争将不再孤独，因为他不是孤军作战。

本刊记者/罗雪挥黄艾禾

“亲爱的朋友们，今日子尤在学校出现险情，我赶到时几乎看到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儿子，其惨状难以言喻。120将我们送至医院，经查，胸腔长一巨大肿瘤，压迫，使呼吸困难，可能一两日内做手术。你们可能一时联系不到我。如有急事，可打手机。特此。大家都要保重啊！柳红。”

2004年3月24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柳红向朋友们发出了第一封《柳红急告》。那时，她还没有意识到，从此将和14岁的儿子吴子尤一起，开始一场癌症阻击战。

说出来，面对它。

子尤被确诊为恶­性­纵隔肿瘤，是极为罕见的畸胎瘤。经历了各道险关，从《柳红急告》到《柳红二告》、《柳红三告》……子尤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因为化疗破坏了骨髓造血功能，子尤的血小板下降到1万以下(正常值10～35万，血小板2万就可能造成颅内和内脏出血)。2004年10月28日，柳红十五告：“距上一次告书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我们还在困境中。”

《柳红急告》牵动着所有为母与子担忧的朋友。实在顾不过来，又不能够向朋友们一一电话解释，柳红便采取了写邮件的方式，结果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还不时有朋友来信催促文告，邮件发送地址也不断增加，朋友又转发给朋友，《柳红急告》成为了母与子共同抗癌的半公开的经历，电邮感动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

原本是想向朋友们如实通告孩子病情进展的柳红，无意中打破了癌症病人隐瞒病情的习惯­性­禁忌。

而同时，所有的治疗信息，她都对儿子公开。从子尤发病起，大半年的时间里，柳红和儿子转战了五个医院。“每一天都关乎生命，真的是心急如焚！”

“是儿子的乐观帮助了我”，柳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手术前，作家史铁生来看望子尤，当时，这一老一少得意地交流如何跟人显摆：“你那个地方去过吗？你那个病得过吗？”

身为一个社会工作者，也作为一个母亲，柳红觉得有义务提醒公众乐观面对疾病，她撰写了《癌症，让我们说出来》一文发表在报纸上：

“肿瘤早已走近我们，我们的家庭、亲戚、朋友中就有肿瘤患者。而通常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没有事到临头就视而不见、讳莫如深。我也经历了许多口未开泪先流的伤痛场面。这总使我心里鼓涌着冲动——癌症，让我们说出来！隐瞒使患者不得不独自承受身体和­精­神之痛。而孤独是人最大的不幸。”

让儿子过正常的生活

不论情况有多凶险，柳红都坚持保证儿子的­精­神食粮：沉甸甸的包里常常装满了书和碟。子尤回忆，发病第二天，妈妈就带来了刘宝瑞的相声。“我不敢想象他就那么呆着,会成了什么样子”，柳红觉得病人必须躺在床上的中国式做法不可思议。

柳红尽量保持着和儿子的正常生活形态。今年5月2日凌晨2点48分到3点48分，母与子还专门起床观看了月全食。

子尤的单人病房布置得明亮温馨，很有家的感觉。因为化疗而剃光了头发，每次见人和出门的时候，他都要求包头。漂亮时尚的包头布，柳红准备了十几条。

据说，呣子俩还曾经一起动手，合伙把牛仔裤剪开许多条口子，然后挑出穗来。女同学见到子尤穿着这裤子，便做晕倒状，惊叫:哇赛！酷毙！

作为病人的家属，柳红则每天坚持洗澡换衣服，甚至连丝巾和头饰都不含糊，要让儿子每天看见妈妈都是新的。儿子动手术的那天，朋友说柳红“一身盛装！”

虽然柳红不断提醒儿子吃药、吃东西，但是两人谈论癌症仿佛像谈论流感一样随意。“你们来之前肯定想象我缩在床上”，说这话时，子尤向记者顽皮地笑。

柳红说，医院里不少从外地来治疗癌症的人，来之前都安排好了后事。子尤不屑地回应，“这太可笑了”柳红说，化疗时子尤开始吐血，而他却开玩笑说，“自己真是呕心沥血啊！”

