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示。

安·日丹诺夫級紞矠

斯大林表示赞同，经过交换意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四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了。而西方马上就把它叫作“共产党情报局”。在日丹诺夫给斯大林拍来的报告情况的密电中，介绍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代表所作的报告。按照日丹诺夫的话来说，南斯拉夫人最积极，也最持肯定态度，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一新组织会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通过一项“南斯拉夫共产党受杀人犯和间谍统治”的决议。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日丹诺夫根据各国共产党报告的内容、方向和结构，对以下两个报告评价最高：一个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的报告，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的报告級紟矠。但是，命运又作了一次戏弄：不到一年，日丹诺夫就痛斥卡德尔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而斯兰斯基，没过了几年，就由于贝利亚导演的一次可耻审判掉下了脑袋。

在日丹诺夫得到斯大林赞同的《论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扼要地表述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就是后来成为苏联多年宣传中心内容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这也许就是对反共的“杜鲁门主义”的答复。报告对“马歇尔计划”——“奴役欧洲的纲领”也作了评价。日丹诺夫还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给它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侮辱­性­帽子。斯大林一生始终都坚持他的这些错误；在他生命垂危的几天里，仍然对社会民主党抱着极不友好的和不信任的态度，结果不仅不断地削弱了进步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广泛开展的争取和平的斗争。

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召开的会议上，约定下一次会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会谈从未在那里举行。

南斯拉夫人民在粉碎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连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反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苏联同东欧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就是１９４５年４月在铁托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斯大林曾同铁托会见过多次，并且和他进行过热情洋溢的交谈。由于举行了这些会谈，决定把能够装备１２个步兵师、２个航空师、坦克旅和炮兵旅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转交给南斯拉夫人民军級紡矠。看来友好关系只能不断发展。有一大批苏联军事专家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工作，也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军官派往苏联进修。联共（布）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可是冲突却突然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一系列当前问题（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式邦联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没有同莫斯科进行商量，结果就激怒了斯大林。荣誉、权力、实力使他失去了理智。独裁者认为他不仅可以在自己家里，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盟邦中间发号施令，就像在自己的庭院中发号施令一样。冲突的深刻根源就是政治上的恬不知耻的个人专权。

斯大林建议进行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这次会谈于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０日在莫斯科举行。三个国家的代表团的首脑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苏联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以下几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以及苏斯洛夫；保加利亚代表团中还有以下两位著名活动家：科斯托夫和科拉罗夫；南斯拉夫的代表还有：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斯大林一开始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路线”。于是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就声明，这些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对他们的指控是片面的。针对这些声明，斯大林突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关于有必要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斯大林已经习惯于把他的国内愿望看作是决定，现在一下子明显地意识到了内部的反抗。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卡德尔，虽然都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建立联邦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卡德尔声明，在国家的政治领导尚未作出决定之前，他不能给予比较肯定的答复。习惯于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对任何事务都要进行­干­预的斯大林，多年以来恐怕这还是头一次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抗！真是闻所未闻！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胆敢反对这位独裁者。对此他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一股藏在内心深处的怒火极力要迸发出来。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3)

当斯大林知道贝尔格莱德决定不忙于建立联邦并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历史远景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暴跳起来了。

德热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情景，他回忆说，在季米特洛夫发言之后，领袖就对着季米特洛夫破口大骂：

“胡说，您像一个共青团员一样，一味蛮­干­。您想要世界大吃一惊，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我们都是从别处听到的，您就是要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

对卡德尔，斯大林实际上是根本不让他发言的，斯大林虽然对他不像对季米特洛夫那样进行侮辱，但也同样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讲话：

“胡说！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呢？有关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们！”

卡德尔反驳说，这是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

斯大林喊叫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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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你们根本不征求意见，对你们来说，这不是错误，而是原则，是原则！”

德热拉斯继续写道：“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启程回国，用车把我们送到伏努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机舱”級紣矠

这次谈判并不像一次对话。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谈判者置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书记的位置上。

个人专权使一个人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黑格尔说，个人的自我意识好像是从内心照亮了自己，它能够同良心结合在一起成为裁判者。而斯大林的自我意识不能对自己的谬误产生丝毫怀疑。斯大林习惯于人们害怕他，服服帖帖，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会被采纳。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

一时冲动的制裁行动相继发生了：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发出了措词尖锐的书信。铁托准备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回信。他驳斥了关于不友好的行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他特别在信中写道：“我们中间不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５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长达２５页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着镇静和善于思考而闻名于世的斯大林，现在却不再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竟随心所欲地行动起来了。自尊心的声音掩盖了理智的声音。一些“机关”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铁托和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导有“背离”和“变节”行为。而斯大林却没有理解到他已经遭到战后第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败了。

措施迅速升级。斯大林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卷入争论。从莫斯科接连寄往贝尔格莱德两封信，邀请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人很有礼貌地、但又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日丹诺夫在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由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布加勒斯特。斯大林亲自作了几处修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級紤矠

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

“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了。”

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了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級紥矠。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但未就此罢休。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可耻的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权》，这样就使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成了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这一次却对条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谴责他们是间谍，同帝国主义结盟，是富农的蜕化变质，等等。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独创的特点，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步骤，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又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径。甚至在今天也难以想象，斯大林的傲慢自负和大国主义竟使联共（布）、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走得那么远。在整个这段历史上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一长制具有极大缺陷的印记。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在斯大林着手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的时候，在他企图用独裁的方法对待一些主权国家和一些党的时候，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斯大林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用过的手法。赫鲁晓夫由于同斯大林亲近而“负担沉重”，但他还是表明，承认良心有愧，晚些总比永远不承认好。１９５５年５月底到６月初，赫鲁晓夫来到贝尔格莱德，这是他勇敢地登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讲坛上的一个台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命运留给斯大林的那几年，对“领袖”来说，也是风风雨雨的几年，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全部生活那样。他的关怀现已延伸到本国的边界之外。在日丹诺夫首次称为“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符合民族传统、历史经验、具体情况的原则和特点，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总的经验具有永恒的意义。然而，斯大林的­干­涉，他坚持一个模式的要求，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方面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模式的培植，都给整个事业带来了不少的危害。特别是在企图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去清除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的时候，这种危害就更明显了。斯大林根本不懂经济，实际上他是要把苏联经验机械地搬到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措施的错误­性­质，大家是早已清楚了。

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在死前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个中心”的无效­性­。多半是他在“南斯拉夫的失败”迫使他在自己的教条主义武库中进行了一番检查。斯大林对情报局逐渐失去了兴趣，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事件”之后，情报局又召开了两次会议，后来就悄悄地销声匿迹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培植命令主义的做法，显然是不成功的。

在这些昏暗的“冷战”岁月里，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同时，斯大林能够认为是巨大的肯定因素的，恐怕只有以下两个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强大运动的形成。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的形势，特别令人不安。随时都会有政治领导人丧失理智的情况发生。甚至连罗马教皇都宣称，凡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都将一律革除教门。到处都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很难相信，这些战胜者强国刚刚过了三四年，就又站在了新的战争门槛上，而且这次是自己相互厮打。醉心于实力的美国，不能容忍又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在五角大楼制定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大林继续采取慎重的政策，一方面不断加强军事实力，一方面竭力不刺激自己昔日的盟国。的确，他没有说过像毛泽东说过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是他多次向人民说明，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众。不错，也有过这样的时机，地平线上闪现出一道狭窄的亮光，预示寒风可能会渐渐削弱。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从巴黎拍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白宫官方代表查尔斯·罗斯今天宣称：杜鲁门总统很高兴有机会同您在华盛顿商谈，阁下是否愿意为此目的前往华盛顿？如果不愿前往，那么，您愿意在什么地方同总统会晤？”

次日，斯大林复电说：

“我感谢杜鲁门总统邀请我去华盛顿。前往华盛顿，我早就有此愿望，我过去曾经在雅尔塔同罗斯福总统谈过，在波茨坦同杜鲁门总统谈过。遗憾的是，我目前不能实现我的这个愿望，因为医生们坚决反对我做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旅行，特别是海上旅行或空中旅行”級紦矠斯大林建议会晤地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敖德萨、雅尔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同时他也清楚杜鲁门是一定不会同意的。会谈对他们毫无意义。总统认为，在美国有可能迫使苏联讲出他愿意听的话。但是，我想，杜鲁门会逐渐相信这种希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斯大林是不愿被人­操­纵的。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杜鲁门夸起海口来》的社论，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这个只能听到士兵皮靴的踏步声和武器丁当作响的寂静而又不安的世界里，突然之间意想不到地响起了第一次理智召唤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是多么地微弱。１９４８年，来自两大“阵营”的和平主义者聚会在弗罗茨瓦夫，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是世界文化界的活动家们。这些比其他人觉醒早一些的人们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最初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潮流”还表示怀疑的斯大林，突然感到其中有很大的潜在可能­性­。他懂得，拥有原子弹武器的美国，实际上是不怕攻击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把社会主义阵营置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这就需要利用世界舆论来反对那些想用核武器来解决当代基本矛盾的人。１９５０年，和平的保卫者们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活动——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征集签名的运动。运动的规模是宏大的。行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经过不到一年的工作之后，就宣布了全世界签名的有５亿多人，他们要求制止战争！斯大林、苏联官方的宣传机构都表示支持和平共处的思想。我有时觉得，斯德哥尔摩运动是形成人类全球意识的发源地、开端，而人类全球意识的实质就是承认人类价值的优先地位。现在我们离这一目的要比那时近了，但是迈出这第一步是多么重要啊！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4)

