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第６１集团军的３８７、３５０步兵师和３４６步兵师的一部分继续在被包围的情况下进行战斗，虽然大本营作了多次指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给他们提供支援。德军永远不会抛弃自己被苏联军队包围的部队，而是会用一切可能用得上的力量和手段百般设法冲进去救他们。苏军指挥部对自己被包围的部队应该比德国法西斯指挥部有更多的同志感情。但事实表明，苏军指挥部对自己被包围部队的关怀却比德军指挥部要少得多。这给苏军指挥部留下了污点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７日２２时純紡矠

但是，即使在这里，斯大林呼吁关怀“自己被包围的部队”，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德军永远不会抛弃自己被苏联军队包围的部队”。动机不仅是奇怪的，而且是丢人的。关怀被围困者是因为敌人表现了这种关怀有许多方面军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对阵亡者表现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哀痛心情，对无谓的伤亡感到痛苦。但是，他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够表现这种感情。斯大林认为，战争就其实质说是铁面无情的，既然是打仗，伤亡再大也应该。在指挥员和军队没有学会按照军事学术的规律去打仗以前，曾经有很长时间进攻战役都组织得不好，对德军阵地都实行正面的直线的进攻，结果付出了血的代价。而军事学术的规律的实质归根到底不过是一条简单的公理：用最小的牺牲去实现既定的目的——胜利。

人们从斯大林的行动中看见的往往只是最终结果。而他是胜利者。这就为友善的外国作者提供了一种根据，对苏联最高统帅的统帅艺术作出非常好的评价。彼得·乌斯季诺夫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我的俄国》中写道：“除了斯大林以外，也许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战争中作出同样的事情：极度的无情、灵活或矢志不移，像在人力极难驾驭的规模上顺利地进行战争所要求的那样。”純紣矠我不能同意主要的一点：“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果说不可能那样“无情”，是的，可能是这样。但是要说不可能那样“灵活和矢志不移”，那么俄国从来就不乏这样的人才。这种人才产生过，虽然他们都被消灭了。

斯大林逐一回想数十次进行过的战役时，毕竟还是更为看重其中特别称心的两次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他重新感到自己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也是统帅。而柏林战役则胜利结束了按紧张和残酷程度都是骇人听闻的四年战争。这是一次凯旋，在他看来，它立即“勾销了”一切失策、错误，证明无数的牺牲是正确的。

有许多胜利都是在失败之后取得的。但是，斯大林格勒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不仅是卫国战争进程中而且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第三部第十章 年迈的“领袖”(1)

斯大林的７０寿辰临近了。他知道，在政治局、在其他较低层的权力机关有多么忙碌。但是，这已经很少引起他的主意。他，看来对光荣已经腻味了，但对权力却没有腻味。他召见了马林科夫并且警告说：

“不许在那里又用什么勋章来使我感到幸福了！”

“但是，斯大林同志，这样的纪念日人民不会谅解”

“不要拿人民做托词我不想争吵不要一意孤行！您理解了我吗？”

“当然，斯大林同志，但是政治局的委员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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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打断了马林科夫的话，暗示问题已经解决了，并且命令把准备好了在大剧院举行的他的庆祝会方案送来。而他谈起“勋章”并不是偶然的。

１９４５年６月胜利阅兵和为祝贺各方面军司令员举行招待会之后，一批元帅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提出建议，以祖国最高奖赏——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来表彰“领袖的特殊贡献”。同时请求者们查明，斯大林６０寿辰时曾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而在战争的年代，他被奖给三枚勋章——一枚是第３号“胜利”勋章（第１号勋章和第２号勋章早先授予了朱可夫元帅和托尔布欣元帅），一枚是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一枚是红旗勋章。而这一枚勋章奖给他，正如命令中所指出的，是因为“在红军中任职多年”。

军事首长们同政治局委员们谈话以后，那些人就花了一昼夜半的时间和他们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问题，并且在６月２６日一下子就发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两道命令：关于授予苏联元帅斯大林苏联英雄称号的命令和关于奖给他第二枚“胜利”勋章的命令。同一天，即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６日，通过了设立“苏联大元帅”称号的专门法令，而到了次日，即６月２７日，这个称号就授予斯大林了。这大概是不听“领袖”话的惟一情况。早上斯大林习惯地在早餐前翻开了《真理报》，并且大发脾气。没有同他商量嘛！没有问过他嘛！他曾警告过马林科夫奴才们也连连称是到了克里姆林宫后，他马上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加里宁、日丹诺夫请来，对他们进行了申斥。所有人当中最害怕的是加里宁（因为这种一意孤行的事发生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和马林科夫，他没有能够抑制住战友们效忠的感情。但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日丹诺夫明白：愤怒是故意装出来的，是闹着玩儿的。

斯大林已经上升到了如此之高的荣誉顶点，以至于这些为一般凡人所设的奖赏已很少引起他的兴趣。这些奖赏对他来说，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普通人来说，奖赏具有巨大的意义。而对他来说，奖赏却有“相反的”意义：把他放进了许多受奖人的行列。归根到底，一个有如此权力的人可以给自己身上撒满奖章并从而使自己完全失去荣誉称号！勃列日涅夫就不懂得这一点。不过，看来他似乎不懂得的不仅是这一点

斯大林不能回想起他在什么地方读过（好像是在《思想》杂志上），在拿破仑看来，可以授予一个人一个“扣子”（皇帝临终时这样轻蔑地谈到了勋章），而为此就要求他付出生命。难道这些在报刊上被称为他的“战友”的人们不懂得，他的伟大的度数已经不能用任何一些普通的勋章来衡量了！可能，他的亲信们也不懂得这一点。但是，他们知道另外的东西：“领袖”需要新的推动因素和理由来宣传他的谦虚、简朴、没有任何虚荣心。贝利亚比所有的人更好地抓住了这一点。斯大林身旁的魔鬼在自己的文章《共产主义胜利的伟大鼓舞者和组织者》中写道：“我们领袖的天才是同他的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特别的个人魅力、对共产主义的敌人决不宽容、富有同情心和慈父般关心人结合在一起的。他具有非常明确的思想，安详的伟大­性­格，对任何大吹大擂和华而不实的做法表示蔑视和决不容忍。”紘紞矠大概，贝利亚比其他人更好地研究了自己的保护人的癖­性­和意图。他知道，斯大林把别人的谦虚仅仅理解为听话。

