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浪漫，也许更是想逃避那个命运强加给我的“故乡”，也许是刚刚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塔西提岛蓝蓝的海天和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一念之下，我于1987年“海南潮”的时候去了海南，进了海南师范学院。

苦命(1)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

子轩从小似乎就和苦命相连。他像林妹妹一样，还在不会说话的年纪，就开始喝中药。

子轩患的是乙型肝炎，病情是在上幼儿园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的。那时我正借调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常驻北京从事国家教委主持的基础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不在孩子身边。蒙同学的关照，本来准备把子轩送进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全托，不料检查出禁止入托的病症。这个事件一下子打乱了我们预想的生活节奏，也给子轩的身心发展蒙上了­阴­影。

子轩的病是怎么得的？

起初我们都猜测是他爷爷传染的。子轩的爷爷是个老肝炎，病根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落下的，我们兄弟姊妹三人在小的时候也都被传染上了肝炎。子轩当时让他爷爷­奶­­奶­带着，爷爷似乎难逃嫌疑。其实，子轩的病究竟是不是爷爷传染的并无确凿证据，一是爷爷从来单独用餐，二来爷爷的病症是肝硬化，子轩得的是乙型肝炎，得的不是一种病。子轩的母亲断定子轩的爷爷就是传染源，因为她是医院里搞化验的，结论都是术语，显得毋庸置议。在被嫌疑的情况下，爷爷无法为自己辩解，他也从不辩解。那段时间，只要家人提起子轩的病情，老人就避到窗前，久久地向远山凝望。

对健康人来说，童年的记忆是金­色­的，而我的童年却不堪回首。我们患上肝炎以后，不论在学校上学，还是在校外与孩子们玩耍，总是遭受歧视。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玩，我们常常被小朋友们从游戏圈中剔除，有些孩子简直就像反犹分子一样，追着我们叫喊：“肝炎！肝炎！”那声音就像是高音喇叭失控后发出的尖叫，刺穿耳鼓，直戳神经，以至于几十年过后想起这一幕仍然不寒而栗。我们幼小的心灵被刺伤后无处伸冤，只能强忍着回到家中抱着被子默默抽泣。

我们整个家庭已经饱受了肝炎的折磨，现在病魔又沿着血脉延伸到下一代的生活中，全家人的心情无异于雪上加霜。子轩说话晚，三岁还不会说话。每次给这个哑巴孩子喂中药都让家人费力又费心。每当我看着被药汤苦得哇哇乱叫的子轩总是黯然神伤：这只是口苦，心苦还在后面。

最苦的人当数子轩的爷爷。他经受的痛苦直到他去世后这么多年仍在我的心底隐隐发作。本来他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健康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帅哥，他是这个国家第一代军工，原先在湖南的一家著名的老军工厂工作。中苏关系交恶之后，国家开始部署“三线建设”，他自告奋勇要求去建设大西北，是唱着“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歌登上西去的列车的。一到兰州，那拨人都还带着“大跃进”年代的热情，为国家做贡献不计较个人得失。当时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食品极度紧缺，他不忍心孩子饿着，勒紧裤带加班加点拼命工作，结果积劳成疾。他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送进医院检查，已经到了肝硬化晚期，开始腹水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忠告即使缓过来也活不出五年，抓紧最后的时光好吃好喝少生气，能多活一天算一天……结果他靠着豁达心灵的支撑和全家人的倾心照顾，奇迹般地挺过了病危期，又活了三十年

！何等艰难的三十年呵，除了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外，事业的挫折，世态炎凉，还有捉襟见肘的日子他都忍了，认了。他至死都对全家人带有负疚心情，惟独不见他对自己有丝毫的委屈或自怜。他眼看着子女一个个长大成|人，都上了大学，又都成了家，终于盼到了孙子。孙子曾经带给他希望和欢乐，但是很快又化为难言的惆怅。子轩确诊为肝炎后送给姥爷去带了，爷孙从此很少见面。

子轩是在我上大学时出生的。我是1978年考入大学的，我们那一茬大学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龄大，大学上完了接着读研，没有­精­力带孩子。子轩的母亲也在上学，都在忙着弥补“四人帮”造成的青春损失，找老人帮忙带实属无奈。毕业后本该好好过日子了，但是我的心静不下来。一方面，我已经是大学讲师，教学的主力，但是在学校却分不上房子。平反的“老右”们还都挤在筒子楼里苦着呢，我等小字辈只能排队等，长成|人了还要寄人篱下，而且住的是长辈的房子，甚感人生荒唐；另一方面生活还有奔头，可以读博，可以公费出国留学，可以找个好地方调动……能奔为什么不奔？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浪漫，也许更是想逃避那个命运强加给我的“故乡”，也许是刚刚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塔西提岛蓝蓝的海天和红土地让我魂牵梦绕，一念之下，我于1987年“海南潮”的时候去了海南，进了海南师范学院。

子轩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了过来。一来到海南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椰风海韵，而是蚊子的热烈欢迎。海南有“三个蚊子一盘菜”的夸张说法，可知海南蚊子的厉害。海南的蚊子并不大，咬起人来却一点不客气，也许是小孩子皮薄­肉­­嫩­，蚊子专门叮子轩，咬得子轩浑身没一块好­肉­。我当时住在海南师范学院的一间平房里，每天晚上照例熏蚊子，我们在灯下放上一盆水，把成包的熏蚊片点燃后就躲出去，回来后水面上总是漂满了一层蚊子。我说有一千只，子轩不信，我愣是一只只数过了一千。生活中这样的苦有很多，但是可以化解，我对子轩说：“我们以后就别熏了，蚊子那么馋你，就拿你当灭蚊器得了。”子轩哭笑不得追着打我，把小手拍得通红。有些苦就难以承受了，比如生活中遭遇到的莫名其妙的歧视。

苦命(2)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这是个曲调平淡的流行歌曲，在当时的处境下听起来却让人感慨万千。房子房子房子！我需要一套哪怕是最小单位的房子。

在西北师范大学就没房子，调到海南师范学院我要求的惟一条件就是房子，人一进来还是没房子。

学校开始分房子了，打分排队我分到一套两室两厅的旧宅，房子虽然比不上兰州的好，但这是我应得的，我心满意足。原主人一走，我急不可耐地搬进去了。打开门第一件事­干­什么？该举行隆重的庆典！于是揽过女人来就地正法。

刚把家搬完，总务科来人让我搬出去，理由不告诉我，说是组织决定。撅你个腚呀！我不睬。

院长找来了，令我搬回去。显然是听了汇报。

“屎都拉出来了，怎么又缩回去了？我要是不搬呢？”

“你不搬就强迫你搬！”口气听上去像列宁。

我怒了：“谁敢进我的家我就用斧子劈谁！来——嘛，来嘛来嘛。”我最后用四川话说。

日瓦格蔑视列宁。丫挺的可能这辈子也没见过这种人，说了声“你等着”，气呼呼地走了。

我等着，斧子就放在门口。

当天没有人来，以后也没人过问，事情就这样了了。

“贱货！非让老子给你们丫的端出黑缨枪来！”

大学老师就是这副德行，因为大学就是那么一副­操­­性­。

子轩受到的欺负更是无辜，因为他没有反抗能力。到一个生地方，地头上总会遇到欺生现象，受欺负的所有理由只因为你是个外乡人，我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去西北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历。一个小蛮子是个小地头，没完没了地欺负子轩，手段恶劣，居然逼孩子叫他爸爸，不叫就打，打完了还要押着孩子到家里搜钱。我到学校报案，回答说是不算案。那好，不算大家都别算，小蛮子终于让我撞上了。“你叫我是啥？”我想起了真假李逵见面，乐了。小蛮子还挺硬，大概是脚下的土地给他的勇气。两巴掌过去嘴还硬，我还就不信了，怒不可遏，把几年来积攒的怨气都发泄到拳头上，只当练沙袋，一直练到这个可怜的孽障跪地求饶为止。小孽障回去找来一群大些的烂仔声称要玩大的，一盘道，这帮烂仔知道当时名震海岛的前全国散打冠军童德勇是我的江湖知己，惹不起，请我喝酒。喝你大爷！我打骨子里厌恶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就是这个盛产菜狗的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砌起了长城，把原本好端端的人，变成了打边炉的材料。

学校里不该有地方主义，但是，我在大学都避之不及，别说孩子在小学里。

子轩转学到当地算是“重点”的一所小学读书。学校离家有两三公里路，中间要转几道弯，路过几条拥挤混乱的老街。接送孩子是件头疼的事，我们最担心的是怕孩子过马路出事，为此我还专门领上他训练过马路。第二天，孩子没等我们去接自己就回来了。再过些日子，他又发现了一条我们都不知道的小路，斜Сhā进入一个村庄，穿过迷宫般的狭道，省了五分钟的行程。当年我也是这样独往独来，也喜欢另辟蹊径，子轩的发现让我高兴，心想有其父必有其子。又过了两天，老师叫我们去学校谈谈，说是这孩子的智力有问题。我差点没晕过去。问孩子都­干­什么了，他说老师的话听不懂。这时我才想起老师的话的确不好懂，让我顿时联想到越共。

我们开始为子轩上学的事发愁了。

子轩的母亲向在河北涿州教书的姐姐求助，看在亲姊妹的份儿上，子轩的姨妈爽快地答应了。子轩的姨妈是个小学教师，家庭和睦亲情融融。子轩姨妈家中有三个哥哥，他幸运地成了家中的老四，无论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上都备受关照，出门在外玩耍不再受人欺负。子轩在那里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是年级的短跑冠军。

我还半开玩笑地跟子轩的母亲说过，孩子在他姨妈家寄养比我们自己带要好，我们没能力带好孩子就­干­脆别当父母了，以后也就再别接回来了。我们怕孩子跟着我们吃苦，托付给亲戚实际上是采取了逃避现实的策略。可事实上，孩子的苦命并没有到此终结，真正的苦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灾难。

大难不死(1)

X光照片显示， 子轩左臂为断裂­性­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骨折错位和裂缝就有二十几处，脚弓被压迫成平足，腰椎错位半公分，险些截瘫！

那是一个冬天的黑夜，孩子在冰天冻地的北国，我们在草木常青的海南。

一阵电话铃响，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子轩的母亲起身去接电话，只听见她连问了几句“什么，什么”，就哭出声了。我意识到一定是出了大事。

电话是子轩的姨父从河北涿州打来的，他告诉我们，子轩出了车祸，让一辆手扶拖拉机给撞了，伤势严重，昏迷不醒，现在已经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抢救，结果怎样还不清楚……我们反反复复地询问出事过程，问孩子的命能不能保住，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对方说，活命估计问题不大，残疾肯定会落下，程度就难说了，现在还顾不上考虑后果，只能抓紧抢救，在治疗上寻求最佳效果。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们一时间不知该­干­些什么。

我们想马上就去机场，可是这个时间没有任何航班，外面还是一片漆黑。看看闹钟，才是夜里四点钟。

灾难突然降临，我们方才体验到孩子对一个家庭是那么的重要，拉扯一个孩子长大成|人是多么不容易！

在这之前，亲戚帮我们拉扯着孩子，我们偷过着“自由”的日子，各自为自己的“事业”终日忙碌。大难突然临头，生活中貌似重要的种种事务顿时显得那样微不足道，“自由”和“事业”的意义被瞬间颠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报应：我们逃避家长应尽的责任，老天有眼，自作聪明者在劫难逃。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时钟还在走，家中的一切如故，而支撑这个家的­精­神支柱垮了，家的基础崩陷了。

我想坚强些，但是身体和意识却如同大醉过后般虚软，有如飘荡在虚无之中，双脚支撑的身体如同行尸走­肉­。灯光不能带给我们任何温暖和希望，只能让我们看到对方充满恐惧和绝望的眼神。我们熄了灯，任由黑暗笼罩，在沙发上互相依偎着，谁也说不出话来。子轩的母亲泪水涟涟，全身颤抖。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孩子的音容笑貌与种种车祸的惨状在脑子里轮番闪回，我在不停地懊悔自责自己为什么不把孩子带在身边？想像着子轩半身截瘫靠在轮椅上消磨余生的悲凉景象……

理智在不断地提醒我该想些必须要做马上要做的事情。从哪里能迅速筹得子轩住院治疗需要的大把开销？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海岛上，谁来帮助我们？谁能帮助我们？上哪里去筹款呀？首先想到的只能是朋友，我在脑海里搜索着一切可能借到钱的熟人，想着我亲自输血救孩子……想着想着心里开始搓火了，凭什么呀？好赖我还是国家的人，国家这阵子哪去了，姥姥！

天刚蒙蒙亮，我就开始到处跑着借钱。

闯海南的人中流传着一句话，在海口能要到饭，但是借不到钱。我自己就有亲身体会，借出去的钱有一半还不回来。赖账的倒是罕见，一般遇上的都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情况，也有的甚至最后人都找不到了。这回出乎意料，跑了几个朋友，都不是大款，但是言明事由都慷慨解囊，这一场景感我何深，至今不忘。揣着这笔救命钱，我上了早班飞机飞往北京。

当我赶到积水潭医院时，孩子已经做完了手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受创的胳膊腿上敷满了石膏，眼睛微睁，看样子是从麻醉休克状态中刚刚苏醒。我贴近子轩的脸仔细打量，子轩声音微弱地叫了我一声：“爸！”

分别两年了，又刚刚经受九死一生的重创，孩子居然还能认出我，证明孩子的大脑没有遭到严重伤害。

我哭了，庆幸多于感伤。

一直陪伴着子轩的姨父这时候才给我讲了实情，夜里电话里说子轩让手扶拖拉机撞伤，是善意的谎言，怕我们知道实情后想得过多再惹出些意料不到的麻烦。其实，子轩是从五层高楼上坠地的！

子轩是梦游跳下楼去的。

他从来没有梦游的前史，谁也想不到会出这个意外。出事前，他白天在外面玩了一整天，累得浑身出汗，见风着凉了，回到家有些发烧，吃完晚饭早早就上床了。跳楼时已经是后半夜，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他自己在睡梦中起床穿衣，摸到窗前拉开窗闩，推开窗子，神差鬼使地就跳下去了。

后来我问过他对梦游是否还有记忆，子轩说，以前也做过跳楼的梦，每次都像飞一样，慢慢地落地，这一回也和做梦一样，就是落地特别快，唰……就那么一下，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楼下是水泥地，平时总有自行车停放，子轩幸好坠落在两辆自行车之间的空当里，中间的空隙不足一米，子轩落地刹那间居然没有碰到自行车！

那天有寒流，地上覆了一层薄雪。子轩着地后就休克了，后来不知是被冻醒还是疼醒的，他凭着求生的本能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敲击一楼住家的窗户。屋里的人被惊醒后跑出来一看，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地上流着一大摊血。子轩的左前臂断裂­性­骨折，白骨从­肉­里面戳了出来。邻居认出了子轩，大吃一惊，赶紧跑上楼去喊人。家里人闻讯后起初难以置信，明明眼看着子轩睡觉了，怎么会还在外面出事？再看子轩的床上确实没人了，寒冬里平时紧闭的窗户大敞着，但是还是想不明白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从高楼上跳下去。和子轩同屋住着他的表哥，睡着后没听到一点动静，被唤醒后让大家问得莫名其妙，反倒像做梦一般。子轩的姨妈慌忙赶到楼下，一见子轩的惨状，当时就晕倒了。人来了，子轩半睁开的眼睛又闭上了。

大难不死(2)

子轩被连夜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抢救治疗，直到医院诊断结果出来才让他姨妈家里人松了一口气。积水潭医院是全国最好的骨科医院，子轩在这里得到了最及时也是最好的抢救治疗。

X光照片显示， 子轩左臂为断裂­性­骨折，右脚粉碎­性­骨折，骨折错位和裂缝就有二十几处，脚弓被压迫成平足，腰椎错位半公分，险些截瘫！

最终没有生命危险也没有给以后留下残疾，算是子轩不幸中的万幸。医院的人都在向我道福。多年来，医院里接收过许多从五层楼坠落的人，子轩是摔得最轻的一例。

医生也解释不通为什么从这样的高度坠落能摔得这样轻，只能推测子轩是在梦游中跳下，全身处于放松状态，缓冲了身体着地的下降冲力。这也不能算是科学的解释，说来说去，最后还得说这孩子的命大！

释梦

人啊，真是奇妙的生灵。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了事情已经成了过去。

定然是先人积了德，上天让我们后人得善报。撒旦诱惑着孩子想入非非，上帝宽恕无知者的罪过，饶迷途之羔羊遭大难而不死。

子轩为什么会梦游，梦游的情节为什么会选择跳楼？我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按照弗洛伊德的经典解释，梦是愿望的达成，与童年的­性­压抑及挫折有关，童年的泛­性­行为通常可以在无意识行为中解读出来。