１９４９年４月，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的“普来耶尔”大厅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有两千多人，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一盛会的进程，并把它看作头等重要的政治事件。他同莫洛托夫亲自拟定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法捷耶夫、爱伦堡、华西列夫斯卡娅、考涅楚克、图尔森—扎杰、沃尔金、费多谢耶夫、科斯莫杰姆扬斯卡娅、马列谢耶夫。当《真理报》于４月１日报道了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大会发言结束时直接用俄文在讲台上唱起捷尔任斯基的歌剧《静静的顿河》中的咏叹调“从边疆到边疆”的时候，斯大林不能不感到非常激动（如果他还能够激动的话），斯大林能够不感到人民对战争与和平的命运施加真正影响的纪元开始了吗？

在两个世界进行的这场搏斗中，当冷风冻结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理智以后，眼看着就可能把防止世界发生战争的屏障吹倒的时候，斯大林得到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改变了力量的对比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构。

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社会和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长达２０多年的斗争，这一斗争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胜利结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真理报》于１０月５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同时又并排刊登了毛泽东一幅稍大些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三幅稍小些的照片。社论中引用了中国革命领袖的如下一段话：“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社论接着写道：“斯大林同志早在１９２５年就宣称：‘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一力量现在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它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执政者，谁要是看不到和低估这一力量，他一定会遭到失败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一天才预言已经实现了。”

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中国事件的进程。当斯大林得知有一位新任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来到北京之后就声称完全支持蒋介石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全都明白了。他知道如果美国的影响在中国占了上风，苏联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斗争，斯大林最初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他甚至有一个时期认为，千百万饥饿的群众揭竿起义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当斯大林得知蒋介石和毛泽东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重庆就国内问题进行谈判之后，他才相信共产党人的立场是更为现实的和进步的瞾矈矓矠。

斯大林曾经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在他的全集里共发表了将近１０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有些文章在政治上是非常粗浅的。例如，他断言：“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进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瞾矈矔矠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然也阐述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正确观点，但他总是以政治教导者自居。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这里和下面的着重标记都是本书作者加的）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应当学好军事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等等瞾矈矕矠。也许，斯大林对共产党人能取得胜利所表现的特殊信心，不是因为他们所取得的军事战绩，而是因为１９４５年１月蒋介石在演说时表露了他要捍卫反民主的制度瞾矈矖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给予了中国革命不少的援助：转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装备和军事技术，还提供了其他的援助。从１９４７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乘胜前进，终于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在美国进行敌视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倒向苏联。中国革命胜利后，两国的关系迅速全面扩展开来。邀请毛泽东前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７０寿辰典礼就是这种关系发展的顶点。

斯大林抱着很大的不信任的心情等待着同中国人民的领袖会晤。虽然他过去讲过和写过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其实他是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是不了解中国人民民族心理上的许多特征的，他也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同他会见过多次。他们的大部分谈话的内容都没有记录下来。因此，当时担任翻译的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的回忆，对弄清这些谈话的实质、内容和方针，就具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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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认为，对毛泽东来说，一切也都是不寻常的。毛泽东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国境，没有参加过共产国际的机关工作，就是同其他共产党的代表也接触很少。甚至可以说，这些曾经多次面对面坐在谈判桌旁的人，其思维也是各不相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虽然他们不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但是他们就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来说，却是迥然不同的领袖。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二人之间所起的联系作用是很微弱的。毛泽东在必要时能够从《春秋》一书中引经据典，而知道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引文的斯大林，现在却喜欢重复自己的东西。在某一点上，他们二人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讲究实际的。

斯大林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和不信任的态度，声­色­不露地注视着自己的交谈者。而这位交谈者却突然撇开一些具体的、当前的迫切问题，诱导着这位苏联领袖，步入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毛泽东给斯大林讲了一则中国古代寓言，叫作《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去路。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他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它也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瞾矈矘矠。苏联领袖同意中国领袖的话，并同毛泽东齐声说，我们一起要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斯大林倾听着这些充满哲理、词藻华丽的中国民间传说。正像费德林回忆的那样，会谈十分漫长，不紧不忙。交谈的两个人悠闲自得地品尝着­精­美的佳肴，有时呷上几口­干­酒，不慌不忙地谈些有关国际的、经济的、思想的、军事的事务。在晚宴进行当中，也讨论了准备中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条款。费德林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还讲了一个同国民党人斗争的故事。有一队士兵被包围了，他们不投降，随着指挥员一起喊：“不怕困难，经受考验，视死如归。”斯大林思考了好久，想弄明白“归”的意思。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在这个场合“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对死的鄙视，是还原到自己最初的状态，也就是物质不灭吧。斯大林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交谈者，也是认真仔细的听者，他指出这位指挥官不仅具有无畏的­精­神，而且具有智慧瞾矈矙矠。

两个大国的两位领袖就是这样地交谈着。他们的会见被评价为在整个世界政治棋盘上标志着巨大转变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会见。斯大林慢慢地消除了成见；他是长期不相信毛泽东的。看来，当时有关毛泽东仇视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干­部、中国领袖对战争期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处于危急局势时故意采取冷漠态度等等的报道，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随着中苏的不断接近、北京的反美立场和它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的加强，斯大林对待中国领袖的态度也在不断改变。我想，这位苏联领袖对毛泽东也一定留下了非常复杂的印象。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中国领导人从斯大林的具有无上权威、态度从容不迫和绝对自信中，一定会感到苏联党和国家的力量和坚定的目的­性­。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签订的友好条约，削弱了“冷战”之风的危险影响。可是就在友谊的纽带把两大民族联结起来的那一年，紧张局势又达到了顶点。我认为，斯大林的继承人（以及毛泽东本人）并没有竭尽全力来捍卫５０年代开始形成的这种友好关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对揭露个人崇拜、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采取了特殊的、有时简直是否定的态度。两个巨人的握手言欢在历史上并未持续很久。上帝保佑，如今两国领袖又握手言欢了，但愿它永世长存。

蒙受冷风袭击的国家，不仅有西方国家，而且有东方国家。战后，美苏两国在朝鲜的部署，注定了半岛南北不同政体的建立。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０日，南朝鲜进行选举，成立了立法和执行机构，接着，于同年８月２５日，北朝鲜也进行了选举。这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国家，把朝鲜民族人为地一分为二了。苏军撤出北朝鲜后，美军也撤出了南朝鲜。每一方都认为半岛上的大多数居民都支持他们自己的政府。遗憾的是，除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文件之外，苏联的、中国的和朝鲜的一些其他文件并未公之于众。但是十分清楚，冲突的发生是由于每一方都想在整个朝鲜的国土上保持住自己的统治。我从一系列间接的来源得知，斯大林对半岛局势不断加剧所持的态度是很谨慎的。从一开始，他就尽量避免苏联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到１９５０年２月斯大林和毛泽东举行的几次会谈中，他们讨论过朝鲜半岛的问题。但是斯大林知道，美国人在朝鲜问题上离开波茨坦协定已走得相当远了。要没有痛苦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对美国那种在朝鲜实行监护、“自由”选举的主张，他也是疑心重重的。要知道在驻有美国军队的南朝鲜，居住着更多得多的居民。１９４５年划定的３８°线，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考虑，它只是美苏两国驻军的临时分界线。后来，当３８°线成了国家的分界线时，就显示了它在地理上的不公正­性­，因为这条线严重地损害了北方人民的利益。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5)

