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议会以全省公民间接选出之议员组织之，凡有左列资格者皆得被选：一、曾在国内外专门学校毕业者；二、曾任荐任职一年以上，或委任职三年以上无过失者；三、曾任省县议员三年以上者；四、曾任中等学校以上校长、教员二年以上者；五、曾任省县公团法团职务五年以上者。省议员之名额暂定一百○八名，全省分三大区，一区卅七名，二区卅六名，三区卅五名。

湖南宪法会议第一次名单如下：

主席：荆嗣佑，副主席：江隽

议员：唐国珍，黄英灏，陈小元，汤日新，晏孝泽，严国桢，左全志，唐陶，雷飞鹏，王克家，陈振东，黄钺，彭定均，周天爵，鲁兆庆，胡毓桢，黄纯垓，黄衍，杨华，陈坚，熊焱华，方荣煊，杨云鹤，唐德度，李宗嵘，黄藻奇，何炳麟，宾步程，朱继承，马续常，曹典球，唐瓛，杨树穀，符定一，程子枢，李希贤，陈强，张声树。

主任秘书李鸿辉。

湖南省宪的制定，曾延聘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审查委员则由各县派选，县选一人，大县加选一人为审查委员，对省宪有修正之权，但决定权则属于全省公民总投票。筹备工作由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及省议会议长彭兆璜主持。筹备了一年多，直到民国十一年元旦才公布省宪法。

四川的各派各系军人联合驱逐滇黔军时，曾在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这个联合办事处长等于就是督军或者总司令。

早在9年12月10日，四川军人在重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中已经作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署名公布。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宣布自治的省份。

北京政府认为四川已倾向北方，于是发表了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熊于10年1月12日通电拒绝接受省长，21日全体川军将领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命令，在这种气氛下，倾向北方的刘存厚也不敢接受督军任命，同时也只能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不过刘存厚内心仍愿靠拢北京，所以他打了一个密电到北京，表示自己始终拥护“中央”，由于目前四川环境特殊，所以不能公开表示态度，请“中央”予以谅解。这时北京政府正因为在四川问题上丢了面子，碰了钉子，所以就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一来刘存厚变成川人之敌，大家骂刘口是心非，甘心降北。刘存厚丢了人，于是打电报到北京，埋怨北京政府不该把他的密电公开，使他无地自容。使刘存厚更尴尬的，还不只此，他曾收买刘湘的部下，以军长职务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结果被刘湘发现，即将陈能芳撤职。同时在唐继尧还未下台时，刘存厚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张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秘电本，于是把周扬移送在重庆的“联合办事处”处理。

由于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川军一二两军将领大为愤激，他们联名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会攻成都。

“联合军”要取成都，刘存厚所属的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来会合北路军，刘存厚所属的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勾结，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在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形势下，3月12日刘存厚在成都被迫通电下野，退往灌县，在离开成都前，所部交成都卫戍总司令、第三军军长刘成勋接收。

联合军开进了简阳、新都，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田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予以吸收改编。

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

刘存厚集合了他的部下万余人退往陕南宁羌一带，准备重整旗鼓。

贵州是仅次于湖南和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的省份，它是于10年1月28日宣布的。

贵州军人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旧军，以刘显世为首；一个是新军，以王文华为首。民国初年，黔军经常侵占湘西晃县、洪江一带，这些地区是出口鸦片和交换军火物资的交通孔道，黔军和湘西地方军人朋比分肥，所以大家水|­乳­交融，相安无事。湖南当局对于这块地方，有“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之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理会。

护国讨袁时期，黔军团长王文华调往四川作战，刘显世改派旧军统领王华裔进驻湘西。后来王文华升任师长，授川黔军总司令等职，因此贵州的新军便逐渐抬头，力量也一天比一天超过了旧军。

9年10月王文华的黔军退出重庆，有意回师贵阳夺取督军宝座，但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因此不大好意思，乃派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命他率军回黔，夺取贵阳，王文华自己却悄悄地跑到上海，隔岸观火，坐观其成。

卢焘率军回黔，刘显世无力抗拒，乃放弃贵阳，循滇黔公路到了昆明，拟求助于唐继尧。同时派其心腹将领袁祖铭到湖北求助于王占元。

刘显世也知道王文华是卢焘的幕后指使人，所以恨王入骨，袁祖铭经由汉口到上海，收买上海的流氓，打算把王文华刺死。10年3月16日，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被流氓刺杀，当场毙命。

王文华遇刺后，无形中替卢焘造成了机会，他在获知王文华的正式死讯后，就由代理总司令自动调整为贵州总司令了。

刘显世到了昆明不久，他所托庇的唐继尧也被部下赶走，仓皇离开昆明，其命运一如刘显世之离黔，后来湖北的王占元也垮了台，因此，刘显世想借助外力复辟再起的计划便落了空。

袁祖铭因为和王占元有香火缘，因此搭上了直系新兴领袖吴佩孚，所以取得了军费和军火的接济，偷偷地折返，在湘鄂边境组织了一支武力，号为“定黔军”。由于这支“定黔军”是北方军人所支持，因此卢焘便和北方为敌。

10年4月2日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且组织了省宪会议。

早在3月间，他已正式接受广州方面的任命，为贵州总司令了。

赵恒惕（炎午）先生曾就当时湖南倡言自治，及应付当时湖南内外情势种种阐叙綦详，特录如下：

中江仁世先生文席：读五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北洋军伐九七二段大著，谓鄙人以自治号召，保境息民。一方面以川、滇、黔、粤四省，成立联省自治阵线；一方面又与鄂、赣两省成联防条约云云，事实殊未能如此。敞省倡言自治，并未注重联省。意在各制省宪，合制国宪。如省宪与国宪条文有冲突时，即须改省宪。故湖南省宪，绝无联省字句。当时西南情形，卢焘主黔政，而非黔籍。故对自治极冷淡。四川省军各据防地，不能统一，仅与杨子惠（森）、熊锦帆（克武）、刘甫澄（湘）有往来，其他首领，绝无交往。云南唐、顾之争正剧，相距稍远，通讯亦难。广东客车各有防地，既不统一，难言自治，仅与许汝为（崇智）因同学关系，又有许崇清之联系，故有往来。陈竞存（炯明）及其他军要，殊少交涉。西南各省情形复杂，故不能积极以自治相劝请。仅于李宗仁、白崇禧主持桂政时，见其朝气勃勃，努力图治，全省统一，曾力劝其制订省宪，亦因湘桂交通较便，故亟思结合，成一坚固之自治阵线，庶几于省防省治，皆有大益。此为当时西南之实际情形也。至于鄂、赣两省之主政，皆为北洋军伐，绝无成立联防条约之事，不独自毁护法立场，亦且堵塞自治路线。倘有联防条约，则援鄂之役，彼岂不严词诘责耶？自问当时对时事极隔膜，政略更幼稚（当时倘能了知如大著所述各方情形，则应付必较灵活，贡献国家必有可观）。亦因连年战事，民力凋敝，财政枯竭，即派遣代表旅费，往往筹措维艰，迟延甚久，或竟终止。如此岂能于竞争角逐之场，有以自立耶？……当时孙中山在桂休，急欲北伐，我以北洋势力尚盛，须整训两年，政军并修，则胜算可期。未得孙中山许可，乃与胡毅生商定湘粤米盐互换以裕饷源。军事则有两种计划：一、湘粤军分路作战，即粤军利用铁路由岳州羊褛司进攻蒲圻。湘军则由平江长寿街抄袭蒲圻，以收夹击之效。亦因湘军路线较熟，步行较便也。二、湘粤军混合作战，岳州与平江由湘粤军联合担任。请由孙中山裁定。并派参议员李汉丞至桂林欢迎，惜因陈炯明叛变，此计落空。……此颂。撰

祺

弟赵恒惕启十一月九日

一七五、广州军政府的颠沛

当北方的直皖两系互争雌雄之际，南方也启了战争，南方的战争是粤桂之战，是粤军回粤，驱逐桂系之战。

粤军成立于6年12月，这要从广州的护法军政府说起，军政府之建立，主要是孙中山的号召和海军的拥护，以及一部分国会议员的合作。可是陆军方面则依赖桂系，孙中山希望在海军以外能再建立一支革命劲旅，为军政府之中坚，但这个计划，受到桂系的阻挠和破坏，因陆荣廷视两粤为桂系的私产，卧榻之旁自不愿他人高卧。

那时候，陈炯明希望能掌握一部分军权，因此游说孙中山，希望能统率一支军队援闽，以向外发展，可是桂系不会分拨出一部分军队，于是孙中山就命胡汉民、汪兆铭去找广东省长朱庆澜，请朱站在乡谊情份上，拨出一部分地方武力，朱在省长辖权内只指挥全省警卫军，因此答复胡汪说：如果陈炯明愿居省长公署亲军司令名义，则可拨粤军廿营交其统率，以为出师援闽的基本队伍。胡汪回报，孙中山认为此时重要的是只求有军队，名义没有什么关系，陈炯明也不坚持。可是桂系闻知朱庆澜以兵力助陈，就对朱施压力，朱庆澜被迫去职，广东督军陈炳焜（桂系）乃悉收省署新军归督军署，孙中山对桂系的行动至为愤激，派程璧光、胡汉民、汪­精­卫力争，和陆荣廷再三商洽，陆始将陈炳焜调职，以莫荣新继任粤督，答允改省署亲军廿营为海军陆战队，由陈炯明率之入闽，这批军队虽号称廿营，实数只四五千人。就是日后的粤军。

6年12月2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邓铿和许崇智为副司令。

粤军出师后，不久即克复龙岩、漳州、汀州各属，闽南闽西尽入护法范围。海军的海圻、永丰、同安、豫章、福安五舰亦于12月7日黎明向潮汕进发。海陆两军同时入闽，前途大有展望，不料龙济光突在海南岛宣布就两广巡阅使，派军数千由琼岛潜渡登陆，深入粤境，海军乃回师救援，援闽的军事行动遂告胶着。

7年2月13日，孙中山因陈炯明率粤军进驻汕头，迟徊不进，曾函促其攻闽以回边防。

此后，广东的军政府内部问题重重，四分五裂，陈炯明的粤军在闽粤边境上不战不进不退，只求坐大，孙中山原拟以这支粤军为革命基本武力，结果只是造成了陈炯明的个人势力。

7年2月26日，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这是军政府内斗最激烈的一幕。

孙中山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武力，以完成削平南北军伐，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中国，这个愿望是在孙于民国6年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才确立的，可是当时孙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人才，如胡汉民、汪兆铭、戴传贤、居正等都不是这样人才，朱执信虽有冒险犯难的勇毅，可是对于军队的整训和组织，又不是专长，于是孙中山在几经考虑后，想到了蒋中正，蒋这时正在上海，孙于7年3月2日电召蒋，5日蒋由沪抵穗，一连数日与孙密商，孙恳切希望蒋留粤，先从整理粤军着手，11日蒋奉命遄赴汕头，晤陈炯明、邓铿，15日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职。

这时候，日本头山满和犬养毅函请，孙中山赴日一行，孙因非常国会已定6月开会，所以万难离粤，特派朱执信前往，面告护法战争之目的在于恢复国会。

护法政府内部危机重重，主要是桂系和政学系结合起来排除孙的大元帅职。5月4日广州非常国会开会，出席议员80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案的占40余人，多数通过，于是孙中山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议会，并通电辞职。5月20日非常国会选出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为军政府七总裁。

5月21日孙中山告别粤中父老昆弟，表示临别惓惓之忱，并勉以负救国及整治乡邦之责，培养民力，增进民智，扶持风俗，发展自治，采人所长，去我所短。随后即偕胡汉民等，离广州赴汕头至三河坝。蒋中正趋迓于江­干­，睹孙形容憔悴，不觉凄然泪下，因即侍孙赴三河坝，长谈至午夜，孙中山留三河坝数日，与陈炯明会晤，并巡视陈部攻闽战线，力劝陈冒险前进，陈不置可否。6月1日孙赴汕头粤军司令部对于军略及编制，详细指示，下午搭乘大阪商轮苏州丸启行，粤军司令部遣卫队和军乐队在码头恭送，蒋照拂一切。孙中山取道台北至日本，25日返上海，27日由上海驰电陈炯明并转蒋，电云：

“汕头陈总司令鉴：并转介石兄鉴：闻张怀芝率大兵已到赣，不日恐有攻粤之事，又闻北兵二千余，由海道至汕，登陆援龙（指龙济光），李厚基在闽兵力，日日增加。……现已在三面包围之中，地位极为危险，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则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敌胆寒，一进必收奇效。否则士气日丧，响应日微，敌胆日壮，而我以可胜不可散之兵，据能战而不能退之地，必无幸免也，诸兄其速图之！”

8月30日援闽粤军进克漳州，即将总司令部移驻漳州镇守署使。

蒋因为粤军无所作为，孙中山又留沪未返，所以也请假去上海。

9月1日许崇智在前方督战，由各将领公推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李炳荣、熊略、罗绍雄、邓本殷诸部皆归节制。4日蒋谒孙中山请训，因奉命返粤，5日偕邵元冲启程，13日抵汕头晤粤军参谋长邓铿，18日抵漳州总部，晤陈炯明后，检阅各方战况报告，计划进攻同安，猛击北军。

12月13日孙中山函许崇智和蒋中正，嘱固守观变，勿萌退意，认为须保守固有地盘，维持固有武力，以为应机观变之用。

此后国内变化甚大，民国8年6月29日孙中山函陈炯明，促其自福建回师广东。孙认为粤军此时在闽不特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且给敌人造机会。故欲求今后的生存，必赖有冒险­精­神和奋斗决心，应把握时机，自闽回师图粤。

民国9年2月间，驻粤滇军有二李（李根源李烈钧）之争，广州军政府瓦解，非常国会亦分裂，反对桂系的军政府首领和国会议员均纷纷离粤。6月29日孙中山派朱执信和廖仲恺到漳州，敦促陈炯明返粤驱逐桂系，许以经济上之援助。粤军将领许崇智和邓铿等亦向陈炯明陈说。陈炯明本无意回粤，但经不起内外要求，乃与福建督军李厚基密约撤兵，由李厚基供给军费饷糈，以交换粤军撤出闽境，闽南粤军驻地由闽军接防。陈炯明私心在保全实力，不愿消耗实力，所以暗中派遣黄强、金章等向桂系及其附属派系政客暗中勾结。古应芬和廖仲恺劝陈无效，朱执信认为陈炯明反复无常，一怒而折返上海。

孙中山认为必须请蒋中正来闽，始能促成粤军回粤重建革命基地。7月16日蒋自上海经鼓浪屿抵漳州，第二天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畅谈大局。这时粤军在陈炯明­阴­谋下，积极扩充私人军队，增编至十余旅，其中叶举、陈演雄、陈炯光、尹骥、翁式亮、钟景业、杨坤如等皆跋扈自私，与主张革命的许崇智军积不相容，蒋甚感忧虑，认为自己留在漳州无助于大局，因此折返上海，向孙中山报告一切。

7月中旬，北方直皖战争爆发，才五天，号称无敌的段祺瑞边防军全部溃灭。南方的桂系本与北方的直系暗中勾结，因此，拟借这机会打算混水摸鱼、计划派兵入闽，这是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表面上是伐闽，出军时就顺道先灭粤军，同时以福建地盘为铒以诱海军，于是海军林葆怿径电陈炯明，宣称不管粤军同不同意，海军都要策应桂军来攻福建。这一来，陈炯明才感到事态严重，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与桂系势不两立。

桂系计划攻闽，迫使陈炯明决心回粤，同时和闽军连结一气，全力合作。

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誓师，分左右中三路回粤。

以第二军全部任右翼，由永定、上杭、武平进攻大埔、松口、蕉岭、平远；由许崇智指挥，负责肃清韩江上游，占领梅易、兴宁为目的。

以第一军之一部任中路，由小溪、平和进攻铙平、平原，而出高陂，由叶举指挥。

以第一军之一部任左翼，由邓铿指挥，与中路军会合，共同肃清韩江下游，以完全占领丰顺、潮安、汕头为目的，而以破惠州为最后目标。

同时，邹鲁、姚雨平等以义勇军名义在潮汕应援，运动刘志陆的亲信军队铙光、罗兼柔为内应。

粤军远戍福建已经两年，平素被桂系的欺凌压迫，凡有血气的人，无不痛心疾首，因此回师命令颁下，全军振奋，都抱破釜沉舟之志，以光复故乡驱逐客军为目的。所以攻势开始后，极为凌厉，粤督莫荣新弄巧成拙，惹祸上身，急调桂军­精­锐莫正聪，卢炎山、江永隆、刘达庆、卓贵廷、林虎、马济、沈鸿英及滇军李根源等军分头抵御，可是挡不住要回家乡的广东佬。桂军驻粤多年，搜括自肥，情形类似张敬尧军之在湘，因此军纪废弛，毫无抵抗能力。8月16日粤军攻克大埔、潮州、梅县。

21日陈炯明抵汕头督师，孙中山特电嘉慰，电云：“粤军分路进攻，所向大捷，连得名城险要，使敌闻风而溃。……捷报传来，欣喜无量，由此绥定百粤，预祝最大之成功。”

8月底，孙中山电促邓铿乘桂军意志未能统一，惊骇震荡之际，挥军疾攻惠州。又电请陈炯明接济赣军赖世璜部。赖部原属李烈钧。

粤军收复潮梅后，乘胜疾进，右冀进占志隆、龙川、河源。河源之战，桂军沈鸿英和林虎的主力惨遭击溃。中路进占永安，左翼由海陆军联合击破三多祝，进抵平山，距惠州仅四十里。

自从粤军攻克河源，平山后，桂军已没有抵抗能力。西江、北江革命军乘势突起。朱执信奉命偕吴礼和等策动虎门炮台起义，9月6日虎门炮台守兵正式宣布独立。

虎门守军起义后，因降军与邓铿之部队发生冲突，情况严重，降军要求朱执信莅虎门，朱执信于9月21日冒险只身入虎门要塞，因误会被降军包围，朱一面恳切劝谕，一面后退，退至半途，为乱兵枪击，竟以身殉，死时才36岁。

朱执信名大符，任侠苦行，­精­博能文，早岁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蒙难后孙悲痛逾恒。

粤军回粤，进展顺利，黄明堂、陈继虞、周之贞、王鸣亚、胡文灿、李天德、梅萼等，各地民军纷纷起义。西江、北江、琼岸等处都落入起义民军手中，陈自先集兵十八营，并继续扩大收编，向高、雷方面桂军进逼。

粤军第一主要目标是惠州，桂军全力固守，粤军屡攻不下，孙中山乃致电闽督李厚基，请其迅速派兵支助粤军，以收夹击之效。闽粤合兵当可收复惠州，惠州得则广州肇庆各地即不成问题。这时候闽军旅长王永泉和厦门方面的军队已和粤军合作，出发助防。

9月26日，广州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在省城对岸河南宣告独立。所有内河兵舰及广三铁路均为收复，驻扎江门警卫军司令陈德春亦和魏李采取一致行动，在绥远炮台组织办事处。这样一来，桂军的交通全被扼断。

10月1日孙中山致电湘督谭延闿，促湘军出师助攻，直下北江以攻桂军。

魏邦平和李福林的独立，摇动了广州的桂系，而海军亦逼桂系的粤督莫荣新离粤，莫荣新不得已乃倡调和之说用作缓兵之计，且用各种方法离间粤人，孙中山和唐绍仪、伍廷芳都致电魏李两人，敦促他们迅速驱莫以安粤局。

粤局本可一鼓而定，不料粤军进入粤境后，政治因素复杂，反而胶着不前，于是孙中山再促留在上海的蒋中正赶赴粤境，共图收复广州，惠州。蒋于9月30日由上海启程，10月3日抵香港，拜奠朱执信灵枢；5日上午乘船至汕头，登岸后即赴粤军总部和各参谋晤面，并拟定作战意见致驻扎老隆的陈炯明。

蒋的作战计划为左翼当独立作战，固守潮梅，海、陆丰暂时放弃亦可，目的在诱敌深入，俾松弛敌人在惠州的防务，以便右翼作战。右翼可分为二部：一向龙门、增城前进，独立作战；一部固守河源、紫金，监视惠州，相机规取。如果直取博罗，反而促成桂军死守死战之心，可能旷日持久，转不如西向龙门绕道。

作战计划拟定后，蒋即驰赴前线，加入右翼军作战。

粤军新攻势开始，桂军在各战线上俱露疲态，侧面后方俱受威胁，士气沮丧，战斗力大减。迫不得已，乃拟将惠州交与李根源，调回林虎、马济以对抗宣布独立的魏邦平和李福林。可是李根源却孤军难支，遭粤军猛击，损失子弹300余箱，团长一名亦被击毙，桂系的滇军陷于极端困境。

10月20日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因病请假，由蒋代统其军，声威大震，所向克捷，桂军三四千人弃泰尾焚掠民居向惠州溃退。

10月21日，粤军第二军进至黄麻陂，粤军熊略部占领横沥，邓铿部进至家公岭与和平山的左翼军联络。合围后，粤军乃于22日一举攻克惠州城，桂军向博罗鲤湖退却。江门警卫军和高、雷、钦、廉、琼各处民军四起应援，东江桂军进退失据，广州桂军又陷于被围攻中。这时候的桂系已成强弩之末，只希望能安全离粤就于愿已足了。

10月23日陈炯明召集军事会议于惠州，决定总攻广州计划。以左翼军扫除增城的桂军，向龙门埔前进，进攻广州的西北；以中路军扫除石龙的桂军，沿广九路右方前进，集中龙眼洞，担任东面的攻击；以右翼军扫除东莞的桂军，沿广九路左方前进，攻击广州东南。

广州的桂系坐困釜底，不得已遂于10月24日宣布取销军政府，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等通电解除政务总裁职务。

桂系统治广东的局面到此结束，附庸桂系的政客集团也同归消灭。林葆怿本来是随程璧光一同南下护法的，随后受桂系的引诱，投奔桂系，现在桂系崩溃，林葆怿竟通电与北方海军联合。

25日粤军第一军攻克石龙，桂军向增城、东莞退却。

博罗、石龙相继落入粤军之手，广州已无险可守，26日莫荣新率领残军于逃出广州前，发出通电声称把广东交还北京政府，同时取消西南自主，公然向北方投降。林葆怿、沈鸿英也潜逃无踪。

27日粤军进入广州。

在东江的桂军残部由马济率领，绕道北江回桂，全粤遂次第光复。许崇智设军部于广州市内的潮州会馆。

29日孙中山函勉蒋中正，有云：

“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卅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龆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北方因岑陆等宣布投降，遂颁南北统一之令，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正式宣言军政府依然存在，西南护法，非为个人权利，北方如果有谋和诚意，唯有在和会中谋取解决途径。

11月1日陈炯明抵广州。

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的军政府办事处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并取消督军名义。这时候因为独断自专的桂系既已完全撤出广东，孙所领导的军政府本拟移驻云南的计划遂告打消，仍迁回广州。

蒋中正这时在粤军中，深感陈炯明处处有私心，因此于11月6日由香港搭轮去上海，行前留书给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指责他改变战略。原来陈炯明包藏私心，置西江要地肇庆于不顾，反以中央军派遣北江，名为掩护右翼军回攻四会，事实上右翼军既进至北江，攻克清远，除直上韶关，肃清北江任务外，自不必折回四会，再完成西江任务之理。因此蒋认为陈炯明有私心，乃毅然求去。12日抵上海即晋谒孙中山，报告广东情形，第二天再谒孙中山，这时孙得到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来电，亦愤陈炯明所行所为，欲弃粤来沪。

但是，孙中山认为可以感化陈炯明，同时不应放弃以广东为革命基地的打算。于是25日孙率伍廷芳、唐绍仪由上海动身赴广东，国会议员已至上海的亦相继动身去粤。

25日，粤军攻克肇庆、梧州等地，肃清西江。陆荣廷最初扬言宁失广西，断不失广东，可是现在桂军形势逼迫，唯有全部退出粤境。

桂系既已投靠北京政府，北京方面对陆荣廷不能不加以安置，于是特派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并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

29日，孙中山和伍廷芳、唐绍仪抵广州，通电重新召开军政府政务会议。以广州观音山旧督署为军政府所在。唐绍仪嫌府址不够壮丽，移住亚洲酒店，伍廷芳兼外交部长驻观音山军政府内，孙则下榻粤秀楼。

军政府恢复后，12月1日发表各部部长，内政部长由孙中山自兼，财政部长唐绍仪，交通部长唐继尧，陆军部长陈炯明，外交部长伍廷芳，司法部长徐谦，参谋部长李烈钧，秘书厅长马君武。唐继尧在云南，不能来粤，因此交通部长由王伯群代理，参谋部长李烈钧率军在外，亦以次长蒋尊簋暂代部务。

国会议员们一再播迁，由穗去沪，由沪去滇，由滇去渝，现在再集于广州，出席议员220余人。

军政府虽然恢复了，实际上势力仅及广东一省，而陈炯明则心怀异志，对革命事业没有信心。

民国以来，孙中山颠沛磨折，所凭借的革命基础虽然薄弱，可是革命的意志，愈战愈强，愈挫愈坚，这种革命魄力和革命抱负，真是古今中外所少见。

一七六、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军阀和革命事业中间距离是极大的，这可以从陈炯明身上证明，陈炯明的基本武力是粤军，粤军是孙中山向桂系千方百计争来的，是以广东省长公署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也可以说是孙一手造成的，孙自然认为这就是革命的基本武力，何况粤军困处粤闽边境时，也是孙一而再，再而三敦促陈炯明回粤赶走桂系。可是陈炯明回粤后，他便忘记了过去一切，他只知道粤军是他个人的武力，广东是他个人的地盘，对于孙和军政府，认为是芒刺在背，是眼中之钉，不仅不把孙中山、国民党和军政府放在眼中，而且还觉得是极大的累赘。

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把粤军当作私人武力，广东当做私人财产是错误的，粤军应该是革命的军队，广东应该是革命的基地，革命事业不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事北伐。

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看法和做法既然相差如此之大，因此影响到粤军内部也有革命的一派，和陈炯明不革命的一派。粤军共有两军，陈炯明以广东总司令兼任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军政府改组后，孙改任许崇智为国防第一军军长，另派黄大伟为国防第二军军长，这两军直接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至于陈炯明所指挥的粤军第一军，原辖第一师师长邓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两师，陈炯明又收编地方派军人魏邦平为第三师师长。这三师完全是陈的私人武力，陈炯明这时兼任陆军总长，可是他从不出席政务会议，只是用广东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名义发号施令，根本不理军政府。

孙中山为了扩充革命武力，乃在广东各地设立了不少的招兵机构，这些机构常被陈炯明派兵予以解散。孙为了削减陈炯明的实权，所以划广州为特别市，任命孙科为广州特别市长 ，不受省长管辖。

这期间，孙中山的处境仍是很辛苦，过去南北战争，列强驻中国的外交团曾和中国的南北政府成立协定，提出关税余款百分之十三交付军政府，迨孙接收军政府以后，外交团竟借口军政府权力只及广东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这笔拨款。

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曾屡次向驻粤领事团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履行协定，军政府将接收海关以资报复，可是列强竟出动了大批炮舰驶白鹅潭示威。

北京方面因为徐世昌是总统名义，所以北京政府就比广州政府在国际上叫得响，因此孙中山忍无可忍，认为南方也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

粤军回粤后，蒋中正深感和陈炯明难于相处，所以悄然回甬。10年1月间，戴传贤力劝，蒋出任艰钜，不应远隐高蹈。蒋遂于1月27日动身，过上海赴广州。2月6日抵达广州。晋见了孙中山，孙把计划北伐的打算和蒋商量，并要他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军长许崇智、师长邓铿等共拟办法。蒋认为北伐之前必先解决广西问题，所以起草了援桂计划，使用许崇智的部队，详细拟定前进及攻略目标种种。

在商讨军事行动时，粤军尤其是陈炯明，自有打算，自有私心，蒋和邓铿私交很好，可是发觉邓铿态度消极，每在会议席上，邓因为是陈的直接部下，所以处处规避，而陈炯明则争地、争权、争势，只享权利，不肯尽义务。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简直是与虎谋皮。蒋在穗参加了三天的会议，结果是一无所得，会议席上意见又多，各据一词，各执一是，根本不能协调。

2月4日蒋毅然离穗抵香港贻书给邓铿，书曰：

“……今日之局面，止兄任劳任怨之时，而非避嫌避难之日。……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三二月之后，大势一变，必悔今日准备之不早，迁延之误事也。目前粤军唯一之方针，乃在从速援桂，向外发展，则内部之团结即可坚强，广东之根据，即可巩固。激进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迟缓一日，即增一日之损失，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数十百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奈何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也？”

军阀只计近利，只顾目前，陈炯明之于粤军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粤军原来戍守粤闽边境，他并没有奢想能够回到广州，迨回广州后，一切都很舒适，自不愿轻举妄动，劳师远征。所以援桂也好，北伐也好，陈明炯都听不进去，要他派兵、助饷、出械他都舍不得。其实如果陈炯明肯服从孙中山，使粤军成为革命的基本武力，再进而融湘军、滇军、川军、黔军、桂军于一炉，则北伐统一的局面会早在民国10年前后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也要完全改变。可惜陈炯明计不及此。

当孙中山接收广州的军政府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以消灭桂系的残余力量，统一粤桂进而联合西南。但是对广西用兵势必要取得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则是一千个不肯。他当然不愿意自己出马，率军攻桂，因为一离开广东，就怕广东为他人取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孙中山第二个打算是修改政府组织，正式选举总统，可是这个计划在西南各省都受到阻力，因此孙退而求其次，打算在主席总裁的名义上加一个“大元帅”头衔，由自己带兵去打广西。可是陈炯明也不赞成，他怕这样一来，孙将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还是要靠广东负担，对陈也是有害而无利，因此他亦加以阻挠。

陈为自身打算，倾向联省自治，反对选举总统，反对战争。其部下叶举、洪兆麟等和议员诸辅成派联合起来，甚至以军队不稳消息相要挟。他们的理论是西南各省已树自治旗帜，“护法”二字已经不足以号召，何况旧国会议员在广东的，仅200余人，也距离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甚远，不如首先巩固广东省自治，再徐图团结西南，共抗直系。

陈炯明私心只在割据广东，表面上美其言曰保境息民，实际则在与邻省联防自保，充实私人势力，进则把持国事，退则盘据广东。

孙中山曾和陈炯明恳切密谈，他劝陈认清环境，眼光放远，以一个人作比喻，如果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则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至于保境则需依赖军队，养兵以保境则财困民疲，所谓息民岂不是空谈。息民做不到更遑论建设？不能建设，广东一省如何进步？不能进步则是固步自封。所以今天大家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孙苦口婆心说服陈炯明，然而言之恳切，而陈炯明则听而不闻，置之不理。正如他对唐继尧说的：“中山只是一个大炮”。他有这种观念，孙纵有金玉良言他也听不进了。

孙中山对陈炯明不合作不听命的态度，非常忿怒，忍无可忍，打算削减其军权，或是免除其省长兼职，使其不能继续掌握财权（当时财权在财政厅，受省长管辖，财政总长则有职而无权）。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可是汪兆铭等劝孙中山投鼠忌器，怕闹得下不了台反而撕破了脸。

孙中山在10年元旦庆典上，就在对军政府同仁训话时，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政府，对国际间明白昭示，必需北伐以统一中国。因为北京政府既不合法，又不孚民望。

孙的主张传出后，海外华侨、社会贤达、国民党支部都纷纷电请，孙从速选举总统。陈炯明却禁止登载有关赞成选举总统问题的任何报导。

这时，北京政府对国际间强调南方已没有军政府，全国已经统一，因此向四国银行团洽商大借款。

孙中山认为时机迫切，亟应把握时间，免得国际间真的进一步和北京政府勾结，今后革命事业就更加困难了，所以于10年4月4日宴请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正式要求国会从速选举总统，如果国会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

4月7日在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举行会

议，议员出席220余人，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首先通过了高镇圭改开非常会议的动议，在非常会议中，讨论周震麟所提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接着丁蹇动议续开二读会，照组织大纲原案七条通过。

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依大纲第二条选举大总统，除废票一张和投陈炯明的三票外，孙中山以218票当选非常大总统。同日非常国会通告全国，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文曰：

“外交迫切，内乱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认非法，取消其伪政府资格，中华民国对内对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于本日在广州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条文，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于本日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奉闻。”

当非常国会准备选举总统时，4月4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拟即通电反对总统的选举。陈炯明一方面避免直接出面反对，另一方面却怂恿湖南方面正式反对，正好碰上湖南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对选举非常总统持不同看法，因此湖南就成为反对的主力。8日湖南教育会、农会、工会联名发表庚电，反对选举总统。9日赵恒惕在致广州参众两院的青电中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的总统。10日以赵为首的湘军旅长以上军官联名向孙中山陈辞，电云：

“我公尽瘁民国，功高望重，将来合法政府成立，元首一席，定为舆论推崇，此项违法选举，万恳严词拒绝，切勿轻就，以维法纪，而定人心。”

10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于是军政府撤销。广州市民数十万人，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会。上午8时由国会议长林森持国会当选证书赴总统府向孙呈递，9时半在国会礼场举行授印典礼，由林森议长担任主席，孙宣誓后，主席以大总统印绶付予孙，然后向孙致词：

“改辙易轨，为求治常经，达变通权，尤匡时急务。同人等鉴于军政府之组织，权责不专，遇事瞻顾，至大乱未平，而国本先涣，乃谋彻底之改造制定中华民国组织大纲，选公为大总统，畀以戡乱建设之全权，期早统一民国，再造共和；妥协邦交，实成法治。谋社会幸福，靳永久和平。民国前途，胥公是赖。公其宣达民意，尊重民权，黾勉仔肩，以无负国民重托，斯则同人等所以代表民国而殷殷深致其属望者也。今者受职伊始，谨致中华民国大总统印绶，俾公发号施令，资为符信，公其勉旃！”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即发表对内对外宣言：

对内宣言：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文既为致力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后先，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吾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根据民意，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

对外宣言：

“自一九一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国会，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国会为全国各省各区惟一合法代表机关，因是组织政府，举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文为建设民国之人，不能坐视民国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今决意殚竭能力，忠诚奉职，俾我国民，咸获满意焉。……文之第一职务，在统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诸进步修明之政府管理之下，尊重列强依条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全国最大之资源，悉予开发，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

孙中山这两个宣言的­精­神，乃以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发展实业四事昭告中外。至于“自治”是以县为施行自治的单位，与“联治”办法不同。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立即发布人事命令：

外交部长伍廷芳

次长伍朝枢

财政部长唐绍仪

次长廖仲恺

陆军部长陈炯明

内政部长陈炯明兼

海军部长汤廷光

参谋部长李烈钧

秘书长马君武

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

政治部长胡汉民

并任命居正为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总统府设于观音山，官邸在观音山腰部，自山下总统府至官邸远可半里，筑有回廊，迂徐转折，工程­精­致，原本是龙济光在清末所修筑，十足的中国式庭园，回廊曲折蜿蜒，廊道最尾有一小楼，楼角玲珑，楼外林木葱茏，花草宜人。绿荫佳树，清幽有致。登小楼可以远眺珠江景­色­，市廛红尘，尽入眼底，孙中山偕夫人即寓居是处。

孙中山虽极端不满陈炯明的作风，可是组织政府时仍然把两个重要职务，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给陈，然而陈并不感激图报，反而表示多此一举，他在呈请辞去陆、内两部职务时说：“一身而兼四职，实为中外历史所无。”他所谓的四职是除了陆长、内长外，还有粤军总司令和省长。

唐绍仪也不肯“屈就”财政部长，因此财部职务遂由次长廖仲恺代理。

孙决定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发现款100万元为出兵广西之饷项；同时计划和外商合作，以3000万元建立轮船公司，这一点因陈炯明在省政府中作梗所以迟迟没有成立。

5月8日孙中山函徐世昌请其自动下野，函云：

“以君之才，立于专制君主之朝，为一臣仆，犹不能有所展布，况任中华民国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贸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为意，其为害于国，夫何足怪？……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之所知；君之不能有益于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己觉。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则国人必谅君之既往，且善君之能改过也。爱君以德，故为此言。若夫怙恶不悛，必不惜以国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虚荣，则非所望于君矣。”

孙中山就任总统后，并未加强其权力，可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总统对立的新局面，使北方表面统一，粉饰太平的宣传彻底破坏。

一七七、湘军援鄂

民国10年谭延闿去上海赵恒惕治湘后，以自治号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面与川、滇、黔、粤四省成立联省自治阵线，一方面又与鄂赣两省成立联防条约。

北洋方面，湖北督军王占元挟西南以示重于北京，他俨然以两湖的重镇自居。原来湖南湖北两省之间，自有其密切关系在，湖北因为有汉阳兵工厂，湘军必须向湖北购军火，而湖南盛产的米谷也须经湖北出口，所以有其依存关键。至于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统率的滇军由湖南进攻江西，也需要结交湖南以纾西顾之忧。直系大将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是反对湖南自治的，可是那时候他的主要敌人是奉系，因此没有余力顾到对南方作战，所以其策略是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自治局而来阻止孙中山北伐，加上吴个人因为驻军衡阳，与湖南人和赵恒惕的友好关系，便对湘赵仍然保持往日的友好关系。

湖南内部的问题使赵恒惕头痛的是：湘军扩充为两个师十个旅后，兵多饷少，各师旅长便在防区内扣留税款，把持用人行政。赵恒惕虽然提出裁兵和统一财政，各级军官却充耳不闻。赵与谭延闿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谭去上海后，赵每年馈以生活费2万元，且有数十通亲笔信给谭，执礼甚恭，可是有人不断在谭前讲赵的坏话，谭开始是半信半疑，慢慢是将信将疑，最后则信以为真。这一来谭回湘的打算便日趋积极，使赵在长沙便有坐不安席之苦。还有赵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对北伐的看法，赵认为孙中山太­性­急，而西南无可用之兵，如能闭关一年，在各省勤练军队，为全国之模范，一年后检校军队，制定北伐计划，加上本身政治修明，北方人心自然归向，虽不扬言北伐，而一二年内必能北伐，孙中山认为赵的主张缓不济急。而湖南反赵的程潜一系多投奔孙中山，使孙中山左右尽是不利赵的言论，这也是赵所不安的。另一方面，孙曾派参军吕超（四川人字汉群）至长沙办理党务，并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各书赠赵，赵率文官厅长以上，武官旅长以上在省府同时宣誓入党，师长宋鹤庚建议以朱泥印手模借表赤诚拥护之意，获得一致赞成，可是吕超傲慢无礼，使湖南自赵以下，全省文武官员均大感失望，赵遂将孙的宏著搁置一旁未予细读。事隔很久，有人告赵，这两部书是治国良策，赵始翻阅，叹为观止，可是已经过了许多时日。

自民国10年湘军回湘，粤军回粤，川军治川后，对湖北是一个鼓励，湖北一直在外省籍北洋军人统治下 ，当然希望鄂人治鄂，可是鄂人的不幸是自己没有军队，因此唯有求助于湖南。

10年春天，长沙来了一批湖北客人，为首的是蒋作宾、孔庚、李书城、何成浚等，他们是到湖南来作说客，请求借兵“援鄂”。他们说：援鄂不仅是急人之急难，而且对湖南自己也有好处。好处是：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不过自治需要推广，不能独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逐王占元后，湘军两师可以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这样就可以减轻湖南当前财政的压力。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在王占元，如果驱王后，湖南势力控制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末了，这些说客们还强调王占元的不堪一击。就当时的形势分析湘军所占有利情势，他们还肯定地说，只要湘军发动援鄂，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就可在一个星期之内占领武汉；同时也不必担心直系的支援，因为王占元已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何况直系正和奉系明争暗斗，自然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湖南人本来对湖北是有兴趣的，所谓的大湖南主义就是包括两湖。湖南有一句俗话说：“麻雀子飞不过洞庭湖”，设若有机会实现大湖南主义，湖南人自然乐意一试。加上湖南内部问题太多，扩军后军人也需要向外发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无事，因此湘省军人大为所动，均主张“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

赵恒惕对于“援鄂”比较持审慎的看法，他有三种顾虑：（一）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湖南这时已答应陈炯明的邀请，出兵桂林讨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这两方面已经费去不少兵力 ，无力“三管齐下”了。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时，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长沙的湖北说客以为熊是来替王占元做说客的，其实熊既不为考察制宪而来，也不为王占元作说客，是来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因为四川也和湖南一样，内部有矛盾，需要向外发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长沙后，“援鄂”的努力又迈进了一大步。

赵恒惕在犹豫中，有人向赵提出三策，第一是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实力仅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暗中却令大量湘军改装加入，以充实这支部队，然后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佯装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实，第二是派人疏通吴佩孚，如果吴能中立，就可以大胆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国民党人保证，如果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这是一个极难决定的政策——援鄂抑援桂？赵本认为援桂重于援鄂，他于10年7月1日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这个会议上通过了“出兵援桂”的决定，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

湘军援桂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吴认为湖南驱逐张敬尧时，桂系是支援湘军的，不止如此，在此以前桂系也支持湘军驱逐汤芗铭和傅良佐，而且湘桂还有联防条约，如今桂系穷途末路，湖南反而压迫广西，太不够朋友了。吴虽有此不满，可是他正在调兵入陕，所以没有余力过问西南的纠纷。

湘军“援桂”前，曾宣称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认为滇军在湘西，也威胁鄂西，为了利害，所以愿予协助，但是又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决定是否支援。赵当即复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胡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占元便派参谋余范传（就是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100箱，步枪2000支，军米2000石，现洋20万赠予湘军。

湖南方面收到湖北的军饷、军械、军火支援后不久，即出兵“援桂”。湖南的行动颇引起湖北王占元的惊讶，不过王认为既然湘军已出动“援桂”了，自然不会再回师“援鄂”，为了加强对湖南的友好，于是在7月4日又赠予湘军子弹60万发。

湘军高级将领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湘军“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不是一条出路，所以继续鼓吹“援鄂”。赵恒惕便找了一个曾做过吴佩孚副官，后来由吴的介绍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研究吴对湘军“援鄂”会采取什么态度。葛认为王占元与吴的关系日益疏远，吴不会拔刀相助，赵于是派葛到洛阳去见吴，探求吴的态度。葛去后没有回音，赵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见吴忙得不可开交，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回长沙来，这时主张“援鄂”的宋鹤庚、鲁涤平等抢先一步把萧找来，叫他用假情报回报“老总”（当时大家对赵的尊称），只说吴不反对湘军“援鄂”，但因为和王占元同属直系，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默认。

湖北方面如何呢？王占元早于4月25日到了天津参加了曹银、张作霖、靳云鹏和王占元的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然只是敬陪末座，无足轻重，可是他已跻身北洋巨头之林，所以也顾盼自雄了。他从北方回武汉时，路过郑州，郑州车站上有第三师的学兵队在车站列队恭迎他，他目睹这些小伙子都是­精­神饱满，雄赳赳气昂昂，且在倾盆大雨下整齐严肃，面不改­色­，大为感动，因此回到汉口下车时，对列队欢迎他的大员们一叠声地说：“嘿！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他受了这个刺激，回到湖北后，就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

怎料6月4日，就是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除了对本国人民大烧大杀大抢而外，还侵犯了外国商店，惹起了外交交涉。6月8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和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30里不得驻兵的条件。尤其惊人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辖市，以避免国际共管。

6月7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掠、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抢以后又被放火焚烧。武昌为督军驻节的所在地，而变兵又是王占元的直辖军队，使得王占元为之无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1832人准其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20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其回乡。8日晚间变兵们兴高彩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站，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兵士一拥而出，开枪­射­击，除了在黑暗中逃脱了数十人，其余的都被歼灭。

王占元用这样恶劣的手段处理变兵事件，收回了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虽然追回了赃物，可是这个手段究竟不光明，因此使摇动的湖北人心更加动荡，湖北民情更为忿慨。使得甚至是一贯迎合王心意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恨恨有声，通电痛斥王了。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督署发出的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自己在湖北的处境是岌岌可危了。

北京方面没有撤换王的意思，湖北旅京同乡曾于6月21日和28日两度向国务院请愿，靳云鹏对请愿的人说：“王占元问题就法律应当予以罢免，就事实我却办不到。”

7月20日，湘军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出兵“援鄂”。推举赵恒惕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旅长贺耀祖等为第一至第五纵队司令（纵队司令相当于师长一级）。

湘军出兵计划是：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

湖北自治政府并且发表宣言，宣称驱逐王占元后，即借镜湖南，制定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实现。

湘军也发表宣言说：援鄂的军事目标是在驱逐王占元，驱王后“鄂事将还之鄂人”。

7月21日湘军把在湖南境内的湘鄂铁路火车扣留了下来，湖北方面得到这个消息后，使王占元吃了一惊，正在这个时候，湖南路局又给湖北路局一个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方面多放几辆火车来供军事运输。”湖北路局以此请示王占元，王吩咐路局立刻停开火车，于是当天的湘鄂火车为之不通。湖南路局又有电报来，声明湘军已不换防，客车请照开，但湖北已不上当了。

王占元证实湘军已向湖北进军，乃召开湖北全省军政联席会议，议决派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指挥，在蒲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派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王都庆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同时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县人，他的两个姊姊都是江湖艺人，被北洋旧将王英楷收作小老婆。王英楷和王占元关系很深，所以孙传芳受王占元的特别提拔，步步高升，由二十一混成旅长升任为第十八师师长。

湘军本拟乘火车突袭武汉，不料这个计划被拆穿，一直到7月28日才下总攻击令。赵恒惕先礼后兵，劝告王顺应自治潮流，自动下野，把湖北政权还之湖北人民。王也虚伪地表示自己向北京政府辞职，一俟接替有人，即当解甲归田，并且感谢赵对自己的关心。

7月28日湘鄂前线北军第十八师第七十二团团长潘守蒸派人到三溪向湘军鲁涤平解释，火车即可通行，请勿误会。鲁向来人说：“你们不要痴人说梦了，现在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倒戈驱王，一是赶快撤走，否则我们就要不客气了。”

湘鄂两军对峙中，地形上北军居高临下，据险可守，羊楼峒有十五高山峻岭。同时孙传芳又是王下面一个肯打硬仗的好汉。从7月29日到8月5日，双方鏖战了八昼夜，羊楼司、赵李桥的阵地数度易手，战况万分激烈，湘军酷暑行军，高级将领都在火线上督战，大胖子鲁涤平纵横战地，非常卖力气。

湘鄂两军打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亡，8月6日北军不支，由赵李桥向蒲圻退走。

右路方面湘军叶开鑫部由南江桥进攻九岭，8月2日占领通城，以破竹之势进抵距咸宁15里的袁家铺。8月7日孙传芳也放弃了蒲圻，所部调往武|­茓­整补。

吴佩孚对湘军援鄂事从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由于湖南方面宣传吴对王无所爱惜，因此北洋派都疑心湘军攻鄂是出自吴的指使，让吴有口难辩。吴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有悖道义，乃命葛豪留在洛阳，不要回到湖南。当他接到王占元的求援电时，立即派遣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

萧耀南的援军于7月27日开到孝感，31日开到汉口。这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王占元催促萧军迅速接防，加入战斗，救兵如救火，可是急惊风偏遇到慢郎中，萧借口军队还没有集中，不肯接防。王一连催了好几次，萧的口气都没有改变。8月6日王接到前方败讯，又痛感萧军坐视不救，乃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告辞职。发出通电说：“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漠，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身，为拥兵自卫之举。”另一电报云：“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这个电报是揭露萧军并非前来应援，而是等待王占元垮台后接收湖北。

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王占元被解除了湖北督军职，8月11日，乘轮船离开武汉，他向送行者吞声饮泣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想不到今天还上人家的大当！”他没有指出上了谁的当，所谓“人家”可能是指赵恒惕，也可能是指吴佩孚，或者两者都是。

吴佩孚做了两湖巡阅使，张作霖大为不满。他把吴佩孚看得很低，不能和他并驾齐驱，现在吴师长已一跃而为巡阅使了，因此他一怒而辞去蒙疆经略史，口口声声对“援库”问题不负责任。同时对于湖北地盘问题也引起直奉两系的纷争，直系认为湖北本来就是直系范围，本系人接替本系人，没有什么收获。奉系则认为王占元并不属曹吴一系，所以直系取得湖北，奉系也应多取一省才算公平。张作霖表示：湘军破坏和平，问题十分严重，他愿意移征蒙之军以援鄂，或者出兵假道江西进攻湖南。直系了解这是张作霖想取江西的一个手段，而奉系如果取到江西与浙江卢永祥、安徽张文生打成一片，直系在长江的势力就会全部被推翻，因此直系竭力阻止奉军援鄂，并授意江西督军陈光远出兵湘东，以免奉军有所借口。北京政府看出他们各自的心事，只得调任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而以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才使张作霖平下了气。

8月12日，王占元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吴佩孚轻车简从到了汉口，他一下车就一迭声地说：“快把弼臣找来。”弼臣是寇英杰的别号，原在鄂军任旅长，吴佩孚驻军衡阳时便和他有连系，因为他太和吴佩孚接近，而被撤职，吴因之耿耿。现在吴以巡阅使身份来湖北了，第一件事便是恢复寇英杰的原职。第二件事吴欣赏孙传芳的勇敢善战，乃保荐孙为长江上游总司令，随后又叫孙兼任北军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便成为吴手中的大将了。

吴佩孚坐镇武汉后，新任湖北督军萧耀南就变成了一个小媳­妇­，处处要看吴的颜­色­。举例而言，萧耀南本来已派第二十五师参谋长余鹏举兼任湖北督军公署的参谋长，成宪为秘书长，这两人恰巧都是湖北人，可称人地相宜。但是吴佩孚到汉口后，却改派张联棻为参谋长，孙尔康为秘书长。

这时候的武汉，大家都知道一位吴大帅，谁也没有把萧督军放在眼中。

吴未入汉口前，已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开抵汀泗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四十九旅陈嘉谟部开抵贺胜桥。吴抵汉口后，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部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

靳云鹗是靳云鹏的兄弟，他随萧耀南先期援鄂，吴未到汉口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反而损兵折将，放弃了汀泗桥。湘军的战意旺盛，吴佩孚坐镇武汉，虽然有遏阻作用，可是湘军如果真的不顾一切前进，由于吴佩孚立脚未稳，所以吴是否守得住武汉还是一个问题。不过这时候是吴佩孚正交好运的时期，事事得心应手。吴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

湖南对吴佩孚有好感，也有三分畏惧，所以当萧耀南提议后，赵恒惕立刻下了停战命令。对吴佩孚来说，湘军的停战正给吴佩孚一个从容部署的好机会。

赵恒惕对湖北没有野心，更不想和直军作战，只希望达到鄂人治鄂的目的。吴佩孚派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萧是湖北黄冈人，这一点已算达到了一半的目的。赵恒惕不反对萧督鄂，只希望督军名义改为湖北总司令，以符合西南“自治”各省的体制。同时大家同意推荐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吴佩孚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湖南并且希望直系偿还湘军军费五百万元。赵恒惕认为吴佩孚不会与湘军为敌，以上述的代价而取得湖北地盘是值得的。

从大势看来，赵恒惕的估计很正确，因为奉系已和直系分道，随时俟隙而动，直军不可能南北两面作战。所以吴佩孚应该对湖南让步。何况让步又不大。

但吴佩孚不是这么想，他认为自己对湖南有过交情，当年他如果不是衡阳撤兵，湘人就不能驱逐张敬尧，所以他等于出了一半的力量帮助湖南人。这次湘军若自动撤出湖北，只能算投桃报李，是人情还人情。如果湘军一定要和直军一较高低，湘军也不见得就会占上风。湘军如果一定要留在湖北，则广东北伐军乘虚而入，湘军岂不是腹背受敌。

吴佩孚的另一大将张福来到了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并且强调说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因此自直军开到前方后，湘军就停止了进攻，并且自动地放弃了汀泗桥车站和前方许多突出的据点，以避免双方因阵地相接发生意外的冲突。不料8月13日靳旅发动了第二次的偷袭，企图占领汀泗桥车站，但被埋伏在车站两边高地的湘军击退了。于是湘军乃向萧耀南提出了质问，萧答说：“这完全是误会。”

可是湘军在战场上北军遗尸中搜出了一封靳云鹏给靳云鹗的电报，内中云：“南人禽兽也，不可理喻，唯有杀尽无遗耳！彼以诈来，莫怪我以诈往，一面与之敷衍，一面因利乘便。以后务宜爱惜兵士，爱惜子弹，勿轻攻，勿浪战，凡百持重沉稳为主。”湘军把这个电报影印出来，交给报纸发表，以证明北军的狡诈。从这个电报上看出靳云鹏如何咬牙切齿地憎恨南方人，公然教唆他的兄弟用“诈和计”来欺骗湘军。

8月上旬，直湘两军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赵恒惕曾派湘军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四个条件：（一）湖北自治，督军改称湖北总司令，同意萧耀南为总司令；（二）吴佩孚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三）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四）直系补偿湘军军费五百万元。

赵恒惕的代表们到了汉口，见到了督军萧耀南，萧表示可以补偿湘军100万军费，其他各款则需待吴巡阅使决定。可是吴这时忙得不可开交，代表们去见吴，吴总是不在。12日吴视察前方阵地，13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鹗、赵杰等讨论军事，14日乘舰巡视金口，回到汉口的时间少得不得了，他既未和赵恒惕通电报，又不接见赵的代表。

15日他回到汉口，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汉学生和武汉人民分别召开的弭战国民大会。16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函请吴表明对湖北自治与湘鄂停战的态度，吴均置之不理。

一七八、吴佩孚扬威两湖

吴佩孚在衡阳撤兵前后，呼吁和平，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受到全国的喝采。可是到了直皖战争后，他就变成了好战的军人，他主张武力统一，和段祺瑞没有两样。自他率军到了湖北后，湘军一再表示愿意和平，全国也不愿见湖北再有战争，因此全国各界都有通电，主张停战。旅津的湘鄂人士黎元洪、熊希龄等均通电劝告曹吴不要迷信武力。梁启超电吴佩孚说：“勿将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于肩背。”吴佩孚对这些劝告，充耳而不闻。

16日吴又派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率领建中、江元等舰协助张克瑶、王都庆两旅，向已经进抵宝塔州、嘉鱼一带的湘军左翼进攻。

直军在前线的一切布置都已妥当后，吴佩孚乃下令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并下令扣留赵恒惕的代表，原来赵的代表钟才宏和唐义彬看见吴佩孚调兵遣将时就知道事情不妙，乃悄悄地离开湖北，回转湖南，只留下萧光义一人在汉口等着见吴。吴翻脸时，指萧光义捏造假情报欺骗赵恒惕，以致引起湘鄂战争，实为罪魁祸首，乃把萧扣留拘禁。同时吴向湖南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湘军应完全退出湖北；（二）惩办制造战争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考虑，其余废督、自治和赔款等问题都谈不到。

赵恒惕获知吴佩孚翻了脸，大吃一惊，8月19日他到蒲圻召开军事会议，下级军官和士兵们推举代表见赵请求再战，因此赵于22日又下了攻击命令。这次战斗中 ，湘军兵士和军官们订立了“生死不退”的誓约，军官退缩，兵士可以擒而斩之，兵士退缩，军官可以在阵前执法，旅长以上军官亦须随时上火线督战。

直军方面吴佩孚也组织了督战队随军出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22日湘直两军在汀泗桥展开了争夺战，湘军被阻于强烈的炮火网不能前进，这时赵恒惕已上了火车，准备折回长沙，看见战地情况不妙，乃又跳下火车来组织了敢死队，每人犒赏了20大洋，冒着炮火冲锋前进，一鼓作气夺到了直军的四挺机关枪，直军被湘军的勇猛攻势所吓倒，只好向后退却。

赵恒惕看见直军已后退，才重新再上火车回长沙。

23日直军增援反攻，战况激烈。24日湘军再度施威，把直军压迫到汀泗桥以北，于是汀泗桥火车站重入湘军之手。

25日靳云鹗旅被湘军包围，但是战场上发生了一个意外，由于直军遗弃了很多枪枝，湘军纷纷争夺这些战利器，于是直军便乘机反攻，湘军抵挡不住，向蒲圻和赵李桥败退。同时湘军右翼独立旅旅长易震东忽然率部倒戈，使湘军右翼发生动摇，径向通城迅速撤退，易震东是葛豪的表兄，葛豪曾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加入湘军，一直升到铁道警备队司令，湘军“援鄂”前，赵恒惕派他去见吴佩孚，探访吴对湖北问题的态度，吴把葛留了下来。湘鄂战启，铁路警备队改编为独立旅，赵恒惕便以葛的表兄担任独立旅旅长。

战场形势突变，吴佩孚又叫海军在金口决堤淹湘军，左翼湘军因之也不能立足，由簰州、嘉鱼向临湘迅速撤退。

赵恒惕在长沙获知前线战况不利，乃于26日再赶赴前线，告诫官兵不得再退，并且亲自处决了两个作战不力的团长。由于统帅的亲临，才使湘军阵脚稳定了下来。

赵恒惕用全力应付当前的敌人，他把“援桂军”谢国光部从桂林调回，不过负嵎湘西的蔡巨猷、陈渠珍各部都调不动，所以比起强大的直军来，就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同时，军火无继，饷糈困乏，本来湘军一心想打下武汉，可以从汉阳兵工厂补充弹药军械，现在这个计划落空了，加上湘军久战疲劳，和新投入战斗的直军相比不免相形见绌，而吴佩孚陆续调动了海陆军，源源补充，士饱马腾。两者对照，湘军完全处于劣势。赵恒惕原来就不太赞成“援鄂”用兵的，他最担心的，就是可能召致吴佩孚的迎击，现在不幸而料中了，一切都和他担心的一样。他不愿见这场军事赌博失败，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他收容了在广西不能立足而逃到永州的桂军沈鸿英部。张辉赞向赵建议，主张解决沈鸿英，改编他的军队。可是赵宅心忠厚，认为沈穷而来归，处决他殊为不义。因此他给沈鸿英以“湖南援鄂自治军第三军”的番号，令其火速开赴前线。

同时赵曾电请陈炯明派军入湘应援，这时桂系已经瓦解，陈炯明为了履行湘粤同盟义务和巩固西南“联治派”的联合阵线，所以把粤军中的湘籍部队编为“援湘军”，派洪兆麟为总指挥，即日赴援。

可是，时间已来不及了，8月28日杜锡珪率领军舰七艘，运载北洋军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湖北第四混成旅和第十二混成团，紧紧尾随在日本军舰的后面，由螺山向岳州上驶。湖南既无海军，江防又很薄弱，又不敢随便开炮，怕误伤日本兵舰，北方军舰遂得顺利通过洞庭湖而抵岳阳楼下。

28日下午4时，北方的海军炮轰岳州城，岳州方面守军只有第二混成旅两连，无力抵抗。而湘军统帅赵恒惕正在岳州，由于南津港桥梁被海军炮火所轰毁，火车不能通行，赵恒惕乃乘轿出走。岳州一溃，整个前线的湘军就像潮水一般溃了下来。

赵恒惕由岳州绕道平江向南退走，于30日回到长沙。这时长沙已陷于兵荒马乱中，医院里住满了缺肢断臂的伤兵，街头巷尾则是败兵和从医院出来的伤兵。败兵们和伤兵们曾冲入赵的总部，赵的勋章和军帽都不翼而飞。警察们因欠饷而罢岗。各学校和商会都被军队借驻。而前方还不断有败兵退回来，一路上抢吃抢钱，农村城镇都遭洗劫，耕牛­鸡­鸭和猪羊都被宰食。

更使赵恒惕痛心的，是江西督军陈光远，他一向对湖南都陪着笑脸，现在则乘火打劫，派萧安国一旅侵入醴陵，使得长沙岌岌可危。所幸沈鸿英部及时赶到，赵恒惕令沈率部开往浏阳、醴陵一带防堵。

由于长沙已受威胁，赵恒惕决定退守湘西，他回到长沙后即部署撤退到湘西的军事行动。可是就在他回长沙的第二天，驻长沙的英国领事突来访赵，愿意担任“调人”。赵犹豫间，英国领事主张由他陪赵乘坐停泊长沙的英舰“美格诺里亚”号到岳州去和吴佩孚面对面谈判。

原来，吴这时虽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可是本身的顾虑也非常之多，一方面奉系的压力加大，一方面川军已出军援湘，一支奇兵开到了宜昌，还有陕西问题也牵制了直系部分兵力，这些情况在长沙的赵恒惕并不知道。而吴佩孚面对当前局势，希望早日结束和湘军战争，所以暗中请英国领事出面作和事佬，敦促赵恒惕到岳州来和吴佩孚见面，同时签订湘直停战条约。吴佩孚是想终止了湘直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这样他才能腾出力量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吴佩孚向英国领事保证，只要赵恒惕愿意亲赴军前谈和，直军便保证不进攻长沙，并且维持赵恒惕的地位。

9月1日赵乘英舰到岳州，吴佩孚已乘江贞舰先抵。英舰停泊江中，英领事陪同赵恒惕乘小艇到吴的座舰拜访，两位老友还是第一次见面，相见欢洽。吴用兴奋的口吻对赵表示倾慕之忱，希望两人友谊不要因这场战争而受到伤害。同时请赵放心，直军决不侵犯湖南，更不会进占长沙。

吴赵这次会晤，传说两人正亲切的谈话时，后舱里忽然跳出一个长脸的汉子，揪着赵的胳膊大叫：“好！今天真要和你算帐，你为什么无端端要侵犯湖北。”赵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日本士官的老同学孙传芳，吴从旁替赵解围说：“馨远（孙传芳），过去的事不须谈了，湘鄂战争的戎首是宋鲁两人，不要错怪炎午（赵恒惕）。”其实这是不确的，吴治军很严，吴赵会谈，吴的部下怎敢随便闯进来。

