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色­家族，我对父亲的印象，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荣耀和风光。在我记忆中，曾无数次穿过枪林弹雨中的父亲，从来就是一位­干­瘦而苦难的老人。他身上究竟有多少处伤疤，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炫耀。我完全知道，如果采访，真实地把他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一定比我们在任何一部党史军史上面看来的细节和情节，要生动得多，形象得多。我不忍心仅仅从绘画的角度，来观察他留给我们的任何一个细节和情节。单就当初在万年台阅兵场上，和廖佐煌决斗的那个高挑小伙子，他那张白净的脸皮，究竟是怎样消失？怎样在一次次战火中熏烤，变成一块坚硬的岩石，灰黑中透着酱红，而且，在我印象中，这种颜­色­，至死都没有改变。我想，我可能会放弃绘画，而选择带兵打仗。要不是八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回乌溪小镇，在躲避“文革”武斗炮火的同时，又接触了一对画家易安和莫尚，成了我绘画的启蒙老师，我可能还留在某京的某一军队大院里成长，顺理成章去当兵。我知道，父亲的老上级，某某副部长的儿女们，在那场风暴中，父母被关押，孩子们一个个落汤­鸡­似的，后来都特招到了部队上，其中有一个年长我大半轮的姓吕的小六子，还在部队混出了名堂。现在，已经在某某舰队当上了少将。虽然，我知道这些世事的变幻，和我父亲身上的伤疤，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必然就有自己的道路好走，每条道路往前走一步，都会产生必然的结果。走路者本人，对选择道路走下去的目标和处境，他通过这么走路，究竟会得到什么，往往一无所知。比如，我父亲脸­色­的变换，大概是过草地的时候，翻越夹金山吧，脚和脸都冻烂了，红肿得使人害怕，咦，大西北的太阳一晒，老痂脱落，又长得细皮­嫩­­肉­的。后来上抗日前线，大概是运炸药去炸毁通往太原的一个无名火车站，铁轨炸了，车站毁了，不知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不小心点火早了，没跑得赢。父亲他们那个班的同志全部炸瘫，只有父亲和他的班长，满脸焦黑浑身着火地从自己人制造的火海里冲出来。留下命就不错了。从此，父亲的脸­色­，就再也没有恢复正常。尽管他一直在后勤部门工作，他身边就有担架队医务所，草草包扎之后，他又活了过来。那时战事正紧，他也没有在乎怎样修补自己脸上的伤疤。直到他的脸，十多年后，在上甘岭，或者后来的某某高地，那场著名的恶战中，有人说是因为他运送补充弹药，有人说他舍身救战友，被炮弹轰起来又落进很深的坑道里去，烤得焦糊。我知道，他不在乎特殊的战斗经历给他带来的脸­色­变换。或者，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好生在乎自己。他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不，是和死神紧紧拥抱。他的确记不清身上究竟哪儿中过子弹和弹片，在我心目中，他几乎就是战神。此刻，战神衰弱，或衰老了。他身上最使人感动、激动的伤疤，和酱紫酱红的脸­色­一样，恢复了平静。虽然，在我记忆中，他从没有像健康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许，他住在某京东郊某军医学校背后某一风光秀丽的院落，说不定我也曾在这个院落里长大。说不定那样的院落，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城市，军队或者地方的敬老院或­干­休所。那栋暗黄小楼，就是我的家，栖身的和心灵的家。几十年征战生涯，我在父亲身上看到的不是金光闪闪的勋章。虽然，那些勋章在我们家的某一朱红木柜和壁橱里珍藏。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一天到晚都在往鼻子里喷着药水。他的鼻梁很高。我知道，那几乎是他唯一留下来的美男子的标志。也许，的确，他曾经是一个美男子。说不定他究竟是不是美男子，还不仅仅只有被廖佐煌抢去的那个布依族姑娘才能证明。可惜他那高高的鼻梁，在我眼里也不对称，有点变形，鼻孔左边大，右边小，而且左边的大鼻孔如刀砍斧削，很是好看。算命先生告诉我，那种鼻子是尊贵和权利的象征。可他们那种战争年代生活经历这么过来的，一次次把脑袋吊在裤腰带上穿过硝烟炮火，拥抱死神，有什么尊贵权利可言？他喷药水总是从大鼻孔里喷进去，然后，侧过脑袋，又让那些讨厌的药水，流到使他觉得舒服的地方。他鼻腔里不知哪个角落，还残留着敌人的子弹或弹片。我不知道那些子弹或弹片，是不是喷了药水，就能稀释、融化。我当然也不知道弹壳碎片残留在身体里，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不知道他喷的那些药水，究竟有多少作用。总之，从他没喷药水前，低头痛苦呼吸急促样子，喷了药水后他抬起头把脑袋靠在松软的椅背上，让酱紫­色­的脸庞，渐渐平静下来，接着，他那­干­瘪的脑袋一侧，就会从鼻孔里发出破碎的响声，而他也在这破碎的响声中，渐渐入睡。我知道他的入睡，也是似睡非睡。他在表面看不见任何伤痕的内心伤痛中过日子。也许，他所有伤痕，都已埋在了心灵深处，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凭­肉­眼看见，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慢慢地靠那永远也喷不完的药水来承受。究竟他承受了些什么，可能谁也不知道。我发觉他心底里最喜爱他那身结实的马裤呢军装，以及珍藏在他的记忆里的勋章。他的勋章，有些，偶尔翻出来，戴在身上，有些，则长久地珍藏在他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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