喜欢读论统帅的书的斯大林，可能会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人们建议他参加竞赛时说过的话来说：“我是会参加的，假如同我并排跑的是皇帝！”天真的“全苏联的班长”，从来也没有反对过任何人，勤勤恳恳地执行自己仪式上的角­色­，没有感觉到，那些其他人可以得到的奖赏，对他斯大林来说，已经不是奖赏了。“领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自己的申斥：

“解脱出来吧，随你们的便，而勋章我不接受听着，不接受！”

他久久没有接受。战友们曾两次三番试图说服他同意授予奖赏。他们还吸收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去劝说“领袖”。一切都白费。差不多过了五年，斯大林本人有一次在别墅吃晚饭时忽然谈起老早那次奖赏的事，而且在肖像画上，在照片上，“各族人民的领袖”老早就已经佩戴上两枚英雄勋章和两枚“胜利”勋章了。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８日“五一节”前夕，什维尔尼克终于向斯大林授予了１９４５年颁发的勋章加上因７０寿辰颁发的列宁勋章。什维尔尼克和戈尔金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签署了命令，命令说：“鉴于约·维·斯大林同志７０岁生日并考虑到他在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事业中，在我国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的特殊贡献特授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列宁勋章。”紘紟矠从什维尔尼克手中接过一枚“金星”奖章和一下子三枚勋章，斯大林忧郁地指出：

“你们使老人满意了这并不增加健康”

在这些话的后面，出现了纪念寿辰前夕向他袭来的新的可怕事情。斯大林打算晚上到别墅去，最后给波斯克列贝舍夫作了某些吩咐，就离开了自己的桌子并想去穿上衣服，好像他突然“扭了一下”，眼前直冒金星斯大林立刻又苏醒过来。吓破了胆的波斯克列贝舍夫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肘：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去叫医生您这会儿不能走需要医生”

“别忙”

头晕很快就过去了。斯大林拖延了几分钟。喝了茶。后脑勺隐隐作痛。但是他不让叫医生。他已经不相信医生，宁可相信主宰卫生部第四总局的贝利亚鬼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再说他也不愿意广为传播他有病。现在就到别墅去，喝一杯波斯克列贝舍夫老早就劝他喝的浓茶。过去总是见效现在也会见效的。

政治局决定大规模地庆祝斯大林的生日。任命什维尔尼克为庆祝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不久在他的桌子上就摆着一份由波诺马连科、阿巴库莫夫、帕尔费诺夫、葛罗米柯、格里戈良签署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庆祝生日的“费用”估计总数约６５０万卢布。什维尔尼克仔细研究之后，在下述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批准接待前来参加斯大林同志７０寿辰的代表团和筹备赠给斯大林同志的礼品展览会的预算，支出总额为５６２３２５５卢布，按照附件紘紡矠

委员会由许多著名人物组成。我随便举出几个人的名字：亚历山德罗夫、巴基罗夫、布琼尼、瓦维洛夫、卡伦别尔津、库西宁、波斯克列贝舍夫、法捷耶夫、什基里亚托夫、肖斯塔科维奇，当然喽，还有政治局的委员们。确定了谁在什么时候为“斯大林同志”接受礼品——什维尔尼克、李森科、安格林娜、波克雷什金以及其他人。在最高层次上批准了经过缜密研究构成的应邀者及夫人出席“领袖”７０寿辰隆重庆典的名单。

但是也准备了令人高兴的意想不到的礼物。斯大林周围的人们打算设立“斯大林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法令草案已准备好了。

关于设立斯大林勋章

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

为了庆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７０岁诞辰并鉴于他在建立和巩固苏维埃国家、建设苏联共产主义社会和保证苏联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性­胜利的事业中给苏联人民作出的特殊功绩，设立斯大林勋章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尼·什维尔尼克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亚·戈尔金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

这里还有颁发勋章的条例草案、对它的记述以及关于设立“庆祝约·维·斯大林７０寿辰”纪念章的法令草案。内行的法令炮制者们计算出，一枚纪念章的价值将合７卢布６４戈比，而１００万枚纪念章将需用２４吨铜和６吨镍。还拟就了关于设立“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的法令紘紣矠。

由艺术家莫斯卡列夫、库兹涅佐夫、杜巴索夫设计好的１３种勋章图案送呈“领袖”审阅。有一个图案照搬了列宁勋章，只是用一个留有小胡子的人的侧身像代替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的侧面像。还有金旗形式的勋章；带肖像的旧式勋章；“领袖”的像用红旗簇拥的勋章；他的侧身像放在由麦穗构成的椭圆形中的勋章；在金底座上穿着元帅服的勋章想像力并不丰富：金子、旗子、穿制服的人紘紤矠。

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出现一枚大概对那个时期来说是最有威信的勋章。但是，在最后一刻，“领袖”执拗起来，虽然过去曾给予初步的同意。审阅了模型和图案，读完了法令草案（而在这个时候他的战友们紧张地看着自己的保护人，也许在想他们当中谁是荣膺这枚勋章的第一人），斯大林突然说道：

“我只批准关于设立国际奖金的法令。”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而这类勋章只有在死后才设立”

所有的人都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表示不同意。但是，斯大林扬起了手，让周围的人们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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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时候”

我想，独裁者认为，越过了某种界限，可能会达到相反的效果。每走一步，每到任何一个地方，在国内只有他：照片登在杂志和报纸上，在每一页，几十次地提到他的姓名，又是塑像，又是浅浮雕，又是纪念像，给大街和联合企业、集体农庄和城市命名在死后关于他将增加点什么呢？显然是勋章

顺便说一下，在死后，在治丧委员会里谁也不记得斯大林的这个愿望了

第三部第十章 年迈的“领袖”(2)