两人扃门会议了一小时，吴提出湖南取消自治，惩办宋鹤庚、鲁涤平等祸首。赵坚决不同意。吴又提出直军驻防岳州，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论多时，赵只答应划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都不驻兵，吴也不肯同意。

最后，赵终于接受了让出岳州的停战条约九款。包括双方以汩罗江为界，直军撤至黄街、长东街，湘军撤至湘阳白水，湘东、鄂西各军撤回原防，武长、株萍两路及江西交通一律恢复等。

湘直停战条约签订后，吴当天回到汉口部署鄂西军事，赵也回到长沙处理军事善后问题。赵一连接到陈炯明打来九个“百万火急”电报，询问前方战争情况，由于湘直停战条约成立，粤军援湘部队遂停止出发。

后来有人检讨这场战争，认为是王占元上了赵恒惕的当，赵恒惕又上了吴佩孚的当，不过这也不完全对，赵在湖南当时力图推行“自治”，湖北人反对王占元，求助于赵，赵一再犹豫，有人且责赵因为犹豫而失去一举攻占湖北的机会，所以王占元上赵恒惕的当是不正确的。赵援鄂不是完全基于野心，当时赵也没有吞吃湖北的野心，只是想援助鄂人治鄂，湘鄂一家而已。至于吴佩孚，他虽然对王占元不满意，可是王究竟还是直系，他已成为“新直系”的领袖，岂能坐视湖北落入两湖人之手唱自治。所以他当然要率兵入鄂的。

吴佩孚解除了湖南的正面战争后，就回师全力对付已经进入鄂西的川军。

原来四川方面由于内部不统一，也需要向外发展以消弭内争，所以组成了“四川援鄂军”，推刘湘为总司令兼第一路总指挥，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刘湘本是川军第三军长，但懋辛是第一军军长，熊克武下台后，刘湘继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可是但懋辛是熊克武系，所以第一二两军暗中颇为紧张，“援鄂”就是为了和缓这种紧张。

“四川援鄂军”由川军第一二两军各抽调若­干­混合组成，派湖北籍将领潘正道为前敌总司令。

川军“援鄂”并未公开宣布。

川军沿长江顺流而下，于8月18日占领巴东、秭归后，分兵为三路，一路沿长江进攻宜昌，一路由长江北岸进攻当阳，一路由长江南岸进攻宜都。总目标是包围宜昌。

9月2日川军到达宜昌南岸，守宜昌的第十八师长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都抵挡不住，急电向吴佩孚请援。吴对湘军采取了速战速决（水淹七军）的方针，和炮打岳州城的手段，并由英领事出面拉拢，解决了湖南的压力，于是腾出手对付川军，当湘直停战约成之日，正是川军兵临宜昌城下之时，可惜赵恒惕完全不知道川军的行动，如果知道，不只不会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也不会到岳州来乞和，自当调兵遣将与川军呼应，夹攻直军。

宜昌是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城市，英、美、日等国都有军舰驻宜昌水面，各国也有领馆在宜昌城内。川军包围宜昌后，英、美、日三国军舰上的水兵便以护侨为名，在宜昌登陆，而三国领事也出面调停川直战争，他们于9月5日前往夔州向川军代理第一路总指挥唐式遵接洽停战条件。

就在三国出面调解时，吴佩孚乃迅速调派第三师第一团，和王承斌的二十三师一部，张福来的二十四师一部以及王汝贤的第八师全部不分昼夜，开赴宜昌应援。

9月6日川军因谈判破裂再攻宜昌。直军坚守。

14日吴佩孚偕杜锡珪乘坐楚泰舰赶到。16日川军北路越过东山寺，吴佩孚亲在前线督战，奋力击退了川军，可是川军南路又进抵磨盘山，宜昌岌岌可危。18日吴在长江北岸大梁山、二梁山架炮轰击南岸川军，这支川军被迫退往朱家坪，北岸川军也退往南津关。从18到27日，吴在海军协助下先后占领南津关、平善坝、南沱溪，10月上旬又占领秭归、巴东、兴山。

鄂西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川军来势极凶猛，从9月10日到22日，占领长江两岸的险要地带，北路攻下当阳，南路攻下长阳，宜昌有随时被攻陷的可能，这一次吴佩孚又顺利地转败为胜，因为英、美、日三国出面调停，川军犹豫不前，吴则借这个时间增兵驰援，加上海军的协助，终于击退了川军。

可是川军虽败，吴则没有力量衔尾穷追，因为四川易守难攻，何况吴佩孚还要应付奉系和孙中山的北伐，所以遂与川军言和，条件只是川军退出鄂西一项。

吴佩孚把应付川军的责任交给孙传芳，对付湖南的责任交给张福来。

吴佩孚一生这是最得意的时候，“东征西讨”，得心应手。

早在湘军“援鄂”前，6月4日浙江督军卢永祥曾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推进自治运动，西南各省都表赞同，卢曾电请赵恒惕主持这个会议，赵很谦虚，他觉得自己声望不够高，不肯出面主持。

湘军驱王前后，赵曾派了代表多人分途到西南各省活动，打算在武汉攻下后，就在汉口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陈炯明和滇川黔三省当局都表赞同。

赵的代表还分途到了浙江、陕西、江西等省，皖系的卢永祥、陈树藩一致表示同意。陈树藩这时已离开了西安，可是手中还有兵，愿意由陕南出兵到湖北，与湘军在武汉会师。

最令人不懂的是直系的江西督军陈光远，也在湖南征求各省同意自治的名单上签了名，并向湖南代表胡瑛表示：湘军“援鄂”并不影响湘赣联防条约。原来陈光远讨好湖南是怕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兵江西，又怕李烈钧进攻江西。后来吴佩孚击退湘军后，陈光远又翻了脸，对湖南出兵乘火打劫。

8月11日赵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问题。赵原意召开“各省联席会议”，后来有人建议赵，要能使吴佩孚同意，不如改换一个名称。早在吴佩孚驻军衡阳时，曾与广东军政府和湘桂两军成立秘密协定，拟在打倒安福政权后，即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直皖战争后，安福政权垮台，吴遂公开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但被张作霖猛烈反对，因此吴的建议落空，放了一个空心炮，耿耿于怀。此时赵若根据吴的旧案，加入新的内容，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通过省自治法，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吴佩孚也许会同意的。这是赵等的如意算盘。

赵的建议，和吴佩孚武力统一的野心，完全背道而驰，也和卢永祥的提议不是一条路，因为卢的打算是反直系的。

吴反对自治是坚决的，这可以从他给刘湘的一封信中看出，他说：

“湘为自治之滥觞，筹备期年，治绩何若？以言裁兵，军队林立；以言财政，库空如洗；环顾三湘七泽，百姓流离，遍览衡、岳、洞庭，河山破碎。竟犹不知忏悔，乃假援鄂自治之名，甘为戎首。……若云联省，更深骇异。今虽南北分裂，而商贾之贸易如故，人民之交往如故，熙熙攘攘固犹是一国之民。昔美利坚行联省之制，乃由分而合，今我国倡联省之说，乃由合而分。流弊所及，直不啻举二十一行省裂为二十一国，瓜分豆剖，恐不在强邻而在萧墙之内也。”

吴曾扬言：“有我吴佩孚在，决不允许联省自治政府成立！”

关于湘军援鄂，兹抄录赵恒惕先生的访问录如下：

“直系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敛，所部军队复兵变迭起。当联省自治运动盛行之际，鄂人乃图驱逐占元自治，而苦无兵力，于是推李书城、蒋作宾、何成浚、孔庚乞援于湘、川两省以达其目的。

湖南既倡导省治于先，与湖北又有­唇­齿之谊，故慨允出兵相助。李、蒋等人并公布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一件，举蒋作宾为总监，孔庚领自治军，而以留湘数年之夏斗寅部鄂军为先锋，湘省则遣宋鹤庚第一师为援军主力。余曾躬赴前线视师。

援鄂之役开始于十年七月下旬。湘军士气猛锐，连克要隘，羊楼司一役尤激烈。孙传芳部连败，王占元终遭免职。北方改派吴佩孚统大军来援，于是情势改变。

我军与吴军相峙于汀泗桥，迨吴遣海军攻岳州，我军后路顿受威胁，不得不撤退，岳州遂为北军所陷。四川熊克武曾约出兵援鄂，唯以联络不灵，当时川、湘双方军队均无电讯设备，乃无从配合作战。

湘军溃败之余，兵心涣败，军纪无法维持。如吴军追击，则长沙亦难固守。当时外界情况亦不甚明了，余乃决计冒险亲访吴佩孚于其停泊岳州之军舰上。以湖南民心，大局形势，向吴明晓利害，而吴亦方有事于北方，遂以此结好湘人，和议得以达成。正式停职，为九月一日。余与吴佩孚直接谈判之条件，则为北军暂驻岳州而已。……”

一七九、山东五子

现在谈一下河南，由于直皖战后，吴佩孚就选定了洛阳为他驻节之所，河南所发生的事情也值得一叙。

直皖战前，河南督军赵倜就加入了反皖同盟。直皖战后，北方成为直奉两系的天下，可是这位反皖同盟的健将赵倜却一无所得。不仅此也，由于河南被划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吴佩孚且驻兵洛阳，冯玉祥也驻兵信阳，萧耀南也驻兵郑州，使得河南已成为直军所盘据的天下了，加上吴佩孚是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身份出现，在官制上俨然是河南的太上皇，是赵倜的顶头上司。

赵倜有个兄弟，绰号“三麻子”，是河南省无人不知的恶霸，他和河南省长张凤台的兄弟，绰号“五阎王”，两人在河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河南人民自吴佩孚驻洛阳后，便纷纷前来告状，希望吴佩孚能够主持公道。由于吴佩孚平素治军谨严，因此赵倜和张凤台都为之惴惴不安。

可是吴佩孚这时在河南还立足未稳，所以也不敢立即采取行动，为了拉拢河南，所以吴佩孚和赵倜结拜为兄弟，吴夫人且拜赵母为­干­妈 ，吴赵两夫人也结成姊妹，表面看起来，吴佩孚是尽量对河南表示好感。

河南内部却并不稳定，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因案被赵倜撤职，第一师缩编为第一旅。这一师人心大为摇动，成慎的亲信孙会友担任第一团团长，传说也将被撤职，于是孙便一不作二不休，先发动倒赵。10年4月14日他在彰德主持军变，把成慎接到彰德来，推为豫北军总司令，通电宣布赵倜兄弟的罪状。

豫北事件爆发后，河南旅京同乡纷纷电请北京政府把赵倜免职。同时冯玉祥旅在驻马店和赵倜所属的宏威军发生了冲突，赵倜指斥冯玉祥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先派兵进攻冯部的防地，因此才予以还击。

据说直系是有意解决赵倜的，不过由于直奉两系地盘分赃问题，奉系已同意把陕西地盘让给直系，自然不会愿意再把河南让给直系，因此直系不得不投鼠忌器 ，同时张作霖和王占元也都反对撤换赵倜，这样才把河南情势稳定下来。

4月18日吴佩孚亲自率领第二十五师一部进攻彰德，逐走了成慎。豫北军在直军第二十四、二十五两师和宏威军的包抄下全部被缴械，孙会友逃往信阳、汤­阴­、武安、林县一带，后来被宏威军团长樊钟秀所部擒获斩首。

赵倜事后亲赴洛阳向吴佩孚致谢，并派人到信阳向冯玉祥道歉。

前面提到浙江督军卢永祥曾通电主张召开各省会议，通过各省自治，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为什么卢永祥会有这种主张呢？这也有其来龙去脉的：

原来在天津巨头会议时，直奉两系地盘分赃中，首先更动了陕西督军陈树藩，陈也是皖系，现在被开刀了，这当然使卢永祥有兔死狐悲之感，他不能不另有打算，所以6月4日他突然发表豪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实现地方自治，并由各省区军民长官选派代表、择定适当地点举行联席会议，俟取得一致意见后，提交国民公决。

浙江是在北洋势力范围内，卢永祥则暗中早与国民党有联系，这个电报又与南方的“联省自治派”相呼应，因此像一颗定时炸弹爆发了一样地震动了北方。

6月5日卢永祥致电徐世昌，说明他的主张是南北统一的有效方法，如果这个主张不当，请即予以罢斥。

卢永祥豪电发表后，北方便有徐树铮秘密到杭州以及安福国会移往杭州开会的谣言，又有浙军准备进攻江苏的谣言，因此江苏督军齐燮元派兵增防苏州、昆山。卢永祥也派兵增防枫泾、松江。江浙两省战争的谣言又趋严重。

这时候，各种谣言都不胫而走，最惊人的谣言是说“山东五子”要在直奉两系以外组织鲁系。山东五子是指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张怀芝、周自齐五位山东籍的军人，他们五人的字都有一个“子”字，卢字子嘉、王字子春、吴字子玉、张字子志、周字子廙。

民国初年，军人以地域分系本不足异，所以有皖系、直系、奉系、桂系之称，山东省由于吴佩孚一鸣惊人，当然可以组成一系，不过这里所指的山东五子，他们属于不同的军事集团，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很大，无论如何是无法融冶于一炉的，所谓鲁系云云，不过是外人附会而已。

卢永祥并不是个风云人物，他发表豪电无非为了自卫，因为北京向陈树藩开刀，显示直奉两系有蚕食皖系剩余地盘的企图，因此他通电示威，如果北京政府敢撤换他，他就“逼上梁山”，投向西南一方。

但是，豪电引起了北洋派的极大震动，6月16日卢永祥在陆军同袍社发表演说，否认浙江独立，可是他仍然摆出一种姿态，召集浙省各界人士举行会议，决定延聘“名流”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制定浙江宪法。

这是“半独立”的一种姿态。

卢永祥的豪电，使北方震惊，同时也得到西南各省的呼应。因此赵恒惕（6月9日）、卢焘（6月12日）、陈炯明（6月14日）、刘湘（6月20日）、顾品珍（6月29日）均通电响应。而陈树藩也于6月20日发出号电响应，并授意陕西省议会组织“省宪会议”，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打算打出“自治”的旗帜对抗北京政府。

广西省议会在粤军入境后也通电响应自治。湖北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发出养电（22日），山东省议会发出感电（27日）都是主张各省先行制订省宪的。江西省议会也召开了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并通过了制定省宪案。

卢永祥的豪电是皖系战败后，最震惊北方而且获得南方呼应的一次行动。当时盛传孙中山正和皖系合作，可是从卢的行动看起来也并不一致，因为孙中山是反对“联治”的。

自治运动是当时南北分裂后一条第三路线，不但西南各省热烈选择这条路线，北方也有不少省区的人民团体热烈响应“自治”，所以这个新的潮流由南而北，自西而东，侵入到北京政权统治区域。

卢永祥除发表豪电外，还电请首先制定省宪的湖南，请赵恒惕主持召开各省的联席会议。

北京政府无力派兵进攻浙江，因此无力罢免卢永祥，只能派人到浙江疏通，劝他不要进一步推动自治。

赵恒惕虽是首倡省宪的人，同时湖南又是制定省宪的第一省，可是他对于卢永祥的要求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自己声望不够，不适宜倡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他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提出建议，主张先召开湘、黔、川、滇四省联席会议，发表宣言，然后逐步扩大，吸收其他各省加入。

滇、川、黔三省也同意赵的建议，而陈炯明也在幕后积极支持。

可是湖南要先解决“援鄂”战争，援鄂战争胜利后，则湖南的声威大震，而湖北自然也加入自治，这一来自治的浪潮即从西南而冲入华中，力量便莫可伦比了。

援鄂战争失败，对联省自治运动是一个惨重的打击，联省会议或是组织第三政府都因此落空了。

陕西对陈树藩被北京政府撤职后是怎样反应呢？原来陈被撤职后曾指使陕西团长以上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同时还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准备宣布“陕西自治”，同时加入西南的“联治派”。不过当时的陕西局势对陈树藩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陕北有靖国军，是于右任所率领，陕南有郭坚的陕西民军，使西安陷于两面夹攻之中。

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部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荆紫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往陕西。

直系和靖国军成立了合作驱陈的协定。陈树藩在这种绝望的情势中，只好作下台或者困兽斗的打算了。他一方面要求北京政府发清欠饷，并将所部改编为四师三混成旅作为下台的条件，另一方面准备进行抵抗，如果抵抗失败，即拟逃往汉中，与刘存厚的川军联合，保守陕西最后一隅之地。

7月初第七师由荆紫关进占武关、龙驹寨，第十一师由潼关直趋渭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标都背叛了陈树藩，所以7月7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二十里的坝上后，陈便率部退出西安，经过咸阳、兴平、郿县、新口子退往汉中。陈出走时，携带了行李箱篓三千多件，连督军署的玻璃地板都被撬开带走。

陈离开西安前，曾对陕西父老放声大哭，自称做了几年的陕西督军，依然是个穷光蛋，自问对得住地方。可是他的亲信对人说，他所搜刮的财富也有500万之多。

阎相文接任陕西督军，陕西局势显得安静了。他号召陕西民军踊跃到西安来接受改编，于是在陕南的民军首领郭坚首先响应，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8月13日冯玉祥和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筵欢迎郭，郭欣然赴席，杯酒交欢之际，忽然一声号令，伏兵齐出，立即把郭推至校场斩首，并且把郭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钟楼上示众。

意外的是在8月23日，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忽然吞服鸦片自杀身死，据说他在衣袋中留有遗书，略称：“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所以无颜对三泰父老。”这封遗书颇近似江苏督军李纯，不过传说阎不是自杀的。2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署陕西督军。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取消靖国军，10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

陈树藩逃往汉中，与刘存厚取得联系后，曾先后改称“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和“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到11月16日又被迫退出汉中，由茅坝口逃往陕、鄂、川三省边境平利、城口、镇坪一带。

一八○、唐继尧重返云南

当唐继尧被顾品珍赶出云南后，到了广州，受到孙中山隆重的礼遇，国民党盛大的欢迎，孙希望唐继尧能放弃地盘观念，革心洗面作一个革命党人。这时，孙急需一位有声望、有军事知识的左右手，如果唐继尧当时真能投效孙领导的革命阵容，那么他就可能成为第二号人物。然而唐继尧自己有自己的打算，当唐抵广州后陈炯明和唐有过一次密谈，劝唐要收复云南地盘，抓住军队。陈的话表面上好像是对唐的关怀，实际上陈很怕唐留在广州，因为唐是个军人，又在护国讨袁之役立下了大功，因此唐如留在广州，陈炯明是有如芒刺在背的。所以陈向唐表示，劝唐一心一意回云南，如有需要陈支援的地方，陈愿竭力相助。陈这番话与唐的本意符合，所以唐虽然身在广州，而心却在云南。

唐仓皇离滇，从昆明出走时，他的实力并没有受损，只因为当时顾品珍率军突然进袭昆明，唐的军队不及回援，但实力并未受丝毫影响，因此唐抵广东后，便将自己可靠的军队陆续由云南调到广西。孙中山讨伐桂系就使用了这支部队。这时孙辖下的滇军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李烈钧所统率的，原来驻粤的滇军，驻防桂林，将领有朱培德、杨益谦、张怀信等；另一部分便是唐继尧调出来的滇军，驻防柳州、庆远，将领有李友勋、胡若愚等。这两部分在名义上都归李烈钧以“滇黔赣联军总司令”名义直接统率。孙在桂林组织大本营之前，曾多次电召唐继尧到广西就大本营参谋长一职。唐不愿就，打算率领上述的两部滇军回师云南，驱逐顾品珍。唐表示在他逐顾后将联络川黔两省担任北伐军的左翼。唐的这个打算孙完全不同意，认为唐没有革命远见，回师云南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动，同时抵消了北伐计划，因为滇军是北伐军的主要力量，粤军由于陈炯明的态度而不能使用，孙寄望最大的就是滇军，现在唐要带走滇军，岂不是完全影响北伐计划。

唐曾把他回师云南的打算和李烈钧商量，李烈钧则不赞成。李以前做过江西都督，民国2年二次革命失败，被迫离开江西，现在北伐第一目标就是江西，李何尝不想北伐，以实践自己愿望，现在如果滇军被唐带走，北伐行动就告稽延，他回江西的希望岂不是也落空了。

10年10月下旬，孙中山在梧州，唐继尧忽然改变了态度，愿意到广西就任大本营参谋长，孙大为高兴 ，极表欢迎。哪知这却是唐的姿态，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秘密电委杨益谦、李友勋和胡若愚为靖国联军第一、二、三路司令。接着李友勋等发表通电，拥唐复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原来唐不是到梧州来就任大本营参谋长，而是来抓这两支滇军的统帅权。杨益谦也受了诱引，10月24日由桂林向柳州移动，与李友勋、胡若愚两部会合。李烈钧得到这个消息，立刻解除了杨益谦的滇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兼“援桂”第二路总指挥，并派朱培德前往招回杨益谦的部队。唐继尧因为事机败露，不好意思再见孙，等到孙由梧州动身到桂林后，他才由香港启程往梧州。12月5日，唐继尧抵达梧州，孙派胡汉民邀请唐先赴桂林一谈，唐置之不理。9日唐径赴柳州。

唐的回滇计划，是得到陈炯明积极支持的，因为唐不支持孙中山，孙的力量就薄弱多了，何况滇军回滇后，两广就成为陈炯明的天下。

唐继尧除了集中两广的滇军，同时对于云南方面也有策划，云南的巨匪吴学显，在通海、马尾寨、云龙山一带啸聚了1万多人，唐派人前往收买，委吴为宣抚使，作为内应以牵制顾品珍。

在昆明的顾品珍获知唐继尧要回师云南，遂于11月2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拒唐。本来顾品珍是反对孙中山做非常大总统的，可是现在则改变了态度，他打电报给孙称孙大总统 ，并于11月18日派杨希闵、杨蓁、金汉鼎为云南北伐军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自己愿意统率这些军队参加北伐。其实这也是姿态，顾并不是真心想参加北伐，而是带兵迎敌唐继尧。

12月24日唐继尧行抵柳州，柳州驻有滇军李友勋、胡若愚两部，黔军谷正伦、胡瑛两部。黔军不愿与唐合流，往桂林移动，以避免和唐火并。

11年1月16日，顾品珍派金鼎汉代理云南总司令，把昆明后方交付给金，自己改称北伐军滇军总司令，准备出发拒唐。顾金举行交接仪式时，顾突然宣布了滇军第一路军司令杨蓁的罪状，指责杨曾与巨匪吴学显勾搭，致使吴匪逃出了省军的重围，现在又要挟军饷30万元，态度非常恶劣，因此当场将杨蓁扣留，并派滇军第二路司令杨希闵接收第一路杨蓁的职务。这是顾品珍率军拒唐前的整肃行动。

杨蓁是顾品珍的嫡系，为什么顾品珍却要整肃杨呢？据说杨蓁打算乘顾金举行交接仪式的时候暗杀金汉鼎，以便取而代之。滇军共有七个混成旅，金汉鼎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杨蓁是第三混成旅旅长。他们都是从四川回来的 ，在四川时，杨蓁是顾品珍手下的支队长，金汉鼎则是赵又新下面的支队长。顾品珍这次不派杨蓁代理总司令，而派金汉鼎代理总司令，杨蓁心中当然非常不满。

当云南传出了唐继尧要回云南的消息时，云南内部的军官们有一种秘密结合，打算一方面拒唐回来，一方面把顾品珍推出去，这样便可以产生许多新的升迁机会，传说杨蓁就是领袖。

顾品珍和金汉鼎扣留杨蓁后，本想将杨置于死地，但因杨的部队占领了六城城楼和圆通山，将从山上开炮轰击云南军总司令部，顾、金两人为了投鼠忌器，只好将杨予以释放，派为代表命其赴广西接洽，并赠以旅费2万元，由驻昆明的英国领事监护出境。

11年1月21日，唐继尧升任李友勋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军军长，杨益谦为第四军军长。由于黔军谷正伦旅 ，阻止唐军向北假道贵州入滇，因此唐军只得改向西进，分作两路，一路由百­色­进攻剥隘，一路假道贵州兴义进攻师宗。

唐军行动时，在庆远、怀远、河池、东兰、凤山一带遇到了漫山遍野的桂军残部，展开了夺枪的大混战，唐的重要­干­部，第一军军长李友勋在混战中阵亡，于是唐提升李部的前敌司令龙云为代理军长。龙云后来成为唐继尧的继承人，统治云南18年，这一次的升迁关系最大，因为他由此而成为唐下面最重要的几个军事将领之一。

2月20日唐军进抵泗城。2月23日孙中山发表通电痛斥唐继尧“擅设总司令部，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即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

金汉鼎接任云南总司令后曾有密电向唐继尧表示好意，金的姿态是想促进唐顾合作，拥戴唐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顾品珍为副总司令，让他们两位都在外发展 ，不要回到云南来争夺这块地盘，使云南成为战场，縻烂地方，让父老受惊。同时金又透过他的好友丁石生向孙中山表示拥护。丁石生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和吕志伊同为孙最信任的同志，当时在昆明担任《云南日报》社长。

唐继尧率军急进，按照原定计划，派田钟谷率领一部分军队向北由兴义进攻曲靖，自己率领一部向南由剥隘直趋广南。2月28日唐军占领广南。

云南方面，顾品珍亲自率军拒唐，在宜良设立大本营，派第一路司令杨希闵防守师宗、罗平，抵抗由曲靖进攻的唐军。派副司令张开儒率领第四混成旅旅长杨如轩、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两部由蒙自、开远东行抵抗由广南进攻的唐军。

两军还未接触，顾品珍方面已发生了意外，那是在杨蓁方面。原来杨蓁虽已解决，可是他的部队却并不完全听命于杨希闵，所以第一路军开抵师宗后 ，就发生内哄，杨蓁旧部赶走了杨希闵，推举第一路军参谋长周永祚为第一路司令，同时宣布这支部队在唐顾战争中保持中立。

滇南巨匪吴学显在临安、蒙自、开化一带响应唐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率军剿讨，不料与吴学显部激战时竟中弹身亡。

3月7日唐军占领开化，顾军方面的张开儒退守蒙自。唐军与吴学显部配合向张部压迫，张部退守阿迷。13日唐军进占蒙自。顾品珍率军亲自反攻蒙自，怎奈顾军士无斗志，军心瓦解，甫与唐军接触，即告败北，顾品珍乃退守天生关。

3月25日，吴学显部向顾军突袭，天还未亮他就把顾品珍的总司令部包围，顾措手不及，仓皇应战 ，众寡不敌，顾品珍本人与将佐20余人均被乱枪打死。

当唐离滇时，有心腹军队王浩修、何世雄、习自强三团留在昆明未带走。王浩修是金汉鼎的把兄弟。顾入昆明后，金汉鼎向顾力保这三团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在唐进入云南，顾军败讯频传时，这三团巡自开往迤西一带，宣布独立，而唐军这时也从东南两路逼近昆明。

金汉鼎在昆明也抵抗不住，乃与迤南巡阅使罗佩金离开昆明向安宁、禄丰逃走。

3月24日，唐继尧率胡若愚部占领昆明。

25日金汉鼎、罗佩金在镇南被另一股为唐收编的迤西匪首小洪部冲散，罗佩金未及逃脱被逮，他们用烂泥涂在罗佩金的身上，叫其站在烈日之下，逼罗交出财物来，于是罗便这样被折磨而死。金汉鼎狼狈地渡过金沙江，取道会理逃往重庆。唐继尧闻悉顾品珍、罗佩金遇难，很是惋惜，下令予以礼葬。

当唐军已在返滇途中，顾见军心动摇，没有人能抵御唐军，同时风闻驻南防的第二卫戍司令金汉鼎与唐暗通款曲，因此他不得不挺身自任，率军抗唐。同时为了羁縻金汉鼎，便把云南总司令兼省长让给金。可是顺得姑情失嫂意，由于太衍敷金，却把自己的老­干­部杨蓁迫反了，这一来顾军方面即陷于四分五裂的情况中。

顾品珍方面既如上述的军心涣散，四分五裂，唐继尧方面则个个抱回乡决心，战意旺盛，因此两军不需要接战，胜负之势已定。

唐继尧在云南军人中堪称文武全才，他的书法和诗词都可称道，在他这次离滇回滇期间，曾有好多记实诗，特抄录如下：

（率靖国军出滇宣威道中）苦战频年欲罢兵，无端狐鼠又纵横，众擎扶厦忧倾侧，小补医创负治平，输挽队犹烦驿路，弦歌声喜听山城，往来六载曾何补，惭愧壶浆有送迎。风驰小队出郊东，日飐旌旗白映红，岂有壮夫难搏虎，当传女子奋当熊，千年古国关心远，一粟浮名放眼空，自是良知天可质，斗间浩气入长虹。

（旋滇宣威偶成）父老香花夹道迎，门旗影里湓歌声，七年粗信即戎教，百战敢矜常胜名，天日恩光无远近，河山气象自纵横，去年风景重回首，杨柳依依送我行。

（沾益）朔风吹送过山城，百里郊原入望平，几处军书回雁讯，有时雄剑作龙鸣，警迷自是资先觉，敌忾勿忘励后生，行馆挑灯聊觅句，忙中也复寄闲情。

（黑龙潭养疴）秋来何事有龙鸣，小视神州削要平，亚陆风云原是幻，欧洲波浪不须惊，他年放胆重经国，此日开诚且治兵，日驭回天鞭有力，问心吾自励吾生。

少年未醒浮云梦，亦复雄心赋大风，柏志弥坚寒岁节，花开不减旧年红，模王范帝今犹昔，锁利缰名­色­是空，睡起披襟狂笑傲，一竿烟月钓潭龙。

饭罢从容理钓舟，浮生大梦尽风流，频年悲悯人空老，举世沉沦杞独忧，热血不禁真爱国，冷心翻笑假封侯，静观一悟曲肱乐，身在天风最上头。

江山放眼谁为主，大地茫茫任我行，事业英雄宁有种，功名王霸总无情，千章老树饶生意，百尺寒潭订旧盟，举世由来平等看，誓凭肝胆照苍生。

章太炎在昆明时，曾给唐有联：“愿君恢霸略，不必讳纵横。”唐自书另一联以明志：“千载唯推文叔量；三分宁是武乡心。”

唐继尧这次回滇，曾有两道通电，第一道通电是在广西所发，电云：

“继尧息影海滨，久甘肥遁，乃承同志诸公一再以大义相敦勉，并据在桂滇军将领以统驭无人，吁请出而主持，自维闲退之身，谬承推许之雅，国家多难，敢暇逸以自安，风雨同舟，愿艰难之共济。兹经溯江来柳，暂于该处设置总司令部，并赴各地慰问诸军，力加整顿，期随诸公之鞭弭，共策国事之进行。”

第二道通电是回滇时所发，电云：

“吾滇父老苦兵役久矣，频年征戍，杼轴告空，远道旋师，露惊斑白，兴言疾苦，已饥溺之萦怀，往事追维，弥抚衷而内愧。忆自援黔返旆，服务乡梓，以德薄能鲜之身，受三迤人民之托，惧滋陨越，夙夜兢兢。不幸遭时多故，屡岁兴戎，转饷征师，烝人劳止。虽国家存亡所关，势非得已，而念及斯民憔悴，情何以堪，驯至情势壅隔，内政濅流，庶事纷繁，措施多误，事或失察，而重为烦扰，任或非当，而横肆侵蟊。凡兹种种，罪实在尧，以是怀惭，时思引退，去岁顾前军长率师返里，兵逼省垣，并布方针，与民休养。继尧深惧地方之糜烂，且喜继任之有人，虽遁世以终身，实平生之素愿，遂乃金碧让贤，玄黄销劫，拂衣渡海，借遂初心。去滇以来，闭门独处，永言思咎，愧悼益深，方冀该前军长惩前毖后，除旧布新，既畀职权，当臻上理。乃迭据内外各军将领暨滇省各界人民沥陈滇乱日亟，祸迫燃眉，火热水深，岌岌不可终日，泣请设法救援。并以大义频相敦勉。蜡丸书至，父老之血泪皆枯，噩耗迭传，六诏之人民何罪？继尧恸念滇事至此，殊非所期，既为执政者惜，尤为蚩蚩者哀。揆诸让政之初，心诚滋痛，律以春秋之义，咎益难辞，傥洁身以避嫌，将一误而再误。苟亡群而独善，益负疚以无穹。用是裂荷焚芰，剑寝屡皇，啼泣陈师，救民水火。夫上智消祸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初兆。念不能弭祸于机先，复不能慎终以图始，尧实不德，人则何尤？乃匐匍而救凡民之丧，即弥缝而补从前之过，缨冠急难，义惟迫于救乡，定倾扶危，谨当竭其棉力，特布悃诚，即维公鉴。”

唐继尧回昆明后立即恢复政权，并任命胡若愚为滇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龙云为第三军军长，张汝骥为第四军军长，李选廷为第五军军长。胡若愚兼迤东镇守使驻昭通，龙云兼滇中镇守使驻省城，张汝骥兼迤西镇守使驻大理，李选廷兼迤南镇守使驻蒙自。张汝骥是从胡若愚的第三军中提升出来的。

顾军溃败后，其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公推张开儒继任北伐滇军总司令，由贵州盘县开往广西庆远，与李烈钧部滇军会合。

唐继尧率师回滇，兵行迅速而顺利，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督滇近十年，其故旧袍泽都遍布云南，人心思唐，所以听说唐军旋滇，便奔走相告，争相迎迓。

至于顾品珍呢？他的失败是可惜的。当他初返云南，接长军政大权时，他曾请教他的一位好友丁石生，丁氏当时担任《云南日报》社长，顾请丁告诉他治滇的要诀，丁氏给顾八个字要诀：“开诚布公，休养生息”。并且补充说：“开诚布公是政治原则，诸葛武侯治蜀就是标榜开诚心布公道。休养生息则是针对当前云南的现势，由于云南自护国讨袁以来，年年用兵，元气大伤，蓂赓（唐继尧）因情势所迫，无法收缩军队，滇军既不能逐鹿中原，势必有阋墙之争，于是民不聊生，饿莩载道，今天如果整顿内政，增加生产，藏富于民，休养生息，就是百世功业，如果唐氏仍要回滇，亦不必与其相争，所谓争一日功不如争万世功，争一日名不如争万世名。”

顾品珍开始时接受了丁石生的建议，宣布军民分治，整顿内政，不问外事，闭门建设。然而时日一久，故态复萌，各县县长大批调动，均委他的旧部军人出任，吏治比唐时期还要糟三分。

导致顾失败的，是剿匪，匪本来就是民，有的是恶民，有的是被官吏所迫，铤而走险，加上云南交通不便，匪容易存在而难剿讨。唐继尧时代抚剿兼施，一方面剿讨，一方面招抚。当时云南巨匪杨天福、吴学显等都被唐招抚到昆明，恩威兼施，所以唐时代，云南匪患还不严重。顾品珍主政后，一反唐的作为，先诱杀了杨天福，杨天福被杀后，吴学显自然有兔死狐悲之恸，因此逃至滇南，啸聚近万人，以拥唐反顾为号召，同时杨天福的旧部也集合数千人，声称为杨报仇，在滇西作乱。一时匪患大炽，昆明城郊附近都有匪踪，行旅为之裹足。

更糟的是顾的部下并不完整，他从四川率领滇军回师云南，这支滇军并不完全真心诚意拥顾，只是大家在四川立足不住，风雨同舟，回云南求生存，他不像唐那样有­干­部，有自己一手培植的军队。加上他的部下回滇后都以为江山在手，多年辛苦远戍在外，如今要享几年清福，于是争权争利，谁也没有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的朝气，这一来遂使顾品珍的政府在滇人心中大为失望，因此唐继尧三字重新被滇人怀念，大家厌顾之余，便均盼望唐早日旋滇。

唐胜顾败的关键即在于此。

一八一、湖南谭、程、赵之争

湘军自纵驱逐张敬尧，南北战争忽然变成北与北战，南与南战的大混乱之局。执北洋牛耳的皖系被一个撤防北归的小小师长所打倒，西南声势最大的桂系也被闽粤边境一支孤军所推翻，任何武力不足恃，越是武力大的人，越容易被打倒。对湖南人来说，触目惊心，犹有余悸。因为湖南久作南北战争的战场，一胜一败之局，谁也不能征服谁，结果湖南便在兵荒马乱的拉锯战中，人民生命如草芥，人民财产如粪土。

谭延闿出长劫后的湖南军政，他能把握最高的政治原则，不再以兵事困扰湘人，他和赵恒惕宣称湘军任务以驱张为止，不卷入南北漩涡，并主张闭关自守，请南北均勿驻军湘境。就谭延闿背景来说，早年由咨议局议长参加革命，是立宪派人物，后来几度督湘，迄南北战争，他的政治渊源多少和桂系有关，湘军驱张，桂系也暗中支持，不幸驱张成功后，桂系竟在两粤失势，对谭无形中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驱张一役，湘军从北军中夺得大批枪支，吸收人民武力扩编为形形­色­­色­的部队，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战，如果内部团结起来，不要说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觑，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强大的武力。可是湘军并不团结，驱张成功后，变成了三分天下，谭延闿、赵恒惕和程潜鼎足而三，三派各有势力，这就吹散了湘军中兴的美梦。

9年9月，湘军一度整编，除正规军第一师外，共成立了12个防区司令：

第一区司令吴学剑，驻宝庆。

第二区司令张辉赞，驻湘乡。

第三区司令谢国光，驻衡阳。

第四区司令罗先闿，驻永州。

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驻洪江。

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驻醴陵。

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驻郴州。

第八区司令蔡钜猷，驻沅陵。

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驻芷江。

第十区司令李韫珩，驻澧县。

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驻常德。

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驻平江。

在以上各军区中，第六军区最有实力，是属于程潜的，第一、二、三、七、十二各军区司令均属谭延闿，四、五、八、九、十、十一各军区则无所属。

军区制使湖南变成一个小国家，各县用人行政均­操­于各军区武人之手，武人认为驱张一役是他们打出来的天下，他们当然不把省政府放在眼中。

谭延闿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骄将悍、财政困难、军饷无着的局面。谭是文人出身，驱张一役则是军人的功劳，因此他们对谭就有不敬之心。他们在军区内不只是行政权­操­于己手，连地方税收也要支配，省政府无权过问。因此，谭的号令不出省门，他所用的民财各长，也受武人的­干­涉。谭在民国初年，曾说过：“省长是督军的媳­妇­”，可是现在他做了督军时竟变成各地方军人的媳­妇­了。

正因为此，谭才想整军和裁兵，而整军自然引起地方军人的不满。

裁兵过程中，只有第七混成旅长兼第四区司令罗先闿自言实力仅有一团，愿降任团长或退位让贤。罗从军50余年，本是老行伍出身，他平素宽袍大袖，手持烟管，与兵士同桌而食，同室而寝，乘火车总是坐三等，完全是个教书老夫子的模样。

他的言论一发出，湖南人均尊他为模范军人。赵恒惕推他为点验枪支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委员会就是主持裁兵的一个临时机构。湖南人都赞成裁兵，可是对这位自动要求裁兵的老将军却又不愿意让他裁，纷纷电请省政府挽留他。

10月间，湘西发生了新风云，前常澧镇守使王正雅之子王育寅因父亲遇害，宣称起兵报父仇，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推林修梅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本是谭延闿旧部，且为谭派健将，却因裁兵事也对谭表示不满。谭在长沙听说湘西不稳，乃派兵讨王，却不及林。湘中的将帅均与林有旧，人人按兵不动，谭不得已派他的嫡系第一旅长宋鹤庚往剿。11月平江又有兵变，平江是第十二军区，军区司令萧昌炽被杀，这对谭也是很大的打击，因为萧原为督署副官长，极得谭的信任，谭不得已，又调李仲麟就近往剿，怎知李仲麟却阵前变节，与变兵合流，李部团长张振武于11月21日发表马电促谭下野。

谭的基本部队有调动的，也有离省太远的，而在平江号称兵谏的李仲麟部却朝发夕至，22日即开到了省垣近郊。23日谭在督署召集军政各界联席会议，谭延闿首先痛哭流涕，赵恒惕也泪眼模糊，他们都不愿见­干­戈重起，地方糜烂，而与会的人又都面面相觑，没有一个自告奋勇地愿意带兵出去抵抗变兵。

会议除了流泪脸对流泪脸，没有任何结果，谭发表漾电宣布废督，推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咨请省议会改选省长，新省长未产生前，谭暂任省长。

这时候的湖南，就像春秋时代的郑国，介于南北之间自成一国，自治及制定省宪，不受南北政府的号令。

湖南省议会是一省民意的最高机关，开创民选省长的先河。

倒谭的是程潜一派欲取长沙，谭延闿想利用时间外召勤王之师，程派当时不给“谭婆婆”这个机会。程派将领便都在长沙城外鼓噪起来。11月24日谭召开第二次军政联席会议，有一位将领站起来说：“畏公（谭的尊称）表示高蹈，他是一位全国的伟人，不是湖南一省的伟人，我们不能以私情违反他的意旨，这次的会，我们一方面欢送旧总司令离湘，一方面欢迎新总司令就职。”

新总司令是赵恒惕，他于25日就职。省议会选举林支宇为临时省长。谭延闿则于27日悄然赴沪。谭夫人原住上海，以难产致死，谭曾派人迎柩回湘，迎柩轮和送谭轮相遇于城陵矶，只能抬手示意，其后谭写信给朋友说：“存者殁者背道而驰，世间伤心事无逾于此者。”

12月4日程派将领又闹饷倒赵，赵电广州举程为军政府陆军部长，孙中山复电云：“部长已任竞存（陈炯明），盼颂云（程潜）屈就次长。”12月24日，赵恒惕以开会为名，将程派将领李仲麟、瞿维臧等八人杀害，程潜派在湘势力为之瓦解。

李仲麟之死，结束了湖南省内谭、程两派的明争暗斗，李的部队驻扎醴陵亦于李被杀后予以解决。湖南局势在赵恒惕控制下，总算安定了下来。

谭延闿怀着万分悲恸的心情去了上海，自从民国6年南北战争以来，湖南就变成南北兵争的焦点。谭延闿也几进几出长沙，他虽称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于武功，在湘省内争中，他需要倚赖军人的支持，赵恒惕是支持他的，可是水涨船高，赵的部下希望赵能主绾一省军政，因此赵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负起了湖南军政省长的责任。

赵主持湘省军政后，整军图治，扩编湘军为两师五个混成旅：

第一师师长由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升任。下辖第一第三两旅，旅长由团长贺耀祖、唐生智升任。

第二师师长由第三旅旅长鲁涤平升任。下辖第二第四两旅，旅长由团长刘铏、邹序彬升任。

另以叶开鑫为第一混成旅旅长，赵钺为第二步兵旅旅长，张辉赞为第二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为衡阳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陈嘉裕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吴学剑为宝庆镇守使兼第五混成旅旅长，蔡钜猷为长沅镇守使兼第七、第十两旅旅长。

湖南的变局是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之争，首先是程派军人发动政变逐谭下台，赵在政变中取得了总司令地位。程派倒赵失败，谭赵两派本是一系，在反程战线上更是一致，不过当程派势力被铲除后，谭赵两位虽无芥蒂，可是下面的人则因利害关系而水火不容了。

谭派军人中最有计谋的，是张辉赞。他曾经公开建议驱逐在湖南的政学系和孙系（指孙中山）政客，并且秘密建议采取“清君侧”的手段逼赵下台。但是赵系的叶开鑫兼任长沙戒严司令，赵的军事力量控制着长沙，如果从外面调兵进省来发动政变，就会引起湖南的内战，而湖南发生内战，北洋军就会乘机侵入，因此谭派军人不敢动手。

10年春天，张辉赞利用父亲做寿的机会，集合谭派军人举行湘潭会议，决定发动推倒临时省长林支宇的政治运动。林和孙中山有连系，在谭赵两派斗争中保持中立，不是谭派的主要敌人，但是谭派准备推倒林后，就可以迎接谭回来做省长，然后再驱赵下台，所以他们决定先推倒林，从剪除赵的羽翼入手。

湘潭会议后，谭派的主要军人宋鹤庚（谭军第一师师长）从湘潭回到长沙，当面痛骂财政厅厅长姜济寰筹饷不力，又和张辉赞联合起来，借口禁烟问题攻击政务厅厅长冯天柱，因此姜冯二人均不安其位而被迫下台。林支宇知道这是对自己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此于10年3月5日留下一封致省议会的辞职咨文，挂冠而去，秘密离开了长沙。

林出走后，赵恒惕知道这是谭派先驱林再倒赵的二部曲，维持林的省长，是第一线防守计划，于是立刻派人四出追林，可是林去意甚坚，早已取道汉口转上海，赶之不及。

3月7日湘军总部举行军、政公团联席会议，讨论省长问题，曾名列洪宪六君子之一的胡瑛（湘省矿务局协理）表示：“湖南临时省长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赵总司令兼任不可”。

4月6日湖南省议会推举赵恒惕兼任临时省长。

正是这个时候，由四川退抵贵州镇远的李烈钧，把他所属的滇军开进麻阳、黔阳、会同三县，和湘西防军田镇藩旅发生冲突。并且在占领区内包运鸦片。滇军假道入境及其破坏行为，湖南有进行武力制止的必要，不然将会严重地影响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鹤庚、谢国光、吴学剑联合推荐叶开鑫为讨伐滇军的总指挥，又保荐张辉赞代理长沙戒严司令。

谭派军人想在驱逐滇军的行动中乘机攫夺长沙，赵恒惕自然不会上当。

湖南谭赵之争酝酿了好几年，赵恒惕在他答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访问时曾对此表示遗憾，他叙述他对谭的印象，以及和谭之间的冲突，他说：

“湘军隐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如唐生智、贺耀祖等是；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弁目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吴学剑、鲁涤平、蔡钜猷、陈嘉祐、谢国光辈是。省宪实行以来，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

………………

谭公如不图利用旧派为政治资本，则新旧冲突可以避免。谭公如先拉拢新派军官，战争亦不致发生。……萁豆相煎，兄弟阋墙，余心中之愧恨，实无以言喻，固不独对谭公一人而已。

谭公记忆力极强，掌故熟悉，对古今名人名、讳、别号均过目不忘。除勤习书法外，别无嗜好。惟于政治极感兴趣。余每谓谭公为极适合之行政长官人才，盖别无旁惊，专心一志于政治。担任总统幕僚长，尤为一等脚­色­，当任广东大元帅之秘书长，卓著功效，其后遂任国府主席。下笔既敏捷，又长于周旋应对，且­精­力过人，能同时会客、批公文、听电话，八方应付，面面俱到。

谭公之­性­格极圆融冲和，待人亲切而周到。余曾隶蔡（锷）公，蔡公亦敏达，且勤奋细密；但对人绝不敷衍，作事最重计划步骤。

谭公之克己功夫，极难能可贵。三十余岁丧偶后即未续娶，有人介绍续弦，谭公辄笑却之。任湖南都督时，所着之布鞋，系太夫人手制，其俭朴类此。

谭公待余甚厚，示能报答于万一，为终身憾事，亦因谭公信任余太深，致招人忌。余对谭公忠心耿耿，即有毁余于公者，余意公决不之信，后张子武（其锽）先生特来告余，谓谭公颇为人言所动，余初亦坚谓不致有此，其后征之其他事实，亦觉可信，始悔当时未能请子武先生赴沪晤迎谭公，是一遗恨。因子武为谭公与余最信佩之人，且其智慧甚高，必有方法达成之也。

余上谭公书数十通，可以证明余当时之真意（该项函件为张礼文先生所得，并由张君剑芬持以赠我）。至于谭公赐我之书札应在百通以上，因在湖南军事期间，尽行失去，至可惋惜。……”

政治人物常有一时恩怨和利害影响友情，可是，事过境迁，当时是非已成空，追想交谊，已难补效，谭赵的离合悲欢正是一桩很好的例证。

一八二、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桂系退出广东时，赵恒惕出任了调人，劝陆荣廷宣布广西自治，并愿劝陈炯明勿攻广西，主张两广因“志同道合”而永息争端。10年3月13日陈炯明通电赞成赵的意见，并保证“两广一家，不生兵戎”。3月19日陈又以督军名义（这时西南各省都改督军为总司令）致电广西督军谭浩明，表示愿与桂军“各守边防，毋相侵犯”。

陈炯明向桂系军阀表示友好态度时，正是孙中山主张讨伐“桂贼”的时候。当孙看到陈炯明那些“友好”电报时，大为光火，气得摔了一个茶杯，打算不理陈炯明，派遣唐继尧为“援桂军总司令”，以滇军为骨­干­，由滇黔进攻广西，自己则亲率一部分效忠的粤军进攻梧州，和滇军会师桂林。

桂系本身也有极大的矛盾，以前桂系占有广东时，广西内部相安无事。因为桂系的能­干­人物都向外发展，各有局面，各有千秋。现在大家都退回广西，一个贫瘠而落后的家乡，怎容纳得下这么多大脚­色­。于是问题丛生了：军饷是第一个问题，防区是第二个问题，权力是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权力问题解决，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在桂系中，陆荣廷是顶尖人物，陈炳焜、莫荣新、谭浩明都做过督军，沈鸿英也有做督军的野心，现在一山藏了这么多只大老虎，如何安排呢？

形势上的需要，桂系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武鸣派，以陆荣廷为首；一派是柳州派，以陈炳焜为首。两派表示在这大变局中合则存 ，分则亡，合的途径是武鸣派愿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一方面向北京政府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一方面集中1．5万人在梧州，准备反攻广东，打下广东后即将广东地盘让给他们。

这当然是如意算盘，老实说如果能反攻广东，当时桂系也不会退出广东了。陆荣廷这时的打算是和以前失去广州的龙济光一样，想依赖北京方面的援助，催促北洋派三路出兵“援粤”。这三路是：陈光远从江西出兵，李厚基从福建出兵，另派海军南下。

这时代最有趣的名词便是“援×”，如广东方面要讨伐广西，就组织援桂军，广西方面要进攻广东，也组织援粤军，这里的“援”字就是“侵”字的意义。

桂系除了催促北京三路援粤而外，还要求接济军饷。在北京方面，三路出兵简直办不到，只好支援一批军火，让桂军有充足的械弹以重整旗鼓。不幸的是当这批军火由日本货轮小山丸装运出口时 ，船还没有开出上海的吴淞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

原来皖系这时是暗中和广州军政府有连系的，这就是一次合作的具体行动。

陈炳焜得到陆荣廷的鼓励后，便积极筹备反攻广东，把兵力在梧州集中，这种行动，对陈炯明起了刺激，陈炯明本希望粤桂和平共存，相安无事，现在则是“我不犯人，人竟犯我”。不过他却幻想和陈炳焜成立“粤桂息争条约”。怎知陈炳焜却在梧州宣布为军事戒严区，这很显明地是为了侵粤，因此陈炯明也把西江自肇庆以上宣布为军事戒严区。

不过陈炯明依然对桂系存有幻想，希望陆荣廷会支持他的“粤桂和平共存”主张，可是陆荣廷却宣称：“陈竞存（陈炯明）哪一天把孙文驱逐出粤，我就哪一天和他弃怨修好。”

现在，桂系中最有实力的是沈鸿英，他有42营兵力，他是广西雒容县（今广西鹿寨县境内）人，和莫荣新是亲家，属于柳州派，与武鸣派的马济积不相容，马济是武鸣派的健将，是莫荣新的义子。

陈炯明既不愿意对广西用兵，于是派翁式亮为密使，到广西平乐去见沈鸿英，劝沈驱逐陆荣廷，攫取广西军政大权，宣布广西自治，愿以军费、军火相助。沈鸿英果然被说动，于是答应了陈炯明的条件。

到了6月上旬，曾被粤军收编的桂军残部又在高雷钦廉地区倒戈反粤，接着遂溪、廉江也有民军揭竿而起，沈鸿英又受陆荣廷的拉拢，认为广东有隙可乘，应该向广东发展。6月13日沈鸿英派兵由贺县侵入连山、连县、阳山。北江防军李烈钧旧属赖世璜、李明扬等部都败退到韶关来。当北江败讯陆续传到广州时，陈炯明采取了紧急行动，派第一师师长邓铿为北江总指挥，率军抵抗沈军，并调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部保卫广州。

粤桂战火重燃，于是陈炯明乃根据湘粤联防条约，请求湘军出兵进攻桂林，捣袭桂军的后路。陆荣廷也根据多年来湘桂同盟的关系，派林虎到湖南，请求湘军出兵北江，助以一臂之力。这使到尚未恢复元气的赵恒惕为之左右两难，他不希望西南方面兵戎相见，再启战端。于是他发起邀请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共同调停粤桂战争，并请广西宣布自治，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的态度。

赵恒惕的建议只获得四川的刘湘表示同意，而云南和贵州都没有答复，原来云南的顾品珍因为唐继尧部下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已由迤南开入广西边境，为了共同对付唐继尧，他曾和陆荣廷建立了秘密同盟。贵州卢焘则因为陆荣廷收容了贵州“逃将”王华裔，已派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开入黔桂边境，与陆荣廷处于敌对地位。因此赵恒惕的四省联合调停粤桂战争的计划遂不能实现。

王华裔是在刘显世失败后逃去湘西，又被假道湘西的滇军赶走，逃入了广西北部。

陈炯明再度被迫作战，他在粤闽边区驻防时，孙中山一再要他率军回粤，他不答应。直到广东的桂系要出兵打他，他才下了决心回粤驱逐桂系。现在他无意攻桂，孙中山怎样敦促他，他总是推三阻四。直到桂军要进攻广东，才迫他顺从孙的意旨，决心讨伐桂系。

6月18日孙中山下令对广西总攻击。6月20日陈炯明出发到肇庆，26日孙发表命令，派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同一天，陈炳焜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宣布独立，这一来使得陈炳焜、莫荣新、韦荣昌等无所措手，匆匆忙忙地逃往浔州，粤军遂不战而克梧州。孙发表刘震寰为桂军第一师师长。

陆荣廷并不重视梧州的陷落，他叫沈鸿英进攻莫德、三水，又叫林俊廷等迅速由高雷一带北进。这是双管齐下的军事计划，不但可以直接威胁广州，而且可以截断梧州粤军的后路。可是沈鸿英看见形势不利，就不肯接受陆的命令，他暗中请赵恒惕转达陈炯明，愿意宣布自治，履行以前的条约。陈炯明这时不敢相信他了，粤军马不停蹄地向广西深入。北江粤军一路由信都、贺县包抄沈军的后路。一路由英德、韶关向西进攻。从7月3日到8日，信都、阳山、连县、连山都被粤军收复。9日退往贺富山的沈军将领黄自高、沈荣光等联合推举沈鸿英为“救桂军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脱离陆荣廷的关系，与广东采取一致态度。

7月1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陆荣廷，16日粤军乘胜溯西江而上，克复浔州，且以破竹之势占领藤县、容县、北流、平南、贵县。

这时候，桂北和桂西都起了变化：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唐继尧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谦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为了统一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部队拨归李烈钧指挥，因此李烈钧号称为“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准备向桂林柳州两面进攻。

6月27日粤军师长邓铿、魏邦平联名电请湖南出兵桂林，陈炯明也直接电请赵恒惕出兵。7月5日赵派谢国光为援桂军总指挥，赵主张广西问题和平解决，因此他电请陆荣廷自动让出桂林，由湘军进驻，湘军对桂军不采取敌对行动。陆荣廷在四面受敌的情势下，勉强地接受了赵的主张，于是湘军谢国光和罗先闿两旅遂“和平占领桂林”。

桂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将领们均纷纷通电和陆荣廷脱离关系。

沈鸿英军宣布自治后，各地桂军纷纷响应，7月12日桂军旅长贲克昭在柳州自称柳庆救桂军总司令。14日桂军统领秦步衢逐走了陈炳焜和桂林镇守使李祥禄。自称桂林救桂军总司令。韦荣昌、刘达庆、韩采凤在贵县陷落后，也都宣言“自治”。

陆荣廷于7月16日通电下野，距孙中山下令讨伐正好半个月。他下野后把政权交与沈鸿英，并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他自己偕同谭浩明由南宁逃往龙州。

北路粤军认为沈鸿英的宣布自治是诈降，是拖刀之计，因为沈军宣言与陆荣廷脱离关系，要求粤军勿前进，而陆则把一切力量移交给沈，所以不接受沈的要求，继续进攻。7月24日沈军退出贺县、富川。而这个时候，正是湘军开进桂林。同时滇军李烈钧亦奉孙中山命将滇军、黔军、赣军统一指挥。滇军杨益谦、朱培德，黔军谷正伦，赣军彭程万各部分途出击，唐继尧所部的滇军先遣司令官胡若愚率部由湖南洪江经三江口直捣桂林、柳州，并以滇军旅长李友勋部由贵州经独山，进攻广西庆远。桂军韦荣昌、林俊廷、刘达庆、刘炯宇、李祥禄等都退到柳州。

8月3日湘军由桂林撤走，沈军接收桂林。胡若愚会同粤军第二军旅长吴忠信及赣军彭程万等部围攻桂军。胡若愚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所部前仆后继，以寡胜众，终于击溃了沈军。

8月13日胡若愚攻克桂林，沈鸿英退守永福。

另股滇军李友勋改道直逼柳州。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并向南宁退走。陈炯明派桂军的韦荣昌、黄培桂负责改编桂军事宜。8月5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可是陆荣廷还在龙州纠集残兵败将准备作困兽斗，幻想北方直系会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

8月11日孙中山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派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

9月30日粤军攻克了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首先入城的是魏邦平部，桂军残余部队非降即溃，陆荣廷只身逃往安南，广西全省遂告底定。

讨桂各军一部分撤返广州，准备北伐，孙中山特召集粤军将领、内河舰队及飞机队管带训话，慰勉有加。孙说：“此次粤军进攻广西，不到一月就把桂系荡平，乃将士用命所致。现在两湖已发生战争，当出兵北伐，统一中国，北伐之举势在必行，偏安一隅，只能苟全，而非久安，希望将士用命，戮力北伐。”

10月8日孙中山向广州国会提出北伐案，获得通过。18日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孙中山以粤军及滇军联合力量讨平广西后，便决定由桂林取道湘省北伐，偕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广州，沿西江入广西。在广西沿途巡视，经三水至梧州。在梧州时曾向国民党员演讲，孙说：

“梧州的革命党部甫告成立，今天各位出席成立大会，人数虽只是二百人之谱，可是革命不在人多，如果要使广西永远成为革命党的基地，机关枪、过山炮都不可能，唯有革命主义才是力量的源泉。我们必需要把革命真理传播出去，这个责任就在各位身上。如果我们成功了，中华民国就会得救，就会富强。如果我们失败，将来陆、谭、马、莫诸强盗就会卷土重来，广西数百万人民又将沦为奴隶了。”

这时候陈炯明率部驻防南宁，他仍反对北伐。孙中山曾电促陈出兵，陈置之不理，且屯兵不进，扬言至少半年内是休养整训的时候。孙无奈，只好移樽就教，在赴桂林之前，亲往南宁防陈，向其劝告，孙说：“你应该支持我北伐。从利害观点论，我北伐后，如果成功，中国统一，我当然不会再回广东来。如果不幸而失败，我又有何颜回到两广。所以我北伐后，两广一切全权由你主持，不过请你不要阻止我北伐，并且请切实接济饷械。”陈口头唯唯，心中并不谓然。不久奉孙中山命回广州筹备北伐饷糈，可是他私心重于一切，回粤后积极推行把持两广的­阴­谋，先把广东省的财权切实掌握，同时和省议会密切连系，进行起草省宪，而对北伐态度非常冷淡。

孙中山在南宁时曾对群众大会演讲“广西善后方针”：

“我是第一次到广西，所以也是第一次到南宁，……大家都知道广西是个贫瘠的省份，可是这次溯江西上，所见两岸都是肥沃的平原，甚至山林丘壑也都苍蔚，因此我发见所谓的贫瘠，并不是真的贫瘠，而只是人事未到而已。”

于是孙中山就开发利源建设地方，兴借外债，修筑铁路，开矿山，树农场，建工厂等项大为发挥，使听众耳目一新，认为是闻所未闻。

孙中山然后从南宁折返梧州，再由梧州沿漓江过昭平，沿途系乘帆船溯江而上，从昭平至阳朔，路更险峻，梧州阳朔间虽然才450里，可是就走了16天。孙在阳朔发表演说：

“阳朔是块好地方，万山环绕，遍地膏腴。无知识人的以为这是土瘠民贫，可是却不知道奇峰耸峙的高山，都是石灰岩层的蓄积，可以烧石灰，可以制水门汀。所以别人认为阳朔是不毛之地，我则认为阳朔遍地都是黄金，所以我们应该拟定一套计划，把蕴藏在石灰岩层中的煤、铁、金、银、铅、水银诸矿，大量开发出来。”

孙中山在阳朔没有停留，即由阳朔赴桂林。

孙中山为了北伐，积极整理军队，组织大本营。当时在桂林的部队有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福军李福林部，同时委派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

12月4日上午5时，孙中山偕许崇智、胡汉民等由拓本圩登陆，11点55分抵将军桥（距桂林城五里许）。桂林各机关团体各界人士均鹄立道旁欢迎。抵欢迎场时，典礼队的炮队在郭家山对面鸣放礼炮101响，孙入欢迎亭，欢迎人士脱帽举旗致敬，并欢呼：“新广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还高唱一首欢迎歌。

12月7日桂林军、政、学76个团体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孙中山，孙发表专题演讲，讲题是“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孙说：

“本大总统这次誓师北伐，经过桂林，借这个机会能够和诸君见面，可算是一段大因缘。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本大总统更希望诸君来欢迎民国的主义，革命的道理。那就是革命党主张的三民主义。本大总统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发起人，三民主义如果能够实行，民国才可以建设得好。”

