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生命的必然呢？

如果我父亲真是某某军医学校不管事却德高望重的校长，那么，他极有可能带着军医学员和解放军战士，到老君山上来完成当初他不可能完成的生命壮举。就是，剥去了血­肉­之后，对他所珍爱的对象，来一次接触骨头的灵魂抚摩，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心愿，一种嘱托与寄托，更有可能是一种内疚和向往。

老君山下的观音岩，设为红军临时野战医院的那些天，艳阳高照。沿河两岸，菜花金黄，坡上坡下，桐子花开。那对红军医院的少男少女，翠花和瘦狗，他们所做的也根本不是什么像样的医院工作。他们把观音岩洞红军医药仓库的草药，搬到河边去清洗­干­净，然后，运回观音洞背后的石板坡上晒­干­，再用土制陶罐把草药装起来。余下的日子，他们借来马刀石磨石碾，把草药捣碎，由懂中医的红军医生，把药粉配制起来装好，分散到其他红军医院和基层部队里去。有些留下来，给受伤的红军治病，所以，在桐子花开的观音洞下面，父亲加入红军的经历，完全值不得炫耀宣扬。甚至，他们那时还没有摸过枪，也没有打仗。我们也很难说，他和翠花之间，有什么像样的爱情，因为和他们一样大小的红军战士，在那个很难说就是红军医院的宿营地，还有许许多多。那时，红军医院主要治疗的是枪伤和刀伤。他们制造的中草药，也主要是止痛、止血和消炎。那些药究竟怎么用？他们和那些小红军战士一样并不了解。据父亲回忆，一旦进入革命队伍，再小的战士，都觉会得自己已经成熟，而年龄再大的红军，都会觉得自己很年轻。他们排队唱歌吃饭，他们有说有笑。洗草药，晒草药，碾草药。只有当他们听到山洞里做截肢手术的红军战士，断了腿断了手臂，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喑哑苦痛的叫声，手术刀，就是锯子和斧头，砍锯那些断肢残臂，咔嚓咔嚓……或者，夜晚，终于无法医治的红军战士无奈离去，医生护士一片深沉痛苦哀悼之声。红军的路途，对父亲来说，根本就不是铺满鲜花的记忆，虽然给他带来少许荣耀，而多数时候，却是刻骨铭心的痛苦。

父亲那架“英雄的老风车”，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时，春光明媚。他坐军医学校背后皇家园林经过改造的暗黄小楼门前，戴着瓜皮模样的老式军帽晒太阳。他那张专用马扎椅，被母亲铺得结实又松软。小楼门外，林木葱茏，小溪流淌。溪边那块菜园，自父亲回老君山牵了红军女护士坟墓以后，回来，每年的作业，就是在园里种油菜。而且，种油菜一直成了他和母亲终身的劳作，每当油菜花开那些天，父亲都要在小楼门前晒太阳。眼望油菜花，他的脸­色­总是那样平静。他那标准的歪鼻孔，也不再咕咕喷气，也不往鼻孔里喷药水。那时，你很难想象，穿着简朴古旧军装的老人，不，那时他并不老，正值壮年。我不知道，我们组织任命他为军医学校校长，他究竟为人民军医事业，做出了什么贡献？多大贡献？我没有看到他从政的辉煌经历，我听说过他身为军医学校校长的壮举。六十年代，军医学校搞军事训练大比武。他颤巍巍地被几个解放军战士扶着，穿着崭新军装，带着大红花，登上艳阳高照、旗帜招展、挂着庄严慈祥主席像的阅兵台上，检阅他那英勇整齐的军医战士。那时，终于从他呼呼作响的鼻孔里，传出了一阵阵庄严的声音。他那时的声音，依然一如既往地严厉而­干­裂。他讲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军队里的军医护士的历史和光荣，他也讲现在这所军校，在军队中培养护士军医的历史重任。他的讲话稿，原本是办公室主任为他代写。他并不认识几个字，他的讲话稿很厚，每个字有拇指那么大。他看了两眼，当然也戴着老花眼镜，可是，他的讲稿却端得调了头。当然，他也无法按照讲稿训话。那天，阅兵场台上，发现他讲话端倒了讲稿秘密的人并不多，除了办公室主任以外。不过，他这则笑话，却被传为一段佳话。学校盛传老校长老领导讲话有水平。那时经济困难，学校的创立和发展，也非常艰难，他找到军队的医疗后勤管理部门，他的老上级老领导，拨款修大楼修食堂修宿舍，修马路修电影院修实验室。一座新兴军医学校，在他无形的大手中崛起。可惜，好景不长。学校辉煌起来，他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下去，又进入一个长长的冬眠，直到“文革”开始，他靠边站，又住进了军队疗养院。也许，因为他极力宣扬军队大比武，军医大­操­练，受到排挤和批判。一九七一年，他便把我送回乌溪小镇。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因为，那年，他听传达，他老部队的老首长，成为某某死党，摔死在异域他乡。或者，他觉得命运不可捉摸、无须捉摸，随时等待他的也可能是生命的完结，或他对“某某死党”有深厚感情。父亲参加的那支部队，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都是某某死党部队的底子，或有某某死党的­阴­影。尽管他一直都在这支部队搞后勤，他的生命和血液，始终和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紧紧连在一起。说穿了吧，就是林罗的四野，第四野战军。他最敬佩的某总摔死了，他一脸肃穆，残破的风车，吱吱响了许久。他想，也许，他也快死了。他便把我匆匆送回乌溪小镇。那次，他并没有叫我带回他那个祖传的空剑盒。那时，我还不知道空剑盒是我们的传家宝。我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过什么家族的真传。我成为军旅画家，完全是一种偶然。要不是一九七一年，我回乌溪小镇躲避“文革”灾难，或者，那是父亲对我的保护。他认为某总死了，会清查到他头上。他被清查，如果按照血统论，我也一定要受到株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父亲把我送回乌溪小镇最真实最直接的原因。如果是，我觉得他太可怜了。一个人的命运，包括我和他的命运，和某总个人的存亡，究竟有多大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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