在庆祝寿诞这一天，斯大林像平常一样于上午１１时起床，他自我感觉正常。昨晚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是一个意思不大的Сhā曲。而今天，却是不轻松的一天。在庆祝会后，在政治局将要整整一个晚上听取没完没了的为了对他表示尊敬的歌功颂德和吹捧赞扬之词。大家都将作一番竞赛：谁将找到新的修饰词，谁将阐明“伟大领袖”的新的功绩。整个１２月份，《真理报》发表的都是关于全国筹备庆祝寿诞的文章、汇报、采访。歌功颂德的浪潮与日俱增。斯大林来到克里姆林宫后，长时间地研究了报纸，详细地阅读了一大堆为了庆祝他的７０寿辰而完成了任务的生产汇报。报告从所有的共和国、边疆区、州雪片般飞来。但是，大概也有不少从劳改营管理总局所属的无数组织送来的庆祝­性­的报告。在那里，人们也完成、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欢欣鼓舞，等待着大赦。诚然，打报告的不是“囚犯”，而是代表自己的被监护人的内务部官员。

斯大林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翻着公文，不止一次地发觉自己有一种想法：难道整个这种屈膝长跪的爱都是冲着他的吗？这是什么呢？对历史­性­场合的玩弄？幻想般的走运？或者的确他是一个最少有的天生奇才？斯大林撇开了这些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的想法，颇有点洋洋得意地心里暗自指出：主要之点在于他的­精­神比他们所有人都更为坚强。谁也不能像他那样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走向目的

他连连翻阅报纸的每一页，几乎完全都是对他的献词，他已经好多次碰到了同他的生日相重的非纪念­性­材料。在保加利亚，对“国事犯科斯托夫及其同谋者”提起诉讼；差不多同时在苏联，对犯有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罪的前日军军人集团提起诉讼。报刊只是对他的具有全世界影响的荣誉的反应：他知道，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而且不仅是在我国）过去和现在都举行了庆祝他的生日的大会。

差不多在庆祝大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大剧院就坐无虚席了。经过慎之又慎地挑选和“筛选”的人们挤满了披着节日盛装的大厅。开会前半小时，斯大林也进来了。在主席团的房间里，受到掌声欢迎的大元帅同陶里亚蒂、毛泽东、乌布利希、泽登巴尔、科普勒尼希、伊巴露丽、乔治乌—德治、契尔文科夫、西罗基、拉科西、约兹维亚克、金 奉、马尔捷尔、培西以及苏联同志们亲切打招呼。

当主席团走上舞台，大厅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下来，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在前一天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看了主席团客人排座次的方案，但是斯大林当即提出了自己的修正。他不希望坐在中心。我们知道，在代表大会、全会和各种会议上，他常常坐在第２排，借机强调自己的“谦虚”。这会儿，这样做是不可能了，要知道他是过生日受祝贺的人呀！斯大林把自己的位置向主席的右边稍稍“移了移”，用铅笔指出，他的右边应该坐着毛泽东，而左边坐着赫鲁晓夫。

什维尔尼克简短的开幕词多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在他致开幕词之后，发言者一提到“领袖”的名字，表演就开始了。大厅里整个晚会都响彻着这样的声音：“天才”、“天才的思想家和领袖”、“天才的导师”、“天才的统帅”只有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也许这里面有隐密的含义？许多发言者在讲坛上一个接着一个。发言的有各加盟共和国、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使者，有青年、创作组织的代表。这是“各国人民热爱”的集中表现。快到会议结束的时候，主席团里许多人都累了。从很久以前那个日子拍下的照片和新闻影片镜头上可以看到，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由于无数次起立和鼓掌而明显地感到疲倦，他们在想自己的什么事情。可能，一个人在想沽名钓誉的计划，另一个人在想长期失宠贬黜，第三个人在想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沉思的理由。斯大林已经很难集中­精­力倾听和深入领会继续了好几个小时的排山倒海式的歌功颂德之词了。“领袖”如果知道柏拉图的对话录，可能会认真想一想，他是否已经实现人类的永恒梦想——建立一个“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消除了主要的破坏之源：贫富对抗紘紥矠。

的确，在他的国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富人和穷人了。他不愿意在这些时刻甚至回答自己：有没有不幸者呢？有。成千上万。几十万。如果更确切些说——几百万。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伪警察、自私鬼、盗窃者、外币黑市投机商、普通小偷和强盗。但是，也许，有一半以上只是在凯旋统帅及其“机关”看来显得危险的人们。

在这次庆祝大会前几天，斯大林批准了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关于差不多每月举行的例行特别会议的结果的报告。报告附有与“祖国叛徒家庭成员案件”有关的１００多人的记录。所有这些人都“判刑流放到苏联北部地区”。法律是严峻的，而法律是“依法”生效的。因此，谁说斯大林是无情的呢？为什么在西方直到现在还唱“臆造出来”的关于他残酷无情的托洛茨基老调呢？难道不是他刚刚在不久前赞同了克鲁格洛夫的呈文，其中写道：

在内务部的劳改营和教养院里，现在同被判刑的母亲一起关押着不到四岁的１４１７０个孩子，以及７２２０个孕­妇­。这些孩子的数量比劳改营和教养院现有的“婴儿宝”的限额（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超过两倍以上。因此，我建议释放这些­妇­女，由她们在住地以劳改取代监狱监禁紘紦矠

斯大林听着没完没了的赞扬的言词，有时疲乏地往后仰靠在椅背上：荣誉的负担使“领袖”感到劳累，但是他已经不能不要这种荣誉了。当大元帅受到诗的赞美的时候，他显然振奋起来。雅库布·科拉斯代表白俄罗斯发言，他读了自己的一首长诗，里面塞进了斯大林的整个生平，诗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

你是胜利的旗帜。你是自由的象征。

你带领各族人民走向幸福。

我们的导师，愿你万寿无疆。

各族人民歌颂你，

我们伟大的父亲和领袖。

最妙的是，他没有屈服于诱惑而向马林科夫让步：马林科夫坚决支持一批作家们建议发表朱加施维里的早期诗作“领袖”不应该受眼前引诱的支配。他从哪里能够知道，过了３０年，一个也将成为总书记的人，没有写过任何一行“自己的”著作，居然会获得列宁文学奖金！

特瓦尔多夫斯基朗诵的诗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诗人下面的话能够使斯大林感到特别高兴：

