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驾车穿过圣马丁维尔，返回新伊伯利亚。太阳已经爬到橡树的顶上，但在清晨中，雾气仍然缭绕在潮湿的林间。刚入三月，但春的气息已经涌人了南路易斯安纳。我隆隆驶过吊桥，上了河边的小路。那里有我的一个钓鱼码头，有我父亲在大萧条时期用柏树和橡树建造的老房子。我和一个六岁的萨尔瓦多难民女孩一起生活，她名叫阿拉菲尔。

房子的木料从来都没有刷过漆，颜­色­发暗，坚硬如铁。前院的山核桃枝繁叶茂，滴落的雨水叮叮当当地敲打在走廊的铁篷上，院子被层层树叶所遮盖。替我照料阿拉菲尔的老­妇­人正在旁边院子里忙碌着，她扯下了兔子笼上的塑料布。和许多法国血统的南路易斯安纳黑人一样，她肤­色­如铜，并有一双青绿的眼睛。她的身体如同树根，皮肤上爬满了皱纹，最大的嗜好就是吸鼻烟，而且还自己卷烟叶子抽。在我家里，她总是能把我指挥得团团转。但说句心里话，她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勤快。

从我孩提时代开始，她就是家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现在，我的码头上洒满了阳光，一个叫巴提斯蒂的黑人为我工作，他正帮两个白人往船上搬冰柜。他光着膀子，冰柜的重量使他后背和肩膀上的肌­肉­隆起。他可以徒手拍灭野餐坑里的余烬。有一次，我甚至看到他从水里拉出一条六英尺长的鳄鱼，拽着它的尾巴，把它甩到了岸上。

我绕过院子里的水坑来到走廊。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只浣熊呢？”老­妇­人克拉瑞斯问我。

我的浣熊只有三条腿，所以大家都叫它“三脚架”。

说着，她已经把三脚架拴上了链子，挂在晾衣绳上。她使劲拉扯着铁链子，直把它拽到空中，那可怜的家伙傻傻地扭动着、挣扎着，用尽全力想逃开那个该死的绞刑架。

“克拉瑞斯，别那样。”

“你知道它做什么了吗？哼！”她说，“它把我刚洗的衣物弄得一团遭。你的衬衫昨天还是蓝­色­的，现在都成黑的了，还有一股臭味儿！”

“别跟它一般见识，我要带它去码头。”

“让巴提斯蒂把它带走，去哪儿都行。”她把那头被勒得半死的浣熊放了下来，“就是别再进我的房间。不然的话，我就让它变成烤全熊！”

我从晾衣绳上解开链子，拉它走向码头。我一向对白人至上的现象无法理解，因为大多数时候，我家总是被有­色­人种所主宰和­操­纵。

今天的活儿很多。我和巴提斯蒂上了船，一起舀头天晚上积的雨水，然后把自动售货机里装满香烟和糖果，拖着大网从钓饵池里捞出漂着的小银鱼，给冰柜排水，再把新鲜的冰块放在苏打水和啤酒上面，点火为渔夫们准备午餐。最后，我张开阳伞，把它Сhā在餐桌的孔中。

都忙完了，我才抽身回家。

雨过天晴，是个美丽的早晨。天空蓝蓝的，草地新鲜油亮，阵阵凉风送爽，吹过浓荫密布的后院。红木做的花箱上还残留着水珠，上面是一层茂盛的矮牵牛花和火焰草。阿拉菲尔穿着睡衣，正在餐桌旁给米老鼠画册涂颜­色­。她黑­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皮肤晒成了栗­色­。如果硬要在她身上找缺点的话，那就是她宽宽的门牙，在她笑的时候，会让她显得年龄更大些。看着她平静愉悦地玩着，我真的很难相信，大约一年前在墨西哥湾，我从坠机里把她拽出来时，她的骨头像鸟一样轻，正在水里挣扎，喘息的嘴巴看上去，就像我妻子喜欢的一个洋娃娃。

我轻轻抚了一下她的黑发。“你过得怎么样，小家伙？”我说。

“你去哪儿了，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