接着孙便就三民主义的内容、价值详为缕析。

12月9日桂林的学界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莅会演讲

“知难行易”，反复发挥“知之维艰，行之非艰”的道理。

10日下午1时，粤、滇、赣三军全体军官1000余人在总统行辕开会欢迎孙中山，各界绅民凭入场券列席。中山莅场，由赣军总司令彭程万宣布开会，赣军参谋长宣读颂词，孙登台讲述“军人­精­神教育”历时一时半。李烈钧、胡汉民、许崇智及前四川总司令吕超相继演说。

孙中山命令广西省长马君武注意地方治安、整饬吏治、肃清土匪、约束士兵。

13日电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嘉慰。

10年12月15日，孙在桂林发出通电，宣布徐世昌卖国，电云：

“山东问题，徐世昌久欲与日本直接交涉，只因国民监视綦严，不敢肆行己意。今竟借华盛顿会议，派遣代表赴美，以英美两国劝告为词，悍然与日本直接交涉，而无所忌惮，实属罪不容诛！本大总统以救国讨贼为己任，除竭力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废除廿一条款外，特宣布徐世昌及其党羽卖国­奸­谋。凡我国民，其共起诛之。”

蒋中正于12月22日应孙中山召赴桂林，先抵广州，即在旅馆及舟车中草拟北伐作战计划书。

就在蒋抵穗时，北方一位传奇人物徐树铮也到了广州，小徐的南下，表示皖系要和国民党合作打倒直系。当小徐抵穗后，孙中山即自桂电令廖仲恺、汪兆铭和蒋中正为代表，与小徐密商联合打击直系的军事计划，电云：

“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切商军事之进行。现我军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

23日电广州总统府秘书长谢持，转促蒋即偕戴传贤来桂林。

蒋遂于11年1月3日离广州，经三水、梧州、昭平、阳朔会同吴忠信，于18日抵达桂林。30日蒋约文官长胡汉民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商决出师北伐的日期，并决定将大本营移设韶州。

2月3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北伐，命李烈钧攻江西，许崇智出湖南。12日张作霖派代表李绍林到桂林晋谒孙，商讨合作计划，以便南北夹击曹、吴。20日段祺瑞亦派代表周善培到广东。

这就是后人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的开始。

一八三、孙中山北伐的阻碍

孙中山派遣粤军击溃桂系，占领广西后，即拟从广西整顿师旅进行北伐。因为非常政府在陈炯明势力范围内，陈炯明不但没有革命抱负，同时处处掣肘，因此孙决定自己率兵北伐，不再回广州做有名无实的总统。遂命令李烈钧所属的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的粤军一齐集中桂林，准备取道湖南北伐。这时陈炯明率粤军在南宁，孙还在广州，所以孙便打电报请陈回粤，讨论北伐问题，陈托辞不肯回到广州，并且打电报给孙，反对北伐。他的理由是：“北伐将促使直奉两系军阀由分裂而重趋团结，联合以对抗南方。同时北伐一开始，可能引起南方的分裂，因为西南各省都表示要保境息民，所以现在如果坚持北伐，首先遭遇阻碍的，不是北方敌人，而是南方友军。因此不如等待直奉两系战争爆发，再行出动。”

陈炯明的意见，表面看来不无理由，实则完全不愿意孙中山把粤军调走以减少自己的实力。而且这时他已暗中和吴佩孚有了来往。所以他曾派兵解散了孙所设的招兵机关，调他的亲信魏邦平率部开往梧州监视北伐军。并通电响应卢永祥主张召开各省联席会议。陈炯明这些举动，使国民党同志大为忿恨，国会议员凌钺在议会中指斥陈为“倡乱首魁”，美洲华侨国民党支部骂陈“狂妄乖谬，目无元首，反复叵测，怙恶不悛。”电请下令讨伐。

孙中山肯定陈炯明是革命的障碍，借口出巡广西，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10年10月15日乘宝璧舰出发，17日抵梧州。孙中山驻节梧州，下令编北伐军为三个军，李烈钧为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长。同时电召陈炯明到梧州来讨论北伐问题，拟抽调粤军40营加入北伐，北伐军的军火军费应由广东供应。陈炯明不理会孙的召唤。

25日孙中山由梧州赴南宁，移樽就教，会晤陈炯明。孙告诉陈炯明，自己率军北伐，两广都交给陈 ，北伐而胜当然不会再回两广，不幸而败，也无面目回到两广，因此陈炯明没有理由反对北伐。可是陈炯明毫无明确表示。29日孙重回梧州。

11月5日，陈炯明由南宁返粤，路过梧州，曾谒孙中山，可是对北伐问题仍无具体答复，使孙在北伐问题上完全得不到陈炯明的支持。

陈炯明和吴佩孚勾结的消息，在10年10月便喧腾南北，上海的外文报纸和路透社均有此报道，陈于10月23日通电辩诬，宣称纯属谣言，请勿采信。

据陈炯明叛国史所记，陈吴勾结经过如下：

“陈氏实以联络吴佩孚之结果而降北，亦以降北妄念之冲动，遂以正式政府（指南方护法政府）之陆军总长，而先投降于吴佩孚。然其作用如何？则以歆羡总统地位之一念差耳。先是吴佩孚欲以全力对付奉天，又惧正式政府出师讨伐，乃由鄂督萧耀南，荐湖北人黄申芗为到西南卖蜡丸之哈米蚩。……黄至汕，闻马育航尚在汕头，遂往谒之。……黄知马为陈炯明心腹，遂用水磨工夫日论国政，并谓彼观天下士，只陈、吴为奇杰，如吴、陈携手，统一中国如举棋耳。……马既受黄惑，因为誉扬于炯明，且介绍其与谈，黄尽出其所能，以摇动陈心。陈氏素不甘居人下，自粤军回粤以来，对于孙公，早已露其剑拔弩张之态度。今黄乘隙说之，陈为动。故北伐军出驻桂林以后之种种牵掣，半出于吴佩孚代表黄申芗之计划，陈氏但奉命唯谨耳。吴佩孚见陈氏已堪为用，陈氏又派马育航、陈觉民等到洛，议订条件。吴佩孚遂担任逐徐世昌，陈则担任逐孙总统。……马闻言遂由保定急电报诸陈、叶。而吴虑陈尚犹豫，乃再派包兰支来粤，携函谒陈，谓解决中国时局，唯有南陈、北吴携手，则诸事可迎刃而解。并有吴为总统，陈为副总统之期许。……”

这段政治秘密，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吴佩孚在战胜皖系后一心要对付奉系，又怕孙中山北伐，联络陈炯明以牵制北伐军，减轻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之势，自然是极好的策略。陈炯明既然有背叛孙中山之心，也需要连络北方的力量，吴、陈携手自在意料之中。

孙中山要对付曹、吴，也需要联络北方，所以有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的酝酿。

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以前，曾派李梦庚到广东接洽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皖系也派徐树铮到桂林，计划北方奉皖两系与孙中山的北伐军三路出兵围讨直系。

11年3月上甸，孙中山派伍朝枢到奉天“报聘”，受到张作霖热烈地欢迎。奉张表示三角联盟成立，共同推倒直系，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旧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原来在2月13日，困居北京城内的段祺瑞，在四个日本人保护下，化装乘汽车由北京逃出，经过通州时，得到当地奉军的照料，当天到达了天津。这时是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孙中山任命朱培德为北伐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决定与奉系同时出兵讨伐徐世昌、曹锟、吴佩孚。

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了一件政治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

邓铿字仲元，广东惠阳人，追随孙中山很久，是孙身边一位得力的军事人才。民元广东光复，邓任都督府陆军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华革命党，由孙中山委为中华革命军广东总司令。孙中山在广州组府时，邓铿疏导陈炯明和国民党之间隔阂不遗余力。孙中山出师广西，粤军许崇智部随行，邓铿一面主持粤军军事，策划弹械饷糈之接济；同时以留穗临督陈炯明自任。陈炯明的亲信有犯法的，常受邓铿的呵斥，陈的左右对邓铿积怨甚深。认为邓铿是粤军中的孙中山亲信，视如眼中之钉。

孙中山出师时，邓铿特拨自辖之一团为孙的警卫团，以邓的副官长陈可钰统率。用以保护孙的安全。北伐军军饷，就是邓铿一力筹措的。

3月中旬，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和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从北方到了香港，邓铿和谢持由广州专程赴香港迎迓。这次行踪除了粤军总司令部重要人物知道外，并无外人知悉。邓启程时，陈炯明曾亲自送到楼梯，表现得非常客气，其客气的程度，简直是以前所没有的。

3月21日邓由港返粤，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下车，在车站外突遭暴徒狙击，连中数弹，弹贯胃部，流血倒地，随行人员急扶邓上车，径驰粤军总司令部。军医赶来施行急救，邓喘着气对其左右说：“我知道参谋长地位危险，可是我觉得自己人何必杀自己人？”有人问邓知不知道凶手为谁？邓叹气说：“我认得，可是真料不到他杀我”。于是大家追问凶手姓名，邓则摇头不答。由于伤势沉重，乃由总部转送至韬美医院诊治。邓铿自己感到伤重，不可能好转，不过他很泰然，对家人说：“我的才学不如朱执信，执信已先我而死。身为革命党人，为国家牺牲，也是值得的。天下不容好人，付之叹息而已。”

3月23日午前5时，这位孙中山倚重的革命军人终告不治逝世。死时才38岁，英年有为，不幸死于国事，令人万分哀痛。

邓案发生后，政务厅长古应芬怀疑凶徒匿居香港，派夏重民赴港密缉，获知主谋者为陈炯明族弟陈远生嗾使黄某收买凶手谋刺，曾密报香港政府。

邓铿殉难消息传至桂林，胡汉民、许崇智、蒋中正均伤悼恸哭，孙中山尤为悲怆，电陈炯明云“仲元遽以创死，伤哉！平日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前途之望，正复无量！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廖仲恺致蒋中正函云：“仲元遽遭惨害，吾党健者又弱一个，吾侪与仲元相处逾十年，道义之交海内有几？追怀良友，辄复怆然出涕。渠生前至爱赣园，临终亦以执信为念。赣园适与执信墓相对，故拟卜葬于此，已电园主协和（李烈钧）借地矣。”

邓铿被刺后五日，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的大本营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动向，咸认为后方没有可依靠的支援和接济，是无法向前推进作战的。因此是否北伐？必须先问明陈炯明的态度。正如诸葛武侯北伐之前，需先平定南蛮。于是在会议中决定，北伐军以一部潜师先到梧州，再由西江回到广州；另一部潜师先到韶关，再由北江压迫广州。

桂林的决定最重要是机密，可是这道密令发出后，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许崇智的旅长）已经进抵全州，接到这道密令后，即转报陈炯明，陈得到谢文炳的报告，立即采取行动，秘密调回驻扎浔州以上的叶举、杨坤如等所属粤军五十余营，扫数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第一、第二两师加强戒备。准备用武力阻止北伐军回穗。同时电询胡汉民，问孙中山是否班师？胡答以当前情势欲进不能，只好作归计。

4月9日，孙中山偕同许崇智、朱培德等离开桂林，行抵濛江即遇到陈炯明的部队在该地布防。孙下令这些布防军队不得阻止北伐军，否则武力对待。

4月16日孙中山抵梧州，即召集军事会议，孙说：“在桂林时我们没有后方，现在到梧州来也没有后方。我们只有以广州为后方，从韶关出师。”与会人士一致赞成，孙乃决定先返广州解决陈炯明以安定后方。这时陈少白、曹亚伯均自广州来梧州，为陈缓颊。孙很生气说：“他总不能阻止我革命！”

孙中山在梧州和肇庆两次电召陈炯明来商讨一切，陈均不肯应召，乃决定免除陈的陆军部长、内政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胡汉民认为如果­操­之过急，恐生变动，不必太严厉处罚。黄大伟、魏邦平亦劝孙息怒，于是乃派汪兆铭见陈转达孙的意旨：（一）省长、总司令让出一职。（二）北伐军需换新枪。（三）北伐军军费须于六个月内筹齐。另一方面孙令蒋中正进兵肇庆。

这时陈炯明在广州的兵力单薄，所属叶举等部尚在南宁，所以不敢明白反对孙中山。乃电请辞去内务总长、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

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内务总长、广东总司

令、广东省长各职，令其专任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一职即行裁撤，广东陆海军均改归大元帅直辖，并任命伍廷芳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卫戍总司令。

魏邦平原是亲陈炯明的，现在则转变到孙中山一方。他的部队已有三师调回广州，因此孙任命魏为卫戍司令。他是有力量可以控制局势的。

陈炯明在广州接到孙中山调职命令后，乃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广西的陈炯明嫡系军队未能及时赶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请假在上海未归，而魏邦平的态度又已转变，同时拥护孙中山的广东军队李福林部福字军由韶关向南开进，许崇智部第二军由肇庆向东开进，广州无力可守，因此他宣布“遵令卸职”，4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故乡惠州。同时命令其嫡系部队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一带。一面电令叶举等放弃广西，率兵回粤，准备叛变。

21日许崇智的第二军由肇庆乘轮在广三路终点河口登陆，20日转乘火车赶到广州。孙中山也由三水抵达广州。

这时，陈系的军队一二两师还有留在广州未走，而在西江上游的陈军实力也很雄厚。当时第二军参谋长蒋中正主张北伐军宜缓出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立即进攻石龙和惠州以消灭陈部，然后回师扫荡叶举所部。孙中山宽大为怀，以陈氏叛迹未彰，又追随多年，不欲绝其自新之路，乃派伍朝枢前往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共商北伐大计，并亲自电陈，劝其以陆军总长名义率军北伐。陈炯明回电的语气很恭顺，但也显露不肯服从命令，有“放刀成佛，卖剑买牛”句。

4月28日，孙中山在广州命温树德、陈策等收编在粤北洋舰队全部，将其完全改组，另派专人主持。陈炯明部对海军重炮的火力有所顾忌，不敢抵抗。孙见陈炯明无叛乱事实，遂仍加以延用。令陈以陆军总长名义接收广东总司令职权，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及梧州等地为陈军防地，派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名义统率之。广州由第三师驻防。并派古应芬等到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接收总部职权。陈有电向孙请假，对陆军总长一职不再推辞。

在这种新形势下，孙中山令北伐军集中韶关、南雄、仁化。改道江西北伐。北伐诸军绕道不经广州，自三水转舟，直溯北江而上，经清远而至韶关。所有北伐大军自接到命令后，不及两个星期就全部在韶关集中。

4月28日北方直奉战争爆发。对南方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北伐就可以收渔人之利。

5月4日孙中山偕同胡汉明、许崇智等由广州前往韶关，并颁下北伐总攻击令。8日北伐军在南雄与赣南镇守使岳兆麟部开始接触，就在这时接到奉军战败的消息。

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后，北伐军的编组是：李烈钧负责中路，许崇智担任右翼，黄大伟担任左翼。从5月中旬到5月下旬，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先后占领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

5月7日孙中山任命于右任为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陈树藩为第二路总司令。

就在孙中山专心北伐之时，陈炯明竟不顾大局，乘机叛变。

原来北伐军大有进展之时，广州却落入陈家军（当时孙中山如此称呼陈炯明嫡系军队）手中，陈的亲信叶举等不听命令，于5月8日率军回抵肇庆。10日孙电令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非有大本营命令各军不得开进广州，然而“陈家军”对孙这道命令却置之不理。5月18日“陈家军”涌入广州，提出了“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对象是指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20日叶举等公开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魏邦平也在电报中列名。当时叶举部有陈军50余营，魏邦平兵力不能相抗，又是陈的旧部，只好附名了。

叶举等通电发出后，当时留穗的国民党员汪兆铭、马君武等乃先行驰赴惠州征求陈炯明的意见。陈对汪、马两人表示：“我为了党谊和人格起见，绝对不会反对中山先生，对于部下行动亦必负完全责任，倘有不听命令而反对中山先生者，我只有自杀以谢国人。”

汪、马由惠州回到广州，陈部的杨坤如派兵企图占据兵工厂，马君武乃赴白云山叶举总部访叶，吁请叶派兵制止，叶允下令维持，并且对马说：“总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做儿子的当然服从父亲，现在总统要我们率兵回防，我们两三日内一定遵令回防。”

孙中山在韶关闻知陈部种种极为愤慨。蒋中正这时在上海，5月25日曾电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愤陈党盘据广州，逆命作乱，力主先定粤局，巩固后方后再图北伐。

陈部既屯集广州附近，因之人心皇皇，广州一夕数惊，叶举部按日向财政部滋闹索饷，财政部长廖仲恺因请孙中山暂时返穗镇慑，胡汉民则加劝阻，认为返穗有三害：一为回省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必然中断；三如陈炯明抗命，前途不堪设想。

可是孙中山因收到汪兆铭、马君武的报告，不疑陈竟敢叛变，认为自己返穗既可镇慑，又可使北伐将士认为后方无变故，可以安心北伐。乃命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遂于6月1日自率卫士返回广州。

在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之前，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接到这道命令后不置可否，但有电报回答说：已饬叶举等回防，并以人格生命担保叶举必不发生轨外行动。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获悉“陈家军”在广州滋意胡为，派捐筹饷，明抢暗劫，极为震怒，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但是叶举不敢见孙，先一天离开广州到石龙去了，孙怒上加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又被左右劝阻作罢。

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对“陈家军”的态度，孙说：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指赵恒惕）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所以取道湖南，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出兵江西，则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竟疑心改道是为了要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竟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我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竞存和他和部下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力威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各位都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竞存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何况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都不应反对。我今天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算是仁至义尽。而陈系军人却继续张牙舞爪，我回广州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决不会投入陈系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来讲讲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系军人不法行为尽量揭露，告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置，否则我一定顺从民意，加以驱逐。有人叫我孙大炮，我以前用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将以同样的大炮去打这些不听命令，目无法纪的陈家将！”

一八四、第三任靳阁垮台

民国10年秋冬之际，北京政府在大风暴中有如面临末日，主要是财政窘困，到处闹穷，各省军阀索饷，各部职员索薪，列强讨债，还有中交两行限制兑现，财政总长李士伟不能到任。

10年冬天，闹穷变成了一个大风潮，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因之停顿。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邻翼都因部员索薪而请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同时还以十万火急或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讨饷，口气愈来愈凶恶。日本人则散布谣言，说是五国将共管中国财政。于是从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中交两行发生了挤兑风潮。18日外交团议决，拨出关税余款600万元为两行兑现的准备金，可是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因为关税余款是公债的担保品，拒不拨付。

外债借不到手，外国债主又毫不留情地催讨到期的欠债，使到北京财政部走投无路。日本首先想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于是各国纷纷效法。北京政府赖此饮鸩止渴。

当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几天，美国烟酒借款已经到期，10年11月1日，经手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还旧”的办法，建议成立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 ，用以偿还烟酒借款1100万美元及其利息66万美元，并须扣取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130万美元及其利息108万，新借款指定以烟酒税为担保品，设立一个以美国为稽核员的烟酒税稽核所主持其事。

这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竟为了烟酒问题而发生冲突。当时盐务署长潘复是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人，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则是总统徐世昌的私党。阿卜脱提出“借新还旧”的办法后，如果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成立，虽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经办机关烟酒公署却可以取得100多万元的回扣，烟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云鹏就分不到分文了。于是潘复便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向阿卜脱提供意见，指出烟酒税经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是可靠的担保品，必须加入盐税余款为副担保品，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这意见当然受阿卜脱的赞成。潘复的如意算盘以为如果这一来，盐务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佣金80万美元，分享160万美元佣金的一半。

就由于争夺这笔佣金，使得府院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也因为府院不和，加上全国反对，遂使烟酒借款未克实现，不久阿卜脱启程回国，把这项交涉移交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史蒂芬继续谈商。

正当徐、靳之间关系恶化时，我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顾维钧送来一个报告，述及被英国代表侮辱，英国代表贝尔福曾质问：“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徐世昌看到这个报告时，便向交通总长张志潭、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表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一切当然由内阁负责。靳云鹏听到这句话，也气冲冲地说：“哪儿有责任内阁，只是徒拥其名，我做这个国务总理，用人行政哪一样不受到总统的­干­涉”。接着他还冷言冷语地谈到当前时局的关键，认为外国人骂我们是怎样一个国家，其含意是指南北法律之争，是指总统的法律地位。言外之意就是指徐世昌是一个非法总统，因此南北统一不能进行，遂影响对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财等问题。

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把靳这些话照转给徐。徐世昌本是一个喜怒不形于颜­色­的老狐狸，听了这些话也沉不住气，愤怒达于极点，认为所有外边推翻总统和改造政局的计划都是靳在暗中捣鬼。

巧不巧，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从关外打来了一个电报给徐，指责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才力不胜，以致烟酒税收入锐减，应当予以撤职，徐又疑心是出自靳的指使。

徐的疑心是有原因的，在此以前，盐务总署署长潘复已因吴佩孚的攻击而下台，靳云鹏则认为吴对潘的攻击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任烟酒督办以前，所有税收帐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这就是张作霖电请罢斥张寿龄的由来。

徐世昌认为靳挟张作霖来威胁自己，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便亲自执笔写好一个辞职电报，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并将政治腐败和时局严重的一切责任完全归咎于内阁。从这个电报看来，完全是宣布靳的罪状。

10年12月1日，靳到总统府质问徐是否准备发出一个辞职电报，徐­干­脆地回答说，是的。于是靳竭力阻止发出这个电报，表示一切责任既然应由内阁负责，总统就没有辞职的理由，本人愿意下台。徐却执意要发，并且气忿地说：“我身为总统，难道没有发电报的自由？”靳碰了这么大的钉子，无话可说，只得悻悻地退出了出去，当天就请假不到国务院办公。

由于张作霖的攻击，张寿龄只好下台。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宽继任烟酒督办，靳却要潘复继任，徐咬牙切齿地说：“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让潘复上台。”后来折衷协调的结果，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长。

12月3日徐世昌发表了他的辞职电，在这个电报中，他首先惋惜“和平统一”未能实现，而国会问题“九年十月明令宣布用旧法进行新选，乃选举迄今未竣，国会尚无成立之期”，对于联省自治，徐则大施攻击。他说：“近岁之乱，当有以自治为名，卒之兵连祸结，土匪乘机­骚­动，全省糜烂，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乱而已矣。”徐通电的最后一段才谈到本人的去就问题：“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贤有待。”

徐世昌的辞职电中并没有表示愿意辞职下台，他只是向各省军阀诉苦，并且暗示任期未满，本人的地位不可动摇。在电文中没有伤害靳云鹏，因为张志潭和郭则沄苦苦相劝，所以把原稿中攻击靳的辞句都删去了。

靳云鹏内阁在直奉两系均势局面下存在的，不过靳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在财政方面以及分配两系的权力地位上颇有亲奉疏直的倾向，因此直系对这个内阁是不太支持。靳云鹏的幕后军师是交通总长张志潭，在靳第三次组阁前，张志潭曾出了一个主意，劝靳主动地邀请张作霖和曹锟到天津举行会议，于是把策动倒阁的旧交通系分子完全赶出了内阁，并且组成了第三任靳阁。

旧交通系过去用以倒阁的，是财政问题，现在靳阁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旧交通系倒阁的­阴­影仍在，问题是能不能说服靳的后台，使之不支持靳。由于张志潭是第三任靳阁的灵魂，而张志潭是接近直系的人物，奉系对此就颇为不满。特别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更让奉张大为光火。迨徐靳之间发生冲突，徐世昌素来和旧交通系有渊源，因此旧交通系分子便利用这个机会，再来一次倒阁运动。旧交通系本来掌握了本国银行事业和交通事业，靳内阁自始就困于财政，国内银行团坐视不救，就是旧交通系用财政困难来迫垮靳阁的一个杀手锏。同时釜底抽薪，由旧交通系的要角叶恭绰秘密到沈阳拉拢张作霖。叶向张建议如果要控制中央的财政，可以收买交通银行股票为第一步。张作霖受到怂恿，便于12月12日到天津，当天靳云鹏也赶到天津来。他们两人联名邀请曹锟来津再举行一次“巨头会议”，以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

靳云鹏已知道目前的严重情势，徐世昌和旧交通系都以全力要逼垮他的内阁，他还想再借曹、张两巨头的联合力量使自己不垮。

吴佩孚力劝曹锟，多注意自己的实力，少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曹锟听了吴的建议，因此当靳、张联名邀请他时，他借口有病，不肯来天津。

10年12月1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

张抵京后，郑重宣称不­干­预政治，也不过问内阁问题，此次到北京来是专门为了讨论“征蒙”问题。

可是，当他去见徐世昌时，却大骂财政总长高凌霨，认为他不配作财长，高凌霨是直系所推荐的，当然不为奉张所喜，又骂交通总长张志潭对交通外行，不配当交通总长。奉张率直地对徐说，内阁必须改组才能有所作为。奉张这番话正好和徐世昌要改组内阁意见不谋而合。所以徐更增加了改组内阁的决心。

到了这时，靳才知道自己处境万分窘困，受到了徐世昌、奉系和旧交通系的三面围攻。他知道已经无法再恋栈了，因此12月17日靳云鹏的第三任内阁宣布总辞职，当天靳就离京赴津。12月18日徐批准靳内阁辞职，并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颜惠庆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当然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内阁，颜表示正当华盛顿会议之际，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他只得出面来维持，不过他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代理的期限至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曹锟在徐世昌、张作霖两人竭诚邀请下，于12月19日到了北京。张向曹极力保持好感，而且热诚地向张建议，他们两人应当合力筹款维持中央财政。其实，张已与旧交通系约好用投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他提用东三省公款400万元借给交通银行，按日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他还打算把中国、交通两行合并，成立中央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一八五、梁士诒短命阁揆

旧交通系倒阁是有一套计划的，目的是捧出他们的首领梁士诒来组阁。

梁士诒自民国5年以洪宪祸首受通缉后，一直在北京政坛上退居幕后，与他在民国初年红极一时相比，正是两个极端，自他不在台上后，北京政府的财政就一直没有办法，他也恃此重返政坛。

10年9月他从北方回到广东，寄居香港，由于他在外交和财政上都有潜势力，所以他和南北军政界人物都有往来。徐世昌目睹财政情形恶化至于极点，也把希望寄托在梁财神身上，认为梁或可起死回生，旧交通系分子当然不肯放弃这个千载良机，也力劝梁北上。

于是梁士诒乃于11月10日离港，12日到上海，顺道赴杭州游桐庐、七里泷等名胜，做出一付闲云野鹤，好整以暇的姿态。11月底循津浦路回到北京。

梁士诒到北京的时机最好，因为靳内阁已经摇摇欲堕，徐世昌便和他接洽组阁问题。

10年12月24日徐世昌命令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这当然是得到直曹和奉张同意的。梁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颜惠庆

内务部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张弧

陆军总长鲍贵卿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黄炎培

农商总长齐耀珊

交通总长叶恭绰

梁阁中鲍贵卿、齐耀珊是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和黄炎培则无所属。这是一个直奉两系和旧交通系的混合内阁，而交通系的新旧两派则由分而合。

梁内阁的出现，当时流传说是叶恭绰战胜了张志潭，梁士诒战胜了靳云鹏。

可是梁士诒的运气并不太好，因为直系的曹锟，尤其是吴佩孚是反对梁士诒组阁的。当张作霖推荐梁士诒组阁时，竭力把曹锟拉进来作为推荐人之一。可是吴佩孚则一再打电报给曹，劝他离开北京是非之地，不要碍于情面，甘受别人的利用。

吴佩孚早在梁北上时，就担心梁会上台，因此曾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略称：

“前此梁士诒赴粤与陈炯明接洽，亦与孙文有所晤谈，此次拟出组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殊堪懔栗。第恐奉张不察，深受其愚，则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昨电曹使谓梁如组阁，长江各督均不赞成，并望聘老担任。如不就，则以颜久代为宜。特闻。”

梁阁成立时，梁启超也在北方，曾函他的本家致贺，这两位广东才子私交甚笃。梁士诒收到梁启超贺函后，曾亲笔复了一函，函云：

“近知台从在京，拟二三日后一领大教，奉书欣慰无量！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外忧内患相逼而前，事事皆时不我待，支此危局，贤智知其难，以诒之不才，更不足道矣。伏处多年，入门后颇形隔阂，昕夕尚在检卷时代，亟思得其真相，以就正于良朋，借以启导朦昧，免蹈歧趋。我兄能于新历二日或三日入京一行，畅谈三小时，当可尽所欲言。晚间九钟后当有暇晷，能预先二三日示期，俾腾出时间，不至相阻，更善。人当危难时，辄呼旧侣，卅年旧交，当不吝援手也。”

梁士诒的内阁以长于外交和财政自负，可是吴佩孚以外交（胶济路）问题攻击他，以财政（军饷）问题压迫他。当然实际的原因则由于梁阁是奉张所支持，和直系自有距离，尤其是和吴佩孚。所以吴抓到了外交为题目便大作文章。

11年1月5日吴佩孚发表歌电，电文曰：

“……自鲁案发生，展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府会议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拟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准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迳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

梁士诒接到吴的歌电后，乃以国务院会同外交部名义于1月7日发出倒填日期之微电，宣布交涉现状并征全国同意，文曰：

“内阁成立，对于华府会议，一守前此方针，业经通告代转知各国。目下急待解决者，为鲁案中之胶济铁路问题，前次迭经在美磋商，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仍拟先尽向本国商民筹借，以期稍挽利权。嗣以关于款项用人办法，双方争议，迄未解决。上月二十七日，日使到外部称，日本让步已极，若中国坚持即刻赎回之议，惟有停止交涉等语。我仍主赎路自办，未变初旨。三十日我三代表来电称：‘赎胶济路付款事，现拟两种办法：（一）中国人以现款存入第三国银行，协定成立后，第三个月底交五分二，第六个月底交五分一，第九个月底交五分二，照此办法，中国不必聘用日本技师。但日本代表坚持在会同派铁路人员估价后交还该路之前，须将款项全数交存第三国银行。（二）中国按照应付款数，发行国库券，分二十四期收赎，每六个月为一期，但三年后，中国得一次赎清，惟须六个月前通知。第一期于协定发生效力，九个月后交付现款，其余款项，以本路资产及赢利作抵，并酌给利息，中国政府于中国铁路内所用日本有经验技师中，选充本路工程师。照此办法，日本坚持须用日本为副车务长，副会计长’。查该路作价约三千万日金，采用何办法归还，政府并无成见，如能设法筹足交存，照第一款办法办理，则一切葛藤均可斩断，固为上策。然金融紧迫，款钜难筹，即三代表电称：‘国民代表，山东代表亦主张分年付款，用人一节，不妨让步’云云，果能现款收回，虽似直捷，而国民代表不敢应承，则筹款之难可知等语。是舍立付现款而外，无论库券债票，惟有仍抱定赎回自办宗旨，以冀取益防损。目下华府闭会在即，势难久延，除电知三代表坚持原案以保主权外，尚盼切实筹维，兼权利害，明示周行，借为后盾，大局­干­甚。并希立复。”

1月7日梁再发表通电，辩白并没有和日本驻华公使小蟠谈判外交事务，文曰：

“微日通电计达台鉴，诚以胶济路案关系重大，事机迫切，有稍纵即逝之虞，用将经过实况宣告国人，冀明内容，并求良果，事属未定之局，心无成见之存，区区微忱，谅蒙鉴亮。乃吴巡阅使睽隔传闻，致滋误会，竟有歌日之通电。士诒视事以来，对于此问题，商询同僚，迭次会议，多持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前此外交部训条所谓漠然借款形势者，持论具有深意。盖自办必先赎回，赎回必先筹款，若筹诸国内而立可得三千万日金之钜款，自一切无复问题，否则无论其为债票，为库券，期无论长短，还无论整零，其为债一也，其为分年偿还一也。盖既无现金，只言赎路，将以何物为赎？则不得不出于库券与债票之一途，事理灼然，无可讳言，亦无庸再计。故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策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债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至于交涉方式，自有常轨，小蟠公使前来贺任，原为礼节之常，并非交涉谈判。此次华府会议，既有端绪，当然仍由外部及三代表主政，亦无取特别训条。吴使歌电所指摘者，均与事实相违。在吴使爱国心殷，热忱倍炽，偶为流言所惑，遽滋投杼之疑。士诒惭诚心之未孚，惧时机之易失，诚恐流言之不息，影响所及，将致尽弃前功，则数月来，我国民奔走呼号，各代表苦心因应，概付流水，其为不幸，岂止士诒一人而已！心所谓危，敢陈悃臆，惟我爱国同胞实图利之！”

同日梁士诒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同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文曰：

“我国与各邦交，近幸均极敦睦。自民国肇造，国体变更，国民之学问见识，亦随国体之转移，而与时增进。故对于新文化，则欲其灌输，以增益固有之智识，对于经济，则冀其流动，以开浚未辟之富源，此实东西洋接近之阶梯，而无形中足以联络交谊于无穷者也。至于此次华府开会，其主旨在维持太平洋及远东之永久和平。我中华民国位于太平洋之上，关系尤重。其对于该会议所愿望者，在恢复独立国家固有之主权，享有国际平等公正之地位，与列强友谊协作，解除国际间之歧向，及防止将来之纷争而已。中国希望与已有关系之各重要问题，皆应在华会解决。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至于中国国内情形，现仍在过渡时代，务期从速整理，以期适合于新潮流。以中国人民之天才，益以四千年之阅历，证诸往事，足以制胜一切艰钜。中国政府及人民，倘非因顾虑外侮而减少其能力，并苟脱离现在主权之限制，则中国不难建设强有力之统一国家，造福本国及世界。新内阁知现境之维艰，但非无法以制胜者也。”

梁士诒辩诬的通电发表后，1月8日吴佩孚再发庚电责梁，文曰：

“梁士诒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曾于歌日通电揭其罪状。乃梁氏作贼心虚，恐招全国声讨，竟有虞日倒填日期之微电，故作未接歌电以前发出，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为，电首既标明七日一点五十分发电，而电末则注微日，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稍有阅电常识者，当早如见其肺肝。彼开宗明义，首曰：‘内阁成立，一秉前次方针’，是欲以卖国之罪，加之前内阁也。如前内阁有借日款赎铁路，用日人之举动，何以未闻前阁磋商？何以未见今阁声明？既曰筹款办法或债票，或库券，何以又曰不论国内外筹措？既曰收回自办，何以必须用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既曰政府无成见，何以秘允日使要求？且何以不经外部而由梁氏面允？各国银行团既有不能单独借款之表示，何以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为施其盗卖伎俩也，吾中国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诒！梁士诒诚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士诒兼而有之，全国不乏明眼之人，当必群起义愤，共讨­奸­慝。全国更不乏殷富之家，务祈合集钜资，保存命脉，锄­奸­救国，海内共鉴。”

1月10日，吴佩孚三发蒸电，其文曰：

“庚日通电，谅邀鉴察，据华府会议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称：‘政府代表对于鲁案及二十一条，坚持甚力，同时北京一方面隐瞒专使，开始直接交涉。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与努力，全归泡影。北京似此行为，吾人将来无力争主权之余地’云云。其梁士诒卖国行为，铁案确鉴。适余、蒋自华盛顿来电，更证明梁致专使之电，公然承认日款与铁路共管两事，则梁士诒倒填日期之微电，又焉有置喙之余地！观其登台甫旬日，即援引卖国有成绩之曹汝霖为劝办实业专使，陆宗舆为市政督办，拔茅连茹，载鬼一车，以辅其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吾中国神明华胃，锦绣河山，而容此獠，长此盗卖，宁谓有人！人心不死，即国土不亡，正义犹存，即公理尚在，存亡之机，系于一发。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这次吴佩孚倒阁，是指责梁士诒就任阁揆后，即接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面允关于胶济路问题，直接在北京向日本商洽借款赎路，而置华盛顿会议于不顾。引起全国各界的愤怒，吴乃抓住这个大题目攻击梁。

可是梁士诒却否认有这件事，一再辩白，一再否认。可是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则对中国代表说，确有此事。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乃于1月10日由华盛顿拍电北京国务院和外交部，询问政府是不是已和日使直接谈判，电云：

“此间日本代表团传出消息，山东铁道事，北京政府已与日本议有端倪，不久华府中国代表即有确切之训示云云。在美华侨得此消息，颇抱不安，究竟有无此事，乞速电示，以便更正！基、钧、惠十日。议五十二号。”

12日国务院外交部电复三代表，文曰：

“十日，议五十二号电悉，上月二十七日国务会议议决，鲁案由三代表在美京赓续办理，业电达。政府始终无在北京与日本开议之意思，更无此事实。所传议有端倪，自属毫无影响，对手方所传消息，显系一种作用，请速更正，并告华侨勿信误传为要！再来电更可证明政府以前并无训令三代表改变原议之事，除国内已切实声明外，祈一并声明！”

同日，北京国务院并通电宣布胶济路并无直接谈判与借日款事，文曰：

“关于胶济铁路事件，远近传闻异词，易生误会，特将事实简明宣布，俾国人咸知真相。（一）政府对胶济铁路案件，始终抱定赎回自办之宗旨。（二）此案始终由外交部电知我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解决，决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三）我代表来电，主张筹付现款或发行国库券赎回自办，未变初旨。（四）关于胶济路案，国务院并无迳行致电三代表之事。（五）政府并无借日款之意。（六）二十八日小幡公使来贺任时，谈及胶济路事，总理只答以我国方针，在筹集款项赎回自办，应由代表在华府会议解决，并声明此是个人闲谈，若正式答复，当经外交部。此后院部并未因此事与小幡公使有所接洽。以上六款希为传达，俾众周知。”

梁士诒有没有和日本公使小幡谈及借日款赎路事，成为这次阁潮的症结。而梁却在国务院的正式通电中否认，可见此事之微妙，不论梁有无此事，但梁阁有亲日嫌疑则是不争的事实，吴佩孚借此打击梁阁算是抓到了重点。

梁士诒在北洋时代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想不到东山再起后却如此不堪一击。

梁士诒更于1月10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就此事原委再度说明，电云：

“胶济路案为吾国今日最要之问题，亦为国民所最注目之一事。士诒不敏，忝总国务，自当熟权利害，挈较重轻，期以尊重舆情，解决悬案。乃旬日以来，流言迭起，误会滋多，自愧诚信未孚，深以陨越为惧，今敢有最恳实之言，布告于群众者：（一）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借日本款，以赎回胶济铁路。（二）士诒及国务院向未因胶济路事发过何项训电与三代表。（三）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将鲁案移至北京交涉。（四）胶济路事始终仍系三代表照原议在华盛顿商议，并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总之诒虽不才，惟事实所关，讵容诬蔑。国民如为征信计，可电询三代表曾否接到国务总理，或外交部，或梁某个人之电，嘱其借用日款及改在北京交涉。如有此事，则士诒受责何辞！否则，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徒为忌我者所笑，爱我者所悲；逮真相判明，业已噬脐无及，则误国之责，必有任之者，而恐非士诒也。现距华会闭幕不过数日，已至最后奋斗之期，若非内外一心，急起直追，势必无及。迭接三代表报告，知三代表及英美两方已表明谣诼之虚诬，知我并无改变前议及移地交涉之事，英美调人已重事接洽。惟事钜期迫，非有真正后盾，三代表亦莫由奏功，今将士诒个人对于此事之希望，略陈两项于下：（一）坚持立刻赎回办法，由政府及国民速即筹集现款，以备交付。（二）依上项办法，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无须附带条件，其用人等项，即无庸议。此为最简单直捷之方法，果使我同胞坚持定见，万众一心，虽当捉襟见肘之时，必有集腋成裘之望，表示我四万万人群策群力，即在此日。诒虽驽庸，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棉力所及，尽当担任筹措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为倡始。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仅本外交公开之原理，借征公众意思之从违。士诒对于此案，决以民意为依归。前此各方指摘之言，不特无所容心，且当引为争论。惟冀全国一致，渡此难关，免失友邦期望之殷，用树政治刷新之础，庶国际地位，国内形势，尚有增进挽回之一日。士诒即以此电为征求全国公意之方，亦正我国民试验外交能力之日。邦人君子，幸有以教之！”

从这通电来看，似乎梁士诒确是被诬，可是政治这玩意的可怕也就在此，一跳入火坑，一受到诬指，百身莫赎，百口莫辩。

1月12日吴佩孚再发通电文曰：

“天降丧乱，蟊窃内讧，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甫入阁门，首以市政督办畀诸国贼陆宗舆，以市政所属建筑财产，抵押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供其登台之用。以卖国成绩最优之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实行其葵心向日政策，以资熟手。更用赌魁张弧之谋，以盐税作抵，发行九千万公债，以二千万还日本借与边防军之款，以五千万还国内银行，此债票系一种定时有价证券，票收期内，款取将来，彼从此可自由­操­纵国内银行，而制其死命。借日款赎还胶济路，各部总长均极反对，独梁、叶、张弧，不以为然。盖梁与日使交涉，欲以胶济路表面还中国，实际将债票完全押与日本银行，名为交路，实则仍在日手，华会代表来电，反对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而梁则扣电不发，以破坏我华会代表之势力，使英美各友邦，爱莫能助。综观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噍类乎？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15日，吴佩孚电梁士诒迫其下野。电云：

“鲁案关系国家存亡，全国士民抵死挽救，鄙人本诸公意，不获已而迭次通电，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以闻过则喜，更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具在，华盛顿之恶耗，是否子虚？侨民之呼号，是否讹传？三代表之训令，是否捏造？余、蒋二代表之来电，是否厚诬？政府盐务九千万之借款，是否并无其事？我公既皆以流言视之，爱公者亦当以流言视之。惟鄙人亦爱公者之一，敢进最后之忠告。世界各国通例，凡内阁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请辞职，以谢国人。公夙澹泊，尤重廉耻，疆吏既不见谅。国人又不相容，公非皇皇热中者流，何必恋栈贻羞，开罪疆吏国人！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前途正远，来日方长，去后留思，东山再起，又何惜争此一时虚权，而蒙他日之实祸耶？笑骂任他笑骂，好官自我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天寒岁暮，诸希自爱！”

梁士诒究竟有没有面允日使直接谈判和允借日款，现在来追述，真是历史上的一大谜底，如果根本没有这件事，则梁士诒蒙不白之冤，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以梁士诒的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竟然变成政治牺牲品，可见政治这玩意太可怕了，一个人在大“势”上居于不利地位，任令你有多大本领也逃不过此劫的。

当时的政潮根本原因好像在于梁有没有面允日使和训令三位出席华盛顿会的中国代表，这本来很容易彻查。问题是这并不是政潮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大家拿它来做文章而已。

吴佩孚抓住这个问题倒阁，形势上居于极有利地位，梁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梁的后台张作霖虽然为梁辩护，可是有气无力，不如吴方面的声雄势大。张在此期间曾拍电给徐世昌，略云：

“……作霖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或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局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

吴佩孚不仅针对梁士诒，而且兼及其副手叶恭绰，吴于1月9日发出佳电，反对交通部用日本技师，和日本电料架设沪、宁、汉长途电话，迫交通总长叶恭绰于10日通电说明原委，电云：

“读吴巡阅使佳日通电，殊深诧异！查交部所拟沪、宁、汉长途电话办法，系民国八年所定，并非恭绰任内经手。恭绰视事方及半月，诸务倥偬，未暇过问此事，更未由催促进行，特此声明，以免误会。至原电措辞，未及尊重彼此人格，殊为可惜，怒不致辩，统希鉴察！”

吴拿胶济路和国权问题作文章倒阁，使梁阁只有招架之功。1月14日交通部电促全国国民筹款赎路。1月17日全国商教联合会、联合京师总商会、京师农会、北京教育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救国赎路集金会”。使赎路风潮如火如荼。

1月19日吴佩孚领衔，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列名，电请免梁士诒内阁总理。徐世昌接到这通电报即亲批“交院”二字，照理攻击国务院总理的电报，总统只可以存档，不应批交总理，这一批，等于暗示不支持梁阁，因此梁士诒乃持该电谒徐世昌面请辞职，梁觉得徐一点不肯支持梁阁自然颇有牢­骚­，徐则唯唯诺诺，毫无明朗表示，于是梁士诒乃面请辞职，愤然离开总统府。

北洋时代的“电报战”是当时一大特­色­，文章高手都在电报中推陈出新，大显身手。吴佩孚这次倒阁就是使用的电报战，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则天檄”。与吴佩孚相呼应的，有田中玉的庚电（8日），萧耀南的文电（12日）和铣电（16日），齐燮元的覃电（13日），陈光远的元电（13日），赵倜的铣电（16日），冯玉祥的巧电（18日）。

直系领袖曹锟没有讨梁的通电，也许他是碍于亲家张作霖的情面。

最妙的是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发表了一篇“讨梁士诒檄”，通篇套用“讨武则天檄”，使人读完为之忍俊不禁。

梁士诒却表现出相国风度，他的中国书读得很通，当然了解中国人所称的相国胸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则大”。所以他对各式各样讨伐他的檄文都逆来顺受。他称吴佩孚为“吾国之一奇男子”，又说“自己生平好交直谅之友，争论敢不拜嘉”。吴佩孚针对他这风度，讥笑他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吴佩孚这时真是旭日东升，天之骄子，三年前他猛攻龚心湛内阁，龚阁因之垮台，是对皖系作战的先声。现在他猛攻梁士诒内阁，梁也摇摇欲坠，这次是他对奉系宣战的前奏。在这前奏曲中吴佩孚一直抓住上风，他的电报战有声有­色­，人人叫好，而张作霖却只有招架之功，拿了难题做不出好文章来，仅仅以私人名义劝梁士诒鼓起勇气来，不要灰心。

梁士诒辞职，徐世昌只批了准假，梁也想看一个时期，所以半推半就地请假到天津去。徐世昌当时想请北洋元老王士珍组阁，王自然敬谢不敏，王士珍在北洋老将姜桂题去世后，曾由北京政府派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他本来一直住在正定，不常到北京是非之地，由于兼理将军府事务，所以才到北京来的。

外交总长颜惠庆奉派第二次代理国务总理，因为梁士诒并未辞职，名义上仍是梁内阁，所以颜惠庆这次的“代揆”在­性­质上和第一次不同。他表示仍和上次一样，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所以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同时他宣称代理阁揆之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倒阁问题已不重要，因为奉系正调兵遣将，吴佩孚也积极布置，双方即将兵戎相见，北京政府由谁来主持已不重要了。

一八六、曹、张、吴三角之间

直系领袖曹锟，坐镇保定，成为北京的太上政府，颐指气使，权倾中外。大家都知道，他所恃的是吴佩孚。而吴对于曹的左右及作风则极为不满，可是吴为人重道义，他既是曹的部下，对曹始终很恭顺，只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

10年冬天农历10月21日是曹锟的六旬大庆。民国初年军政首长做寿是件大事，六旬已是高寿了，这位曹三爷又是功业鼎盛之期，自然更要热闹一番。一时保定车水马龙，富贵荣华，热闹非凡。先一星期就由四省经略使署传谕北方著名男汝优伶前来保定堂会。

民国11年，直奉两系关系恶化，奉系认为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而直系领袖曹锟的左右也有同感。在张作霖来说，他不喜欢吴佩孚是因为吴佩孚不该和他并驾齐驱，他觉得吴的资格很浅，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事实上，直皖战后吴佩孚的发言权有时还超过了张作霖。吴佩孚驻节洛阳，洛阳几乎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吴佩孚一发言，总有很多人叫好、鼓掌，随声附和，这是让关外王最反感的。同时，奉张认为洛吴处处跟他过不去，尤其是在对梁士诒内阁的攻击，分明就是箭头对着张作霖自己。

奉张越是对吴佩孚不满，但吴佩孚的发言权却越是一天比一天高。毫无问题，这位吴秀才很会抓着大问题发挥。从衡阳驻兵时起，他以一个小小师长脱颖而出，青云直上 ，得心应手，事事如意。张老帅看着这个北洋后进，越看越不顺眼，可是吴秀才已成局面，奉张越不满意他，他越得意。

曹锟在保定虽然倚赖吴佩孚，可是也对吴佩孚的洛阳局面存有戒心。尤其是曹三爷的左右，时时把吴佩孚的专横向曹进谗，曹锟的兄弟曹锐和曹锳也对吴极为不满，还有曹锟所私宠的一群小人，更把吴看做眼中之钉。

奉系了解曹吴之间可以分化，所以便拼命在曹锟身上下功夫，不断强调直奉之间的问题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的，如果不压制吴，将来直奉之战必然不可避免，而直奉之战将必两败俱伤，徒给南方和皖系造机会。

曹锟的长处是：他自己原是一个忠厚长者，虽然无用，却能信任吴佩孚，有时候他虽然不喜欢吴，但是大前题下一切都信赖和尊重吴。直系当时能一枝独秀 ，这是很大的关键。

直奉之间局势紧张时，双方的亲信都奔走调解，希望避免战争。北洋耆要如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鲍贵卿、孟恩远、车庆云、曹锐、王承斌、秦华等往来奔走，希望双方悬崖勒马。可是奉张早已积极布置，而洛吴也认为难免一战，因此双方都各走极端。

奉张这时的用兵计划在于包围洛吴，一面和广东方面接洽，由粤方分兵出湘、鄂、赣；张勋的旧部与张文生则会师安徽，田中玉响应于山东，陈树藩进攻陕西，同时极力拉拢河南的赵倜、赵杰两兄弟，希望他们反吴，乘虚捣毁洛阳基地。奉系的大军则纷纷入关，分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密云、古北口、津浦线之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

奉直大战如箭在弦，双方都能放而不能收，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已成了。

奉张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攻势，照理说是很厉害的，因为这时奉张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系，又和皖系有秘密往还，外间盛传所谓孙段张的三角同盟正接近事实。奉张希望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师后，就迫使吴佩孚首尾难于应付。由北伐军首先向直系进攻，随后皖系起而响应。接着暗中策使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和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吸收了许多下台的军阀，如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这些人都把吴佩孚恨入骨髓，他们虽已下台，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有旧部散处各地。如：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在湖北，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在鄂西。这些人当然都希望起而打倒吴佩孚。奉张自己觉得是得道者多助，因此在吴佩孚猛轰梁士诒时，一直对吴的挑战行为采取不应战态度。

孙中山的北伐军迟迟不能出动，是因为受了陈炯明的阻碍，因此联合反直的行动遂不能开始。

曹锟不希望见到直奉两系兵戎相见，所以一再约束吴佩孚不要太走极端。同时派直军23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奉张对于这位亲家曹三爷并无恶感，所以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拜。曹锟建议把北京和直隶境内的奉军调走，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区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慨然同意，并令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的事务。

曹锟兄弟为了和缓局势，突然又改变了要奉军撤走的主意，由于曹锐等深怕奉军撤退，吴佩孚势力更大，因此说服了曹锟，特派曹锐到沈阳，向奉张要求，挽留关内奉军。曹锐并向张作霖解释，说攻击梁内阁完全是吴佩孚的个人行为，与曹家兄弟无关，吴佩孚跋扈自专，很多方面并不听曹锟的命令。张作霖于是也表示奉系所恨的吴佩孚一个人，对曹亲家毫无怨恨之意。

2月15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中略云：“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奉张之怒。末了则提议拟派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组阁，鲍也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对直系也有好感，是比较行得通的。徐还命鲍贵卿自己到沈阳去和张商量，哪知张老帅见到鲍亲家却沉下脸来说：“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千里迢迢来关外问我！”

张这一句话便注定了鲍阁流产。

这时候，各方都在密切注视吴佩孚的态度。吴因为自己的兵力散在陕西和两湖，部署尚未周全，因此十分静默，且曾通电辟谣说本人和奉张决不开战。

11年二三月间，北方局势万分险恶，段祺瑞从北京溜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北伐，这些对直系都极不利。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愈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

于是曹锐大起恐慌，正巧3月8日（­阴­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57岁生日，曹锐以祝寿为名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打哈哈，顾左右而言他。曹锐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自然指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曹家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做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孙烈臣笑着说：“好吧！

咱就把你这话回复大帅。”

于是张作霖很认真地向曹锐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第二，吴佩孚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第三，段芝贵督直；第四，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

张作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和吴佩孚拼一下，如果吴佩孚敢于反对梁士诒复职，他就以“反抗元首”、“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讨伐。

就在这时，北京爆出了一个大参案，是关于财政方面的。财政部以盐余作为担保，发行债券，订名为“八厘债券”，总额9600万元。由于直系攻击，所以另外成立了一个“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及银行界重要分子合组而成，以董康为委员长。当时财政当局打算借此掩人耳目。不料审查结果颇有弊端，遂提出大参案，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对，乃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头目，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是“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

曹锐正在沈阳，张作霖见到吴佩孚的电报，气上加气，便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张说：“这个姓吴的根本不把咱们亲家（指曹锟）放在眼中，实在太欺负你们了。他攻击北京就是打击我，打击我无非是迫你们和我作对。如果没有我，还会有你们吗？三哥（指曹锟）如果碍于情面，我只好代你们重重地教训他一顿。”

在张作霖盛怒之下，曹锐急忙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胡说胡为”！

曹锟听了曹锐许多不利于吴的话，既感于事态严重，同时为了要缓和张的盛怒，乃考虑对吴约束一下，因此电召吴到保定来面商一切。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一来可真恼怒了曹三爷，乃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就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紧迫，曹锐便代吴拟了一个电稿于3月10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

“（一）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二）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采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五）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界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由于这个电报，外人以为事有转机，乃由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共同列名，出面调停，分电张作霖和曹锟。另拍一词意大致相同的电给吴佩孚。致张、曹的电文如下：

“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济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这一段时期下，政潮正方兴未艾，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任，而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阁揆坚决不肯继续代理下去，因此必须有一个取舍。徐世昌虽然是老狐狸，可是面对这盘情势，也不知如何措手。他要求直奉双方推出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人选出任阁揆。可是张作霖却表示：“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

这时，徐世昌听到一个秘密消息，就是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新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因此，3月12日徐通电各省，催促办理新国会选举，这是他恐惧政局突变的苟延残喘办法。可是既然要拖下去，首先就要结束无政府状态，就要委派内阁总理，因此，他于4月8日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徐以为这样作是在没有办法中找出来的办法，因为：

（一）让梁士诒下台，便可以向吴佩孚交待。

（二）梁士诒和周自齐同属旧交通系，在实质上旧交通系仍掌握政权，换汤不换药，对张作霖和梁士诒并没有损失。

（三）周自齐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有路可觅。

（四）周一向对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阁揆后，府院之间关系会很融洽。

当周自齐出任阁揆的命令发布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梁说：“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不是阁员，用什么底缺来代理总理？这种代理是违法的。”

梁士诒有法理根据，因此徐世昌乃于4月9日倒填8日

的日期，发布一个更换阁员的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这一手更糟糕，简直是欲盖弥彰，对徐挽救政局危机的努力一点没有帮助。

直奉之间的关系危如累卵，双方磨拳擦掌，战鼓频催。西方国家当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它们似乎对直系颇表好感。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连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徐世昌面对这紧张局面无能为力，北洋的元老也无能为力，皖系则暗中欣喜，他们希望直奉火并，两败俱伤，使皖系可以重整旗鼓。不只是皖系，许多没落的北洋军人也希望直奉火并后让局面变换一下，给自己带来新的生机。

11年4月3日（­阴­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49岁生日，各省直系军人托词为吴祝寿，云集洛阳，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往。

在这次会议中，曹锐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吴的钉子。

吴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专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这两位山东军人本有一段渊源，当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是第三镇所辖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等于是卢的直接部下。12年后卢虽是浙江督军，可是比起吴佩孚的两湖巡阅使，相形之下不免见绌了。当吴以一连串通电迫梁士诒下台时，卢永祥曾发通电有句云：“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意在指吴以爱国标榜。所以在吴的专使去见卢时，卢永祥扬首而言曰：“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吗！”

这时奉军以保卫京畿为名，络绎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奉军原在关内的一师三混成旅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到了4月初，张作相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独流南面。4月10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亦进驻津浦路一带。4月15日奉军又进兵两旅，驻扎塘沽、天津一带。16日李景林又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17日张作霖又令炮兵四营带了54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4月20日又派马队进驻通州。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并以张作相为关内军总司令。奉军计划以一军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龙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4月17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

表面上张作霖还是说：“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张致杨以德的电报）他还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是真的不愿和奉军兵戎相见的，因此对于奉军的埋首前进不予阻止，并且还节节退让。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即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长杨以德代理直隶省长，所有驻津的直军均撤退回保定，天津的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德州的驻军曹锳（曹锟的七弟，直军二十六师师长），就弃职出走，径自退回保定。曹锟对这两个弃职的兄弟很不满意，他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不过曹锟仍还电令津浦路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工厂均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一八七、直奉两系翻脸

直系诸将对于曹氏兄弟的一再退让与不抵抗主义表示极大的不满，而紧接着曹锟也看出退让于事无补，为了保全地位和权利，他才下了抵抗奉军的决心。他召来秘书，向他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他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秘书打算把曹老帅的口谕改成文言发出，曹说：“不必了，就用我这几句话打给他吧。”

11年4月21日浙督卢永祥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如何减轻紧张的局势，如何撤退双方的军队，如何达到和平的途径。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永祥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

奉系这时因为南方局势有变化，孙中山的北伐军不能出动，而北洋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宣布亲直反奉，张作霖的反直联合阵线未能形成，所以很愿意局势暂时缓和下来。可是吴佩孚却利在速战，4月21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向奉系挑战。这个通电中，田中玉、赵倜、刘镇华都是被吴佩孚硬拉进去的。田中玉、李厚基、阎锡山在奉直两派的斗争中，都有局外中立的倾向。甚至齐燮元也不愿列名，他已宣布保境息民和附和卢永祥的调停建议，只因萧耀南质问他为什么要置身事外，他才被迫列名。所以当这个通电发表后，卢永祥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自己的诺言，与吴佩孚同一鼻孔出气，使齐燮元甚为狼狈。

吴等联名通电如下：

“慨自军阀肆虐，盗匪横行，殃民乱国，盗名欺世，不曰去障碍，即曰谋统一。究竟统一谁谋？障碍谁属？孰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孰据土地人民为私有？弄权者何人？阋墙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国共见，当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义之言，以盗匪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而不见其正。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言道义而行盗匪，自以为举世可欺，听其言而观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见，事实具在，欲盖弥彰，徒形其心劳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许国，比年来为国锄­奸­，止戈定乱，无非为谋和平统一耳。区区此心，中外共见。无论朝野耆硕，南北名流，如有嘉谟嘉猷，而可促进和平者，无不降心以从。其有借口谋统一，而先破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佩孚等外体友邦劝告之诚，内拯国民水火之痛，惟有尽我天职，扶持正义。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试问害民病国者何人？结党营私者何人？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又何人？舆论即为裁制，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责任所在，除暴安民，义无反顾。敢布腹心，惟海内察之！”

曹锟态度由弱转强，直奉之间局势更形恶化。这时直方的军队有王承斌所辖的二十三师原驻保定附近，张国溶的二十六师回驻马厂之南，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在4月中开驻涿州，第十、十五两混成旅和第二、第三两补充团，本来驻在高碑店，也由吴佩孚全调北上，至琉璃河驻扎。其余如第三师和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都奉调北上，进驻涿州、良乡、清河等处。冯玉祥的第十一师、胡景翼的暂编十一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刘镇华的镇嵩军、张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张锡元的第一旅、陕西陆军第一、二两混成旅都出潼关，进驻郑州一带。军势甚壮。

4月22日曹锟答复张作霖的养电如下：

“民国肇建，战祸频仍，国本飘摇，民生凋敝。华府会议以来，内政外交，艰难倍昔，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内一举一动，皆为世界所注目。近者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长驱直入，环布京津。锟以事出仓卒，恐有误会，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退让。乃陆续进行，有加无已。铁路左右，星罗棋布，如小站、马厂、大沽、新城、朝宗桥、惠丰桥、烧炮盆、良王庄、独流、杨柳青、王庆坪、静海、以及长辛店等处，皆据险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断绝，海内惊疑，友邦骇怪。锟有守土之责，何词以谢国家？何颜以对人民耶？向者国家多故，兵争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设兵事无端再起，不惟我父老子弟惨遭锋镝，国基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首！顷据张巡阅使皓日通电，谓：‘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锟愚窃谓统一专以和平为主­干­，万不可以武力为标准，方今人心厌乱已极，倚恃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则统一无期，可以断言。皓电又谓：‘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公同讨论，’似此则解决纠纷，必须听之公论。若以武力督促其后，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海内人心，岂能悦服？总之张巡阅使若以和平为统一之主­干­，此正锟数年来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为极端赞同，尤望张巡阅使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静听国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之相与共同讨论。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此恃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车相寻，可为殷鉴。锟决不敢赞同，抑更不愿张巡阅使之持此宗旨也。锟老矣，一介武夫，于国家大计，何敢轻于主张。诸公爱国之诚，谋国之忠，远倍于锟。迫切陈词，宁候明教。”

张作霖获悉曹锟兄弟态度转变后，了解直奉之战已不可避免，但因曹既然有电给自己，不能不答复，张的漾电于23日发出，文曰：

“顷接曹巡阅使通电，谅已达览。惟对于此次奉军入关经过情形，确与事实不符，当再详晰陈之。查从前奉军原驻关内者，不过一师两旅，直皖战争以后，因京畿地面空虚，酌增两旅。并经曹使面告以南方不靖，请以西师兵力援助。年余以来，­奸­人挑拨，猜疑叠起。作霖鉴于各方情势，为息事宁人计，即于今年一月决计撤回。乃甫经动议，大总统饬派鲍总长，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长，先后东来，谆谆挽留，曹使来电，且有‘弟如决计撤兵，兄即辞职’之语，电牍具在，可复按也。作霖当时以大总统既再三传谕，曹使又情意殷殷，公义私情，无可诿卸，即允遵谕留驻。惟各军久驻关内，训练检阅，劳逸不均，当拟先行输入一部分换防，并与曹省长高洽，酌添少数军队，以资联防。曹省长并谓：‘奉直两军驻在一处，且看有无冲突’一语，时有大总统所派之鲍总长在座，共见共闻。论为‘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然则鲍总长非大总统特派之总长，曹省长非直隶之长官乎？且此次所称奉军所驻地点皆从前奉军原驻之地，并未扰及人民一草一木。乃前队甫经过津，而曹省长即弃津不顾，马厂驻军亦弃炮退走，涿州琉璃河方面则挖壕备战，郑州方面则积极调兵，对于奉军决战之­阴­谋，乃完全披露。而吴佩孚平日所谓‘不扫灭奉天，不能横行’之声言，与曹使从前之巧使吴佩孚詈段合肥，而个人则以‘并不知情’四字为隐身符，其策划乃复施于作霖矣。此即奉军进兵之事实，与曹使所谓‘竭力容忍，多方退让’之经过情形也。至于统一问题，作霖通电措词，系‘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曹使颠倒其词，竟称谓‘武力统一’，则此电文具在，乃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耶？总之奉军如无益于直，则撤退可也，留之何为？留之而又诬其启衅，诬其扰民，其心安在？种种事实，谁为启衅？是非功罪，自有公论，决非口舌笔墨所能强辩，霖与曹锟亦决不作此无谓之争。第恐真相不明，听闻淆乱，用再通电陈明，敬希鉴谅是幸。”