战争的摆锤激烈地摆动了好几次。分界线上高度紧张的局势在不断地升级。从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就开始了军事行动，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他们攻占了汉城，一直打到洛东江。看来胜利在望，这对美国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惨重的打击。他们刚刚失去了他们在中国的阵地，再也不能允许把他们从另一个国家赶出去了。９月，美国军队事先得到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支持（苏联代表没有参加投票，也没有能够利用“否决”权），组织大批陆战队在仁川登陆，从釜山军事基地转入反攻。攻势非常凶猛，美国和南朝鲜的军队并没有在３８°线上止步，他们攻占了平壤，到１０月底，就占领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现在形势已经反转过来了，当时看来，美国人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在许多地方美国军队还打到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壤的地方。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直接援助的建议的，尽管这会加强战争升级的危险。美国人打着联合国的蓝旗作掩护，而中国人则出动了“志愿军”。

应该说，朝鲜的冲突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也加强了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有将近３０个师向前推进以后，形势又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不仅解放了３８°线以北的领土，而且向南推进了１００公里。到１９５１年盛夏之时，美国军队的士气和美国的军事威信显著下降。斯大林感到一个极其重要和极其危险的时刻到来了。美国人是不会忍受失败的，他们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这个最后的手段，大概这是在１９４５年以后出现的最明显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坚决要求轰炸中国东北，杜鲁门表示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吹来的已经不是冷风，而是极地的风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都不能让美国人打败。这就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谈判，在这两年的谈判过程中，朝鲜半岛上的激烈战斗从未停止过。美国空军握有制空权，中国人民志愿军控制着陆地。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也明白双方除了走向妥协别无出路。在这里他也没有估计错误。但是，只是在他死后几个月，即１９５３年７月才达成了最后的协议。

分析了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许多方面厚厚地蒙上了一层伪装）之后，我得出一个似乎与交战双方的具体民族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重要结论。我认为，朝鲜战争第一次表明，在当前依然划分为集团的世界里，在东西两方的利益发生了危急冲突的情况下，出现逼和局势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两方出现第一次逼和形势就是在朝鲜，第二次则发生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刻。但是，在第二次出现无路可走的局势下，理智很快地就表现出来了。至于斯大林是否来得及思考朝鲜的教训，是很难说的。而清楚的只是，在美国大概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使用凝固汽油弹，威胁要进行原子弹轰炸，在远离国土数千公里之外驻军，长期不承认中国，在越南进行冒险，这些都表明，只用诉诸武力的办法已经过时了。苏联是在很晚的时候，即在阿富汗进行冒险之后，才痛苦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朝鲜战争以后，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并不是无限强大。在朝鲜冲突中，斯大林比较谨慎。他是在冲过南斯拉夫的“冷水浴”之后才恢复了他平时的谨慎态度。也许，他在同铁托交锋的失败中汲取了一些教训，那时他头脑一热，就­干­出一大堆错误，对这些错误付出的代价不是今天也不那样容易确定吗？

个人崇拜，在“领袖”７０寿辰时达到了顶点，它是由于１９４５年的伟大胜利，在个人荣誉和暴力颂扬的一片赞美声中以别出心裁的方法达到的。在把制度凝固起来的同时，在辽阔的祖国上空以及在国外，都刮起了阵阵的冷风。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1)

在本章中已经说过，斯大林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土壤上产生的。我坚信这一点。但是斯大林可以这样来重耕这块土壤，给它施肥，使它上面开始生长出至今仍然同我们的生活不能分离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社会的、道德的畸型儿。然而我想再强调一次，出现斯大林主义不是列宁主义的过错。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外衣巧妙伪装起来的列宁主义的对立面。我坚持这种观点，因为越来越频繁地传来了好似要在《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根源的呼声。我们知道，在同样的土壤上可以生长出各种各样的植物。斯大林培育出的果实，其中有许多会使那些在十月革命前很早就向往“正义和幸福时代”的人感到恐惧。值得注意的是，贝利亚在红场上安葬“领袖”时说：斯大林“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了伟大的遗产，要像眼珠一样爱护它并不断使它发扬光大”。一想到魔鬼有可能使它“发扬光大”，就感到非常可怕

我深信，要是列宁能多活哪怕５—１０年，许多事情的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不是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这是对“头脑和手中拥有”伟大思想的力量的信任。遗憾的是，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诞生的这种伟大的思想目前却不能充分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都是空想。只不过是斯大林的业绩迫使许多人对这种思想能否人道主义地实现产生了怀疑。因此，在谈到斯大林留下的“遗产”时，必须说明一点，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长期笼罩在他们的伟大思想上的那层病影方面是无过的。由于斯大林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好像是被浅化了。我们看不到它的真正深度。这个深度，照我的看法，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斯大林和他的宣传机器３０年来让千百万人逐渐习惯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单维的视力，使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的堆砌，而这些教条不仅导致了理论的“浅化”，而且还导致了革命的“浅化”。列宁若能想象一下党的第一个总书记给他的事业带来的那些灾难，哪怕是一分钟，哪怕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气得发抖。饶勒斯在阐述法国革命史时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些在一个多世纪前努力奋斗和战斗过的革命和民主的伟大领导人，在我们面前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要是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评论，似乎他们应当演完全剧，似乎历史在他们之后不再前进，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和不公正。他们的事业必然是有限的，但却是伟大的。”把评判斯大林变为评判列宁，像今天有人有时试图做的那样，是对列宁的侮辱，因为列宁，按照饶勒斯的说法，“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

那个没有按照列宁意志来率领这些后代人前进的人，就是那个把伟大的思想和个人的权力等同起来，从而犯了最严重罪行的人。斯大林的一切罪行都是由这个主要罪行派生的。这个断定决定着斯大林“遗产”的­性­质、内容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不同意德热拉斯的观点，他的结论是：“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可怕的暴虐者之一。”級紤矠斯大林的“遗产”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千百万人的痛苦、不幸和牺牲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斯大林认为这是对他所追求的“进步”的正常表述。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牺牲品是自由。“各族人民的领袖”不是皇帝，而任何一个皇帝大概都不曾拥有像斯大林这样的无限权力。

不能不承认，斯大林比其他人更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帮助他开始时立住脚而后站稳脚跟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因素，而且还充分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点。梅列日科夫斯基早在本世纪初就写道，“俄罗斯­精­神的最深刻的特点之一”，就是“很难推动我们，而一旦我们动起来了，我们就会在善良与罪恶、真理与谎言、明智与狂妄等所有方面走到极端”級紥矠。对俄国大作家的这个绝对的论断尽管可以提出异议，但不能不承认，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巧妙地利用了各族人民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历史的特点，首先是利用了俄罗斯民族的特点。

在给这个在苏联（难道只是苏联？！）人民历史上留下了如此深刻伤痕的人的政治肖像勾画最后几个线条时，有必要指出，在本来意义上的斯大林遗产方面并没有留下（也不可能留下！）什么积极的东西。那些我们珍惜的、对我们永远重要和需要的东西之所以产生和存在，不是由于斯大林的缘故。看来，获得如此之多的个人“胜利”的斯大林，到头来却遭到了彻底的历史­性­失败。为了评价斯大林的“遗产”（其遗物现在就可以让人们看到），我想提一下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某些结论和估计。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开幕时党仍然称联共（布）——同上一次代表大会相隔整整１３年。斯大林早就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了。中央委员会的生活在战后变得更加平淡无味。实际上，这个在代表大会之间领导党的机关，在斯大林时代扮演了党的办公厅的角­色­：任命­干­部，向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的党组织发布指示，通过一些­精­神内容彼此惊人相似的决议。这些决议的大多数是有关农业方面的：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破坏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现象的措施；关于妥善保存国家粮食的保证；关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建设；关于小集体农庄的合并扩大以及党组织在这项工作中的任务；关于在农业中宣传和运用科学成就与先进经验的安排，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振兴衰落农村的尝试。

在近处的一座斯大林的别墅里，“领袖”身边坐着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样一些“大农业家”，长夜交谈之后，产生的只不过是一些把农业越来越赶进死胡同的强硬而顽固的死板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当斯大林感觉到，农村是在用长期的、无意识的、消极而又坚定不移的报复行动来回答他对庄稼人和畜牧工作者的粗暴嘲弄时，他就常常采取一些不牢靠的、不切实际的办法。正是在他积极支持下，李森科才步步高升，并根据他的建议，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于１９４６年９月再次（像战争前夕一样）通过了关于清查和取消“个别集体农庄庄员、组织和机关用于副业的非法占有土地”的决议。文件说，违犯者将“作为法律破坏者和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送交法院惩处”。正是斯大林建议（这当然也写进了决议）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建立以副部长为首的农业宣传领导机关这完全没有必要。对一意孤行的、杜撰的决定，首先是行政压力­性­质的决定，农村的反应是无声的冷淡。

