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起落，辗转四方。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无畏艰辛，一路杀过，常于绝处逢生机。但是，“破军星”的负面破坏力也不容忽视，“流寇”出身的军队，又会给贫苦百姓带来怎样的生死折磨呢？

崇祯二年正月（1629年），明廷即命杨鹤为三边总督，总掌镇压农民造之事。杨鹤主张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方针，得到崇祯的认可，崇祯也拨出帑银十万两，作为“招抚流贼”的花销。杨鹤遣人持免罪牌对各支农民军广加招抚，一时颇有成效。各股农民军纷纷表示受抚，接受安置。

1629年年底，崇祯帝又命洪承畴为延绥巡抚，配合杨鹤剿贼。洪承畴一向主张以剿为主，对杨鹤的招抚政策颇不以为然。农民军有的被镇压，有的受招抚，大部分则流动到邻近的山西一带继续作战。

果然，杨鹤的安抚政策并没有维持多久。当年五月，被招抚的神一魁再次反叛，安抚政策宣告破产。为什么先前有很大成效的安抚政策在这时出现了问题呢?其实，安抚政策用意虽好，但关键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造反者的生计问题，崇祯皇帝投入的十万两白银，像撒胡椒面一样很快无影无踪，受抚者不久就陷入困境，于是再次反叛。即使接受了招抚的军队，也是“­淫­掠如故，有司不敢问”。

招抚政策缺乏经济上的基础，治标不治本，失败是必然的。崇祯皇帝闻之大怒，施展了他最拿手的招术，将杨鹤从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撸到底，逮捕下狱，流放袁州。崇祯随即启用洪承畴为三边总督。

洪承畴升任三边总督后，加紧剿灭农民军。此人很有军事才­干­，曾先后两次设计，杀死农民军首领约五百人。在他的围剿下，陕西农民军被迫转往山西活动，高迎祥和李自成这时也都在山西活动。随后，洪承畴又调动各方兵力，迫使农民军向河南转移。应该说明政府对农民军的打击是很有力度的，农民军这时还不能与官军抗衡，农民军的流动作战，一方面是他们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在官军的围剿下，不得不四处流窜。

这段时间，官府对农民军的政策陷入了抚之不成，剿之不绝的尴尬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明政府的整体腐败，朝廷不思赈济，赋税日重，官贪吏污，上下糜烂。农民除造反外，别无活路，怎能不反？

王嘉胤于崇祯四年被孤山副将曹文诏击败，不久，被手下杀死。各路农民军为了对付明军，共推人马较多的“紫金梁”王自用为首，协同作战，结成所谓“三十六营”，像高迎祥、张献忠、曹­操­等都是三十六营的各营首领。这时的李自成虽人马不及这几营的多，但也是三十六营的首领之一。

李自成凭借什么从众多农民军中脱颖而出？

崇祯六年初，曹文诏、左良玉、邓等对晋北一带的农民军进行大规模围剿。五月，紫金梁王自用在济源的善阳山被邓击败，受重伤死去。三十六营松散的联盟宣告瓦解。紫金梁遗部两万余人，大都归附了李自成。面对官军的重兵围剿，李自成和高迎祥紧密配合，发挥流动作战的特长，避实击虚，主动从山西撤出，率部辗转进入河南，活动在黄河以北地区。

此时的各路农民军在官军的围剿下，或战败或受抚，或被迫转移或机动流窜，与官军的战斗也是互有胜负，基本上呈平衡态势。李自成与官军的战斗也是如此，忽而取胜，忽而落败，形势飘忽不定。都说李自成具备“山大王的气质”，即使做了皇帝，也脱不了寇的气息。但是，不能否认，在造反的路途之中，李自成还是有一定雄才大略的。诈降朝廷剿匪官陈奇瑜，成功脱离险境，就是一个证明。

崇祯七年（1634年），明政府设下天罗地网，缉拿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被迫转移，却因为地形不熟，误入兴安州（今陕西安康）的险地车厢峡中。车厢峡长约四十里，山势陡峭，道路崎岖难行，易入难出。陈奇瑜率军用岩石堵塞了谷口，将李自成等人困在峡内。农民军既无路可走，又无处寻找粮食，形势万分危急，偏偏这时又连下了两个月大雨，连将士们的弓弦都脱落了。“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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