在最可宝贵的世界上，

让春天使您光荣的皓发

青春常驻，绿叶鲜花扶疏，

身体健康长寿！

我想，特瓦尔多夫斯基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在这些话里也表现出我们共同的迷恋、对偶像而不是对理想的信仰。大家都好像陷入了宗教­性­的神魂颠倒，齐声赞美“领袖”。他成了社会主义的化身。人们信仰“领袖”，也就是信仰好像是他所体现的理想。这种吹捧的程度同贬低人民的程度正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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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的很强的记忆力，把下面这些人说的话储存到了“计算机似的”网络里。毛泽东的话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陶里亚蒂的话是：“我们保证今后也忠于您的学说”；金 奉的话是：“伟大的斯大林——朝鲜人民的救星万岁”；马尔捷尔的话是：“您是天才的理论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乌布利希的话是：“荣誉和光荣属于您，天才的舵手”；拉科西的话是：“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把斯大林同志称为‘生身的父亲’”当契尔文科夫呈献一封由保加利亚５００万（！）劳动者——几乎是全国所有识字的成年人签名的感谢信时，全场活跃了。

７０岁的“领袖”第二天出席宴会前，还来得及在克里姆林宫里读了外国国务活动家发来的几十封电报。在一旁站着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注意地观察，“主人”的老年双手是怎样把这些电报一张接一张地丢在一边的。读完了，站起身来，而且已经走出办公室，忽然扭头把脸转向自己的助手：

“关于柑橘，这是谁出的主意要您写的？”

波斯克列贝舍夫没有料到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发窘，但很快作出回答。

“苏斯洛夫和马林科夫推荐的。他们在宣传部读到了；苏斯洛夫本人看了。”

斯大林再也没有说什么就走到了出口处。出席长时间的宴会，又是讲话又是没完没了的­干­杯，也是需要力量的。而给波斯克列贝舍夫提出的问题，是与今天《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助手的长篇文章《敬爱的父亲和伟大的导师》有联系的。这篇文章有一段说道，斯大林不仅帮助米丘林派粉碎了魏斯曼主义—摩尔根主义，而且指出，应该怎样在实践中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斯大林同志许多年来在黑海沿岸地区对柑桔作物进行了栽植和研究”，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学者革新家”。波斯克列贝舍夫接着写道，还可以“举出斯大林同志在农业领域进行革新活动的另外一些例子。例如，在黑海沿岸地区种植桉树的事业中，在莫斯科近郊培植瓜类作物的事业中以及在推广多蘖小麦的栽种方面，斯大林同志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

斯大林深夜看过的礼品展览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也有以前即这次寿诞以前赠送给斯大林的陈列品。斯大林走过一厅又一厅，在各共和国、州、企业赠送的一片旗海旁边停留了下来。他站在一两面旗旁，举起了一幅：“高举列宁—斯大林的旗帜！它给我们带来胜利！”“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往下又在３０面旗帜旁边停了下来，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赠送的。题词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山石岭自治市把礼物敬献给人类的救星斯大林大元帅”，“献给无产阶级的明灯斯大林大元帅”，“世界各国人民的救星斯大林万岁！”，“感谢伟大的斯大林把我们从日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穆岭市俄罗斯居民”。还有荣膺苏沃洛夫红旗勋章的第２６斯大林步兵师的旗帜一片金光闪闪的红布海洋。

数以百计的绘画作品：油画、版画、水彩画。作者是：布罗德斯基、瓦西里耶夫、戈利亚霍夫斯基、杰尼、多尔戈鲁科夫、克鲁奇纳、巴夫洛夫、索柯洛夫、舍斯托帕洛夫以及其他著名的大师。还有托姆斯基、肯尼格、叶东诺夫的雕塑。用眼睛瞟过留着小胡子的人的无数面孔，斯大林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被安置在一个非理­性­的、颠倒过来的世界里，而是把这种普遍受迷惑的状态理解为对他的天才的赞扬。

“领袖”以从容不迫的步子在无数的花瓶、纪念册、小匣子、小雕像旁边走过，又朝着陈列的大量武器——几十种赠送的手枪、步枪、冲锋枪走去走过礼品展览会，就像走过队列一样，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就像世间的神所应该的那样，把自己老迈的身子送进高级轿车里，以便又离开众人单独回到有雉堞的宫墙里面去

整个１２月份，报纸和杂志满版都是祝词、纪念文章，效忠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一个贬低伟大的人民的过程。斯大林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情。是的，也许考茨基这位老早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者，在对待斯大林个人方面是对的。早在１９３１年，专制的大厦刚刚安装就绪，他就不无讽刺地问道：“斯大林为了走向波拿巴主义还要做些什么呢？你们以为，只有到斯大林加冕登极之时，事情才会达到自己的本质的地步吗？”紙紛矠只要越来越全神贯注地观察一下过去的事情，你就会相信：为了实行全面的官僚制度，实在是需要哪怕是“第一执政”，如果没有皇帝的话。实行装门面的形式主义民主的官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君主专制型的政治人物是不能实现的。

第三部第十章 年迈的“领袖”(3)

人们因人民所做的一切而感谢斯大林，谈论他给苏联人民带来的“伟大幸福”，百般渲染他的一切美德和善行。甚至皇帝们也没有把自己的人民贬低到如此地步。斯大林不仅不制止这种贬低行为，而且加以引发。年迈的“领袖”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化身，而是他的病影的化身了。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谈到７０岁的独裁者，是因为在恺撒主义的这种最高峰即鼎盛时期，他的历史­性­的失败的特征已经昭然若揭了。

庆祝活动之后，斯大林开始“衰老”得更快了。他血压一直很高。但是，他不愿意看医生；­干­脆就是不信任医生。他过去还有点听从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的劝告，采用他的处方，但是慢慢地贝利亚向斯大林暗示，“老头儿可疑”，并且企图让新的医生来治疗“领袖”的病。但是斯大林已不想要别的大夫了。当他获悉维诺格拉多夫被捕，他臭骂了一顿，但他没有进行­干­预。在除掉院士之后，斯大林终于戒了烟。在其他方面，他还是过着那种有损健康的生活方式：很晚起床，夜间工作。尽管血压过高，他继续按照西伯利亚的老习惯去浴池洗澡。吃午餐时，和往常一样，小量地喝点芳香的格鲁吉亚葡萄酒，避开药物。按照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劝告，有时服用一些丸药，吃东西以前喝半杯凉开水，预先向里面滴几滴碘酒。斯大林害怕把自己、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他不托付给医生，就像不托付给任何人一样。