好多年过去了，中央委员会一直没有开会。在讨论了还是那些“提高农业”的问题的１９４７年二月全会之后，下一次全会直到１９５２年８月才举行，这次全会就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报刊关于这两次全会的报道，甚至采取了神秘的方式：“最近几天（？！——本书作者注）在莫斯科举行了联共（布）中央例行（？！——本书作者注）全会。”谁作了报告，问题讨论得如何，这个“最近几天”是什么时候，读者只能去猜测。官僚主义离开秘密是不行的；要知道这是官僚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是的，斯大林是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的，然而没有代表大会，斯大林也不想在党的领导方面进行大的变动。他知道，代表大会将会根据他的脚本进行，并完全按照陈规通过他的决定。事情已到了这种程度，人们的良心早被赶到偏僻的荒野去了。我再说一遍，党成了他的一个团体。但是，斯大林深信自己的­精­神不死，决定给继承人留些长期反复咀嚼的材料——《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匆忙出版的新的两卷“本人的”著作。看来，日益衰老和病魔缠身的“领袖”想同时为除掉他的许多多年的战友打好基础，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在代表大会后可以成为合适的“替罪羊”。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为斯大林的政治肖像和他的“遗产”的评定提供的新东西不多。但同时却不乏有趣的材料。马林科夫在１９５２年８至９月期间曾几次向斯大林汇报了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的内容，代表大会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以及其他文件和发言。斯大林翻看了一下政治局委员的发言草稿，但它们很少使斯大林感到兴趣。大家竞相搜寻新的修饰语、“领袖”的功勋、美德、才能。斯大林没有作书面批语，而是在接见奴颜婢膝的马林科夫时简短地讲了几点意见，它们听起来就像无可争辩的指示。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讲话上。按照他的提纲，苏斯洛夫带领一个人数不多的班子准备了几个讲话方案。斯大林亲自对讲话作了最后的­精­细加工。

在代表大会开幕前的几天里，斯大林就确定代表大会在晚上７时开。他让党的最高集会服从自己的作息制度。代表大会主席团人数不多，但是出现了新现象：所有成员都集中坐在主席团桌子的左侧，斯大林一人独坐在右侧。身旁身后都无一人。“伟大的领袖”甚至不愿意和党的一些最高领导人混坐在一起。当代表们的发言无休无止地提到他的名字时，就被无数次的热烈欢呼、起立、有节奏的喊声所打断。斯大林注视着似乎都是些正常人的过分狂热的情绪，看到他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双眼充满忠诚、热爱和真诚的毕恭毕敬的神情。“领袖”由于听那些滔滔不绝的、用心良苦的过誉之词而感到了疲倦，在大会休息时就离开了，并且好久没有露面。他好像只是在开幕和闭幕之日出席了全部会议。有两三天根本不露一面。我想当时问题不在健康方面。斯大林对这些没有斗争、没有疑难、没有什么不清楚之处的集会早已不感兴趣了。但别的他又不想要。代表大会对他来说只是镶在他的独裁政权上的“民主”花边。而且这时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活着的很少了。需要补充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知道，有时不得不按照陈规办一点事情整个代表大会同大家为斯大林是否讲话感到焦虑的心情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这就是“领袖”在集团中的作用。

在社会意识中，斯大林早已成了一个活神仙——人世间一切仁慈的智慧和预见的集中体现。普遍受蒙骗的状况是那么严重，斯大林的任何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种思想都被不自觉地赋予了充满特殊、独创、无与伦比的思想的形式。人们已经看不到，他们几乎是在把一些普通的老生常谈以及常常是同现实生活结合得不好的简单论点当作上帝的启示一样接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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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之前，代表们对“领袖”是否会向他们说点什么这一点心中无数。在闭幕会上，当大家看到斯大林从主席团桌旁站起来，沿地毯铺的小道走向讲台时，整个大厅都站起来向他长时间地欢呼。斯大林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着军装而是一身“党”服，只佩戴一枚英雄勋章，他善于在人们意识中保持一位“谦逊”领袖的形象。他的讲话简短。打断讲话的掌声大概占去了更长的时间。斯大林没有一句话（！）谈到国内和党内的事情，然而指出了，现在随着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即他说的新的“突击队”的建立，我们的“党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而且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愉快了”。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2)

斯大林向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了两个十分可疑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根据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旗帜似乎被抛弃了。他号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党“举起”这些旗帜。斯大林像在旧日“共产国际的”２０年代一样，又对“资本统治的国家中的兄弟党的胜利”表现出坚定的信念級紦矠。斯大林的单维的思维似乎停滞了。没有一点新东西。难怪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很快就在当月《真理报》上出现了题为《社会党叛徒在米兰聚会》的论社会党国际例行代表大会的文章。什么“头目”、“­奸­细”、“罪犯”、“叛徒”——这就是文章的用语。在共产主义运动、劳动群众争取自身社会权利的斗争以及整个国际关系方面，斯大林遗产的特点是极端的保守主义和不理解进行根本转变的必要­性­。斯大林在自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对共产党人的显然落后于世界已开始发生变化的陈旧传统立场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罢了。

我同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几位代表交谈过，最富有洞察力的人当时觉察到，斯大林已经在明确地考虑他死后的事，例如他的遗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认为，这正好说明他为什么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作了异乎寻常的长篇讲话。在辛辣的言语中带有责备的口气，他好像是表达了以下的疑虑：他的战友们能继续执行既定方针吗？能在内部困难和帝国主义面前不投降吗？能在新的考验面前表现出勇气和坚定吗？

今天我们知道，斯大林在自己最后的公开谈话中责备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好像是在暗示，在他的“老近卫军”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信任的。斯大林就是害怕他的主要“遗产”——强大的、­阴­森的、长久不变而且定了型的国家会落入不可靠的人们手中“领袖”明白，他的名字、事业和思想只有在他所建立的体制范围内才能保存下去。任何别的体制将会否定他的主张。极权国家实际上是独裁者在整个漫长岁月里创建的，是按斯大林硬­性­规定的方法行使职能的，这就是：高度集中化，实行独裁的民主环境，以强迫手段作为发展的主要因素。斯大林直到他死以前一直认为，要保证这种国家的物质基础，就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和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是的，先前的“资本主义”概念上的剥削不存在了，人们在自己的贫困方面和高度依附于机构方面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了“忘我劳动”的机会。当十月革命积蓄的巨大力量尚未开始枯竭的时候，苏联人常常在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方面取得优异的成就。但是，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套­精­心设计的办法的日益广泛运用，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产生了社会被动­性­、漠不关心和因循守旧的心理。大量使用强迫劳动和放逐，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对任何一点点异己思想的表现进行不断惩治的威胁——用这些办法来“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人们当然不但不能谈论自由，而且连想一下也是危险的。

在斯大林的“遗产”中，党占有特殊的位置，但党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上的党，而是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团体的同义语。斯大林到死都喜欢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布尔什维克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几代人都是在对斯大林及其思想的崇拜中成长起来的。在世界观方面，一个居于中心位置的观点大概就是被斯大林歪曲理解的阶级观点。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阶级观点绝对化，把一切社会现象都纳入一个死板的公式之中，作为这个公式基础的是如下一个定理，即：阶级斗争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人道主义的观念、全人类价值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本身被宣布为异端的、资产阶级的观念，好像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连一句也不能提。对党员来说，阶级意识就是对所有异己的和一切不符合自己意见的人和事采取强硬的不调和态度。阶级观点和对立面的斗争的绝对化，为强硬、暴力、不容忍作辩护。阶级观点把斗争提到首位，而妥协、共处、一致和合作则成了次要的东西。这在对外政治事务中导致了对抗，而在国内则为暴力、恐怖辩解。各阶级之间实际存在的矛盾的绝对化成了政治思想战的通用理论。

斯大林经常称为“军队”的党的团体逐渐变成了分支林立、无所不包的权力机构。斯大林留下来的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列宁的特点。顺从而自动地保持一致，只能有一种意见、一个思想，使曾经是列宁的革命党的党员变成了一群执行者。斯大林的“创作”印记在这里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清晰可见。因此，不能不承认，不仅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要为斯大林主义承担责任，而且党也要承担责任。

最后，如果在分析斯大林的遗物时不考虑独裁者为惩办机关安排的角­色­和位置，我们就看不到斯大林“遗产”的全貌。经过斯大林的筛选，在这些机关占据领导岗位的都是“领袖”无条件信任的一帮人。叶若夫、贝利亚、克鲁格洛夫、阿巴库莫夫、卡布洛夫、谢洛夫、德卡诺佐夫、梅尔库洛夫、察娜娃以及其他为斯大林安全献身的人，都对国家的任何公民即普通劳动者和著名活动家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请看下面的实例。