我没看出来这个孩子有什么­性­挫折，只是看到他平时喜欢跳楼梯。子轩喜欢往下跳，一次能跳六个台阶，他是年级的跳远冠军。他大概不喜欢中间过程的繁琐，这是不是想飞起来的愿望的达成？他说过他经常做跳楼梦，没想到这回的梦成真的了。

我小时候也喜欢跳楼梯，不过喜欢往上跳，单脚跳。我可以清晰地解释自己的行为，我是平足，我憎恶自己长得像吸盘一样的脚掌，它的立场实在稳定，压抑了我想腾空的愿望。我也做过飞起来的梦，梦中的我不受地心引力束缚，久久地滞空，爽极了！以至于在半梦半醒之间明知是梦却不想醒来。

我们的愿望应该说都不坏，差异在哪儿呢？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神秘的象征或暗示？再想下去只好胡猜了。人啊，真是奇妙的生灵。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了事情已经成了过去。

我一直接受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是无神论者，从这个无解的事件开始，我相信了神的存在。定然是先人积了德，上天让我们后人得善报。撒旦诱惑着孩子想入非非，上帝宽恕无知者的罪过，饶迷途之羔羊遭大难而不死。

子轩出院后，我们把他接回海南。回到家中，“组织上”没有人前来慰问，人五人六的基本上也都不来看望，来的多是些江湖上不三不四的人。不是我招的，他们想来。我想组织上也不至于见死不救，只是想考验考验我，大概是向组织靠拢申请补助什么的吧。我缺少这方面的早期教育，压根就没考虑过谁会来照顾我。考虑了也没用，我这种人也许长得就不像是让人照顾的。子轩需要照顾，由于他的伤势严重，疗养时间漫长，又起不来床，需要有人在身边料理吃喝拉撒，这事只能由家人来做。但是最喜欢他的爷爷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再一次老着脸皮求助于子轩的­奶­­奶­，­奶­­奶­似乎是为救难而生的，她来到了海南，满怀慈爱拉扯着孙子重新站起。

子轩整整养了一年，也休学了一年。伤愈后，他的右脚成了一个平足，脚踝处膨大，原来的鞋都穿不成了，只好两只脚分别穿着两个号码的鞋，走起路来有些跛脚。为了不让他落下残疾，我们想尽了办法帮他校正，除了药物理疗，我借了本按摩书，亲自给他按摩了几个月，手法都练成专业的了。为了刺激他的足部生长发育，还专门编了一套运动­操­，鼓励他忍着疼痛练，天天坚持。好在他年龄尚小，正处在发育期，最后终于康复了。

武汉学球

1987年第一次去海南，返回时，我在海安县前往湛江的长途车上，见到几个人在玩三张牌，我开始觉得好奇就凑上去押了10块钱，转眼就输了，又掏出10块钱，又输了，再押还输。一支烟的功夫，我随身带的盘缠去了一半。这时的脑子已经有些发蒙，光想着把输掉的钱赢回来，表面上还故作潇洒。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庄家倒牌，确信看准了，于是掏出了剩下的所有，重重地拍在一张牌上。掀开一看，傻了，顿时汗流满面。钱输光了，我也清醒了，这是一群骗子。

愚蠢的教育(1)

……孩子可能有特异功能，对股市行情预测得比股评家还要准，可惜没听孩子的话，几次大行情都错过了。

我自己犯过的错误更愚蠢。

我曾经把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掩埋在心里多年，这时翻出来讲给了孩子听。

子轩退学后的几天，一直在家里面呆着。出了学校门，只能在家学习了。

我帮他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为保证计划能够落实，我放下了外面的生意，坐镇家中盯着。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这不是做文章。眼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管不了许多了。

受我下海的影响，子轩自打上小学就“留学”，前后调换过四五所学校，从兰州到河北又到海南，要在古时候可谓周游列国了。但是不管在哪里，在校的学习成绩总是排名靠前，虽然有些调皮，也没让我们家长太­操­心。

到了六年级下半学期，他每天放学都回来很晚，说是功课忙，作业多。可是到了期中考试，子轩的成绩一下子落到了全班倒数之列。一查原因，他沾上了赌博。

子轩起初是跟孩子们玩赌博游戏，输赢只是些有印刷图案的纸片，孩子们管这玩艺儿叫“洋画”。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觉着小孩子玩得不过瘾了，胆子也放大了，逐渐发展到跟社会上的赌徒玩真的，筹码还押得挺大，一把就能输赢几百块！赌资是他从我们家长口袋里摸走的，因为我们从不设防。另外我当时在外面­干­工程，口袋里老有钱，也从来不数。子轩的这个行为，以我年少时的家法论处，毫无疑问会遭到严厉的杖责。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对此也都不能容忍。但是，子轩这一回没有挨揍。因为时过境迁，社会环境巨变，我们身在海南，海南全民皆赌，我们当家长的ρi股就不­干­净，没有理由在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上惩罚孩子。

在这之前，子轩曾经在钱财上让家里大出了一回血。子轩的母亲做股票，他舅舅也做，每天都要在电视上看行情听股评，家里面少不了谈论这方面的话题，都不避孩子。子轩经常Сhā嘴大人的意见，有许多次子轩蒙得比大人准，嚷嚷着家里的股票应当由他来做，他母亲跑来悄悄告诉我孩子可能有特异功能，对股市行情预测得比股评家还要准，可惜没听孩子的话，几次大行情都错过了。他母亲当真还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从来就把股市的散户视为撞大运的赌民，只因不愿意为钱财闹不愉快便不与之争锋，但是让孩子玩股票我是万万不答应的，也没什么可以商量的。无论如何不该让孩子去撞大运，就是真能蒙到钱也不能­干­。

一天，子轩母亲声称她在股市上的存款让人动用了，账户上的钱都买成了股票，而买入的股票统统下跌，市值上已经损失了上千元钱，她起初还以为是子轩的舅舅­干­的，姐儿俩理论了半天，让舅舅生了一肚子冤枉气，最后才查出是子轩所为。股市密码怎么会泄漏呢？他母亲还在猜子轩有特异功能，想着是不是藏在大脑海马沟褶缝里的密码让子轩看见了，最终子轩坦白交代了谜底：他是在母亲打电话时偷看到了压键的顺序，默记在心，上手一试居然通了！于是就把账上的余款全买成了股票。后来他眼看着股票下跌也害怕了，不敢吭气，心存侥幸想等着反弹行情涨回来，没想到一跌再跌，直到事情败露还在看跌。

这一跌把子轩的母亲跌痛了，她想打孩子，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个后果只应当由我们当大人的自己吞吃，因为孩子不知不为过，论不上挨打。再说，大人起始动机就出了问题，假如孩子一把中彩了呢？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说，难道还要给孩子提成？事情到这一步，我以为赔钱只能责怪自己愚蠢，教育孩子不能以结果论赏罚。我给他们讲了个儿童心理学的经典测量：一个孩子因为偷吃糖果翻箱倒柜打掉一个杯子，另一个孩子在家宴后帮着家长洗杯子，一不小心摔了盘子，打掉了15个杯子，该惩罚哪一个？这是一个儿童心理学的经典实验，后来演变成心理测量题，用以测量孩子的道德判断发展水平。正常情况，12岁的孩子应该答对这道题。子轩马上听出眉目来了，他说他买股票还不是为家里赚钱，生意有赚就有赔。我说，子轩买股票可以无罪赦免，甚至某些地方还可以获得表扬，因为他的出手有手笔，以后没准还能­干­大生意。该挨打的是他太聪明了，小小年纪就学会拿着标准答案说事，开脱自己的责任。

我自己犯过的错误更愚蠢。

1987年第一次去海南，返回时，我在海安县前往湛江的长途车上，见到几个人在玩三张牌，我开始觉得好奇就凑上去押了10块钱，转眼就输了，又掏出10块钱，又输了，再押还输。一支烟的功夫，我随身带的盘缠去了一半。这时的脑子已经有些发蒙，光想着把输掉的钱赢回来，表面上还故作潇洒。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庄家倒牌，确信看准了，于是掏出了剩下的所有，重重地拍在一张牌上。掀开一看，傻了，顿时汗流满面。钱输光了，我也清醒了，这是一群骗子。

他们在设赌局的时候装得互相不认识，赢了钱后原形毕露，聚到车尾的空座处狂饮易拉罐啤酒，­操­着广东话乐得前仰后合，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也许是在议论北方佬怎么这样傻，就扛着这么个傻大头还要跑到海南来淘金，可能海南还有更傻的吧，不然他怎么会带过来钱呢？骗子们赢了钱后不久就下车了，坐庄的家伙还挺有江湖风度，给我甩下两张10元。我­干­脆地说了声：“不要！”我把钱丢给了他。到了湛江，我身上还剩两块钱。我乐了。离家还有几千里地，此地举目无亲，能回去当然又是一段离奇的故事。此乃后话，在此不表。

愚蠢的教育(2)

事后，我想明白了，十赌九诈，之所以骗子能得手是因为有心存侥幸又自以为是的傻瓜买单，我认了，还有必要领教第二次吗？这次赌钱是我下海的第一课。刻骨铭心！以后我再没有沾赌。我情愿把那伙骗子看成是我的老师，学费不贵。

我曾经把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掩埋在心里多年，这时翻出来讲给了孩子听，并没觉得当家长的这么做有失尊严，因为我说的是大实话。我另外告诉他，你用偷别人的钱做赌资的行为比赌博还要恶劣，赚了是自己的，赔了是别人的。好一个聪明脑袋！今天就算不知不为过放你一马，但是替代­性­惩罚是必须要有的。在升学考试之前，必须把心收回到学习上来，剥夺自由，放学就回家。子轩也许为这次没挨揍感到意外。

此后三个月，他放学后就在家复习，结果，获得小学毕业升学考试全校第二的成绩。

放飞(1)

子轩突然问：“武汉体院在哪里？”我指着他的嘴说：“出门人所有的问题都要靠它解决。”

子轩过了安检口，回头冲我们招了招手，我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挥手示意让他快走，背影迅速消失了。子轩就这样孑身一人登上了飞机。

孩子升学考试过关，将功折罪，我们可算是松了口气。这个表现让我看到他的学习潜力，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也许是他在学校吃不饱才跑到社会上找刺激的，我想引导他发展一项能消耗过剩­精­力的游戏，用一个健康的爱好把他套牢。另外，我也感到自己多年来只顾忙自己的事情，疏远了与孩子的交往，有心利用一个没有作业负担的假期陪着他玩个痛快。

我开始教他下中国象棋，每天陪他打两三个小时的棋谱，进步非常明显，两三个月就能和外面的成|人下了。但是，我没敢放他，怕他再赌。他是个好动、乐群的孩子，坐不住，打谱时间一长就厌倦了。看来，游戏少了伙伴不行，或许他根本不是学棋的材料。

一天，我骑着摩托带着他四处兜风，无意中看见一个乒乓球馆就进去了。这一去不要紧，以后他天天都闹着要去。刚好，那个球馆有曾经受过专业训练的小教练，正在招学生，我给他报了名。教练试了试他的反应和球感说，这孩子有天赋，只是到小学毕业才开始练，年龄有些大了，不过事情不是绝对的，庄则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纪才开始正规学球。听教练这么一说，我们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

子轩随后开始接受业余训练，算有了一项正当的爱好。教练的水平虽然有限，但是当地也找不到更好的。跟他学球的有一帮孩子，他最大，进步也最快，自然成了那里的娃娃头。打球给他带来不少生活的欢乐。

让子轩学打球的原本想法就没指望他以后吃这碗饭，我的决定出于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退学事件发生之后，我不管他不行，把他关在家里学习显然也不是那么回事。他手捧书本，目光却不时地瞟向窗外，每当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也难受，我感到他活像个囚犯。以前关他禁闭三个月还有个盼头，也有具体的升学目标和内容。退学后再关他简直像判无期徒刑，不知什么时候能放他出来，就算能关住我也陪伴不起。我们也设想过让他转学，往哪里转？省内升学率名列前茅的重点校都上不下去还能上什么更好的学校？何况我们还要掏上高价学费说好话求情。就他当时的状态，进哪所学校也不能保证再次被踢出来。于是，我们想找个正经事让他做，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他在外面赌博学坏；

其二，子轩因坠楼造成的创伤虽说已经痊愈，但是，右脚很容易疲劳，一疲劳走路就跛。医生建议在发育期加强运动治疗，我非常赞同；

其三是尊重孩子的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时我没发现他在某方面表现出稳定的兴趣。他打球的兴致正高，走路都在比划动作，也肯吃苦。恰好我也有朋友关系向高人推荐，这样，送他去学打专业球似乎成了当时最好的选择。

子轩投奔的是武汉体院的滕守刚教练,他训练很有一套,每一茬选材总是招收一些专业队筛选剩下的苗子，而且是半日制训练，还有半天学文化课。就在这种条件下，滕老师栽培出不少少年国手。子轩当时对可能获得的这个机会当然感到兴奋。在音、体、美的各个专业领域里，能获得专业训练的资格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肯定比考大学难，何况子轩打的是“国球”。

当时我和子轩更­操­心的问题不是在考虑走这条路值不值，而是在担心人家教练收不收。这年头的乒乓竞技早已不是庄则栋时代的水平，专业队的选手一般都是五六岁开始摸拍子，10岁左右已经打得有模有样了。而他已经13周岁过了，以前的训练也不正规，按专业人士的看法,这时才开始正规训练，必须先废弃以前的动作定型，然后从基本动作起步，相当于从头开始，这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竞技的巅峰。滕教练开始在电话沟通的时候也向我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最后看我心情迫切，表示先看看人再说。

子轩就要离开家门，北上千里去拜师学艺。这一去，无论能否被录取都会让我们家长难过。如果录取不上，白跑一趟不说，孩子无疑会经历一次挫折，也许以后球拍都不愿意再摸了；如果录取了孩子也许会一去不复返，以后全家人想吃一顿团圆饭都难了。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躺在床上，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鸽子。

那是一只美丽的雄­性­“雨点”，额头宽大饱满，两眼炯炯有神，高傲地挺着胸脯，羽毛整齐发亮，前腿上裹着一圈打上了号码的铅皮，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只有身价的鸽子。它从千里之外的北京飞了回来，在市里的信鸽比赛中获得过名次，我儿时的邻居花了大价钱从主人手中请来，用以育种。小鸽子孵化出壳了，羽毛日渐丰满，会飞了。该放飞了，这是养鸽人最兴奋也是最提心吊胆的时候，邻居一次次把鸽子带到更远的地方，鸽子总是比他先回到家中，每次成功的放飞都让他的鸽子升值，也给他增添了人前吹嘘的资本。在一次信鸽比赛中，邻居带上最好的一只鸽子报名参赛，但是信鸽没有飞回来。邻居伤心得欲哭无泪。我们都说路太远鸽子迷路了，邻居厉声反驳，他不容别人怀疑爱鸽识途与飞翔的天赋，他只是担心鸽子可能遇上天敌鹞子，更害怕遭遇到黑心人的枪子。邻居痴迷于养鸽，他说鸽子高雅。

放飞(2)

养鸽人总是想把自己的鸽子送到更遥远的地方放飞，一撒手就开始惦念着鸽子的平安，鸽子在路途中承受多大的考验，养鸽人的心灵便会经受多少折磨。为什么人要这样自寻痛苦？因为鸽子会飞。

我最终还是铁下心来让子轩独自北上武汉试训。子轩这一去不正是放飞吗？他已经受过一次大难不死的考验，上帝该保佑他了吧……我不是跟养鸽人一样吗？鸽子属于蓝天，为了让属于大自然的生命能自由地飞翔，为了人生的欢乐与荣耀，我向上帝祈祷：主啊，佑我无知的孩子避开天灾人祸不测风云，独让我承受内心的折磨吧。阿门！

记得当时我把他的机票、行李、零花钱准备好。该出家门了，子轩突然问：“武汉体院在哪里？”我指着他的嘴说，出门人所有的问题都要靠它解决。子轩这时候显得有些犹豫，我半开玩笑地对子轩说：“该当男子汉了。”子轩下意识地挺了一下腰杆，天真幼稚的动作让我看着很舒服。猛然间，我感到一阵酸楚：他能挺得住吗？我的目光从正在收拾提包的子轩身上迅速游移开去，从沙发上忽地一下站了起来，匆匆地走进了卫生间，丢下一句“我要冲个凉”。打开的是热水，热腾腾的细水珠洒在脸上，冲洗掉我一时冲动夺眶欲出的泪水，但是暖不了我离别骨­肉­时内心深处的悲凉……