独裁者们的命运就是如此。虽然在他们的周围总是有许多人奔忙张罗，他们却是孤独的。独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围的人们阿谀奉承、谄媚巴结、唯唯诺诺、逢迎拍马、歌功颂德，只不过加强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荣誉、权势、威力使斯大林同人们如此隔绝开来，以至他虽然生活在人们中间，却老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的关系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走近了的老年，越来越经常地迫使他回首往事。在老年，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最美好的享受。老年的独裁者们也不例外。

在孔策沃，与一幢大房子并列又为他建了一幢稍小一点的。在一个房间里安装了一个壁炉。斯大林常常走出办公室，在壁炉旁坐上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观察童话里的城堡是怎样从烧得通红的木炭里出现和倒塌的。壁炉火苗的血红­色­的闪光是怎样反映在他的软靴皮筒上的。以前斯大林很少陷入无聊的思考。现在他越来越经常地向往过去，回首往事。近些日子，他吩咐洗印两张放大的他的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的照片；一张装在小镜框里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另一张挂在卧室的墙上。那是不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呢？间接的还是直接的？现在知道了很多斯大林做过的事情，我几乎坚信，他并没有感到后悔。他只能再次度过那曾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情的寒冷的１１月之夜。在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不能挽回的，但是，从思想上却可以到永远过去了的时光里去游历。独裁者已经不能只是采取行动。回忆的时候也来到了。他一切都获得了，但是他感到，他越来越接近于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境界。无论对谁都是如此。对领袖们来说也是一样。

也许，他在晚年懂得了，他战胜了所有的人，他仍然输了吗？也许，他的个人胜利的历史­性­的注定失败使他害怕了吗？也许，他亲自处死的数以千计的他的同志、朋友、战友们的亡魂拨动了深藏在他的灵魂里的良心之弦吗？在用因热气而流泪的双眼凝视着化为灰烬的木炭时，他看见了什么呢？在知道这个人写了、说了和做了些什么时，我不能相信他能够对什么事情感到遗憾。大概只有时间的毫不留情使他受到压抑，因为时间对刽子手也好，对牺牲者也好，都是同样残酷无情的，不过也有区别，就是它对一些人永远投以蔑视，而对另一些受难者则特别予以永恒的哀悼。

他，作为一个人世间的神，环顾了一下“第七个创造日”，能够说，一切都达到了：创立了强大的国家，使伟大的人民听话了，战胜了自己所有的敌人，博得了千百万自己的同胞的由衷爱戴。但是，为什么苦恼忧愁并没有离开他呢？也许，是因为没有发生世界革命？或者他确信，他的长期的流血的社会实验不能够最终用什么严肃的东西来对抗私人的投机活动？也可能，他看到了自己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不认为如此。这不像斯大林。他­干­脆就是怕死。因为一辈子都怕谋杀、搞­阴­谋、搞破坏活动。他怕在死后他的全部罪行会举世周知。他因苦心经营而创造出来的产物而害怕。他不希望使这种产物成为别人的。因为在那里，对他来说将会没有位置了。正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在生命的最后年代，斯大林常常对自己的战友们说：“你们没有了我怎么办？像猫崽一样完蛋！”在这里他没有错：他的世界、他的秩序、他的神像存在得并不久。

年迈的“领袖”害怕了。他晚年变得通红的脸（显然是由于高血压），尽管特别善于把必需的假面具绷到自己头上，也不能掩盖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包藏着恐惧的深深的疲惫。他的女儿在塑造父亲的心理肖像时写道，在走向自己的尽头时，他感觉到自己心灵空虚，“忘掉了一切人的眷恋，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变成了真正的迫害狂的恐惧心开始折磨着他——坚强的神经终于衰弱了。但是，迫害狂并不是病态的胡思乱想：他知道并且明白，人们都在恨他，而且知道为什么”紙紜矠。在不时发生的头晕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他对高加索人特别长寿的信心就越来越少了。这种情况已经有好几次。

以前他几乎从来不想自己的孩子们。实在是顾不上这些。他实质上也并不知道他们。当他听到大儿子的名字时，总是生气；这种心情随着雅可夫的死而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同瓦西里他也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话。远不是人们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但是他感觉到，他的意志薄弱的儿子的在职，只不过是由于门第和暂时在他周围转来转去的那些上层靠山——“朋友”的缘故。他们为中将想出了一个职务——“莫斯科军区战斗部队空军司令员助手”，而后来就委派他执行军区空军司令员的职责。在１９４８年６月，布尔加宁就说服他——斯大林任命儿子为司令员。斯大林明白，把瓦西里“拉”上去，是为了使他满意，但是他只是挥手表示不耐烦地说：“随你们的便！”假如斯大林有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可能会说：孩子们还没有锻炼出来。但是，斯大林从来就没有使自己受到内心的审判，没有作过自我批评。虽然他号召别人这样做：“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么，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发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紙紝矠

女儿，她已经完全不再听话了。在她离开了又一个丈夫以后，父亲就吩咐分给她一套房子，并且事实上已不再关心她了。她有时乘车到他的别墅去：听听他老年人的唠叨，要些钱花。完全靠国家保证生活的斯大林，从自己的代表薪俸中拿出一叠钞票塞给女儿。在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他一次也没有花过一个卢布，没有进过一家商店。他不知道，人们靠微薄的工资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勉强度日的。对于他来说，钱老早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了。然而，为斯大林服务的为数众多的奴仆，都知道钱的意义。

有一回，已经是５０年代初了，当时斯维特兰娜开始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斯大林想关心一下她在写什么样的学位论文。人们报告他说，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在苏联长篇小说中发扬俄国现实主义的进步传统》。斯大林哼了一下，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在注明日期是１９５４年（父亲已经去世以后）的申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的论文内容提要中，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为了揭示问题，她不得不依靠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阐述的一系列论点。具有那个时代­精­神的正统著作，完全证明了斯大林女儿世界观在未来的突然改变。不过，关于女儿，他比­精­神正常的父亲们了解的东西要少得多。