贝利亚周围的一班令人恐惧不安的人马中的一员­干­将——谢洛夫在给斯大林和贝利亚的秘密报告中（已经是战后了）写道：“我已经报告了关于驻德国的占领军集群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中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不客观态度。捷列金开始搜集各种‘事实’来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代表，并以歪曲了的面貌把它们汇报给朱可夫同志。例如他说，有５１列车战利品发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我们有大量事实说明，捷列金将军在企图损害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名誉。我的结论是，捷列金将军非常仇恨内务人民委员部”瞾矈矓矠斯大林自然是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认真查清事实”。结局是不难预料的。捷列金很快被召回莫斯科，并被送进政工人员进修班，这时“机关”内部则对“案件”进行准备并把结果呈报给斯大林。经过斯大林同意，捷列金，一位在最困难而且常常是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参加过全部战争的人，因进行“敌对活动”被捕了。军事委员会的判决书说：因进行反苏宣传，根据１９３２年８月７日的法律并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５８条第１２款判处在劳改营剥夺自由２５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斯大林之死才给捷列金打开了劳改营的大门。同惩办机关代表发生极小的磨擦、向他们白一下眼和些许表示不恭，都被认为是严重的罪行。

每个人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符合他的世界观的东西。列宁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在大震荡中看到了中心思想——人民政权。它还不完善并且自相矛盾。然而列宁在人民政权中看到了历史上从未消逝的希望。托洛茨基回顾法国革命时，对倒退运动的不可逆转和存在残忍扑灭人民自由火焰的可能­性­感到吃惊。对他来说，“热月”一词是旧事物复辟、反革命和叛变的标志，是对革命者的一切美好希望进行欺骗的标志。他常常在靠近“斯大林”一词的地方使用“热月”一词并非偶然。而“各族人民领袖”则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说的那种断送了法国革命的危险­性­上。这种危险­性­是具体的，即“人民公敌”的存在。这个对苏联历史来说是令人痛苦的名词，是从１８世纪传到我们的悲惨的现实中来的。对斯大林来说，“人民公敌”是指一切直接或间接甚至是潜在地对独裁构成威胁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用在巩固独裁上，自然是冒充为“巩固社会主义”。为此，需要一个他亲自创建、领导和监督的庞大惩办机器。

在人民、国家和党之上布满了可怕的惩办机关网。暴力的绝对化，在斯大林那里变成了建立一个监视每个在威胁面前毫无自卫能力的国家公民的庞大体系。“领袖”把阶级斗争的思想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使它变成了理解“最高真理”的工具。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生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

但是“领袖”显然过高估计了他建立的社会的稳固­性­。他死后，真正过了不多的几个小时，继承人就开始背叛了他的遗训。从１９５３年３月起，就开始了十年的苏联改良主义时期，它触及了生活的一切领域。这十年的意义不应估计过高。特别是同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关的那些改良不应估计过高。这一时期的全部改良的突出特点是改良尚不完善、不彻底、言犹未尽。但是最主要的已经作了：结束了盛行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的恐怖状态。自由获得了实现自己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遗产”开始腐烂时发生的。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3)

今天我们观察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仍然好像在鸟瞰历史。我想再过几十年，苏联人民史册上的这些黑暗的篇章从更长的时距上将被认识得更加深刻得多、牢靠得多、准确得多。过去的事离今天太近，它还把我们禁锢在自己的怀抱里。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一下，现在有一点已经很清楚：斯大林只是冰山的顶峰。在描述了它即顶峰之后，我不企求显现冰山的全貌。

我再说一个近乎异端的思想。可能是极其异端的思想。其主要之点如下所述。读者记得，本世纪初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写了轰动一时的抨击­性­预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场５笔卑阉评为独特的反革命宣言（而且现在我想许多人对这个作品也未必有不同的看法）。我现在就引述它的中心思想。梅列日科夫斯基并不缺乏才能，然而倾向神秘主义，他预言般地写道：“不要怕任何诱惑物、任何诱惑力和任何自由，不但不要怕外部的、社会的自由，而且也不要怕内部的、个人的自由，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要怕的只有一个——奴隶­性­和最坏的奴隶­性­——市侩气和最坏的市侩气——下流气，因为登基的奴隶就是下流人，而登基的下流人就是魔鬼——不是老的幻想出来的魔鬼，而是新的实在的魔鬼，这个魔鬼实在可怕，比描绘的还可怕——即将上台的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瞾矈矔矠

批评家们把奴隶理解成无产者，想来是徒劳的。从梅列日科夫斯基写的抨击­性­小册子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这里谈的是“­精­神的奴隶­性­”。按他的说法，独裁者、“由官阶表构成的万里长城”、“东正教的形式主义的死板实证论”和“黑帮分子”都能在­精­神的奴隶­性­中存身。实际上，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奴隶­性­和下流气是反自由的同义语。可能，作家并不想看得那么远，不想看到超出存在的地平线以外的东西，他只是天真地希望仅仅借助于“宗教界舆论”和知识界的复兴来拯救俄罗斯，但是他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践踏自由总是造成出现“当今世界的王公，就是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威胁。在自由只是统治者、皇帝、独裁者和暴君的特权的一切时代，人们头上都笼罩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斯大林用他的全部生活、行为、意向证明，反自由的下流人可以是满身血腥的、非常可怕的人。害怕出现下流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的方法是十分幼稚的，但是不无合理的思想：他相信人类智慧的特殊作用。今天我们知道，如果民主、法律、文化结成紧密联盟同施行暴力的、官僚制度的和教条主义的下流人对抗的话，这种下流人就不可能存在。

我的这些想法很可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辩的。而我之所以要谈论这些，是因为越不尊重民主、法律和文明，总是越明显地出现反自由的下流人的怪影。这一真理对２０世纪初来说曾是正确的，我想到了２１世纪也将是正确的。也许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思想的长久­性­。有可能，我今天读他的作品的方法与本世纪初人们在血淋淋的阶级会战的慌乱中的读法不同。问题归根结底不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全人类的真理存在着，它们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它们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对人类智慧的无限力量的信念以及对人们不可遏止地追求社会正义、道德正义的信念上。斯大林的“遗产”是绝对不能列入这些范围的。

“即将上台的下流人”在取消了自由的独裁制度下表现得最凶狠。而看起来一切都是从小事开始的：权力集中在很少的几个人手中，最后又把它交给一个人。普列汉诺夫早就看到了这个可怕的危险­性­。他在革命后立即对权力过分集中提出抗议时写道：“中央委员会到处‘遣散’一切它不满意的分子，到处安Сhā自己的亲信，使所有委员会充满了这些亲信，不费力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完全听话的多数到那时我们就真的不会有党内的多数和少数了，因为我们那时就会实现波斯国王的理想。”接着，普列汉诺夫提到了克雷洛夫的寓言，当谈到青蛙为自己请国王时写道：“如果我们的党真的赏给自己这样一个组织，那它的队伍中很快就不会有聪明人和老练的战士的位置了；其中剩下的只有青蛙于是中央鹤就无阻碍地一个接一个地吞食这些青蛙。”瞾矈矕矠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中央鹤”吞食的决不是青蛙，它认为自己存在和活动的全部意义不在于创建和发展人民政权，而在于强化独裁政治。甚至当斯大林自己感觉到衰老和疾病很快就要毁掉他的时候，他再次检验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可靠­性­。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他突然谈到了衰老和解除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必要­性­问题。他预先知道，整个这出戏会如何收场。当然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对于“解除”斯大林的职务问题连想也不可能想。这样想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甚至连假定一下让斯大林离开书记岗位而保留部长会议主席职位也是不可能的。我想，他很快就会从这个高位去屠杀同意他下台的人。但是这是我说的假设，根本不是真的。斯大林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一点。然而在死前的几个月，他还是决定再次对周围的人和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忠诚进行检验。新的中央委员按照斯大林的意见经受了这种斯大林式的检验。

再重复一遍：斯大林对于人本身，对于人作为社会现象，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从来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人（而缺少这个方面就不能理解斯大林“遗产”的实质）只是作为同盟者、敌人、执行者、“螺丝钉”的人。不错，他在自己生命的末期曾对“高级人物”、名人、有“贵族血统”或出身名门的人发生过兴趣。在这种场合，斯大林对他表现了真正的兴趣，发出了相应的命令或者直接享受能支配这些人的命运的快乐。现举二三例于后。

监禁在莫斯科郊区“特别设施”中的保卢斯元帅，同苏联当局在转授和总结军事经验方面进行了合作。他曾几次请求斯大林允许他返回祖国，尤其是因为他对苏联的态度向好的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好几年过去了，斯大林没有释放俘虏。终于在一天早晨，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一份内务部长的报告：