我把子轩送到机场，候机的时候，为冲淡别离的气氛，我尽量找些轻松的玩笑开心，好让子轩无牵无挂地上路。检票了，子轩过了安检口，回头冲我们招了招手，我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挥手示意让他快走。背影迅速消失了，子轩就这样孑身一人登上了飞机。

当天晚上，滕教练打来电话说，你的孩子我们收留了。后来滕老师告诉我，按照子轩当时的条件，他实在不想收留，但是，这孩子能千里走单骑，独自一个人找上门来，这一举动令他刮目相看。所有的孩子都是家长亲自送到学校的，床都要让家长铺，有的家长甚至住在学校边上陪读。日后滕教练与我把盏闲聊时放开说了，他当时充满好奇，这孩子的家长怎么如此大胆？不是少根弦必是高人。他说愿意和我这样的人交朋友。

孩子有了着落，算是了结了一件心事，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我该想费用的事情了。海南的房地产衰败得一塌糊涂，哪里还有生意能挣到钱？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未遂族(1)

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普遍比孩子急切，梦比孩子多，而且爱做怀旧梦……我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未遂族”。

我知道子轩肯定会以失败告终，但是我希望能尽可能冲得高一些，冲到自己的极限就满足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用这句话来描述我们这些送孩子在特殊领域发展的家长别有意味。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普遍比孩子急切，梦比孩子多，而且爱做怀旧梦。当初孩子在海南学球的时候，每次训练都由家长接送，别的家长也一样，而且都是全程陪伴，帮着捡球、打杂、现场助阵。­性­子急的家长往往是孩子一失误自己就失态。不等教练发话自己就开始指手画脚训孩子了，结果闹得孩子情绪很坏，心情越发紧张，无所适从。还有些家长自己以前曾有过某些兴趣爱好，因为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致使心志未酬，往往寄希望于下一代来实现自己未遂的理想。我将这类人群称之为“未遂族”。

我承认自己也是“未遂族”中的一员。

我的少年时代正赶上“乒乓热”席卷全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砌有水泥乒乓球台，几乎所有喜欢体育的孩子都能打上两板。我曾经为之迷恋，和几个同样发烧的同学天天泡在水泥台上，放学后不打到天黑不回家。虽然是瞎打，但是同样享受到竞赛的乐趣，同样梦见庄则栋。后来代表校队外出比赛，结果被训练有素的师大附中校队打得落花流水，才知道打好球要有教练栽培才行。后来到区体校去集训过一段时间，遇见一个当年和徐寅生一起打过球的教练，他说：“你别打了，你的动作已经形成了错误的动力定型，很难再改了，再打下去也不会有出息。”我当时听了难过得简直想哭出来，几天都没心情吃饭。后来我再也不打乒乓球了。而且后来玩所有的运动项目，知道了先要找教练，而且要找高手。

……当我昔日的愿望在孩子身上实现以后，开始觉得很兴奋，似乎就等着收获了。但是不久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要想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远远不是找个教练就能解决问题的。不要谈什么世界冠军了，单说国内的少年专业队伍就有几十个，哪个队伍没教练，哪个选手不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淘汰剩下的­精­华？除了个别天才，能打进前16名的选手个个都有杀手锏，谁也不敢说包打天下的话，仅仅是国家少年队选拔赛的竞争激烈程度，就比考大学不知要超过多少倍。国家队只有一个，世界冠军只有一个。谁能成为最后的王者，除了天赋、勤奋、教练、训练条件等等所有可知因素外，还有机遇、运气、天时地利人和等数不清也说不清的因素在起作用。也许正是难，世界冠军才显得珍贵；也许正是因为珍贵，获此殊荣才无比艰难。

现在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家长送孩子走竞技运动这条路没有错，但是一旦有所指望就大错特错了。

“国球”难打，足球更难踢！也许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捷径只有指望“国粹”了。据说当今全国注册的武馆武校就有两万家，少林寺的一条沟里就屯着几万慕名而来的习武后生，肯在这个行当上投资的家长大概是把金庸的电视剧和张艺谋的《英雄》当真了，以为中国功夫真能打败泰森，甚至刀枪不入。幸好我老周没有爱上金庸！否则让孩子去练功，一旦上了层次麻烦更大了。

竞技运动是游戏，又是名利赌场。如果一个家长仅仅只是从追求功利的动机出发，指望在投资上获得回报的话，这个家长也许是在做世界上最愚蠢的一笔投资生意，造就一个邓亚萍，也许比摸到足球彩票的头等奖还要难。换句话说，从事竞技运动的人好比登山，是花大钱自讨苦吃的行当。为了解释自己并不愚蠢，我必须找到功利之外的所得来填平心态。

只能从过程中去寻找­精­神价值，寻找意义。

从事竞技运动虽然从功利角度看得不偿失，但是种种体验刻骨铭心，因为他获得的是生命的高峰体验。有过高峰体验，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值得一生自豪的财富。作为一个教育学者，我宁可把他打球的经历视为课程。我看重竞技运动过程冲击人生极限的经历，看重公平竞争的游戏­精­神，看重游戏规则的教养价值。我知道子轩肯定会以失败告终，但是我希望他能尽可能冲得高一些，冲到自己的极限就满足了。

出乎我的意料，子轩的运动生涯不到两年就结束了。

为什么会断送自己喜爱的学业，这对我来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这个谜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解开。

刚去的那一年，困难最大，吃苦最多，长进也最大。起初，他在队里垫底，有个现在在八一队打球的女孩，队里排行最小，当时只有9岁，也嫌他的球臭不想和他打。子轩忍气吞声，埋头苦练，半年后，先把小师妹灭了，又默默地追赶其他人，排名逐渐上升，基本技术开始有了模样，已经进入中游行列，冲击上手也能不时打出两板好球了，用教练说的话，打疯了也嗷嗷直叫，也混不论。实际上他已经度过了最难熬的过渡期。只要他不要背上以胜负论英雄的包袱,只追求自己每一天有效的训练积累,一步一个台阶地上进，打到专业水准完全是有可能的。子轩后来不想打了，原因很多,主要是自认为年龄大了，对前途没有信心；还有，竞技圈里不相信眼泪，实力是硬道理。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总是围绕着尖子球员的比赛训练计划进行，下手给上手当陪练是行里面不成文的规矩，板凳队员的心情总是压抑的。教练不重视他也合乎情理，教练有任务，总不能扔下整个队伍单抓一个后进。否则，全队人的饭碗都要砸。子轩的处境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和教练都不认为困难到练不下去的地步。

未遂族(2)

在我看来，他所谓打不下去的理由实为借口。这个借口如果成立，邓亚萍有一百个理由不能打球，而且每个理由都能上教科书。邓亚萍只有一个理由：格杀勿论！我怎么看邓亚萍盯对手的眼神怎么像警察抓小偷，怎么看邓亚萍手中的拍子怎么像掂了把菜刀。

邓亚萍也许谁都不可比，但是她的­精­神任何人都可以学。哪怕经过卧薪尝胆的努力之后在拼搏中败下阵来，也是一个虽败犹荣的经历。这样的失败至少我完全能够接受。

子轩后来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技术上不能打下去，也不是缺少天赋。应当说他的天赋就适合于打乒乓球，我认为半途而废是生活和意志方面的问题。起初，他拒绝承认这一点，可能是害怕我会追究他的失职，现在时光退后，他承认了自己当时在训练中不够投入，打球以外的事想得太多了。比如：他和队里的一名主力队员打训练比赛，曾经有十多次打到赛点，愣是没有拿下一局，明摆着这是心态问题嘛！他太想赢了，以至于一到这个关口就不会打了。后来，他练了一手花哨的发球，高抛、抖腕的小骗招都会了，动作模仿的是瓦尔德内尔，还挺像那么回事，但是遇上不吃球的就歇菜了。还有别的捷径吗？子轩又想法子在球拍上动心计，换上长胶让对手吃球，以这些办法来提高胜率，这些“花招”一开始果然奏效，但时间一长，对手适应了，又把他打回原形。这些举动可以清楚地表现出他在游戏中的价值取向和­性­格中的特点，而竞技运动的­精­髓又恰恰是与这样的心理品质格格不入的。

我为他退却的理由深感失望，同时，更为他的未来忧虑。读书读不进去，打球打不出来。人生有捷径吗？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还能­干­什么？

荷尔蒙冲动

眼睛喝红了，板砖备好了，只等着夜深人静把冤家堵在床上灭顶一拍。

我也不主张凡遇上一点事就告老师告家长，告习惯了长大了就爱告领导告老板还有告老婆，这样的­操­行很不好！

为什么不打球了？也许正是这个问题没有问，导致了以后的无限退却。

我也不想简单地把他看成是一个逃兵，

想必他也有难言之隐。他在那段日子里，毕竟独自承受了许多同龄人都没有承受的东西。再者，他一直没在我的耳边提起过自己的遭遇，仅此一点，我都愿意高看他。

竞技体育是一个特殊人群的游戏。体育学院里聚集了众多荷尔蒙分泌过剩的半大小子，什么人都敢打。我的好友，出自武汉体院的前全国散打冠军童德勇说，体院周围没有黑社会，体院就是黑社会。一个练跆拳道的大孩子手痒痒，老是无缘无故地欺负子轩，练乒乓球的子轩显然打不过他，这成了子轩在生活中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告状恐怕也没用，这样的事情在体院内几乎天天有，校方是管不过来的。他也到了青春期，不想绕开走。他选择了孩子世界的政治手段进行报复，居然开了一桌酒席，拉扯了更大的一帮孩子，没命地灌酒壮胆，眼睛喝红了，板砖备好了，只等着夜深人静把冤家堵在床上灭顶一拍。幸而被教练及时发现制止了，否则后果难以想像。

我曾长时间为这险些发生的一幕而后怕，也只能面对事后的结果庆幸！

我怎么能料到这条鲜花盛开的路上埋藏着这样的危机？那些千千万万个父母们都知道孩子们成长中的危机吗？我为此感叹一个生命的偶然，同时，也对那些深藏在新新人类成长的躯体中的非理­性­冲动感到无奈。

我不希望孩子遭受伤害,也不希望去伤害别人，但是，愿望毕竟是愿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体育这个行当的背后隐藏着暴力、黑哨、兴奋剂、欺诈和种种不正当交易，连明星都要受到黑势力的­骚­扰，就别提孩子之间的游戏­性­冲突了。

我明明知道这些黑暗面为什么还要送孩子来这里？在我看来，一些麻烦事情在人的一生中是躲不过的，

我们总不能因噎废食，知道路上有危险就不走路了，只能敬畏上帝掷出的骰子，冒着黑暗中抛来的石块和口水匆匆赶路，鼓足勇气，目不斜视，朝着充满阳光的地方祈祷而后行。

子轩的报复举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报复­性­行为幸亏没发生，否则这帮半大小子下手没个轻重，很可能会出人命。我当然不赞成他这么­干­。但是，我也不能容忍就这么永远受欺负，或者摧眉折腰，甘当强人的狗腿子、马屁­精­。屈服于暴力的心灵同样是可怕的，要么孩子从此一蹶不振，永远屈服于弓虽暴，要么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更弱小的孩子来寻找心理平衡。打架是野蛮的原始行为，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但在孩子成长的亚文化里，游戏规则就是原始的。也许，孩子之间打架本来就是正常的，孩子之间的矛盾应当以孩子的游戏规则加以解决，寻求外部帮助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能导致战争升级，最终冲突双方无论较量结果如何都将自我毁灭。

我也不主张凡遇上一点事就告老师告家长，告习惯了长大了就爱告领导告老板还有告老婆，这样的­操­行很不好！

按自然法则解释，受欺负的根本原因是自己不强大。我主张正当雪耻，雪耻之志能促使一个弱者强大起来。子轩的这段遭遇唤起了我在年少时的记忆，我小时候一直不长个，又没有哥，经常受大孩子欺负，没办法，只好躲着走。为出这口恶气曾数年玩命打熬筋骨苦练拳脚，当有一天看到昔日的冤家在自己青筋暴起的老拳下瑟瑟发抖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欺软怕硬的强人都不过是些菜狗，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单挑决斗的骑士风度。都是软弱惹的祸。当自强产生的威慑力彻底镇住冤家之后，我不仅除却了一个心病，而且获得了一生的自信。

人也许就没有敌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最后，是子轩的母亲把他领出了武汉体院的校门。

他母亲本来就反对孩子打球，她的教育观跟大多数家长一样，认为孩子的正道是学好文化课，考上名牌大学，然后有黄金屋，然后有颜如玉，然后白领，然后下班就回家，再买一束花。子轩的球打不成了正中她的下怀，她找了她所认同的应试教育专家做了咨询和设计，决定把他送到内地的一所私立学校去读书。

我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即使不打球了，我至少也要搞明白一个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打球了？也许正是这个问题没有问，导致了以后的无限退却。子轩可以随随便便地说想要­干­什么，也可以随随便便地半途而废。

中国的家庭普遍对既成事实是不追问什么道理的，日子得过且过是普遍准则。事情过了，我一直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问，打球的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这年头，在多数场合下，人们都拥有“自由”“民主”“人权”“宽容”“多元价值”的保护伞，想在谁的头上­棒­喝，首先要触及保护伞，一碰上保护伞麻烦可就惹大了。你马上会被人指责为“专制”“男权”“家长作风”“语言暴力”“­精­神暴力”，一说起来还都带着套。时代不同了，男女不一样。这年头的教育基本上是女人的领地，上到国家下到学校、家庭都时兴女人说了算，不是女人的也装成女人的样子说个没完。烦得我不能说也不想说什么了。跟女人有什么可讨论的？女人一辈子读的最多的是镜子，最大的学问是化妆，最大的成就是有人喜欢。我想讨论也碰不上真问题，只能心不在焉。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不能剥夺那半边天，应该是大半边天的权利。但是我可以不参与，免得以后扯不清。不过，只要对孩子的成长有利，我倒宁可希望自己的意见是错的。

网吧成瘾

面对近在眼前的毒品威胁，我对孩子的期望值，已经从望子成才堕落到避免孩子犯罪。他有朝一日也会拿起斧头与我们相向吗？这样的期望值对一个学教育学出身的父亲是难以启齿的，但是，生存现实迫使我必须以此为底线来考虑我可能采取的措施，因为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孩子犯罪的可能。

你到底要什么

打这以后，我对他上大学的指望几乎没有了。惟希望他哪一天突然懂事，能自己去求学。在我看来，学生理应求学，老师只能劝学，实无必要乞教。

子轩从武汉体院出来， 跟着母亲去了他的出生地兰州，在一所私立寄宿学校读初中二年级。

由于他在体院打球期间学的文化课形同虚设，等于没学，因此，一开始各门课程都跟不上，也坐不住。他母亲又请老师在课外帮他补习以前的课程。起初，他也做过努力，经常补习到深夜，有一次，甚至熬了一个通宵。老师说，他的脑子很聪明，一点就通。只要不懈努力，到期末考试赶上大家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家长听到这个消息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以为浪子回头了。可是，还没等我们放下心来，他又开始滋事。

子轩本来就比同班的孩子大，在体院的一段生活如同混江湖，心里面想的和生活经历比所有的孩子都要复杂。住校期间，很快就拉扯上了几个孩子，经常领头翻墙到校外去吃夜宵、喝酒、抽烟。不久，这一伙孩子的学习和表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别的家长不­干­了，找到学校要求严肃处理害群之马，否则就领孩子转学。

子轩的母亲除了到学校向老师说好话，还找到意见大的家长一个劲地赔礼道歉，为子轩争取一个改过的机会。最后好歹算是平息了这次危机。回到家里，她母亲打他打不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招儿也用了都不好使，只好流着眼泪向他下最后通牒：如果再有过犯，学校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被学校开除了，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子轩也许拿他的表现和体院相比，可能还会觉着没­干­什么大不了的坏事，甚至觉得自己还挺委屈。此后，他虽然没有捅出太大的娄子，但小麻烦总还是不断。好不容易熬到学期末，老师无奈向家长最后摊牌，你们的孩子实在难管，还是想别的办法吧。他母亲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个孩子已经无可救药，她再也不管了。

责无旁贷， 我只能接手对子轩的管教，子轩就这样又回到了海口的家中。

这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小伙子。子轩在外生活了两年多，打球半途而废，重新上学又被学校撵出来，花了那么多的钱，一事无成，不光让他母亲恼火，也让我感到失望。我不仅为他虚度的年华惋惜，更为他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深感焦虑——难道他真的不想想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吗?