老年人都爱孙子。他们把没有耗尽的对子女的全部的爱都给予孙子们，给得是如此充满ｊi情，就好像他们最宠爱的人的全部生活都取决于每一次的会见、谈话、活动。斯大林不愿意看到孙子们，其中有一半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是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看来，对权力的爱，在他那里不仅胜过了父亲和祖父的感情，而且胜过了对母亲的眷恋。斯·阿利卢耶娃回忆说，斯大林的母亲没有过分地溺爱他，并且一直活到儿子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母亲对他说：

“真遗憾，你没有成为一个东正教神甫！”

很难不同意母亲说的。

到了晚年，斯大林变得更容易动怒和偏执。他周围的人们和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交谈者。我重说一遍，他老年时的智力已经完全不能表现普通人的感情。我再从他女儿的书《仅仅一年》中引用一段话。他的女儿正确地指出，他在把人们处死的时候，就马上不再与不幸的人来往了，好像把他们忘掉了。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是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更为逼真，而他却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这更要可怕得多”紙紞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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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第十章 年迈的“领袖”(4)

是什么东西使他生气呢？最可能的是权力过多。他能做到一切。但是他也亲身体验过一切。在执行者们完全顺从的情况下，他也同时相信，甚至绝对权力也常常是无能为力的。例如，为了使农民“幸福起来”，他赞同了多少决定和法令，可是他经常得到的报告却是，农业产量没有增长，畜产品产量下降，许多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劳动日，由于削减宅旁园地而发牢­骚­。他是否明白，他的权力较之生活、经营管理、经济的客观规律来是无能为力的呢？很难说。这种无能为力只是使他生气。也许，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开始明白：历史不仅裁判失败者，但是有谁知道，历史也可以裁判胜利者呢？而也许，在最后的年代，老年人的生气所以没有离开过他，还因为他越来越相信创造一种伟大的永恒的东西是徒劳的？要知道，他是想永远成为一个伟人的。他一生都发誓忠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心里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自己的理想从资产阶级的、小市民的文化中“净化出来”。他们过于经常地使用可疑的人道主义概念，把社会主义理想“接在了地上”。而他，斯大林，却是把决心创造革命奇迹、能够为了光辉灿烂的明天而牺牲今天几乎所有的一切这种­精­神灌输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去

独裁者整个一生都认为，无数的牺牲，是为了忠于伟大的理想，为了决心最大限度使这种理想接近实现而必须付出的必要的、自然的代价。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注意到，人、群众对于他来说成了达到伟大目的的手段，而这种目的他已经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认为的目的完全不同了。目的、思想、理想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切。但是，目的都是极端变形的，都是被斯大林的幻觉歪曲了的。为了达到目的，一切也都是容许的。卓越的思想家布尔加科夫早在世纪之初就很好地谈到过这种轻率的革命的俄国激进主义：“它在自己的想象中作出历史的跳跃，而且很少对跳跃的方式感兴趣，把自己的视线只投到历史地平线的最边缘处的光明点上。这样的极端主义具有思想着迷、自我催眠的特征，它束缚思想并制造盲目迷信，对生活的呼声置若罔闻。”我想，布尔加科夫非常正确地看出了革命的、但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俄国激进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激进主义乃是为了伟大的思想而轻视一切的根源之一。斯大林成了这种一执行就应受到谴责的极端主义的彻底贯彻者。布尔加科夫关于这一点写得非常英明而又有预见­性­：“我实现自己的思想，而且为了自己的思想而使自己摆脱通常道德的束缚，我允许自己不仅拥有财产权，而且拥有对别人的生死权，如果这对我的思想是需要的话。在每一个极端主义者身上都深藏着这样一个来自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小拿破仑。”紙紟矠

但是，在斯大林身上深藏着的不是“小拿破仑”。这是最伟大的专制君主之一，对于这个专制君主来说，极端主义老早就成了他的思维和行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尽管如此，斯大林不能不明白，他所拥有的“对别人的生死权”并不能决定他心里想的许多事情。可怕的预感已经不知不觉地闯进他的心灵。他赶走这种预感，按照早已有之的习惯专心致志地处理数不清的日常事务。而这些日常事务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是不平常的。在那个时期的许多国际事件上，也都明显地打上了他个人参加的印记。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1)

站在过去几十年的高度，综观斯大林在胜利后度过的将近八年的时间，你会看到这八年是极其不平常的。在国内，是重新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人力来恢复和增强国家的威力。

在国际方面，这八年的特点是：冷风愈刮愈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经过这场战争，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当局独家垄断了具有最大杀伤力的武器，他们是不会放弃从这种局势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的。１９４６年２月，斯大林在竞选会上的演说，表现得十分镇静，甚至是热爱和平的，但是西方却认为这几乎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对大洋彼岸的许多人来说，确实是很需要的。其实，美国是想“领导世界”。还有更强烈的说法，诸如“必须按照美国的方式和样子来改造世界”等等。

１９４６年３月６日夜，当斯大林正要动身回别墅的时候，波斯克列贝舍夫突然来到了办公室，他把一份刚刚收到的密电交给了大元帅。斯大林再次坐到桌旁，专心阅读起来。驻华盛顿的大使报告说：丘吉尔在富尔顿作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说，当时有杜鲁门（总统是密苏里州生人）在场。这位前首相的演说充满了十足的火药味。同这位前首相会见过四次的斯大林，虽然从来就不相信丘吉尔，但是认为丘吉尔有一个智慧渊博的头脑，他这次演说的强硬态度，也使斯大林感到吃惊，尽管在开始演说时丘吉尔也给予了斯大林极好的评价，他说：“我衷心地钦佩和感谢英勇的苏联人民和我的战友斯大林元帅。”但是，丘吉尔又马上警告说：在西方民主制的上空笼罩着“红­色­的威胁”。不过，上帝保佑，美国已登上了“世界强国之巅”，因而我们有了粉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们的­阴­谋和强大民族的侵略意图”的希望。丘吉尔向世界宣布：“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欧洲大陆上空降下了一层铁幕。”这位前首相这里说的是接近真实情况的。战争一结束，斯大林马上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减少同另一世界即西方的一切接触。不管看到的是“铁”幕也罢，“意识形态”幕也罢，这个幕是确确实实降下来了。“三大国”中有一个成员是经常害怕那种“腐朽的民主制”的影响的。多年来，在苏联，人们关于西方只能知道苏斯洛夫式的人物认为需要知道的东西。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的信息方面的鸿沟，使得智慧日益贫乏，大大削弱了世界文化的交流。我们在­精­神上变得更加贫困了

