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李自成传》开篇就说：“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

明朝末年，起义者不可胜数。李自成自崇祯三年起事，转战各地，与官军交战不计其数，屡为官军所败，曾有车厢峡、商洛山、鱼复山多次危难，但他均是屡败屡战，毅力可谓非凡。

自崛起到亡明，之间历经十五年，李自成一路闯来，势不可挡。占据北京四十多天，然后衰落于山海关，一路败退，直至九宫山，中间不过才一年，李自成打拼十几年的成果，毁于一旦。

李自成起事以来，攻城略地，为所欲为，史上对他毁誉参半。毁者说其是流贼盗匪，十恶不赦，誉者说他为农民领袖，正义的化身。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非善恶，人们自去体会。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笼络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地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

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郭沫若

都说帝王都有天生贵命，难保没有粉饰的成分。李自成的身世之谜，更是离奇。破军星转世，会带来尘世怎样的变化？天下已经千疮百孔，不破更待何时。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万历时，已是第十三个皇帝，明朝已经建立二百多年。只是此时早已过了全盛期，整个社会正日趋衰败，各种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最根本的是土地兼并问题。朱元璋本人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从地主和农民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一难题。他用法律手段禁止地主的兼并行为，同时通过“路引制度”使农民不得四处流动。

土地兼并是每个朝代都面临的问题，明朝也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土地慢慢向地主集中，尤为严重的是，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皇室直接管辖的田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现象。明孝宗年间，只有四处皇庄，官田不到两千顷。到了明武宗的时候，皇庄增加到了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其他皇亲国戚纷纷仿效。根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国戚们兼并了。

这样一来，无数农民无地可种，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受到官府追捕，成了所谓的“流民”。土地少了，朝廷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田地可种的农民要负担更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地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逃亡农户的赋税分摊在未逃亡的人身上，于是又引起逃亡，如此循环下去，“流民”越来越多。

偏偏这时接连出了几个昏聩的皇帝。先有荒唐的正德皇帝，继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后有打破这个纪录的万历皇帝，以及热心做木匠、任由太监胡作非为的天启皇帝，当皇位传至崇祯时，国家已经糜烂，无法收拾。

陕西长期以来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徭役严重，加之连年灾荒，农民生活尤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常成为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时代和社会给了李自成什么样的造反环境？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历1606年9月22日)，李自成出生于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之所以叫李继迁寨，是因为这里是西夏国夏太祖李继迁的出生地，后来就以李继迁的名字做了村名。李继迁的孙子元昊于1038年称帝，定国号为“大夏”。李自成后来也自称是李继迁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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