呈约·维·斯大林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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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您报告，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５日夜，原德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发生了短时间丧失知觉的昏厥。同保卢斯一起居住并为他服务的有他的私人传令兵、战俘舒利捷以及私人厨师、战俘若尔日。由于长期的俘虏生活和解决他的遣返问题毫无消息，元帅开始出现神经错乱。我认为，对保卢斯遣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问题进行研究是适宜的。

Ｃ·克鲁格洛夫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９日瞾矈矖矠

斯大林最终同意拟订遣返保卢斯的程序。这个在他手中掌握了十年的人，是表明“他”的最辉煌的军事胜利之一的象征。对于这样一个象征，他实在难下决心与其分手。

当斯大林获悉，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在萨克森靠近罗塞尔城堡的村庄里发现了威廉二世的妻子赫尔米娜·冯·普赖琴，他认真想了一下说：“要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

稍早一些，有人报告斯大林说，在奥拉宁堡集中营发现了西班牙共和国前总理卡巴莱罗，他的身体状况极其虚弱。斯大林在３０年代末同他有过交往。仅仅作了如下指示：“通知在西班牙的家，他活着。”不管怎样：总理、君主、统帅是“他圈子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以为也可以予以关照。

斯大林也曾过问满洲皇帝溥仪的命运。在击溃关东军以后，皇帝和他的家人及仆从被送到赤塔，而后又转送到哈巴罗夫斯克。显然，对他进行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关于这一点，原满洲皇帝于１９４９年中期给斯大林的信就是证明。我现在从这封信中摘引几段。看来，这封信使虚荣心很强的“领袖”感到满意，当然，如果他没有觉察到“机关”又“努力做了工作”的话。

呈斯大林元帅：

写这封信，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幸。我一直对您怀有深沉的爱慕和敬佩之情，因此，我想告知关于自己想留居苏联的愿望。过去日本军阀限制我的个人生活。我不能了解苏联的真情４０年来我第一次读了您的书《列宁主义问题》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现在我认识到，苏联是世界上真正最民主和最先进的国家，是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指路明灯苏联政府废除了死刑。这是苏联在维护人道方面的新纪元

过去我请求留居苏联。至今尚未答复。我想在这里工作。愿您永远健康和幸福。

爱新觉罗·溥仪瞾矈矘矠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4)

斯大林读了译文，好奇地看了整页的象形文字很久，并突然对贝利亚说：“我们大概得把皇帝转交给中国人吧？”皇帝的命运——还可以屈尊作出个人的决定。而最好是整个解决一下在清单上开列的人们的命运吧。这是一些长长的清单，没有尽头的清单

斯大林在社会中取消了任何的选择余地，使自己的遗产成为单维的消极的东西。他大概没有猜想到，他的历史­性­失败来得竟是这样快。他在最后几个月中，把自己的一些简短批示留在放置他不大看的那些文件的角落里时，他举起左手掌对着脸，好像是遮挡阳光。习惯！在一幅早期的照片上，斯大林也是这样的姿态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没有刮脸，穿着破旧的皮靴和污迹斑斑的旧大衣，头发蓬松，而一只手在眼前遮住光线现在他是大元帅，大概也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独裁者。可是这个手势——不，不是让“领袖”避开阳光。他是无意识中想使自己避开即将来临的历史­性­失败。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1)

赫鲁晓夫走上了苏共二十大的讲台。大会的代表们听了他的报告，无不为之震惊。主席团的场面模糊不清了，似乎有两个人在台上独唱：一个是赫鲁晓夫，另一个是十分熟悉（但现在变得陌生了！）的幽灵。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当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他那有名的“秘密”报告时，“二十大”的代表们只能产生以上这种印象。约１５００名代表紧张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死一般的寂静有时被愤怒和惊叫声所打破。赫鲁晓夫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在赫鲁晓夫的左右随时都有个幽灵在显现。第一书记用他特有的语调不知不觉地、同时又非常迅速地塑造着“各族人民领袖”的崭新的形象。很快，会场中心似乎只剩下一个舞台，台上有两个人在表演：一个是党的新领袖，约三年前死去的那个独裁者的一位前忠实战友；另一个是谁都十分熟悉的已不会说话的“领袖”，他在此处真正的历史舞台上已完全改变了面目，成为血腥而恐怖的暴君。这是一个确实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平常的时刻。

似乎，赫鲁晓夫是把另一个世界的鬼魂召来了。看来，别尔嘉耶夫是对的，他在莫斯科，在自由宗教文化学院演讲时说过：“面对过去往往给人以某种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特殊感觉，而不仅仅是属于那种经验过的现实，它像梦魇一般从四面八方压迫我们，我们必须战胜它，才能达到某种新的高度”瞾矈矙矠确实，在作这个报告以前几个小时，谁也不能设想，党在多年的停滞和蜕变以后，居然还能达到这种“新的高度”。尽管赫鲁晓夫和斯大林周围其他的人一样，要对那些违法行为和恐怖行为的年代负责，但那天在代表大会上他确实建立了真正崇高的历史­性­功绩。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刚死之后，党的领导中就已经开始了不大明显的摆脱斯大林主义束缚的过程。在贝利亚被捕并处决以后，进程的速度加快了。这一行动使新的领导能够更深入地大规模地审查斯大林在暗中所­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尽管这对他的许多战友来说过去也是十分清楚的。召开“二十大”（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决定后不久，在党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斯大林时代滥用职权的罪行。第一书记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并非如他想让别人相信的那样是出于“良心的召唤”。问题在于：就在斯大林经过防腐处理被放在陵墓中列宁身旁之后，党中央和政府以及国家的各级机构都不断收到大量来信，写信的都是曾经被长期关在铁蒺藜“圈”内的人，是家属和亲人，他们在寻找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抗议和希望的浪潮，哀求的浪潮，人们相信被践踏的正义一定能得到恢复。

赫鲁晓夫吩咐在群众来信的基础上作出一个综合报告，这些报告结合已经宣布撤销的“列宁格勒案件”，结合一些来中央告状的犯人的已经重新审查过的“案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许多控诉都是罪恶的捏造。情况已经很明显，在一两年之内，根据第５８条各款被判刑的许多人将服刑期满，这些人必然会被遣送回家。他们身上已留下永恒的创伤和困惑，他们将要求惩办罪犯。这时，斯大林和贝利亚均已死去，再也没有人敢把他们送到劳改营监禁和流放了。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已感觉到，党和国家正面临着非常复杂和重大的抉择。成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激烈反对。但布尔加宁、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以及当时尚在动摇的马林科夫使赫鲁晓夫占了优势。委员会成立了。领导人为波斯佩洛夫，他曾长期担任《真理报》的总编辑，后来还担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赫鲁晓夫下令，允许该委员会去查阅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材料。应该说，波斯佩洛夫工作非常努力。不过，他像几年以前一样努力，那时，他和亚历山德罗夫、加拉克季昂诺夫、克鲁日科夫、米丁和莫恰洛夫等人一起编写《斯大林传略》。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波斯佩洛夫把委员会作出的结论向赫鲁晓夫和主席团全体成员作了报告。第一书记终于明白了，这些文件如果不能将有关斯大林的谎言、神话和传说彻底揭穿，他自己就会在政治上完全毁灭。

赫鲁晓夫有好几次谈到波斯佩洛夫的报告，并问他的同僚：怎么办？委员会的结论如何向大会代表们传达？由谁来传达？让波佩洛夫来传达，好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很长时间内表示坚决反对，有时态度还十分激烈。这些激烈的争论虽然并未作记录，但根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反对报告的几位同志也有他们的“强有力的”论据：有谁强迫我们把这些“丑事”抖出来吗？偷偷地改正不是更好吗？赫鲁晓夫本人是否清楚，公布委员会的结论会引起什么后果？最后，还有一点，难道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就没有（或多或少地）参与过去那些破坏法制的行动？这一切危险难道都不应估计到吗？但是赫鲁晓夫胜利了。２月１３日，中央通过了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向代表们作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尽管赫鲁晓夫本人对这种做法也不止一次地犹豫不决。但他记起了遭到监禁的人们的来信，想到过去那些丧失理智的年代，他愈来愈明确地得出结论：如此大规模的恐怖行为、破坏法制以及可怕的暴行所造成的后果不可长期隐瞒下去的。人民迟早会了解真相。必须争取主动并把可怕的真相告诉全党。可惜的是，赫鲁晓夫并没有打算把真相告诉人民。

