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十月（1643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占领陕西全省，督师孙传庭战死。

孙传庭何以战败？从战争具体过程来考察，原因有两条。其一，孙传庭自柿园之败后，就“大治兵，制火车二万辆，募壮士，使白广恩、高杰将，欲俟贼饥而击之”。可以说，这次孙传庭抓住了农民军的弱点。李自成此时拥兵百万，每日所费钱粮数额庞大，农民军向来以“打草”的方式来解决粮饷，只要官军固守各地，农民军粮饷获取困难，时间一长必然瓦解。可惜的是，崇祯和朝中大臣没有耐心等下去了，他们不停催促孙传庭出战。孙传庭“不得已出关”，去与当时气势正盛的农民军决一死战。

其二，孙传庭手下的兵将大都贪生怕死，以至于自行溃散的事情一再发生。起初孙传庭连赢三阵，还差点擒获李自成。后来李自成派人去截孙传庭的粮道，孙传庭不得已率军前去解围，留下刘永福看守大营。结果孙传庭刚出发，刘永福的兵“亦争发，不可禁，遂为贼所蹑”，这是第一次官兵自行溃散。随后，孙传庭与李自成大战于南阳，李自成设的五重防线被孙传庭连克三重，这时官军稍稍移动，上次发生过的事情就再次发生：“火车奔，骑兵亦大奔。贼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手下兵将如此贪生怕死，孙传庭又能怎样？随后，李自成攻占潼关，孙传庭战死。

洪承畴早已在崇祯十五年二月投降了清兵，孙传庭死后，明政府中再无李自成的敌手。“传庭败死，贼遂入关，事以愈炽。存亡之际，所系岂不重哉！”

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攻占西安。进入西安后，首先大掠三日，然后下令禁止。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封功臣，定军制，开科取士。

二月，李自成率军强渡黄河，东进山西，连破汾州、太原。旋即兵分两路，遣部将刘芳亮率南路军攻大名(今属河北)、真定(今正定)，李自成与刘宗敏率主力为北路，于宁武关(在今山西宁武境)与明军血战数日，击杀明总兵周遇吉。后相继进占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昌平(今属北京)。

三月十三日，农民军焚烧了昌平的明十三陵。明政府兵部派出的侦察骑兵，一个个地全都投降了，所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逼近北京，崇祯和大臣们仍被蒙在鼓里。

三月十七日，崇祯召群臣议事，群臣束手无策，“有泣者”。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除了投降和战死外，再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其实，一月十九日，当李自成开始向北京进发的时候，崇祯皇帝就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诏令吴三桂入京就意味着放弃辽东甚至山海关，这个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将关外的兵力调回未必能挡得住李自成，满洲人也自然不会浪费这大好的机会。山海关一破，满洲人便可长驱直入，直下北京。这件事­干­系重大，是以崇祯和大臣们都小心翼翼，崇祯怕担责任，大臣们也怕成为日后崇祯追究责任的替罪羊，于是他们就扯皮，一直扯到三月初，崇祯终于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这时离李自成到达北京已经没有几天了。

另有一个办法是南迁。大臣们提出由太子到南京监国，崇祯留守北京。崇祯却想自己去南京，留太子在北京等死。崇祯和他的大臣都明白，留在北京必死无疑。当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提出，让太子南下的大臣们仿效唐肃宗灵武故事时，大臣们没有人敢再提南迁之事。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就像放在一起的螃蟹一样，相互勾扯，最后谁都没跑掉。崇祯自缢，太子和大臣们成了李自成的俘虏。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迁都南京可谓上策。南方当时未受战乱破坏，在南京又有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僚体系，兵源和钱粮供应都不成问题，撤到南方要比困守孤城要好得多。明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法保有山海关，无论李自成是否随即追击明政府南下，无论山海关被李自成和满洲人中哪一方夺取，李自成同满州人的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明政府南迁，则由腹背受敌转为坐山观虎斗，可坐收渔人之利。并且，当时的观念认为满洲人乃是异族，满洲人入关南下，不排除李自成与崇祯联手的可能­性­。即使最后不免亡国，也可残喘几年，不至于那么早就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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