这时，赵尔巽等调人还在作最后努力，张作霖因于23日电复诸调人，谓：“如仲帅（曹锟字仲珊）到津，自当即日就道，共商解决。”调人等于是联名致电吴佩孚作最后努力，电云：

“时局风云日趋险恶，弟等上感元首敦迫之谊，下聆国民呼吁之殷，业于个日联电仲帅雨帅，请其约日莅津晤商，以资解决，并请双方先将前线军队约退，以安人心。当时本拟同电奉邀，恐因洛阳地方重要，台旌未便遽离。故拟俟仲雨两帅面晤后，再由仲帅面约。台端热诚谋国，统一南北之举，研究经年。现雨帅皓电既以促成统一为言，是与执事所抱意见已相符合，将来会议以后，公开讨论，必能持平解决，以民意为从违。万垦台端于此最近期间，力持坚忍态度，以待调人之进行，是所切盼。”

4月25日，张作霖终于翻脸了，他发表通电痛骂他的亲家曹三爷，骂曹一生行事模仿他的“祖先”曹­操­，是个口是心非的­奸­雄。电报指摘直皖战前吴佩孚痛骂段祺瑞实际是曹锟的指使，但曹伪装不知情，后来曹张在天津见面时，却又自己道出真情。这是张直接攻击曹的开始，在此以前张只攻击吴而不及曹，现在既然亲家相骂，可见直奉之间已经千钧一发了。张电如下：

“我哥通电，均经奉复。对于奉军入关一事，大意尚须奉质者，请再详言。来电所称‘不奉中央明令，不告本地长官’两语，已将奉军经过事实，明白通电。其是否不奉中央明令，不告地方长官，明眼人皆能明晰。弟姑援一成例言之，为我兄弟相共研究之资料。前年直皖战争，我兄首统雄师，直趋畿甸，岂亦奉有中央明令耶？涿洲、良乡、琉璃河附近，皆京兆尹地面，非直隶辖境，亦通知该管长官耶？至于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决非‘武力统一’四字所能解释。就使断章取义，为谋统一而兴兵，较之为地盘而兴兵，为公为私，岂可同日而语耶？试问上年湘鄂之战，为公乎？为私乎？如其为公，何以不予督军，则称菊人先生，顿兵衡阳，以为要挟。任为巡阅使，则称我大总统。决水灌堤，以祸人民也。昔贤云：‘苟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我哥不此自责，而乃强诬奉军以不奉命令，武力统一，何不稍加反省，乃竟冲口而出也？吴佩孚之骂段合肥也，吾哥曾嗾使之，此吾哥与弟亲言，不敢相诬也。今则以施之合肥者，将施之于弟矣。犹对众通电云：‘事事退让。’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虽魏武一生得意之语，后世即以此为­奸­雄二字之歌诀。在汉魏专制时代则可耳。若大同之世，天下为公，一举一动，皆当适合人民公意。项城晚年一用手段，则群起而指摘之，卒致败亡，近事可为殷鉴。吾兄老矣！文字之间，或未暇详究，一味以罪恶加人为快，而自忘其躬自蹈之也。与其使天下后世阅吾哥之通电，摘其­阴­私而诟谇之，不如俯采微言，自为更正，不失为改过不吝之英雄也。诗云：‘慎尔出言’，愿吾哥三复之，无听市井无赖之狺狺狂吠，犹掀髯大笑，以为得计，则非弟所敢知矣。”

时局演变到此，不可收拾，于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

与奉张骂曹的通电同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人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当天吴就到前方督战去了。这封通电全文如下：

“国民苦胡逆张作霖久矣。曩以国家多故，犯而不校，启大盗自新之路，存上天好生之德，涵育包荒，以有今日。斯因父老昆仲夙昔所怨责，而佩孚等所内疚神明者也。狼子野心，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语不能感，矫命乱纪，犯阙称兵，罪恶贯盈，末日已至。长此容忍姑息，既无以拯国民水火之苦，更无以答友邦希望之诚。用敢厉兵秣马，整饬戎行，直揭罪魁，昭告中外。张作霖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盗取图谋统一之名，­阴­行破坏统一之实。曩岁国民大会，原期排难解纷，而张则力阻其成。比年西南北犯，无非增长内乱，而张则甘为作伥。近复勾结叛逆，四出构兵，障碍统一。其罪一。梁士诒洪宪祸首，张作霖则举为总揆，张勋复辟罪魁，张作霖则邀求巡阅，倒行逆施，危害国体。其罪二。害莫大于祸国，­奸­莫甚于通外，张作霖兼而有之。嗾使耿玉田运械俄人，诱致蒙匪。袒护梁士诒直接交涉，断送青胶。勾通外人，贻祸祖国，稍有人心，何忍出此！其罪三。华会告终，友邦劝裁无用之兵，而张作霖则招匪以为兵。青岛收回，吾国视为新硎之试，而张作霖则运匪以扰鲁，丧心病狂，负罪友邦。其罪四。国之与立，惟在法纪，破法乱纪，张实作俑，以法令为刍狗，视元首若弁髦，法纪荡然，政纲解纽，擅调军队，挟制中央，垄断政权，屡召会议于京津，威迫河间，突然进兵于浦口，兹复陈师入关，危及元首，破坏法纪。其罪五。京师首善之区，中外属目，秩序森严，自张派奉军盘据，白昼劫掠，跋扈恣睢，闾阎则一夜数惊，商贾则谈虎­色­变，政以盗成，贼为民害，豺狼当道，狐鼠横行，纵匪殃民。其罪六。设官守土，各有其责，疆域攸分，界限斯判。特别三区，原属直省管辖，京兆、津沽，原为直军驻守。乃以德报怨，任其宰割，既占察哈尔，复据热河。京畿首都，乃成盗匪之外府；津沽要地，尽为盗匪之防区。既让小站、马厂，又让静海、天津、彼竟得陇望蜀，占据永清、霸州，进窥保阳。让之不已；无所逃避，守土保民，义无反顾。彼先开衅，黩武逞兵。其罪七。昔截秦皇岛军械，今劫三家店军火，攫取饷糈，则竭泽而渔，剽窃金钱，则囊括以去。致使陆海各军饷糈无着。曩昔叶恭绰长交，则受贿三百万。近今梁士诒入阁，又报效四百万。张弧发行公债，则更所入无算。劫掠饷械，行同盗匪。其罪八。帝制安福之党，则盘据要津。梁、叶、张弧之辈，则援为护符，所有作­奸­犯科，亡命盗匪，无不收纳。关外为胡匪发源地，辽沈为罪人逋逃渊薮，招亡纳叛。其罪九。次山、金波、有恒义父也，而背叛之。阁忱、曙村、香岩兰友也，而驱逐之。孙烈臣、汤玉麟贫贱交也，而猜疑之。秘使耿玉田诱致蒙匪，乃毙之于狱以灭口。狼若吕布，凶逾朱温，残杀同类。其罪十。综其罪孽，擢发难数，穷凶极恶，豺狼不食。作霖不死，大盗不止，盗阀不去，统一难期。若其肆虐，永为民害，则人道可以不存，国法可以不立，白山黑水之马贼，得以纵横一世，驰骋中原，国家之体面何在？国民之人格何存？佩孚等既负治盗剿匪之责，应尽锄­奸­除恶之义。爰整义师，歼厥巨魁，以泄公愤，以快人心，罪止一人，胁从罔治。凡为前途倒戈，咸为名哲之士。若其徘徊歧路，必贻附逆之羞。敌忾同仇，独夫气沮。人心厌乱，天意亡胡。从此残暴既除，和平可睹，障碍既去，民国以安。仅此露布，中外共鉴！”

直军的部署，悉由吴佩孚发号施令，这时直军动员的已有12万人。在洛阳的是陆军第三师，在琉璃河的是第九师，在陇海东的是十一师，在洛郑间的有第二十和二十四两师，二十三师在涿州、良乡一带，二十五师在武胜关，二十六师在德州、保定一带，第五混成旅在郑州、山东一带，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在保定、涿州等处，一、二、三、四、四个补充团在涿州、良乡等处，共计有八个师五个混成旅三个团的兵力。吴佩孚决定以洛阳为根据地，大队集中郑州，分作三路进兵：第一路沿京汉路向保定前进，迎击长辛店一路的奉军，以京津为目的地。第二路侧重陇海路，联络江苏的兵力，以防制安徽马联甲的旧部和浙江卢永祥的袭击。另又分出一支沿津浦路北上，和东路张国溶联络，攻击奉军的根据地。第三路是冯玉祥的部队和陕军，集中郑洛一带，坚守根据地，并为各方接应。

4月26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冯自兼师长），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各部到达洛阳。吴佩孚本拟与冯见一面，因前方军情紧急，只得先一天出发，留下手令派冯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职权，后方各军均归节制。冯军的迅速开到，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于发动。直奉这次战争中，直军获胜的主要关键就在这一着。

26日徐世昌下令双方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令云：

“近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遂致近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迭据曹锟、张作霖等电呈，声明移调军队情形，览之殊为惄然！国家养兵，所以卫民，非以扰民也。此岁以政局未能统一之故，庶政多有阙失，民生久伤憔悴，力谋拯救之不遑，何忍斲伤之不已！本大总统德薄能鲜，不能为国为民，共谋福利，而区区蕲向和平之愿，则历久不渝。该巡阅使等相从宣力有年，为国家柱石之寄，应知有所举动，民具尔瞻，大之为国家元气所关，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系。念生民之涂炭，矢报国之忠诚，自有正道可由，岂待兵戎相见。特颁明令，着即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对于国家要政，尽可切实敷陈，以求至中至当之归；其各协恭匡济，奠定邦基，有厚望焉。”

北京的外交团鉴于战争将波及外人安全，遂先后向北京外交部递了三个警告书。

奉系军人孙烈臣、张作相、张学良等先后入关，与张景惠在天津西北落垡会议，张作霖则亲临军粮城，指挥一切。］

4月27日奉军将领张作相、张景惠、汲金钝、吴俊升等通电宣布吴佩孚罪状，电云：

“窃维清政失驭，国体乃更。革命以来，于兹十有一载矣，丧乱频仍，日甚一日。自直军由湘鄂撤防北归以后，‘统一’两字，希望毫无。南北和议，始终停顿。推原祸始，实吴佩孚一人阶之厉也。国家要素，全在纲纪，军人天职，只有服从。当吴佩孚拥兵衡州之时，或乘胜进攻，或停战议和，皆不失为正当办法。乃以未得湘督之故，竟倒戈相向，合力谋驱湖南张督，而吴氏于政乱纪之行为，倒行逆施之举动，遂至肆无忌惮，层出不穷，虽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书其罪恶矣。

吴氏欺世盗名，向以清白自诩，而衡阳之役，即骗得西南六十万元。此外诈取及勒借各款，就所闻于各省官民，言之历历有据。湖南省署及地方五百余万，湖北三百余万，江苏七十余万，河南亦百余万，其余敲诈沿路地方各款，为数尤为不赀，是吴氏之贪。不得督军，则称元首为先生，得巡阅使，则改称我大总统，是吴氏之鄙。唆使成慎逐赵，继又助赵攻成，致成死于非命，是吴氏之狠。其决堤灌敌也，沿堤居民聚集老幼，跪于前，涕泣请命，吴氏悉怒而投之横流，指挥掘堤益急，是吴氏之恶。其夺位卖友也，以湖北地盘之故，对于王不惜多方掣肘，以牺牲其同系同乡同寅之老友，是吴氏之险。平居自命，不曰武乡侯，即曰岳少保，而居心­奸­狡，适得其反，是吴氏之妄。忽而国民大会，忽而第三政府，其实全无心肝，不过假空气以自重耳，是吴氏之诈。寻常对众演说，非扫灭东省不足以横行中国。东省何负于吴，而野心勃勃如此，是吴氏之狂。……犹复­阴­谋百出，自去岁以来，即时欲将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各省地盘，尽举而置之掌握之中，以遂其所大欲而后快。此尤吴氏之明目张胆，大言不惭者。其他谬妄之举，国人著有专书，不待指数，是吴氏一直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之­奸­邪残贼耳。

迨近年因中原多故，张使以曹使坐镇北洋，由曹使一意整顿，而张使慎布边防，决不存丝毫权利思想。乃以吴氏横行之故，不但中国商民受莫大之损失，而各友邦商业，亦受其影响。自华府会议以后，国势之阽危益甚。张使甚愿巩固北系团体，拥戴大总统，推举王聘老，段芝老及硕德耆宿，共谋救国。张使尤素重曹使，果能协力同心，亦可贯彻此旨，协谋统一之进行。乃吴氏以受曹卵翼之人，反­唇­相稽，竟谓曹氏昆仲，除枉法贪赃外，别无好处于地方。是不唯破坏北洋团体，抑且辜负恩遇长官，负义亡恩，莫此为甚。又复反复无常，一意捣乱，虽至荒旱荐臻，上­干­天怒而不恤。

此次奉军入关，原本奉大总统派员挽留驻兵，增兵亦复同意，曹省长亲自到奉，亦同此旨。乃吴氏盅惑曹使，必欲归罪奉军，迫令宣战，并用其金口决堤之故智，填写多名，通电谩骂，以启衅端，若惟恐战事之不速者，是真国家之妖孽，当道之豺狼。作相等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特宣告天下，翦此凶顽。但张使与曹使交谊素敦，与直军更无嫌隙，其无故挑衅，只吴氏一人。我直军同袍将士，如仍服从曹使者，作相等敬以礼之，如有甘心从逆，随吴抗战大军者，即当一律划除，如有弃吴逆来归者，当请张使一视同仁，录功给饷，特别优遇。我大军纪律素严，秋毫不犯，经过地点，公平交易，商民勿容自相惊扰。静候我大军灭此朝食，以与我海内同胞共庆升平。区区血忱，天日可矢！倚盾宣言，伏维公鉴。”

4月28日，张作霖通电宣战。电云：

“窃以国事纠纷，数年不解，作霖僻处关外，一切均听北洋团体中诸领袖之主张。向使同心合力，无论前年衡阳一役可以乘胜促统一之速成，即不然，而团体固结，不自摧残，亦可成美国十三洲之局。乃一人为梗，大局益棼，至今日而愈烈。长此相持，不特全国商民受其痛苦，即外人商业停顿，亦复亏损甚钜，啧有烦言。作霖所以隐忍不言者，诚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蔑也。不料因此竟无故招谤，遂拟将关内奉军悉数调回。乃蒙大总统派鲍总长到奉挽留，曹省长亲来，亦以保卫京津，不可撤回为请。而驻军地点，商会挽留之电，相继而至。万不得已，始有入关换防，酌增军队，与曹使协谋统一之事。又以华府会议，适有中交两行挤兑之事，共管之声浪益高，国势之颠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济之，所以牺牲一切，以维持国家者，自问可告无罪。若再统一无期，则神州陆沉，可立而待。因一面为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统一之进行。所有进兵宗旨暨详情，业于皓日，漾日通告海内，凡有血气者，睹情形之危迫，痛丧乱之频仍，应如何破除私见，共同挽救。乃吴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专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之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妖孽，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当仁不让，嫉恶如仇，犹复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统一，不愿以­干­戈相见。不意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甘为戎首，宣战前来，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以默相我国家。事定之后，所有统一办法，谨当随同大总统及各省军民长官之后，与海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开会讨论公决。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诚悃以宣言，既不敢存争权争利之野心，亦绝无一人一党之成见。皇天后土，共鉴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沥以闻，伏维公鉴！”

直奉两系面合心离已有一年多了，本来奉系是接近皖系的，皖直战争时，皖系做梦也没有想到奉系会助直反皖，可是皖系战败后，直奉两系虽因曹张两人是亲家，有这一段政治婚姻在维系，终究酝酿分裂，最后则不免一战。

可是一年多的备战，直奉真正战争也不过只是六天，打了六天就结束了。

一八八、第一次直奉战争

前面曾经叙述过奉张的打算，具体说来，是——

主体：结合奉系、皖系和在广东的孙中山，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

辅体：嗾使张勋收拾他的旧部重整旗鼓。

用兵计划：由奉军占据京汉、津浦两路的北段，令张勋沿津浦路南下，与其在安徽的旧部结合，进而循陇海线偷袭河南。联络浙江以对付江苏。同时等待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动，以牵制湘赣。在西北方面则运动失意的陈树藩进攻陕西。长江方面则利用四川一部分军人下长江进取武汉。使吴光新和张宗昌在山东呼应。河南的赵倜亦暗中和奉系通款曲。

然而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奉张的如意算盘在直奉战争的前夕，竟一一落空：

第一、段琪瑞虽与奉方交欢，但不肯出全力为奉系支援，且态度突趋消极，皖系大将除了张敬尧、张宗昌、吴光新跃跃欲试而外，其他的都在天津不作活动。

第二、张勋虽然想东山再起，可是他的旧部久已星散，或则离心离德。皖督张文生表示中立，且与江苏共商保境安民。

第三、孙中山的北伐军受扼于陈炯明，因此李烈钧入赣之师延期出发。

第四、豫督赵倜与奉系暗通款曲，但因事机不密，故吴佩孚得以先发制人，抽调湘鄂军队兼程入豫，以神速的举动解决了心腹之患。奉军虽已入关，却来不及援赵。

至于直系，由于曹氏弟兄自始不愿与奉系兵戎相见，所以吴佩孚有孤掌难鸣之苦，到了4月11日直系在保定召开会议，一致主张抗张拒奉，曹锟且将其主和的兄弟曹锳撤去师长职务，并将直系全军大权交给吴佩孚指挥，而曾经衔命三度出关担任调人的王承斌也率其部下劲旅参加直军，担任西路司令。保定曹氏洛阳吴氏重新团结，力量大增，情势突变。同时由于孙中山的北伐军未能出动，吴佩孚遂得将驻湘的直军北调参战。对河南赵倜的反叛能及时制止，并将陕西方面缩小防线，使兵力能集中运用。

奉系开始时极端强硬，布置亦极周妥，可是在酝酿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态度亦渐转缓和，希望用时间来调整其不利形势。直系开始时虽处于不利情势下，可是慢慢地转向有利，因此士气激昂，利于速战，吴佩孚把握着握这种有利形势，压迫奉军立即作战，以期达到速战速决。

直奉战争，东路在津浦线，西路在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

4月2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即日下了奉军的总攻击令。奉军的东路总司令张作相驻落岱，所属有张作相自兼师长的第二十七师及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张作霖的卫队旅旅长张学良等部，开战前这路奉军缩短防线撤回到马厂以北。西路总司令张景惠驻长辛店，所属有张景惠自兼师长的奉军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师长邹芬、第五混成旅旅长齐占九等部。奉军全部约12．5万人。

直军由吴佩孚任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涿州，西路是吴佩孚的第三师在琉璃河、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在固安，东路是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以及后来加入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均在马厂。直军全部约10万人，人数虽逊于奉军，可是都是久经战阵之兵。

在这次战争中，有利于直军的行动如：

（一）海军总司令蒋拯通电助直。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通告外交团，声明讨奉。萨镇冰率舰北上，海筹、海容两舰驶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四舰驶大沽口，威胁奉军后方。都是壮直军士气和声威，而寒奉军之胆。

（二）张宗昌奉张作霖密令，率领一部分奉军，由海道绕至青岛，拟假道直趋山东，这项行动被鲁督田中玉所察觉。一方面准备迎击，同时发出通电，请外交部向日本交涉，饬令日本青岛防守司令官禁止奉军登岸，因此奉军突击山东的计划遂化为泡影。

（三）苏浙两省宣布保境安民，奉系计划以浙军扰苏的计划亦告落空。

（四）豫督赵倜和他的兄弟赵杰曾有反直反吴打算，可是由于直军的及时控制，使赵氏兄弟的打算烟消云散。

（五）奉军来自关外，与平津人民生活习惯都不相符，因此军民之间颇不协调。

从4月29日到5月3日，直奉双方都捏造战报吹嘘自己胜利。张作霖且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有告捷电报发表。直军则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且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省督军。

4月29日前，直奉两军前线已有零星接触，枪炮声断断续续，29日双方正式开火，在北京可以听到长辛店传来的隆隆炮声，不少外国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战地观战。

整个战争，在长辛店、固安和马厂展开，而最激烈的炮火则在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两军屡进屡退，伤亡无算，奉军集中炮火向直军阵地猛轰，吴佩孚则严令长辛店方面直军前敌指挥董政国坚守阵地以疲奉军。

奉军猛攻，直军坚守，这样相持了一天一夜，至30日，吴佩孚下令改守为攻，奉军亦集中火力坚守阵地。

5月3日奉军大炮严重威胁直军阵地，奉军东路统帅张景惠忘却了张作霖半攻半守的命令，向直军阵地前进。这天晚上，吴佩孚探知奉军炮火消耗不少，乃以大队直军猛攻正面，另派­精­兵数千绕道前进，借田间伏兵引至奉军后方。4日直军径扑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炮弹也告用罄，同时直军张锡元旅由陕西潼关赶来增援，兼程疾运，抵达良乡宿营。最紧张的时刻吴佩孚亲率卫队在前方堵截，因前方炮火剧烈，有许多直军抵抗不住，往后溃退，吴在战地上予以制止。

5月5日直军增援的张锡元旅加入战斗，直冲到丰台，奉军张景惠仓促由丰台退出，于是长辛店遂落入直军手中。张景惠先退到卢沟桥，直军进逼至奉军东路司令部所在地落岱。中路固安方面奉军获悉长辛店失守，西路奉军溃败，军心大乱，也相继溃退，纷向天津逃窜。

东路奉军颇有小胜，不幸张学良受伤，迨听到西路战事失利，也开始溃退。李景林率部退保良王庄、独流，再退山海关。

奉军各路俱败，张作霖5月4日还赶到落岱，企图挽救颓势，但大势已去，他才匆忙地回到天津下总退却令。第二天即退至滦州，以开平为第一道防线，令李景林扼守，古冶为第二道防线，令张作相防守，滦州为第三道防线，张作霖自己坐镇，昌乐为第四道防线，令孙烈臣扼守。

直军也调整战线，集中兵力，以胥吾庄为第一道防线，由彭寿莘担任，芦台为第二道防线，令穆旅担任，军粮城为第三道防线，由王承斌担任。

长辛店直军大捷，决定了战场的胜利。而长辛店奉军之败，在于奉军第十六师停止战斗，十六师原系冯国璋的旧部，本属直系，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攻打直军，正和两年前皖直战争时，皖系把原属直系的第十五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一样，他们都是遇有机会就要倒戈。

奉军战败后，徐世昌于5月5日下令饬奉军退出关外，令云：

“前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近畿一带，迭经令饬分别撤退，乃延不遵行，竟至激成战斗。近数日来，枪炮之声不间昼夜，难民伤兵，络绎于道，闾阎震惊，生灵涂炭，兵凶战危，言之痛心。特再申令，着即严饬所部，停止攻击。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亦应退回原驻各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务各凛遵！此令。”

另有一道命令是查办罪魁的，令云：

“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将士，皆由于叶恭绰、梁士诒、张弧等构煽酝酿而成，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着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此令。”

查办令未下将下时，梁士诒的左右劝梁通电声辩，梁说：“洪宪之役我也是罪魁祸首，替人受过，今天又何异于前。张江陵答吴尧山说：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我虽然不敢自比江陵，但亦心响往之。查办令下，正好放舟海上，回家侍奉老父。”

4日晚有一通长途电话从北京打到天津梁士诒的寓邸，请梁亲听，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周说：褫职令将下，自己代理总理，应该副署，可是深感对不住数十年的老朋友，所以先行奉告，请求谅解。同时劝梁即日离津，怕未来局势变化无法控制。梁答：“谢谢子廙（周自齐）兄，并请代我转谢东海（指徐世昌）。多承关爱，永铭五内。我们两人相交数十年，亲若手足，将来历史上记载说周自齐副署查缉梁士诒，也是政治史的一段趣话呢！”

叶恭绰褫职后，由高凌霨代理交通总长。

7日梁士诒偕叶恭绰、刘展超、郑文轩、王季子、黄质中、李达牧等离天津赴日本。卜居长崎。

吴佩孚击败奉张后，威名大震，蒋方震曾称道吴是中国武将中最杰出之将才。吴在洛阳练兵时，曾将岳武穆的满江红词修改为军歌，慷慨激昂。

直军告捷后，吴佩孚赴军粮城视察（军粮城是奉张大本营所在地）。5月7日由军粮城回到天津。这时他的声望之高，到了顶点，中外旅津人士都纷纷要求晋谒这位秀才出身的吴大帅。吴佩孚接见这些人士时，高谈阔论，昂然自得，听者击节赞赏，五体投地。趋炎附势之徒，颇以能见吴将军为荣，或者则奔走欢告说吴将军厚我！

吴佩孚在天津也曾和许多北洋元老见面，曾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吴勿为己甚，适可而止。吴冷冷地瞟了赵尔巽一眼，傲然说：“从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您，胡匪祸国家，追源溯始，您也该负责任，还要替他说情吗？”气得赵尔巽脸都青了。

吴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张作霖，同时自愿辞去两湖巡阅使，因此外间有废除巡阅使制度的传言。

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5月11日北京政府再令裁撤蒙疆经略使，并根据直系意见，调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

同一天，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和沈阳各团体通电不接受北京政府罢免张作霖的“乱命”。第二天（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

“……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迳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政府订立关于东三省、内外蒙、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

由于张作霖独立，所以北京外交部亦照会各国公使：“今后东三省一切事务，非经中央政府核准，概作无效。”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严守中立的宣言。《朝日新闻》公开著论反对“拘守中立”。主张进一步作适当的处置。内田宣言本来是外交烟幕，实际上日本的野心分子都主张支持张作霖独立，因为他们不欢喜吴佩孚，吴曾攻击亲日派。东京曾有“张作霖后援会”的组织。

其实，日本的野心家把张作霖也看错了，以为可以收买张作霖，实际上奉张的长处就是他有独立人格和意志，绝不肯做卖国行为。日本人想乘奉张战败自保之际，予以支援，借以换取对东三省有利的代价，日本人实际上是错了，因为奉张虽然战败，但却还有余力自保东三省。

6月4日张作霖自称为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再一次发表了“闭关自治”的宣言，并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杨宇霆字邻葛，是奉天法库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奉军在秦皇岛附近陈庄、牛庄一带曾与直军前敌司令，暂编第一师师长彭寿莘、副司令、第十五混成旅孙岳两部接触。孙岳是曹锟的养子，清末由第三镇炮兵排长一步步提升为管带，因参加滦州起义，几乎被杀，是曹锟暗中通知他逃走的。

直皖战争时是直军的团长，现在则升到旅长了。

从6月8日直奉两军战至13日，奉军一度获得胜利，沈阳且曾举行祝捷大会，大肆宣传，可是直军也在九门口转败为胜。13日沈阳各国领事联合向奉张提出警告，认为榆关战事影响国际列车的安全，张作霖不得已乃接受了英国教士扬古、美国教士普来德为中间人的停战建议。

6月18日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彭寿莘，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富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为两军界线，19日起奉军撤出关外，直军除酌留一部驻防榆关外，大部都撤回原防。关于张作霖的地位问题，北京政府拒绝撤销5月10日的处分命令，东三省省议会仍请张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加推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对北京政府仍然保持独立的姿态。

直奉之战，奉系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一）张作霖看不起吴佩孚。张作霖虽然比吴佩孚小四岁，可是在北洋系统上，却比吴的地位高多了，张在袁世凯时代就崭露头角，获袁的拢络垂青，地位仅次于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与曹锟可以分庭抗礼，吴佩孚一直是曹锟下面一员战将，直到衡阳撤兵时才被国人所知。

（二）奉张采取联曹制吴的策略，然而直系究竟是直系，正如曹锟所说，亲戚虽亲不如部下亲，曹锟如不跟着吴佩孚走，自己就失去了凭借。张作霖既已取到东北和西北，又要把持长江一带地盘，还要控制北京政府财政，这是使曹除了一面倒向吴佩孚外，无他路可以选择。

（三）奉张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又希望广东方面北伐，皖系呼应，自己坐享其成。洛吴则视这一战为生死存亡之争，竭其全力以赴。奉军主力集中东线，而将不可靠的第十六师置于西线前方，蹈了直皖战时，段祺瑞利用非嫡系军队打头阵，结果也招致阵前起义的覆辙，致使全线受到牵动。

（四）吴佩孚背城一战，只能胜不能败，张作霖败了可以退回关外，所以缺乏必胜的决心。

一八九、冯玉祥进军河南

直奉之战甫告一个段落，河南又爆起了战火。

河南是吴佩孚的根据地，他和河南督军赵倜之间面和心不和。直皖战后，吴赵之间曾有过一段故事，前面已有交代，就是吴和赵成为政治­性­的把兄弟，吴赵的两位夫人也结拜为­干­姊妹，然而这一切都经不起考验。

赵倜是河南汝阳县人，粗通文理，清末投入毅军马玉昆部下，受到姜桂题的提拔。在袁世凯时代以追剿白朗而得到河南地盘，他在河南就像一个土皇帝。10年冬天，他的七岁幼子染上伤寒病，送往南关医治，他竟学三国时代的袁术借寿，建醮上奏天庭，勒令河南的高级职员一律借寿五年，他自己为了起领头作用，愿借十年寿命给爱子，连同大小官员所借的寿命加起来，这位宝贝儿子应该可以活到300岁还有多。借寿的功德圆满完成后，赵督帅的“西屋太太”又做起二十大庆，潢川县长车云献了一双大红绣花缎鞋，鞋内用金钱镂成“卑职车云谨呈。”

赵倜的兄弟赵杰绰号赵三麻子，无恶不作，赵倜派他当宏威军司令。吴佩孚曾调宏威军打湖南，赵杰在前线并未立功，可是竟升任了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于是他在河南各地招兵买马 ，招来的兵士都是些横行霸道、强赊白吃的吸鸦片和抽白面的无赖。他的部下有一支驻扎临汝，白天是官军，晚上是土匪，老百姓受不了，都纷纷跑到洛阳去告状，吴佩孚劝赵倜兄弟解散这支部队，赵杰置之不理，阳奉­阴­违，吴佩孚大为不满，曾愤慨地说：“赵倜有个宝贝兄弟赵杰，和张敬尧之有张敬汤一样，真是先后辉映。”

11年春天，吴佩孚声讨梁内阁，四面八方邀请各省军阀予以响应。赵倜既是吴的假兄弟和假亲戚，当然表面上要和吴亦步亦趋，可是他又怕得罪张作霖，因此就对吴打太极拳，不肯发电表明立场。吴严词督促他，他才勉强地发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电报，同时却暗中打一个密电给张作霖，向奉张解释自己的不得已和被迫情况。张作霖接到赵倜这通电报，立即转给曹锟，并且附以按语说：“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了。”曹锟接到奉张的质问电，就转发给吴佩孚，叫他不要惹是生非。吴佩孚看到赵给张的电报，才知道赵倜暗通奉系，是个口是心非的骑墙派，派人到开封去向赵质问，吴带口信给赵说：“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请你联署或者响应，你愿不愿意随你自便，怎么能够算是强迫你？”赵倜这一来弄得非常丢脸，只好向吴所派的来人说：“我是上了别人的当了，我早就要辞职，只是承老弟厚爱，要挽留我，今后我在职一天，一定唯子玉老弟之命是从！”

吴佩孚不愿在和奉系交战之前先在河南惹出麻烦，所以对赵倜仍旧容忍，只写信要赵速筹300万元军饷赎罪。

赵倜接到吴佩孚来信，叫他筹措300万军饷，乃和他的心腹赵杰及宝德全等商量，他们都大不以为然。一方面舍不得把已经搜刮的钱拿出来，同时自己的军饷也已积欠了数月 ，如果拿出钱来解往洛阳，如何向自己军队交代。同时这次如果完全顺从了吴，以后还不知吴会陆续提出若­干­条件，将来如何应付？因此决定拒绝吴佩孚的要求，同时放出谣言说是有人要暗害赵氏兄弟，遂在开封宣布戒严，并在郑州、中牟、开封三个地方布置了三道防线。并与安徽的张文生，山东的田中玉建立了三省攻守同盟。

豫、鲁、皖三省攻守同盟的出现，好像是直奉之外的一个势力集团，江苏督军齐燮元也自动要求参加，于是“三”变为四，四省攻守同盟力量更大了。不过齐燮元是直系，所以齐一面参加，一面却将实际情况向吴佩孚密告，吴佩孚得知内情，对赵倜益为不满，于是决定派王承斌继任河南督军。赵倜听到这个消息，慌了手脚，只得硬摸腰包，拿出40万元送来洛阳。

吴佩孚为了积极准备对奉系用兵，不能不四处张罗军饷，不止是向赵氏兄弟勒索，就是与直系不合作的田中玉、李厚基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4月3日各省军阀纷纷到洛阳祝贺吴佩孚的四旬晋九寿诞。赵倜虽然不是直系的嫡系，可是近在咫尺，又“义”结金兰，不能不有祝寿的表示，因此派赵杰前往祝寿。赵杰怕碰吴佩孚的钉子 ，临上车时竟称病不肯动身，并派兵扼守中牟以资防卫。这一来，吴不能不有所戒备，乃从岳州调第二十四师四十七旅（旅长王为蔚）进驻郑州，并由第三师控制陇海路。4月11日京汉路客车因而停开。赵倜看见形势不对，又软了下来，承认派豫北马志敏一旅参加讨奉战争，又将驻中牟军队撤回开封，13日京汉路才告通车。

4月25日吴佩孚由洛阳动身赴保定前，希望赵倜到郑州当面一谈。赵接电报后不敢不去。他上车前对送行的人说：“我此去是鸿门宴，只怕今生今世不能再和各位相见了。”一边说一边流下了“英雄泪”来，送行人见到这种情景，便生拉活扯地把他劝下车来。吴这时又有电报调赵杰的军队开赴前方助战，赵杰怎肯打仗，当然不愿受调。

吴佩孚这时决心把赵氏兄弟调离河南，他打算把陕西督军冯玉祥和河南督军赵倜对调，或者是把赵杰的军队调离开河南，使他们兄弟俩不会扯他的后腿，同时也不会为害河南，自己对河南的请愿民众有了一个交代。

可是赵氏兄弟软硬功夫全来，就是不肯离开河南，因此吴佩孚断定赵氏兄弟存心与自己为敌，所以便急调冯玉祥到洛阳来监视开封方面的行动，以巩固后方的安全。

4月26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和陕军第一师胡景翼、第四混成旅张锡元等部开抵洛阳。冯和赵倜兄弟是有夙怨的，当直皖战后冯玉祥还是一个旅长，驻扎在河南驻马店，曾与赵倜所属宏威军发生冲突，赵倜指斥冯玉祥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倜首先派兵进攻确山防地，因此予以还击。经过这件冲突后，冯和赵之间便积不相容，而张锡元以前也曾被赵倜参劾过，现在赵的两个仇人一齐开入了河南，使赵倜了解吴佩孚对河南是不怀好意了，因此决心与奉军合作，想乘奉直军打得你死我活，难解难分的时候，就扯直军的后腿，把直系势力赶出河南。

直奉战争发动后，奉军一开始在东线和京汉路东侧都占了上风，吴佩孚为了应付战场的情势，所以不顾一切地调动后方军队支援前线，第十一师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和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的一团都被调走。除陕军第一师留在洛阳未动而外，在郑州只有第二十四师王为蔚一旅，第十一师张之江的一团，第八混成旅靳云鹗的一团（勒的另一团在信阳）。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的告捷电报到处乱飞，皖督张文生的老上司张勋一再催促安徽发动响应奉军，张文生又暗约赵倜同时动手进攻郑州。5月4日张作霖又打来大获全胜的电报，更妙的是赵倜派在北京的军事密探，打给赵一个密电说：“吴佩孚业已阵亡。”于是赵倜便以为直军确已战败，当天便授意河南省议会和各团体，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干­涉用人行政，勒派地方税捐，此次对奉用兵，又强迫河南出兵出饷，还有冯玉祥以前在信阳截留军饷，劫夺军械，现在又无端出兵侵入河南。接着又于同日宣布“武装中立”，凡有加入战斗的客军，不论通过河南或是留驻河南，均须解除武装，否则视为破坏中立，即以武力对待。

5月6日，归德镇守使兼暂编第二师长宝德全、暂编第一师师长赵杰、豫皖毅军总司令常德盛、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南阳镇守使李治云、豫北镇守使马志敏等联合发表通电，痛斥吴佩孚和冯玉祥。电略云：

“吴佩孚盘据洛阳，分兵许郑，劫饷夺械，侵权­干­政，勒捐商款，剥削民膏。一面指派我军为调虎离山之诡计，一面嗾令陕督为假途灭虢之­阴­谋。以为鄂王可取而代之，豫赵何妨逐而走之。冯玉祥前在信阳劫饷夺械，侵权­干­政，一如吴佩孚之在洛阳。此次不知奉何人命令，无故出关，破坏中立。

……”

赵倜等实在消息欠灵通，因为当他进兵郑州，正是吴佩孚大举破奉军于长辛店之时。

5月5日，赵杰率军二十营，宝德全率军十营先将京汉路丰乐镇的桥梁炸毁，并拆毁彰德的一段铁路以阻北来之师，即向郑州偷袭，敌对两军在郑州站五里外的古城开火，直军因寡不敌众而败北。郑州守军公推靳云鹗为守城司令，飞调信阳靳军来援，可是来援的靳军又在驻马店附近和尚桥被豫军击败，放弃信阳退入武胜关内。豫军又拆断李家寨、柳林的铁路以阻南来的鄂军。6日郑州形势更为危殆，宝德全部绕道黄河南岸发动攻势，幸亏胡景翼率领陕军第一师第二旅岳维峻部由洛阳赶来，匆匆下车抵御，才将豫军击退。7日冯玉祥自己统率第三师第五旅、镇嵩军第三路、第十师之一部及第一、第二、第四混成旅来援，郑州之围才告解除。这天吴佩孚发出急电，认为进攻郑州是赵杰­干­的，与赵倜无关，应当解除赵杰的武装，不必多所牵连。

同日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联名通电调停河南之战，原来张文生在豫军发动时已下戒严令，准备履行攻守同盟的任务，但得到奉军战败的消息，遂临时中止。田中玉、齐燮元都是张文生的盟友，他们并邀陈光远参加调停，目的在挽救赵倜的督军地位。吴佩孚这时不愿扩大河南纷争，也答应暂维豫局。

8日赵倜下了停战令，并在开封找出吴佩孚的老上司裴其勋，联合中外人士组织调人团，于10日在郑州举行调停会议。

9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令，令云：

“据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电呈：据驻郑旅长靳云鹗、王为蔚等报称：河南第一师师长赵杰率领所部袭攻郑州，职旅迫不得已，竭力抵御。等情。查郑防向由该两旅驻守，赵杰竟敢声言驱逐，迳行袭击，已电饬该旅长等固守原防勿得轻进，请即将赵杰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交河南督军依法讯办等语。豫省地方紧要，该师长赵杰身为将领，岂容任意称兵，扰乱防境，着即褫夺官职，并勋位勋章，交河南督军赵倜，依法讯办，以肃军纪。此令。”

这个处置办法吴佩孚是同意的，可是冯玉祥率军离陕时，曾声明决不回任，如今他替吴佩孚立了大功，吴不能不给他报酬。他不理停战命令，10日冯军仍向中牟进攻，豫军退守开封。11日北京政府调冯玉祥为河南督军，赵倜撤职查办，并令刘镇华暂兼陕西督军。

赵倜上了假情报的当，自知大祸铸成，11日他令宝德全维持开封治安，不许对客军抵抗，宝这时已通款于吴佩孚，吴令宝解散赵杰的第一师，并保举宝为河南军务帮办。赵杰则已闻风先逃。11日宝关闭开封城门，不许第一师败兵入城，败兵遂在城外大烧大抢，到12日才被宝部击散。赵倜于12日晚离开封向归德逃走。14日宝德全到车站迎接冯玉祥。15日，冯玉祥杀宝德全，并将其所属第二师解散。

一九○、徐世昌辞职

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毫无问题是个突出人物，因为他懂得政治战，会抓题目。当他还驻军衡阳时，就有取消南北两个政府和另组第三政府的野心。直皖战后，他即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想利用国民大会这个机构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总统徐世昌，另外建立一个他所满意的中央政府。他一直不喜欢徐世昌，他在衡阳时，徐就任大总统，他拍电给徐就不称徐为大总统而称为东海先生。他的国民大会计划，由于张作霖和北方军阀的反对，所以没有实现。

民国10年，西南很多省份宣布自治，主张建立联省自治政府，可是吴主张中央集权，武力统一，联省自治是他所反对的，所以这种形式的“第三”政府也不符合吴的愿望。因此当湘军援鄂时，他就出兵击退湘军，击退湘军后，他又发起召集庐山国是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他原来主张的国民大会的翻版，可是张作霖和北方军阀仍不赞成，使他改造政府的野心又一次落空。

如今，他的最大障碍奉系又已被击倒，他的威望如日中天，当然可以旧调重弹，召开他所喜欢的国是会议了。不过，他认为直系只控制了北方的十几省，如果再发起一个会议，国民党、皖系、奉系和西南联省自治派都不会赞同，因此他乃改采另一途径。

直奉战争以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就曾向吴佩孚暗送秋波，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金永炎等经常秘密到洛阳向吴佩孚进言。旧国会议长吴景濂也曾到过奉天，游说张作霖用“恢复法统”来促进南北统一，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就是以恢复旧国会 ，改造政局为内容的一种作法。

奉系战败后，吴景濂又去游说吴佩孚的大将王承斌，吴、王两人都是奉天省兴城县人，又是表兄弟，吴字廉伯，王字孝伯，当时人称“兴城二伯”。吴请王向吴佩孚进言，恢复旧国会。同时在天津的黎元洪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

吴当时对“统一全国”四个字最听得进，同时吴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最有利，因为南方的借口就是护法，反对北方的新法，所以才成立护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统，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这一来，在政治上已经使南方政府无所凭借了，岂不是不战而胜。

同时如果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了他未任满的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成为直系的傀儡了，要他们怎样，他们便怎样 ，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也是曹­操­迎立汉献帝的故事。

11年5月10日吴佩孚从天津到了保定，立即召开会议

讨论未来政局的趋向。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吴佩孚虽然有他的打算，可是曹锟左右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直系已经基础巩固了，解决政局的办法就是替曹锟“红袍加身”，立即发动政变，逐走徐世昌 ，让曹锟做总统，何必费力气做文章，把到手的天下送给已被赶走了的那位不中用的黎元洪。

然而吴佩孚当时的影响力最大，他不赞成如此做，大家便不敢太猖狂。保定会议因此决定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如此才是正途。

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征求北方军人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同意。

5月15日孙传芳发出通电，赞成恢复旧法统，迎黎元洪复职，电云：

“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接着孙又另有一电给广东的护法政府，电云：

“自法统破裂，政局分崩，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织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惟长此南北背驰，各走极端，连年内争，视同敌国，阋墙煮豆，祸乱相寻，民生凋弊，国本动摇，颠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祸始，何莫非解散国会，破坏法律，阶之厉也。传芳删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良策。近得各方复电，多数赞同。人之爱国，同此心理，既得正轨，进行无阻，统一之期殆将不远。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已复，功成身退，有何流连？北京徐大总统，乃新国会选出，旧国会恢复，新国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

孙传芳在直系中这时还是二三等角­色­，由于他驻军长江一带，对南方有吓阻作用，所以吴佩孚选他来发通电，试探各方空气，而他也乐得受人利用，以建立改造政局的“首功”。

16日吴景濂和王家襄参加保定会议后回到天津，立刻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这个消息给许多寂寞了好几年的政客一剂兴奋剂。

16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等联名请王士珍出山，组织内阁。在这通列名电报中，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投机分子，直系战胜后，他们便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借以保全地位。

5月27日吴佩孚有一密电致徐世昌，主张恢复旧国会，大意略谓：目下解决时局办法，可分为两大纲，（一）常法，（二）变法。常法即恢复第一届国会，变法即召集国是会议。常法有三利：（一）法律上有根据。（二）手续便利，不致多费时日。（三）易与西南护法各省融洽，可为促成统一捷径。变法有三不利：（一）法律上无根据。（二）手续纷繁，徒费时日。（三）西南表示反对，去统一之时愈远，故于二者之中决定取常法而不取变法，前经通电与西南各省及中央直辖各省区磋商，今已得十余处之复电，均赞成恢复旧国会，一俟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并请中央积极主张云云。

同日，江苏督军齐燮元亦有电报给徐世昌，电云：

“我大总统本以救国之心，出膺艰钜，频年以来，艰难­干­运，宵旰殷忧，无非以法治为­精­神，以统一为蕲向。乃不幸值国家之多故，遂因应之俱穷，因国是而召内讧，因内讧而构兵衅，国人之苦怨愈深，友邦希望将绝。今则关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连祸结，縻有已时，火热水深，于今为烈。窃以为种种痛苦，由于统一无期，统一无期，由于国是未定。群疑众难，责望交丛。旷观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辙之途，欲其长治久安，不得不谋根本之解决。今则恢复国统，已成国是，万喙同声，群情一致。伏思我大总统为民为国，敝屐尊荣，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屡闻德音，虚已待贤，匪伊朝夕。若能俯从民意之请愿，仍本救国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进退维公，无善于此。”

徐世昌被这一连串的“逼宫”电报弄得头昏眼花，这位北洋元老，最有经验的老狐狸，面对当前局面，也有手足无措之苦，他毕竟还是个老油条，所以装做很谦和的姿态，发表一个电报，电云：

“鄙人忧患余生，忝膺国宰，原思竭尽智虑，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统一国家。乃事变纷乘，朝夕迁易，百艰躬试，劫运难消。兢惕忧戚，衰颓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顷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先布区区，敬候明教。”

徐世昌比袁世凯当年高明了一点，不像袁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宦的劝退电，可是徐所谓的“合宜办法”也与袁所耍的“筹商善后”手法异曲同工，无非是拖延时间，等待新的变局。

徐不如袁之处，袁在最后，虽然众叛亲离，但还有几个死党，而徐世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5月20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6月1日“依法”自行集会。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回电表示赞成。徐世昌还想做最后努力，挽救他自己的垂危命运，因此他去拜访王士珍，请他出面组阁，可是这位北洋元老依然像以前一样，毫无表示，深藏若虚。接着徐世昌任命董康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徐这些做法，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唯曹吴之命是从的具体表现。然而曹吴并不将就。

6月1日旧国会议员以吴景濂和王家襄为首，共有203人联名发表宣言，指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全文如下：

“民国宪法未成以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乃两院既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天下事就是这么可笑，从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迅予解散的北洋军人们，现在却都变成了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法统重光”。

徐世昌不管外间如何驱逐他，却尽一切努力赖着总统的位子不让。

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席散后，才宣布辞职，离职全文云：

“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在因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徐世昌颁下辞职令后，即将总统印信交付国务院，当日即挂专车由北京去天津。

一九一、黎元洪再作冯­妇­

当徐世昌宣布辞职出京后，11年6月2日北京国务院也发表一道院令云：

“本日徐大总统宣告辞职，由国务院依法摄行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京畿卫戍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妥慎办理，此令。”

同时又由全体国务员联名发表通电，由周自齐领衔：

“自齐等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 ，听候接收”。

由于总统已是非法产生，因此内阁地位也是非法的，所以不敢以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而以“国民”资格摄行职权。

6月2日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表通电称：

“……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国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 ，求仁得仁，当亦不致再事争执。继续统绪，舍黄陂（黎元洪）莫属。”

吴佩孚通电云：

“……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

齐燮元等15省督军联名通电：

“……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

这一片迎黎的声浪，把那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说成是非出山不可的人物。其实这也是一种手法，所谓恢复法统，不过是直系军阀一石两鸟之计，他们左手推翻了徐世昌，右手打倒了孙中山的护法政府，然后捧出一个傀儡，建立一个直系可以一手控制的政府以达到“全国的统一”。也就是6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同赴天津黎宅去谒黎，敦请黎复任大总统，黎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和吴的参谋长李倬章，以及北京国务院的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

6月3日吴景濂、王家襄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国会正式开会尚须时日，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一日间断，行政职权亦不便由国会兼摄，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如何接收职权，应候公意商榷施行。”吴佩孚立即复电：“元首未到京以前，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职权，职责所关，不得拘牵文义。”

黎元洪在一片敦促声中，私心暗暗欣喜，正准备动身入京，重掌政权之时，6月3日突然接到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反对通电，卢电云：

“接奉徐总统冬电，获悉元首离职赴津，无任惶惑。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卸责。虽《约法》上代理摄行各有规定，而按诸政治现状，均有未合，即追溯民意往事，亦苦无先例可援。项城身故，黄陂辞职，河间代任期满，系在国会解散复辟乱平之后，故新旧递嬗，匕鬯不惊。今则南北分驰，四郊多垒，中枢尤破碎不完，既无副座，复无合法之国务院，则《约法》四十二条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代摄行之规定，自不适用。仅以假借《约法》之命令，付诸现内阁，内阁复任意还诸国会，不惟无以对国民，试问此种儿戏行动，何以见重于友邦？此不得不望我国民慎重考虑者一也。

传闻有人建议以恢复法统为言，并请黄陂复任。国人善忘，竟有率尔附和者，永祥等反复思维，殊不得其解。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系统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此理既明，则《约法》之解释援用，自无聚讼之余地。《约法》上只有‘因故去职及不能视事’二语，并无辞职条文，则当然黄陂辞职自不发生法律问题。河间为旧国会选举之合法总统，则依法代理，应至本任期满为止，毫无疑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强而行之，则第一步须认河间代理为不法。试问此代理期内之行为，是否有效？想国人决不忍为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国家纠纷。如此，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以黄陂之德望，若将来依法被选，吾侪所馨香祷祝。若此时矫法以梏之，诉诸天良，实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国民慎重考虑者又一也。

迩者民智大进，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见，伪造民意者，已覆辙相寻，执法自便者，亦屡试不爽。孙帅传芳删电谓：以一人爱恶为取舍，更张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后乱渐纷云云，诚属惩前毖后之论。顾曲形终无直影，收获焉问耕耘，设明知陷阱而故蹈之，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永祥等怵目横流，积忧成疾，夙抱栋折榱崩之痛，敢有推枰敛手之心。临崖勒马，犹有坦途，倘陷深渊，驷追曷及。伏祈海内贤达，准法平情，各纾谠论，本悲悯之素怀，定救亡之大计，宁使多数负一人，勿使一人负多数！永祥等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

黎看见这通电报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大为扫兴，当天即回复各省疆吏通电。电曰：

“接冬电并曹省长，赵镇守使，吴督办代表来寓，猥以复位相属，具征力求统一之心，钦感何既！第元洪自引咎辞职，执处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卢永祥的江电，代表皖系的态度，因此福建督军李厚基，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都附和卢的主张。皖系认为迎黎复职是吴佩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个人打算，对皖系是极不利的，所以大为反对。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则赞成恢复法统，不过又主张在上海开会以免受到武人的­干­涉。至于广州非常国会则斥责黎元洪是民国6年解散国会的罪人，任期已满，无位可复。而王家襄则久未到会，业已除名，且已由人递补，何能再以议长身份出现。

所谓的旧国会，还有“六年的国会”和“八年的国会”之争。吴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所召集的，是民国6年被北京政府解散的国会，简称为“六年国会”。孙中山在广州所号召的国会议员，因为当时有不少议员改任官吏，所以不肯前来参加，国会人数因之不足，遂于民国8年将不到会的议员一律除名，由各省候选人遴补，这个国会被简称为“八年国会”。

广州方面认为召集“六年国会”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其实当时国会实际情况，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三年，他们都是在民国2年选出，到民国11年已有9年，所以无论“民六”议员或者“民八”议员都是超过任期的。至于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民国2年10月10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7年10月10日止。袁死于5年6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6年7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7年10月10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来的，按照当时法律专家的解释，他们代理总统都是合法的，现在已经事隔多年，又把黎元洪抬出来补足所谓的总统任期，纯从法的解释也是说不通的。

在天津的黎元洪，陷于四面八方的包围中，奔走黎宅的，有大军阀的代表，有政客，有议员。黎元洪身边则分为两派：一派是急进派，有哈汉章、饶汉祥、金永炎等，他们原来就在进行抬黎出山，现在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可放过，所以主张立即进京复职。一派是缓进派，以陈宦为首，他认为孙中山和皖奉两系军阀都别有怀抱，在这种情势下登台，不过是直系的傀儡，不如在上台前先针对全国人民的趋向，发表一个大政方针，也试探一下直系的态度；如果直系反对，黎本人也可以获得全国各方面的同情，为将来创造更有利的机会。

6月3日，黎分别接见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代表，以及国务院的代表，黎暗示拟请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大力进行裁兵，必须取得“废督裁兵”的保障才能复职。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张绍曾也是奔走恢复法统的主要人物，他听了黎要废督裁兵，很生气地说：“你自己要上台，四处找门路，现在有了机会，你却又提出条件，真是莫名其妙！”陈宦把黎拉在一边，悄悄地说：“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上台，他们的威风就如此了！”

6月6日，天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的两院议长，曹吴等重要军人的代表，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元洪亲切地招待他们，略致寒暄之辞后，就拿出一张电稿请大家传阅。他还补充说：“这个电稿上所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就请你们另选高明。”说完他就叫幕僚们代为招待来宾，自己则摇着肥硕的身驱退入内室。

这就是黎元洪著名的鱼电，由饶汉祥主笔，滔滔三千言，主张废督裁兵：

“前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王议长，众议院吴议长等宣言，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并承曹、吴两巡阅使等十省区冬电，请依法复位，以维国本，曾经复电辞谢。顷复奉齐督军（燮元）等十五省区冬电，及海军萨上将（镇冰）各总司令等江电，京省各议会教育会、商会等来电，均请旋京复职。又承两位议长暨各省区各团体代表敦促，佥以回复法统，责无旁贷，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

抑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氛，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为医者入手之方，而症结必有在乎？症结惟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民军崛兴，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号屡易，权力未移，千夫所指，久为诟病，举其大害，厥有五端：

练兵定额，基于国防。欧战既终，皆缩军备，亦实见军国主义，自促危亡。独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友邦之劝告不闻，人民之呼吁弗恤。强者拥以益地，弱者倚以负嵎。虽连年以来，或请裁兵，或被缴械，卒之前省后增，此损彼益，一遣一招，糜费更多。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势必至无人不兵，无兵不匪，谁实为之？至于此极。一也。

度支原则，出入相权，自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中央以外债为天源，而典质皆绝。官吏以横征为上选，而罗掘俱穷。弁髦定章，蹂躏预算，预征至及于数载，重纳又艰于崇朝。以言节流，则校署空虚；以言开源，则市廛萧索。卖女鬻儿，祸延数世，怨气所积，天怒人恫。二也。

军位既尊，争端遂起，下放其上，时有所闻。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或乃……宰制一省，复冀兼圻，……扼据要塞，侵夺邻封。猜忌既生，杀机愈烈，始则强与弱争，继则强与强争，终则合众弱以与一强争，均可泄其私仇，宁以国为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

共和­精­神，首重民治。……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变更官吏。有利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省长皆其姻娅，议员皆有重儓。官治已难，遑问民治？忧时之士，创为省宪，冀制狂澜。……顾按其实际，以为积重难返之势。……易汤沿药，根本不除，虽有省宪，将焉用之？假联省自治之名，行藩镇剽分之实，鱼­肉­我民，而重欺之，孑遗几何，抑胡太忍。四也。

立宪必有政党，政党必有政争，果由轨道，则政争愈烈，真义愈明，亦复何害。顾大权所集，既在督军，政党争权，遂思凭借。二年之役，则政党拥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倚督军为中心。自是厥后，南与南争，北与北争，一省之内，分数区焉！一人之下，分数系焉！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卒至树倒狲散，城崩狐迁，军人身徇，政客他适。受其害者，又有别人。斩艾无遗，终于自杀，怒潮推演，可为寒心。五也。

其余祸害，尚有不胜枚举者。……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

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元洪虽求为平民，且不可得，总统云乎哉？……若众必欲留国家障碍之官，而以坐视不救之罪，责退职五年之前总统，不其惑欤？诸公公忠谋国，当鉴此心，如以实权为难舍，以虚号为可娱，则解释法律，正复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

这通电报发表后，胡适曾在北京出版的努力周报上撰文批评说：“有话何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饶汉祥可以歇歇了。”

黎元洪的鱼电发表后，吴佩孚于7日有虞电赞同，电略云：“誓以至诚赞助大计，愿奉命为前驱，作各省之先导……”。吴佩孚原决定亲身赴天津迎黎出山，因接到鱼电而中止。

废督裁兵是当时人民愿望最迫切者，黎元洪抓住了这个题目，老实说谁敢反对，所以曹锟、吴佩孚还有联合通电响应，电略云：“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黎收到曹、吴联电后再补发一个电报云：“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于是直系军人一致发出赞同之声，江西督军陈光远愿意首先解职：“一面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接着陕西督军刘镇华、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四川督军刘湘、山东督军田中玉、安徽督军张文生、江苏督军齐燮元、海军林葆怿、杜锡珪、萨镇冰等均纷纷通电赞成。

曹、吴之间对于迎黎复任大总统并不是真心一致的，曹的左右所谓保定派一心要拥曹登上总统宝座，吴则认为事机还没有成熟。曹锟虽然一再表示：“子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是“子玉虽亲，不如自己亲。”自己的野心正是保定派的愿望，就是总统自为。但是吴却要迎黎，曹当然不便反对，心里是老大的不愿意。当他听到黎提出条件要裁兵废督后才肯上台时，他就拍着桌子跳了起来，骂道：“吓，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保定派的人不断向曹诉说黎忘恩负义，说迎黎复职不过是吴佩孚不愿捧老帅做总统的挡箭牌。因此主张由曹自己到北京做临时大总统，或者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来作为选举总统前的过渡机关。

吴佩孚知道曹的左右反对他的计划，所以他一再向曹表示，迎黎是一种政治手段，为了对付广东，是拆广东政府的台，因为旧国会恢复了，广东护法就失去了根据。将来要怎样做就容易了。吴的这番话最后终于被曹锟所接受。

黎元洪日夕盼望复任总统，现在全是一种做作，他曾派金永炎到湖南请赵恒惕说服西南“联治派”一致赞成恢复旧国会，从而促进全面统一。金回到天津后，6月8日黎又派他到保定去找吴佩孚。吴直截了当地告诉金永炎：“现在情势复杂，黄陂如再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请你即返天津，问他一言而决。”金即拍胸说：“黄陂方面我可以负责，保定方面请你坚持到底。”

6月10日金永炎由保定回到天津，向黎报告情况紧急，因为吴佩孚虽坚主迎黎，可是曹锟的保定派却在积极反对，时机紧迫，随时会有变化。于是黎元洪就不再等待各省督军“先行解职”，也不坚持裁兵废督，而于当天连发两电：

一电：

“……接曹、吴两巡阅使，齐、冯、阎、萧各督军等先后函电，均表赞成（指废督裁兵问题），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电，具见体国公忠。……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议员陆续入京之日，即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

二电云：

“……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关于黎复职的任期问题，按照民国2年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2年10月10日就任首届总统，任期应于7年10月届满，但因袁称帝，5年6月失败身死，黎元洪以副总统依法继任，6年7月又因张勋复辟之变辞职，由冯国璋以副总统依法代理。至7年10月冯代理期满，才由徐世昌以安福国会之推选而继任，照此解释黎之任期已满，根本无复职的法律根据。卢永祥6月3日的通电即持此反对黎复职。

但也有说冯国璋的代理为事实上之代理，而非法律上之代理。

徐世昌去职和黎元洪酝酿复职期间，一些热中权位的人，由于政局在变动中，所以奔走营谋，极尽能事。第一等人自然是活动国务总理，总理呼声最高的，就是前司法总长张绍曾，张也是老北洋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这次策划黎元洪复任总统，张力也居最多，因此大家都看好张绍曾。

这时候，谁做总统，谁做国务总理，当然都要吴佩孚点头，他如果不点头，谁也做不成。张绍曾既然有这么好的支持力量，自然大家都把他看做最热门人物。

可是，就在他呼声最高时，6月4日吴佩孚有一封电报给吴景濂、王家襄、边守靖、张绍曾等，电云：

“佩孚等为统一民国，敦请黄陂依法复位，凡有人心当一致敦促，早定国本。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公等请勿以此相询。周少仆、孙伯兰等才堪组阁，将来自有实现之日，乌用他人代为运动，令国人齿冷。敬舆（张绍曾字）以避迹远嫌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热中之诮。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鹜私利，真可痛也。幼山（王家襄字）、莲伯（吴景濂字）两兄应即代表议员，负责敦请元首克日还京，以巩固中枢，再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也。……”