当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似乎即将像通常那样胜利结束，以便在其他同样呆板的、“有组织的”、立即被报刊称为“历史­性­的”代表大会中占一席之地时，一件主要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宣布，将召开秘密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布尔加宁请党中央第一书记发言。这是赫鲁晓夫光辉灿烂的时刻。他曾经是一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对“领袖”表示过反对意见，这时却突然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胆量和大无畏­精­神，敢于冲破数十年来形成的偏见。正像后来才弄清楚那样，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步并非偶然。

赫鲁晓夫过去在同僚中只是一位不显眼的执行者，但一当上党的最高领袖，他却成为一位处事果断、 有时不免冲动的政治家。除了那次秘密报告以及内政方面采取的一些不寻常措施，在赫鲁晓夫的履历表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不平常的步骤，如为了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恢复关系，跑去见铁托，在古巴安装核火箭，会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匈牙利事件时采取坚决行动，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建立友好关系，对毛泽东毫不妥协，支持越南以及其他许多行动，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位第一书记具有复杂而矛盾的个­性­。正如这些事件所证明的，赫鲁晓夫身上其实并不具有坚韧不拔、勇于负责的­精­神。但是，这里还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并不善于分析问题，而且常常前后不一致，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政治能力显然估计过高。有时，他采取的步骤看来­干­脆就是未经深思熟虑并且缺乏远见的。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仅是他个人、而且是我们整个体系所共有的老毛病，即把第一号人物的作用绝对化。斯大林以后的政治体制照样不能避免恺撒主义，颂扬领导者个人，还是不能保证不出现新形式的崇拜。赫鲁晓夫的活动只是证明了不具有真正民主属­性­的体制所固有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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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不得不离开本题。但非此不足以说明党的二十大的历史意义：即斯大林主义首次受到可怕的打击。这是建设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达３０年之久的“领袖”遭到历史­性­失败的开端。

我不想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论点再作赘述，而只是想指出，他对开始的非斯大林化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以及他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的后果有多深远。

总之，那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有两个主角：疯狂的赫鲁晓夫和幽灵般的斯大林。会场上寂静无声。只听到第一书记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和他的助手们起草的这个报告共１５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构成部分，但又都是独立的。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是薄弱的。例如，报告人在阐明关于个人崇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这样一些一般的方法论问题时，却突然又谈论起“人民的敌人”，接着又回过头谈起列宁和党内的反对派、集体领导等比较一般的问题。有几个主题一再重复，如恐怖行为的责任、种族灭绝和恐怖行为、恐怖行为等等。在《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报告中，还阐明了斯大林与战争、同南斯拉夫发生的冲突、贝利亚及其他一些专题。

赫鲁晓夫开始时平心静气地说：“这个报告的任务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关于斯大林的功绩，在他生前有人已经写过许多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国内战争和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大家都清楚的。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即期大林的个人崇拜究竟是怎样逐渐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一定的阶段成了给党的各项原则、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造成一系列严重而极其粗暴的歪曲的根源的。”会场上坐着那些代表第一次（！）获悉原来还有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列宁早在２０年代初就对斯大林作过评价。这是一种启示：真相将最终从禁锢中摆脱出来。赫鲁晓夫虽然还在痛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以及“布哈林分子”，但是他首次说出了当时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即列宁时期与反对派的斗争只限于“在思想基础上”进行。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2)

但是，赫鲁晓夫报告的重点不是这些思想。他的发言的­精­神在于谴责斯大林破坏法制。赫鲁晓夫着重指出：“显然，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偏执、粗暴和滥用权力。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去动员群众，而往往采取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方法，他使用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且也是为了对付那些对党和苏维埃政府并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

当赫鲁晓夫详细叙述一些“案件”如何被编造出来，所谓“人民公敌”又是怎么一回事时，整个会场都惊呆了。赫鲁晓夫正确地指出，有了斯大林的“人民公敌”的概念，就可以对那些不论在什么问题上不同意斯大林观点的人，对那些只是被怀疑有进行敌对行为意图的人，以及对那些名声不好的人，进行最残酷的镇压。会场上的人听了这些可怕的揭露，都感到原来十分熟悉的穿元帅服的形象已逐渐变成双手沾满自己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了。

在作报告的三四个小时之内，赫鲁晓夫看来完成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首先，报告人从斯大林头上摘掉了“领袖”的桂冠。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提出，斯大林是一个不够格的领导人，他“只是从电影中了解国家和农业的情况”，战争期间“靠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根本不考虑“党的工作者的意见”。第一书记本人熟悉农业，正是在这一领域内他给了斯大林的幽灵以最猛烈的打击。赫鲁晓夫告诉大会代表们，斯大林在最后的几年中酝酿了从农业中增加税收４００亿卢布的想法！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人才会产生的幻想”。赫鲁晓夫证明“领袖”不内行，乱作决定，从而撕下了长期以来斯大林竭力披在自己身上的智慧英明、永不犯错误的外衣。

接着，赫鲁晓夫还证明，斯大林是一个刽子手、虐待狂者、毫无起码道德的人。在谈到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埃赫和其他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时，报告人强调指出，斯大林“本人就是所有这些案件的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同意逮捕他们，而且是他本人主动发布逮捕令的”。而获得作为犯罪主要证据的“口供”，则是“技术”问题。赫鲁晓夫宣称，审判员竭力获得这些“口供”，但是怎么才能使一个人招认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采取作用于­肉­体的手段，亦即严刑拷打，使人失去知觉，失去判断力，失去人的尊严，从而取得假“口供”。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具体事例。这些事例牵涉到的受害者有基洛夫、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罗森布吕姆等多人，他们是“明格列利亚案件”及其他案件的牺牲品，于是“领袖”的新形象就塑造好了：血腥的、残忍的独裁者和暴君。

最后，第一书记的“秘密”报告还对斯大林的作风和领导方法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指出，党的高层缺乏集体领导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直接后果。报告人指出，例如，“在整个卫国战争年代，实际上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实际上在１９４４年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本书作者注。）不错，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曾打算召开中央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召集到莫斯科。他们等待全会开幕，等了两天，但是他们白等了。斯大林甚至不想与中央委员见面，也不想和他们谈话”。赫鲁晓夫的整个报告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斯大林经常滥用自己的无限权力，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不仅不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甚至也不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他经常擅自决定有关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根本不对他们作通报。个人专权造成危害的例子之一，就是对同南斯拉夫冲突所作的分析。赫鲁晓夫直接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斯大林起了“可耻的作用”。

于是，赫鲁晓夫通过自己的报告达到了几个目的：揭穿“领袖”的伟大是虚构的，他既不称职，也不英明，更无远见。报告人同时还确认，暴行、犯罪和恐怖行为的主要责任都在斯大林身上。赫鲁晓夫还坚决地谴责了“领袖”的个人专权，认为这是给党和人民带来许多灾难的根源。这在公共意识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是对专横暴虐、目无法纪以及极权统治的一次极为勇敢的、出其不意的进攻。

赫鲁晓夫不愧为时代的骄子。他本人在坚决揭露个人崇拜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仅此一点，他的英名也将在历史上万世流芳。不过，斯大林宫廷的原理论家所准备的报告却不是深刻的。报告罗列的只是表面现象和事实，并未触及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以及社会主义变质的原因，更有甚者，这些歪曲甚至没有坦白地说出来。斯大林的“功绩”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对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很大功绩的斯大林确信，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对付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斯大林一方面受到严厉的批判，同时却又在历史面前获得了赦罪符。

赫鲁晓夫希望，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在党内讨论一下就足以清除斯大林所造成的反常现象。对于这点，报告人实际上在代表大会作了坦率的声明，他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因此，我们只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报告。我们得有个界限，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我想，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

这位革新者作出了决定­性­的突破，但却未能理解：“秘密思维”，这恰恰就是斯大林式的思维，是从那个幽灵身上继承下来的。赫鲁晓夫所说的“得有个界限”就是说不要把这些异端告诉人民，特别是不能让世界公众知道。他在六年前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作《斯大林的各族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祖国不可战胜的保障》，这样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几十年来在他身上早已成熟、生长并定型的一切。赫鲁晓夫在“领袖”活动的时候从来没有违抗过“领袖”的意志，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行为，正如斯大林其他战友的行为一样，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他们都只习惯于执行，而不习惯于思索。赫鲁晓夫自己就记得，那些并不重要的、纯属经济业务方面的问题，如不直接向斯大林请示，他也无法作出决定。那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来个粗暴的拒绝或者嘲笑的反问。怎么办？还是请示为妙

呈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目前正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作战的歼击营请求国家拨给以下物资。计

