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亲，根本就不是，我们仨小子，万年台阅兵场，决斗那年，参加的红军！”

望着墙壁上的空剑盒，如风老辈，当年的­干­豇豆，显得十分平静。

“甚至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父亲参加了红军！”

我茫然。

“没有得到，那个布依族姑娘，乌什么支的呢？他就跑了。我和黑蛮廖佐煌，都不知道，他跑到了什么地方。”

我怀疑。柳如风，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儿，回忆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清醒？

“涞滩码头过红军，我的女儿，双胞胎女儿，水英和水灵，都快满两岁。”

哦，既然如此，父亲又是在哪年，怎样参加红军的呢？

我得继续考察。

父亲毕竟是一位穿过无数枪林弹雨的老人。虽然年迈，毕竟是军人，毕竟不仅仅是一架吱吱作响的老风车。事过境迁。我必然会受到了当今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我不会仅仅带着崇敬的目光，来欣赏和感受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岁月，不是艺术，不是绘画，而是战争燃烧的土地上，千百回的舍生忘死，为信念，为理想，聚集起来的男人女人。他们都很年轻。无论画家，还是作家，都不可能把战争中他们个人的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天衣无缝。我只能凭想象和记忆，走进父辈们火热而沧桑的心灵深处，找出一些片段，不那么完整地描画他们铁马金戈、钢浇铁铸的多彩人生。实际上，当年阅兵场上决斗失败的小伙子瘦狗，深山刘家祠堂遭了土匪放火和抢劫，背着空空的剑盒，在当年老瘦狗曾和石达开的小妾佘三娘相遇的涞滩码头卧佛寺一带流浪，无家可归。恰好，第二年，或再晚些时候，一九三五，春天，红军来了，他参加革命，直到一九五八年十月，朝鲜战场打完美国鬼子完全撤回国内，我志愿军某兵团后勤参谋部长或作战股长，遍身伤痕的刘正坤，已三十八岁，还没有结婚。他想，他们那一代人可能把遇上的战争，都已经统统打完。战争岁月把他打磨得像一台艰难发动的残破机器。他那时还在某军医院的病床上吊盐水。授衔时，他没有当将军，虽然他有很多勋章。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战斗经历和业绩，在某京某个雄伟庄严、富丽堂皇的大楼里，他带着伤痛，站在授衔大厅遥远的角落，被宣布为某某某某无关紧要的军医学校的校长。他几乎木然地接受了这一切，他知道有许多比他战功显赫的上级、战友和下级，都早已安眠在自己的国土和异域他乡。他的生命，实实在在就是捡来的。尤其是在上甘岭，或某某高地那场战斗，和他的生命牵扯了一生的廖佐煌，居然躺在他怀里咽气牺牲。也许，他认为经历了那一切，现在无论安排他做什么，授他什么军衔，任命他什么职务，都已经显得不十分重要。同时，他也没有威风凛凛地登上某某军医学校部队的阅兵台上去发号施令，便默默地住进了某军队老­干­部疗养院­干­休所。没当上将军，也许他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我却有点耿耿于怀，父亲不是将军，就不能算我党我军高级将领，而我也就不算名正言顺的高­干­子弟，至多只能算做革命军人的后代。所以我必须发奋图强。不过那时还没有我。北戴河畔春风暖，秦皇岛外打鱼船。我想，疗养院里的父亲一定对这片充满皇家气派的好山好水，并没有什么奇特的感觉。他就是在那个疗养院里，由组织介绍把分配来照顾他的一位烈士遗孤作为自己的妻子。画家柳偃子回忆到，那个年近三十又矮又胖的军医护士，后来就成了我那温柔善良的母亲。当然，他们也就木然默然地组成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勉勉强强令人羡慕的红­色­革命家庭。我不知道，父亲对组织分配的婚姻，是不是和组织分配给他的军衔职务一样木然。父亲很瘦很高，带着战争的累累伤痕。母亲贤惠尽职，和很多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流浪孤女一样，对生活爱情，也并没有过高的追求和向往。他们和睦相处，相敬如宾。疗养院养好伤，他们相扶相搀，幸福甜蜜地回到父亲任职的那所军医学校。也是因为组织照顾，降格的将军里楼住着，疗养院式的别墅里养着。也是因为组织照顾，母亲成了照顾父亲的专职护士军医，默默地修补着他们各自在战争中遭受的内伤与外伤。结婚几年，没有孩子。大概自然灾害已经过去，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孩子，我的降生。当然，母亲也曾开玩笑似地对我说，你有个哥哥。哥哥，在哪里？我怎么没见过。母亲笑而不答。也许，你哥哥，喂狗了。正如父亲所说，生下来，羚羊一样，叫了一声，就死了。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