吴佩孚这通电报是答复吴景濂公开推荐张绍曾组阁，请吴佩孚支持。可是这封复电则把所有热中做官的人都痛骂了一顿。

黎元洪于6月11日由王家襄、吴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乘坐专车自天津赴北京，北京火车站上盛大欢迎，和他当年狼狈离京时情况判若天壤。

黎抵京的当天，即宣布复职，同时拟任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伍未到职前，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为什么黎要任命伍廷芳呢？原来黎元洪的意思是一切恢复他未下台前的原状，旧的国会、旧的总统、旧的国务总理。伍廷芳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同时南方护法政府成立后，伍在广州为孙中山所倚重，黎上台后自然想凭自己的力量达成南北统一。所以提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以示好于南方。他的命令写好还未发出，有人提醒黎说：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在北方政府中人缘最差，现在总统所发布的人事命令，还需要徐世昌留下的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副署，而周自齐绝对不肯副署这道命令，最好不要在复职的第一天就闹出不愉快的事件。

黎一想也对，不能不对现实低头，因此乃把已经写好的命令收了回来，同时决定改派颜惠庆署国务总理，通知周自齐副署这道命令。

一九二、吴佩孚调冯玉祥离豫

北京的惯例，每年10月10日，照例要发表一批晋级授勋的命令。11年10月10日的命令是：

吴佩孚、齐燮元晋授陆军上将。

吴景濂、荫昌、李烈钧晋授勋一位。

吴佩孚、顾维钧、高凌霨、高恩洪、岑春煊、唐继尧晋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张怀芝、阎锡山、李厚基、卢永祥、杨增新均给九狮军刀一柄。

王士珍、程潜、孔庚给以一等文虎章。

孙烈臣、谭延闿、赵恒惕、谭浩明、熊克武晋授勋二位。

袁祖铭授以四勋位。

于右任授为任威将军。

唐继尧、陆荣廷特给匾额一方以昭殊绩。

曹锟在历年奖叙中已经取得最高勋位和勋章，所以不能再有所加，因此“特颁明令，嘉尔元功”。对于已死的伍廷芳则给以1万元的治丧费，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立传。

这是黎元洪上台后的人情，不但对直系文武人员封赏有加，同时对西南方面和奉皖两系也普遍照顾。借以粉饰全国统一。

早在10月28日，北京政府任命张载扬为浙江省长。这是用以分化浙江的一个手法，卢永祥已于6月20日宣布在合法政府未成立前，不接受任何方面关于改变浙江现状的命令。可是张载扬是浙江地方军的领袖，卢可以不理睬北京的命令，但却不能不迁就地方力量，因此卢对这道命令，就只好采取默认。浙江军务善后的期限本来规定是6个月，为了延长卢的任期，浙江各团体又通电请卢继续善后，不再硬­性­规定期限。

10月30日北京政府宣布裁撤河南督军，原任督军冯玉祥内调为陆军检阅使，派张福来为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冯的内调，显示出直系内部发生了问题。原来在奉直战争时，冯玉祥立了“讨奉第一功”。冯在接到吴佩孚动员电报后，在8天之内集中了最大的兵力兼程赶到洛阳，稳定了直系后方。迨直系驱逐豫督赵倜时，吴佩孚曾拉拢豫军第一师长宝德全，令他留在开封维持秩序，并保荐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不料冯到了开封后，首先诱杀宝德全，并没有宣布宝的罪状。冯玉祥的军队在当时北洋军中纪律最好，而且也很团结，在北洋群雄中，他是一个后起的人物，因此吴对冯颇有戒心。

吴佩孚和冯玉祥在清朝末年同时当新军统带，同时在东北驻防，当时吴在第三镇，冯在第二十镇。当袁世凯称帝时期两人又同是旅长，吴是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冯是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两人同在四川战场。民国7年两人又同在湖南对南方作战，不过这个时候，两人的地位略有不同，吴已升任直军总指挥，而冯仍是一个旅长。从这时起，吴已步步领先，在衡阳成为举国人望，南北瞩目，冯则仍是旅长身份驻守常德，与吴相较，简直是望尘莫及。迨吴衡阳撤兵，直皖战争已迫于眉睫，从此吴佩孚青云直上，一举战胜皖系，再而击败奉系，北洋两大巨头段祺瑞、张作霖俱成为吴佩孚手下败将，吴的威望如日中天，冯玉祥这时则变成吴的直属部下。吴讲究传统的中国军人风范，且以关岳自况，冯的作法则是不新不旧，似新似西，与吴的纯中国式背道而驰。

冯认为他放弃陕西，立下大功，得到河南是他应得的。可是吴自开府洛阳后，一贯就把河南督军当作他的小媳­妇­。对冯自然也不例外。

新任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的张福来，是吴佩孚的直属部队第二十四师的师长。他和吴的渊源最深，民国前4年吴在曹锟第三镇炮兵第三标第一营充管带官时，张就开始跟随吴。民国3年12月，吴奉派率领测绘班16人赴东北中俄边境兴凯湖附近，冒雪测绘，张亦在吴左右。民国前二年吴奉派往长春各地剿灭马贼，吴因用兵神奇，被人称为小诸葛，而张福来侍卫吴，寸步不离。吴张两人关系之深，于此可见。

张福来虽然和吴有深厚的关系，可是他的官运并不亨通，和他同时期做师长的阎相文、萧耀南、王承斌都做到了督军或省长，可是他却仍然做师长，因此他的父亲骂他不长进，他也有落寞之感。

吴佩孚觉得对这位老部下很过意不去，因此就想让他先做河南省长，冯玉祥当然不好公开反对，就竭力主张不要更动省长张凤台以资抵制。

冯玉祥这时的处境并不好，他曾因分配军饷问题与新任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不和，因此在河南也有“小三角联盟”，便是张福来、靳云鹗、胡景翼三人联合倒冯的传闻，吴佩孚根据这些情况，就决心把冯调开，而将河南督军一职给予张福来。吴的初意是想调冯为安徽督军或热、察、绥巡阅使，可是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曹锟的同意。最后才决定调冯为陆军检阅使。令他率领所部移驻北京北苑。

当吴对冯不满意时，冯亦微有所闻，乃求助于张绍曾和张廷锷，二张在曹吴之间均有影响力，遂向曹锟说项，始有陆军巡阅使之任命。

陆军巡阅使，是个因人设事的虚职，这个官职本来是没有的，只因为前任热河都统姜桂题受奉系的排挤，不能安于其位，又没有适当的位置可以调动，因此北京政府才特设这个官爵给姜桂题，调他到北京来颐养终年，姜桂题是北洋老将，他做了陆军巡阅使没有多久就病死了。姜死后这职位虚悬，现在为了要让冯玉祥下台，所以调他做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职务。

冯的新命发表后，大家都知到是明升暗降，冯自己当然十分不满，因此表示愿意出国留学三年，或者给假到上海去养病，或者专任第十一师师长而不要其他任何名义。

冯向人发牢­骚­，自己替人白卖力气，到头来牺牲自己，他愤激地宣称：“今后除对外战争外，不愿参加任何内战。”

冯这时的兵力已经扩充到一师三混成旅，人数在2万人以上，吴佩孚叫他只带一师人到北京，他当然不愿接受。还是曹锟百般安慰，劝他来京，他才极端委曲地接受调职令命。从此冯玉祥在直系中就倒在保定派这一方，与吴佩孚貌合神离了。

一九三、废督裁兵徒托空言

11年6月12日，黎元洪发表了两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是发表新内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颜惠庆署理。

外交总长颜惠庆兼。

内务总长谭延闿。（署）

陆军总长吴佩孚。（署）

海军总长李鼎新。

农商总长张国淦。（署）

司法总长王宠惠。（署）

教育总长黄炎培。（署）

财政总长董康。

交通总长高恩洪。（署）

第二道命令是撤销民国6年“解散国会的命令”。

在内阁人事方面，黎是独断独行的，并未征求曹吴的意见，这是近几年来北京政府一直未办到的事。内务总长本来决定由孙洪伊担任，后来得到消息，这位以前是亲黎反段祺瑞的政客，现在是站在广东方面反对黎元洪复职，所以改派谭延闿。谭可以算是黎的老朋友，并且是与西南方面有关的人物，此时不在湖南，可以借重。至于农商总长张国淦，是黎的老幕僚，又是同乡。王宠惠是当时知名之士，也和西南有关。董康和高恩洪则是吴佩孚所欣赏的。请吴佩孚做陆军总长是想借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去完成裁兵，同时把全国的军权交付给他，这样他就不会再眷恋一个巡阅使的地位，如果他率先放弃巡阅使，以他的威望作号召就可达到废督的目的。

还有参谋总长问题，本来决定齐燮元，这是为了把他调到北京来，以裁撤江苏督军做为倡导，可是吴佩孚则竭力推荐李烈钧，吴的发言力量太大，黎不能不答应，所以参谋总长便给了李烈钧。

不管怎么说，这个内阁人事总算实现了黎的愿望，而黎的愿望与直系的愿望不谋而合，就是用政治手段瓦解南方，以收全国统一之效。所以黎和新阁员都有电报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同时黎还电邀孙中山、张謇、王士珍，靳云鹏、熊希龄等到北京来筹商统一问题。

吴佩孚除电请孙中山下野外，还邀请伍廷芳、李烈钧北上主持大计。直系军人发出一片敦劝孙下野和欢迎西南人物北上的呼声。

因此，好像全国统一呼之欲出，北方军人过去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现在想通过恢复法统、迎黎复职一套手法来实现。

6月13日吴佩孚亲赴北京庆贺总统复职，但他并未就任陆军总长，他向黎元洪祝贺后，就回保定去了。

6月15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倡导自行废督，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他虽不承认黎是合法总统，却也承认他是事实总统，打来电报称为“暂行大总统职权”。黎就职电中也不以合法总统自居。

黎复职初期颇得中外好感，外交团对黎呼吁废督裁兵一事极为赞同，且对直系不以总统自为，而以维护法统迎黎复职，极为欣赏。

西南各省早已抛弃了护法的旗帜，主张组织联省自治政府，对于“法统”问题并不感到兴趣，不过也不反对黎复任总统。

吴佩孚早在倡议迎黎元洪复职时，就曾向湖南督军赵恒惕献策，吴、赵私交甚睦，因此不拘行迹。吴曾于5月31日电赵，替赵出了三个主意：（一）与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一致，赞成恢复法统；（二）仍然保持自治，对南北采取中立态度；（三）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赵恒惕是西南各省推行自治的领导人物，吴希望赵能首先取消“自治”，同时利用他的影响力疏通西南联治派采取一致行动，赵对这个问题没有答复给吴。

不过，黎复职前后，贵州的袁祖铭（6月3日），四川的刘湘（6月8日），云南的唐继尧（6月28日）和川军将领刘成勋（第三军），但懋辛（第一军），杨森（第二军）及旅长以上军官（6月9日）都有电报赞成恢复法统，对黎表示拥护。

广东的陈炯明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但在他6月19日给伍廷芳的电报中曾露骨地说：

“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陂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释。非常国会擅举总统，恶例一开，乱及百世。炯明力争无效，以此获罪。现维仗公之力，切劝孙公敝屣尊荣，示天下以无私。”

广东省议会及各团体也于6月20日通电赞成统一，电报中竟称黎为总统而称孙中山为先生。这些都显示陈炯明的叛变事件在酝酿中。

黎元洪上台后首先撤销了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以缓和南北之间的局势，并于6月15日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停战。这时各地都有战争，孙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榆关又发生了直奉战争。黎认为南北停战是实现统一的首要步骤，因此派欧阳斌前往江西说服双方停止战斗，并且加委孙所同意的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其实孙早已任命谢为江西省长。黎这一行动顺得姑情失嫂意，由直系派出的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看到黎这道人事命令，立刻加以拒绝。

黎在总统府很忙，每天忙于发电报，他一再地邀请孙中山、陈炯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谭延闿等到北京来共商大计，并且还派出代表多人分途去迎接。

内阁问题和统一问题是相连的，因此黎相信他要伍廷芳复任总理是一个好办法，同时邀请一些知名之士与南方有关系的人物参加北京政府是有益于统一的。其实他这个办法首先就让拥他出山的直系所不高兴，这就像徐世昌一样，徐是安福国会所拥立的，他上台后也以为自己可以统一中国，因此他的做法先让皖系和安福系所不满，如今，黎也走不出徐的旧路。

黎的梦想逐渐落空，6月15月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16日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他们的电报都是打给颜惠庆的，好像根本不承认黎元洪的总统地位。谭的电报说：“延闿从西南义师之后，不能悖护法政府之主张，为湖南人民之一，当服从联省自治之主义。”黎所殷望的伍廷芳也不理黎，6月20日发出通电，认为黎的复职没有根据，不敢苟同，末了并说：“行将息影家园，再研灵学。”李烈钧则参加了一个联名的电报，这个电报上公开骂黎叛国，骂黎元洪和旧国会都是直系的傀儡。

这一连串的反对和置之不理态度，真把黎元洪打得个发昏，简直是十七八桶冷水泼到他的头上，使他一团高兴和一些自以为很不错的做法，完全付诸流水。黎想拉拢南方人物参加内阁，以期促进统一的计划现在是彻底地落空了。

更伤脑筋的，是颜惠庆也不肯长期署理国务总理，吴佩孚也表示不就陆军总长。黎劝吴如果不能长期在北京，亦可遥领，不必坚辞，吴却摆起面孔说怎可尸位素餐。

这一来，内阁不仅不能促进全国统一，而且根本就残破不全，七拼八凑，不为各方所重视。除了许多热中名利的小政客奔走热闹，像戏台上锣鼓喧天和跑龙套而外，对政局毫无改善。

黎元洪上台前唱出废督裁兵，且以此为条件，当他上台后究竟废督裁兵实行情形如何呢？

先讲废督，首先实行废督的，是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于6月10日自动宣布解除督军职务，为什么陈光远如此漂亮呢？原来这时广东的北伐军长驱直入江西，使陈光远无法立足，只好借废督下台。陈自动解除督军职务后，曹锟马上保荐“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元洪打电报给吴佩孚，希望废督从江西开始，所有赣军可以归蔡成勋节制指挥，吴佩孚对此无意见。

6月15日黎政府的第一次国务会议开会，黎自称以旁听资格列席，在会中建议批准陈光远辞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嗣后督军如果辞职或出缺，一概不许简派。黎的建议获得通过，当天就发布了准陈光远辞职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的命令，17日又补下了废除江西督军的命令。事实上，这位节制各军的总司令根本就是变形易貌的督军。

第二个实行废督的，是浙江。浙江的卢永祥，对北京是半独立状态，6月15日他邀集浙江省议会及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废除督军，但又声明，本人并不服从北京政府，废督后仍以第十师师长名义维持全省治安。接着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发言，认为师长与师长之间必须有一个联系机构，希望大家作一个决定。于是卢永祥宣称请各团体在两天内商定善后办法，本人一定服从。第二天浙江各团体通过了“浙江军务善后办法大纲”，这个大纲规定设立善后督办一人，仍推卢永祥担任。同一天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北洋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联名推举卢永祥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浙江各团体通电赞成。20日卢宣布接受新职，并公布“善后纲要”七条。这一废督措施并不是拥护黎元洪，却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因为善后纲要的要点为：“自废督后，浙江境内不受任何方面­干­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如其假借名义侵入本省，当本诸民意，力图抵抗。自废督之日起，在合法政府成立前，浙江一切维持原状。”这就是变相的独立，如果北京政府敢于变更浙江现状，浙江就要武力对抗。因此这一措施引起了直系极大的忿怒，准备向浙江和上海用兵，以铲除皖系的残余势力。曹锟、吴佩孚电请北京政府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督军节制。新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准备装载苏军6000人在上海登陆，何丰林在上海颁布了戒严命令，可是黎元洪不主张用兵，曹、吴也不敢­干­为戎首，遂授意齐燮元和杜锡珪向卢永祥、何丰林解释误会，江浙之间的大战才告避免。

第三个表示赞成废督的是奉系领袖张作霖，他也承认黎元洪为事实上的总统，并且写信给黎赞成废督裁兵。事实上东三省已经没有督军了，因为奉系战败退回关外时，他就改用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名义行使东三省的统治权，孙烈臣和吴俊升则用“保安副司令”的名义行使吉林和黑龙江的统治权。奉直停战协定成立后，黎本打算叫张作霖用“镇威上将军”名义办理东三省军务善后事宜，这也就是变相的东三省巡阅使，因为由北京发布了这道命令，就在形式上使东三省仍成为北京政府的管辖区，而废督的省区又增加了三个，岂不是使黎面子好看得多，可是由于不能打通吴佩孚这一关，所以这一道命令没有发出。

吴佩孚对于废督裁兵问题，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几个军区，实际上“军区长”就是“巡阅使”，黎早在鱼电中表示反对，未便接受。由于全面废督问题有困难，黎又打算下一道先行裁兵的命令。正在这个时候，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督可废，而兵不可裁。理由是北伐军深入江西，奉军仍图再举，各省土匪横行，裁兵必须推迟进行。曹锟这通电报到了北京，裁兵命令便留中不发了。

因此黎元洪的废督裁兵，变成了督不能废，兵不能裁，吴佩孚又不肯就任陆军总长，使黎的第一炮完全放不响。黎为了下台，遂在国务会议上建议设立全国裁兵委员会，以北洋派王士珍为委员长，南方的李烈钧为副委员长。这个建议也无法实现，因为王、李两人都不肯就职。其实，即使他们就了职，也无法贯彻裁兵的任务。

后来，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对于兼任省长的督军，裁去督军，存留省长，就用省长名义办理一省的军务善后，对于不兼省长的督军，改派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

黎打电报给山西督军阎锡山，劝他辞去督军名义专任山西省长。又召见新疆驻京代表，叫他劝杨增新辞去新疆督军。

又打算派冯玉祥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而将河南督军一职裁撤。

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都不理睬黎元洪的主张，根本就不答复黎。同时江苏的齐燮元则反对黎把江苏划入苏豫皖剿匪区域，因此黎的这三个打算也都无法实现。从6月18日到7月24日，黎下令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原任直隶省长曹锐是曹锟的兄弟，高凌霨怎敢取而代之，黎乃改派王承斌。后来除了王承斌和韩国钧外，其他五位黎任命的省长都没有到任。

黎元洪的废督工作由于受制于军人，因此根本行不通，彻底破产。而曹锟和吴佩孚还和他开玩笑，一再来电保荐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因为江西虽因情势改变面废督，可是究竟还是第一个废督的省份，所以他只好用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派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善后”。这和卢永祥改称军务善后督“办”只有一字之差。

裁兵问题也一样破产，曹吴电保靳云鹗升任第十四师师长（旅扩充为师），周荫人升任第十二师师长（这一师本是陈光远兼师长，陈已下台）。黎对于曹、吴这个电报违反裁兵原则，不好答复，改由陆军部批准备案。

一九四、“黎”菩萨自身难保

民国11年6月15日，重作冯­妇­的黎元洪颁布了全国停战命令，企图首先在江西停止南北两军的战争。可是“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拒绝黎所派的欧阳武进行调解工作，并拒绝黎所任命的江西省长谢远涵到任，使黎的威信受到打击。为了适应各省自治潮流，实现军民分治，黎分别任命了七个省长，其中五个省长受到军阀的拒绝而不能到任。

黎所派的湖北省长汤芗铭，早在民国4年就做过湖南督军，当时曹锟还只是第三师师长，驻防岳州，吴佩孚则在曹下面担任副官长，曹曾派吴到长沙去和汤芗铭有所接洽，汤对吴极为赏识，向曹要求要留用吴，因此使曹对吴刮目相看，所以汤可以说是最早识拔吴的，也可以说汤对吴是有旧恩的，如今曹、吴得势，汤因和黎同乡的关系受到黎元洪的提拔才得到湖北省长一职，黎叫汤到保定和洛阳去见曹、吴，联络一下，不料汤到保定后，见到了曹，曹的态度非常冷淡，推说湖北不是他的管辖区，叫他先去问吴佩孚。汤到了洛阳，吴竟拒而不见。同时曹、吴都有电报给黎，推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黎看到这个电报不禁忿然说：“湖北是我的家乡，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乡，我一定要管！”便叫汤芗铭直接去湖北接事。

7月29日汤到汉口时，萧耀南指使“拒汤派”横卧在京汉路的轨道上，阻止汤所搭的火车通行，汤只好在刘家庙下车，改乘军舰在汉口特区登陆，可是江岸上不少的“迎汤派”，竟被军警横施殴辱，受重伤者有四五十人。

萧耀南派副官邹海清到军舰上见汤，劝汤不要登陆，以免引起­骚­乱。汤不听劝阻，登陆后亲自渡江到武昌去见萧，萧竟拒而不见 ，却在军署内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举行所谓湖北各公团联席会议，当场推举萧自己兼任省长，而萧也就马上宣布就职。

汤搞得很惨，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黎，请求辞职，黎回答说：“这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而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

萧耀南是吴佩孚所提拔的，因此黎元洪希望这位捧他复任总统的吴大帅能出面替他撑腰。可是吴却不声不响，装着没有这回事一样。

黎元洪现在的日子并不比刚下台的徐世昌好过，总统一点权也没有，随时要看军阀们的嘴脸，随时要碰军阀们的钉子，这总统实在不如一个有实际权力的县长。

黎元洪上台前所高唱的废督裁兵问题，在他上台后受到各方冷落。曹锟借口全国战事还未停止，督可废而兵不可裁，又一再电催任命蔡成勋为江西督军，说明他的真意在兵不可裁，而督亦不可废。吴佩孚虽然口称拥护裁兵，可是却在直、鲁、豫三省大招新兵，补充第三师的缺额。7月4日吴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露骨地说：“裁兵废督，须俟统一完成，通盘筹划，此时贸言裁废，适以增乱。”

七八月间，黎先后下令把许多在职督军、师长加冠了“将军”的头衔，这是他想的新办法，为督军们下台后保留将军尊号预留地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办法，因为袁世凯早就采用了。袁就是用这个方法废督，可是就没有行得通。袁都行不通，黎又如何行得通。

北京依然还是一个老问题——财政问题。北京老早就面临财政破产的绝境。黎任命英美派外交家顾维钧为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大借款。奉直战后，英、美、法三国公使会议，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北京政府进行统一。日本为了要消除它曾经援助奉系的嫌疑，所以也同意参加。可是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上的矛盾没有消除，所以日本内阁讨论“参加”与否问题时，认为时机未至，主张推迟进行。

北京政府由于借债迟迟未成，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于是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兵变。光是七八两个月之间，保定、卫辉、热河等地就传来一片兵变之声，北京也被波及，特别是江西发生了多次的兵变，引起外交团一再提出严重的抗议。

北京政府各部的公务员终日忙于索薪，全体教职员因断炊而罢课，北京城内到处听到哭穷诉苦之声。7月15日陆军部被裁人员700余人组织索薪团，包围国务院，黎正在列席国务会议，匆忙地避开，那位号称“活包公”的财政总长董康，跑迟了一步，竟被请愿索薪的人员揪住，纱马褂被扯破了，近视眼镜也被打落了，眼皮也被擦破了，还挨了三下耳光，吓得他狂呼救命。事件过后，他感到“穷”官不易为，第二天就提出辞呈，坚决求去。

财政困难，巧­妇­难为无米炊，这是北京多年的老病，黎元洪当然救不了，北京政府的前途风雨飘摇。交通总长高恩洪拟以京奉、京汉、京绥、津浦四路作抵，进行3亿元的统一大借款，四国银行团有所顾虑，所以不敢做这笔买卖。

黎上台后，内阁本是由颜惠庆暂时代理，颜只答应看守到8月1日国会复会那一天为止。黎一直想在南方找一位人出来，以达成形式上的南北统一。他原本请伍廷芳，因为他前次下台时就是伍廷芳代理阁揆，现在他复职，而伍已是南方政府的巨头，如果伍来北京担任国务总理，一切都显得非常圆满。可是伍廷芳却在陈炯明叛变时，气忿而死，于是黎又想到南方的另一位“名流”唐绍仪，想请他北上组织内阁，以便促进统一。

7月下旬黎派金永炎到保定和洛阳，把拟请唐组阁事先征求曹、吴两位老板的意见。曹、吴都很客气，表示内阁总理应由元首选派，我等决不­干­涉。曹锟提出高凌霨为交通总长，汪士元为财政总长，张绍曾为陆军总长，其余阁员概不过问。吴佩孚补充了一个人，就是请曹同意仍由高恩洪留任交通总长，而将高凌霨调任为财政总长。

7月31日，黎派王宠惠暂行代理内阁总理。

8月5日黎正式发表唐绍仪的组阁令，唐未北上前仍由王宠惠暂代。阁员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顾维钧

内务总长田文烈

财政总长高凌霨

交通总长高恩洪

陆军总长张绍曾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王宠惠

农商总长卢信

黎认为这个新阁算是各方兼顾了，因为曹、吴两位大老板的人都容纳在重要位子上，卢信是唐绍仪的亲信，张耀曾属政学系。为了慎重起见，在提出卢信和张耀曾时，黎还和府中策士饶汉祥、韩玉辰等讨论过，他们认为元首有组织内阁的特权，不必事事请教别人。黎又把阁员名单和国会议长吴景濂仔细研究过，取得吴的同意才拿出来。

组阁命令发表后，唐绍仪在广东香山原籍不肯“出山”，高凌霨因为财政没有办法，也不敢出任艰钜，张绍曾则意存观望，田文烈宣称不愿与人竞争而不肯就职，于是这个新阁仍是残破不全。

黎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干­涉内阁行政，不再列席阁务会议。

8月8日，代理国务总理王宠惠举行政治宴会，在宴会中内务次长兼代部务的孙丹林拿出吴佩孚的麻（6日）、阳（7日）两通电报给大家传观。

吴的麻电说：

“晓峰（金永炎）来，商组阁事，对唐决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续，以亮畸（王宠惠）代揆，高交（指高恩洪的交通总长）不动，张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李印泉（李根源）、张西（张耀曾）、谷九峰（谷钟秀）诸君，（按上三人均为政学系），川、滇、粤与之向有恶感，现正力谋统一，未便入阁。”

吴的阳电说：

“适接公府歌电，唐阁已发表。查唐主上海八年和会，外间啧有烦言，张西入阁，妨碍川、滇、粤统一；卢信为金星公司交易所诈财流氓（按卢为该公司总经理），均不可入阁。金晓峰来，言之至再，不意回京后卒然发表，显系别有用意，何必惶惶来洛，貌为周旋，想议员诸公洞彻大局，决不轻予通过也。”

同一天，吴另有致“某要人”的电报说：“南有政学，北有安福。南北政党，一丘之貉！”

这些电报像几枚炸弹一样，震动了北京政坛。很简单，吴佩孚现在正是北京政府的后台老板，他公然表示对于现状不满意，这个政府怎么还能存在？

可是，吴、曹一再表示“不­干­政”，且公诸通电，发出宣言，言犹在耳，何至突变。所以公府中的策士，认为这是孙丹林捏造的假电报，认为孙由于没有坐上内务总长的位子，所以借此以发泄私忿。

9日黎元洪把孙丹林召进公府，查询吴佩孚电报的真相，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电报竟是真的，是吴发的。、黎不禁转羞为怒，拍着桌子说：“都是你捣的鬼，你简直是徐树铮第二。”孙丹林怒目相对，拂袖退席，气冲冲地走出，宣称要到洛阳去告状，还是高恩洪劝他冷静一点，他才没有离开北京。

黎又找王宠惠来诉苦，王劝黎不如就把内务总长这个位子给孙丹林，省得孙暗中捣鬼，鼓动政潮。黎元洪老毛病又发了，他表示坚决不肯让步，并且愤慨地说：“我不，看他们把我怎么样？他们把我推上台，原来是叫我来活受罪！”

其实这日子徐世昌早就受够了。黎元洪也是过来人，他可能忘了。政治权位就是如此迷人，走了进去就身不由主。黎元洪第一次做总统受的是段祺瑞、徐树铮和督军团的气；徐世昌则是受段祺瑞和张作霖、曹锟的三夹板罪；现在段系倒了，奉张也退出关外，可是黎元洪要伺候新后台老板吴佩孚，也是很不容易。

吴讨厌安福系是因为它是皖系的化身，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东西。可是吴为什么又讨厌政学系呢？政学系是在南方成长的，依附岑春煊和桂系。黎过去和岑春煊及桂系都有过同盟关系，而现在在黎身边的谋臣策士如李根源、韩玉辰、金永炎等都是政学系中坚。旧国会中政学系且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如今卷土重来，背后有总统支持，又有国会的天地可活动，是一支可怕的政治力量。吴从内心中不欢喜政治上有这样的势力，因此对政学系就极为不满。加上金永炎时常以黎的代表身份奔走，吴很生气，斥责金“假传圣旨”、“兴风作浪”。曾间接向黎表示，劝他“远小人”，摒斥“不良分子”。

黎想找唐绍仪组阁，更让吴不满，吴认为唐绍仪是北洋派的死对头，如果捧他出来做国务总理，对北洋派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坚决反对。

这时候，吴佩孚已撕下了不­干­政的假面具，有人把他和当年的张勋相比，竟是一模一样，因为在民国5年黎首次担任总统时，张勋也是猛烈地反对黎邀请唐绍仪、张耀曾入阁的。

黎这时深深感到难以应付直系这些后台老板，所以他的策士便献计主张联络奉系和皖系，以及西南六省，以共同对付直系。由于直系买在已分裂为保定和洛阳两派，所以如果能够进一步联保制洛，就足以孤立吴佩孚。

政学系这时更唱出一个高调，主张由总统站出来，和国会联成一致以与军阀作战。这是一块光明正大的牌子，总统大振乾纲，拿“反抗政府命令、拒绝湖北省长”等罪名罢免吴佩孚和萧耀南，同时接受西南五省召开联省会议的主张，联合西南打破直系独霸的局势。

黎当然不敢这么冒险，他这时的地位好像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曹、吴两人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汉献帝的衣带诏只是白白牺牲了伏皇后，黎今天怎敢轻举妄动，所以他最后决定派王芝祥先到保定，请曹锟劝吴不要反对唐内阁，不要处处和黎过不去。曹对王芝祥只表示了自己不­干­政的立场，此外别无承诺。

曹锟是想自己登上总统宝座，所以吴给黎下不了台，他暗暗高兴，他正想利用吴给黎困扰后，黎知难而退，这样岂不是为自己创造了上台的好机会。

王芝祥在保定得不到要领，便亲自到洛阳一行，希望达成目的，可是吴见到王后，却正式提出要王宠惠组织内阁的主张。

吴佩孚不止是对王芝祥表示要王宠惠组阁，同时还有庚电（8日）致王本人云：“愿以全力为兄后盾，但须摒斥­阴­谋扰乱妨害统一之辈。”

王宠惠感觉到这个总理位子难做，在总统和后台老板之间难于自处，遂于11日提出辞职。

早在黎元洪未复任总统前，奔走天津请黎恢复法统的吴景濂、边守靖、张绍曾等组织了一个包办北京政府一切问题的小集团，吴景濂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没有得到黎的同意。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他当然想做国务总理，他和吴景濂与保定方面曹派的人酝酿大选，想捧曹锟出来当总统，这是吴佩孚所不赞成的。吴打算先由黎作傀儡，过渡一下，表面上说是恢复法统，以促进南北统一。吴当然有他自己的打算，这样做吴就成为中国第一人，一手可以控制整个中国局势。可是这个主张当然和保定派对立，张绍曾既然是参加保定派，吴就不肯支持张组阁。后来提名张绍曾为陆军总长还是曹锟、齐燮元，吴只是点头而已。在张绍曾来说，并不满意一个总长地位，所以新阁名单虽有他，他却没有就职。一直到王宠惠辞职后，他才于12日（王辞职的第二天）宣布就职。他以为可以因陆军总长的地位代理阁揆。吴佩孚知道这一情势，立即打电报给张说：“不可混入政潮，自陷泥沼，热中权位，为人利用，负罪国家。”因为吴这一通电报，张代理阁揆的愿望也落空了。

就在这时，高恩洪因为曾允许拨款接济教育经费，到期不能兑现，教职员包围索薪，于是避往北戴河以免纠缠。同时还发生了内阁任命官吏总统拒绝盖印的风潮，事情是这样的：曹锟和吴佩孚联名保荐林锡光为甘肃省长，代理内务总长孙丹林提到国务会议，张绍曾表示反对，在王宠惠的调解下才得通过，孙丹林携带命令人总统府盖印，王宠惠、孙丹林根据责任内阁制­精­神，认为国务会议所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盖印，黎却借口任免高级官吏总统有否决之权而予以拒绝，孙丹林因此忿而辞职。由于孙的辞职，内阁中又少了交通、内务两位总长而更加寥落凄凉，王宠惠借口医治目疾避居医院。

原来黎元洪因吴佩孚反对李根源入阁，打算改任李为甘肃省长，现在曹、吴两人却保了林锡光，和自己意见相左，想到自己毫无用人之权，所以拒绝为这个任命盖印。

不过黎并不能长久僵下去，所以8月19日勉强在甘肃省长任命令上盖了印，孙丹林也就不再辞职，高恩洪也回到北京来复职了。

新任的农商总长卢信于8月16日到北京来就任，按照北洋官场的习惯，新官上任一定有各方贺电，尤其是许多头号军阀的捧场贺电，才有光彩。卢就任后照例把收到的贺电交到报上去发表，贺电中有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的，不料齐、萧、王三人竟在报上声明没有给卢贺电，冯玉祥的贺电是这样的，冯正在归德剿匪，督署秘书对于北京阁员就任照例发出贺电，这种贺电当然没有呈冯核阅，所以冯的贺电不能算伪造，但冯却声明与卢信素昧平生。

8月20日吴佩孚继续发出反对唐内阁的电报。他用“天子有诤臣、父亲有诤子”的说法掩盖自己­干­政的嫌疑。他的电报获得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

23日黎元洪用典丽的“四字经”回答他说：

“元洪靦颜复位，恃有良朋，匡我不逮。终鲜兄弟，惟予二人。疆吏属也，国会宾也，尊亲之间，原有分际，待宾虽厚，宁薄家人。……铸新（汤芗铭）往洛，曾嘱致词：直鄂一家，汝我一体。……负疚之身，日思晚盖，梦香祷夜，急觅替人，苟利于国，不俟崇朝，巧言饰非，人将共弃。”

黎这通电报，在湖北省长问题上发了些须牢­骚­，但是其真正目的还是向吴哀求，表示自己随时可以下台，请吴不要过分予以难甚。

王宠惠于8月19日正式提出书面辞职，同时推荐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

23日黎邀请各政党人物到公府讨论内阁问题。政学系、益友社分子一致主张不必顾及吴佩孚的反对，径发表张绍曾组阁，或通过唐内阁。然而黎元洪却反过来劝他们慎重，不要和实力派为敌，以免引火焚身。会议无结果而散。

黎早于8月5日咨请国会同意唐内阁，咨文附带提及总统补行辞职问题。原来总统的辞职，要由国会同意才能生效，民国6年黎被迫辞职时，国会已先被解散，所以黎的辞职，在法律手续上并不完备。现在黎被提为“代行总统职权”，并非正式总统，国会不能接受非正式总统的咨文来表决内阁人选。国会方面必须迅速制定宪法，产生正式总统，然后才能正式行使阁员的同意权。黎元洪方面则希望国会否决总统辞职案，使冯国璋代理总统和徐世昌继任总统都成为非法的，他就可以取得合法总统地位，以补足未满的任期。

国会认为总统辞职与内阁总理的同意案是两件事，不能并案办理，即将原案退回。黎于26日补送唐内阁同意的咨文，他认为如果国会接受这项咨文，就是默认了自己的总统地位。这是瞒天过海的手法。可是国会仍将原案退回，理由是此案未征得唐本人同意，自无庸先征国会同意。

唐内阁不能成立，王宠惠失去代理总理的法律地位，因此9月14日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

9月19日黎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

内阁，正式派王宠惠组阁，阁员名单如下：

王宠惠署国务总理

顾维钧署外交总长

罗文­干­署财政总长

张绍曾署陆军总长

李鼎新署海军总长

徐谦署司法总长

汤尔和署教育总长

孙丹林署内务总长

高恩洪署交通总长

高凌霨署农商总长

董康署大理院院长

在这张名单中，所有吴佩孚反对的人都榜上无名，吴的嫡系高恩洪仍长交通，孙丹林由次长坐升总长，因此人称这是“洛派政府”。同时内阁阁员中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都是英美派，不属于国内党派的无党无派人士，所以又有好人政府之称。

这次内阁名单，是黎元洪对实力派的全面低头。

可是顺得姑情失嫂意，黎满足了洛阳方面，却使保定方面大为光火，在新阁中属于保派的，只有一个高凌霨，曹锟当然不满。而在曹身边的人，如曹锐、边守靖、王毓芝、杨度、夏午诒等又从旁挑拨，说吴佩孚已经拿到了内阁，下一步就要拿总统了，曹锟竟然被他的左右说动，以为吴有篡位的野心。于是保定方面遂以吴为唯一敌人，对于其他的新仇旧恨都化敌为友，希冀结成一条反吴的联合阵线。边守靖吸收安福、交通两系的政客以增加保派声势。曹锟向张作霖致电，表示弃嫌修好，而直系内部不止是保派，凡不是吴佩孚的嫡系，都对吴的颐指气使，目空一切起了莫大的反感。

吴和国会方面也没有搞好关系，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这时都在北京恢复政治活动，吴对这些政客都没有好脸嘴，当8月1日国会复会时，吴给他们的电报是：“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忿忿地说：“大老板对国会训话了！”

这时，既有总统、国会和军阀的斗争，又有直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吴在内阁问题上虽取得胜利，但是他的地位却一天比一天陷于孤立。

一九五、直系分裂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如果曹锟和吴佩孚能好好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北洋大局就在直系掌握之中了，不料直系在巅峰状态中，分裂为保定派（曹锟）、洛阳派（吴佩孚），于是直系的局面便由盛而衰了。

吴佩孚并不是要和曹锟分家，曹锟也不是不能容纳吴佩孚，相反的，曹锟对吴佩孚信任有加，而吴佩孚对曹锟也忠心无贰，可是因为局面大了，双方的­干­部各有私心，从中挑拨，铸成了以后失败的命运。

曹锟、吴佩孚之间貌合神离，一方面是吴佩孚功高震主，一方面是曹锟左右都不成材。北洋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人人都可以称“帅”，做到督军以上的就称为“大帅”。直奉战争以前，可以称为大帅的，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声望日高，便也称起大帅来。水涨船高。吴佩孚做了大帅，曹锟遂改称为老帅以示比大帅高一等。

吴大帅在保定发号司令时，曹老帅却被冷落在一旁，凡是到保定来的人，都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因为大帅答应的话就算数 ，有­奶­便是娘，政治上更是现实，这当然让曹锟有点酸溜溜的。举一个例子，黎元洪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吴佩孚密谈，根本不理曹锟。

像这类事，逐渐增多，曹、吴之间自然就有了裂痕。总统问题增加两人的鸿沟，曹自己想当总统，吴一意要迎黎元洪复职，曹身边的人便向曹乘机挑拨，说吴所以不愿老帅做总统，是他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黎做挡箭牌，做为过渡总统。曹锟的亲信有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等。曹锟的私人财产全由曹锐经营管理，而曹锐的儿子又兼祧两房，所以他们弟兄关系非常密切。而吴佩孚则最看不起曹锐，曹锐不能继续做直隶省长，就是吴佩孚的主意。因此曹锐恨吴入骨，经常在他哥哥面前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爬到咱们兄弟头上，部下虽亲，总比不上自己的兄弟亲。还有曹所嬖幸的李彦青也常被吴佩孚所斥责，李彦青出身是替曹锟洗澡擦背，有肌肤之亲，自然也不断向曹诉苦，因此曹锟和吴佩孚之间便日益疏远了。

曹、吴之间的不和，直接的近因是吴极力主张迎黎元洪复职，让曹锟和他的左右感觉到太不顾他们了。这种不满影响到黎就任总统后，黎曾多次电邀曹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辞有病不肯前往，黎就职时，吴佩孚曾单独赴京庆贺，虽然吴只到了北京一天就赶返保定，可是也激起曹的极端不满。

黎元洪于11年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他曾请吴推荐几个人入阁，吴把自己的秘书孙丹林荐给黎，指定要内务部次长，黎为了讨好吴 ，就发表孙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孙丹林不太会做人，经常拿吴大帅来唬人，并且口口声声说天下事只要吴大帅一句话，至于理不理曹老帅，则一点关系也没有。还有交通总长高恩洪，财政总长董康两人都属于洛阳派，且是吴大帅左右的红人，他们遇事立即请示吴，可是绝不理会曹。所以曹锟对这三人都极不满意，保定系的上上下下对这三人都是怒目而视。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山东蓬莱县人，和吴佩孚是同乡，高是电务生出身，后来做到吴的电务处长，成为吴左右最被宠信的要员之一，奉直战后，吴第一次到天津，高恩洪在车站迎迓，吴就当面向高表示，要他准备做交通总长。不料当时黎元洪已经根据曹锟的推荐决定任高凌霨为交通总长，吴佩孚乃对曹要求，拟调高凌霨另外一个职务，而将交通总长给予高恩洪，以维持本人信用，可是吴只想到自己的信用，却忘了曹锟的信用，不过曹锟当时却很将就，立刻答应照办。

6月17日，董康和高恩洪到保定来见吴，正好这时吴和曹在“光园”聊天，董、高两人竟请曹锟先退席，要跟吴单独谈话，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说：“总长要我退席我可以退，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是有来去自由的。”一面说，一面气冲冲地走了，嘴中却念念有辞地说：“真是岂有此理”。

董康和高恩洪是为了向吴密报一件大案子，就是关于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经手的2000万元没有底帐，有贪污之嫌，请示吴如何处理，吴叫他们呈请总统依法严办。

6月18日董、高回到北京，就由董康密呈总统，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下令警察厅逮捕曹汝霖，并看管其私人财产和住宅 ，这时曹汝霖不在北京。国务总理颜惠庆主张慎重处理，黎却同意迅速交办，颜一生气，要求辞职，因此曹汝霖案改为移交法庭处理。曹汝霖案见诸报端，曹锟才知道，大为光火，便叫卫士去请吴佩孚来询问底细，吴已就寝，卫士不敢惊动，曹等了半晌不见吴来，一叠传令，这才把吴请了来，吴见到曹后问：“老帅有什么重大的事，这么晚找我？”曹按下怒火，悻悻地说：“你现在是大帅了，哪里还有工夫理我？”

吴才知道曹真的动了火，只得赔着笑脸。

王宠惠内阁的成立，迹近私生子，又因为黎元洪在组阁时太迁就于洛阳派，因此遭到强烈反对是意中事。尤其因为曹锟的保定派在财政、交通两部，并未取得一个席位，因此便策动了倒阁运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

同时，内阁本身因为阁员的后台大老板都不协调，所以也是各搞各的，闹出了不少笑话。陆军总长张绍曾拟就了一套废督裁兵计划，规定全国建立十个军区 ，军队编为20个师和28个混成旅，黎元洪则反对军区制，高恩洪也指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财政总长罗文­干­在支配经费上，经常和高恩洪、孙丹林意见相左，在阁议席上常吵得下不了台，王宠惠看到这种情形，颇感困扰，因此他劝罗文­干­让点步，罗总不肯，有一次王宠惠气了起来，忿然对罗说：“我是请老朋友来帮忙的，不是请老朋友来闹别扭的。”罗听了，气上加气，也扬声回答说：“我只能侍候一个总理，不能侍候三个总理！”罗说这话是什么用意呢？他是指除王以外还有两个­阴­影的后台老板，一个是代表洛阳吴佩孚的高恩洪和孙丹林，一个是代表保定曹锟的高凌霨。这就是古语所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意。

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的开幕仪式，黎元洪偕同全体阁员前往祝贺。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布开会，还没有致开会词，就听见议员席上有一位议员扬声叫了起来，他说：“法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议长怎么就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现在请问一下国会本身统一了没有？吴景濂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要负联带责任！”大家定睛一看，这位语惊四座的，是国会议员彭养光，彭所谓的法律问题就是“民八议会”和“民六议会”问题，因为6月3日广州届会通电主张继续“民八议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召开的“民六议会”。8月1日国会复会时，“民六议员”被拒参加，因此京沪一带的“民八议员”发动力争正统运动，认为以前曾任官吏，辞去议员或者在广州被除名的议员，都算是丧失了议员资格，不应再窃据议席。8月30日一批“民八议员”曾在北京闯入众议院，殴打议长。黎元洪为息事宁人，除用官职安抚“民八议员”外，还设立了“政治讨论会”来安抚他们。彭养光这一吵，接着议员凌毅也提出质问，大声说“黎元洪以什么资格来这儿，你只是一个平民，平民有什么资格出席国会？”

黎元洪一看情形不佳，乃催吴景濂赶快念完开会辞。

吴景濂匆匆念完了开会词后，就宣布请黎大总统致开幕贺辞，会场上更是一片叫嚣之声，有人用手狂拍桌椅，黎元洪不理睬这些吵闹 ，径自朗声宣读他的颂词。焦易堂这时大声地叫了起来，他说：“黎元洪，你就是解散第二次国会的人，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郑江灏则指着阁员席次大骂道：“坐在这一排的是些什么人？你们如果是来旁听的，就该到楼上旁听席上去。”然后他指着王宠惠说：“你不是王宠惠吗？我认得你，你是一个平民，怎么会坐到国务总理席位上？”

黎元洪在一片吵闹声中，匆忙地念完他的颂辞，其实没有一个人听到他是念些什么，因为这时的国会议场已成了中央市场，乱哄哄的一片，谁也听不清了。

王宠惠看见局面闹得太凶，便不敢致辞，请议长潦潦草草地结束了这幕“民主闹剧”。会议完毕照例要照一张像，大家走到议场前面等候摄影。正当就坐时，郑江灏恶狠狠地跑了过来，大骂“私生子内阁”，而且用手去推王宠惠，不许他就坐，还亏吴景濂说好说歹地才把他劝走。

10月12日王内阁提出了总辞职。

10月14日保定举行庚申、壬戌两役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不少议员前往保定，借参加追悼会为名，接洽内阁问题。然而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却没有到保定参加这个大会。吴佩孚不到保定来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时候，保定和洛阳两派对于总统问题有了极难调和的意见，保定方面主张国会要先选总统然后制宪，而洛阳方面则主张先制宪然后再选总统。曹锟对于总统位子已经跃跃欲试，吴佩孚则不主张曹这时先做总统，吴的本意是为直系团体好，可是曹锟听了他左右的挑拨，却误会吴的反对是为了吴想总统自为，有了这种误会，吴的好意曹就不会接受。这样一来，曹、吴之间愈走愈远。

28日吴佩孚有回答公府某要人的电报，其中提到：“津派（指在天津的曹派）借端捣乱，鼓动选举，并未得仲帅（曹锟字仲珊）同意，迹近矫命，罪在蒙混，应促国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选举。纠纷十一年，胥为此件，苟非丧心病狂，何得不注意于此。俟相当时期，当通电表明。”吴的秘书长白坚武另有勘电（28日）：“巡帅（吴）主张先制宪法，议员来此者亦曾以此为告，其翊赞元首，实出至诚，夙昔已然，宁待今兹。”这两个电报都是由总统府传出来的，当然不是伪造，不过某要人是谁？白的电报打给何人？都没有宣布。这可能是黎用吴的意见以抵制大选。

同时总统府还发表了赵恒惕主张先制宪法的感电（27日）。

反吴派把倒阁运动和大选同时进行。

11月15日顾维钧在外交大楼举行宴会，全体阁员和国会中重要人士都参加。不知怎的，吴景濂和王宠惠吵了起来。吴竟沉下脸，借了几分酒意问王：“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自然大为光火，也怒形于­色­说：“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于是两人翻了脸。吴竟骂了起来，他骂王：“简直混帐。”并且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宠惠气得发抖说：“这成什么样子？堂堂国会议长，竟说出了这样下流的话来。”吴景濂挥着拳头说：“我就是这个样子，要你滚蛋。”

17日晚间，吴景濂在他麻线胡同私邸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问题。

一九六、罗文­干­案

11年11月18日晚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意银行买办李某，一同到东厂胡同，口称有机密大事要见总统，并且请黎屏退左右，以便密陈。黎弄得莫名其妙，但看他们颜­色­沉重，也不敢怠慢，就照他们要求办。只见吴从公事包中拿出一个由众议院盖过印，以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黎扯开公函一看，内容是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和华意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于11月14日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5000万元的损失。查奥国借款已由巴黎和会议决，作为赔偿中国的一种债票，当然不必再签新约，换发新债票。加以这一案既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呈请总统批准，也未提交国会讨论。同时华意银行因为达到了换发新债券的目的，已经秘密付出支票8万英镑，这张支票上盖了财政部印信和罗文­干­的亲笔签字，显然这是行贿受贿的铁证。现有华意银行买办李君前来作证，请总统裁决。

黎看完了公函就问李君：“你懂得法律吗？”李答说：“报告总统，我国法律规定，诬告者应受反坐处分。这案子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怕反坐的处分。”

由于李答复得斩钉截铁，黎便没了主意。吴景濂在旁怂恿说：“这是百分之百的贪污案件，请总统按照以前拿办财政总长陈锦涛的先例，立刻命令军警将罗文­干­捕送法庭办理。”黎这时很是为难，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吴于是恫吓说：“总统不能再事犹豫，万一罗等闻风先逃，那么责任就在总统身上了。”

黎这时最怕别人给他圈套，他怕罗文­干­真的会逃走，给反黎的人以口实，因此立刻命令侍从武官打电话通知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到总统府来。黎元洪把步兵统领聂宪藩和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召来，即令他们派兵去抓罗文­干­和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 ，抓到后解送法院。步兵统领聂宪藩奉到黎命，即返办公处，办好一件公文，派排长王得贵率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余人，持了拘捕公文径赴南长街罗宅，抵达时，罗偕夫人去看电影没有回家，等了一个多钟头，罗一返家，即被逮捕。罗当时不明究竟，很是生气，迨看到步兵统领的公文，公文上如此写着：

“奉大总统手谕，准众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函开：‘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请求谕饬步兵统领捕送地方检察厅讯办。’等由，准此，仰该统领即便遵照，将该总长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拘押，听候讯办。此谕，等因奉此。合亟仰该徘长即便前往将罗文­干­一名拘捕前来，听候函送检察厅讯办，切切勿延！此令。”

罗看到这份公文，忿然说：“既然有公文，我当然跟你们去，不过这种作法，简直是笑话，荒唐极了。”说着便叫人备汽车和王得贵等一同到了步兵统领衙门，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这时也拘到，由步兵统领移至京师警察厅暂时看管。

就在罗被捕的当晚，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都得到了消息，他们马上联袂到警察厅来探问。王宠惠激动地指责总统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非法行为。

当京师步兵统领和警察厅长把拘捕到罗文­干­和黄体濂事向黎元洪复命时，黎也感到这一措施的不合法，乃派人到警察厅通知薛之衍暂缓将罗、黄移送法院，以免事态扩大。可是罗文­干­却不答应，他坚决要警察厅把他送到法庭受审，因此19日薛之衍遂将罗等移送地方检察厅看管。

19日上午，王宠惠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见黎，黎不待来客开口，就自怨自艾地连称自己违法，王宠惠要求黎将他一并送交法院，黎则向他们赔了许多不是，说了许多道歉话，甚至表示愿意下令自责，并且愿意亲自到检察厅去把罗接出来。但是阁员们都不以为然，阁员们愤怒地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议决：

（一）通电全国，说明吴、张两议员胁迫总统下令逮捕阁员的经过情形。

（二）总统根据内阁的呈文，发表命令，将此案提交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

在会议上，大家都很愤激，黎则向他们说尽了好话。

内阁阁员们在总统府紧急会议后，即根据议决，替总统拟就了一道命令，请黎发表，命令全文如下：

“据署国务总理王宠惠呈称，署财政总长罗文­干­因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具名函达大总统，谓其于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擅敢签字，并面请大总统立交军警逮捕。查该总长关于此案，曾咨呈国务院批准在案，现在既经逮捕，据该总长声称，非俟水落石出，不愿离开法庭。惟未经法定手续，遽尔逮捕国务员，深滋疑虑等语。所呈具有理由，该总长既不愿离开法庭，应由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得，以昭公道而明是非。此令。”

黎元洪当场看了这道命令，表示同意，愿意盖印公布。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涌进来一大群人，并没有通报就闯入了，原来是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他们风闻阁员们在黎处开会，怕黎受他们影响，于是邀集20余位议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冲进来，吓得阁员们从侧门溜走。吴等看到楠木桌上还没有盖好印的大总统命令，就威胁黎不可盖印，同时告诉黎说：国会对罗即将提出查办案，总统应俟查办案送到时据以发布命令，交法庭依法处理。黎这时已没了主意，吴等一说，黎也同意，把命令便搁了下来。

20日在居仁堂举行了府院联席会议，阁员除了罗文­干­外全体出席，讨论罗案处理问题。先由黎报告经过，然后王宠惠表示意见，他说：“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辞，发令逮捕阁员，实在是有问题的。这已经不是钧任（罗文­干­）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责任内阁制的存废问题。今天我们必需弄个明白。”这时阁员们物伤其类，所以个个都面带忿怒之­色­，黎内心也觉这件事做得太莽撞，所以很委婉地说：“我应当认错。”高恩洪用手指着黎地鼻子说：“认错就能了事吗？必需想个补救和善后办法。”黎尴尬地说：“怎样补救，请大家想个法子。”孙丹森主张首先恢复罗文­干­的自由及其个人名誉。高凌霨认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必在这里讨论。张绍曾附和高凌霨的主张。高、张现在是保定派，与吴景濂立场一致，志在倒阁。

内阁中分成了两派，保定派的阁员认为奥债一案未提交国务院会议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则反驳说，这是手续的错误，即使内阁有责任，须受处分，也不过是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处分。

高恩洪则集中一点攻击，认为总统叫步军统领捕人，尤其是逮捕现任阁员，实在是违法，置司法机关于何地？

黎否认曾命警察总监将罗文­干­捕送法院，于是王宠惠、孙丹林、高恩洪一致谴责薛之衍曲解总统命令，应当予以撤职处分，而黎又感到自己不该把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因此又强硬地说：“这事和薛总监无­干­，是钧任自己要求到法院去的，整个事件都应该由我负责，你们一定要办人，就请先办我好了。”黎最后这句话声调特别高，表示他已沉不住气。高恩洪连喊：“不敢，不敢。”但是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则一致认为黎自己做错了事，不面对现实，反而盛气凌人，实在太不公平，因此大家忿忿不平地表示，总统既不肯撤薛之衍之职，那么就请总统撤我们的职吧。因为问题总有一方不对，总统对，当然是我们错了。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水落石出，不能马马虎虎。黎这时已横了心，所以厉声说：“好，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我先行辞职。”张绍曾和高凌霨都是保定派，保定派的目的是倒了阁还要迫黎下野，这样才能大选，才能把曹锟拥上台，看见闹成这样，正中下怀，因此张绍曾说：

“大家辞职好了，我已经单独提出了辞呈。”

正在不可开交时，忽然侍卫人员来报告，说有一大群议员又要来见总统，人数不下一百人。黎赶忙吩咐，招待在外面坐。可是说时迟，那时快，议员们已经闯了进来，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一般。阁员们一看，这是诚心来闹事，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再一次从侧门溜之大吉。

由于阁员们溜走，黎就客客气气地把这些议员敷衍一番，送走了事。

原来这些议员已在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咨请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咨文大意为：

“……罗文­干­勾结海外驵侩，将巴黎和会议决德奥债款概作中国无偿之无效债票，换给新债票。……此项债票，在欧洲直无价值之可言，乃德奥­奸­商竟以极低价格收买达全体十分之七·五以上，自居债权者，向中国财务当局运动，与其他债票一律掉换新债票。……该商人等避免与德奥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改入意籍，委托华意银行代表罗森达及格索利向中国政府换取新债票，存储巨款于华意银行，种种运动，至年余之久，历任各财长以事关国权，均有拒绝。不料罗到任未久，该代表等又旋运动，与财部库藏司长黄体濂昼夜密计，要求罗签立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之无效债票为变相之补偿。不交国会同意，不经国务会议通过，不经大总统批准，擅于十一月十四日由罗与华意银行代表签定，并查当日由华意银行预存的巨款内支付支票三纸，一纸八万镑付财政部，一纸三万镑付来人，一纸五千镑付来人。……”

这件案子的真实内幕，是这样的：

当时军队欠饷是不足为奇的，带兵的巨头们总要想尽方法去弄钱，吴佩孚既然是当时内阁的大老板，他向内阁索饷，内阁就不能不重视。吴的嫡系高恩洪曾想出邮电加价的办法，打算拿这项收益作为发行公债的基金，不料直系势力范围外的各省军政首长都不肯执行邮电加价的部令，因之这一计划便成泡影。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只好走唯一的旧路——向外借款。英美等国对于这个号称“好人政府”是愿意支持的，可是这个内阁中没有一个亲日派，因此日本乃借口中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信用已经破产，反对提供借款。四国银行团必需四国一致行动，如今日本反对，自然无法实现。王宠惠、罗文­干­等乃和西方国家秘密洽商，拟用整理旧债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1亿元的新借款。于是意大利公使首先提出签订奥款展期合同的要求，接着英国公使也向外交总长顾维钧接洽，力促其成。据王宠惠所发表的谈话，奥款延期的牵涉面很广，九国公使的公文到外交部，提出国际法要求，而根据国际法，私人借款不能列入国债范围内，因此这笔债款必需偿还。这笔债款为数共有570余万镑，已经转移到意大利人之手，而债权背景还有各国人在内。王内阁为了要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遂同意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作为整理旧债的一个开端。这件案子引起贪污嫌疑，是在于罗文­干­经办本案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在手续上不无欠缺。

另外还有一个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到北京索饷，财政当局无处可以筹钱，只有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8万镑，折合国币仅有60余万元，除了支付中央政费10余万元外，所余50万元照理应由保定和洛阳两方面平均分配，可是一分数目就更少了，洛阳方面自然不会满意，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就想出了瞒天过海的妙计，打算瞒了保定，把这笔款子全部汇到洛阳。那就是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元洪。财政部把这笔钱先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将此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方面，这一来就可掩人耳目。

可是，天下事如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尽管洛派阁员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仍走漏了消息。原来华意银行经理徐世一是保定方面边守靖的亲戚，当华意银行与财政部密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便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等告密。吴景濂叫他静待这笔交易完成，抓到证据，然后再举发。因为，保派志在倒阁和逐黎，正好借这案子发动，以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国务总理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清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香港，幼入圣保罗学校习英文，后入皇仁书院肄业，最后在天津北洋大学读法律。光绪二十六年参加秦力山在安徽大通举义，失败潜逃日本，后转美国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为同盟会会员。光绪三十四年赴英国研习法学，孙中山曾资助1500镑。民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王返国为第一任外交总长，袁世凯做总统后，王出任唐绍仪内阁之司法总长。民9年8月，王经孙中山之同意，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民10年6月被派出席国际联盟全权代表，在会议中反对二十一条无理之要求，日本因受压力而放弃其在东三省之特权。12月梁士诒组阁，王再度为司法总长，后转任教育总长，11年9月，由黎元洪提名为国务总理。不幸这时黎元洪受胁于保定曹锟一派，后者意图倒阁驱黎，以达成重选总统的企图，王这一任内阁受气受罪，实在是苦不堪言。

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返国后赐进士出身。民元在广东任司法司长，2年春转任北京总检察长。筹安会成立，罗以检察长身份参劾筹安会组织非法，因袁置之不理，罗乃愤而辞职。民7年7月王宠惠任修订法津馆总裁，罗为副总裁，10年任司法次长，11年仍任司法次长，王宠惠组阁，罗转任财政总长。

罗被扣移送检察厅后，北京地方检察长熊元襄看见老上司来了，当然不敢怠慢，请罗住在检察长办公室里，亲自陪罗谈天解闷。问话也是用属员参谒上司的礼貌为之，不敢多问。根据当时法院规定，在押犯人仅可在星期三接见访客，而且还要事先批准，接见时有法警从旁监视，谈话不得涉及案情。可是罗文­干­到案后，自总理、总长以至达官贵人，络绎前来探视，放言无忌。使得北京四眼井地方检察厅成为山荫道上，自朝至暮，车水马龙，途为之塞。

黎元洪成为被人指责的中心。由于内阁未经罢免，总统仅凭一面之辞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也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所以各方对黎都不谅解。梁启超公开指责：“总统蹂躏人权”。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尤表不满，很多报纸都有大同小异的言论：“仅就此案情况而论，领事裁判权在目前的中国，实不可以撤消。”

罗案是民国以来一件大案子，这件案子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不仅是“总统蹂躏人权”一点。

以堂堂议长而向总统密告阁员，实在也不成体统。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向黎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按照《约法》，阁员贪污可以在国会通过查办案，查办案未通过前，议员怎可代表国会署名致函总统。假如这是私人告发，就不该以议长身份列名，在文件上公然盖上国会的印信。还有一点，奥约展期合同的经办部门是财政部公债司，然而吴、张控告的另外一人则是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公债司是主管司，当不能辞其刑责。

至于国会，众议院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案，却置议长盗盖印信、伪造文书罪于不顾，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查办，查办对象是一般官吏，所以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的。即使是弹劾案，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执行。罗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未曾讨论。在内阁方面，对这案也应负责任，因这案并未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仅仅取得国务院的批准，谁有权批准呢？当然是总理，王宠惠对这案的批示是：“应照最后磋商办法速订展期合同，以资结束。”