但是，丘吉尔在自己的演说中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警告说：“在远离俄国边界的地方有一支共产主义者的第五纵队在活动这个第五纵队对基督文明是个越来越大的威胁。”显然，这位伟大的英国人在这里有点夸大其词。他甚至患上了间谍恐怖症，迷上了“迫害异端”的运动。美国总统对上述思想是深有同感的，而他的客人则到处鼓吹，要在世界范围内捍卫“那些作为英语世界的共同历史遗产的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伟大原则”。

斯大林放下了密电，长久地凝视着窗外的３月漆黑的夜空。春天悄悄地降临人间，但很快又遭到了严寒的强烈袭击。丘吉尔的演说是一个信号，也是一次挑战。然后，“领袖”走到桌旁，打电话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恰好就在那里。平常政治局的委员们只是在斯大林离开以后，才一个个地回家去的。

莫洛托夫来到以后，这两位国家对外政策的“设计师”又交谈了足足一个钟头。他们不知道，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美国驻莫斯科代办给华盛顿拍去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美国代办对斯大林在２月发表的演说作了歪曲的解释。凯南硬说，苏联领导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紙紡矠。而时刻处于斗争中的苏联领导人，也从西方这份公开的挑战书中看到了事物的自然进程。当时，无论是丘吉尔、杜鲁门，还是斯大林，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在以相互消灭对方相威胁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斯大林的处境非常困难。那时美国拥有原子弹，它的实力也远远大于苏联。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工业潜力增长了５０％，美国的装备增长了３倍，运输工具增长了６倍，农业生产增长了３６％，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而苏联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成千上万个居民点变成了废墟。１９４６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几乎整个苏联西部地区都弥漫着游击战争的战火。但是，这种战火有点像泥炭沼泽地发生的大火，在浓烟滚滚的下面，隐藏在深处的大火正在等待着适宜的空气吹来，伺机喷出火舌，吞噬掉周围的一切。目前，在苏联的历史上，这还是一个很少得到阐明的题目。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西部，在立陶宛已经分离出来的波罗的海地区，有一些武装队伍在赶走德军以后继续在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斯大林曾数次指示贝利亚“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消灭“这伙匪徒”。但是，他还不知道，这种斗争在战后，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将延续几乎整整五年之久。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很快地就上报了这种斗争在３月份（也就是丘吉尔发表演说的那个月份）的结果。现摘引上报给斯大林的这份冗长文件中的几段话如下：

约·维·斯大林同志：

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

１９４６年３月，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共歼灭了匪徒８３６０人（击毙、被俘、自首的），缴获了迫击炮８门、机关枪２０挺、自动步枪７１２支、步枪２００２支、手枪６００支、手榴弹１７６６枚、印刷机４台、打字机３３台被俘的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区向导费多鲁克，无神论联盟分区顾问乔尔内伊、戈林，副区长瓦尔瓦里切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地方交通长官克拉夫楚克等人。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和红军的官兵有２００多人牺牲。

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消灭匪徒１４５人，自首的有７５人，逮捕的有１５００人，缴获机关枪４４挺、步枪２８９支、手枪１２２支、手榴弹１８２枚、复印机１２台。约德普斯基、诺列依基斯等匪帮均被消灭。一个月内，共和国中有案可查的匪情１２２起。积极分子和内务部、国家安全部以及红军的战士牺牲２１５人紙紣矠

随后报告中还报道了在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内发生的武装冲突。斯大林在报告上签字后对贝利亚和克鲁格洛夫说，正规部队和歼击营的无效行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困难重重，而且还有这次西方的露骨挑衅。在联合国里，苏联是非常孤立的。幸好它在安理会内享有“否决”权。斯大林感到一种严峻的、不平衡的对抗局面开始了。但是，他也不想让步。他把国家变成了一座堡垒。斯大林认为，大肆宣扬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使得“马歇尔计划”也不可能接受了。苏联特别需要经济援助，而且只有按照这一计划用对苏联经济实行实际监督的代价才能换取这种经济援助。在巴黎会议（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２日）上，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嘴说：“我们不要这种经济援助。”看来，“领袖”真的猜中了这一计划的目的，因为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直言不讳地写道：“马歇尔用自己的一套观点提出了使欧洲摆脱俄国共产主义的奴役威胁的目标。”紙紤矠总之，持久的“冷战”开始了。曾和我在莫斯科相识的法国政治学家马尔库在他的《冷战》一书中公正地写道：从１９４６年起，几乎１０年来，“冷战”一直在不断地“升级，紧张空气使人窒息，它像惊涛骇浪一样，难以抑制，它服从于自己的内部逻辑，不承认健全的理­性­”紙紥矠。而这种逻辑也就是斯大林认为的只有消除美国的核垄断才有出路的逻辑。经过巨大的努力，到１９５２年，苏联的钢铁、煤炭、水泥的生产同战前水平相比，几乎增长了一倍；石油、电力的生产也有了迅猛的增长。斯大林不停地强调重工业的绝对优先地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永恒规律”。在重工业、科学方面的过分努力也为在核领域内猛冲狠打创造了前提。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斯大林委托贝利亚负责所有这些绝密工作，并要求他每天都要把这方面的情况向他汇报。

这里有个很好的经验。早在战前，约飞、库尔恰托夫、弗列罗夫、兰道、塔姆等人的思想就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创建第一座铀反应堆。但后来工作被停止了。只是从１９４２年起，这项工作才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广泛开展起来。斯大林曾一再督促他命令要不惜一切资金，加速实现这一计划。在斯大林的全宗里还保存有许许多多关于紧张的“核竞赛”的报告文件。确切些说，这就是要赶超走在前面的对手。请看下面一份报告：

