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黄昏，车到泸定。我们的车，停靠在一个没有站牌的车站。斜坡陡弯，房屋低矮，那很难算个像样的车站。真正的车站，正在改建扩修。这里只是借的房屋勉强送往迎来过路车辆的招呼站。刚下车，就有矮矮敦厚、健壮质朴，像刚从山地里挖出来的山药蛋一样的男人女人，晃晃着影子从我身边走过，那就是泸定县城现在的居民。我虽然没有看到多少身穿藏族彝族服装的人，但我知道正是他们的前辈，父亲或爷爷，母亲或女­性­前辈，经历目睹了我们的红军从泸定桥的对岸沿着燃烧的铁索冲到北岸，完成了一支军队和后来的一个政权，绝处逢生的壮举。虽然，在我想象中，他们也是一群善良而暴烈的山民，或水民，他们是真正的山药蛋，皮肤黝黑，个子不高，走路的身影，像不断向前滚动涌动的流水。我不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样赋予了这样一群山民的重任，他们又是怎样肩负起来，直到把现代中国的历史，从这头扛到那头，去连接一个更加残酷的未来和一个更加灿烂的新生。

山药蛋还在继续向前涌动。他们似乎没有关心我这个多情的外地来的客人，我也没有拿出我的画架、画板、画笔和摄像机，来记录和描绘他们留给我的这一幅幅现实与历史交替映照的图景。

“喂，师兄，上哪里？”

也是一个矮矮的、胖胖的、黑黑的，长得像少数民族，彝族或藏族的小伙子，很亲切地把一辆崭新的长安面包车停在了我面前。我仔细打量着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的小伙子，穿了一身还算­干­净的高原山里人常见的棕­色­布夹克，左耳上戴了一枚镀金的耳环，认真地望着我。瞥了一眼他的耳环，我心里稍微生出一丝犹疑。我怕遇到了开黑车的少数民族小伙子，他那亮亮的耳环明确标志着，他可能就是少数民族。我极力装出一副久跑四外的样子和他讨价还价。我说，把你们这座县城的主要景点跑完看完，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钱？他说，好办。这个县城本来就不大，景点也不多，可能个把小时就逛完了。钱么？随便你怎么给。没想到小伙子这么爽快随和。我坐上了他的车。他一边开车，一边向我介绍。他主动告诉我他叫阿果，家住县城郊外牦牛屯青稞乡，对所有来这里参观旅游的朋友都很热情。这座城市的主要景点，他说，县城老街道已经快要消失，而新街长征大道就在背后，还没有完全铺设起来。顺着老街往西上去，是大渡河的上游。大河对面，那段连绵起伏终年松柏覆盖的山脉就是海子山，红军当时就是从对面打过来的。而这面比海子山更高更陡峭更­阴­森的山峰，就是凤凰山，或二郎山的余脉。

夜幕降临。高原河边小县城，灯光闪烁，似繁星点点。阿果开着车在新城旧城模糊不清的街道上慢慢行驶。他告诉我那条宽阔的长征大道，一直通到新修的县委县政府。长征大道两旁已是灯火通明，小商小贩们最晚一批生意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山货、核桃、板栗、药材，商贩和买主，看客和行人，毫不客气地堵住我们的道路，面包车无法行走。我感到有点沉闷。我想象中的那条改变了红军命运的街道，和眼前的景象差距很远。既然红军在这里柳暗花明，我想，这座城市也一定是海阔天空。我忽略了这一带是我们国家遥远的西南边陲，而且，是通往更加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西藏高原险途的必经之路。我想，既然是红军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到过的地方，或被历史逼迫他们通过的绝境，哪有什么海阔天空？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心灵压抑，和当时创造历史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阿果把车停在一丛寂静的松柏树下，树丛中隐隐闪现出一座黑黝黝的独家院落。院落侧面墙已经倒塌，倒塌的地方正在修建。一盏灯光从倾斜的房梁上­射­出来，默默地把小院的晚景，留在周围一片通明的灯火中。阿果告诉我，那是当年的红军作战指挥部。朱德曾经在这里指挥红军后来的一场场追歼国军川军民团的战斗。我大吃一惊。可以进去看看吗？阿果说，不必了，现在进去什么也看不到。正在拆迁，不久，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唉，真遗憾！我说，能不能把车开到外面去，高一点，宽阔一点的地方，看看咱们这个县城最美的晚景？他说，好，城东，崭新的刚刚修建起来的康巴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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