国务院于11月21日召开临时会议，与会阁员讨论国会的查办罗案咨文。众情愤激，作出两项决定：

（一）退回众议院关于查办罗案的不合法咨文。这个文件因黎元洪怕得罪国会，不敢盖印，没有发出。

（二）用内阁名义将此案发生后一切情形通告全国。这个电报并不是全体阁员都列名，因为保定派阁员高凌霨、张绍曾借口奥款展期合同未经国务会议通过，拒绝签名，因此列名的阁员只有王宠惠、顾维钧、孙丹休、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六人。电报最后一段说：“宠惠等理应立即引退，惟以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暂时待罪，静候解决。”

这个案子到了法院，就必需有告发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诉，检察厅根据事实，票传吴景濂、张伯烈二人出庭对质，吴、张二人召集有关议员开会讨论，决定抗传不到，理由是本案由总统交办，公府既非诉讼机关，议长亦非诉讼当事人，当然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此案怪现象之一，是议长议员成群到公府见总统威胁阁员，阁员害怕挨打，溜之大吉，官场怪态，令人摇头叹息。

罗案发生后，洛派阁员向洛阳求救，吴佩孚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乃于20日致黎元洪号电，痛责逮捕违法，其中有几句火辣辣的话：罗财长纵有违法事件，应提交阁议，先解官职，后送法庭。未经解职遂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这个电报好像用上司口吻训斥总统，还是民国史上的第一次。黎看了这个电报，气得浑身发抖，把吴的电报扔到桌子上，连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22日黎拟了一个答复吴的电稿，对于逮捕罗文­干­一点有所解释，他说：嘱薛之衍密传，并未发表正式命令，所以也不需要叫内阁副署。最后一段则火气十足，他说：“……言废督而督军日尊，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日滋，元洪孤寄白宫，如同聋聩，辞职咨文犹存国会。既属不成事体（注：此句系吴电中骂黎者），正宜别立贤能，不愿执事径断朝政，轻折元首，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这个电报还把吴佩孚以前电令北京警察厅逮捕前财政次长钟世铭的故事提出来反打吴佩孚。那是直奉战后，直系查出财政次长钟世铭多拨发奉军军饷一百几十万元，吴佩孚乃电令北京警察厅扣留钟，移送法院究办。

黎的电稿写了未发，待他一阵光火之后，恢复了理智，深觉犯不着和吴决裂，所以又把这个电稿留中不发。

22日，黎命汪大燮、孙宝琦等向北京地方检察厅具了一张保单，派自己的座车，北京红牌第一号（当时的汽车牌照规定总统府汽车全是红牌，总统座车是红牌第一号，外交团是绿牌，阁员是蓝牌，民用是白牌），去迎接罗文­干­出狱，并把罗接到总统府来。

罗这一天由阶下囚变成座上客，总统亲自降阶相迎，握手道歉，请罗回家休息。罗表示要待法律解决，愿意仍回地方检察厅，听候审理。于是黎乃请罗暂住在居仁堂，罗也不肯，大家劝罗不要太倔强，讲来讲去，罗才同意在总统府礼官处下榻。罗当然很愤慨，他说：“如果我无罪，逮捕我的军警长官就有罪，岂能马马虎虎，蹂躏人权！”

黎把步兵统领聂宪藩、警察厅长薛之衍找来，要他们向罗赔礼，怎知聂、薛两人都不肯，他们说：“我们是遵照总统手谕办事，并没有错，为什么要向罗道歉赔礼？”这一来黎又为之语塞，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对聂、薛两人说些安慰的话，叫他们退去。

罗文­干­从法院犯人一变而为总统府上宾，总统向他赔不是，他却不理，内阁同寅和重要政治人物都纷纷向他致慰，他一定要在法律上争个是非。他是念法律的，又做过司法部次长和总长，在法律范围内，他有十足的信心可以胜利。

罗文­干­由地检厅到总统府的这一天，吴景濂率领议员30余人到了总统府，请求下令罢免王宠惠、罗文­干­。这时黎元洪正是一头怒火没处发泄，对着这批凶神恶煞的议员们，悻悻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当初你们同意唐绍仪组阁，我才把同意案提到国会，结果你们退还了咨文。现在王内阁也是你们同意过的，没有几天你们又要罢免他。对付罗文­干­也是你们荒出来的，你们要我下令逮捕罗文­干­，我照你们的意思做了。你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把我这个总统当做什么人。”

吴佩孚“一怒而安天下”，他的号电虽然让黎元洪受不了，可是却释放了罗文­干­，于是洛阳派忽然气焰万丈，交通总长高恩洪下令电报局，凡是不利于洛派的电报，一律不许拍发，因此吴景濂和保定派阁员的电报都要派人带到天津去拍发。

报纸和新闻也被任意扣留。

罗文­干­案突然急转直下，由于华意银行代表柏克尔出庭作证，该行所付出的3万镑和5000镑两张支票，都是意大利人所拿的手续费，与罗文­干­无关。另外8万镑是由财政部公开领收。这当然也无法一人中饱。至于吴景濂所依赖的原始告发人华意银行副经理徐世一则逃避无踪，不敢出庭作证。于是满天云雾的罗文­干­受贿渎职案就不能成立了。

23日夜晚，黎在东厂胡同住宅将要就寝时，吴景濂又率领议员20余人大踏步地冲进内室来。黎惊慌地问为了何事？吴等傲慢地拿出曹锟打来的漾电（23日）。曹在这个电报上痛骂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建议组织特别法庭，彻底追究。吴景濂并且很得意地说：如果吴佩孚再包庇罗文­干­，保定方面已准备了第二步，就是请求政府加以讨伐。吴景濂要挟黎把一封拟就的、申斥吴佩孚的电报发出去。黎还在犹豫，吴补充说：“事情已经很迫切，如果不发出这通电报，以齐燮元为首的直系将领，将有联名电报发出，这一来总统就陷于孤立了。黎听了又没有主意，乃在那张电报上加了一个“梗”字（23日）发出去。

曹锟在保定这回真动了怒，因为他知道奥款展期合同中吴得了50万，自己却分文俱无，他马上派人到交通部查帐，查出半年来交通部转帐拨款清单，一共有509．9万元拨充洛阳军费，至于拨交保定的，仅有242．4万元。

曹锟这就相信他左右所说的话，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吴有取他而代之的心。

曹锟本来就讨厌高恩洪，认为他是吴佩孚的走狗，只知有吴，不知有曹，过去碍于吴的面子，不好意思对付高恩洪，现在发现交通部拨款有这样的黑幕，因此下了决心要打击吴，同时也要严惩高。

保定派好不容易使得曹下决心对付吴，为了加强曹的信心，王承斌打密电叫各省直系军阀，要他们做“老帅”的后盾，必需一致发出通电痛责罗文­干­贪污卖国，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罗，就把箭头集中在吴的身上，吴过去曾用卖国罪名攻击张作霖包庇梁士诒内阁，现在他自己也走了张、梁老路。

保定派抓住这个机会，要打击吴佩孚的威风，同时也打击黎元洪，因为王宠惠内阁是吴佩孚所支持的，现在如果把吴佩孚打得哑口无言，王内阁就自然垮台，而黎元洪四面不讨好，自然也非垮台不可，这样就达到他们的目的，拥护曹锟坐上总统宝座。

为了集中目标对付吴佩孚，保定派愿意和奉、皖两系以及安福、交通、研究等系化敌为友，只以吴佩孚为唯一敌人，骂吴妄自尊大，忘恩负义。

曹的漾电发出后，24日王承斌发表敬电，请黎元洪即派军警逮捕与罗案有关的一切人犯，并公开谴责吴佩孚不应该步张作霖的后尘，替王内阁作保镖。王承斌是吴的部下，吴是曹的部下，曹尚未对吴展开攻击，王却首先发难，以部属的身份公开谴责长官。自王的敬电发表后，江苏督军齐燮元发表径电（25日）、江西督理蔡成勋、安徽督理马联甲、山东督军田中玉、浙江督军卢永祥、上海镇守使何丰林、海军司令杜锡珪等均先后响应曹锟的漾电，一致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要求北京政府依法治罪。吴佩孚的嫡系湖北督军萧耀南、河南督军张福来也通电表示一致态度。这简直是一面倒的局势，使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吴佩孚难于招架。

吴佩孚看到情势不妙，乃于25日通电解释两点：第一是声明与王宠惠素不相识，仅于觐见元首时与之一面；第二是对罗案犯罪成立与否毫无成见，只是认为手续错误。最后表示对曹巡阅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吴的径电显示其态度软化，因此25日北京的政治气温又变了。

由于保、洛之争，使王宠惠左右为难，乃宣告辞职。北京政府从11月25日起，总统命令因为无人副署，而不能发布，遂陷于无政府状态中。黎元洪感觉到倒阁问题和大选问题是二而一的，他自己发觉是上了别人的当，乃想找政治­色­彩较淡的海军总长李鼎新代理内阁总理。26日黎派金永炎到保定、洛阳征求同意。曹锟方面不置可否，而实际上保定派是想用保定派阁员高凌霨代理总理。

由于洛阳和保定都没有确实答复，黎元洪又想找颜惠庆、靳云鹏、周树模三人中任何一人来代理，可是他们一个个都“敬谢不敏”，因此黎又心灰意懒起来，吩咐手下人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到天津去。黎这样表示，高恩洪立即毛遂自荐说：“总统是我到天津迎接到北京来的，现在我愿意送总统到天津去。”高这话是表示他有始有终，表示他对黎的忠诚，怎知马屁拍到马腿上，黎元洪认为这句话简直是要推他下台，因此大为光火，没头没脑地把高大骂一顿。

27日，众议院进一步通过了查办王宠惠、顾维钧一案，认为他们都是与罗案有关的人物。黎再打电话请曹、吴提出组阁人选，他们却都回电说：“组阁为元首特权，决不加以­干­涉。”这一天，金永炎由洛阳回来，转达了吴佩孚的意见，并不坚持维持王内阁，只不过在未来新阁中，至少要保留孙丹林、高恩洪两人中的一人，至于阁揆人选，除了津保派外，由任何人担任都不反对。

黎知道吴佩孚的态度后，又兴奋起来，29日黎元洪派李根源把下台已久的汪大燮找进公府来，见面时没有什么寒暄，就拿出填写命令的空白纸，不问汪是否同意，就填了汪大燮的名字，派他署理内阁总理。

汪大燮字伯唐，浙江杭县人，清咸丰九年出生，曾为孝廉，后入陆军士官学校攻习军事，民国2年任熊希龄内阁之教育总长，后任平政院院长，5年任交通总长，6年任外交总长，这一年11月22日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汪曾代理了九天国务总理。那是因为直皖两系尖锐对立，段挂冠而去，总统冯国璋找不到适当人选。只好拉汪大燮来填空档。现在又是旧戏重演，黎元洪也拉他填空档。他声明代理之期不超过十天。

11月29日，黎任命王正廷长外交，高凌霨长内务、许世英长司法、彭允彝长教育、李根源长农商，其余阁员都没有变动。

前任王内阁的阁员一律辞职照准，只有财政总长罗文­干­是免职。

汪大燮为人平和、清廉，在北京政府中颇负时望。所以每当政潮最激烈时，他总是被拉出来过渡。

一九七、陈炯明叛变

民国11年6月13日，陈炯明的部队在广州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叶举等纷纷由东江回到广州。14日陈系的人在叶举的总指挥部举行秘密会议。15日孙中山派往惠州迎接陈炯明的廖仲恺在石龙被扣，局势陷入了最紧张危急的关头。

据说陈炯明、叶举等曾在石龙开秘密会议计划叛变，当时讨论到进行的程序，曾问各将领由谁担任发难，与会的各将领都默不作答。陈说：“谁先发难，就是首功！”可是仍没有应者。

最后陈炯明决定以湘军洪兆麟部担任先行发难部队。为什么陈要选择洪兆麟部呢？这也是陈的­阴­谋。原来洪兆麟的李云复师第二旅驻扎观音山后，正好就近担任围攻总统府，“陈家军”则巡查街道或把守要隘，陈本人则事变之日在石龙坐待消息，如果湘军进攻总统府，孙中山不幸遇害，陈即进入广州，为孙举哀，痛哭流涕，把杀害总统的罪名全加于洪兆麟、李云复和湖南士兵身上，执杀洪、李及湘籍军官以谢天下，并将这支湖南客军以大逆不道罪名解散。由于洪兆麟向来对陈炯明很跋扈，陈早就想对付洪，现在借洪、李以害孙中山，然后以叛逆罪名除洪、李，正是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

6月15日夜10时，孙中山在总统府内批阅公文，忽然有一通电话来报告情况，据称今夜粤军将有行动，务请总统离开总统府。由于这是一通匿名电话 ，孙中山认为是谣言或陈系军人故意威胁，所以不予采信。到了午夜12时后，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前后奔来总统府报告，据云今夜消息险恶，请总统离府暂避。孙不肯，认为陈炯明虽然恶劣，总不至于敢冒天下之大恶而叛变，即使有不轨打算，其部下皆与我久共患难，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纣为虐，受其愚弄。但林直勉认为粤军蛮横，不可以常理度之，如果真不利于总统，将如之何？孙说：“我在广州之警卫军既然已经全部撤赴韶关，即表示对陈无敌意，陈果不利于我，亦不必出之叛变，如真明目张胆，作乱谋叛，则为叛徒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身为总统，不能不重职守，如果临时退缩，屈服于暴力之下，岂不贻笑中外，污辱民国，轻弃人民之付托。”林等见孙中山义正词严，态度坚决，不敢强劝，乃即辞去。

林等去后，各处电话报告均谓粤军将有行动，务请总统远离，孙中山仍不信。到了午夜2时许，有一位忠于孙的陈系军官自军中潜出，到总统府密报，称粤军各营提前早餐，约定立即叛乱。并备现金20万元以为谋害孙中山的赏金，且约定事成之后各营放假三日。孙中山还是不予置信。

孙中山以诚待人，以信示天下，所以陈炯明叛变的当晚，虽然各方都奔走来告消息不稳，可是，孙中山全不置信。就在这天午夜时候，忽然响起了尖厉的号声，接着到处号声齐鸣，于是“陈家军”叛变消息证实了，这时已是午夜3时多。孙中山左右力劝孙中山暂离公府以避叛军。虽在这紧急当口，孙中山却是临危不乱，镇定异常，以坚决的口吻对左右说：“竞存果然谋逆作乱，则戡乱平逆正是我的责任，我怎可放弃职守，逃避责任。万一力不从心，只有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等见孙很固执，乃用手强挽孙中山出离总统府。

这时，总统府附近已由粤军布哨，不能自由通行，林直勉等曾被叛军步哨盘诘了好几次，都侥幸通过。行至财政厅门前 ，遇叛军大队由东而来，众人因被盘问不能通过，可是孙中山却单身杂在叛军中向前行走，从容不迫，履险如夷。在深夜中，叛军看不清孙的真面目，以为是自己队伍中人，所以毫不疑心，到了永汉马路口，方才出险，便走入长堤海珠的海军总司令部。

海军总司令温树德已获知粤军叛变，现在听说总统微服抵达，真是喜出望外。孙见到温，态度依然从容，只说我们先上军舰去吧。于是温树德乃率领高级海军幕僚侍从孙同登楚豫舰，并立即召集各舰舰长前来商量应变戡乱之策。

广州市内，16日上午3时后，陈炯明的叛军已遍布全市断绝交通，并进占各机关，洪兆麟率领其部属于拂晓时围攻总统府，总统府中只有卫士50余人，在观音山粤秀楼附近防御，与叛军对抗，叛军先后十余次冲锋，都被卫队用手机关枪击退，死伤数目约在三四百人以上，叛军见步兵冲锋无效，乃用炮­射­击总统府。叛军以为孙中山还在粤秀楼，所以又用煤油浇烧粤秀楼的栈桥，杜绝出路。

保卫总统府的警卫团长陈可钰、卫士队长兼参军姚观顺守文澜阁，侍卫副官黄惠龙守正门，副官马湘守横门，副官陈喧守天桥，侦缉员陈龙韬、卫士冯俊、黄森、陈海廷、李东兴等守粤秀楼。由于众寡不敌 ，援绝弹尽，相持至16日上午12时，陈喧率卫队十余名由正门冲出，被击回，改装得脱；姚观顺、黄惠龙、马湘护送孙夫人，姚中弹伤腿，四人乃避入总统府后院，叛军从后院冲入，抢夺衣物，马湘、黄惠龙乘叛军抢劫之时，夹持孙夫人从第一公园小巷，往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宅寄宿。姚观顺负伤后，由卫队背负出险，陈喧等走东山总统法律顾问那文宅，由那文用美国小电船送至孙中山座舰。

总统府卫士以少敌众，苦战十余小时，伤亡三分之一，而叛军则阵亡300以上，消息传出后震动中外。孙后来颁奖卫士训词云：

“革命军的力量，是和别种军队不同的，必要能以一当十，才算合格，用几百人可以敌几千人，那才算是本事。如果不能，便是大耻辱，便不算得是革命军。观音山的卫士便是以一当百的革命军，我理想中的革命军，只有他们足以当之。这种奋斗的­精­神，实在不可磨灭。”

叛军是有伤害孙中山决心的，有一股叛军专门伏伺于观音山附近民房中，准备等候孙乘汽车离开粤秀楼的总统府时，即向孙座车集中攻击。他们认为孙如果出来，必然乘坐汽车 ，没有想到孙中山却是步行，而且夹在叛军队伍中步行出险。

16日晨外交部长伍廷芳和卫戍司令魏邦平登楚豫舰晋谒孙中山，孙令魏邦平所部集中大沙头策应海军，恢复广州，并告伍廷芳说：“今天我要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否则中外人士一定认为我没有戡乱的能力，并且不知道我在何处。如果我潜伏黄埔，仅仅为了个人避难偷生，我将何以昭示中外？”伍廷芳表示赞同，于是辞离孙中山，径返广州，通告各国驻粤领事严守中立。

当天下午，孙中山亲率海军舰队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七舰由黄埔出动，经东歪炮台，驶至白鹅潭，发炮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叛军­射­击。下午5时，复沿长堤向东游行，沿途发炮，击毙叛军数百人，其余则闻风而逃。由于魏邦平所部旅长陈章甫受叛军运动，未能如期策应，遂失规复良机，努力白费，各舰乃经“中流砥柱”炮台驶回黄埔。

海军攻势停顿后，叛军散而复聚，乘机大抢东鬼基、东市街、小东门、社仁坊、广仁路等处。商店居民被劫一空，国会议员悉数被逐，行李被抢。

黄埔成为孙中山的行辕所在，海军势力完全归服，不过虎门要塞落入叛军手中，但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率海军陆战队与舰队成犄角，使叛军不能陈兵北江，阻碍北伐军之返旆。

陈炯明见海军完全拥护孙中山，于是便想收买海军，可是海军上下一心一德拥护孙中山，不为利诱。

6月19日孙中山以手书致北伐军李烈钧、许崇智、朱培德、彭程万、黄大伟、李福林、梁鸿楷等，令李等迅速率军回粤戡乱，中有：“坚守待援，以图海陆夹攻，歼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语。

23日孙中山由楚豫舰迁于永丰舰。外交部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以耄耋之年，痛恨陈炯明的叛变，使北伐事业功亏一篑，护法大计功败垂成，因之悲愤成疾。18日陈炯明曾有书致伍廷芳，转请孙中山下野，词极悖逆，有“非常国会擅选总统，恶例一开，乱且及于百世”。伍置之不理，病重时家人送至广州省立医院，乃以高龄劳瘁，回天无术，终于不治逝世，享年81岁，弥留时犹训其哲嗣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没有一字一句语及家事。这位广东新会老外交家，在清末就曾奉派出使美、日、秘鲁、墨西哥、古巴诸国。辛亥年伍在上海倡议清帝退位。护法政府成立后一直是孙中山左右最重要的一分子。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闻知伍廷芳噩耗，悲悼万分，海军将士尤为哀恸，孙温语抚慰海军云：

“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唯全军唯有奋勇杀贼，继成其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

陈炯明收买海军不成，乃派钟惺可持书登永丰舰，请求讲和，函云：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能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

孙中山蒙难后，即于18日密电宁波，敦促蒋中正来粤赴难，拍电用其次子纬国的名字以保密。20日。蒋中正贻书张人杰，托以后事，急速登程。25日离沪，29日抵穗，谒孙于永丰舰，谈各方情况至夜分始毕。陈炯明闻蒋中正南来，惊惶失措。汪兆铭7月1日致蒋中正书中曾云：“……陈闻兄来，面­色­发青，说：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

18日上海党员张继、杨庶堪、柏文蔚、黄复生等160人联名通电，痛责陈炯明昧于恩义，甘为叛徒，促其幡然悔悟，讨贼自效。陈炯明置之不理。

在江西前线北伐的各军，从6月20日后，即不断接获孙中山蒙难消息。23日接南雄电，知叛将翁式亮、杨坤如部已经占领韶关，追击大本营的人员，迫近始兴。文官长胡汉民已离韶关，前线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中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仍继续前进，先克南昌、九江，再行应付粤事；一派主张立即回粤，助孙中山平乱。27日胡汉民驰至赣州，报告广州变乱情形，军心为之激昂。当晚再开会议，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决议旋师讨贼，议定以粤军第二军、滇军（朱培德部）、福军（李福林部）及粤军第一师（梁鸿楷）回粤，分由大庾，信丰向粤境南雄前进。其他各军则暂驻赣境，李烈钧留守赣南，以为后方屏蔽。回师行动开始，不料粤军第一师梁鸿楷抵达信丰，竟不依照原订计划，连夜向三南方面退入连平，潜归惠州，与陈炯明会合。第一师是邓铿所手创，北伐入赣后和许崇智等部共同作战，颇有战功，不料陈炯明叛变后，始而踌躇不决，继而甘心从逆，邓铿地下有知，真是死不瞑目。

梁鸿楷投逆后，胡汉民主张尾追，先肃清东江。许崇智则主张径向韶关回师，因已约定滇军为右翼，许军与福军担当正面合攻韶关，经东江至广州路远，孙中山困处兵舰上应急赴援为宜。如果径追梁军，福军独任回师之责恐力不能胜，而滇军因不知究竟，易启疑窦。

胡汉民同意许崇智主张，决定向韶关进兵。

7月2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诸部皆入粤境，自南雄、始兴直指韶州，决定攻韶计划：

（一）以滇军朱培德全部由江口渡河经仁化向韶州进攻。

（二）以李福林全部沿河左岸，经周田大桥、长坝、黄浪水向韶州进攻。

（三）以第二军之许济、孙本戎、谢宣威等由火山、大塘方面向韶州进攻。

其他部队为预备队，另以第九旅黄国华部由三南方面还攻翁源。并同立誓约，约词：“三军一致，誓同生死，拥护孙大总统，平定粤省之乱，如有异心，天诛地灭。”

许崇智自南雄驰电给孙中山：

“陈逆叛变，围攻公府，令人切齿痛恨。北伐各军业已集中南雄，指日进攻韶关，誓必讨平叛逆。朱总司令所部滇军尤为奋勇，业已开拔前进，想叛军不足当其一击也。”

许崇智电报到孙中山手中时，海军方面却又有不稳的消息。

由于陈炯明倾全力收买海军，海军司令温树德为何某所挟制，态度趋于暧昧。各舰长有移往西江之意。早在6月2日，孙曾召集海军各舰长训话，说明坚守黄埔，舰队不可移动的理由：西江水浅，如各舰移往，则三大舰仍需留黄埔，如此则海军分而力弱。何况黄埔地位重要，是广州的咽喉，又有长洲要塞，其价值较西江为重要。如果大本营一离黄埔，则长洲要塞就可能守不住，广州水陆形势全入叛军之手；海军一往西江，重来广州较难，如果北伐军回粤，就无法收水陆夹攻之效，因此以不动为宜，坚持以待北伐军来援。

7月5日陈炯明再遣钟惺可登永丰舰谒孙中山，孙对钟义正词严地说：“陈明对我只有悔过自首，才可以言求和，因为他是犯上作乱，对乱臣贼子怎有言和可言。”

陈炯明第一次派钟惺可来求和时，是7月1日，当时魏邦平也登舰谒见孙中山，请示可否让他调解，孙责魏以大义，勉其效陆秀夫而以文天祥自待。孙说：“宋亡还有文天祥、陆秀夫，明亡亦有史可法。我们今天遭遇叛乱，如果没有文天祥、史可法，则何以对民国已死无数之同志？”钟惺可第二次登舰时，魏邦平也派人随同前来，请示愿任调停之责，其办法为：（一）陈军退出广州城；（二）恢复政府；（三）北伐军停止南下。

其实魏邦平所提三点，陈炯明并未答应，陈的求和只是缓兵之计，一方面向孙中山求和，一方面全力收买海军，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均被收买，打算径自脱离孙指挥，驶离黄埔，任由鱼珠、牛山的叛军炮台轰击其余各舰。

7月8日三大舰叛离图遁的消息经已证实，孙中山乃决心将各舰移驻长洲要塞后方之新造村一带，免被叛军封锁。

当晚11时，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升火起锚，离黄浦外驶，孙中山乃下令其余各舰自黄埔上驶，经海心冈驶往新造村附近，掩护长洲要塞，以防鱼珠叛军袭击。

由于海军三舰退出，战斗实力减弱，孙中山乃决心守卫长洲要塞。9日下午1时，鱼珠炮台的叛军钟景棠部渡河袭击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部开枪应敌，叛军死伤甚众。可是海军陆战队孙祥夫部叛降陈军，反戈相向，引敌登陆，长洲要塞遂告失守。海上各舰在望远镜下看到，愤恨不已，即向鱼珠叛军轰击，只以距离太远不能收效。

马伯麟退出长洲要塞，即登永丰舰向孙中山请罪，孙颇予优礼，同时下令各舰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溃兵。孙主张在长洲要塞失守后，惟有进攻东歪炮台，以为海军根据地。马伯麟及部分海军将领认为东歪炮台地形险隘，炮队密布，攻夺不易，就是想通过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仍主张把舰队移到西江去活动。可是孙中山坚持原意说：“我们如往西江，必须经过中山、鱼珠各炮台，何况三大叛舰驻守沙路港口，正监视我们各舰行动，就算我们能冲过中山、鱼珠，三大叛舰也会阻挡我们，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我们唯有出击东歪炮台，驶入省河，别无他途。”各舰长在孙指示下乃鼓勇驶入省河。

10日上午2时，孙中山率领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壁等舰由海心冈驶至三江口，天­色­微明，各舰乃向东歪炮台叛军阵地试­射­，叛军还击，一时炮声隆隆。当时舰队炮少，叛军据有炮台形胜之地，布置既密，大炮又多，因此各舰只虽然发炮，却彷徨不敢驶进。孙慷慨对各舰下令说：“民国存亡，在此一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9时半孙先以座舰永丰舰率先前进，然后再命其他各舰随后前进，向东歪炮台猛轰。豫章舰长欧阳格最告奋勇，攻击甚为得力。不料舰队刚到炮台附近，叛军两营野炮队早已密布两冈，由四面八方发炮还击，永丰舰中了六弹，船身震荡甚剧，其余各舰亦均受伤。

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立于永丰舰的甲板上指挥若定。谢心准请孙入舱，孙不理，亲自指挥舰上炮手开炮，舰上有多人受伤仆甲板上，血迹殷然，孙亲扶伤者下舱，态度镇定而从容。

7月10日孙中山率各舰冒枪林弹雨直入白鹅潭。永翔、同安二舰亦随从来归。当时广州税务司夏竹和英商惠尔来谒，夏竹先问：“总统是否来此避难？”孙说：“这是中国领土，我当然可以自由往来，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避难？”夏说：“只因白鹅潭是通商港口，接近沙面，万一战事发生，恐怕牵及外国兵舰。不如请总统离粤，以使广州商业不受影响。”孙听了大为生气，不过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庄严地说：“这话不是你所应该说的，我生平只知道公理和正义，不畏强权，不服暴力，决不怕无理的­干­涉。”夏竹为之悚然。英商惠尔在旁听了肃然起敬说：“总统真是中国的伟人，谁说中国没有人才，我今天亲见总统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无限景仰。”两人乃告辞而去。

接着海军部长汤廷光来函，请求孙中山停战，自己愿负调停之责。孙乃立即复了一信云：“专制时代君主尚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国家，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如叛徒果有悔过之心，则和平解决，吾亦所愿也。”第二天孙正在慰劳海军将士，忽接汤廷光送来议和条件，完全以敌体相待，并限于第二天12点为答复期限。孙看了勃然震怒，即令秘书起草答复，信内有云：“叶逆等如无悔过痛改之诚意，即如来函所云，准以明日十二时为限可也。”

19日孙中山再督军舰猛攻前山炮台，予叛军以打击。

这时，由于孙所率军舰驻节白鹅潭后，与外人之战舰鳞次栉比。陈炯明、叶举等有投鼠忌器，势难炮击，生怕发炮不慎波及外人，惹出交涉。可是谋害孙之心并没有稍戢，曾暗中和桂系周天禄商量，周天禄主张以水雷去袭击孙的座舰，叶举乃许周天禄，如果奇袭成功的话，即任命周为水警厅厅长。周于是赴广南船澳和他的同事徐直等制造水雷，并教授徐直以施放水雷之法。于是徐直率同事三人携同水雷，自驾小轮潜向白鹅潭进发，迨放置水雷后即遄返广南船澳向周天禄复命，大家以为计时可以成功，于是置酒猜拳，兴高彩烈，以为永丰舰必被炸为齑粉。

19日10时，白鹅潭海面隆然一声，水花怒放，可惜这个水雷系用白铁火水罐，内贮炸药15磅，炸力微弱，又值潮水涨满，永丰舰移动，距爆炸处远，故未击中，徐直等复乘小轮往观动静，见永丰舰无恙，相顾失­色­，正拟转舵图脱，为乘电船来追之水兵捕获，查出真相。由于白鹅潭内有英、美、日军舰，叛军乱放水雷足以威胁外舰安全，故各国领事向叛军提出抗议，叛军这项行动乃告中止。

一九八、孙中山离粤去沪

陈炯明叛变后，北伐军回师，11年7月9日，先头部队与叛军开始接触，展开激战。10日三路北伐军均与叛军接触。叛军自占领韶关后，前进部队仅至大桥为止。以韶关及芙蓉山，帽子峰及河东莲花山一带高山之险要形势为防线，修筑坚固工事，布满铁丝网，以抗回师的北伐军。双方接触后，右翼滇军占领白虎坳、黄冈岭、­鸡­公岭等要地，迫近韶关外之帽子峰；中路李福林部迫近流塘、下长坝一带，向高地之陈军施行攻击；左翼许崇智部孙旅迫近东锡窟前背一带。

许崇智部第九旅黄国华及何梓林两部，连占鲁溪、坝子圩等处，19日占领狮子岭及翁源城。叛军方面急调援军支持，因有粤汉路运输之便，增授迅速，而北伐军则水陆交通均形不便，翁源失守。20日许军张民达苦战再度收复翁源，但又失守。24日黄大伟部集中始兴，到达翁源前线，三度攻克翁源。火山方面战事亦极激烈，北伐军久战疲劳，前线颇有动摇之势，许崇智亲自进驻火山。24日北伐军猛烈攻击，大破叛军，叛军全线向大塘韶关方面总退却。北伐军乘势追击。27日许部左翼进占莲花山阵地向韶关车站猛攻，陆旅向马坝方面进攻，另一支进占大塘、羌在街之线。湘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驰援，助攻叛军。

正当回师的北伐军节节胜利时，由赣返粤之第一师梁鸿楷部陈修爵团突投效叛军，由马坝向北伐军左翼陆旅进攻，陆旅久战兵疲，不能支持，首先退却，于是牵动全线。各部遂总退却。

29日韶关方面之北伐军失利，翁源方面亦被叛军击破，全线摇动。湘军陈嘉祐所部三旅，一旅在火山，其余两旅在周田、仁化尚未加入阵线 ，亦连带退却。30日各军退至始兴县属之江口，才收容部队，重加整顿。叛军追击至长冈、水南、水口等处。北伐军获知翁源方面亦告失败，于是自江口退却。8月3日退至赣边的南雄，第九旅黄部退至虔南，赣军赖世璜部退至信丰，李明扬部退大庾，李福林部一支退仁化，一支退南雄，滇军朱培德部、湘军陈嘉祐部因为河川阻隔退南雄不易，向湘桂边境退却。当时李烈钧在南雄，主张各军全部退桂林，许崇智则因为在福建有延平王永泉的关系，以及多年和福建的历史，主张退福建。结果分道扬镳，许崇智军、李福林军及黄大伟部偕同退福建，李烈钧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陈嘉祐之湘军退往湘边，李烈钧则赴上海养病。

8月4日南雄为叛军所占，6日北伐军退至龙南、会昌、瑞金，转出福建。

回师讨逆的北伐军全盘失败后，对于在白鹅潭坚守待援的孙中山自然是一个严重的消息，因为这表示守株“无兔”了。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维系军心可资号召的希望断绝了。因此随侍孙左右的人都劝他速离广州，别谋发展，而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安置那些前线军队。孙认为一定要得到前方准确的情报，内心始安。

8月9日得悉陈炯明又有攻袭孙中山座舰的计划，专攻永丰舰，并贿买海军将士保持中立，还有一个­阴­谋是收买某一舰长，伪为抵抗 ，向沙面的外人住宅区发炮，这一来当然引起了国际交涉，嫁祸于孙。由于这些情报，大家认为孙不能再居永丰舰，使自己目标如此暴露。孙说：“我们可以派人通知各国领事，促请他们自卫，并且注意这些­阴­谋。郑重告诉他们如果有这种行动，当由陈炯明负责。”

这时，南雄失守的消息传到座舰，孙中山乃召集各舰舰长及重要­干­部会议，大家认为：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当然恶化。总统株守省河，有害无益，还是离开这个困窘之地，别图发展为上策。

孙接纳了大家的建议，决定离开广东去上海。派人通知各国领事。原订计划是乘搭商轮，但英国领事表示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去香港，乃改乘英舰。

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蒋中正、陈策、黄惠龙等由永丰舰登英炮舰摩汉号，舰队善后事宜委托秘书林直勉、参军李章达代办，加发所有官兵一月薪饷。

孙中山在英炮舰上与幕僚人员讲述外交上应取的态度。当日下午4时摩汉号由广州启航，7时出虎门要塞。孙对左右感慨地说：“真没有想到我和各位能够脱险，还能到今天。今后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负初心。”这天晚上孙意气自若，与幕僚纵谈时局至深夜2时才就寝。

8月10日上午6时抵香港，即转搭俄国皇后号邮船去上海，香港政府派员照料一切。留港的国民党员古应芬、谢持、汪兆铭、刘纪文等都登轮晋谒。正午12时邮船由香港启碇出口驶沪。在邮船上孙中山曾纠正外人对广州事变的影响，因外传陈炯明叛变为“革命”，孙说：“革命与叛逆之名相反，革命为一庄严宝贵之名词，革命有革命之主义，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法国革命之主义在自由，美国革命之主义在独立，中国之革命在求实行三民主义。陈炯明此次叛乱，纵兵扰民，为祸国家，恰与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义则在盘踞与割据以逞一己之私，这不是革命而是叛逆。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能任其鱼目混珠也。”

8月14日上午，俄国皇后号邮轮驶抵上海，孙中山在吴淞登陆，上海各团体代表鹄候岸边欢迎者约数千人，极为热烈。下午孙即召集同志讨论国会与时局各问题。

15日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全文如下：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隳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最近数月，赣中告捷，军势远振，而北军将士，复于此时为尊重护法之表示，文以为北军将士有此表示，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统一，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愿与北军将士提携，以谋统一之进行。不图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卒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藉。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文之不德，统驭无方，以至变生肘腋，咎无可辞。自兵变以后，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未能集会，无从提出。至于此次兵变，文实不知其所由起。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诸从乱者所称说，其辞皆支离不可究诘。谓护法告成，文当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对于统一计划，已有宣言，为天下所共见。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虽北军将士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犹必当审察其是非与诚伪，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道，岂有率尔弃职而去之理？陈炯明于政府中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词，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盖第二师士兵，皆为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谋杀事成，即将归罪，以自掩其谋，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故，可证其欲盖弥彰已！谓陈炯明以免职而修怨，叶举等以饬回防地而谋生变耶？无论以怨望而谋不轨、皆为法所不容，即以事实言之，文于昨年十月，率师次于桂林，属陈炯明以后方接济之任。陈炯明不惟断绝接济，且从而阻挠。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师，于陈炯明呈请辞职之时，犹念其前劳，不忍暴其罪状，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慰勉有加，待之岂云过苛？叶举等所部，已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为其防地，乃辄率所部，进驻省垣，­骚­扰万状。前敌军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亘于两月。护法以来，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驰，有时犹识忌惮。龙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虽尝以­骚­扰失民心，犹未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则悍然为之。闻其致此之由，以主谋者诱兵为变时，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主谋者窘迫无术，乃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似此煽扬凶德，汨没人道，文偶闻野蛮部落为此等事，犹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为此者，即出于同国之人，且出于统率之军队，可胜愤慨！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备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民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以上所述，为广州兵变始末。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文于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陈工兵计划，自信为救时良药，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则当发展实业，以厚民生，务使家给户足，使得休养生息于竞争之世。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借口。凡此荦荦诸端，皆建国之最大方略，文当悉其能力以求贯彻。自维奔走革命卅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耿耿此诚，惟国人共鉴之。”

一九九、福建的三角斗争

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后，福建也出了问题，福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半是和部分的北伐军（许崇智等部）退到福建有关，另一半是徐树铮的介入。现在先把福建和这两方面的关系叙述一下：

许崇智和福建本有深厚渊源，早在民国2年，他就以第十四师师长在福建驻军，二次革命时曾担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被革职拿办。6年12月又随着陈炯明（援闽粤军总司令）驻扎漳州，直到9年8月，在这期间他和福建督军李厚基相处甚为融洽。

至于李厚基呢？他是不折不和的皖系，2年11月他还是第四师（杨善德任师长）第七旅旅长，率部随刘冠雄到福州。3年7月任福建护军使，5年3月出任督理军务（就是督军）。6年5月督军团在北京开会，两次招待议员，都是由他代表致词。直皖战后，他和浙江的卢永祥算是皖系的两支残余力量。

在南方他暗中和孙中山示好，与许崇智亦有关系。

李厚基下面有两股力量，一股是第二师师长、汀漳镇守使臧致平，另一股是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王是徐树铮的西北参战军所培植的。早在7年9月，王永泉以“奉军补充旅”名义，实际受小徐指挥由洛阳南下，经蚌埠、浦口，转乘建新、福州两轮开往福建。

臧致平和王永泉都不是李厚基的直接部属，对李态度一向傲慢，李当然视他们为眼中之钉。

直奉战后，奉系战败，而南方由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亦离开了广东，于是本来是皖系的李厚基乃竭力献媚吴佩孚以求保全自己的位置。吴则因为福建濒海，鞭长莫及，正好利用李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的爪牙。李得到了吴的支持，就先对臧致平下手。11年6月5日，他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长兼职，改由自己兼任，令臧专任汀漳镇守使，臧因此忿而离漳去沪。接着他请北京政府调开王永泉，因此皖系的人骂李忘恩负义。

李背叛皖系不过是自求生路，但他似乎太过火。他和徐树铮是中表亲，又是同乡，早在10年春天，徐曾秘密到福州，劝李必须与卢永祥忠诚合作，又托李代致陈树藩一个密电，李收了电稿并未替他照发，对小徐的态度也很冷淡。

11年8月18日徐树铮在上海，曾有一函致吴佩孚，劝他拥戴孙、段二老共谋统一，吴当然听不进去。小徐又派人持函到福州去见李厚基有所接洽，李竟拒而不见。有人看不过意对李说：“你们是至亲，这样做不太过分吗？”李竟大声说：“有什么过分，他是一个惯于兴风作浪的人，我惹不起他，还是少接触以免是非。”

10月2日，徐树铮携带80万元的运动费，由浙江偷越仙霞岭潜抵延平王永泉军中，随小徐同行的有曾任旅长的尹同愈、曾任团长的齐暗农和孙象震，以及曾任营长的汪某。因为事先已洽好，所以小徐抵延平的当天，就通电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称总领建国军政府制置事宜，并宣誓“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何日见此二老共践尊位，发号司令，树铮即当束身司败，俾听质讯。”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组织，是根据徐树铮所著《建国诠真》一书设立的。

3日小徐电劝李厚基辞职离闽，限于5日以前答复。同日王永泉、许崇智两部决定联合进攻福州。许部担任左路由建瓯进攻古田，王部担任右路由樟湖坂进攻水口。

福州大为震动。李厚基勒令商会筹饷50万元，福州发生挤兑风潮，官吏眷属纷纷避难，离开福州。6日许崇智部占领古田，会合王永泉旅进攻水口，并派黄大伟，李福林两部由古田经大湖向福州推进。孙本戎旅由大湖向白沙推进，包抄水口后路，并截断水口、福州间的交通线。9日李派他的表弟警务处长史廷飏率领留省部队开赴水口增援。12日许、王两部占领水口，闽方唐国谟旅向福安、闽清方面退却。李福林、黄大伟两部遂乘虚由甘源里进至洪山桥，前锋由王懋功率领，轻骑进入福州，李厚基部来不及抵挡，李厚基首先跑到台湾银行，随后又逃上海军军舰。海军在萨镇冰指挥下，勒令李部缴械，并将李厚基软禁在马尾海容军舰上，逼迫李交出他在福州搜刮到的财富。

13日闽方史廷飏部从白沙败退下来，曾向福州城发动反攻，李、黄两部因人数不多，仓皇退走，幸好孙本戎部由白沙衔尾追击史廷飏，李、黄两部回师应战，史廷飏腹背遇敌，所部3000余人遂缴械投降。

李厚基垮台后，福州各团体遂提出“闽人治闽”的口号，推举萨镇冰为临时省长，并通电拒绝“客军人闽”，阻止南北两军在福建境内作战。

萨镇冰和海军本是站在北京政府一方，可是这次驱李战争中却帮助了南方的北伐军，不过他却不肯脱离北方，而直系也想利用海军来驱逐北伐军，授意北京政府于10月15日任命萨镇冰为福建省长。于是这个福建省长既是福州各团体所推选，又是北京政府所任命。

萨镇冰在给北京电报时，把扣留李厚基一事说成是“保护”，而吴佩孚则将计就计地请萨派遣军舰把李厚基护送到厦门登陆。

福州的易帜，是孙、段、张三角同盟在直系全盛时期打下的一个缺口，北伐军也算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因此张作霖派奉天兵工厂督办韩麟春到上海，劝孙中山出兵江西、湖南，并约卢永祥进攻江苏，而奉军即大举入关反攻。国民党人也纷纷电请孙中山到福州组织政府。由于徐树铮已经有了一个组织，孙不愿Сhā足其间。孙的主要目的是要讨伐陈炯明，光复广东，清除后患，才能出兵北伐。卢永祥则颇不以小徐的政府为然，所以也不肯盲目相从。

10月17日，徐树铮、许崇智、王永泉进入福州，徐树铮便以“制置府”总领的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统辖军民两政；并任命王永泉、许崇智、臧致平、李福林、黄大伟为建国军第一至第五军军长。在此以前，孙中山曾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下设三军，由黄、许、李三人分任军长，所以他们都不肯接受小徐的命令，他们便从10月28日起，改称“讨贼军”。

萨镇冰已于10月15日就任临时省长，照理说，所谓的福建总抚，应该是具有督军兼省长的­性­质，但是王永泉、许崇智等并不否认萨的省长地位，他们都参加萨欢迎他们的宴会，因此这个时期的福建便成为孙、皖和北京政府三种势力和平共处的地区。

10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徐树铮，任命李厚基、萨镇冰为讨逆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高全忠为闽军总指挥。这个命令是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才发表的。本来应该把北伐军一并列入讨伐之列，只因王宠惠内阁不愿与国民党为敌，所以把讨伐的对象只集中在徐树铮一人身上。

妙的是，北京所任命的讨逆军副总司令，这时却正在福州和被讨伐的人和平共处，而总司令却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俘虏。

更荒唐的是，北京参陆办公处已于10月18日电派常德盛为援闽军总司令，因此现在北京对福建就派出了两个总司令，一个是援闽总司令，一个是讨贼总司令，两者各不相属。李厚基虽然被俘，但他的直属部队王献臣旅在上杭、张清汝旅在泉州、高全忠师在厦门，所以吴佩孚依然重视他。此外吴还调动各路人马，包括驻武|­茓­的鲁军张克瑶旅、驻崇阳，通城的鄂军第二混成旅寇英杰、北洋第二混成旅胡念先两部和杜锡珪所属海军舰队以及在江西的周荫人、常德盛两师。常师已于10月18日由南城开抵杉关。粤军尹骥旅开抵平和后拟向龙岩推进，尹于10月16日曾到上杭与王献臣会商作战计划，此时陈炯明希望取得指挥闽、粤、赣各军的军事全权，以便统一布置，吴佩孚不愿把北军的指挥权交给陈，因此陈的态度便趋于消极，不肯单独进攻。

徐树铮奇袭福建，震动全国，可是不知他是怎样想法，组织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政府，名既不正，言又不顺，引起了各方的反感。尤其是所谓的“总抚”，更是奇形怪状的名堂，颇似清朝的总督、巡抚，他所编拟的组织，是总抚之下设军政、民政、财政三署，这个制度也是根据《建国诠真》的官制篇所规定的。

10月30日，建国军、讨贼军举行联合会议，选举福建籍的国民党人、广州国会议长林森为福建省长，同日，王永泉取消“总抚”名义，改称福建总司令，并取消建国军名义，改称福建第一军军长。徐树铮表示“建国军政制置府”的职权，类似国务院，将随军事之进展而迁移他处，不会长期设在福建。这一表示仍然不能获得谅解，徐又打算取消制置府，改称建国军总司令。

11月1日，徐树铮通电主张迎接段祺瑞到上海和孙中山见面，并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解决组织政府和各省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问题。然而徐的电报却没有人响应。

就是这个时候，段祺瑞派王郅隆到福州来，劝小徐取消制置府，离开福州。而王永泉这时也不愿意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太上皇，自己已是福建的主人，所以便企图把小徐赶走。许崇智等认为这是皖系自己闹意见，不愿介入。徐树铮在这种情势下只好黯然离开福州，11月2日乘轮去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就是昙花一现，突然结束了。

11月3日，福州各界举行大会，宣布“闽人自决闽事”，阻止各方军队入闽。林森宣布就任福建省长，萨镇冰取消了临时省长名义。

王永泉于11月6日向北京政府通电输诚，不过暗中仍和国民党敷衍。

李厚基的母亲曾自上海送来一笔“赎款”，因此李遂被海军释放，10月30日李乘靖安舰到南京和齐燮元、杜锡珪相见，共同讨论反攻福州的计划。11月5日李乘舰到了厦门，当他看到臧致平与高全忠同在码头上欢迎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臧已由上海先到厦门，高就推臧为闽军总司令。臧向李表示，此行是为安抚部属，保全地方而来，并不反对北京政府。

这时，曹、吴都有电到厦门，召臧北上，因此李厚基劝臧应召前往，臧也表示同意。不料11月7日臧鼓动第二师官兵向李讨军饷，吓得李、高两人逃往鼓浪屿会审公廨。8日臧有电给陈炯明云：

“李督军五日莅厦，致平往谒，重卸仔肩，俟有替人，即当北上。七日闽有少数溃兵邀同驻厦军队向李督索饷，李督即偕同高师长他往。是时致平适在鼓浪屿候船，挽救无及，厦门绅商请致平维持地方治安，致平仍本在漳州宣布之宗旨，与贵军一致行动（意指维持闽粤两不侵犯条约）。”

11日又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李、高离开厦门情形，并表示“服从中央”。

福建问题，北京政府也前后不一致，11月9日北京政府又加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叫他安抚驻闽海军。

11日李厚基到汕头向陈炯明乞援。

国民党方面有人主张不要迫陈炯明完全倒向北方，同时阻止陈炯明帮助李厚基援闽，因此促成孙中山和陈炯明言归于好，倡议的是汪兆铭等。但孙坚持要陈炯明写悔过书才可以不究既往，因此，徐绍桢奉派到广州劝陈炯明停止“援闽”军事，可是陈炯明拒绝写悔过书，调停遂告失败。

福建变成了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曹、吴调豫军常师于11月中旬先后占领光泽、邵武、建宁、将乐等县，粤军尹旅占领上杭、龙岩、永定等县，11月29日李厚基到上杭与尹骥等举行军事会议，即派张清汝、王献臣为第一二两师师长，拟联合粤军大举反攻漳州。臧致平意欲独霸一方，本来拒绝“讨贼军”开入闽南，由于受到两面压力，乃又转而与讨贼军及民军合作，12月16日两路会师泉州，张清汝逃往南安，所部五营缴械投降；王永泉部开往闽北，抵御常师，12月中旬接连收复将乐、延宁、邵武，常师退往江西境内杉关、黎川一带。直到这时，福建的局势才稳定下来。

徐树铮“开府延平”一幕是失败的，他虽然出奇致胜，赶走了李厚基，可是王永泉并不听他的话，对皖系力量也丝毫没有补益。不过，福建的局势，对孙中山方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北伐军”从翁源退到闽边，饷弹两缺，同时又面临粤（洪兆麟一师）、闽（王献臣一旅）、赣（周荫人一师）三面围攻的危险。如果不能在福建打出一个出路，就是困顿的局面，到了福建后，兵力扩充了一倍，士气也完全恢复。

皖系和奉系都主张孙、段、张的三角联盟，借福建的基地同时围攻直系，然而孙中山不同意，他说：“孔明欲图中原，先定南中，吾党欲出长江，非先灭陈逆不可，因为必需有广东，才有能力图长江，否则便腹背受敌了。”

孙中山早在10月18日就下命令把入闽的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准备回师广东。同时派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驻港理财员，在粤、桂两省发动讨逆军事，夹击陈逆。

10月31日，邹鲁偕李文范抵港，邀邓泽如、林直勉、林树巍、胡毅生等，会议进行事宜。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等均派代表来港接洽。

11月8日孙中山函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等，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当时，在福建的粤军可算是孙中山的直系部队。尤其是许崇智这一军更是最忠于孙的军队。

在军事人才方面，孙中山最器重的是蒋中正，所以当许崇智等在福建打开局面，孙任命许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后，又任命蒋中正为参谋长，敦促他早日赴闽，策划规复广东事宜。10月22日蒋中正至福州，即至第二军部办公，并代表孙慰劳讨贼军各将领。当时粤军寄居福州，困难甚多，黄大伟又因改编事，与许崇智冲突，蒋中正乃函呈孙，有离福州之意，孙接函，急驰电阻止，电曰：

“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粤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成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为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

11月24日廖仲恺至福州，与蒋中正相晤，并面交孙中山慰留手谕：

“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如毫无进展，则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事，共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之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深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而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借，外交内应，皆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惟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总之，十数年来，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

二○○、从汪大燮到张绍曾

汪大燮于民国11年11月30日上午9时半通电就职，到了晚上9点钟忽通电辞职，为什么辞职呢？原来由于汪不愿兼财政总长，拟推荐黄郛担任，可是黎元洪却认为黄郛资望太浅而不予同意，汪大燮认为自己连推荐一个财政总长都无权力，因此愤而通电辞职。黎一听汪在闹掼纱帽，慌了手脚，赶忙赔不是，催汪送来任命状盖上大印，于是汪又通电复职了。

汪内阁是黎元洪使用元首特权自己提出来的，因为王内阁已不能继续下去，他又不愿让津保派分子组阁，所以才找汪。由于汪和各方面都无恩怨，以他扮演过渡内阁最为恰当，争取时间再物­色­一位能为各方接受的新总理。

汪内阁名单也是黎元洪所提出，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汪兼、外交总长王正廷、陆军总长张绍曾、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彭允彝、交通总长高恩洪、农商总长李根源。

汪内阁发表后，12月1日吴景濂、张伯烈首先通电表示反对，2日曹锟发表文电云：

“汪大燮乃具保罗文­干­出检察厅之人，许世英为与奥债有关之华意银行总裁，绩任交长之高恩洪既有力庇罗案之行为，又有抵借京绥路之新案，阁员如斯，是对于国会提出查办之罗案，有意消灭。似此新阁，不但有蔑视国会之嫌，更何能符人民之望。锟为巩固中枢，整饬法纪计，决难承认。”

曹的这个通电并不致送总统，因此黎非常痛苦又是满腹牢­骚­地说：“现在的事情真难办，我向他请示内阁问题，他始而置之不理，继而来电声明毫无成见，等到命令发表后，却又激烈地反对。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叫我如何办才好？我本不愿­干­这个无权无力的总统，他们一定要我上台，上了台又遇事掣肘，把我搞得进退两难。”

在曹锟通电之后，各省直系军阀和他的追随者都相继反对汪内阁，使汪进退两难；保派的三位阁员以不就职为拆台的手段，汪自己亲自去拜访高凌霨，高竟托病谢客，飨以闭门羹。高恩洪代表洛阳方面，所以通电就职，可是有人告诉他说：老帅（指曹锟）对他极不谅解，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和定庵（高恩洪）势不两立。”同时又接到曹的电报，质问他为什么要扣留与罗案有关的各项文电，吓得他临时将就职通告撤销。黄郛因空气不佳也不敢就职，许世英尚未交卸安徽省长，王正廷借口到山东办理接收青岛事宜，离开北京。一个汪内阁，只剩下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出席国务会议，其余各部均由次长代表列席。

汪内阁为了讨好保定，在国务会议中决议取销奥款展期合同，但是直系军阀则对新阁登台未发一字贺电，前任阁员在京受到军警的严密监视，从车站到东交民巷便衣侦探密布，高恩洪想逃出北京，在车站被军警挡回。

11月30日吴佩孚再一次通电认错，电文中有云：“平生嫉恶甚严，虽亲不贷，岂肯自违初衷，曲庇素昧生平之人。”

素昧生平之人是指王宠惠和罗文­干­。

12月5日众议院通过查办交通总长高恩洪、前财政总长罗文­干­两人舞弊卖国、违法渎职，擅行签订铁路材料合同一案。

也就是这一天，黎元洪发出了一个“罪己”电报，解释汪内阁的组成，是为了要有一个由内阁总理副署接收青岛的命令。原来中日两国根据华盛顿会议，正办理胶州湾转让手续，黎表示因之而出此权宜之计。同时并说他已决定请张绍曾组阁，即将向国会提出。

张绍曾是津保派，黎提张即表示放弃了原来的主见，决定组织保派内阁，是对曹锟的全面屈服。

12月6日，黎正式把提名张绍曾组织内阁的同意案提交国会。当然，张绍曾早就和吴景濂串通一气，所以吴遂向黎拍胸膛，可以负责国会通过。吴这是一面之辞，个人如意想法，国会中各政党反对吴景濂一人包办，因此提出要政党参加内阁为通过总理任命的条件。曹锟左右虽把张绍曾列入自己的小集团，不过对张并不放心，因怕他和吴佩孚是儿女亲家。津保派一直希望由高凌霨出来组阁，至于曹锟本人则希望北京一直是无政府状态。

12月9日（农历十月十一日），是曹锟61岁寿辰，这是他功业最巅峰的时候，四方八面拍马屁的人多到无可数计。先一天由北京开往保定的专车达四次之外，搭车前往拜寿的，有国会议员、军人、政客和各式各样的达官贵人。参加祝寿的议员比平常国会开会时的议员还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年轻贵介公子，一位是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一们是卢永祥的公子卢小嘉。

吴佩孚没有赶来祝寿，让保定的盛会为之减­色­。吴特派湖北督军萧耀南为代表，专诚赴保定向老帅祝寿。萧向曹报告：吴巡阅使本来准备要来祝寿的，只因为老帅正在气头上，怕触老帅之怒，所以决定改期前来补寿。末了还说了许多“保、洛不可分家”的话。曹锟则大声地说：“是嘛，保、洛是铁一般的关系，怎么分得开？子玉办错了事，我不说他，谁说他。以后不许人再讲什么保、洛两个字了。”

曹锟做寿，一时冠盖云集保定。于是外间纷传保定在开重要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其实正式会议倒没有，不过时局问题自在讨论之中，尤其是对总统和内阁问题。曹锐曾公开表示：“咱们三哥与冯、段都是北洋派同期前辈。冯做了总统，段做了内阁总理，三哥年逾花甲，做一任总统有何不可？”关于内阁问题，曹锐主张既不赞成，又不反对，“自己人”不要参加这个内阁。至于对奉皖两系则采取笼络手段，只要他们不反对曹当总统，就可以恢复张作霖的“上将军”名义，给卢永祥以浙闽巡阅使地位。

曹锟对于罗文­干­案，反对多所牵连，主张对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予以适当的安慰。至于对吴佩孚，吴既然低头认罪，就不必继续予以打击。他认为保、洛两派在总统和内阁问题上有距离，可是在对国民党、对奉、对皖方面，根本利害是一致的。

冯玉祥派人监视着高恩洪，来保定向老帅拜寿请罪。曹锟本想对高不客气，但碍着吴佩孚的面子，只予以冷淡的接待，并未将他扣押，高恩洪拜寿后仍然回到北京听候发落。

12月11日，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十天之期届满。在他答应代理时，即是以十天为期。为了代理国务总理，他被保派骂得狗血淋头，十天受罪之期已满，他无论如何不肯延期，黎不得不另作打算。他邀请国会议长和甫回京的王正廷到总统府磋商内阁问题，他敦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以待正式内阁产生。王当然不肯接受，但经不起黎的好言拜托，王才勉强答应，可是提出三个条件：（一）请国会议长将张绍曾内阁的同意案立即列入议事日程；（二）代理期间以十日为限；

（三）代理期内不公布重大政令，不任免重要人事。

黎自然答应王正廷，经与国会议长商洽，获得同意后，即于11日晚发布王正廷代理内阁总理的人事命令。王于14日通电就职。于是聊胜于无政府状态的过渡内阁，总算又有了。

黎依照和王正廷的协议，把张绍曾组阁案送到国会征求同意，12月15日众议院讨论张内阁同意案，议员们曾热烈争辩，甚至飞起墨盒，大打出手，最后一哄而散，不得结果。吴景濂劝张绍曾亲自招待参众两院议员以联络感情，张于17日举行茶会，邀请议员们欢聚，大家互打哈哈，张则说了一套统一裁兵的冠冕堂皇话，又说了一些交换条件的私房话，总算获得大家勉强的同意，于是18日张组阁的同意案遂在众议院通过，29日又在参院通过。

国会通过了张绍曾组阁是一件大事，因为黎元洪复职后，这是国会通过的正式内阁，也可以说是民国6年国会被解散以后唯一“合法”的内阁。

张阁获国会通过，王正廷总算做了一件好事。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曾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获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公法博士学位。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都督府的外交司长，后以湖北代表身份参加南京临时参议院为副议长（议长是林森），并为《临时约法》起草人之一。唐绍仪组阁时被任为工商部次长（总长陈其美未到职），民国2年国会成立被选为参议院副议长。二次革命后王赴广州任军政府外交次长。8年巴黎和会王被任为中国代表，因山东问题拒签和约，返国后出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10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收回胶济铁路委员，及青岛商务督办。汪大燮代理内阁被任为外交总长。

张绍曾组阁案获国会同意后，黎很兴奋，认为时局有了转机，因此迫不及待地拟于12月29日发表任命令，以便新阁能在元旦就职，但因阁员分配不能协调，因此29日无法发表。

12月31日王正廷代理内阁发表了重要的人事命令，升授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冯玉祥为陆军上将。

12年元旦，照例总统要发表文告，黎元洪的文告是痛论各地兵匪之祸和督军制度的弊害。这类话在当时，大家是充耳不闻。

12年1月4日，黎元洪正式任命张绍曾组阁，并发表全体阁员名单：

国务总理张绍曾

外交总长施肇基

内务总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刘恩源

陆军总长张绍曾（兼）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正廷

教育总长彭允彝

农商总长李根源

交通总长吴毓麟

从上面这张名单看来，是以保定派为中心的内阁，在幕后组阁磋商中，曹派一定要内务、财政和交通。吴佩孚本想留高恩洪却办不到。黎元洪坚持要维持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得到同意后，王正廷不­干­司法总长，改由冯玉祥推荐的程克担任。外交总长施肇基因为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而被否决，张绍曾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

张本来向议员许了分配国会政党几名阁员，未能兑现，议员们乃准备以不同意为报复，几经疏通，政府承认在关税增加项下拨发国会经费，民国2年和6年所欠经费亦由财政部筹发，才算过关。

张绍曾字敬舆，河北大城人，日本士官第一期毕业，和吴禄贞同期，宣统三年任清军第廿镇统制，武昌起义后，廿镇由东北调入关内，在滦州兵谏，促成清廷起用袁世凯，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荐张以侍郎衔的宣抚大臣，前往长江一带抚慰革命军。民元出任山西督军，因与阎锡山意见不合而去职。5年担任陆军训练总监，11年黎元洪复任总统，张绍曾奔走甚力，且在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王正廷历任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他和吴佩孚是亲家，因吴不支持他组阁，故倒向保定一方。张绍曾组阁后，显示吴佩孚被曹锟压得不敢讲话，于是津保派气焰薰天，因此“先选举总统”的主张获得胜利。曹派人物便积极布置一切。

曹锐是替他三哥曹锟安排一切的首脑人物。他和王毓芝作主，把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1月起，按月给以津贴200元。顾问名单是由京兆尹刘梦庚开出来的，刘兼任直鲁豫巡阅使署驻京侦缉处长，他一共开了3450名，名单送到曹锟手上，曹吓了一跳，因为两院的议员合起来不过700余名，顾问是从700人中挑选愿意投票选举曹锟为大总统的议员，怎会超出国会议员总数五倍之多呢？这其中有个内幕，原来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有的议员一人而列名七八个“政党”，“政党领袖”逢人就拉，只要一个名字，就算自己的党羽，自己的政治资本。刘梦庚负责开列名单，为了简化手续，就找国会中的“政党领袖”，由他们把名单送来，将来的顾问津贴亦交给各“政党领袖”。这些“领袖”们各送各的名册，加起来都是重复的，所以就变成了3450名。曹锟看了好半天才闹懂，大骂刘梦庚糊涂，改派高凌霨、王毓芝整理这个名册。高凌霨根据参众两院议员名单核对，重复者删去，这一来又发生了新纠纷，每一个“政党”都不愿他的名册是重复的，都希望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