“受苏联部长会议专门委员会的委托，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上旬，我们就地检查了库尔恰托夫和吉科因的专项工程建设情况”紙紦矠报告接着说道，采取了加快这一建设的措施，直接参预该项工程的员工要扩大到３７０００人。在文件上签名的有：克鲁格洛夫、别尔乌辛、库尔恰托夫。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克鲁格洛夫和扎维尼亚金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报告说，为了加强原子衰变产品的工作，又吸收了一些判有１０年和１０年以上徒刑的犯人专家Ｃ·Ａ·沃兹涅先斯基、季莫菲耶夫—罗索夫斯基、查拉普金、费施曼、吉里扬、波波夫、特卡乔夫、戈留诺夫、巴什洛夫等人級紛矠。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苏联学者进行了第一次链式反应试验，第二年第一座核反应堆就开始工作了。这就使得莫洛托夫有理由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宣布原子弹的秘密已不再存在了。１９４９年夏天，苏联进行了原子弹试验，１９５３年进行了热核装置试验。斯大林的全部活动献给了经济和国防力量的不断增长。独裁者的威力现在只能用国家的威力和实力来维护。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国防工程的建设。许多部长执行政府任务常常是从“习惯的”第一步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上书贝利亚：

拉·巴·贝利亚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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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急需在东方建立科研基地，请您指示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同志，从西伯利亚劳改营的犯人中抽调１０００人，在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分院的广场上创办一个劳改营。

Ｍ·赫鲁尼切夫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３日級紜矠

还有更无耻的，请看：

拉·巴·贝利亚同志：

为了工程的开展，请再组织一个有５０００人的劳改营，拨给３００００米缝制帐篷用的帆布和５０吨带刺的铁丝。

亚·扎杰米德科

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２日級紝矠

请想一想，道德堕落到何等地步，社会政治变成了多么无耻的东西，人的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呢。“劳动营里囚犯”的命运和生活只能同他们的人数、带刺的铁丝网和头顶上的帆布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个简单明了、无耻到了顶点的请示报告，可以成为斯大林主义滑向深渊的悲惨的深刻反映。我认为，后代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殉难者的名单——无辜牺牲者的长串名单，而且还需要这样一些彻底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证明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大逆不道的顶峰。

经过了４０多年，在这一文件公之于世以后，我有了一次与前燃料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扎杰米德科进行交谈的机会。我请他看看这份注明日期是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２日的文件（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部长都在这样一些文件上签名），问道：

“今天您怎样看待这份送给贝利亚的报告呢？”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2)

“过去就是这样的时代我们曾借助囚犯大军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今天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野蛮的”他沉默了片刻，接着讲了一个在建设中实行强迫“工艺”的情节。

一天夜里两点钟，有人叫我和副部长一起到贝利亚那里去。贝利亚的那双眼睛从夹鼻镜的镜片后面闪烁着凶狠的目光，他低声地问道：

“为什么没有报告项目的验收工作？（有一个特殊车间在一家联合企业里建成了）”

“设备安装还没有完工”

“谁没有完工？”他没有等待回答，就对叫进来的一位助手说：

“把联合企业的经理找来。”

过了三四分钟，就听到电话线的极远的另一端传来了顿巴斯的声音。贝利亚根本不听讲话，就对着话筒说了起来：

“您好，我是贝利亚，为什么没有如期完成任务？今早８点钟以前一定要完成安装任务。晚安。”

可以想象出，对那个经理和那个联合企业来说，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宁静的夜晚”啊！贝利亚转身又向助手命令道：

“把管理局局长找来。”

“贝利亚同志，我在听您讲话。”

“我已命令联合企业的经理（贝利亚讲了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扎杰米德科说）一定要在早上８点钟以前完成安装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把他关在地下室里。再见！”

我和副部长都知道贝利亚的这些“工作”方式，但是看着他那安详地、简短地、甚至是熟练地发号施令的样子，真叫人不寒而栗。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又喃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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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啊”

尽管强制劳动的效力很低，但是斯大林还是相信，广泛地使用囚犯从事国防工程的建设，不仅是增强军事实力的廉价方式，而且还是“改造”成千上万的“敌人”和“叛徒”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斯大林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对待那些“失势的”人们一样，这早已就成为习惯了。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但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以其残酷的意志，以其让苏联人进行不可思议的努力，以其耗费大量物资和牺牲众多的人为代价，取得了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突破。美国的原子垄断已经不存在了。战略均势的基础已经奠定了。斯大林的智力和他的大洋彼岸的对手一样，是不适合于进行新的政治思维的。他只是在“黑的”和“红的”、永恒斗争和竞争的框框内思考问题，甚至在大多数参数方面，他还逊于自己的主要对手，但是他对对抗的最终结局却抱着乐观态度。

为了扩大这一斗争的成功机会，斯大林认为必须千方百计地促进已经开始的广大群众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运动，促使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支队伍积极行动起来。斯大林在同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之后，决定采取一个本来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遭到西方强烈反对的步骤。斯大林认为在尖锐对抗的条件下，必须成立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机构。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以及大洋彼岸，人们都普遍认为，这一步骤就是正式接受“冷战”的挑战。

斯大林没有忘记，在解散存在了２４年的共产国际之前，他进行过长期的考虑。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提醒过他，要他采取这一步骤，不过他十分英明地懂得，在法西斯和盟国面前，这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斯大林选择了一个有利时机，那就是１９４３年春天，那时斯大林格勒就是他手中的资本。这位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苏联领袖，希望美国和英国对此会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而使他们尽快地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早已只是“按照苏联的口径”说话，而且成了他个人的传声筒和工具。领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散共产国际，对他的好处要比坏处多。但是，这已成为过去的事了。可是现在，突然又要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斯大林遵循的是什么原则呢？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呢？

当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它的领袖们都相信有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但是，当革命洪流过去以后，又露出了旧世界的牢固基础，显示出它还有高度生命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它所在国家的制约。来自一个中心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这就使得所有的敌人和评论家有了经常地和理直气壮地谈论“莫斯科之手”的借口。但是，在目前“冷战”的气氛之下，斯大林意识到，世界的两极­性­，两大阵营的形成，把各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样子，那都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可能的。

根据波兰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仪，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２至２７日，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受斯大林委托代表联共（布）的日丹诺夫，在会议召开前夕，给“领袖”拍来一份密电，在这一文件中报告了工作小组拟定的初步方案。他说与会者对以下的看法一致：

会议的工作可以从与会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开始。然后安排会议日程。我们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１．国际形势——我们发言。

２．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建议由波兰同志作报告。结果应当是建立一个协调中心，驻地设在华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强调自愿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