子轩一回到家我就问他，你是否想过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怕自己问得太迂了，最后­干­脆直截了当地问，你打算以后靠什么吃饭？他对我的问题做出的反应是一脸茫然，回答说，没想过。看起来真是没想过。我想和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但是，这个天窗就是打不开，我甚至连天窗在哪里都不知道。

即便到这步田地，我对子轩以后能上大学仍然抱有希望。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笨，只要他把心放在学习上，赶上并完成普通中学的课程是完全可能的。以前耽误的两三年时间不算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不都耽误过吗？子轩在小学期间，曾经代表学校参加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虽然没有取得好成绩，但在平时的数学训练中，表现还不错，大多数习题都能独自解出来，思维非常敏捷，为此经常得到老师的赞赏。在我看来，他不存在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只有想不想上的问题。

为了让他能够把书读进去，我开始把他的学习负担减低到最低点，只给他安排语文、数学和英语三门课程，打算让他把冷板凳坐热了再加量不迟。语文和英语我亲自教，数学先后请了两个大学数学老师教，为让他学英语，还特地为他买了台电脑和一堆光盘。但是，过去小学毕业前曾经有过的家教效果没有重现，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过去了，我考了他一回，结果一塌糊涂。

这个结果在过程中我也有所预料，他学习中最大的问题是没问题。我感觉不到他对读书的兴趣和对生活的危机感，只是感觉到别扭，双方都好像是为谁完成一桩差事。他好像什么都懂，每天似乎都在为我交差做作业，完成约定的学习时间或任务，多一分钟都坐不住。这时候的他已经成了大孩子，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他认为我语文教得不好，数学老师也不行，口气俨然像个天才，这让我感到恼火。因为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得到学生如此不满的评价，而我请的数学老师，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都是大学里的骨­干­教师。更让我恼火的是，几个大学老师围着你ρi股后面转，纵然把你连哄带拉送进大学，这样的教育成本也未免太高了吧？我心里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生长在中国的人，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人均就这么点点资源，机会有限，出了这个村，再没这家店，你小子凭什么这么牛逼哄哄！我们都不行，权当你小子是天才，就自己学去吧，有你哭的时候。

打这以后，我对他上大学的指望几乎没有了。惟希望他哪一天突然懂事，能自己去求学。在我看来，学生理应求学，老师只能劝学，实无必要乞教。

两难困境(1)

海南是口大染缸，黄赌毒出门便是。指望孩子用自制力抵御各种侵害，出污泥而不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时我考虑的不仅是教育的底线，而是生存的底线问题了。

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陷入了两难困境。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但我知道他不能做什么。子轩书读不进去，让他到外面打工又不到年龄，我只能采取消极的办法把他关在家里让他自学。我很清楚采用这种强制­性­的手段治学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之所以要坚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看到有更坏的结果出现。

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精­力旺盛，心不能放到读书上，必然要寻找发泄过剩­精­力的出口。海南是口大染缸，黄赌毒出门便是。指望孩子用自制力抵御各种侵害，出污泥而不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有责任，但是无助。这时我考虑的不仅是教育的底线，而是生存的底线问题了。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海南，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

曾几何时，海南尚未进行经济开发，孤悬海外、交通闭塞，外人罕至，民风之淳朴有如世外桃源。据当地人说，海南人本来不会讨价还价，贩盐的马帮来了，想换什么东西随便拿，看着给。现在不行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纯朴善良的岛民让大陆仔坑蒙拐骗苦了，久而久之也学会了种种招数。改革开放后，外来的商品和移民大量涌入，为这块土地带来了文明和财富，也带来了祸水。海南的“文昌­鸡­”以地方名吃闻名，海南街头的“­鸡­”更是天下闻名。也许是巧合，用海南普通话说招商引资四个字听上去就像是“招娼引­鸡­”。更要命的是毒品，而且一水儿是海洛因。我们刚上岛时几乎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在我离开海南时，吸食者已经有成千上万，公安局不仅限于警力抓不过来，而且执法队伍里也不乏数以百计的瘾君子。毒品泛滥造成的社会危害绝不逊于Se情业，哪个家庭一旦有人染上海洛因，这个家庭也就差不多要完蛋了，财产、亲情、尊严、意志迟早会全面崩溃。子轩的母亲是医生，恰好在一家戒毒所工作，经她亲手治疗的患者至少有半百，经我数年观察，只有一例彻底戒断。绝大多数吸食者都是屡戒不止，戒后又复吸。我亲眼见过许多患者毒瘾发作时要死要活的惨相，周围的亲人束手无策、万念俱灰。人一旦堕落到这个份儿上还能谈什么教育？绝不能让孩子沾上毒品，万万不能！

是谁让我们当家长的如此提心吊胆地拉扯孩子？是谁把我们的社会搞成这个样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解决这些问题要花的时间就更长了。我只能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生活现象，用非常规的办法来解决自己面对的现实问题。

海南建省前的汽车走私狂潮和建省后的房地产热让许多当地人转眼暴富。暴富让人头脑发热，海南的暴发户似乎比中国内陆其他地方的暴发户更有理由头脑发热。因为这里是历史上配军贬官的流放之地，世代的穷困、屈辱积怨甚重，郁闷啊！发财了­干­什么？膨胀！无论­干­什么都要显示膨胀。

先是生存空间膨胀。

盖房子，盖大房子，盖楼。于是家家户户盖楼比高低，临街楼房都最大限度地在空中向外挺出，看上去像是两排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吵架。海口的城市规划也许经过科学论证，但就是没风水，到处都是丁字路口邪门歪道，形不正。弯弯曲曲的街道，描绘着贪婪腐败分子们扭曲的心路，狭窄昏暗的民巷，是市井小民相互依傍又相互倾轧的生活写照。

房子盖完了是胃口膨胀。

吃呀！吃山珍海味，哪个受保护就吃哪个。把肚子吃起来，吃成领导的模样。海南建省，当官的皆升一级，肚子还没老板的大怎么像领导呢？

吃饱喝足了该轮到老二膨胀了。

去歌舞厅、卡拉OK翻身道情，朝来自大陆的“黄|­色­娘子军”打袍。大陆人嫖妓叫“泡妞”，海南人嫖妓叫“炮妞”，水泡温吞耐久，于是有了“泡妞泡成老公”的段子；火炮猛烈急促，遂有“不去海南不知身体不好”之警句。

炮打完了­干­什么，还有什么能膨胀的？赌钱，让胆子壮大起来！

海口大街小巷全民皆赌，小赌麻将锄大地拖拉机，中赌老虎机扑克机百乐门二十一点，大赌彩票股票期货，豪赌“梭哈”摇骰子大小一瞪眼。还有更刺激的吗？

吸毒是彻底膨胀。

毒品带给吸食者以无限膨胀的幻境！吸食者的欲望随着一缕青烟升腾，化成白蒙蒙的雾在空气中弥漫，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最终烟散魂销，尘世间留下的是行尸走­肉­般的躯壳。吸毒用当地话说叫“吃粉”，吃粉的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有钱的买着吸，没钱的贩烟吸，吸毒者往往群居在一起共享极乐，他们比传销商更积极更露骨地发展“下线”，一旦谁被海洛因套牢，就难以自拔。从戒毒所里出来的人，心瘾尚存，寂寞难耐，只要离开监护，马上会得到“粉友”们无微不至的关照，让你重新回到队伍中来。既然入伙了，总要“自食其力”吧，钱！哪里有钱？钱在哪里？为牟取赌资，粉友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一个毒瘾发作的孩子，在向他的母亲索要钱财时遭到拒绝，这个孩子居然抄起斧头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活活劈死！

面对近在眼前的毒品威胁，我对孩子的期望值，已经从望子成才堕落到避免孩子犯罪。他有朝一日也会拿起斧头与我们相向吗？这样的期望值对一个学教育学出身的父亲是难以启齿的，但是，生存现实迫使我必须以此为底线来考虑我可能采取的措施，因为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孩子犯罪的可能。

两难困境(2)

子轩曾经背着我向他母亲要钱遭到拒绝，他抄起一把刀就把她母亲的摩托车座给豁开了，令他母亲伤心透顶。事后他母亲曾经问过他：

“你也会像那个烟鬼一样为要钱杀我吗？”子轩说不会。

“如果有一百万呢？”

子轩眼看着天花板不经意地说：“我想想……”

天哪！他居然真的还要想想。

子轩说这些话时我都没在跟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惧于老爸的­淫­威才不敢放肆，假如有朝一日他能打过我了呢？我从书本里得知人的罪恶本­性­中有“恋母弑父”的经典之说，实在无法想像这种事真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不仅仅“弑父”，还要“弑母”。这是一个孩子能说出的话吗？我最终想明白了，只要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管男女老少，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环境里，都有的是理由说这种话。就冲这句话我也必须把他关在家里，我必须强制他读书。

我的书尽管不少，但是基本上是专业用经典藏书，除了少数文学书籍，他能读懂的书并不多，让他感兴趣的只有王朔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子轩似乎对王朔最感兴趣，这让我欢喜又让我忧，欢喜的是他总算有了可以让我能够接受的兴趣，我也喜欢王朔。忧的是他的前途，王朔不喜欢数理化，是教育的反叛人物，看来他以后真的要当“坐家”了。把他关在家里，外面的麻烦算是躲避了，但他失去了交往的伙伴，也失去了读书的兴趣，一个­精­力旺盛的小青年被关在家里无所事事，整天显得萎靡不振。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陷入了两难困境。

发现新大陆(1)

他成家了，成了网络游戏玩家，他成了一个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网上都有人追捧的MUD“大腕”，也成了电子海洛因患者。

生命中总有一股无名的探究力量为自己无处消耗的­精­力寻找出路，他终于发现了做梦都想去的地方——网吧！严格的管教不结正果，倒发展出了他­干­特工的才能，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巧妙地运筹了上网的费用和时间。为了给他找点事­干­，我让他买菜做饭，本以为他会反抗，要么至少是敢怒不敢言，没想到他满口答应，表现积极得有些夸张，每顿饭前都主动请求要上菜市场买菜，说是吃菜要吃新鲜的。后来才知道他每次利用买菜外出的机会，挤出一二十分钟到菜市场旁边的网吧小泡，抓紧时间过把瘾，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成了附近街头网吧里的“腕儿”。

也没有人教，他很快就学会了DOS系统­操­作和各种常用的个人电脑工具软件。当时的电脑才刚刚进入奔腾586时代，网络热才刚刚兴起，全国上网的人数只有几十万。进网吧的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玩游戏，当时游戏的高级玩家在玩一种叫MUD的网络游戏。子轩只玩MUD。

子轩开始极力解释MUD的种种好处，他说这是电脑玩家的顶级游戏，高级玩家都是些高智商的人，他的网上玩伴都是北大、清华、华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还说电脑和网络­操­作知识根本就不用学，MUD高手都是电脑技术高手，他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被说服了。子轩的口才的确不错，更因为我不懂。

什么是MUD？

MUD是英文 Multiple User Dimension、Multiple User Dungeon或Multiple User

Dialogue的缩写，可以译成多人世界、多人地下城或多人对话，俗称“泥巴”，说白了是一种网络环境中的虚拟现实游戏。

MUD的游戏形式是纯文字交互，它能够充分展现网络游戏的基本特征——玩家在线互动。它没有画面，玩家只能用键盘输入文字命令，电脑也以文字做出应答。 MUD

游戏具有虚拟现实的特­性­与功能（Virtual

Reality），游戏中玩家所接触到的，是一个由电脑构造出的广阔的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游戏角­色­背后，都有一个现实中的玩家在­操­作，他的­性­格特征、气质才能、情趣爱好、价值观念，都会淋漓尽致地投­射­到游戏角­色­身上，并影响游戏的进程。由于MUD

玩家所面对的不是固定的电脑程序，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个­性­的游戏伙伴，是活人之间玩的游戏，玩家面对的是既充满幻想又真实的生活空间。

玩家在MUD 中可以任意扮演一种游戏角­色­，这些游戏角­色­有其独特的人际关系和特定的行为特征，比如巫师、侠客或是杀人狂PK，所有这些虚拟的游戏角­色­在现实生活（MUD的术语叫RL，即Real

Life）中往往是不可能或是没有意义的，但可以使玩家们在另一个世界中体味现实生活里不敢或不可能实际去体验的人生。

子轩在MUD里扮演的角­色­是PK，PK在游戏中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的言行，逢人便杀，格杀勿论，所以被称之为杀人狂。

杀人狂的行为是游戏的程序设计使然，你如果不杀人便会被别的杀人狂杀死，PK发展到最后必然是笑傲江湖的寡头。然而，游戏中还有帮派，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帮派的力量总是大于个人，所以PK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饿虎难敌群狼，一般情况下是会让某个帮派群起追杀致死。

加入帮派能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但也有问题，且不说一入帮会就受帮规约束从而失去自由，还得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地层层向上爬，就算是爬上了帮主的角­色­，也仍然难以获得自由。帮主也要在与各个帮派的交往中察颜观­色­，见风使舵。何况还要统治管理手下的喽罗，摆平内部的利益冲突。最要紧的是必须提防身边的亲信在紧要关头投敌反水，甚至密设­阴­谋，投石下井。

侠客这个角­色­相对PK来说，在道德上是完满的。但是，好人在游戏中也难做。武艺高强的侠客往往不是死在对手的刀下，而是死在同伴的­阴­谋里，这个结局似乎更让玩家伤感，所以，多数玩家承受不起道德的重负，宁可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彻底的坏人——PK，或死在PK的刀下。

我读过一部写MUD游戏的小说，是一个大学生玩家以第一人称写的。笔法生动感人，其情节说的是他的武功已经玩到天下无敌，以至于帮派都奈何他不得，但是他最后还是栽到“自己人”手里。

侠客曾经在路边救起一个濒临死亡的小厮——是侠客就必须见义勇为，不能见死不救，这是“道”上的规矩。获救的小厮将息过来离去，被帮派绑架收买变节，又重返侠客身边拜师学艺，潜伏数月，习练武功，言听计从，后来也成为一个武林高手，与恩师相处情同手足。在一次与帮派的厮杀中，侠客与对手都遭受了重创，在喘息之机，“徒弟”露出了线人的真面目，冷不防给了救命恩人致命的一剑，一代笑傲江湖的侠客的生命之花就这样凋谢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庸版的中国网络游戏。尽管游戏是在西方人发明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平台上进行的，但是游戏的文化内核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造，与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大相径庭。别以为上了网就成现代人了，网络荷载的文化劣根­性­比现实中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发现新大陆(2)

游戏虽然是虚拟的，然而游戏中发生的情节却不是空|­茓­来风，它是真人演绎的，是玩家的内心世界在游戏中的投­射­。从这个意义上说MUD游戏又是真实的，它通过网络游戏这样一个表演环境宣泄出了人­性­恶，当然也不乏有人­性­善。游戏为所有玩家提供了在虚拟世界中自由扮演角­色­的舞台。

堵塞不如疏导，最后我想了个办法让子轩效仿以土地换和平的阿拉法特，以功课换自由，每天完成功课后去网吧。在我的默许下，子轩泡网吧合法化了。

子轩玩上MUD以后，­精­神焕发，两眼放光，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任何事情能让他如此倾心。他每天都是连跑带颠地去网吧，回来则是带着不加掩饰的各种表情。

刚开始，他的角­色­屡屡被PK无缘无故地杀死，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等级分瞬间化为乌有，每次失败，都能透过他的眼神看到气恼、无奈、沮丧、绝望、企盼等复杂心情。有时危难中遇到大侠慷慨解囊，得到“银两”或“食物”资助，又让他觉着虚拟世界比现实还要美好，网络英雄比爹还亲。子轩的所有天赋似乎是为这个游戏准备的，不久就成了一个大PK，“杀人”的手法­干­净麻利，他在向昔日的冤家复仇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找回了心理的平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残暴，他说这是游戏法则，网络游戏在初级阶段就是这样。还有，他说“杀”大学生很开心。

出于好奇，我也想玩玩，想体验一下个中奥妙，但是屏幕上滚动的文字实在是太快了，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游戏里用的指令好像威虎山里的黑话，玩家们心领神会，外人两眼一抹黑。我先后去了几次网吧盯着看，看了几次都没摸着门道。

子轩这时候得意了，终于有机会给老爸“上课”了，他像瘾君子一样希望我也上瘾，这样就不愁经费和时间了，而且还可以找找当老师的感觉。这小子的教育方法比我更粗，我被他训了几次终于学不下去了，只好放弃监管的打算。

子轩去网吧得到了我的许可和资金支持，开始每天玩两小时，后来因为他数次与我谈判，摇­唇­鼓舌巧于辞令，声称他在网上可以学习外语和练习写作，吹嘘他的文笔如何如何受网友们的称赞，最后，他争取到每天四小时上网的权利。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子轩终日泡在不见阳光的网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飞快滚动的字幕，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敲打，废寝忘食。­肉­体在这个时候已成了躯壳，他和在线的玩家已经幻化成虚拟世界里的角­色­，在游戏中兑现着生活中得不到的光荣与梦想。在这段时间里，网吧事实上成了子轩的课堂。他成家了，成了网络游戏玩家，他成了一个无论在现实中还是网上都有人追捧的MUD“大腕”，也成了电子海洛因患者。

