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是个女人。”风子补充说：“咦──怎么电话又来了，这小子真有门道。”

大主教去接：“喂──请问您找谁？啊，二狗？没这个人。”

风子说：“这都他妈成动物园了。”

电话铃执拗地又响，大主教再接时已有些愠怒了：“说了没这个人，对，这里是G大宿舍——哦，等等，是不是找杨三皮啊，你们乡下过来的？他刚下楼，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大主教放下电话，剔根牙签咂嘴道：“杨三皮的爹妈从乡下来了，就在校门口。”

“哦——乡下来的。”

G大校门饮水思源的碑文前，总是熙攘往来的年轻人，裹挟着这个时代所定义的休闲、时尚、活力、奔放。而碑文后那株参天古树，历经了不同时代的界说，对它而言没有一种时髦可以留得住，即便当时如何地残酷、魅力、绚烂。它见得太多了，一感慨便扑溯溯往下落叶儿，打着旋儿飘到一对农村夫­妇­的肩上。他们身上跨背着的大小包裹，衣服浆洗的有些漂白了，但很清爽，甚至带了顶新缝制的呢帽，吸引了穿梭学子侧目而视的眼光。人们不禁要问，那黝黑的脸膛是饱经沧桑还是泛着红润的健康？密布眼角的鱼尾纹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印痕还是不言溢表的兴奋？他们忐忑不安，矜持局促，是在这摩登都市里格格不入，还是面对傲慢与偏见的叹诉？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煞自己、无损于人的生存智慧？

而这一切都不重要，田间老农的澄澈智慧并不奢求欲望下都市人的辩证思考，相反地，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在这里念书。高等教育空前发达的今天，大量农村学子纷纷涌人城市，带去的不仅是高素质人才，同时也将农村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转移到城市，所谓的衣锦还乡只是空话，城乡贫富差距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仿佛农村自来就是服务于城市的附属──我们也一直这么界定。只有大智的诗人才敢于想象农村包裹城市，外围是血­肉­的充实，行动的雄浑，灵魂的壮直，希望的永存，情感的真挚与热忱。

我们没法超脱一点，应对瞬息万变的世间，为了适应生存，人类认识的主导绝大部分来自于经验或是感觉负载，尽管这极有可能是媚俗的发源。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持续着一种断断续续的胶着状态，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仍然被一些约定俗成的模式所困扰，以至于不得不停下与之思辨争斗。这令我愧恨！为什么杨三皮不能引领时尚，仅仅因为是个农村孩子？为什么杨三皮不能大气一点，仅仅因为挥散不去的小农意识？为什么连他的幽默也笨重的可以压塌楼板──甚至在我的小说里没有资格恋爱。对于小说者来讲，总期望刻划身世、特点、个­性­鲜明的人物以及成批制造的笑料、泪水和伤悲，同读者脑中固有模式相匹配。而现实世界远没有这么简单，李逵不会挥舞两把板斧一味砍杀，林黛玉也不总那么泪水涟涟小心眼。而此刻我正在力图用教条的归纳写作来反对生命形态的绝对化，这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说得够多了，让我们回到这对农村夫­妇­身上。

他们老来得子，格外念子心切，一路探询着第五宿舍楼，虽然上了岁数，多走几步路也是不带喘儿的，常年田里的活计，眼睛却好，看那梧桐树荫下，停放自行车的大道旁，不正是自己的孩儿么。正午的日头很艳，就仿佛他小时候光脚丫子立在尘土飞扬的田埂下弯腰捉蚂蚱的熟悉情形。老两口搁下大包小包，兴奋不溢言表，不假思索地挥手大叫。

“二狗——”

“娃儿——”

这声音悠悠地打着旋，刮过树梢，带下几片橙黄、愣神、颇具小资的叶儿。自从港台的低俗、韩日的矫情、欧美的做作进驻大陆高校，G大校园充斥的无非是“然后”、“酱紫”、“哦哈伊哦”、“you know”诸如此类，罕有来自乡间的原声态。对于杨三皮，这声音像是心底深处另个世界的召唤。毫无关联的两极生活此刻如此地迫近，以至于他原以为在繁华都市里羽化了，被这一声唤得惊悚了，又跌落到坚实广袤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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