在第一次发放津贴之前，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为了发展他所领导的“新民社”党羽，先向银行借了100万元，发给属于他旗下新民社的议员，同时宣称其他党的议员如果改投入他的新民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这笔借款是由高凌霨担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党”的公忿，纷纷打电话质问高，高大伤脑筋，只得宣布暂时停发津贴。于是议员们又急急忙忙地跑到高宅来大兴问罪之师，高无可躲避，只得派人携带支票，仍交各“政党”代发，规定领款人须在支票存根上盖章，以避免重复和冒领。12年1月12日为发款之期，共计开了1040余张支票，多领的，留待下月扣还。支票上一­色­盖有“檀芬堂”的印鉴。

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议员共有380余名，不过是国会议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农历年关，曹锟致送吴景濂“炭敬”3万元，张伯烈1万元。正副议长相差悬殊，张伯烈大为不满，曹锟只得补送了1000元。议员们因为议长3万元，副议长1．1万元，而议员们只有200元，待遇距离太大而吵闹不休。因此曹锟遂改派袁乃宽负责经手发放2月份的议员津贴，可是还未发完，就无款可发，袁乃宽只好溜之大吉，悄悄逃往天津去过年。

张绍曾组成了一个北洋好几年所没有的合法内阁，可是合法不代表安定或者权威，相反的这个合法内阁却多灾多难，极不安定，国内战争不停、各省兵变、匪患的警报愈来愈多，北京各机关和教育界出现了索薪的Ｇao潮。在外交方面，四国银行团屡次抗议到期外债不还，公开建议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并拟委托总税司安格联监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外交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国严厉责成北京政府营救被匪掳去的外侨。

太上政府的两位直系巨人，曹锟忙于总统梦，吴佩孚则忙于“援闽”、“攻粤”，以达到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而张绍曾呢？他正兴致勃勃地想一展身手，打算在他手中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他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的名流假北京颐和园举行“国事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的问题。

1月8日，张绍曾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怕张绍曾完全站在津保派立场，后来看到张绍曾所作所为并不是代表津保派，尤其是先谋政治上的统一，后办大选，这和他的主张比较接近；而他的智囊、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去对付津保派，他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很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第一个争取的对象是孙中山。张绍曾打算仿照袁世凯的办法，请孙主持全国铁路工作。黎元洪却主张就照孙于不久前发表的主张，请孙担任全国兵工督办。可是张的主张也好，黎的主张也好，在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都表示反对，因此这个计划遂告落空。

对奉系方面，张绍曾找到了曾充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尊为上宾，叫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11年5月10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张的东三省巡阅使名义，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张对此案很有决心，不顾虑保定或洛阳方面是不是反对。鲍启元把这些情况打了好几个电报给张学良，电报去了，就像石头沉入大海，什么答复也没有。

曹锟的左右发觉张绍曾果然不是听话的伙伴。最让他们愤怒的是，张绍曾先办统一后办选举的政策，完全和他们进行的背道而驰。因此这个出身津保派的国务总理一上台就使他们极不高兴。

张绍曾的和平统一方针，和曹、吴背道而驰，因为曹、吴都主张武力统一。

1月8日张绍曾有电给西南各省，主张和平统一，然而广东和福建所发生的事件，与张绍曾的愿望则是相反的。吴佩孚催促孙传芳迅速带兵入闽，进攻讨贼军，以解救陈炯明的危机；12年1月7日，孙传芳部开到赣东，准备进入福建，可是1月15日陈炯明在广东失败，李厚基也在这一天取道汕头出走，北京所派“援闽军”常德盛部也由闽西败退到杉关，卢永祥暗中接济王永泉、臧致平的军火军饷，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联名通电反对直系派兵入闽，孙传芳在不利的形势下只好屯兵不前。1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销讨贼军总司令，李厚基调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军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辑令取消，“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同办理。这些命令都是张绍曾为了实践和平统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了孙传芳，是为了要敷衍吴佩孚，但是孙传芳如何去福建呢？他不能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到福建去办理善后，因此这个命令是不切实际的，它不止不能满足曹、吴的愿望，也不符合适应福建境内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对于福建问题却更加深了其中的矛盾。

二○一、临城劫车案

吴佩孚志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他已先后击败了民国初年中国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皖系和奉系。皖系经他击败后已无力重整旗鼓，奉系则已悄悄回到关外，不敢过问中原的大政了。吴佩孚认为皖系、奉系已没有再起的可能，剩下来只是西南问题，而他对西南也不断在培植他的军力，帮助他们去打击反吴的力量。他在洛阳练兵，虎视中原。

可是，对他最大的讽刺，是在他肘腋之下的河南，竟也土匪纵横，抢劫公行。早在11年6月间，洛阳就发生了一个大绑案，洛阳中学被匪掳去校长和学生41人，后来虽被军队追回，但在洛阳城内却公然发现土匪的榜贴，土匪用惊人的语气宣称下一次一定要绑“吴大将军”的票。

河南土匪分为两大股：一股匪的匪首绰号“老洋人”，他名叫张庆，其根据地在宝丰；一股匪首出身是个学生，名叫李明盛，其根据地在鲁山。这两股匪军合起来人数超过两万。他们大多是前豫督赵倜和他的兄弟赵杰留下来的残兵败将。

11年10月和11月间，这两股匪竟大举活动，接连攻陷了河南的十多县，出榜安民，政府军仅能保守交通线不使其中断。

“老洋人”张庆不但胆敢向吴佩孚挑战，叫他缴出军饷100万元，否则亲自出马与他一决雌雄，而且还掳走英、法、意、瑞（瑞典）五国教士和男女商人20余名，引起了五国公使于11年11月16日的严重交涉。

吴佩孚从没有把河南境内的土匪放在眼里，可是由于“老洋人”捕去了真洋人，他可光火了，乃下令派靳云鹗为河南剿匪总司令，叫靳只许“剿”，不许”抚”，以免助长土匪掳人勒赎的风气。不料靳云鹗不争气，连打了几场败仗。吴佩孚面对这些不堪一击的土匪，也只好改剿为抚，先后收编了张庆和李明盛两部。

11月，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掳案，青岛商会会长随石卿被匪掳去，直接向其家人勒赎，家人不敢倚赖官军，赶紧答应了绑匪的勒索，备款赎回，这使得威震华夏的吴大帅为之大失面子。

曹锟是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是副使，这三省是直系的地盘，应该说是直系控制力最强的地区，可是事实证明，在这些地区中，不止是穷乡僻壤，就是通都大邑都有土匪横行无忌，直系兵力所能控制的只有“点”和“线”，甚至线也不能完全控制，更不幸的，是到了12年5月间，发生了轰动国际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是一件轰动中外的大新闻，提起临城劫车案，就会使人联想到孙美瑶，而当时中外各报，也的确无不载明孙美瑶是抱犊崮的首领。其实当时匪方的实际当家人，并不是孙美瑶，而是他的叔父孙桂枝，一般绿林好汉称为老当家的。

孙家原来不是土匪，是山东滕县一带的有名富户。当时全国各地，灾祸频仍，民不聊生，到处闹匪，山东尤甚。当土匪的倒也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那就是凡在匪窝左近的居民，他们概不打劫。话虽如此，到了“生意”清淡，缺穿少吃的时候，也还要把念头转到邻居头上，但态度比较客气，并不动武，名曰“借粮”。孙家既是有名富户，匪党哪有不向他家借粮之理，他家也只好照借如仪。可是在官府方面，却认为借粮与匪，那是一项大罪，必须严办。他们虽无力剿匪，却有力剿民。抓住了富户，岂有轻饶。而官兵每次出动剿匪，总是以清查户口为名，来一次细致周密的洗劫，直待腰包都塞满了，才杀几个无辜的赤贫百姓，“奏凯而归”。所以老百姓恨兵远过于匪，宁被土匪劫掠，也不愿被官兵搜查。孙家历年所受官兵的气早就够了，未免忍耐不住，孙美瑶的大哥孙美珠便大发牢­骚­，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自己扯起旗来，上山造反。在他来说，这原是气忿之言，并不真想动手，不料年轻胆大的孙美瑶听了，便立刻放起火来，把自己家园烧得一­干­二净，于是孙氏一家，只得硬着头皮，上了抱犊崮。

孙氏兄弟直接拉扯起来的队伍，不过四五百人，但山内原有几股土匪，后来也跟他们合流了，公推孙美珠为首领；出外行劫时，各小股仍多单独行动，由原来的头子率领，其中实力较强的有郭琪才、周天伦、褚思振等，每股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全部合起来，对外号称4000余众，其实3000还不足，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是没有枪的。孙美珠名义上是大寨主，却不能令出必行；倒是他的叔父孙桂枝，可以在山上说一是一，使大家拱手听命。

孙桂枝当时大约50上下年纪，长得又矮又瘦，其貌不扬，衣衫也很破旧，十足像个耕田佬。有人说他设过私塾，坐过馆，是个老夫子，因此他思虑周密，计谋百出。实际上他还曾闯过江湖，入过帮会，与黑白两道中人都有交往，所以是个内外场都很来得的老手。抱犊崮上，从孙美珠、孙美瑶兄弟起，直到最下面的小喽罗，对他都唯命是从，绝非仅为他年长而已。

民11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附近西集地方，被当时山东的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派队擒获，立即枪决，还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上，号令示众。孙美瑶接充大寨主之后，厉兵秣马，蓄心要报亲兄之仇，只因孙桂枝力主慎重，因而没有马上发动。

孙美瑶有个堂兄叫孙美松，也在附近落草，为官兵所围，已近一年，形势十分危急，屡次派人来要求孙美瑶发兵解围。

老成持重的孙桂枝不主张轻举妄动，但孙美瑶等都沉不住气了。商议好久，才由原是行伍出身的郭琪才想出了截劫火车，掳掠­肉­票（特别是番票），以达到一方面压迫官方接受条件，解孙美松之围；一方面要求招安，向政府骗取一批军火和饷款。孙桂枝看到山里的情况确实很窘，再要兄弟们束紧裤带，死守不动，很可能会使大家灰心，失望，闹到散伙，因而也就不再反对，同意大­干­一番。

民国12年5月6日凌晨2点半，津浦路北行车经过离临城站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司机在弥漫斜月下，发现前面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于是来个紧急煞车。由于驶行速度过高，车子一时停不下来，走到长约数十丈的拆去了接轨针子的铁轨上，前面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接着就是一阵枪声，随着枪声就出现了1000多名脑后垂辫的土匪，蜂涌前来，跳到卧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

这列车上载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多名。除英侨罗斯门睡在头等卧车中企图抵抗，被匪徒当场开枪击毙外，共被绑走外国旅客19人（《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也在其内），以及中国旅客100余人。

这消息一公布，北京政府可吓坏了。各国公使怕伤了侨民生命，坚决反对用武力，但又一天几次催迫总统黎元洪想办法。5月7、8两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哈定迅速营救被掳西侨，北京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许士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没有侨民被掳，但是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5月9日，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加赔款若­干­。北京政府为此慌了手脚，把一切政务都停顿了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问题。

被掳的中外­肉­票，都被押往匪巢抱犊崮山麓。抱犊崮是山东峄县的辖境。以前张敬尧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时，不剿而抚，于是匪变为兵。张敬尧在湖南失败后，兵又变为匪，加上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大部散在鲁南山区，所以邹、滕、峄三县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横行的地区。

孙美瑶得手之后，便照着孙桂枝的主意，先把四个外国女客释放，同时教她们向官方转达三个条件：一是迅速将围山官兵撤出十英里以外；二是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是补充军火。绑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犊崮之围，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是要赎款。从山上送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记者鲍威尔所写的，劝告政府军勿攻山，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

信上说：“被难旅客，除华人外，有属英、美、法、意、墨诸国之侨民数十人，警告官兵，勿追击太急，致不利于被掳者之生命。”

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和土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5月20日起从北京、济南、徐州各处赶到枣庄来跟孙美瑶谈判的大员，计有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真是冠盖云集，把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吓呆了。此外上海总商会、记者公会以及滕县、峄县的士绅等等也络绎而来。有关各国驻济南的领事等，也摆出了“洋大人”的架势，跑来督促进行。

孙美瑶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不免有些慌张，他底下那些小头目如郭琪才、周天伦等则意见纷歧，各有打算。有的主张适可而止，不宜闹得太过分；有的则看准了政府害怕外国人，不敢使用武力，主张趁此机会大大地捞一票。全亏孙桂枝以老当家身份，从中主持。山里的生活条件太差，匪徒的­性­格又很粗暴，被绑的­肉­票吃不了苦，死的很多，他也得分心照顾。至于向官方提谈判条件，当然更非他出场不可了。但他很善于隐蔽，自己并不出面，只跟在别人背后，暗暗指掇，因而官方最初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后来谈判到了一定阶段，匪方答应先释放一批中外­肉­票时，才发现匪方所出的释放证上，都由孙桂枝一人签名盖章，有个叫秦榛元的小孩子，因为没有这张释放证，竟被临时拦回去，大家才知道匪方实际的首领是孙桂枝。

围山的官军有一年半没有领到军饷，只好经常把军火卖给土匪，田中玉了解这种情势，怕官军靠不住，所以特从济南调来自己可以信赖的军队1500人，用以自卫。

官匪开始进行和谈时，官方找到峄县绅士李麟阁等上山接洽，杨以德找到张敬尧旧部郭泰胜充当官匪之间的调人。山上土匪非常爱戴张敬尧，因此北京有人建议起用张勋、张敬尧办理招抚事宜。

北京政府和绑匪方面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12年5月15日，谈判地点是中兴煤矿公司，官方是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几个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

（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都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原来匪方鉴于以往官方曾有过背盟杀降的事情，民国8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究既往为条件，收编一支匪军，后来匪首17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补充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

谈判成功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打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劝他们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们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来是看热闹的，他每天坐在“花车”上玩雀牌，根本未过问任何事情，只拣了一个好时间打出那个漂亮的电报，当他接到北京“劝阻”的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回返北京。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却变了卦，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官匪所签订的和平条件，宣称必须政府军完全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条件。

孙美瑶的变卦是因为看准了官方还会让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签订的官匪和约。这一来，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官匪继续谈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县、邹县、峄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

匪方条件越提越苛，官匪谈判便无法达成协议，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各方的怨责交集于北京政府。

官匪既然谈不拢，12年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述职，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主张“剿”，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可是这个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团担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强烈表示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力持异议。田中玉乃亲赴保定谒曹，密告并非真的剿匪，只是由于匪窟情形很艰苦，外强中­干­，政府宣布剿匪不过是表面的恐吓，实际则是“明剿暗抚”，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官匪谈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强中­干­，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期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却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竟也不讲信用，何况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驰名的“勇士”！

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将西俘三名移置山顶洞|­茓­内。原来抱犊崮在地形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两英亩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攀附而上的必须紧抓木桩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饲养，因此有“抱犊”之名。山顶周围掘有壕沟，中间筑地|­茓­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缸，用以蓄积雨水。地|­茓­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三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样。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五岁至八岁不等，匪方视同废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一个个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

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才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怒，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真是毫无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现在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勉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

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评论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鲍威尔带了匪方三个条件：

（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

（二）收编匪军1万人；

（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

12年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官方提出了两个反条件：

（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

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恢复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去了。

官匪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明，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

临城劫车案惊动了中外，无意间使陈调元出了名。陈调元是徐海镇守使，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干­他的事，后来因为田中玉等颟顶无能，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齐燮元派人去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那时陈调元年纪还比较轻，人也没有长得像后来那样肥胖，­性­格爽朗，头脑灵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惯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他到枣庄之后，和孙桂枝、周天伦等几个匪首一谈，便立刻得到了他们的好感。

既然官匪之间不能谈得拢的原因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愿意“入地狱”的官员。陈调元到了临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慷慨地拍拍胸膛，愿意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

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首先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用担心。

陈到了山上，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束，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了不得。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款待，实际就是留着作抵押。

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缘故。陈调元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膊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

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

“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

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命令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

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

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竭力拉拢，显得非常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

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渐烟消云散。

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允许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12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本来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同时外交团也要求北京政府惩处山东负责的长官，于是活该倒霉的何锋钰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是6月25日的事。

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他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把孙美瑶、孙美松都骗了去，一声暗号，当场把孙氏兄弟打死，其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

不过临城匪徒的幕后人孙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带了一批残部，在鲁南山区流窜，官方始终对他没有办法。

二○二、滇桂军逐走陈炯明

当福州由徐树铮、许崇智及王永泉等联合光复后，奉系劝孙中山放弃恢复广东计划，令福建许崇智部会同驻桂滇军分向湘赣进窥武汉，奉军则直捣北京，可是孙认为必需先有自己的根据地，所以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襄办讨贼军部队整编事宜，每军编四旅，三军共12旅。

这时，孙中山派驻香港的人员邓泽如、古应芬、林直勉、林树巍、李文范等筹组驻港办事处，推胡汉民遥领处长，下设三科，古应芬为第一科，林直勉为第二科，邓泽如为第三科。

11年10月26日，孙中山正式任命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要他们两人和衷共济，调和其他人的意见，以期达成早日灭陈的目的。关于支用款项手续，由邓泽如负责把所有款项存于银行，支用时则须邓泽如、邹鲁共同签字。

可是邹鲁还在北京，孙中山电召邹来沪，邹抵沪晋见孙中山，表示赴港后将以一个月筹款，一个月进行安排其他 ，两个月可完成香港方面的讨陈工作。31日邹鲁偕李文范抵港，邀集邓泽如、林直勉、林树巍、胡毅生、范其务、萧冠英会议。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刘玉山等均派代表来港接洽。

孙中山曾于10月23日函广西的滇军总司令张开儒，略云：

“兹特派邹海滨（邹鲁）兄回港，与各方策应接济。海滨于民党屡次图粤，皆有力量，且深知粤桂军之情，故使在港沟通一切，妥为照应，即乞时与接洽为荷。”

11月8日孙再函广西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广西境内有两支系统不同的滇军，一支由张开儒所率领，是顾品珍的残部，从云南退出来，可是实力很完整，由于人事关系，张开儒虽有总司令名义，却不能统领这支军队，实权在杨希闵手中。著名将领有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蒋光亮各部。至于另外一支朱培德部是早就在两广的滇军，曾随孙北伐，后因陈炯明叛变而退至广西。

杨希闵曾派代表黄实到香港和邓泽如联络，要求帮助军饷，11月8日邓交付黄实港币4．3万元，省行券1万元作为杨部发动讨陈的经费。

邹鲁在港，曾和李烈钧、古应芬、吴铁城、谢良牧、谭启秀、廖湘芸、魏邦平等分头布置讨陈事宜，邹鲁并贻书陈炯明，劝陈及时觉悟，撤出东江，否则当兵戎相见。

陈炯明当然时刻担心孙中山回粤讨伐。他的注意集中于福建方面，因为许崇智在福建整军，随时准备回师广东，从前陈炯明也是从福建回师广东的，他怕许等循他的旧路而来，所以于10月6日派洪兆麟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在闽边戒备。

陈炯明专心注意于粤闽边境，却忽略了他的后面。他的后面是广西，广西的滇桂军联合起来，在孙中山策划和指导下，由梧州东下。

陈炯明在广西也有安排，他利用桂军将领林虎。林虎本身兵力不足，曾到湖南向赵恒惕借兵。他说湖南根据省宪法必须裁兵，可是兵不易裁，不如把一部分湘军改换桂军旗帜，让林带回广西，将来广西即可效法湖南制定省宪，这是一举而两得之策。可是赵恒惕没有被他说动，林虎只好到广东去见陈炯明，陈正好利用他来对付在广西境内的滇桂军，所以除了拨一部粤军交他统率外，并令驻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关国雄旧部）和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均归林虎节制指挥。

刘震寰早有取得广西总司令的野心，陈炯明把广西军权交给林虎，对刘来说等于是浇了一盆冷水，因此他借口接洽军火问题到广州，随即秘密到香港和邹鲁见面。

孙中山在上海和岑春煊也有接触，通过岑和莫荣新的关系，沈鸿英也被拉了过来。沈是一个投机军人，一方面和孙中山联系，一方面却与吴佩孚保持接触。此外广西自治军头目之一的刘达庆也被吸收过来。

驻梧州、肇庆的粤军如：陈济棠、莫雄等部亦已和邹鲁约定，一旦滇桂军东下，就假作抵抗，且战且退，作滇桂军的先导，退到适当地点，即一齐举义共讨陈炯明，直下广州。

孙中山于是秘密委派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和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合而为三支讨陈炯明的主力。

同时孙中山派孙科到香港协助邓泽如筹款，加派卢师缔、邓泰中赴香港和原在香港的杨蓁共同负责和滇军接洽。

一切讨陈的力量都组织了起来，就等发动了。

滇军既已决定进攻广州，可是在表面上则不露声­色­。陈炯明所希望的，是滇军能回云南，滇军乃扬言即日离开藤县、蒙江，由浔州折入柳河，取道柳州回滇。陈炯明正是希望他们这样做以去腹心之患，所以派人送了一批饷械，表示送行之意。

12月6日杨希闵与范石生、张开儒、朱培德、刘震寰、沈鸿英等将领在白马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讨陈，于12月10日发动，作战计划为：

（一）沈鸿英军以两旅担任攻击府河东一带；

（二）滇军全部担任由大河北岸经人和直攻梧州；

（三）刘震寰部由江南岸驱逐藤县之敌直取广州。

白马军事会议决定作战计划后，各军即采取行动。刘震寰部于9日占领藤县，10日与滇军联络一致，宣布讨贼，誓师东下，11日各军攻克容潭。

12日，刘震寰、范石生亲率桂、滇军开抵梧州，梧州的粤军依照原来所约定，不战而降，一部分诈退。粤军第四师团长吕春荣首先响应讨贼军，刘震寰乃派其为粤军第四师师长。

这时滇军、桂军都长驱直进，桂军刘玉山部受杨希闵指挥，所以杨被推为滇桂联军总司令，粤军吕春荣、陈济棠等部受刘震寰指挥，所以刘被推为粤桂联军总司令。

同时，福建方面的东路讨贼军亦发动攻击，19日东路讨贼军与王永泉部、臧致平部三方会师，攻克泉州。改编陆清汝降部为一旅。委张毅为东路讨贼军第十三旅旅长。

陈炯明在广州接到梧州方面的警报后，即派叶举为西江前敌总指挥，率领一、三两师前往封川、江口增援设防。不料12年1月2日陈部第一师发生内变，第三师不战而退，讨贼军连续占领封川、德庆、悦城等县。陈炯明见自己所部士气不振，乃散布“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的流言，以鼓动粤军加强团结抵抗外军。

陈炯明寄望于湖南的赵恒惕出兵北江，云南的唐继尧出兵桂西，以解救广东的危机，可是赵和唐都没有答应。陈又撤回“援闽军”以自救，但为时已晚。

12年1月初滇桂军攻击肇庆，粤军作了内应，8日讨贼军长驱而入肇庆，10日攻克三水，进逼广州。陈炯明在广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如果河口不守，即放弃广州退往惠州，同时电请魏邦平回广州共支危局，一面派李炳荣为省会保安司令，叫他留守广州。

从13日到15日，三水等各地响应讨贼军通电讨陈，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第三师师长陈章甫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河口又告不守，15日陈炯明乃通电下野，16日仓皇出走惠州。

12年1月16日，陈炯明离开广州的当天，魏邦平由香港到了广州。

也就是这一天，滇桂军攻入广州，电请孙中山回粤，复任大总统。北江、南路各重镇次第为讨贼军所克复，黄明堂克复钦廉，陈继虞、王鸣亚克复琼崖。东路讨贼军许崇智、李福林两部回师潮梅。

1月17日胡汉民由沪抵港，寄寓杜应坤家。邹鲁则赴广州，在省长公署设立特派员办事公署。

20日孙中山自上海电委邓泽如为广东省长，伍学滉为盐运使，杨西岩为财政厅长。又另电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邓泽如是一位华侨，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达廿年，洞悉治理，深体商情，这次策划驱逐陈炯明，居功最大，故以广东省长相酬。邓泽如认为自己能力不够，声望亦不够，力辞省长，并请改委胡汉民，情词恳切，于是孙中山乃任命许崇智为粤军司令，胡汉民为广东省长。21日胡汉民、李烈钧由香港抵广州。25日胡汉民就任广东省长。

孙中山在上海积极整理国民党本部，21日正式任命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党务部部长陈树人、财务部部长林素民、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交际部部长张秋白。23日并委居正、孙洪伊、杨庶堪、杭辛斋、覃振、张静江、于右任、吕志伊、周震麟、廖仲恺、田桐、戴传贤、陈独秀、张继、刘积学、谢持、王用宾、詹大悲、黄复生、朱之洪为参议。

陈炯明的失败在于低估滇军的攻击能力，同时全部注意力偏向于粤闽边境的许崇智部。而滇军在桂生计为艰，后无退路，大家都认为攻下广州，一切困难俱可解决。

11年，唐继尧曾派张瑞萱（山东人，国会议员，吴景濂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后参加非常国会，随林森到昆明，受唐继尧赏识，留任云南司法司长）为代表率随员窦子进至广东，12年1月上旬，见陈炯明于其总部，陈当时颇自信，对张、窦言，守广东绝无问题，把军队位置图示张、窦两人，且称自己有130余营兵力，许崇智部兵微将寡，以卵击石，毫不足虑。至于滇军才30余营，亦非敌手，同时最近已派人送了2万套军服，2万大洋给在桂滇军，其意表示滇军不会来攻。

陈炯明以为滇军有2万人，其实滇军当时的真实人数不足1．5万人，不过滇军攻击力量极强，又因后无退路，所以勇往直前，有进无退，一举而进入广州。

陈炯明自11年6月16日叛变，到12年1月被滇军驱逐，窃据广州，不过七个月。

驱陈战争获得迅速的大捷，实在是一个意外。

从1月中旬到下旬，滇桂军将领纷纷到达广州。驻防潮梅的粤军将领洪兆麟、翁式亮等都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孙复电叫他们带罪立功，派李烈钧前往汕头接收改编，并任命洪兆麟为潮梅绥靖处处长，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为中央直辖粤军第一至第四师师长。

这时的广州，是滇桂军的天下，一切用人、行政、税收都被他们把持，各机关和公共场所，多被军队占为营房。沈鸿英原来只有五六千人，由于沿途招收降兵溃卒，骤然扩充为五个军，分布广州、肇庆和北江一带，此外广西平东、桂林一带，也有他的留守部队。沈鸿英忌讳别人称他为桂军，自称原籍是广东，他手下第一军军长李易标是广东人，所以称为广东第一军军长。沈这时的私心，就是想做第二个陈炯明。

广东人民曾经受过桂系军阀的蹂躏，对桂军很有恶感，对滇军也没有好感。广东军人一向具有地方主义的排外­性­，滇桂军这次驱逐陈炯明后，竟以新的统治者自居，广州人为之侧目。同时陈炯明早就散布了种种流言，说是“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现在滇桂军所作所为正证明了陈炯明的话，因此广东军人就有“救省”的口号。

1月18日粤军第一第三两师由江门调回省城，召集海珠会议，公推魏邦平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19日魏邦平宣布就职，这是粤军团结御外，对抗客军的一次行动。

于是，粤军驻扎河南，滇桂军驻扎河北，形成了划河为界的相持状态。有人把这种情况向上海的孙中山报告，孙针对这种情况，打算第一步把滇桂军调出广州，第二步帮助滇军回滇，桂军回桂，湘军回湘。湘军是指驻扎西江的洪兆麟、尹骥等所统率的陈炯明旧部，他们虽然打着粤军旗帜，但是湘籍将领有一个师长和九个司令，两部兵士也以湖南人为最多。

粤军的团结和流露出强烈的排外­性­，引起了滇桂军的严重反感。1月22日沈鸿英部的李易松公然派兵进攻观音山，收缴了由邹鲁指挥的讨贼粤军第一路司令谭启秀的枪械。这一行动当然又激起了全体粤军的公忿，主客军互相敌视的情形更为严重。

沈鸿英有督理广东的野心，而传闻北京也有要发表沈为广东督理之命，所以沈部一入广州即盘据官署，占取税收，图谋不轨。同时向滇军煽惑，宣称魏邦平联合粤军，不日即将解散滇桂军，所以滇桂军必需要联合一致对付粤军，诱擒魏邦平。

滇军初抵广州，一切生疏，遂中了沈鸿英之计。

沈鸿英向杨希闵游说，杨竟被说动，于是用杨希闵、刘震寰的名义，于1月26日在江防司令部杨如轩的旅部，邀请在广州各军将领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地方善后及分配防务问题。参加的人有省长胡汉民、特派员邹鲁，还有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等。李烈钧洞烛机先，仅派代表参加，一面于江防屠布防，预为防范。杨希闵称病派参谋长夏声代表出席。沈鸿英和他的部将李易标、刘达庆、黄鸿猷、陈天太等都携带枪械和卫队，在江防司令部四周密布步哨。开会时，刘震寰任主席。李易标诘问魏邦平：“陈炯明已走，为什么又有粤军讨贼总司令部之设立？是不是以滇桂军为贼？”魏邦平解释说不是，可是不能令滇桂军将领满意。魏邦平这时想把题目转换一下，建议各军停止开放赌禁，并将所占机关房屋和商店民房腾让出来。于是李易标忿然说：“我们是为了维持军队伙食，才抽收赌捐的。”接着他痛骂魏邦平是个反复无常、朝三暮四的小人，广东每次政变他都东倒西倒，指责魏没有发言资格，李的话才说完，沈鸿英就把枪拿出来，搁在会议桌上，大声说：“今天的会议，有不接受我意见的，我就请他尝试这家伙。”接着麦胜广和刘达庆跃起而擒魏邦平，从后握其两手，陈天太和沈部卫队即发枪示威，分向胡汉民、刘震寰、邹鲁猛击，一时秩序大乱。胡汉民在混乱中从楼梯上跳下，胡的两名卫士为流弹击毙，邹鲁避入杨如轩旅长的卧室，杨如轩正伏地避弹，刘震寰逃入后座，陈策则跳楼受伤。

滇军将领这时才知上了沈鸿英的当，原来沈想一网打尽，杀害胡、邹、刘、陈等人，不是当初所说只除魏邦平一人，于是杨希闵乃命杨如轩和夏声出而保护，亲送胡、邹等出险，魏邦平则留在杨希闵军中。

沈鸿英一计不逞，再施二计。他预料胡当晚必回大沙头寓所，乃密令旧官纸局所驻部队，预备机枪准备截杀，晚8时有一辆旁立卫队的汽车从东堤驶来，沈部即开枪轰击，结果却杀错了人，原来是沈部的军长刘达庆和参谋长黄鸿猷被误杀，胡汉民车在后，闻警乃驶回沙面，寄寓日本领事馆。

由于江防之变，广州陷入暴乱，胡汉民等无法执行权力，遂于1月27日乘卢山丸往香港，邓泽如、邹鲁、林直勉同行。沈鸿英派他的第二军军长古日光兼任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易标则派兵收缴警察枪械。

杨希闵、沈鸿英联名宣布魏邦平罪状，指魏勾结陈炯明，要魏的第三师缴械解散作为释放魏的条件，魏亲笔函劝第三师师长郑泽琦、公安局长吴飞不得进行抵抗。第三师将枪械缴与滇军，但是魏仍未获释。

二○三、孙中山回粤就任大元帅

孙中山并不反对北京政府的和平统一计划，不过他的主张比张绍曾的有内容，而且实际。孙于12年1月26日在上海莫利爱路私宅招待各报记者，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裁兵救国，这个通电发出后，立刻得到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的赞成。

孙本拟于1月27日由上海启程赴广州，因于26日晚获悉江防事变，乃临时中止启程。

江防事变后，刘震寰率领所部移驻石龙，粤军集中江门，程潜也在江门主持广州外围军事。朱培德部滇军开抵梧州，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由福建回师广东。广州虽然还在滇、桂军控制之下，可是杨希闵的态度已逐渐和沈鸿英分离。因此，从2月4日起，沈的态度也有了转变，除发表宣言“援粤任务告终，应请孙、岑二老迅速回粤主持”外，又派郑士瞻到上海迎接孙中山回粤，并请胡汉民回省主持政务。同时咨请滇军接收市内防务，部队开往北江，他所委派的行政人员也纷纷退职。这才使广州情势逐渐恢复正常。

2月6日，英、美、日三国领事联袂赴农林试验场把魏邦平接了出来，魏已在那儿住了十天。魏恢复自由后，于8日前往香港休息，胡汉民则于9日由香港回到广州。

胡汉民抵广州的第二天，向上海孙中山处电告军情，略谓：

“据确报，陈逆在港会议：一、预计兵力，洪兆麟廿营在潮、汕，钟景棠十二营在梅县，陈炯光十四营在五华、兴宁，林虎五千人在兴宁，黄凤纶三营在蕉岭，翁式亮九营由揭阳开往梅县，杨坤如一千五百人在老隆，除某部外，均归林虎指挥。二、饷项由洪筹措，不足由林逆补之，闻潮、汕开赌，每日可得万余元。三、许军迫，则健部退入江西。四、与沈决裂时反攻省城。五、陈逆现在陈席儒家。七日蔡成勋有代表二人到，商对付闽粤办法。六、马育航在南京来电云得齐燮元助款云云，以上须注意，已电闽。”

沈鸿英派郑士瞻到上海谒见孙中山，表示服从命令，孙中山复书谕以大义，略云：

“国家之事须正当办法，乃能得正当解决。绝非挟私任术，好逞­阴­谋，与民治之道背驰者所能胜。中间或能侥幸，得一二胜利，结果亦终归于败，可以断言，此古今中外之成事具在，可资考证者也。”

孙这时在上海强化国民党党本部，制定“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并组织党本部军事委员会，以柏文蔚、吕超、黄大伟、蒋作宾、蒋中正、顾忠琛、朱霁青、路孝忱、叶荃、吴介璋、朱一鸣、吴忠信、熊秉坤为军事委员。

12年2月15日孙中山偕谭延闿、杨庶堪、徐绍桢等由上海动身，17日抵香港即下榻杨西岩寓。

18日孙在香港发表蒋中正为大本营参谋长，并电催来粤，电云：

“介石兄鉴：顷阅兄与沧白、湘芹兄函，甚慰。展、季二兄现时均有重要职务，须暂留沪及赴浙、奉，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

20日孙中山在杨西岩宅对香港的工商领袖演讲“裁兵筑路”，略云：为实践裁兵宣言起见，当从广东裁兵始，或谓广东若裁兵，他省来攻奈何？则应之以兵不贵多而贵­精­，苟广东有10万兵，将其裁去一半，余一半之­精­兵，当能卫省及保护地方有余。至所裁之兵用以筑路，则全省道路自通，地方自然发展，则兵之工价虽厚于兵饷亦无妨，而兵亦甘于筑路而不愿当兵也。

21日，孙由香港抵广州，先至省长公署，接见各界欢迎代表后，即找邓泽如来，询问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三人现在何处？邓答林树巍和陆志云在高州，林直勉已往香港，孙即嘱拍电，叫他们即日返穗。原来这三人是在陈炯明叛变时追随孙蒙难的侍从人员。

为了接待孙中山，滇军让出农林试验场为大元师府，孙自己改称大元帅，不再回任总统。

孙中山这次回粤，不再提护法二字，同时把所有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这是一大转变。由于直系军阀为了消灭南方护法的借口，唱出了恢复法统，同时恢复旧国会，实际上参加这个旧国会的议员都是热中名利投机钻营的政客。所谓的国会已经成为军阀的工具和摇旗呐喊的应声虫，因此以护法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并不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此刻的目标应该是针对阻碍民国进步的南北各省军阀。孙中山回粤后不恢复总统名义而改称大元帅，同时宣布进入讨贼时期，这所谓的“贼”，就是反对民主、自私自利的各省军阀。因此讨贼时期就是反对军阀时期。而讨贼的意义更广泛，对象更实际，同时也正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愿望。

大元帅府设立后，任命胡汉民为大本营总参议，与孙洪伊、汪兆铭、徐谦驻上海，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古应芬为法制局长，刘纪文为审计局长，朱培德为参军长，杨庶堪为秘书长，林云陔为金库主任，徐绍桢为广东省长。

12年2月23日大元帅命令：

“桂军总司令沈鸿英着将所率全部移驻肇庆，所遗北江一带防地，着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迅即派队接防，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所部，着驻石门、东莞、虎门各地；东路讨贼军第四师长石春荣所部移驻罗定等地，此外各部队，就现在地点驻扎，自经此规定后，各部军队非奉本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致滋纷扰。”

李烈钧于1月奉命自港回粤后，即转赴潮汕等地收抚陈炯明部洪兆麟、尹骥、李云复诸悍将，打通了闽粤交通。同时收编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苏世安五师以待命。

李在汕头有电给孙中山云：

“此间情况日来甚有进步，以师长尹骥、赖世璜为主­干­，极便运用联络。现计划将全力离开潮梅，而凶寇方面进行详情，确定续报。需用开动作战费数十万元，恳电港沪筹助。”

孙批示云：“筹款不易，港商亦必畏缩，然当尽力去做。沪上潮商或有望，着潮汕各官联名发电来潮州会馆，请各潮商协力。”

3月17日任命李烈钧为闽赣边防督办，令与许崇智调防。李奉到命令即率部赴闽，以潮梅交许崇智接防。这时厦门闽军总司令臧致平颇持两端，李烈钧晓以大义，片言折服，臧遂以礼相待，并时加接济。

大本营成立后，孙中山首先致力于裁兵工作。先调查各军实数，限于3月20日前，将该军营数和驻扎地点，造具军官姓名、履历及兵士名册，呈报大元帅府，由大元帅派员分赴各军驻在地，逐一点验，倘有虚额不准再招，而老弱无枪支者，则一律裁汰。

3月20日孙中山发表“裁兵之重要与处置方法。”

孙此番回粤，对内布置情形已如前述，对外方面则力求西南各省步调一致，几经磋商，乃与唐继尧、刘成勋、熊成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等西南领袖联名通电，宣告对西南时局之意见，内称：

“我西南各省，决以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分灾恤患，载之简书，外间内谗，一切勿受。兵为防守，不为争夺，虽折冲疆场，为义兴师，而终不背和平主旨。其他各省有被直系蹂躏，颇同心敌忾者，文等为之敬执鞭弭，所不辞也。”

3月22日任命赵士北为大理院长。26日派谢持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本部党务事宜。28日沈鸿英电称遵照大元帅命令，移防西江，设司令部于肇庆。29日任命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总司令。

4月3日把陆海军大元帅府由农林试验场迁至水泥厂。

蒋中正被任为大本营参谋长，时在上海，曾电许崇智，主张先破沈鸿英以防其引北军入粤。果然沈鸿英以移防西江为名，将所部集中新街、韶关等处，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欲与北京勾结，遂其督粤迷梦。

二○四、南北之间

孙中山主张先裁兵再谋全国统一的计划，曾获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的赞成。不过张绍曾认为裁兵问题必须召集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才能解决，所以他仍主张先召开“国事协议会”解决统一问题。黎、张两人本来打算派代表到上海与孙商讨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办法，不料12年1月26日广州发生了沈鸿英的江防事变，张绍曾错误地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已没有实力，已经无足轻重，因此所派代表临时中止出发。

同一时间，曹锟和吴佩孚一再催促北京政府发表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吴佩孚本来很瞧不起沈鸿英，认为沈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可是陈炯明垮台后，吴觉得沈鸿英还可利用，所以要他督粤。张绍曾本来反对这两道任命，曾以去就力争，拒绝发表。江防事变后，张认为沈在广州得势，所以也打算同意沈的新命，不过在北京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却大为反对，因此张于1月30日改下命令嘉奖陈炯明下野，希望在广东的主客两军互谋谅解，勿再从事私争，并派林俊廷为广西军务督理，丁槐为两广慰问使。这些命令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满，因为孙中山最痛恨的，是陈炯明犯上作乱，现在陈被逐下台，北京政府竟嘉奖陈炯明，不说他是被逐而说他是下野，这简直给孙和国民党极大难堪。同时国民党认为发表林俊廷为广西督理也是极不友好的行为。

直系方面则大力向内阁施以压力，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蔡成勋联名电催发表沈鸿英督粤命令，吴佩孚的代表钱秉鉴连日坐守国务院当面催促，张绍曾感到十分为难，又想先发表孙传芳督闽的命令，以减轻来自洛阳方面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齐燮元派孙发绪携带“统一方案”来到北京，方案内容包括总统问题、宪法问题、裁兵问题、财政问题、善后问题五项。这个方案的实质是先统一后裁兵，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在善后问题上，建议设立元帅府以安置高级的失业军人 ，以孙中山为元帅府首长；并设立元老院以安置高级的政客，以段祺瑞为元老院首长。这个计划的幕后设计人有前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等，由孙发绪起草，齐燮元出面，并叫孙发绪带到北京来先统一北方意见。争取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张绍曾等共同签字，然后正式向南方提出。孙发绪到处宣传某人愿意签名，其实完全是买空卖空。首先曹、吴两人就反对设立元帅府。

黎元洪也不赞成这个方案，他曾在一次宴会上痛骂孙发绪招摇撞骗，情同造反。孙发绪乘兴而到北京，如今一见风头不对，就悄悄地溜之大吉，跑到保定，在曹锟身边做了高等顾问。

统一问题困难重重，不过张绍曾并不因此灰心，他打算先发表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督理、省长的任命，以粉饰纸上的统一。吴佩孚赞成这么做，他曾劝诱湖南取消省宪，如果不愿取消，则由北京政府任命赵恒惕为湖南督理，赵可以采取既不接受，又不反对的态度，借以表示赞助统一。可是张后来根据各方情报，知道这些命令如果发表，一定会引起西南各省的否认，因此又不敢发表。

孙中山于12年2月21日回到广州后，22日北京政府就发表尊重《约法》的命令。这个命令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阻止孙在广东重组政府；另一方面阻止曹锟武力篡夺总统，或者采取非法手段促进总统的选举，因为国会已在北京复会，另组政府就是破坏《约法》的行为 ，而在宪法未完成以前选举总统，也是违反《约法》的行为。

当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本营，以大元帅发号施令后，曹锟和吴佩孚认为这就是破坏《约法》，破坏和平，主张下令“讨伐”。曹锟派项致中、吴佩孚派李倬章到北京催促发表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曹锟并且一天连打几次长途电话来催问，项致中见张绍曾时曾拍案大骂他全无心肝。张绍曾突然强硬起来，对曹、吴不买帐，3月8日国务会议决定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并且用总辞职手段回答曹、吴的压力，当天并以内阁名义发出了庚电云：

“绍曾等受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之指归。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民。”

这个电报获得不少的同情，不过国民党和直系都是不喜欢这个电报，国民党反对电文中有“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一句，直系则反对“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句。国民党议员发表通电说僭名窃位的，不是别人 ，正是张绍曾自己，因为黎元洪并非合法总统，则黎所提出的内阁自然也是非法。

张绍曾内阁敢于和直系大军阀相抗，不失其有硬骨头，所以当时颇能赢得大多数人鼓掌，因为北洋时代的内阁，久已成为军阀的应声虫了。像张绍曾这样有勇气和决心，则是北京政府历届所无的。

不过问题的真相却是这样，原来内阁中的阁员分为总统府派和津保派。政学系阁员李根源、彭允彝属于府派；高凌霨、吴毓麟、刘恩源则属于保派。黎元洪要拉拢孙中山，而孙又和岑春煊（政学系领袖）有合作关系，所以政学系的阁员们就反对任何足以伤害孙的命令。

3月8日张绍曾在军阀的威胁下拟就两道命令：一道是发表孙传芳为福建督理；另一道是“诰诫”孙中山勿在广州组织另一政府。但是政学系阁员反对第二道命令，保派阁员则主张对孙下讨伐令而不是诰诫令，双方各走极端，互相对骂，甚至拍案喧哗。吴毓麟首先大嚷着说：“内阁既然不能统一 ，我们大家还是下台吧。”张绍曾也表示除了下台别无他法，因此大家作出了内阁总辞职的决定。张绍曾为了骗取全国的同情，就用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作为内阁总辞职的借口。

张绍曾并不是真心想辞职，因此他提出辞职后，天天期待各省的挽留电报，吩咐国务院随时把这些电报油印下来分发到各报去发表。果然卢永祥、何丰林、王永泉都有电报来挽留他，卢、何等是属于皖系的，他们不是对张有什么好感，而是借题发挥，打击曹、吴。他们对北京政局毫无影响力量，不足以左右北方政局。

忽然，报上出现了吴佩孚的“昌密”灰、真两电，挽留张内阁，这是强有力的声音。有一位记者怀疑吴佩孚电报的真实­性­，所以打电到洛阳探询，洛阳回电话：“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发过这样电报。”

真正不愿意张绍曾下台的是黎元洪，他声泪俱下地请求吴景濂、王有襄支持这个内阁，张绍曾也表示愿意帮总统的忙，不使政务停顿，每天在私宅处理公文 ，副署命令，是一个在家办公的国务总理。

张绍曾大家背地里称他“张疯子”，说他做事有头无尾。他宣布辞职后，疯病显得更厉害，经常喃喃自语，自称九重天宫的古佛下降人间，当代人物多系他手下的星君托胎转世，不过也有妖魔鬼怪下凡作祟，他念动经文请求仙师赐以神斧斩尽妖魔。

3月16日，他忽派程克乘专车到天津，迎接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回京复职；又派汽车守候在车站，等到专车开回时，就把这些阁员迎接到自己住宅讨论复职问题。果然，17日这两位保派阁员都服贴地回来了。于是在张宅又开了一次销假复职的内阁会议。刘恩源首先表示他是保定的代言人，现在复职问题是要看保定方面所提的两道命令是否能够发表？如果能发表，就可以复职。吴毓麟补充说：今天会议不必多所讨论，两道命令的发表一句话就可决定，先解决这个问题，再研究复职问题。于是张绍曾表示大家意见已趋一致，两道命令当可发表，遂定于19日全体复职。

局势为什么会急转直下呢？因为曹锟表示愿暂时维持张内阁。曹为什么还要维持张呢？因为张暗中向曹表示对南方针完全一致，闽、粤督理命令可以发表。因此曹即电嘱刘恩源和吴毓麟，令他们回京复职。

内阁复职既已决定，但是张绍曾却觉得发表这两道命令对自己面子太不好看，因此想仿照蔡成勋为江西督理的前例，用参隆办公处的电令发表，而不用总统的命令，这个办法不为保、洛两方面所接受。

19日复职的张内阁举行国务会议，吴毓麟首先提出讨论闽、粤两省督理一案。张绍曾说：“我现在已经大彻大悟，所以今天一定要发表这两道命令。前些日子我们为了这个问题闹辞职是错误的。”他的话刚说完，以前坚决反对发表这两道命令的两位政学系阁员立即一致附和，李根源愿意负责疏通总统盖印，原来他们为了保全阁员地位，也只好和张绍曾走同一的路。

3月20日，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为军务帮办，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陈炯明、钟景棠为广东陆军第一、第二两师师长，温树德为广东海军舰队司令。特派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王永泉为军务帮办，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照这名单，已超过了保、洛两方面所要求的范围，督理以下的任命是张绍曾自己加进去的，这是张为了更进一步讨好保、洛两方面而做的画蛇添足举动。

这一来张内阁原来标榜和平统一的野人头，到此原形毕露了，同时这个内阁和国民党之间公开敌对了。

4月3日，北京政府继续任命刘冠雄为闽粤海疆防御使，显然有调动海军进攻广东意图。同日任命洪兆麟为洪威将军兼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易标为广惠镇守使，申葆藩为钦廉镇守使。这表示把所有反对孙中山的势力都集中起来，准备总攻广州。

但是黎、张两人却还在大唱和平统一的论调。3月27日派王宠惠携带全体阁员的联名函件南下，劝告孙中山取消大元帅府，或者亲赴北京，或者到上海赞助和平统一。黎还授意金永炎致函湖南省议会议长林支宇，表示并不反对联省自治，希望湖南也赞助和平统一。

这真是痴人说梦。直系一方面埋首要武力统一，而总统和国务总理却高唱和平统一，当然是背道而驰的。以此对付南方，南方怎会合作？

王宠惠奉派南下，是和杨天骥同行的，他携带一封内阁全体阁员联名函给孙中山。

王、杨联袂抵沪，先访浙督卢永祥，托卢疏通，卢认为应先取消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王在上海又和孙中山所派代表胡汉民、孙洪伊、徐谦等进行统一问题的谈判，胡等亦提出撤消闽、粤督理为南北统一的先决条件。孙洪伊还提出黎元洪下野的条件。王宠惠的随员杨天骥电告北京，如果孙文下台，吴佩孚必须同时解除兵权。报纸把这个电报登了出来，徐谦、孙洪伊质问王宠惠说：“这话从何而起？”

4月15日，张绍曾到保定商谈对孙、对奉等问题，并同意齐燮元所提的，召开南京会议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建议。曹、吴本来不重视黎、张二人所进行的和平统一，不过要利用他们分化南方，所以曹锟对张绍曾的和平建议采取了“姑妄听之”的态度。

4月10日张作霖给孙中山一电，解释外间的谣言，电云：

“近日报纸登载，奉省有图谋复辟之说，此种无意识之谣诼，在稍有常识者见之，不值一哂。惟市虎杯蛇，深引起一般误会。作霖素­性­光明磊落，但知爱护共和，顾念大局，我公夙所深悉，敬祈代为宣布，转饬各报更正，无任祷企。­精­卫兄已来奉，厚意至感，并谢。”

这时正是孙、段、张三角联盟时，孙中山曾派汪兆铭到北京从事联络，4月上旬汪到了奉天，所以张作霖给孙中山电报中提及。

孙中山于收到奉张来电，即复电云：

“蒸电复辟谣诼，并嘱宣布，转饬各报更正，具见矢忠民国，曷胜钦佩。国建共和，十余稔矣。中经复辟之变，不旋踵而灭。国体既定，诚有非顽民所能颠覆者，执事之明，岂或屑此。不图乃有以为中伤者，人心之险，良可浩叹。执事通电明志，国人皆将喜闻此祥和之言。文亦将视力之所及，勉为执事剖白之。更冀本爱护共和之初衷，进而为解决大局之盛举。文虽不敏，至愿与时贤共之也。”

12年4月中旬，沈鸿英终于叛变。

原来沈之参加逐陈，主要目的是为自己，当沈进入广州时，即欲恢复省议会，选举政学系林正煊为省长，借以取得广东的政权；又拟借江防会议，杀尽国民党要员。怎知这二事都失败，因此只好伪称服从孙中山，移防肇庆。北京任命沈为督理广东军务后，沈即于4月15日在新街就任督理，通电请孙中山离粤。

4月16日拂晓4时，沈军开始进攻，李易标六七营分三路扑攻广州市：一路由白云山向农林试验场猛攻滇军杨希闵总司令部，滇军已获沈军叛变的消息，所以立即出队抵御，孙中山亲偕杨希闵督战，沈军当场被击退。一路扑攻造币厂，为卢师谛部击退。一路进攻流花桥，为刘震寰部所阻，李福林闻警，即调所部福军八营，渡河助战。孙中山亲登观音山督战，广州市转危为安。

沈鸿英自任中路，沿奥汉铁路南下，沈荣光出英德、四会，直攻三水；西江一带之沈军亦响应沈鸿英。

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褫夺沈鸿英桂军总司令，电云：“沈逆鸿英，反复无常，­奸­诈成­性­，­阴­谋内乱，逆迹久彰。本大元帅念其微劳，怒其既往，展示优容，冀与感化。不意狼子野心，始终不悛，一面呈报移防，一面­阴­行鬼蜮。竟于昨夜擅自称兵，进袭省城，幸我军将士用命，戒备有素，当经击退。似此恣行叛逆，甘为戎首，扰乱军纪，贻害地方，实属罪不容逭，法所必诛。沈鸿英应即褫夺桂军总司令本职，着滇军总司令兼卫戍总司令杨希闵、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大本营驻江办事处全权主任古应芬、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中央直辖第七军军长刘玉山、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谛、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驻汕海军各将领、广东江防司令杨廷培、广东海防司令陈策等，各督饬所部，分途兜剿，迅速扑灭，以正法纪，而遏乱源。”

孙同时电驻沪代表向王宠惠提出严厉质问：

“北方阳为言和，­阴­实迷信武力，且借以懈我之备，言之殊堪痛恨。”

17日孙中山函汕头许崇智，告以陈天太部已出四会，现战情已变，江门军当全数出三水、芦包，向高塘、新街方面进攻，以速扫灭袭击省城之敌为先，然后再为第二步进取。

18日滇军收复瘦狗岭，福军追击至龙眼洞，刘震寰收复小坪。19日滇、粤、桂、福联军予沈鸿英以决定­性­之一击，白云山一带完全克复，沈部狼狈向北路江村、新街败退。蒋光亮之第四师及第二混成旅胡思舜部担任三水、芦包、炭步等地右翼作战，以抵御西江一带沈军。

沈鸿英投靠北京，在广州叛变，当然是吴佩孚的策动。当时孙中山在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孙回广州后，沈鸿英虽在广州，却并未见面。至于滇军也有问题，孙早就发表杨希闵为广州卫戍司令，可是杨到了3月12日才宣布就职。当朱培德部滇军由广西开抵三水、河口的时候，孙即将该部改编为拱卫军，令其驻守广州。朱培德和杨希闵虽同为云南人，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同时并不和睦，孙为了避免这两支滇军发生误会，所以指定以河南为朱部滇军的防区，自己也将大元帅府移往河南水泥厂。

沈失败后，北京政府于4月21日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叶举为惠威将军，尹骥、李云复、赖世璜、苏世安、杨坤如、翁武亮为广东陆军第五至第十师师长。这些人事命令全是企图把陈炯明的旧部争取过来，使其和沈鸿英联合夹攻广州。

孙中山认为北方已没有商谈的诚意，最大阻碍是吴佩孚，因此令驻沪代表通知北方，如果北方诚意言和，就应先罢免吴佩孚，否则和谈可以终止。

王宠惠本想做孙中山和吴佩孚之间的桥梁，孙、吴关系破裂，他放弃了北方代表身份，到广州谒见孙中山，随后出国到海牙任国际法庭的审判官。

孙虽然发表蒋中正为大本营参谋长，可是他还在上海，孙屡电催促来粤，杨庶堪、古应芬、廖仲恺亦纷电促驾，蒋中正乃由沪赴粤，途行五日，4月20日抵广州，就任大本营参谋长。26日孙偕蒋中正赴江村劳军，全体将士闻大元帅莅临，大为兴奋。

沈鸿英叛军于21日自新街退据源潭，和滇军杨希闵相持。25日滇军攻占清远，沈荣光先溃逃，29日滇、粤、桂联军以全力进攻粤汉路沿线之沈军，30日攻克源潭。5月2日滇、粤军克琶江。3日孙中山至源潭劳军，6日至三水慰问伤兵。

7日，孙中山调廖仲恺为广东省长，以叶恭绰继任财政部长，郑洪年为次长。叶和郑都是旧交通系，交通系的领袖梁士诒受奉张支持组阁，在阁揆任内被吴佩孚用一连串的电报轰了下台，梁下台后和他的主要助手叶恭绰都避居香港。迨孙、段、张三角联盟后共约抗曹、吴，梁士诒遂举旧交通系支持孙中山，孙这时在广东最困难的，就是财政问题，梁士诒、叶恭绰等均以长袖善舞著称，所以孙中山遂邀叶恭绰任财政部长。大本营的财政由旧交通系支撑，对内对外都产生了信心。

二○五、黎元洪被迫下台

12年6月6日，北京举行国务会议，内政总长高凌霨首先发言，高说：“总统近来对于政务，有的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有的则以命令方式，直接交院办理。例如制宪经费、崇文门监督任免案、任命张拱宸为军警督察长案，都是总统独断独行，这实在是违反责任内阁­精­神，侵越内阁职权，我个人认为，总统既然对于我辈阁员不信任，我辈只好退避贤路。”高的话讲完，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财政总长张英华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内阁提出总辞。

总理张绍曾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高凌霨又说：“如果总理不愿意辞职，我们阁员也可以联名辞职。”吴毓麟并且大骂黎元洪不已。张绍曾这时只好很勉强地说：“要辞职还是大家一块辞职好了。”拥黎的政学系阁员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都没有发言。高凌霨乃把津、保派事先拟好的辞呈电搞拿了出来，请大家签名，这个通电全文如下：

“呈为辅弼失职，责任不明，请予罢斥事。窃于二十四日财政部收到税务处公文一件，内开借拨海关重建房屋一案，奉大总统批：出使经费月拨十三万元，国会制宪经费月拨十七万元。其修建江海关经费，即照数匀拨，财政部查照知行等因，佥以制宪为国家根本大业，本应宽筹经费，以促观成，出使经费，亦关重要，惟依法定手续，须先经由国务会议通过，方生效力，历次陈明，未蒙谅许。乃于六月二日又接府秘书厅函交由府派哈汉章往京师军警督察处复呈一件，奉手谕交院照办各等因。是日又经议决调薛笃弼为崇文门税务监督，拟具命令，副署送府，时经三日，复未蒙盖印发下。伏查民国《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度，故于第四十五条明定，凡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又查政府组织令，国务由国务会议行之。又查《国务会议规则》第一条所列国务会议事项，第三项预算外之支出，第七项简任官之进退各等语。是借拨关款，及简任税务监督各案之必须经由国务会议议决办理，具有明文。今大总统事先出以独断，事后不纳劻勷，凡劳鼎座之分忧，实出阁员之失职。绍曾等既不蒙信任，惟有仰恳钧座立予罢斥，以明责任而重法制，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张绍曾内阁辞职通电发出后，吴敏麟和程克并劝张离开北京，以免遭遇困扰，其实拥曹派怕张又变卦恋栈，张允考虑 ，吴早已备妥了专车，请张立即出京，张绍曾遂于辞职当晚，偕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专车赴天津。

12年6月7日，黎元洪就内阁总辞呈中指摘之点，通电辩解：

“元洪不德，负我元僚，致有总辞职之举。制宪经费，列为主因。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适财长阙员，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同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约定。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使馆断炊，下旗归国，此何等事，而忍漠然！尔时座中讨论，变无异词；军警督察，直接元首，项城设官，躬预其议。卫戍既立，何妨裁省，阁员反对，业予新除。崇文税差，阁员力主易人，比经许诺，第以陶立并无大过，可授别官，执意不从，亦允盖印，乃电促再三，迄不送府，今犹在院，可复按也。凡斯薄物细故，既非要政，决无成心，宁承劻勷，不垂嘉纳！元洪与内长同寅推毂屡矣，张揆诸人，半托旧契，缟纻之交，砚席之好，欢若平生。特府院之间，情同骨­肉­，维持调护，终始不移，垂拱观成，未尝掣肘。纵复责为失检，亦仅此数端，偶摅意见，初非拘束，旋复听从，曾谓久要，而难原谅。一统未成，百废未举，阁员肯明责任，固所祷祝以求者。节关密迩，枢府偕行，中流失舵，不知所届。元洪纵不足惜，如国家何？阁员明达，宁忍恝然，已派刘次长治洲、金次长永炎赴津谢过，分劝就职，期于得请，知念特闻！”

黎同时发表通电，宣示借拨经费实情，有云：

“国会再断，《约法》荡然，混沌纠纷，久沦为无法之国。元洪痛父老身家，靡所保障，隐忍复职，冀见宪法之成。窃虑议之非难，行之维艰。督军不废，虽成犹阻，­干­喉焦­唇­，庶几悔祸，诚信未格，事与愿违，恐一旦去职，成立尚不可睹，瞻言前路，心胆俱碎，苟可促进，惟力是视。元洪忧患余生，急于求去，宪法期成不过两月，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宪法果成，国之福也，众之功也，元洪何与！如其不成，宁复有国，涕泣盼望，实式图之。”

刘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见到了张绍曾，转达黎元洪诚恳挽留的意思，张绍曾满腹心事说：“这次政潮，蕴酿很久，其中原因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业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张绍曾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高凌霨，一个就是“总统问题”。

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当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与会代表很愤激，大家都说：“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12年6月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500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黎元洪勉强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一肚子的冤气，狠狠地扫了他们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作主。”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尚称恭顺，乃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二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乃退出。

8日，拥曹派雇用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1万人，举行国民大会，由一个姓叶的上台发表演说，他说：“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叶某说完，复有登台演讲者多人。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7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就是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北京城内外，充满了大风暴降临的气氛，政学系的李根源携行李细软搬到了府学胡同黎寓来，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可是没有取得一致的同意。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这位孤家寡人的黎元洪。

9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黎以一国元首身份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简直不好说什么。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做政变。所以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

事态当然是很严重，9日这一天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原来驻守的卫戍部队均告撤走，黎见此情况，也只好枯守东厂胡同，不好去总统府。中午黎宅对外电话也有好几处不通，显然受到监视。天安门前所谓的“国民大会”继续举行。

外交团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对于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因此为了外侨安全起见，拟派洋兵巡街，这一来才让拥曹派慌了手脚，当晚7时，警察遂自动复岗。

这一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表示，可以推举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黎表示组阁人选可以考虑颜惠庆，可是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意见请颜组阁，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表示愿跳火坑，可是当他在散会后退下来找高凌霨、吴毓麟没有找得到，便又推辞不组阁。同一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天津，代表吴表示态度，他说是吴子玉要他郑重地声明，一切活动要在轨道以内行之，不要一时冲动，让“老帅”（指曹锟）赢得千秋的骂名。吴自己决不参加这次政潮云云。