双刃剑(1)

大家都在教孩子学好，等他们长大再学坏。我等不及。反正早晚要学坏，早点坏与晚点坏有多大区别？进网吧算什么？我都不怕进还怕孩子进吗？

在我眼中，现实世界里的正统教育存在的弊端，并不比网络游戏看上去更美。

我并不反对他玩游戏，但是我坚决反对人被游戏所玩。

大多数的家长都是谈网­色­变，社会舆论也一直对网吧贬多褒少。我怎么能宽容孩子泡网吧呢？

我研究了网吧和子轩玩的MUD，还和有关专家讨论过，没有觉着网吧比海口的成|人娱乐场所更黑或更黄，只是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孩子的自制力差，一旦放任自流孩子会泡吧成瘾，玩物丧志。

我也考虑过MUD游戏对孩子将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显然与主流教育截然不同。哪怕在西方自由世界，MUD的游戏方式也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和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社会在对待网络游戏的认识上有同一­性­，仅就教育普及程度和键盘打字习惯而论，东西方家长就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在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上的天壤之别。内行人有能力对新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外行人只能靠话语霸权实行控制。中国的家长与美国的家长在反对网吧的认识上恐怕不是一回事。电影《黑客帝国Ⅲ》就是一个例子。美国人马上从网络游戏中汲取到新的艺术灵感，通过银幕形象演绎出网络对人类未来的影响。我觉得《黑客帝国Ⅲ》与其说是感­性­的艺术想像，毋宁说是理­性­的哲学思辩。中国人对网络的评判和教育学者、文化学者们的作为，似乎只是借助官方媒体，为广大家长如何限制孩子进网吧支招。

中国的家长在计算机网络面前大多数是外行，行使话语霸权统统在行，对吃不准的新生事物宁可因噎废食也不敢放手尝试。中国的家长对孩子的好心好到不讲理的程度。

他们怕孩子学坏并不妨碍自己谈论起黄段子来眉飞­色­舞，打麻将泡歌厅吃保护动物，包二­奶­换绿帽子礼尚往来，贪污腐败造假撒谎成套路。个个都奋不顾身地挡在孩子的前头，摆出“让坏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架势，这是何等彻底的自我牺牲­精­神呵！

我没有这等自我牺牲­精­神，我不属于这一类人群，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讲求机会均等。我的五脏六腑盛不了那么多坏水，孩子要是孝顺也该分担一点吧，为什么不？！大家都在教孩子学好，等他们长大再学坏。我等不及。反正早晚要学坏，早点坏与晚点坏有多大区别？进网吧算什么？我都不怕进还怕孩子进吗？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这种游戏好不好，而在于我们家长老师提供的教育究竟有多好？我们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个更能吸引青少年注意力的去处。学校的学科教学不是游戏，但是好的教学能够体现出游戏­精­神，能够让学生体验到有用又好玩，当然这不是一般教师能够达到的境界，我也不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既然做不到，就应当保持沉默，少些说教，多研究点问题。我们不能保证学生兴趣盎然地投身于文化课的学习，至少也应当保留学生拥有生活兴趣的权利。

网络游戏有可资利用的教育价值，以MUD为例，我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它至少能为网络环境中教育模式的探索提供先行的范本。

MUD是一个崭新的认知环境。

玩MUD

的过程就如同是在阅读一本超文本小说，没头没尾，扑朔迷离，变化无常，跌宕起伏，玩家们既是读者，又是作者；又像演出一部剧中剧，玩家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游戏尽管是由文字构成的，但是它的信息含量和刺激程度超越任何图形游戏。

互联网创造了语言文字实时交流互动的交往环境，在我看来，这当然也是最好的语言学习环境。我看过玩家们的文字，比起应付高考的高才生们的范文描红更像人说的话。语言是历时­性­演化的，网络兴起的话语范式，正在悄然地改变着社会文化的交往方式和表达方式。文化思考在哪里？中国人似乎更关注网络对自身现实利益的影响，商家借助网络概念圈钱，文化范本好像有个什么“轻舞飞扬”，电子泡妞嘛！对那些拒绝网络的人们，不用多少年，看新新人类的文字恐怕比看文言文还要困难了。这不见得全是好事，但是会成为新的话语环境这一事实，无论怎样我们都将要面对它。

网络产生的超文本，与我们习惯了的用逻辑方式构成的叙事文本大相径庭，超文本是动态的知识形式，它消解了认知过程中主体与对象、认知与交往的边界，更趋近于思考的本真状态。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颠覆了我们习惯了的逻辑思维方式，解构了知识的标准和意义。超文本是网络出现之后人类面临的一个崭新的认知环境，会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难下结论，它至少是一个有趣的哲学、心理学研究课题。

MUD是一个全新的交往环境。

它的好处是摆脱了物理环境的局限，可以直接以自己的­性­格、兴趣、爱好、智力在游戏的虚拟空间自由地与人交往。每个玩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游戏人生和玩伴，他（她）可以在这幻想的世界上自由行事。这是一个虚拟的社会，各种­性­格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所爱与归属。子轩在网吧里通过游戏认识了许多他想结识的玩伴，这些玩伴多数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和这些玩伴相处，至少免去了我对他最坏的担忧。

双刃剑(2)

从积极的方面评价，可以用“物以类聚，人与群分”来肯定，游戏洞穿了他在失学之后与同龄人交往的障碍，也给了他交往的尺度和自信，这个收获也许比当一个小地方的高考第一名更有价值。

实事求是地说，子轩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在陌生的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要超出同龄人，他虽然没有文凭，但是比一般的大学毕业生更容易找工作，他已经跳了N次槽了。我相信网络给了他许多积极的影响，网络交往超越了“地缘政治”的局限，对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宽广的社会舞台，他可以充分地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交往对象和生存环境。

网络游戏对新生代的影响是利是弊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游戏是孩子们成长的社会亚文化，我们可以强行阻止自家的孩子接触网络，但是无法阻止新生代统统远离网络，也无法阻止网络游戏对未来社会文化的影响。何况在我眼中，现实世界里的正统教育存在的弊端，并不比网络游戏看上去更美。

事实上，许多网络高手出自于游戏高级玩家，现代最前卫的网络教育模式，在形式上无外乎都是网络游戏的翻版，在技术­操­作层面上，玩家比专家­精­通。一般的家长认为由学校教出来的知识技能更放心，因为老师只教正确的知识，我更倾向于把网络游戏看成是试误学习行为，我对试误得来的知识更放心。

但是，网络游戏是一把双刃剑，它造成的危害至少也跟它的益处差不多。

从消极的方面看，玩网络游戏最大的问题是泡网成瘾，不少玩家终日沉浸在虚拟世界当中“像草一样不能自拔”。俗话说“玩物丧志”，当玩到置现实的一切都不顾的地步，就很难说是创造生活还是逃避现实了。子轩有一回居然在网上连续泡了48小时没有下机，为此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揍，子轩的脸上至今还留着我的毒手掴出的疤痕，更严重的是，这一恶行还不知道给他的心灵带来多么深重的伤害，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我对自己的粗暴行为深感内疚，但又不得已要去当这样的恶人。

站在自由人的原则立场上，我并不反对他玩游戏，但是我坚决反对人被游戏所玩。

我的底线并不苛刻，还是那句老话，要让他接受的仅仅是“说话算数”的家训，但是，我没能如愿。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再不玩了，但是，没过几天，他又回到了虚拟世界中。此后我再也找不到一个非强制­性­的办法把他拉回到现实的世界中，只好任由他有朝一日去面对“饥饿纪律”的惩戒。

在后来的日子里，子轩泡网的心瘾一直难去，但是面对“饥饿纪律”还是老实了。

子轩后来谋生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他宁可找一个收入低的网络游戏的行当，也想把MUD玩下去。我刚好有一个朋友在联众网掌点实权，想来让他帮一个游戏高手找个饭碗的面子总会给，但是我觉得他的游戏玩得还是没名堂，不足以说服我这个段位的玩家给他拉赞助。我说，你还是不行，玩到这个份上还要脸­干­啥？若是我要饭吃都要玩，你可以满天下忽悠嘛！那你就不仅仅是高手而是个高人了，成了一个创造活法的教主式的人物。那样的话我也不支持你，但我会佩服你。说到底你还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伪自由主义者，追求的不过是有人买单的自由。

我怎么会反对你玩游戏呢？是你自己对玩游戏还是游戏玩你还没搞清楚！

我本想“客观叙事”，写完回头看却感觉似乎倾向于在为子轩泡网吧的合理­性­辩护，就算是吧。子轩不知道为自己的行为合理­性­辩护，这让我深感遗憾。本书这部分内容本该他来写，我相信他带着玩家的体验一定会写得生动感人，至少会让他的同龄人读起来津津有味。我知道自己越俎代庖写得有些不着四六，一下笔就写成带有理­性­­色­彩的文章了，让玩家看了兴味索然，不懂网络的老人们又看不明白。但我又不能不写，因为这一段经历与子轩的成长密切相关。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谈及MUD不在于评价游戏本身，真正关注的是子轩的心理问题。

因为是玩家，子轩面对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心理上可能已经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他在现实世界中采取消极的逃避策略，反而加深了对虚拟世界的依赖。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采取逃避的生活态度有碍于一个人自信心的成长，甚至会使内心世界越来越趋向封闭。我愿意给他提供有限的帮助，这个态度也许会让他感到意外。尽管我自知写得太“业余”，但还是相信能给子轩以鼓励甚至启发。我希望他能把游戏里说的话都说出来，说出来心病就去了。

电 影 课

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

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到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1999年，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春节，有朋自远方来。人才学家雷祯孝先生来海南度假，经老朋友肖远介绍与我相识。

论辈分我该是他学生。他自称老雷，也习惯所有的人都称他老雷。老雷不喜欢别人称呼他雷老，尤其不喜欢听女士这样称呼。

早在思想解放年代，老雷就活跃在社会文化思想潮头，和王通讯一起创立人才学。大学期间，我们还上过人才学选修课。这门课的内容接近社会现实问题，深受学生欢迎，老雷在报刊上发表和正在持续发表中的系列文献事实上成为这门课的教材。

双刃剑(3)

在人才学问世之前，社会上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人生自我价值的讨论，一个署名“潘晓”的作者撰文，公然反驳主流意识形态多年宣传的“工具论”和“螺丝钉”理论，提出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意志和权利。雷祯孝先生的人才学实际上是人生自我价值讨论的继续。人才学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事实，总结出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人才的成长起因来自于人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设计。这一观点公然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坚持的社会决定论，强调个­性­自由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人才观、价值观和教育观大相径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才学起到不小的社会启蒙作用，也影响到我对人才成长的理解。

雷祯孝当年的名气很大，人才学一炮打响后，他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奔走演讲，所到之处反响热烈，经常受到青年学生抛起欢迎的礼遇。这厮是­性­情中人，演讲一旦进入状态声情并茂。

在创立人才学期间，老雷还有一个颇有想像力的教育理念。老雷在看电影时萌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这么好的影片为什么不让孩子看？拿全世界最好的电影给孩子看，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不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办法吗？他想把电影当课来上，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人类文化真善美成果的熏陶，如果可行，将是一个人类教育史上的创举，其影响将盖过夸美纽斯开创班级授课制，甚至超过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这个宏大的创意曾让老雷感动得不能自制，后来他竟然放下呕心沥血十多年的人才学研究成果不搞了，整天专门搜集观看儿童影片，逢人便讲电影。直到今天，老雷还在矢志不移地进行他的电影课教学运动。

老雷坚持认为，最丰富的想像力和最深刻的哲学都蕴藏在电影里，我是电影发烧友，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老雷特别推崇日本的一个纪录片《狐狸的故事》，影片用拟人手法讲述了一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一窝小狐狸出生了，在老狐狸的呵护下成长，小狐狸渐渐长大了，外形已经显得跟父母一样高大。老狐狸一朝突然变脸，驱赶小狐狸出门。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骄傲的人类面对这样的生存困惑该做何感想？老雷发问。

老雷把这个故事写成文字发表在报纸上，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反正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仅仅为故事情节和编导的艺术匠心所感动，我对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产生由衷的敬畏。再看子轩，我不能不想到那些可怜的小狐狸。我也终于扮演了那该诅咒的老狐狸。此乃后话。

话说老雷来到海南，不等我迎候，直接就找到了家门。几句寒暄，老雷就开始神侃他的电影课理想。

起初我本想利用这个见面机会，好好讨教一下他的人才学理论，对他的天方夜谭并不在意。再说当时海口那块弹丸之地理想主义者过剩，从大陆过来淘金的人多数都是空手过来的，个个都会忽悠，随便聚一桌人就能找出一个大忽悠，什么都敢卖，进出口批文能卖，土地开发红线图能卖，美国土地也能卖。在听老雷忽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曾经闪过用什么法子把这个名人给卖了。

老雷毕竟是重量级人物，岂是我等无名之辈可以炒卖的崩豆。这时候的老雷已从一个文化学者，摇身一变为京城一家文化公司的股东。老雷的股本就一句话：“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老雷就凭着这个理念，“路漫漫兮其修远，上下左右而忽悠”，从国内忽悠到国外，成为一个国际大忽悠。先后忽悠了几个国家部委的大印，几十家媒体，几百个社会知名人士、高级学者、官员，几千个老师，几万名小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影课实验。

老雷在讲他的理想事业时，神情笃定，两眼放光，俨然像一个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

我本想卖老雷，一看这阵势忙改主意：“还是你来卖我吧，我帮你数钱！”老雷这时候来劲了：“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是骡子是马有本事跟我到北京去遛遛，以后……”一席话吐哺握发，意味深长，只是觉着耳熟。

子轩见了老雷，我问他有什么印象，子轩在我们侃大山时留意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发亮。以前，他还以同样的话评价过我的另一个朋友，那人无名，囊中如洗，当时在卖美国土地。

编辑部的故事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能去北京当然好，但是端了将近30年的铁饭碗还要不要成了问题。我在海南已经呆了12年了，虽然也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无论成与败，对熟悉了的环境和身边的朋友总还是有些留恋。

想当年来海南时壮怀激越，带着书生意气下海做生意，改革开放之初的“走私热”“皮包公司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全赶上了，而且我总是赶在最前头。可是，发财的大好机遇在眼前一次次地闪过，自己­干­过的“事业”一次次地屡败屡战，最终也没发上一笔可观的横财。这怨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自己。我知道原因在哪里。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行为中充满了理想和浪漫，我常常忘情于过程的体验以至于不顾结果。所有的朋友最后都给过我几乎同样的评论：大家都现实地活着，目的很明确——发财！就你在找感觉。

双刃剑(4)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下海过程中，有许多生活的经历曾经惊心动魄，过后反思又觉得乏善可陈。一个时代弄潮的结果最后总是要聚焦在一些具有代表­性­或戏剧­性­的人和事上，我始终觉得自己实在平凡，没有做大事的人那样侃侃而谈的资本。但是换上一个角度看，哪怕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着值得回味的地方。毕竟还是老百姓多，平凡的事多。《编辑部的故事》写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平凡之中见­精­彩。我也有过当编辑的经历，我觉得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

我是以人才引进方式直接调入海南师范学院的。开始当老师，因为遇上了一个缺乏自信的顶头上司，大小事都喜欢向上级汇报，这让我好烦。久了，我才知道这也是本地的一个风俗习惯。海南有那么一族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官。出乎意料，当领导的眼睛也有雪亮的，校方反倒给了我到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当编辑的美差。这个工作可以晚上­干­，我可以放开手脚在外面搞第二职业。

这个岗位不起眼，但是关系到师资的晋升。中国的大学里都有学报，学报编辑部就是教授的生产线。教育部有规定，能在省级以上学刊上发表三篇以上论文就有评副高职称的资格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报里掌握着采稿生杀大权的几位编辑，除了主编，都没有高级职称。这并不是校方用人失误，我等没职称是因为都谢绝评职称。我们的共同点是没有文化自卑心理，不需要职称这样的劣质化妆品，抹上了反倒脸红，青春痘那种红。这年头的职称里有多少含金量我们当编辑的难道还不清楚吗？

质量好些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约来的，其次是外稿，本校的投稿大多数都没法看。但是又不能统统枪毙，因为其中有些是领导或准备当领导的，不是领导的有的拿着领导写来的条子，没有关系背景的就靠人情了。处理这些事情比审稿编辑业务吃力，我们总是做完了采稿意见，推给主编去周旋。

即便是这样，我们的学报质量在当时全国的师范院校里还算是优秀的。这不值得吹，我为这个时代的大学感到羞耻。学报在今天高校发挥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照顾知识界的弱势群体，在科研成果的包装下无耻地贩卖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思想垃圾。