制皮靴用粗呢１０４３００分米

制靴面用油­性­软革 ７７４分米

制靴底用皮革 ２０３８０分米

制内衣用棉布 １９６０００米

线 ５２５筒

尼·赫鲁晓夫

Ｃ·克鲁格洛夫

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８日瞾矈矚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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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如果领几筒线还必须向“领袖”打报告，那么，在政治问题上战友们恐怕什么都得经过批准。很自然，对斯大林主义首次进行了强有力打击的赫鲁晓夫，不可能立即去掉自己身上所有可耻的东西。

赫鲁晓夫的全部不彻底­性­，模棱两可，吞吞吐吐，在１９５６年６月３０日苏共中央通过的一项“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瞾矈矝矠中得到了反映。这份文件不同于赫鲁晓夫的报告，虽然也想揭露产生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原因，但却更明显地暴露了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妥协。决议中还断定说，只是“在斯大林的晚年”，才犯了“严重错误”。在揭露形成反列宁路线现象的“客观条件”时，决议在很多地方引用的都是斯大林本人的论点：“在列宁逝世后，党内一些敌对派别就活动起来了，这些人是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站在拒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的立场上，实际上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接下去又说：“当时不得不对民主作出某些限制，而我们人民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逻辑证明这是正确的。”但是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在对个人崇拜这一丑恶现象进行说明，不如说是在对它进行辩解，赫鲁晓夫复活了“列宁主义的核心”的思想，好像这个核心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知道，情况远非如此。

决议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出来反对斯大林，把他赶下领导岗位？”接下去就是断语，这个断语也可能是客观的，只是令人感到十分痛苦：“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反对他的行动都不可能为人民所理解，而这里问题决不在于缺乏个人的勇气。很明显，在那种情况下，每一个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人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不想说，早在列宁向党提出建议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反对他。决议对此根本不提，认为在造成个人独裁方面，党并无责任，还认为必须指出：“苏联人了解斯大林，他总是为保卫苏联而和敌人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有时（？！——本书作者注）采取了不合适的方法，破坏了列宁的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此（？！——本书作者注）。”原来，这不是人民的悲剧，而只是斯大林的悲剧决议接着指出：“如果由于过去存在过个人崇拜这一事实，就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应作某些改变，或者，认为应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性­中来寻找个人崇拜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两者都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与事实相矛盾。”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3)

人们在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赫鲁晓夫在同斯大林的幽灵进行决斗，他作了首次打击，但这一打击却是致命的，偶像已被打倒，但自己却被获得的胜利吓坏了！难怪中央委员会和官方刊物对“秘密”报告要保持完全缄默，似乎其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使之免受一场思想意识上的震荡。但是，各兄弟党代表团的领导人以及党的舆论界在这次秘密会议上了解到报告的内容，就难免会“走漏风声”。１９５６年６月初，报告的全文就在美、法、英各国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刊登出来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就在最后承认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文件之后，官方和党的机关刊物３０多年来都仍然装着这个问题根本不是现实问题的样子。直到１９８９年春天，《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才发表了这个报告。多年对人民封锁该文件这件事证明斯大林主义可惜还活着，只是改变了面貌。可是，正是党首先揭穿和暴露斯大林主义的，事情既然开了头，就应该进行到底。革新已经开始，总该有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通过一项深入分析的文件，全面地反映一下共产党员对待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的态度，目前已是１９８９年中期，可是这样的文件尚未出现。

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那已经是不加掩饰、公开进行的了，但它只是把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逼了一下。逼了一下，但并未消灭。接着，就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延误。勃列日涅夫虽然不敢完全复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却接受苏斯洛夫和其他战友的劝告，走了另一条道路：给历史造一个缺口，留一段空白。斯大林这个人似乎没有存在过，也没有发生过斯大林现象下的暴行，不存在千百万人遭到折磨并被枪决的事，也不存在什么劳改营管理总局。在那些年月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根本找不到有关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许多革命活动家的资料。

波斯佩洛夫这类人（他们过去乐于写文章为斯大林吹嘘，也乐于为他写历史­性­的悼念文章）所编写的历史大纲是极为简单的：似乎并不存在斯大林这个人。是党在领导一切（即使不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就算提到斯大林的话，那也是夹在其他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领袖之中，他是众人之一而已，只不过是犯了“一些错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许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的代表大会，在思想领域却长期受到了冷落。给人的印象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在悄悄地进行反攻。

这一切并非是偶然的。斯大林死了，但制度还存在。新人起来了，他们却仍在利用这个制度的机制。浪漫主义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勇敢地进行了两次值得怀念的历史­性­进攻，使斯大林主义的巨轮已被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但他的接班人却悄悄地在用政治的、思想的和社会的“堵漏板”修补船身。索尔仁尼琴以及别的几位作家和历史学家在“解冻时期”所写的书籍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了。这几年官方对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及５０年代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歪曲形象的“哈哈镜”。

但是，赫鲁晓夫的报告还是起了作用的。各国共产党都在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价值、纲领和观点，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已经开始了。这是一项特殊的课题。某些党的关系曾经建筑在这样一个原则上，即重要的不在于解释真理，而在于谁在解释真理。由于苏共中央的决议中着重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污蔑苏联的活动，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揭露的某些事实正在被反动派用来作为反苏活动的借口”，许多正统思想的领导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另一种情况是，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陶里亚蒂本人，就不满足于对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解释，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法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这些深刻的问题的评价态度则比较谨慎。

中国共产党起初同意赫鲁晓夫报告的结论，但随着党与党的分歧的日益强化，后来对“二十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就由支持转成为谴责。两种中国党的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的文章也许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对斯大林的态度。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３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接着，文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瞾矈矞矠这种论调的立场是保守的，但确实提出了论据。当然，也还有人作出了别的反应。

１９７９年，在斯大林诞辰１００周年时，霍查在地拉那出版了一本叫作《同斯大林在一起》的书，详尽地描述了他与这位“人民领袖”五次会晤的经过。书中并没有提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为何不喜欢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论据，却只是十分气愤地、感情冲动地表示对谴责领袖至上这种思想本身感到不高兴。霍查写道：“赫鲁晓夫及其同谋者在他们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秘密’报告，往斯大林身上泼脏水，企图用最令人厌恶的方式、最下流的托洛茨基手法贬低他。”瞾矈矟矠

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都是用各自的方式来“消化”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报告的。有人震惊，有人迷惘，但理论思考活跃了，有人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反思，也有人变节了，这一切都与渴望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来一次革新与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同时产生了。所有这些对莫斯科“二十大”上所发生事件作出的极为矛盾的反响已成为现实。我想，赫鲁晓夫本人也未必能想到他的突破会产生如此互相矛盾的后果。

赫鲁晓夫和已经死去的“领袖”的幽灵终于成了１５００名“二十大”代表注意的中心，但他未必能想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场面会立即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在这个舞台上，社会主义各种观念之间展开了长期斗争（这种斗争至今尚未结束）。一方面，是正统的、僵硬的、官僚主义的、强制的、不妥协的、单维的，为了思想的胜利，甚至不惜去证明犯罪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则是民主的、人道的，观念上是多维化的，它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认为只有依靠“纯粹的”、人道的方法和手段，才能产生崇高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才有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妥协与共存。当然，赫鲁晓夫还没有今天我们所获得的那种概念的观点。但我敢说，如果不把新思维仅仅归之为当前对核世界严酷现实的认识，而看成是对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原则上新的“理解”，那就必须说，赫鲁晓夫已稍稍打开了社会主义世界通向今日还被某些人当作邪说的­精­神财富的大门。赫鲁晓夫撕下了暴君身上永不犯错误的外衣，在他身上就像在“哈哈镜”中一样反映了当前时代最复杂的矛盾。斯大林简直是一位集崇高的思想和惊人的荒谬于一身的超级大师。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完成当时已经开始的事业，但毕竟使我们不仅有可能理解时代，而且有可能深入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面貌。回过头来看看别尔嘉耶夫，他也许比别的许多人更能深刻地理解历史哲学的奥秘。人们正是依靠这种历史哲学才能透过万古长青的生活三棱镜找到某一人物的不少谜底，或者至少能希望对它们有所了解。别尔嘉耶夫写道：“每个人按其内在的本­性­来说，都是一个大世界，也是一种微观世界，其中反映并存在着整个现实世界和全部伟大的历史事实。”瞾矉矓矠

每一位探索者，一旦克服时间的层次，试图理解一去不返的东西，也就同时有可能看到你想为之画像的那个人的思想、意志和热情的结果，时而是非常微弱的、时而是大喊大叫的“痕迹”。“发掘”往昔的、已经不再喧嚣的、可怕的东西的遗物对此会有所帮助。斯大林主义的遗物需要长时间地加以认识。有时，除了分析具体事实，我还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哲学的方法，这种历史哲学在这里就像是向后看的“预言”。人们只有理解了过去，才能作出面向未来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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