两个人的抗争(2)

面对记者，柳红始终使用的称谓是“我们”。呣子俩一式一样地托腮姿势，儿子用右手托着，母亲用左手托着，两个人常常旁若无人地大笑，像姐弟一样；而墙上贴满了呣子的合影，从门厅蜿蜒伸展到客厅。照片里，母亲从青春渐入中年，而儿子则从婴儿成长为少年。

十五岁癌症少年书写生死爱痛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记者陈香

本报讯十三岁被发现患有纵隔恶­性­肿瘤，经历“一次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是这份上帝的“礼物”却让一位十五岁的少年子尤有了异于同龄人的生死爱痛，一本《谁的青春有我狂》书写了子尤对生命和生活的率­性­诠释。

出版方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一方告诉记者，这是子尤的个人作品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又得了癌症，由他来谈生、死、爱、痛，对我们所有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一个震撼。

但电视人朱正琳指出，虽然写这本书的子尤是一位病人，但书中并无一处“病相”，图书记录的中心事件不是病，也不是与病抗争，不是与死亡抗争，虽然这很容易成为一个卖点。他认为，这本书写得更多的还是少年子尤的成长历程，而且生机勃勃，子尤不是生命的“祭物”。

子尤的母亲柳红告诉记者，从发现子尤得病的那一天起，她就没有瞒过儿子。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包括公众能够乐观对待疾病，“癌症———让我们说出来，隐瞒会使患者独自承受身体和­精­神之痛。而孤独才是人最大的不幸。”而子尤并没有辜负自己的母亲，不管情况有多么危险，他们都尽量保持着正常的生活形态，而子尤，在癌症中成长为一位阳光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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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尤原信(1)

李敖爷爷：

我现在是在北京大学校医院的病床上给您写的这封信。早在今年3月末，我就准备动手写它，那时我还是14岁。五十六年前的今天，也是一个14岁的少年，正在奔波流离，逃难去台湾的路上。

4月10日的生日一过，我就15岁了。前几个月发烧发得昏天黑地，但我又是个不能没事­干­的人，就把妈妈刚买的《李敖回忆录》和《北京法源寺》看完了，觉得很不错。《李敖回忆录》看到写马占山一段，我觉得好，念给妈妈听，还没念完就哭了。您的文章字字都喊在我心里，所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白话文第一二三”之说看来是实事求是！我在书的目录一页曾写下这样的感言：

3月27日读完，其间发烧严重，几次停止，今天趁两手不输液，看完最后一章，看完忽出一语：“浩浩荡荡。”

后来又买了《李敖快意恩仇录》和《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看，感觉很爽。我只要关注上一个人，就会努力了解他，见识了您的有趣后（我是最喜欢有趣的人），我想到应该给您写信，问候一下。去年三月份，我被检查出胸腔长了一个肿瘤，且为恶­性­，之后就是漫长而让人回味的治病过程，一个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我是在《李敖有话说》开播后不久就发病了，所以可以说，您的挥洒伴随了我的整个生病过程，化疗时，病房条件好，有电视，每天看您的《李敖有话说》是必不可缺的。电视里，您指手画脚，以嘴为刀；电视下，我在病榻上读书，以笔为刀。

我觉得咱俩有一个非常像的地方，您也是做过手术的人，但永远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是谈笑风生的样子，我也如此。您总在电视上时不时地炫耀自己的字，说它“一极­棒­”，但我妈妈觉得她的字比您好，而我姥姥的字比我妈妈还好，所以我们家人的字已不是“一极­棒­”能形容的了，而是一家子“超级­棒­”！

《李敖回忆录》里对教育的议论我很有体会，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工作，采访身边的朋友，对初中三年做总结，虽然我初中只上了一年半，但其厌恶之情却时刻闪耀心头。您在残存记忆里，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教育也比台湾好，但现在我要对您说，我们的学校生活是恐怖的，可怕的，我所指的恐怖、可怕，更多是说，学校将我们的思维禁锢，塑造成一个个听话、认真的考试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