我反正是油盐不进，该崩的统统崩。我得罪了许多人，甚至得罪了朋友。

能得罪的也许就根本不是朋友。我又不缺朋友，老周是什么人，交的朋友当然个个顶用，但从来不用。如果是我来办刊物，我崩得更狠，得罪人更多。有没有哪个大学的学报想上层次请我去当主编的？估计没戏。也许我真当上了主编，­干­上一期就让明枪暗箭给放翻了。

学报编辑部的几位同事都可圈可点，这也是我在学校能呆住的重要原因。

主编陈剑晖搞文学评论在文坛中朋友甚多，不愁稿源，加之刀笔娴熟，办刊物如摆弄小菜。有他顶着，我们可以享受到不坐班的自由。

负责理科版的是研究过数论的黄向阳，研究的是什么纯负数，深了！我们天天要胡扯一通，全是没有用的话题，我们讨论过海南特区的发展模式究竟是邓小平猫还是薛定谔猫抑或是桑代克猫，彩票中奖有没有数学方法可以破解。他坚持说有，我说没有，如果真的有，我想足能办一所世界上收费最高的学校。向阳学过数控，我们商量着怎么给子轩造一个有自动统计功能的数控乒乓球台，怎么把刊物变成比特杂志。黄向阳还给子轩手把手辅导过数学，结果他们之间互相不来电就算了。这本书到最后是在海南完成的，“周疯子回来了！”黄向阳闻讯马上张罗酒局，用自己投资酿造的咖啡酒盛情款待。咖啡酒令人唤起青春最美好的记忆。老友重逢，美酒加咖啡，一杯接一杯，味道天下无类。

另一位编辑是作家晓剑，下笔不大节制，情绪来潮可日出万言。写过七八部长篇，电视剧十几部，中短篇不计其数，但都不及在当地报纸上发的一个豆腐块文章牛逼。晓剑对女流成功人士和女权主义日渐猖獗的表演秀吐哇吐哇的怎么也不习惯，当她们在媒体上大谈一流的男人如何如何，晓剑生气了，就说她们理想当中的老公情人什么的充其量不过是三流男人，一流的根本就没见过。尔等良家­妇­女能攀上三流男人就己经很不错了，不在家好好过小日子，满世界瞎聒噪的什么呀，好烦。自尊心大受挫折的女流成功人士居然组织了起来反戈一击，强烈要求晓剑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质问晓剑何为一流男人？晓剑招了，他说他的文字不够严谨，明明是四流，因怜香惜玉手一发软就写成了三流。这说明他不够一流，也愿意把言不由衷的话改过来。愤女中有对一流男人甚感兴趣者，穷追哪个是一流男人欲想见识。晓剑摊开手说：你永远看不到，我能望其项背，一流不是说的，说了你们也不懂，懂了吧？

晓剑的价口如此正，足以让我在四分之一炷香内彻底改变对他的看法，平日里这厮的二审稿子送来跟没审差不多，省下的眼神就跑到我这里盯黑白子。晓剑认为他有业余初段，还有中国棋院颁发的证书，为捍卫其尊严，这厮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执着挑战，只许我让他两子，几年下来屡败屡战好像四子也没赢过。晓剑拿到的业余初段的证书跟现在的学位职称证书的水分差不多，估计是用茅台贿赂老聂了，要是没水分，我至少也应当是业余六段。

双刃剑(5)

我问过他为什么对纠正稿件的错别字那么不耐烦。“需要吗？”他反问，“不需要吗?”我问， “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

晓剑年长，语重心长对我说：“咱们都不是教授，但是担负着为人民大众提拔教授的重任，不是担负为教授改错别字的重任有 搞错,教授都不怕丢人你怕丢什么人？”

到现在我也不大清楚晓剑为什么要求教授和女人比我要求儿子还要严格。我对教授和女人没什么要求，因为我根本就管不住他们，就任他们撒欢吧！

实话说不是我清高，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多年来，关于职称的事好像只有一个人来找过我。主编陈剑晖除了管学报，还是学院和省上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头儿，不止一次劝我申请副教授职称。我很为难，就像村里的大姑娘面对媒人提亲一样口难开。

老大哥绝对是好心，见我住着破房子不忍，想让我有个高级职称住进教授楼。顶头上司如此关照我该掉泪花子才对，

本该说：“大哥你看我已经人老珠黄了，你还看我顺眼吗……”但最后还是以达不到当年师父立的标准为由婉言谢绝了。师父的戒律里有一条是不要写病句错别字，这一条我现在也做不到。教授也不是不能当，等我有机会上小学进修一下再说。

我心说：撒欢我也会，不过是撒野的撒，狂欢的欢。你们成功人士一撒欢就莺歌燕舞舒广袖，我怎么一撒欢就弄得­鸡­飞狗跳警车叫，影响安定团结，还是别瞎­鸡­芭掺和了。就让我好好撒泡尿吧，舒畅的一泡！再说了，副的是什么东东，我怎么听上去像是当小的，拿我这皮糙­肉­厚的当二房说什么也不像呀！

教授们看了这些文字估计心情会很坏，那不管。有本事你就别写病句错别字呀！

行为艺术

我想试试，准备在工龄三十年差一天的时候，对户口、工职、退休金、医疗保障金种种绑票大吼一声：滚你妈的！然后拉扯上儿子紧闭双眼纵身一跳，管它下面是遍地簇拥的鲜花还是前人留下的累累尸骨……

老雷回去后真的给我找了个可进京谋生的差事，是走是留，球踢给我了。

小地方的人按规定落户北京是大工程，至少比考大学当教授还难。我又一次面临着人生割舍，工职、家庭怎么办？掰指头一算我的工龄已经二十有七，该退休了。

朋友们一致好言相劝，有的建议拎上钱袋走门子，为了孩子的未来，买个户口当北京人总不算亏。我对这种赎买方式从来鄙视，管你是什么牛逼的地方，我喜欢篡改一句名诗送上，好像是你轻轻地进去如你轻轻地出来，肯定不会赖着不动弹。有的建议要么还是先熬两年，凑够了三十年工龄退休，拿一份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再出去混不迟，人总要对自己的后事有个托付吧。三十年啊！人一生掐头去尾这不就是一辈子吗？那些在各级考试流水线上的娃娃们不都是为了奔这三十年而终日辛劳吗？

这三十年我­干­什么了？我怎么觉着还没活动开手脚这场人生的马拉松就到了该向儿子递交接力­棒­的时候了！

这哪里是什么马拉松？我们分明是在一条传送带上，向秦俑一样排列整齐，用形形­色­­色­的裹尸布蒙面，悄然不知地通往吐着­肉­馅的绞­肉­机。一路上掠过的潺潺流水，鸟语花香，让你觉着自己好像是在运动。风在动，卷裹着平克·弗洛伊德撕心裂肺的呐喊，吹落了蒙在我脸上的裹尸布，我窥见机器在动人没有动。临终不远了，我想换个死法。

我想试试，准备在三十年差一天的时候，对户口、工职、退休金、医疗保障金种种绑票大吼一声：滚你妈的！然后拉扯上儿子紧闭双眼纵身一跳，管它下面是遍地簇拥的鲜花还是前人留下的累累尸骨……

“昭苍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卡也跳下去了”。他们都吃了药，融化在蓝天里，我没吃药，坠落在大地上。我和儿子都还活着（废话）！我能听见滚滚人流中因我离去引起的躁动，有人在骂：傻Ъ！

傻就傻吧，傻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我没有绑架飞机的能力，但是可以绑好自己的鞋带。

三十年差一天来一个大逃亡，这是一个不错的行为艺术构想，我舍不得说给艺术家，想留着自己过把瘾。但是还要熬上两年。我等不起。孩子的发展这两年很要紧，我的生命什么时候不要紧？为了生命的自由，让艺术也去见鬼吧！我只要行为。

告别海南，没有任何人送行。我穿了双拖鞋出了门，留下了钥匙，儿子跟在后面。我心说，老子什么都不要了。

流浪开始了！

我们刚刚路过的不过是在生活的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开店的老板霍布森强行让过路人买马。“看，我给了你们挑选的权利。”霍布森立下的规矩是，马可以选择，但是必须挑槽头的第一只。我不买账，领上儿子一走了之。

这只是一次拙劣的绑架，结果未遂。前面还会有许多不可遇见的遭遇，唐僧也不知道。那些昔日森严壁垒阻隔交通的城堡、要塞早已断了烽火炊烟，只剩下残垣断壁，但是外面的世界和人与人之间仍然处在分割状态，那是些由概念、话语建构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土围子，它们扼住了所有的咽喉要道，蒙着面孔向在这个世界上旅行的人索要买路钱。我没有可以通用的货币，但是我要自由地行走，轻轻地进去如同轻轻地出来。尽管我还会不断地遭遇绑架。

双刃剑(6)

我们溜溜达达地路过深圳、广州，拜会了一些老友同学，走马观花浏览了市容，无心久留，直扑北京。

我们又将是北京人了！北京人民过得怎么样了？提了速的列车让人心情爽快，我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景象，自己对着自己逗着闷子，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一幅幅蒙太奇场面。

北京，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群人跪倒在地，又一群人被打倒在地。他们是“右派”、“走资派”。

又过来一茬人跪倒在地，他们是当年曾经摁着走资派下跪的红卫兵，当中还有不少和父母划清界限的，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父母。没人强迫他们下跪，他们自愿跪在自己的子女面前。

13岁那年，因为在外面闯了祸我爹打我，让我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不跪，爹摁着我的脑袋，我坐到地上还是不跪。爹扑通一声就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跪下了。我还是不跪。“下跪是封资修的东西。”我说得理直气壮。我爹是个讲理的人，听了这话愣了好一会儿，可能后来发现自己跪在那儿理由的确不充分，终于也爬起来了。我顿时感觉到高大起来。

权势的奴隶，饭碗的奴隶，土地的奴隶，关系的奴隶，私情的奴隶，书本的奴隶，名分的奴隶，传媒的奴隶，时尚的奴隶，药物的奴隶，技术的奴隶，婚姻的奴隶，孩子的奴隶，房子的奴隶，车子的奴隶，票子的奴隶……

有些人站着。

最抢眼的是贾桂。贾桂有名言：奴才站惯了不想坐。

还有，在田间默默耕耘的农民；

公共汽车上找不到座位的老弱­妇­孺；

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小学生；

随地小便的男人……

车厢里的人全都站起来了，北京到了。

出了站口，不知怎么我心头一乐突然想起了胡汉三，我对子轩说：“儿子，你该对北京打个招呼——当年大难不死的周子轩走到天涯海角又回来了！”

子轩没反应，我很失意，好一阵才想起他不认识胡汉三。显然是我兴奋得有些不察。

我把鞋换了，以示对首都的敬重。

从北京站乘出租车奔西客站附近的公司，吃午饭顺便与久别重逢的老友对吹一瓶燕京啤酒，就近租民房讨价还价，买居家用品挑三拣四，打扫卫生收拾入住……从下火车到上班报到这段时间总共花了一个半小时！

到公司报到的时候，我把刚刚发生的这些经过说给人事经理听，权当一个土“海龟”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一句：“还需要看文凭和简历吗？”

儿子一路都在我身边，我说的做的与其是给公司露一手，不如说是给儿子上一课——流浪汉的基础课。

北漂进京

13岁那年，因为在外面闯了祸我爹打我，让我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不跪，爹摁着我的脑袋，我坐到地上还是不跪。爹扑通一声就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跪下了。我还是不跪。“下跪是封资修的东西。”我说得理直气壮。我爹是个讲理的人，听了这话愣了好一会儿，可能后来发现自己跪在那儿理由的确不充分，终于也爬起来了。我顿时感觉到高大起来。

电影课

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

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到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1999年，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春节，有朋自远方来。人才学家雷祯孝先生来海南度假，经老朋友肖远介绍与我相识。

论辈分我该是他学生。他自称老雷，也习惯所有的人都称他老雷。老雷不喜欢别人称呼他雷老，尤其不喜欢听女士这样称呼。

早在思想解放年代，老雷就活跃在社会文化思想潮头，和王通讯一起创立人才学。大学期间，我们还上过人才学选修课。这门课的内容接近社会现实问题，深受学生欢迎，老雷在报刊上发表和正在持续发表中的系列文献事实上成为这门课的教材。

在人才学问世之前，社会上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人生自我价值的讨论，一个署名“潘晓”的作者撰文，公然反驳主流意识形态多年宣传的“工具论”和“螺丝钉”理论，提出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意志和权利。雷祯孝先生的人才学实际上是人生自我价值讨论的继续。人才学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事实，总结出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人才的成长起因来自于人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设计。这一观点公然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坚持的社会决定论，强调个­性­自由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人才观、价值观和教育观大相径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才学起到不小的社会启蒙作用，也影响到我对人才成长的理解。

雷祯孝当年的名气很大，人才学一炮打响后，他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奔走演讲，所到之处反响热烈，经常受到青年学生抛起欢迎的礼遇。这厮是­性­情中人，演讲一旦进入状态声情并茂。

在创立人才学期间，老雷还有一个颇有想像力的教育理念。老雷在看电影时萌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这么好的影片为什么不让孩子看？拿全世界最好的电影给孩子看，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不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办法吗？他想把电影当课来上，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人类文化真善美成果的熏陶，如果可行，将是一个人类教育史上的创举，其影响将盖过夸美纽斯开创班级授课制，甚至超过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这个宏大的创意曾让老雷感动得不能自制，后来他竟然放下呕心沥血十多年的人才学研究成果不搞了，整天专门搜集观看儿童影片，逢人便讲电影。直到今天，老雷还在矢志不移地进行他的电影课教学运动。

老雷坚持认为，最丰富的想像力和最深刻的哲学都蕴藏在电影里，我是电影发烧友，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老雷特别推崇日本的一个纪录片《狐狸的故事》，影片用拟人手法讲述了一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一窝小狐狸出生了，在老狐狸的呵护下成长，小狐狸渐渐长大了，外形已经显得跟父母一样高大。老狐狸一朝突然变脸，驱赶小狐狸出门。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骄傲的人类面对这样的生存困惑该做何感想？老雷发问。

老雷把这个故事写成文字发表在报纸上，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反正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仅仅为故事情节和编导的艺术匠心所感动，我对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产生由衷的敬畏。再看子轩，我不能不想到那些可怜的小狐狸。我也终于扮演了那该诅咒的老狐狸。此乃后话。

话说老雷来到海南，不等我迎候，直接就找到了家门。几句寒暄，老雷就开始神侃他的电影课理想。

起初我本想利用这个见面机会，好好讨教一下他的人才学理论，对他的天方夜谭并不在意。再说当时海口那块弹丸之地理想主义者过剩，从大陆过来淘金的人多数都是空手过来的，个个都会忽悠，随便聚一桌人就能找出一个大忽悠，什么都敢卖，进出口批文能卖，土地开发红线图能卖，美国土地也能卖。在听老雷忽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曾经闪过用什么法子把这个名人给卖了。

老雷毕竟是重量级人物，岂是我等无名之辈可以炒卖的崩豆。这时候的老雷已从一个文化学者，摇身一变为京城一家文化公司的股东。老雷的股本就一句话：“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老雷就凭着这个理念，“路漫漫兮其修远，上下左右而忽悠”，从国内忽悠到国外，成为一个国际大忽悠。先后忽悠了几个国家部委的大印，几十家媒体，几百个社会知名人士、高级学者、官员，几千个老师，几万名小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影课实验。

老雷在讲他的理想事业时，神情笃定，两眼放光，俨然像一个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

我本想卖老雷，一看这阵势忙改主意：“还是你来卖我吧，我帮你数钱！”老雷这时候来劲了：“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是骡子是马有本事跟我到北京去遛遛，以后……”一席话吐哺握发，意味深长，只是觉着耳熟。

子轩见了老雷，我问他有什么印象，子轩在我们侃大山时留意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发亮。以前，他还以同样的话评价过我的另一个朋友，那人无名，囊中如洗，当时在卖美国土地。

编辑部的故事(1)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能去北京当然好，但是端了将近30年的铁饭碗还要不要成了问题。我在海南已经呆了12年了，虽然也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无论成与败，对熟悉了的环境和身边的朋友总还是有些留恋。

想当年来海南时壮怀激越，带着书生意气下海做生意，改革开放之初的“走私热”“皮包公司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全赶上了，而且我总是赶在最前头。可是，发财的大好机遇在眼前一次次地闪过，自己­干­过的“事业”一次次地屡败屡战，最终也没发上一笔可观的横财。这怨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自己。我知道原因在哪里。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行为中充满了理想和浪漫，我常常忘情于过程的体验以至于不顾结果。所有的朋友最后都给过我几乎同样的评论：大家都现实地活着，目的很明确——发财！就你在找感觉。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下海过程中，有许多生活的经历曾经惊心动魄，过后反思又觉得乏善可陈。一个时代弄潮的结果最后总是要聚焦在一些具有代表­性­或戏剧­性­的人和事上，我始终觉得自己实在平凡，没有做大事的人那样侃侃而谈的资本。但是换上一个角度看，哪怕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着值得回味的地方。毕竟还是老百姓多，平凡的事多。《编辑部的故事》写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平凡之中见­精­彩。我也有过当编辑的经历，我觉得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

