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票也不用杜撰请示报告，而且小小的票面上，日期已经自动打印，甚至起始时间也打印其上并且­精­确到了几点几分，实在没地方再填写什么内容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的票就无须加工，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在将这些的票排列整齐并同样粘贴在一张A4纸打印出来的交通费报销单上以后，报销人必须在表格里一张一张地依次注明：第一张，起始地点“军博到西单”，日期“10月8日”，原因“采访”，金额“12”元；第二张，起始地点“复兴门到国民大学”，日期“10月8日”，原因“采访”，金额“30”元……

必须注意的是，的票的起始地点，务必与票面金额合理对应。比如30块钱的票，写“复兴门到木樨地”肯定不行，一千多米的距离，就算再堵车也耗不了30块钱吧？同样道理，12块钱的票，写“军博到国贸”，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哪个司机肯收这点钱拉乘客跑那么远？一句话，虽然是编造，但一定要编得跟真的一样！

“Oh，my God！搞发票已经够为难我们了，好不容易搞来发票，交上去怎么还弄得这么复杂？CCTV为什么要这样？”杨曦是刚从英国回来的海归，习惯­性­地会从口语里蹦出一些英语词句。

“就是！让大家交发票已经够恶心了，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打什么申请报告？这不是假正经吗？”青杨媚的愤慨明显写在了脸上。

牛德生道：“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没看到自古以来，就算是做表子的也都想立个贞洁牌坊吗？”

青杨媚是个非常清纯的女孩子，听牛德生猛地来这么一句，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狠狠瞪了他一眼。不过房间里的大多数人，却被牛德生的比喻逗得笑了起来。

庄河川与青杨媚年龄相仿，且较为谈得来，见状忙打圆场：“老牛这句话虽然粗了一点，但话糙理不糙。台里面这种做法，确实是假正经过了头！”

杜芸道：“嗨，你们就别发牢­骚­了。当年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也都是这么想的，可这就是台里面的规定，你不服从行吗？”

显然，作为老记者的杜芸，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存在即合理”的理论。

“杜芸说得没错！”被制片人韩跃进和董向军都称作大姐的王新梅，这时开了口：“大家已经都不是小孩子了，对社会上的事情要学会接受一些。中央电视台一开始也不是这样的，可是现在发展起来了，变得那么大，很多情况不是你们能够简单想像的。就像交发票这件事情吧，这么做当然不好，可是不这么做又该怎么办？中央台是事业单位，实行的却是企业化经营管理，这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体制问题，事情复杂着呢！你们的工资如果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能拿多少钱？顶多三四千块！三四千块你们愿意在这儿­干­下去吗？中央台要留住人才，必须提高待遇，怎么提高呢？中央台有中央台的难处！现在通过报票的方法，不就是让大家能够多挣一点钱吗？所以你们年轻人呀，还是顾全大局，少说多做吧！”

王新梅职务虽然只是主编，却是在央视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级人物，就连两位制片人都得给她面子。她这一发话，谁还敢再抱怨？况且大家看得真切，王新梅一边说，一边自己也在拿着胶水，一张一张地贴着发票。

张立人见大家不再吭声，这时也说道：“王大姐说得对！大家不要以为就你们贴票辛苦，领导比你们还辛苦呢！你们都看见报销单和申请报告下面的制片人和审批人两个项目没有？这两个项目你们不用填了，可是交上去以后，咱们栏目的制片人韩老师或者董老师，要在这上面签字，然后再交到资讯部那里，蔡主任还要在审批人后面签字。领导的这件活儿，你们说累不累？”

“咱们所有人交的每一份发票，制片人和部主任都要在上面签字吗？” 葛励志问。

张立人道：“那是当然，要不然谁对这笔经费负责？”

“那可真够累的！”葛励志立刻做起了算术题，“每个人每个月平均就算都交5000块发票，一份发票按250计算，大家都成二百五了，哈哈！每人每月要贴20张经费报销单，打20份申请报告，咱们栏目四十多个人，就有将近两千张纸等着蔡主任签名。蔡主任分管四个栏目，就要签8000次名字。蔡主任叫蔡志民，姓名有3个字，8000次签名就要写24000个字，还不能用电脑复制，只能用手一个一个写。乖乖，这得花多少个小时啊？一个月二十几个工作日，恐怕主任至少要拿出两天，别的什么也不­干­，从早到晚专门签字吧？”

众人听葛励志这么一算账，还真是如此。坐在葛励志旁边的覃颖不由吐了吐舌头：“看来做主任也不容易啊！”

“主任再辛苦，那也是中央台给害的，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沈丽属于直来直去的脾气，说话总是快人快语。

青杨媚这时再次开口，道：“就是！再说了，按照刚才葛励志算的账，每人每个月贴20张经费报销单，打印20份申请报告，这些都要用­干­­干­净净的白纸，反面写过字的还不让用。中央电视台一共多少栏目多少人？要贴发票的至少有8000人吧？一个月就要浪费32万张白纸，一年384万张，这要折合多少吨纸、砍掉多少棵树？中央台播放的公益广告，不是教育老百姓都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吗？为什么自己却口是心非、这么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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