我是以人才引进方式直接调入海南师范学院的。开始当老师，因为遇上了一个缺乏自信的顶头上司，大小事都喜欢向上级汇报，这让我好烦。久了，我才知道这也是本地的一个风俗习惯。海南有那么一族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官。出乎意料，当领导的眼睛也有雪亮的，校方反倒给了我到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当编辑的美差。这个工作可以晚上­干­，我可以放开手脚在外面搞第二职业。

这个岗位不起眼，但是关系到师资的晋升。中国的大学里都有学报，学报编辑部就是教授的生产线。教育部有规定，能在省级以上学刊上发表三篇以上论文就有评副高职称的资格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报里掌握着采稿生杀大权的几位编辑，除了主编，都没有高级职称。这并不是校方用人失误，我等没职称是因为都谢绝评职称。我们的共同点是没有文化自卑心理，不需要职称这样的劣质化妆品，抹上了反倒脸红，青春痘那种红。这年头的职称里有多少含金量我们当编辑的难道还不清楚吗？

质量好些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约来的，其次是外稿，本校的投稿大多数都没法看。但是又不能统统枪毙，因为其中有些是领导或准备当领导的，不是领导的有的拿着领导写来的条子，没有关系背景的就靠人情了。处理这些事情比审稿编辑业务吃力，我们总是做完了采稿意见，推给主编去周旋。

即便是这样，我们的学报质量在当时全国的师范院校里还算是优秀的。这不值得吹，我为这个时代的大学感到羞耻。学报在今天高校发挥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照顾知识界的弱势群体，在科研成果的包装下无耻地贩卖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思想垃圾。

我反正是油盐不进，该崩的统统崩。我得罪了许多人，甚至得罪了朋友。

能得罪的也许就根本不是朋友。我又不缺朋友，老周是什么人，交的朋友当然个个顶用，但从来不用。如果是我来办刊物，我崩得更狠，得罪人更多。有没有哪个大学的学报想上层次请我去当主编的？估计没戏。也许我真当上了主编，­干­上一期就让明枪暗箭给放翻了。

学报编辑部的几位同事都可圈可点，这也是我在学校能呆住的重要原因。

主编陈剑晖搞文学评论在文坛中朋友甚多，不愁稿源，加之刀笔娴熟，办刊物如摆弄小菜。有他顶着，我们可以享受到不坐班的自由。

负责理科版的是研究过数论的黄向阳，研究的是什么纯负数，深了！我们天天要胡扯一通，全是没有用的话题，我们讨论过海南特区的发展模式究竟是邓小平猫还是薛定谔猫抑或是桑代克猫，彩票中奖有没有数学方法可以破解。他坚持说有，我说没有，如果真的有，我想足能办一所世界上收费最高的学校。向阳学过数控，我们商量着怎么给子轩造一个有自动统计功能的数控乒乓球台，怎么把刊物变成比特杂志。黄向阳还给子轩手把手辅导过数学，结果他们之间互相不来电就算了。这本书到最后是在海南完成的，“周疯子回来了！”黄向阳闻讯马上张罗酒局，用自己投资酿造的咖啡酒盛情款待。咖啡酒令人唤起青春最美好的记忆。老友重逢，美酒加咖啡，一杯接一杯，味道天下无类。

另一位编辑是作家晓剑，下笔不大节制，情绪来潮可日出万言。写过七八部长篇，电视剧十几部，中短篇不计其数，但都不及在当地报纸上发的一个豆腐块文章牛逼。晓剑对女流成功人士和女权主义日渐猖獗的表演秀吐哇吐哇的怎么也不习惯，当她们在媒体上大谈一流的男人如何如何，晓剑生气了，就说她们理想当中的老公情人什么的充其量不过是三流男人，一流的根本就没见过。尔等良家­妇­女能攀上三流男人就己经很不错了，不在家好好过小日子，满世界瞎聒噪的什么呀，好烦。自尊心大受挫折的女流成功人士居然组织了起来反戈一击，强烈要求晓剑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质问晓剑何为一流男人？晓剑招了，他说他的文字不够严谨，明明是四流，因怜香惜玉手一发软就写成了三流。这说明他不够一流，也愿意把言不由衷的话改过来。愤女中有对一流男人甚感兴趣者，穷追哪个是一流男人欲想见识。晓剑摊开手说：你永远看不到，我能望其项背，一流不是说的，说了你们也不懂，懂了吧？

编辑部的故事(2)

晓剑的价口如此正，足以让我在四分之一炷香内彻底改变对他的看法，平日里这厮的二审稿子送来跟没审差不多，省下的眼神就跑到我这里盯黑白子。晓剑认为他有业余初段，还有中国棋院颁发的证书，为捍卫其尊严，这厮以“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执着挑战，只许我让他两子，几年下来屡败屡战好像四子也没赢过。晓剑拿到的业余初段的证书跟现在的学位职称证书的水分差不多，估计是用茅台贿赂老聂了，要是没水分，我至少也应当是业余六段。

我问过他为什么对纠正稿件的错别字那么不耐烦。“需要吗？”他反问，“不需要吗?”我问， “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

晓剑年长，语重心长对我说：“咱们都不是教授，但是担负着为人民大众提拔教授的重任，不是担负为教授改错别字的重任有 搞错,教授都不怕丢人你怕丢什么人？”

到现在我也不大清楚晓剑为什么要求教授和女人比我要求儿子还要严格。我对教授和女人没什么要求，因为我根本就管不住他们，就任他们撒欢吧！

实话说不是我清高，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多年来，关于职称的事好像只有一个人来找过我。主编陈剑晖除了管学报，还是学院和省上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头儿，不止一次劝我申请副教授职称。我很为难，就像村里的大姑娘面对媒人提亲一样口难开。

老大哥绝对是好心，见我住着破房子不忍，想让我有个高级职称住进教授楼。顶头上司如此关照我该掉泪花子才对，

本该说：“大哥你看我已经人老珠黄了，你还看我顺眼吗……”但最后还是以达不到当年师父立的标准为由婉言谢绝了。师父的戒律里有一条是不要写病句错别字，这一条我现在也做不到。教授也不是不能当，等我有机会上小学进修一下再说。

我心说：撒欢我也会，不过是撒野的撒，狂欢的欢。你们成功人士一撒欢就莺歌燕舞舒广袖，我怎么一撒欢就弄得­鸡­飞狗跳警车叫，影响安定团结，还是别瞎­鸡­芭掺和了。就让我好好撒泡尿吧，舒畅的一泡！再说了，副的是什么东东，我怎么听上去像是当小的，拿我这皮糙­肉­厚的当二房说什么也不像呀！

教授们看了这些文字估计心情会很坏，那不管。有本事你就别写病句错别字呀！

行为艺术(1)

我想试试，准备在工龄三十年差一天的时候，对户口、工职、退休金、医疗保障金种种绑票大吼一声：滚你妈的！然后拉扯上儿子紧闭双眼纵身一跳，管它下面是遍地簇拥的鲜花还是前人留下的累累尸骨……

老雷回去后真的给我找了个可进京谋生的差事，是走是留，球踢给我了。

小地方的人按规定落户北京是大工程，至少比考大学当教授还难。我又一次面临着人生割舍，工职、家庭怎么办？掰指头一算我的工龄已经二十有七，该退休了。

朋友们一致好言相劝，有的建议拎上钱袋走门子，为了孩子的未来，买个户口当北京人总不算亏。我对这种赎买方式从来鄙视，管你是什么牛逼的地方，我喜欢篡改一句名诗送上，好像是你轻轻地进去如你轻轻地出来，肯定不会赖着不动弹。有的建议要么还是先熬两年，凑够了三十年工龄退休，拿一份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再出去混不迟，人总要对自己的后事有个托付吧。三十年啊！人一生掐头去尾这不就是一辈子吗？那些在各级考试流水线上的娃娃们不都是为了奔这三十年而终日辛劳吗？

这三十年我­干­什么了？我怎么觉着还没活动开手脚这场人生的马拉松就到了该向儿子递交接力­棒­的时候了！

这哪里是什么马拉松？我们分明是在一条传送带上，向秦俑一样排列整齐，用形形­色­­色­的裹尸布蒙面，悄然不知地通往吐着­肉­馅的绞­肉­机。一路上掠过的潺潺流水，鸟语花香，让你觉着自己好像是在运动。风在动，卷裹着平克·弗洛伊德撕心裂肺的呐喊，吹落了蒙在我脸上的裹尸布，我窥见机器在动人没有动。临终不远了，我想换个死法。

我想试试，准备在三十年差一天的时候，对户口、工职、退休金、医疗保障金种种绑票大吼一声：滚你妈的！然后拉扯上儿子紧闭双眼纵身一跳，管它下面是遍地簇拥的鲜花还是前人留下的累累尸骨……

“昭苍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卡也跳下去了”。他们都吃了药，融化在蓝天里，我没吃药，坠落在大地上。我和儿子都还活着（废话）！我能听见滚滚人流中因我离去引起的躁动，有人在骂：傻Ъ！

傻就傻吧，傻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我没有绑架飞机的能力，但是可以绑好自己的鞋带。

三十年差一天来一个大逃亡，这是一个不错的行为艺术构想，我舍不得说给艺术家，想留着自己过把瘾。但是还要熬上两年。我等不起。孩子的发展这两年很要紧，我的生命什么时候不要紧？为了生命的自由，让艺术也去见鬼吧！我只要行为。

告别海南，没有任何人送行。我穿了双拖鞋出了门，留下了钥匙，儿子跟在后面。我心说，老子什么都不要了。

流浪开始了！

我们刚刚路过的不过是在生活的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开店的老板霍布森强行让过路人买马。“看，我给了你们挑选的权利。”霍布森立下的规矩是，马可以选择，但是必须挑槽头的第一只。我不买账，领上儿子一走了之。

这只是一次拙劣的绑架，结果未遂。前面还会有许多不可遇见的遭遇，唐僧也不知道。那些昔日森严壁垒阻隔交通的城堡、要塞早已断了烽火炊烟，只剩下残垣断壁，但是外面的世界和人与人之间仍然处在分割状态，那是些由概念、话语建构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土围子，它们扼住了所有的咽喉要道，蒙着面孔向在这个世界上旅行的人索要买路钱。我没有可以通用的货币，但是我要自由地行走，轻轻地进去如同轻轻地出来。尽管我还会不断地遭遇绑架。

我们溜溜达达地路过深圳、广州，拜会了一些老友同学，走马观花浏览了市容，无心久留，直扑北京。

我们又将是北京人了！北京人民过得怎么样了？提了速的列车让人心情爽快，我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景象，自己对着自己逗着闷子，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一幅幅蒙太奇场面。

北京，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群人跪倒在地，又一群人被打倒在地。他们是“右派”、“走资派”。

又过来一茬人跪倒在地，他们是当年曾经摁着走资派下跪的红卫兵，当中还有不少和父母划清界限的，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父母。没人强迫他们下跪，他们自愿跪在自己的子女面前。

13岁那年，因为在外面闯了祸我爹打我，让我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不跪，爹摁着我的脑袋，我坐到地上还是不跪。爹扑通一声就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跪下了。我还是不跪。“下跪是封资修的东西。”我说得理直气壮。我爹是个讲理的人，听了这话愣了好一会儿，可能后来发现自己跪在那儿理由的确不充分，终于也爬起来了。我顿时感觉到高大起来。

权势的奴隶，饭碗的奴隶，土地的奴隶，关系的奴隶，私情的奴隶，书本的奴隶，名分的奴隶，传媒的奴隶，时尚的奴隶，药物的奴隶，技术的奴隶，婚姻的奴隶，孩子的奴隶，房子的奴隶，车子的奴隶，票子的奴隶……

有些人站着。

最抢眼的是贾桂。贾桂有名言：奴才站惯了不想坐。

还有，在田间默默耕耘的农民；

公共汽车上找不到座位的老弱­妇­孺；

行为艺术(2)

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小学生；

随地小便的男人……

车厢里的人全都站起来了，北京到了。

出了站口，不知怎么我心头一乐突然想起了胡汉三，我对子轩说：“儿子，你该对北京打个招呼——当年大难不死的周子轩走到天涯海角又回来了！”

子轩没反应，我很失意，好一阵才想起他不认识胡汉三。显然是我兴奋得有些不察。

我把鞋换了，以示对首都的敬重。

从北京站乘出租车奔西客站附近的公司，吃午饭顺便与久别重逢的老友对吹一瓶燕京啤酒，就近租民房讨价还价，买居家用品挑三拣四，打扫卫生收拾入住……从下火车到上班报到这段时间总共花了一个半小时！

到公司报到的时候，我把刚刚发生的这些经过说给人事经理听，权当一个土“海龟”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了一句：“还需要看文凭和简历吗？”

儿子一路都在我身边，我说的做的与其是给公司露一手，不如说是给儿子上一课——流浪汉的基础课。

接触媒体

子轩这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编导，又匆匆环顾了一下旁边的人，大概是感觉到谈话气氛对他不利，­干­脆犯混了：“反正，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等我有了情绪再给你们说，这样的谈话效果实在太差！”说完，子轩转身进了卫生间再也不出来了。

引子

听说有这般为了只麻雀堵枪眼的人，觉得稀罕，真有心马上乘火车去帮着哥们儿补上一架，管他是什么阶级。

文章发表后，引起媒体强烈反响，全国有几十家报纸转载。此后，媒体追踪不断，我就这么成了“名人”，一个并无光彩的名人。

我上班的公司在北京西客站背后的亚视大厦，临时租的房子就在公司写字楼下面的村子里，是一间违章砌起的小耳房，6平方米，月租260元，合乎我当时的预算。带子轩从海南来到北京，盘缠是家里的电脑卖出来的，一路上已花去了CPU加CD-ROM。好在来到后“卖身”顺利，剩下的钱刚好能续到下月开支。“一级战备”状态已告结束，该走动走动，找老朋友们喝两杯了。

第一个想见的人是肖远，他是我来北京的始作俑者。是他介绍老雷找我，老雷煽我来北京的。

肖远是教育界最早的硕士，有“京城最后一个骑士”的美誉。认识肖远是因为他有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肖远为了一只麻雀，挨了一顿打。肖远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研，在校园里见到两个校工拿着气枪打麻雀，肖远上去把气枪没收了。这个行为在当时相当于今天在高尔夫球场球童把老板的球杆没收一样不可思议。那时的工人没人敢惹，一声呼哨能唤来一个阶级。双拳难敌四条腿，肖远被这两个校工打了。挨打也不撒手，肖远死揪着这两个人连人带枪拖到了学校的保卫部，硬是逼着两个工人道歉了事。

当年我的同学杨彬在华师读书，是肖远的同门师弟，回家过年的时候在酒桌上讲了这个故事。当时也喝大了，听说有这般为了只麻雀堵枪眼的人，觉得稀罕，真有心马上乘火车去帮着哥们儿补上一架，管他是什么阶级。这个愿望最后还是实现了。

在电话里与肖远联系上了，相约周末去京西一个艺术沙龙聚会。

肖远带来一个女孩，名叫郑琼，记者出身，京城自由人。

聊天过程中，肖远提起子轩退学之事，只当自我介绍，我说了个大概。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郑琼凭着记者的敏感，当即就给我来了一通采访，然后说，你这可是条重要新闻，你等着。

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冯玥打来的，冯自我介绍说是郑琼的朋友，想对我们父子做一个采访。

头一回见面我有些失望，来者像是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大学生，我对她的能力有所怀疑，但是对她的诚恳我还是报以信赖。冯玥的采访更像是搞新闻调查，先后采访了我几次，然后又找子轩单独面谈，光是录音就录了几十个小时。整理录音写报道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像是做学问，这种态度让我感动。

冯玥的报道最后以《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为题在1999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发表。冯玥在报道中，写我用了真名实姓，对子轩则采用了化名。这是我们的约定，子轩当时说他在自学，我曾经担心见报后子轩会受到舆论的影响，建议她不要用子轩的真名，冯玥考虑周全，报道中，她把小轩化名为“小宣”。事后看，我的担心并不多余。我对冯玥的报道很满意，冯玥的文字­干­净利落又非常老道，不像是一个年轻人的出手。

文章发表后，引起媒体强烈反响，全国有几十家报纸转载。此后，媒体追踪不断，我就这么成了“名人”。一个并无光彩的名人。

过电(1)

这三期“老百姓的故事”获得了当年央视纪录片的金奖。

我不知道央视的内幕，但我知道中国的教育无新闻，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你儿子不是逆子，你是逆父。”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的编导史唯女士通过电话找到我，史唯年轻漂亮，还知道哈耶克，有兴趣制作带挑战­性­的片子。短短的面谈之后，史唯决定拍我们父子。跟史唯合作的摄像师据说是个腕，叫李晓明。

史唯和李晓明断断续续地跟着我们拍了两个多月，贝塔带就用去了几十盘，拍摄期间我有两次外地出差任务，他们也扛着机器跟去了。我没过过电，有了这次经历才知道用镜头说话比写字还难。有时为了一个不到一分钟的镜头，摄像机架在那里要等上半天。

最让编导们为难的是我们父子之间当时所处的微妙关系，因为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并不和谐，故事情节仍处在发展中，结果扑朔迷离。编导始终抱着纪实原则和“把事情搞清楚”的创作态度跟踪拍摄，有时还要想法子把我们爷俩儿往一块撮合，不仅费力而且费神。

有几个场景是让我难忘的。

一次是在我的住所谈话，编导想了解我行为的思想背景，我敞开说了，不知不觉讲了三个小时，机器架在那里拍下了全过程。谈话内容很沉重，史唯后来告诉我，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都没说话，史唯感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另一次是拍子轩找我要钱上学，这个情节是编导采访过子轩后设计的，我全然不知，结果当子轩提出要上学的要求时我毫不留情地当场拒绝了。因为是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话题尖锐，时至今天依然历历在目

子轩18岁生日终于到了，我本想隆重地为他过个生日，但是我联系不上他，他也没找我。生日的当天正好要去外地出差，一路在火车上还不停地拨打他的电话，他一直没有开机。不知他的生日是怎么过的，成|人仪式有何创意，可曾开心？我回北京后一段日子，出我所料，子轩打来电话，说是想和我谈谈。

听到“谈谈”这两个字我满心欢喜，心想着拉扯了十几年的孩子将以一个男人的姿态与我平起平坐地交谈了。

子轩这一回手里又拿了一本书，见到我满面笑容。

“找到工作了？”我问他。

他的脸沉了下来。他说他想上学。

我心说，小祖宗，你还没编够哇！我把摁在心头多少年的话都吐了出来：“到这时候了还跟我谈什么上学的事情，明摆着是弱智问题嘛！你早­干­什么了？这些年你跟我玩小花花肠子还不够呀？你不仅早已花光了你的学费，而且透支了我对你的信任。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话？另外，讲到上学，建议你不要想着上什么大学了，对你做人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最适合你上的学校是麦当劳。你去当一个跑堂，一小时挣3块钱，然后你拿上挣来的血汗钱去思量，是买点好吃的，还是买书，还是积攒学费？只有这样，你的所有想法才是真实的。你上学不就是要学些道理吗？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即使上了学又有什么用……

”

子轩被这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他要了根烟默默地抽着。

我说咱们还是聊聊找工作的事吧，兴许我还能帮你支两招。他说不想谈了，场面沉默。

我们谈话的地点是他在北京工作的叔叔供职的一家软件公司的小会议室里。他叔叔目睹了这个场面，说是很像给孩子强行断­奶­。他知道当事人泪流在心里，疼在心里，无言的结局令他感慨万端。

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个场面。后来我才明白过来编导是撮合我们父子“谈话”的始作俑者。

他们也许本想拍一个自立谋生碰了壁的孩子重返学堂的结局，也许在等待现场出现一个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戏剧冲突。他们等到了一场“逆父”割心头­肉­的现场演出，当抓到他们想要的镜头后，在场的人都一脸严肃，居然谁都无心说话。

拍片子是编导的职业，这样的戏剧­性­冲突对纪实拍摄来讲是求之不得的镜头，然而，两位编导似乎比我更富有人情味。史唯在分手时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老周，赶紧让子轩去上学，否则这个孩子就毁了！”

史唯与李晓明在许多方面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但是在工作过程中他们较好地把握了职业电视人的“­干­预”尺度。片子播出之前，他们在《中国电视报》上还写了篇文章谈了拍摄中的复杂感受，直言对我的某些做法表示不解。晓明是个汉子，他对我在被采访期间经常表现出所答非所问的随意状态深感不满，拍摄工作杀青后，在酒桌上把我一通臭训。我当时的感觉像在拳击比赛的终了重重地挨了一顿组合拳，无力反击。我的脸­色­苍白，两眼发直，只留下一口挺住的力气。我认了。其实，我不是不想说实话，但是有些话的确是难以简单说清楚的，有些话则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只因为我是个男人，是父亲。子轩该不该上学这本不是一个编导该­操­心的事情，史唯女士的忠告和晓明的批评我也没觉着真有那么耸人听闻，但是他们能诚心诚意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还是心存感激的。再有，他们­干­的是见证历史的工作，行当的要求就是动真格的。他们想拍出真实又有看头的片子，也希望选择的拍摄对象能有一个前景广阔的生活空间。

过电(2)

《生活空间》拍摄期间，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邀请我们父子二人去上海制作节目，史唯和李晓明也跟去了，套着拍节目里的节目。

住进宾馆后，上海电视台的节目编导和节目主持人前来熟悉采访对象，开门见山向子轩提了一连串问题，主要问子轩退学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当问到子轩在北京­干­什么时，子轩说在玩MUD。编导追问子轩的正业是什么？子轩回答说这就是正业，就是玩游戏。编导又问玩游戏能得到什么？比如知识、交友什么的。

子轩被问毛了，一时语塞，脸­色­沉了下来，锁起眉头，半闭着眼睛，手摸着空气缓缓地比画着，大概心里想着怎么措辞。停了几个休止符后开口了：“那是一个虚拟世界，我在里面扮演一个人物，­干­自己在现实中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入党、结婚什么的……我们那个圈子（指那些有正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玩友们）都玩的是这个游戏。”

子轩这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编导，又匆匆环顾了一下旁边的人，大概是感觉到谈话气氛对他不利，­干­脆犯混了：“反正，反正说了你们也不懂，等我有了情绪再给你们说，这样的谈话效果实在太差！”说完，子轩转身进了卫生间再也不出来了。

编导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能猜到子轩的心思，对子轩的做法也能理解，但是为了圆场措辞比较含蓄：“大概是问话中已有潜台词在说他不务正业。”

节目主持人是现在主持央视《实话实说》栏目的和晶，她看到这个场面担心出场后会砸锅，临走嘱托我多做做工作。

子轩听见外面没动静了才从卫生间出来，头一句话就说：“我想回去了，这里的人怎么跟土老冒一样，除了知道考大学找工作什么都不懂。”

我想不出好办法哄他，突然冒出一句：“你就留在上海开网吧好了，有这样的免费广告支持，肯定火爆。”晚上，我没带子轩去逛灯火通明的外滩和南京路，因为我知道子轩更喜欢他的虚拟世界。

不知是讲求效率还是花钱仔细，我们第二天就被派上场了。出场前，子轩问我该说些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来个实话实说吧。

现场的效果不甚好，尽管当时上海台拥有风头正劲的主持人和晶，但是节目制作水平与央视有天壤之别。当谈起MUD来在场的人几无人知，难以想像这里是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会。现场的气氛有些像考场，老师、学生说起话来像背课文，请来的有些专家、教授讲话义正词严，让人觉得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搞完。主持人凭着伶牙俐齿张罗着台上台下，经常要像小学教师一样启发大家发言。我总也找不到畅所欲言的感觉，就那么糊里糊涂地捱到完事。回到宾馆后自责不迭，我感觉自己无聊透顶，跑到这个地方­干­什么来了？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触电”我知道谨慎了。有一次找《实话实说》总策划杨东平谈一个选题，事没谈成，但杨表示对我的事情感兴趣，问我是否有意在《实话实说》做一期节目，我找了个借口推掉了。

我说子轩正在学习过程中，《实话实说》影响太大，他可能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压力，一个没有养成内定品格的人活在舆论的压力下未必是好事。

事后看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子轩当时思想动摇不定，还没实话实说的自信，总怕别人捅他的痛处，说话有遮掩，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说为好，对谁都好。

关于我们父子之间的故事制作了三期，这在央视很少见，2000年的春节前，在《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中播出了。我不知道央视的内幕，但我知道中国的教育无新闻，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

片子播出之后，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进地铁就有人认出了，当然不会有明星那份感受，我是另类。我能从人们的眼神中读出各种态度，支持者少反对者多，不理解者更多。

几位在京的大学同学年前聚餐，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意思是­干­吗要像小丑一样作贱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劝我认清潮流端正心态好自为之。同学们都混得不错，即便不算是成功人士也都能在小康中排名靠前，孩子们也都上了大学或考出了国，在这种场合，我似乎无言以对。

我和子轩从此失去了联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估计那几天找他的人不会少，人们肯定会问他一大堆问题，他心里没底无法回答，于是一躲了之。他母亲反应强烈，认为我拿着孩子当道具做电视表演秀，为出名不择手段。

他的­奶­­奶­看了电视以后打电话来对我好一顿责备，问我为什么要拒绝子轩想上学的要求，让我带上子轩回老家烟台过年。她不仅仅是在感情上心疼孙子，更是不愿意看到她曾经带过多年的孙子沦落成文盲，她想亲自­干­预孙子的教育。我的姨妈刚从美国带孙子回来不久，对美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之发达感触颇深，亲笔写信给我，语重心长地劝我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上大学。我知道长辈们的好意，但无法用书信和电话说清楚，只好用礼节­性­客套敷衍。

当时我似乎到了四面楚歌的处境，很郁闷。还好这是在北京，永远不必发愁，总会有能理解你的朋友邀着去喝啤酒。一个忘年小朋友子鹏比子轩稍大几岁，看了片子后说：“你儿子不是逆子，你是逆父。”你看看你看看，现在的孩子就这么跟大人说话。

过电(3)

这就是媒体给我个人带来的全部好处。

在这本书写完的时候，我找到李晓明想请他核实一下这部分内容，晓明告诉我，这三期“老百姓的故事”获得了当年央视纪录片的金奖。史唯和李晓明也该拿这个奖，因为下足了功夫。再者，当时我和子轩迫于生存现实，在拍摄过程中根本就没考虑过镜头，全然是在无意中演出了一场充满了冲突与绝望的现实生活悲剧。看过的人说，子轩的形象比我可爱，言外之意是我有些可憎或是可悲。我对镜头记录下的状态着实不满意，我当时的气­色­很不好，似乎显得走投无路前景灰暗。

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就是那个样子，撑也撑不起来一个得意的形象。但我需要得意也自信有得意的一天！因此埋下了一个心愿，我早晚要用自己的新生活和文字亮出镜头拍不到的心迹，让所有的人都看个明白。

一厢情愿

老板也在海南淘金起家，想必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沧桑岁月中经历过无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他不喜欢讲故事，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他喜欢古诗，李商隐有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乃千古绝对，毛泽东以“人间正道是沧桑”应之，因是伟人，似乎鲜有人说三道四，惟这厮对毛诗的帝王之气耿耿于怀，写出一句“心如无恨心常青”。我以为这诗好，因为伟人和女人都写不出来。

马要是上了户口成什么了(1)

同志们呀！你们说马要是上了户口成什么了？”大家好一阵子没反应过来。突然有人说，“是驴”！

北京户口是个大红灯笼，谁行房事给谁挂。本爷手拎一把小红灯笼,爱往哪挂就往哪挂。

进入北京，我开始学习当白领。一上班，令我惊诧的是遇见两位也是从海南落荒流窜过来的浪人郑某蔡某，好像身上都有股子海腥味，相互间一见如故，遂感慨命相之大，天下之小。

寒暄起来才知道大家还都是1987年海南建省前上岛的，同属海南一期。不用问，二位肯定是公司骨­干­，我们是谁呀？海南一期的！这拨人哪个没练过空手道开过皮包公司？虽是打工，所作所为和白领小生全然不是一个路数。

在一次办公会议上，公司为了鼓励大家卖命­干­活，提出一条鼓励措施，凡是外地来京的人才，只要贡献突出，公司将为其办理北京户口。这等好事要是让时下想留在北京的外地人赶上，还不感动得掉泪花子。

没想到我等老几并不领情，老郑先发话了：“户口制是种群歧视，可恶至极！老子当年闯荡海南，早把到手的文凭、户口全扔了，到现在再捡回来，无异于对青春理想的背叛，打倒户口！”老郑是湖北黄岗人，这个地方历史上出过许多大人物，最为知名的是上个世纪这里出了上百个将军，是有名的将军县。老郑­操­着一口永远也改不正的乡音，一激动起来俨然有暴动倾向。在公司的会议桌上，老郑出人意料的言论让在场的人全傻了。

老蔡在一旁乐不可支，拾起话头继续煽：“关于人才嘛，我是这样理解的。雷老的人才学曾将人才比作千里马，马是青鬃马，刀用菜刀就可以了，同志们呀！你们说马要是上了户口成什么了？”大家好一阵子没反应过来。突然有人说，“是驴”！又一片哗然。

轮到我表态了，我说：“北京户口是个大红灯笼，谁行房事给谁挂。本爷手拎一把小红灯笼,爱往哪挂就往哪挂。谁给谁挂灯笼有冇搞错？”

“有冇搞错”是广东、香港、海南一带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在北方人看来，南方的语言少幽默，其实不然。我在南方多年的民间语文实践中，发现“有冇搞错”在某些语境中的使用契合可以滋生某种原始的情绪­性­快感，绝非是关乎对错的理­性­判断。据说某公举行房事，因缺乏有关知识，不得其门而入，错把大肠头当成目标大举冒进，结果方向­性­、路线­性­、目的­性­全错，乃为基本错误。因为是基本错误，故具有普遍意义，足以涵盖形形­色­­色­愚蠢行为。随着广为流传渐变，最后凝练为“有冇搞错”乃至“搞错”。“搞错”有明知故犯之意，比错误的­性­质更严重。于是“搞”字成为南方幽默的基本概念，为寻开心，不是搞错就是搞笑。­干­事情就不弯弯绕了，“搞腚”便是！以上推断有旁证，比如在下海人当中，有人在特定场合说一个“整”字，圈子里的听者就会报以一笑，达成契合反应。原因是大家开始都说只有东北人才能编出来的顺口溜：“瞎­鸡­芭整，能出省；瞎­鸡­芭­干­，能提­干­。”后来说多了就没人笑了，于是有人将其河南化，长话短说最后一言以蔽之。于是，哪怕吝啬一笑之人，再为一个字计较，也太嫌小气了。

我的说文解字新论，让在座的有些人笑屁了。有些人笑不起来，我注意到有北京户口的人都笑不起来，想办北京户口的人一边笑，一边在看大家的反应。老板在一旁听着坐不住了，清了清嗓子要发话，会场顿时肃然。我心想，完了，我把公司的会议桌当成海口街头大排档的啤酒桌了。说“搞错”时浑然不知自己在搞错，最新版的幽默诞生了。开心这一把，等着炒鱿鱼吧！

没想到老板接着户口的话题有感而发，­干­脆掏出了身份证放在会议桌上给大家看，农民身份证！籍贯写着浙江省温州市某乡某村。老板说，他既然能给别人办北京户口，当然也能给自己办，甚至还能办美国绿卡，他不屑于办所以没有办，不过结婚证还是办了。老板说：“都是假的！真户口、真文凭、真结婚证、真护照样样都能买到，赢到钱是真的。”他没有说挣到的钱也是真的，大概是因为挣钱用手争，辛苦且来得慢。老板自幼嗜赌，逢赌必赢，桥牌、中国象棋皆有专业水准，商战中善合纵连横动态博弈，常坐庄施展谋略通吃台面。这厮的一大癖好是公司例会之后即兴演说。不谈生意经，狂侃谈哲学、经济学和古诗文，也不管下面的听众爱不爱听、懂不懂，反正他愿意花钱买单，把所有的中层白领当陪练，一直练到大家拍巴掌都拍不动了为止。老雷的掌声如雷，环顾四座，他以身作则教育小的们：你要是不拍他就不管饭！

老板也在海南淘金起家，想必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沧桑岁月中经历过无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他不喜欢讲故事，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他喜欢古诗，李商隐有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乃千古绝对，毛泽东以“人间正道是沧桑”应之，因是伟人，似乎鲜有人说三道四，惟这厮对毛诗的帝王之气耿耿于怀，写出一句“心如无恨心常青”。我以为这诗好，因为伟人和女人都写不出来。

过了吗？那你来试试。

伟人之伟大也不能样样都伟大，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是因为崇拜者跪着。

女人要是心常青，洪常青去­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