10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300余人到东厂胡同黎宅索饷，由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荫昌说：“总统不是不关心各位的欠饷，现在正忙于组织内阁，在内阁没有产生前，军警饷项自然都无从发放。军警代表则坚持以节关日近，非即日发放不可。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走。接着“公民团”在天安门前聚集千余人，还有所谓“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等，手持“改造时局”、“府院勾结种种失政”、“财政无办法”、“市民饿、总统肥”、“总统不管市民”、“总统退位”等纸旗向黎邸进发，沿途散发传单，均是攻击黎的词句。到了黎宅，请见总统，黎自然不肯接见，请愿“市民”便在黎宅门外摇旗呐喊，鼓噪喧哗，黎叫人去找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来维持秩序，都置之不理，包围者到了午夜才散去。这晚黎宅电话被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自来水亦被堵塞。

黎元洪坐困东厂胡同，形同囚禁，外有“恶民”包围，军警索饷，内则众叛亲离，水电断绝。黎在极端险恶情势下，迫不得已，乃急电曹锟、吴佩孚求援，电词哀恳，同时并将该电转致各省，电云：

“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本日复有军警中下级官数百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此岂元首责任所在？又有公民请愿团、国民大会，约近千人，续来围宅。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明示！”

11日，黎元洪在私邸召集留在北京的名流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空气也很窒息。黎在席间表示，不能再蹈民国6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事。自己下台没有问题，可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他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赶走。”

北京的空气紧张而萧条，6月10日11日这两天，满城风雨，草木皆兵，达官贵人纷纷搬到天津，简直好像北京又是大难临头的样子。12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战，黎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只是政学系的两位阁员还主张战斗到底。中午王怀庆和冯玉祥送来联名辞呈，黎还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接着第十一、十二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

黎元洪困处东厂胡同，他求援无路，于是再发一通电报给曹锟和吴佩孚，电云：

“叠电计达，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两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容，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12日下午3时，黎宅举行最后一次高阶层会议，决定在大势无可挽救的情势下，发表七道命令：

（一）准许张绍曾辞职；

（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准其辞职；

（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

（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声讨制造政变者；

（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这七道命令可以说是自说自话。对于挽救实际的政潮，丝毫没有裨益。

对黎元洪来说，政学系的李根源在这次患难局势中，始终追随，情谊甚笃。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日本士官毕业，和唐继尧、赵恒惕等同期，他长了一脸大麻子，大家都呼之为李大麻子。他在政治上不是个成功人物，可是却是一位著名的风云人物。

6月13日上午，张怀芝来见黎元洪报告，据说冯玉祥向他说：“总统不应该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十一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的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我们当然­干­不下去，只好辞职了。总统挽留我们而不解决欠饷问题，我们留下来如何对官兵交待？请向总统要求，于十二小时内发给三百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

张怀芝对局势也很悲观，他认为冯玉祥、王怀庆等的态度已很明显，丝毫没有磋商的余地。

张走后，黎元洪叫秘书刘远驹来，把先一天的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签了个名。同时咨请国会撤销辞职，文云：

“本大总统去年复职之始，曾补行公文，向贵院声明辞职在案。现在国难方殷，万难卸责，特向贵院声明，将去年辞职公文撤销，即希查照。”

另有函致国会和外交团，函云：

“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定本日移津，特闻。”

黎还有通电宣布离京去津经过，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有云：“曹巡阅使迫在咫尺，迭电不应，人言啧啧，岂为无因……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移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各项手续办理完竣，已经是下午1点20分了。黎又害怕在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去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自己则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禄等十余人及卫队40余名驰赴车站，匆匆开车径趋天津。黎动身前，将大总统印信大小15颗交给他的如夫人，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直卿）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就近促请黎把印信交出，以免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并请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北京复职国务总理，以便摄行总统职权。张绍曾于当日下午上了火车，可是甫上车就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火车。

黎离京的当天，6月13日下午4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

在保定装聋作哑的曹锟，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令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已是北京城的主宰者。

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接到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要他搜查黎元洪携走的总统印信，他乃偕同警务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赶到杨村来阻劫黎的专车。这时黎的专车已先到，刚好碰上王承斌登车，杨以德则率军警监守车门。王承斌气势汹汹地走到黎的坐位前，傲然向黎说：“总统既已出京，印信还有何用处？为什么要携来天津。”黎答说印信仍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即目露凶光说：“分明带了出京，为何不说老实话。”黎也忿然说：“你有何资格问我印信，我决不会把印信交给你们，看你们怎样？”王冷笑说：“总统既然不交出印信，只好请你回京了。”黎气得说不出话来，大家就僵在一块。

下午4时半，黎的专车抵达天津新火车站，黎的天津寓邸靠迫老火车站，所以他命令把专车开去老站；王承斌却命令他所带来的军警通知火车站把车头卸下来，让火车开不动，同时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省长公署去休息。黎气昏了，老毛病又发作，像个泥菩萨一样，不理不睬。王承斌这时竟先下车回省长公署，车站内外有1000多名全付武装的军警围困，如临大敌，如捕江洋大盗。黎的公子黎绍基赶来新站探视乃父，竟被军警阻止。这些军人把总统当成俘虏，当成犯人，真是可恶之至。

黎困在专车上，气极了，同外界联络完全断绝，乃派美国顾问辛博森下车，密携电稿往电报局拍发，电云：“上海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有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

辛博森把电报发出后，并到英美两国领事署报告黎被劫持情形。英美两领事均派其副领事到车站来问候起居，亦被军警挡阻。这一来可激怒了洋人，他们愤然说：“中国军阀如此无理横行，可以劫持总统，真是世界所无的怪事。”

黎元洪在车厢中来回踱步，举枪欲自杀，被福开森把枪夺下，枪弹已­射­出，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

13日晚10时，王承斌再返天津新站来见黎元洪，索取总统印信。他对黎说，既然总统已经­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这倒真是黎的老毛病，黎对总统的印信特别重视，民国6年他被张勋威胁退位时，就暗中把大印交给他的亲信丁槐秘密带去上海，躲在租界，结果冯国璋派人索取不到，发生了绑票夺印的趣事，这次黎又如法炮制，他把总统大小印信15颗，交给姨太太危氏带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由机要秘书瞿瀛陪同照料，黎认为只要印信不交出，总统地位就可以存在。

王承斌一年前在天津请黎复职总统时，泪随声下，极为感人，这次劫车索印，也非常激烈，和一年前恰巧是极端的对照，他表示黎如果不交出印信，就只有永远住在天津新站的专车上。黎在这样威胁下，只好软化，告诉王承斌说印信留在北京，不在自己手中，王就要黎打电话到北京去交印，黎只好派唐仲寅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找瞿瀛，要他们把印信交给国会。对方答复没有总统口谕，就不交印。唐回到车厢，黎叫唐再去打电话，说这是本人的意思。唐二次打电话，仍无结果。最后黎不得已，只好亲自下车到车站去打电话。他在军警重重保护下，和他的姨太太通了电话，他们用湖北乡音接谈，北京方面知道非交印不可，才答应照交。吴毓麟这时在省长公署听消息，听到北京方面答应交印，自己乃赶回北京收印。当晚因北京未收到印，所以王承斌等仍不许黎元洪回天津私邸，黎仍被软禁在天津新站的站长室住了一晚，王承斌则回省长公署，军警依然在新站附近戒备森严。王承斌并且在他的省长公署发出通电云：

“本日午后一点半钟接京电，黎总统以金永炎名义专车秘密出京，并未向国会辞职，印玺亦未交出，不知是何意思。承斌当即乘车迎至杨村谒见，请示印玺所在。总统语意含糊，继云在北京法国医院，由其如夫人保管。乃屡次电京，迄未允交。嗣悉总统濒行有致两院公函云：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今日移津等因。黎邸在英租界，非组织政府之地，恳请移住省公署，从容商办，徐图解决，不蒙允许，现暂驻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义无旁贷。此今日经过实在情形，特此电闻，余容续布。王承斌。元。”

王承斌返省长公署后，黎就命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一电云：

“前电计达，王省长率兵千余人，包围火车，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国医院，逼交薛总监，尚不放行，元洪自准张揆辞职，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北京正式发布之命令，显系矫造，元洪不负责任。”

12年6月14日清晨，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经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黎元洪如夫人处取得印信，于是他便赶到新站来见黎，手持三通电稿，一致国会，一致国务院，一致全国，内容相同，略云：“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逼黎签名，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

黎元洪大印已交，无话可说，只好全数照签。王承斌直待黎元洪诸事办妥，才让黎恢复自由，驱车返寓。黎返邸后立刻发表一道通电，电云：

“本日致参众两院公函，报告在津受迫情形，其文曰：径启者，昨日元洪以连日军警借口索薪，无业流氓逼请退位，显系别有作用。情势险恶，迫不得已，暂行移赴天津，一面另行任命阁员，以维现状。而是日下午三时，行抵杨村，即有王省长承斌等坐车监视。抵天津新站，王承斌即传令摘去车头，百般要挟，数千军警密布，坚不放行。始则要求交印，迨交出后，复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摄行，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旋出所拟电稿，迫令签名。直至本日早四时，方得自由回宅，此在天津新站被迫情形也。窃维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此为通行法例。王承斌以行政长官监禁元首，强索印玺，古今中外皆所罕闻。应如何维持法统，主张正义，敬希贵会诸君，迅议办法，是为至盼等因，特电布达，希查照。”

王承斌则发出相反的通电，电云：

“查此次大总统突然来津，人心惶恐，婉劝回京，未蒙俞允，所有总统职务，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苟无印玺，则文告无以施行，即政务陷于停滞。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遽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前途异常危险，所有黎总统到津，对于印玺办理情形，已于元电详陈，计已达览，兹因黎总统派秘书随员到京，于本日寅刻在京法国医院将印玺取出，交由薛总监督行点收。京津地方安谧，秩序如常，请纾廑注。”

6月13日，黎出京后，留京的拥曹派阁员高凌霨等假惺惺发表一则通电，电云：

“昨夜上黎大总统一电，文曰：天津探投黎大总统钧鉴，本日钧座赴津，事前未蒙通谕，攀辕弗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不可一日无元首，合恳钧座即夕旋都，用慰喁望。凌霨等各位阁员，谨暂维本日行政状况，只候还旌。伏希迅示等因，合电达。”

黎元洪在天津寓邸收到这通北京来电，真是气冲斗牛，恨恨连声，即日复了一电云：

“北京高津畬、张月笙、李承梅、吴秋舫诸先生鉴：元电悉，盛意极感，执事等呈请辞职，挽留不得，已于元日上午有依法副署盖印命令发布，准免本兼各职，并特任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请稍息贤劳，容图良觌，特此复谢，并转沈次长为荷。”

黎元洪复电到京后，北京方面拥曹派立即采取行动。14日下午1时，高凌霨（内长）在国务院召集特别会议，列席者包括张英华（财长）、李鼎新（海长）、程克（司法）、沈瑞麟（外次）、孙多钰（交次）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步兵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高凌霨发言，略谓黎大总统既然通电辞职，依大总统选举法之规定，应由国务院摄行职权。张总理又在天津，节关日迫，在座同仁应以国家为念，共同维持现状，勉任艰钜，同时要请财政部速行筹款，尽于端阳节前拨付各机关经费。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讨论结果，作出几项决议：

（一）总统辞职问题，议决由国务院通电，声明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并用电话商请吴交长，即日前往保定接洽国务院摄政办法。（二）节关财政问题，议决由财政部负责筹款，所有军警饷项及各机关经费，均赶于节前二日发放；至京师治安，仍由各军警当局负责维持。乃由高凌霨领衔发出通电云：本日奉大总统寒电，本大总统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等因奉此。本院谨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自本日起，摄行大总统职务，特此通告。

16日王克敏召集银行垫款100万元，决定在端午节（18日）那天发放一批欠饷。

6月20日，黎元洪从天津致函两院及外交团并通电全国，内云：

“有人假借国务院名义，擅发铣日通电，内称各节，语多谬妄。查元洪为暴力所迫，认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乃于元日离京，参众两院及公使团均经函达有案。国境以内，随地也可以行使职权，即越境出游，各国亦有先例。此次出京，何得谓为离职？《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系指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权，副总统同时缺位时而言，所谓因故之故，当然以本身自然之故障为限。若谓胁迫元首，为法律所定因故之故，国会加以承认，是不啻奖励叛乱，开将来攘夺之恶例。至元洪由京移津，并非离职，更不得妄为援引。且前总理张绍曾、前总长顾维钧、高凌霨、张英华、李鼎新、程克、彭允彝、吴毓麟等早经辞职，经于文日由国务员李根源依法副署命令，准免本兼各职，元晨盖印，交印铸局发布在案。高凌霨等既经免职，国务员资格业已丧失，尤不容任其假借。六月十三日上午，元洪尚在北京，所发命令，手续并无缺误，国会依何法律可以追加否认？即元洪出京以后，仍为在职之大总统，所发命令，只须有国务员依法副署，自应一概有效。若夫个人文电，其无关政令者，更非国会所得­干­预，至六月十六日两院不根据法律私开会合会，其人数及表决，率意为之，尤为不合。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以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斩，正义之不可摧残，庶怙兵­干­纪之徒有所畏而不敢出，虽糜躯碎骨亦所甘心。国会若以元洪为有罪，秉良心以判之，依《约法》以裁之，元洪岂敢不服。若舞文弄法，附合暴力以加诸无拳无勇之元首，是国会先自绝于天下后世也。元洪虽孱，决不承认。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特此声明。”

20日黎下令补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未到任前，仍由李根源代理总理。黎在天津并不能自由拍发电报，所以这些电报都派人到上海拍发。黎打算通过唐绍仪以拉拢南方，尤其是孙中山。同时和奉系、皖系合作，把国会和政府都迁到上海来。这当然是一条可行之路，当时孙中山和奉、皖两系正酝酿组织反直系的大同盟，黎现在被直系赶下了总统宝座，他当然寻求反直的各派来支持他。

李根源随黎元洪到了天津，奉派代理国务总理，有一封信给唐绍仪，正可看出黎的打算，原函如下：

“少川先生鉴：前上一函，度承惠察。总统之意。俟国会政府移至南方，即将大政交院摄行。遇有重要事宜，仍愿负责主持。至于大位问题，宜从根本上着想，不当使军人­干­位之事，再行发现。最好为一劳永逸之计，将总统制改为委员制，依照瑞士成法云云。闻南方政见多歧，先生主持其间，定有良策。总统嘱以此意录呈，以备参考。伏维鉴纳！总统不久即可至沪，正式组织政府。惟请我公全权主持，务乞大力先期筹备。专此敬请勋安！李根源敬启，六月二十日。

再根源素怀关于立国根本大计数事。并附呈：（一）总统选举，不专属之国会，须要各省省议会各法团共之。（二）现役军人不得当选总统，必退役二年以上，始得当选。（三）总统不得连任。（四）促进国宪，并分订省宪。（五）厉行裁兵，全国常备兵额，不得超过三十万人。（六）首都驻兵二万人，由各省区分配轮流派遣。”

黎还有一个计划，拟任命段琪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司令，卢永祥为第三路司令，并以自己的同乡亲信陈宦为参谋长。可是息隐天津的段祺瑞对黎这个计划嗤之以鼻，他冷笑说，讨“逆”我不会自己讨，要你姓黎的给我命令？真是笑话。黎听说段不肯屈就，又想改任张作霖为讨逆军总司令，阎锡山和卢永祥为副司令。可是张、阎、卢都表示得很冷淡。他这次上台完全是直系捧出来的，现在被直系一脚踢下台来才想求助于人，大家对这个赤手空拳、无兵无将的空头总统，根本不屑一顾。

黎曾向银行抵借12万元，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这笔钱很快就用光，少数受他招待到天津的议员又纷纷回到北京去了。

黎在天津仍俨然以总统自居，他经常有公函送给外交团的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说这样说那样，符礼德开始还把他的公函当作一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见黎的文件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是古­色­古香，佶屈聱牙的骈体文，而外交团的华文秘书也没有熟读《佩文韵府》，很难体会，因此符礼德便在外交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黎的文件没有照转必要，以后都不转发了。

张绍曾看见各方攻击摄政内阁是个群龙无首的内阁，因此又想回到北京复职，但是王承斌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通电反对他复职，他只好走向黎元洪同一命运。

黎元洪在天津四处碰壁，因此决心南下，他的左右，如姚震、李思浩、陈宦等均赞成黎去上海，息隐天津的段祺瑞也表赞同。不过到上海，不能不看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的态度，这两人一直未表示迎黎南下，黎觉得要等卢、何态度明朗殊不容易，决心置之不顾，乃秘密搭乘日轮长府丸，偕李根源、陈宦、庄景珂和日本医生二人南下，于9月11日（12年）抵沪，下榻法租界杜美路26号，当晚即在寓邸邀请唐绍仪、章炳麟、李根源、褚辅成、章士钊、陈宦、饶汉祥、郑万瞻、焦易堂等密商。会后发出一道通电云：

“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靖献，谨此奉闻。”

又有致广州孙中山电云：

“（上半段与前电同）……我公昔在清季，与元洪共开草昧，休戚与共，惟望共伸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伫候教言。”

9月12日黎在寓邸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余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然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乃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中心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连年兵祸，国民已创深痛钜，余素主和平，寻求国是之解决，雅不欲诉诸武力。余对于总统之位，毫无恋栈之意，亦无作下届总统之野心，惟进退授受，当遵法定手续。今法纪荡然，长此混乱，国何以立？余故不惮跋涉而来沪，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维法律而整纲纪。故余南来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维持法律，整饬纪纲而已。至现在北京之摄阁，毫无法律根据，今合法内阁之总理为唐绍仪，仍有施行政事之权力，沪上之国会，为主张正义而来，彼开会时，余当出席报告，请其维持法纪而固国本。余之行动一遵民意，而以法律为根据，如有能整饬纪纲，维持法律者，余即当按法定手续以政权相授，决不迟疑恋栈也。”

中外各报对黎元洪的南下，反应并不热烈，没有当做一件大新闻，而黎的谈话也没有引起人的大兴趣，黎元洪抵沪后的第一炮完全不响。

黎元洪被直系捧上总统位子，并没有得到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和西南方面的同意，他们都是反对黎上台的，所以黎在第二次总统任内，西南根本不承认黎的地位，浙江也宣言自主，在未统一前，不服从中央。所以黎的南下，他们不曾热烈欢迎，加上黎未到上海，就盛传江苏的齐燮元将与浙江的卢永祥发生军事冲突。齐是直系健将，卢是皖系的唯一实力人物，他们要冲突是极可能的。江浙两省对于战争的威胁极为敏感，所以两省的士绅如张一麐、张謇等发起《江浙和平公约》，分别请苏浙军民当局和浙沪护军使签字，以资信守。黎到上海时，这个和平公约刚好签署，其中规定：“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江浙人士认为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将使和平局势受到破坏，所以张謇就去见黎，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希望不要轻举妄动。意思是反对黎在上海活动。

9月13日黎在杜美路寓所召集全国­性­的会议，邀请广东代表汪兆铭、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赵铁桥、湖南代表钟才宏参加，商量筹组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黎元洪以主席身份首先致词，他说：“这次南下完全是自动，因为曹锟用金钱和武力攫取总统，眼看就要成功，如果大家坐视其上台，必定惹起各省兵争，破坏和平，流祸无已。故不若用拆台方法，令其不能做总统，即可保全和平；今拆台只得一半成功，故率然南下，希望和各方通力合作，贯彻拆台宗旨。盼各方支持，拆台既竣，建设之事，则非本人所能胜任，惟望天下仁人志士共起担负。”

黎的话说完，大家没有则声。于是黎又继续说：“目前拆曹锟大选之台，即须我方先能搭台，而搭台最要在组织政府，俾能号召一切。现在已商请唐少川担任内阁责任，请各省赞成。”

各省代表由汪兆铭起立致答辞，汪说：“各省对公个人皆极仰佩，去年直系拥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因法律上所见不同，且灼知直系毫无诚意，故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今公个人跋涉南来，深感公之为国宣劳。至于组织政府一事，事关重大，各代表事前毫未知情，也未有所准备，自当慎重考虑，电告本省，请示可否？然后奉复。”

汪的话讲完，各省代表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黎这次组织政府的谈话会以不了了之结束。

黎元洪在上海不得意，因为大家不仅没有把他当做总统看待，反看他为祸水。只不过收到了云南唐继尧和东北张作霖的两封书，还尊他为总统，算是差强人意。其实军人实力派仅仅以秀才人情纸一张表示拥戴，对于形同丧家之犬的黎大总统又有何用？

唐继尧给黎元洪函如下：

“大总统钧鉴：自京师告变，大驾移津，薄海人民，同深义愤。所有报载经过情形，暨奉到宣示中外各电，不胜发指。只以僻在遐方，形势阻隔，特通电各方，暂息纷争，迎驾回京，主持大政。一面准备实力，纠合同志，声讨国贼，以奠邦基。正在积极筹备，适吴君斋厚至滇，颁到手谕，并转示一切。自当擐甲誓师，恭行天讨。同时接到沪函，拟设国务院，并开联省会议执行任务。窃念强藩毁法乱纪，暗­干­大位，内为国民公敌，外失国际同情，此正天亡逆虏之时，诚宜别组机关，号召天下。惟年来国事纷扰，迭起旋生。议战议和，迄难解决。皆无彻底之办法，无坚确之主张，以致连岁蹉跎，迄无成效。继尧惩前毖后，以为此次戡乱之方，宜注重实际，不尚虚声，各方如能协定方略，同时并举，则天下不难定也。所有愚见，正在派员赴沪详备，谨肃芜缄。托吴君先行赍上。伏乞睿鉴！并叩崇安。云南省长唐继尧谨呈。”

张作霖给黎元洪函如下：

“大总统钧鉴：敬肃者，窃作霖自愧才力绵薄，早有归田之愿。乃以三省父老重相付托，不得不暂为维持，以尽桑梓义务，故年余以来，纯以地方自治为主，对于南北政潮，未便闻问。前者六月十三日之变，若辈威逼元首，劫夺印玺，一切非法行为，纪纲何在？人神同愤。又加杨议员振春、韩秘书玉宸奉命来奉，责以讨贼，霖虽不敏，略知春秋大义，自应即时筹备，期尽天职。旋以当时所议，群力合作各办法，接洽未熟，又因钧座南临无期，不免略有停顿。然霖救国之筹备，无日不在进行之中，决不能稍存观望，坐视国家沦亡也。鲍前总长贵卿两次来奉，霖咸以钧座复职，惩办祸首，为第一条件，讵彼一味敷衍，毫无悔祸之念。将来义师奋兴，不改初志。兹闻钧驾南临，凡我军民，曷深欣幸。赵司令杰此次南行，对于粤赣大局，颇有计议，一切详情，统由面陈。肃此。敬请崇安。张作霖谨呈。九月十四日。”

唐继尧和张作霖虽是实力派，但他们不会竭诚拥护黎元洪，他们只是不愿意直系真正成为中央力量，因为直系尤其是吴佩孚，最大的野心就是武力统一中国，也就是要消灭其他的力量，所以他们想拉拢黎元洪反直系，又不愿真的拥戴黎元洪。

黎元洪不是一个有策划和组织力量的人，若他在这时候能纠合所有反直系的力量，未始不能阻止曹锟的贿选，惜他无此能力，所以不能创造形势。

另一件令黎元洪气沮的，是在国会议员方面。就在9月13日（12年）黎招待各省代表碰壁的当天，南下的国会议员在湖北会馆召开谈话会。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对国会咨文，他将已准备好的两道命令函达国会，请求同意：

一、准李根源辞署阁职；

二、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黎同时通知议员们，准备前往报告一切。在黎看来，南下议员集会不能没有总统和内阁，否则议员集会失去了意义，这比和各省代表谈话要有利得多，他相信议员们一定欢迎他。

怎知事情的发展使黎大出意外，在议员谈话会中，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竟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认为他误国，依附军阀，不顾国家民族大义，只求一己利害。因此他郑重宣布，国会中如果再有文电称黎元洪为大总统，他本人坚决不予承认。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国会中原来设有的大总统席位，亦应立即撤去云云。

张继的挡驾，使得国会空气为之一变，议员褚辅成、黄云鹏、吴渊、谷思慎等，见情势不佳，深怕黎元洪来了之后受到难堪，同时南下议员对黎元洪并无好感，于是赶快打了电话去通知黎，请他不要来出席国会。

就在这一天，黎又遭受到第三个打击，那是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所出的一个布告，内云：

“为布告事，照得近来时局不靖，谣诼繁兴，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系，本使负有地方责任，早经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终不渝，所冀闾阎安堵，匕鬯不惊，用慰中外商民之喁望。诚恐流言传播，摇惑人心，市虎杯蛇，为患滋大，用特剀切布告，俾众周知，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本使为维持地方安宁计，决不能稍示姑容，仰商民人等，各安生业，勿得轻听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黎元洪自离湖北北上后，将近十年，虽然宦场并不得意，可也能游刃于中国第一人第二人之间。这次是他北上后，首次南下，他抱了极大希望南下，怎知却是乘兴而来，大失所望。一遇江浙人士的婉拒，二受各省代表的太极拳，三遭议员的指名攻击和不承认其总统地位，四被地方军事首长指桑骂槐地搞了一下。这四重打击，可真把黎元洪打得头昏眼花。

黎元洪因人成事，时势造英雄，可是在军阀短兵相接，总统自为的局面下，其政治生涯遂逐渐走上日暮途穷之路了。

二○六、国会自行延长任期

黎元洪出京前曾宣称自己要亲自赴众议院报告，并要将总统印玺交由国会代为保管，因此众议院议员都在众院等候，直到午后1时半，不见黎来，接着有消息说黎大总统已出京去津。于是众院议长吴景濂、参议前议长王家襄乃邀集两院议员数十人在众院第五休息室开一次临时谈话会，当时因为黎出走的详情尚未十分明晰，仅决定推吴景濂、王家襄二人邀请军警当局到院，约以两事：（一）由军警当局负责维持京师治安。（二）由军警当局负责保护两院议员。由于黎出走后，谣传直系将于一二日内用种种方法强迫国会，选举继任总统，对于议员有非法举动，因此决定在第二天开一次两院议员谈话会，共同讨论办法。

6月14日国会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由吴景濂任主席，先报告他自己和王家襄于先一天下午邀请军警当局到众院会商，军警方面允诺维持京师治安及保护议员责任。又报告黎大总统昨日出京，曾有公函分致两院，称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13日前往天津。今天又有电来请求辞职，应请讨论云云。拥曹派的众议员吴宗慈接着发言，略谓时局纠纷，已极严重，现在合法机关只有国会，两院同仁在这种时候，自不能不有严正的表示，本席认为当务之急是：（一）应即定期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其日期以16日为宜。（二）总统未选出前，应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三）俟秩序完全恢复后，即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继任大总统。当前情况特殊，这类重大问题，本席认为不宜多有议论，须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拥曹派议员宋汝梅附和其说，其他拥曹派则鼓掌，叫嚣通过。国民党籍议员褚辅成登台发言，他大声说：这次政变，是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的，国会为维持国家纪纲计，应该有正当的表示……褚辅成的话还没有说完，拥曹派议员即哗噪叫喊，秩序大乱，不让褚继续讲话。主席吴景濂即乘机宣布散会，拥曹派议员遂一哄而散。

当晚吴景濂、张伯烈、袁乃宽、刘梦庚、高凌霨等在袁家花园会议，决定先送议员每人端节款500元，第二天领节款的议员400余人，没有去领的则派人专程送到议员住宅。反对派的议员有拒绝收受的，也有收了作为旅费离京南下的。

6月16日下午2时国会两院会合会开会，国会会合会所议决的，可分为两部分：

（一）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务，即由内阁摄行其职权；

（二）自6月13日起，黎所发的命令概不生效。

从这个决议看出来，完全是拥曹派的决议。因为内阁已经宣布总辞职，在6月13日得到黎的批准，而国会却引黎的寒电（就是14日黎被王承斌胁迫所发的电报）为复职摄政的根据，仅就时间而论，也在13日黎电以后；根据国会的第二项决议，黎大总统在13日以后发布的命令完全无效，则为何又将黎14日的命令作为国务院摄政的根据。同时这时所谓的内阁，没有总理（辞职的总理张绍曾在天津，拥曹派不许他回北京），也没有外交、农商、教育、陆军各部总长，根本就不算个内阁。不从事实论，就从法律论，这所谓的内阁也没有资格和任何理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

国会这两点非法的决议自然引起全国的反感，在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为此特发电宣告中外，对于6月16日两院会合会的表决，应作无效。电云：

“各报馆鉴，前日接两院通告，十六日下午二时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总统辞职事件，议员等届时到会。吴景濂主席，报告在场人数四百余人。旋有人提会合会人数，依法须有三分二以上出席，方能开会，争论未决，已逾三时四十分。众议改为谈话会，当推陈铭鉴等九人赴各休息室邀请未出席之议员。陈等以谈话会相号召，始有十余人续入会场。按三分二人数，仍差百八十余人。乃骆继汉动议请照过半数人数，仍改为会合会。主席草草咨询，突由马骧提出通电文一纸，谓黎总统已弃职赴津，应适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所有十三日以后命令，一概无效，请主席付表决。表决结果，并未报告人数，遽行通过，此当时会场经过之实在情形也。查解决总统辞职事件，应依总统选举会之人数行之，去年八月八日众议院常会，表决退还总统辞职咨文，即以‘大总统系总统选举会选出，辞职咨文非一院所能收受为理由。’是此种会合会须有三分二以上人数，毫无疑义。即退一步言之，通用《国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其人数亦须五分三以上。今对于国家非常事件，竟敢以过半数之列席员草草表决，结果是否成立？亦不明白宣告，此种会合会，不知有何根据？本何理由？其不合法者一。会合会开会，通告为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则对于本议题只应以赞否付表决，不应涉及议题以外。乃于应否准其辞职不着一字，而乃涉及其他问题，并未经过变更议事日程之手续，通告与表决，竟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覆雨翻云，莫此为甚。其不合法者二。宪法会议规则第六条，议员出席不足法定人数，议长得展长时间，展长满一时仍不足数，应宣告延会。今通告明载开会为二时，乃至三时四十分宣告延会，竟改为谈话会，而旁听之人如故，复由谈话会再变而为会合会，不依法定时间及程序，从心所欲，变换无常，视议会为儿戏，等国事于弁髦。其不合法者三。议员等本良心之判断，为正义之主张，敢据上述各种理由，宣告中外，凡十六日两院会合会所有表决，应作无效，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当时的国会虽然为国人所不齿，可是它还有它的存在价值，同时还有一定的法律作用。

南方伸出热烈的手邀请议员，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邀议员南下，卢永祥也有电报请他们到上海继续进行制宪工作。吴景濂怕议员相率离去，他变成光杆议长，因此劝曹锟暂时不要进行总统选举，对外宣称先行制宪以缓和议员的反感，免得他们真的纷纷他去。

这时留京的议员和离京的议员，正在大打笔墨官司。吴景濂召一批留京议员，劝告其勿为南方野心家所利用，勿因黎元洪一人的进退而牺牲国会，如果说北京是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安心制宪，试问全国哪处没有军阀？哪处才能制宪？宪法几时才能完成？

离京的议员则指责军阀驱逐总统，收买议员为其工具，还有“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请大家不要为了曹三（指曹锟）一人的野心而葬送了国会。

国会议员离京，第一站是到天津，天津方面有办事处接待来津议员，由杨永泰负责，杨是广东籍议员。国会在天津的办事处是一个转运和接待机构，凡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由办事处接待，然后发给车船费500元。迄9月15日为止，到天津领旅费的，有503人，到上海报到的，有385人。因为有许多在天津领了旅费却没有去上海。

国会议员移沪制宪，推参议员章士钊、吕志伊，众议员褚辅成、田桐四人先到上海筹备，租下了上海县西城外湖北会馆为两院议场。7月14日举行国会移沪集会式，两院出席议员约200人，推年长的众议员凌鸿寿为主席。

自黎元洪复位以来，国会即发生“民八议员”和“民六议员”之争。所谓“民八议员”是在广州非常国会递补的议员，北京方面一直不肯承认，黎元洪被逐后，国会计划南迁，怕南下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为了凑足人数，所以“民八议员”亦一律招待南下，不过要求他们作为预备队，先不出席会议，但一切待遇完全和议员一样。7月14日集会时，“民八议员”有数十人到会，发生争执，不欢而散。

国会分裂后，留京议员已占少数，而留京议员并不是全部赞同直系拥曹派，所以拥曹派实在是少数集团。他们想透过合法选举达到目的已不可能，因此想借宪法会议达到目的，更不可能，于是计划以（一）捏报出席人数；（二）以非议员冒名顶替；（三）强迫签到之议员入场，或以绑票方法强制议员出席。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所定的选举总统会，必需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会，当时两院议员为870人，三分之二的数目是580人。留京的议员无法凑到这个数目，不但总统选举会开不成，就是宪法会议（需要五分之三出席人数）也召开不成。

留京的拥曹派议员当然也要挣扎，可是国会问题必需“钱”，黎元洪就因为自行决定给国会经费和议员出席费而引起了政潮，现在黎虽下台，国会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在12年8月24日，吴景濂在象坊桥众议院议场约集了152位议员谈话，由吴提出临时给费方法三条：（一）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出席之议员以出席证换取支给证。（三）两院议员凭支给证于下一星期一向会计科支领。这个提议以77人赞同而通过。

吴景濂的这个决定，就是在北京的大多数议员也不同意，王家襄、籍忠寅、李国珍、王侃等均有函给吴，表示反对，彭养光和韩玉辰则具文向京师检察厅告发吴景濂、张弧等损害国家财产。

拥曹派希望留京议员不要星散，同时争取南下的议员回京，除了津贴出席费100元外，同时安排另一计划。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到12年10月10日届满，如今已是七八月了，国会分裂，无论在上海或在北京的人数都不及法定数目，都无法开会，10月满期转瞬即到。吴景濂针对这个弱点采取行动，由众议员王茂材提出修正国会组织法案，于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云：“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无限期的延长。因为下届议员不选，现届议员就可以一直担任下去。以此为饵，吴景濂派众议员张鲁泉等南下，劝诱各议员返京，每人发给旅费400元。

离京南下的议员，在8月底统计，有385人，不过议员分子复杂，离京南下的385人中，并不是意见一致，有的为了旅费和月费，有的为了破坏南迁国会，有的态度游移，可南可北，因此国会本身就是不健全的。

9月2日下午8时，直系的重要人物，山东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草公卖局督办兼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王毓芝、直省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庚等出名具柬邀请两院议长副议长和全体议员到北京甘石桥114号俱乐部宴会，出席参加者有200余人。当时北京的习惯，请客8点，到齐时非10点不可，这次宴会也没有例外。10时10分，宾主到齐，主人方面推熊炳琦发言，熊说：“今天我们邀请两院诸公光临，大家踊跃参加，我们感觉到莫名荣幸。我可以代表同人，略陈刍见。自六月十三日政变发生，迄今已近三月，时局纠纷，毫无头绪。大凡国家之组织、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殆负同等之责任。每遇国家根本动摇之际，尤应双方负责维持，决非任何行政机关一二人所能解决。现在内政丛脞，外交紧迫，国家前途，危险万分，不可不立时设法补救。今日立法行政两机关中坚分子，握手一堂，务望开诚布公，共同研究一维持时局办法。”

客人方面乃推议员王敬芳答复，略谓：“今天承当局诸公宠宴赐教，同人无任荣幸。谨代表致答谢忱。现在解决时局之两大问题，一为制宪，二为大选。就份量言，则制宪比大选为重；就时局言，则大选比制宪为急。两问题均应早日解决。今晚蒙政府当局开诚布公，与同人商量，我同人亦应切实讨论，不必包头盖面。”接着，议员骆继汉发言，略谓：“维持时局，立法、行政两机关宜同负责任，自属当然之理，不过要维持时局，须使立法机关有维持时局之机会。众议院议员任期快满，将不能行使职权；前由各政团代表，要求当局延长任期，当局始允而后悔，不知何故？我们认为这事是维持时局重要关键，希望当局切实答复。”

熊炳琦乃和高凌霨、王毓芝低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起而答复说：“骆议员所问的事，据政府当局的意思，因认为延长众议员任期是一个法律案，究竟应该由政府提出来，还是由议会自己解决？还需要一番考虑。”

议员们对于延长众议员任期，有的主张由政府提出，有的主张由议会自决，有的反对常会出席费支给办法，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最后议员吴莲矩发言说：“我觉得大家的意见都不彻底，时局如此紧迫，不要专在题外做文章，今天的宴会真正为了什么事？我们应该赤­祼­­祼­的提出讨论。大选是法律规定议员的义务，我们怎可规避？政府方面为了维持国家起见，促进大选，亦不应含羞害怕，讷讷不敢出口呵！”吴的话一出，大家鼓掌。可是宾主也无法对此作一决定，宴会至12时始散。

民国12年时的国会，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却也是是非最多的地方。当时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辞职，而继任议长没有选出，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时局关键人物了。吴景濂虽然重要，可是他所扮演的脚­色­并不讨好，反曹派认为他依附曹锟而不齿他，而拥曹派则认为他在6月13日政变后所行所为极不高明，把事情弄得很复杂，时间拖得很长久，因此对他也大加指责。

自6月13日以后，国会的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因不足法定的人数，所以一直流会，由于南下的30余议员返京，因此9月7日众院常会乃召开成功，出席的众议员有302人，主要议题是延长议员任期案。马骧表示此案关系重要，请议长当场指定审查员。吴景濂遂指定牟琳、马骧、胡祖舜、徐傅霖、王敬芳五人为审查员，即开审查会，审查完毕后，由胡祖舜向常会报告。胡说：审查会对五议员修正案认为可以成立，其理由：（一）众院任期将满，国会万不可中断。（二）国家政争终无统一希望，不可不有统一国会以维系之。惟原修正案系对众院而言，中华民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织成立，故对于参议员任期，亦须顾及。兹修正如次：第七条下增加一条，“前两条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众院常会对审查员的报告鼓掌表示满意，遂由主席吴景濂把这个修正案提付表决，在场出席者308人，起立者261人，以多数通过。当天即开三读会，会后咨送参议院。

众议院通过议员延长案，舆论大哗，认为这就是贿选的前奏；反对派乃寄望于参议院，希望参议院能够予以纠正，不使这个法案通过以维持国会的信誉和声望。

留京的参议院议员们，听说众议院通过了国会任期延长案咨请参议院通过，于是部分议员发表公开函表示反对。

虽然具有正义的议员们如此反对，可是参议院仍于9月26日开成常会，出席者138人，由议员谷嘉荫主席，议员赵连琪提议变更议程，先议众议院移付任期案，在场的多数赞成，且有议员主张不必讨论，即开审查会，当场审查。由主席指定宋桢、纳谟图、王湘、陈铭鉴、娄裕熊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完毕，由陈铭鉴报告审查结果，在十几分钟内，速开三读会，不加讨论即予通过。

两院自行延长议员任期案通过后，即以咨文送达摄政内阁，摄政内阁对这件大事不敢公布，尤其是洛阳的吴佩孚特别反对。可是吴景濂和两院议员却用这件事作为同意大选的交换条件，反复争论，摄政内阁迫不得已，乃于10月4日将国会延长任期令和众议院议员改选令同时公布。

吴景濂既然不见谅于反曹派，同时他在事实上又倾向于拥曹派，当他受到拥曹的直系津保派激烈攻击后，他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于是他不能不为己谋，不能不积极做选举的打算。他咬紧牙关向贿选这条路走，乃命令众议院的秘书处发出议程，于9月9日（12年）开选举总统预备会，同时分别通知各议员，凡是在这天参加的议员，都有出席费200元，如果抱病在身而力疾出席者，还加发医药费。虽然如此将就，这个预备会竟因人数不足而开不成。第二天再开，还是人数未足。吴景濂觉得如果等足人数，恐终没有开成之望，因此命秘书长郑林皋派了许多职员代议员签名，捏报出席人数，靠了这样才开成总统预选会。

当然，这种欺骗手段是不能掩盖一切的，所以预选会的第二天，即有不少议员向吴质问。

最令吴景濂难堪的，是众议院秘书派在议事科服务的孙曜，也发出通电，揭露“大选预备会”捏报人数的真相。如果照今天法律用辞，则吴景濂犯了伪造文书之罪。孙曜通电如下：

“本月十日，曜呈众议院议长文一件，其文曰：谨呈者，曜前蒙委为本院秘书，任事以来，夙夜警惕，惟恐奉职不力，上累知遇。对于议事科法定职守范围以内，从不敢有所忽荒，当蒙鉴察。本日大选预备会，曜出席议场，稽核议员人数，查是日在场人数，据分路查点人报告，总数实为四百三十一人，当时三次检查之所得，不可谓不­精­确。惟秘书长训令再三，使书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关系过大，未敢从命，秘书长乃转令其他秘书，遂以凑成是日之会。此当日实在情形。本科科长实所目睹，堪以作证。伏思国会为立法机关，职员系法定职守，在议场庄严之地，而行此诡道，预备会如此，正式选举可知。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曜一介书生，只知守法，供职议会十余年，从未见此千古创闻之恶例。倘常此苟同，上有负议长知人之明，下亦贬损一己之人格。谨将当日实在情形，缮呈钧鉴。倘不蒙察谅下情，以为愚戆不堪任使，则窃知罪矣。言尽于此，进退惟命。谨呈议长秘书长钧鉴。议事科科员秘书孙曜谨呈。九月十六日。”

众议员张瑾雯由于吴景濂不理睬议员们质问，乃第二次具函质吴景濂，要求正式声明改正人数。

离京的议员对北京非法的“总统预选会”更不会予以承认，因此发出通电，坚决反对。

二○七、曹锟贿选

国会和议员担当了总统选举的主角，因此在总统未产生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而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

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真是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13日晚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 ，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

（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麇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径赴国会投票。

贿选投票，票价初步确定5000元一张，所以付款办法如何是很重要的。投票者怕白投这一张“神圣”的选票，而付款人又怕议员拿了钱不投选票。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小，亦可以说很大。据12年9月20日《北京报》专讯报导内幕说：

“各报连日记载甘石桥博物馆日夜集议情形，多有出入。记者昨特走访中立派某参议员，所得答述一一从耳闻目睹中来者，洵属至确至近之真象。爰照录以供众览：

某参议员之言曰：外间所说某日某处会议，某等实无所见闻。甘石桥梁宅每夕均有百数十议员，车马全集，所谓筹备主任王、熊、边等，亦每夕必到。惟若辈除吞云吐雾，呼卢喝雉外，（甘石桥梁宅供客烟具共有二十余盘，麻雀扑克等赌具更多至不可胜数，每夕输赢多在一万金以上，可谓豪赌矣。）并无其他协议事件之可言。有之则自十六、七两日晚餐于袁家花园始。此两日所延请者，皆保派所认为可以帮忙之议员，每夕分邀四五十人。而余适于次夕与会，是晚供具极菲陋，座客几不能下箸，且有蹙额者问有余菜否？庖人则以菜罄对，众遂一哄而起。聚谈时，熊炳琦首发言谓今夕商榷之事有二：

（一）则请大家分担责任。（二）则我辈办事人尽酬报之力是也。关于第一项应请各省负责，诸君实行联络能出席大选分子，事前开列名单，临时劝告如约出席。至报酬一节，不妨推开后壁说亮说，每人赠送五千元。其手绩则拟用银行存折，由受款人用一图章作为存款取款之据。惟该印鉴不存于银行，而存于我辈办事人手中，待选举有结果，办事人将各印鉴送与银行，各人存折上再盖同一之图章，即可赴行取款。现请先由各省负责，诸君分头约集同情者，分组联合，每组将印鉴汇齐送来，则事毕矣。

言至此，王孝伯乃起为补充之言曰：外间谓弟辈办事内部意见参差，皆系反对者挑拨作用，请诸君不必误信流言。惟熊省长所述办法，其中有应补充者，第一大选日应由各组首领邀集该组分子午餐，餐后即同乘汽车入场出席投票。各组首领所用之饮食车马等费，自当如数拨付，断不令负责人亏累。第二存款拟指定直隶省银行，照银行惯例，本系先付印鉴，现将印鉴暂存办事人手中者，因期在成功后照付，万一初次未得结果，不得径取故也。至各组人数，并不必限定多少皆可。至此王兰亭又起而言曰：时机紧迫，希望于中秋节前开选，请于二十日晚再集会于此，汇报各组名单印鉴，以便进行。

来宾中吴莲炬起而发言，谓存款仅指定直隶省银行数目太巨，恐不可靠，如能分存数行，更为周密。钱崇恺则曰：兄弟是直隶人，知直隶省银行最悉，该行为直隶财政总汇机关，担负有余，断无意外，请大家放心云云。其时熊、王等已离座，与各私人酬答。所谓大选筹备之会议，乃又了一幕矣。

二十日晚又在袁家花园宴集，斯夕之会，原为汇集各组员名单，暨各受款人印鉴而设，在大选派方面观之，关系应极重要，乃迟至七时许，来宾仅有半数，而被邀之人，亦未闻有电话催促。熊润丞、王孝伯两人变未莅止。座中主人惟王兰亭、边洁卿二人，来宾问以各省报告如何？答以尚未齐集，稍待一二日等空语。并协议之形式，亦未举行。是则大选形势之阻窒不通，暨办事人之­精­神涣散，于此可以见矣。”

票价容易，只要决定一个数目；付款方法最难，谁也不信谁。舆论又故布疑阵，挑拨离间，9月23日《北京报》登载的专讯就有这种含意：

“大选派与罗汉团日日讲价，故近日报章中紧要之消息，无非‘钱’字问题。几把一座北京城闹得铜臭薰天，令人不可向迩。但总括虽为钱之一字，而分开尚有许多问题发生。如票价之为五千元、八千元、一万元各种之争执一也；先付现款，后行投票，或先行投票，而后付款，或付款一部即行投票，二也；各政团首领竞欲包办，而其分子则恐权利有垄断之弊，纷纷反对，三也。有此三种症结，故大选派虽渴望成功，仔团纵馋涎欲滴，亦只好暂忍饥渴，从长磋议。

日来表面上所传之先宪后选或宪选并进，虽空气甚形热闹，但一揭暗幕，无非在上述钱的问题之三种上做文章。王家襄等一派之变节，而有招致南下议员巧电之由来，吾人诚不能曲为之讳也。目下商略程度，大抵一、三两项或较易于解决，最难者厥为第二项之先行付款，与先行投票问题。盖其中不特原来在京猪仔之持为先决条件，即此次由南返京之议员，亦以此为惟一之着眼点。

记者昨晤由沪回京之某议员，质以回京之故是否因贪票价而甘冒猪仔之名？某某答复颇有质直，谓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此亦不必为君讳。因若辈历年朘削，积产累累，如此傥来之物，非此绝无仅有之机会，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罢，而猪仔实不可以做。此语在君初闻必以为奇，不知所谓猪仔者，因其甘于卖身而得名，若得钱不卖身，又安能谓猪仔？故我等决计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盖因得钱而卖身，不几自认为猪仔乎。虽此有类于过河拆桥，然取之于盗，不为伤廉。我等以为得钱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预备金钱一到手，即当迁眷南下，即或被逼暂难离京，而外国饭店尚多，亦尽可为安身之地，将来仍当南下，贯彻初志，决不至因金钱而失身耳。即反直派方面，对于我等意旨，亦完全谅解，盖借粮于敌，此反直派之计划者也。当我等过津时，曾以此意商于反直派某某等，彼甚赞成。故我等之回京，实非变节云云。

记者按某议员之言，虽属牵强，然亦可知由沪返京者一般之真意，与反直派之策略矣。闻大选派亦有窥破此计划者，诚恐空掷金于虚牝，故力持先投票后付款之议。此点争执，恐无解决之望，而大选之前途亦从可知矣。”

10月4日《北京报》云：

“吴景濂与津保大选经纪人协议之结果，决定于五日开总统选举会。前日（一日）津保各经纪人特宴各省议员，将以到者之多少，定大选前途之形势。自下午一时起，至夜十一时止，每二小时一班，共分五班，各经纪人于事前曾直接或间接向各议员声称，此次与平常宴客不同，凡热诚赞助者，务望光顾，否则同人等实无法辨别诸公态度云云。故是日到会者，确达四百余人，为从来所未有。惟宴会席上，除由主人方面报告现拟办法及几句客套而外，并无其他特别情形可记。盖此次宴会目的只在点名，京中各通信社报告，谓有何种会议，并指明系晚间七时，按之真相，实不如是也。

支票自前日起实已开始发放每张五千元，支付银行共有三家，以打磨厂大有银行为最多。票上未填支付日期。三方约定，将来付款时，须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一图章，方能生效，而此项补填及加盖手绩，则必须在总统选出后三日履行，质言之，此项支票非总统选出，实即等于一废纸也。故各议员对此承受态度尚不十分踊跃，不信任保定者，谓此项支票并不足保障；信任保定者，则谓不必有此支票，到将来再行领款，落得做个慷慨云云。闻持此种态度者数不在少，外传谓领者已有六百余人，则大选派故造之空气耳。”

“票价问题，以多方之磋商，析为分团分省或个人直接三种，经甘石桥长安饭店等分头接洽，均已谈有眉目。前日晚间，即在甘石桥签发，闻到甘石桥领取支票者，截至昨晚有四百余人，其拨款之银行为大有银行、盐业银行等三家，签字为‘洁记’两字，支款数目及签名骑缝三处均盖有青­色­长圆木戳，内系‘三立斋’三字，有月份而无付款日期。闻普通者为五千元，其有特别关系者或一万元或七八千不等。今昨两日即已有人持此支票往大有、盐业等银行照票，以定真伪。持有此票之议员，莫不欣欣有喜­色­，而主持贿选的王承斌，连日亦密令直隶财政厅长金某解款来京，分储各行，以坚议员之信用。而一般脑筋灵敏之议员，以为前此提议原有储诸外国银行之要约，今皆改在本国银行，能否靠得住，此时尚未能作数。兼以前此直派密议，本有选举过后抹脸不认账，牺牲一二银行之传说。此种实行贿赂之支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将来能否作用，恐非至选举过后，不能明白也。”

贿选形势，在12年10月4日急转直下，这一天流会了44次的宪法会议开成，到会议员550余人，是自6月13日政变以后从来未有的盛会。由于宪法会议开成，4日下午吴景濂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

“启者，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通告。总统选举会启，十月四日。”

550余人，与法定选举总统的人数尚差30人左右，不过大选派认为另外还有五六十人已接洽好，这些人只出席大选会而不出席宪政会议。

关于幕后的票价问题，由于王承斌等不分昼夜在安排，据说已在甘石桥俱乐部亲领或代领支票的，至4日中午，已有576名，尚有十四五人不肯领钱，这些人均为蒙古王公豪富，他们都不重金钱，而要官职。据说另有多人住在天津，因为反直­色­彩太浓，却对于5000元有兴趣；他们和大选派接头，准于开会当天到北京，投票后即领款，领款后即返天津，同时提出条件，不许将其姓名宣布。大选派乐观地估计，投票选举总统时，曹锟可得近600张票，预计超出583票之法定票数。

众议院为了选举总统会，大加整理，4日下午秘书处加班布置，象坊桥一带，军警和保安队加岗布置，警察且挨户通知悬旗，庆祝选举总统。秘书处并准备在选举会这一天准备1000份午餐茶点，以免选举人受饥渴之苦。至于安全方面，准备入场加以检查，不但旁听人员须接受检查，即议员中有问题的，也不客气，需要搜身。这当然是怕这个“堂而皇之”化了巨款投票的选举会发生炸弹案。

10月1日起，贿选的总部已经分别填送支票，有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取得支票后，就把它印成正反两面，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依法侦办起诉，并通电各省，揭露贿选经过，有贿赂的支票为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势力范围内当然无所作为，可是这一个行动也足以打击大选，使之扫兴。

很多省份都对该省籍议员接受贿选支票的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

不过卖身的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由我。

民国12年10月5日上午10时北京总统选举会召开成功。开会时间原定10时，可是议员们阑阑珊珊，到齐时已经11点52分。吴景濂宣布开会，报告签到人数计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出席人数585人，已足法定人数。于是推定检票员16人，吴景濂并报告投票方法。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结果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吴佩孚五票，王家襄二票，陈炯明二票，陆荣廷二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得一票。还有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斋”三票。

关于这一幕丑剧，北方报纸曾有详细记载，特抄录如下，以存真实：

十月六行《北京报》云：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王承斌、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五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钱支配下，裒然当选。以视民元之袁世凯，民五之冯国璋，均经决选，始能产出，尤为生­色­。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四日之夜，甘石桥之大选筹备机关，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夜分门前犹有汽车六百余辆。该俱乐部中原有五大客厅，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而大选派对于人数一层，始略为放心。五日晨内外城各大街商铺，即由警察挨户勒令悬旗庆祝。顺治门内外，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会街一带，警备尤严。众议院门前有营帐数座，是为军警休息之地，制服军警约有五六百人之多，私服暗探数亦如之。众议院围墙以外，配置军警侦探之数，亦不亚于门前。军警当局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均亲自莅场，指挥监督，足见特别郑重。旁听席中，亦有侦探数十人，往来监视。而女旁听席中，亦有女侦探，殊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戒备之周到也。

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车旁附有警卫，自不至发生意外。吴到院，首命秘书厅查点今日有无请假议员，有者即以专函派人往迓，不来则又以同乡或同党热心大选之议员，专诚奉邀。吴之苦心，亦足以报曹锟特达之知矣。

昨日旁听者之限制及搜查特严，入门者必得介绍议员对面，始准进入。男女来宾共约一百余人，议场东首­操­场搭盖席棚四间，为旁听者休息之所，唯人多地狭，鹄立院中者不少。旁听者既入门便不能再出，故过午餐者，由院供给面包，以备充饥。按照规则在开票以前绝对不许旁听，其早晨到者直至下午三时始获入旁听席，未免太无聊矣。……

昨日签到人数五百九十三人，实超过前日在京人数，其原因实由前晚（四日）由沪赶来者四人（本有十八人到天津，被截十四人）；昨午由津乘汽车赶到者，又有十五人，闻此十五人先至“大中”公寓与直系要人接洽后，即到院出席。依前数日形势观之，出席人数似不至如此之多，嗣经调查结果，始知此次拆台最力之政学会议员竟有暗中北上投票者，而主张先宪后选之宪法研究会议员亦多临机应变，弃宪言选，故出席者得超过法定人数十一人；又在京议员确实未出席者有五人，王家襄、刘以芬、黄元­操­，其余赣籍二人，邱珍、符九铭。又有周大烈者虽辞未准，亦未出席。王家襄因外间攻击甚烈，故特缺席，以示避嫌。黄元­操­则以“心痛”二字请假，语颇隽妙。刘以芬之请假书原文如次：“敬启者，先宪后选，为弟夙所主张，曾经布达，谅蒙垂察。迩者宪法会议已开成，地方制度，经过二读，果能更尽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将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后再行定期大选，岂不两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缓，致使垂成宪典，不免稽延，万一他日又生波折，谁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张不符，本日选会，未便出席，特此陈明，敬祈鉴及。此上主席大鉴。刘以芬谨启。”

吴景濂于选出曹锟为总统后，当晚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咨达高凌霨等，其咨文云：“总统选举会咨，十月五日，本会依大总统选举法开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曹锟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相应咨请摄政国务院查照可也，此咨摄政国务院。”

同时又致电曹锟报告，原电云：“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本月五日上午十时，依大总统选举法开总统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公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除即日由本会赍送当选证书外，先此电告，总统选举会歌印。”

一面并以个人名义，偕同张伯烈驰电致贺，以示殷勤。其电文如下：“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五日选出曹锟为总统后，高凌霨等即于下午六时在国务院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以国务院名义，将新总统当选票数，通电各省区知照。（二）推袁乃宽代表全体阁员，赴保定欢迎新总统。（三）责成内务部筹备新总统就职典礼。又公府指挥处、侍从武官处及礼官处官兵人等，计共一百余名，昨晚已会同外交部，预先选定娴熟各国言语文学之参事司长，乘专车赴保，欢迎曹锟入京就职，并招待贺客，吴景濂亦定日内亲赴保定，致送当选证书，并向曹锟表功云。

同日《北京报》又云：昨日总统选举居然成会矣，曹锟居然当选矣。预制之证书以蜜­色­绫为边，古锦为套，以桐木为匣，居然于今日上午从两院秘厅选一好书手，敬写曹名，定于晚间送保矣（一说吴亲往，一说张伯烈往，现尚未决）。大选筹备人已邀约各代表，今晚赴保欢迎矣。昨日阁议决定各部院各派一二人，会同礼官处筹备的职典礼矣，曹之喜可知，直派之喜可知，而反直派拆台派数月之忙，未免目前暂告失败，今日直派机关各报特别标明合法当选，盖意欲以此四字抵制反对派也。

此事之急转直下，盖有两因：（一）奉浙西南通电已出，筹备诸人认定不疾速办好，则夜长梦多，将有变局，必赶于数日内做成。（二）吴佩孚勘陷两电，反对众院延长任期，其中扼要之语，即谓双十节前合法当选，可无话说，一过双十节不必选举。高吴诸人本以延任事请示保洛，原不欲公布，而吴氏两电则反有促成之作用。一可以公布延任，为如期选举之交换品。故四日午间议员方面包围催促，而次日选举亦同时确定，此中交涉，吴景濂而外，骆继汉之力为多。二因吴氏谓过双十则不要选，津派诸人遂认双十以后吴氏别有办法，彼等筹备之功，将付流水，不可不赶紧办好，以间执吴口，此三十日以后，红罗厂、大甜水井、小麻线胡同、兵马司迭次密商之结果，而于甘石桥见之实行者也。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五千元，然实为起码数，有八千者，有一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五千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八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昨日选举会之表面情形，各报已载，兹不赘。但此外有可述者，则北起西单南至宣外大街，三步一警，五步一兵，又有整队巡行之保安队。象坊桥则自东口至西口，军警夹道排队，上午十一时后，即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许通过。城堞上遍立了望之兵，众院门前，遍张天幕，无论议员参观人，均准入不准出，入必搜检，女宾用女探为之，惟公使阁员及保津要人不搜。对于议员则备餐两顿（实只吃一顿，因四时半已毕也）。并在众院隔壁之“大中”公寓，设烟榻四，烟枪八，有瘾议员得向吴景濂领通行证，于军警监视之下往吸，而“大中”公寓则除吸烟外，更有一大关系，即甘石桥长安饭店之机关，临时移设其中，阁员全体、津保要人全体，自上午九时始，即至其中，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也。

昨日之会，与四日之宪会，连属而来。四日宪会已于二日议定，由议员二十三人分头请不出席者到会，且于出席者，每人给额外津贴二百元，故四日得以成会。昨日暗约不定时开会，足数为度，计包雇汽车数十，有人于午前八时过石驸马大街三号门首，曾见停有三辆，即吴莲炬等拉客之车，十时以后，分头拉人，计临时出发者三十余，各拉一二人回。出时吴景濂亲签通行证，其事由为请人二字，以愚所闻，曾大索王家襄、符鼐升不得，郑人康于午后二时车载盛时、陈家鼎二人来，而抱病之张佩绅、廖宗北、梁善济、易宗夔、则以榻舁至，易不能入场，即持票至场后请其自写，此拉人之情形也。

签到人数，六百有零，出席者五百九十，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吴景濂于甫散会时，即嘱将签到簿密锁柜中，严戒秘厅人员不许漏泄，签到处及会场执事职员，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许在侧，而签到处有许多大选派议员围绕之，有某议员语人，在场人数大约不缺，惟我于同院人之面目不尽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则不能出结云云。签到处曾哄数次，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

昨日之未出席者，《晨报》所载为王家襄、黄元­操­、刘以芬及赣籍二人（其一即符鼐升），但闻王正廷、张我华、焦子静等亦未出席，有苏齐运来之议员三十四人，由浦口特挂专车，预定四日夜一时半到京，但专车到津时，下车者三十人，迄昨晨未来。闻其中苏籍议员杨择、朱溥恩中途脱逃，此逸话也。反直派之活动，昨已无所闻，然前日尚有四千六百元代价之说，但闻拆合之运动者昨固未出席，而连日受暗探之监视甚烈，昨日东交民巷各口，均排列军警，华人出入，异常注意，意者台之不能拆，其以此乎。

至于会场之检票员，则大有问题，议员人名之签筒，吴景濂特派专员数人司之，密藏议场后圆楼中，昨日由众院秘长郑林抽签，其抽出者皆大选派要人，绝无南下复归者。惟曾抽出参院吕志伊、众院李肇甫，其人皆不在京，改派两人仍大选派重要分子，说者谓此中大有手法也。检票之时，十六人围守，他议员不得上前，废票十二张，内容更无能窥见者矣（十月六日下午一时）。

同日《北京报》大选拾零云：大选形势经经纪人之拚命奋斗，一部分拜金议员贸然来归，自命制宪派诸人亦牺牲主张，于四日宪会告成后，当晚即下苦功，召集各政团会议，决定翌早（五日）十点钟大选。一方面发出通知书，一方面鉴于前次流会，更漏夜为缜密之布置，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道口，因防议员出京起见，四日宪会散后，即分布便衣军警防阻，是晚及次早，曾有少数议员欲微服离京，均被截回。众院附近更张天幕六个，院内外均加临时汽灯，准备日以继夜，非达到目的不已。大选当局与摄政阁员复包赁众院左侧大中公寓，组设大本营，临时安置电话多具，议员方面除特种关系者自由出席外，其他即由有关系之议员暨军警各一，乘汽车分途为拂解式之迎接，自十点钟以至下午一点钟，汽车尚满街飞跑，好在预约之安系议员袁振黄等十余人，适于是时乘汽车赶到，（此辈约定投票领款后，即行离京，不宣布姓名。）然一次两次延长时间，仍不足法数，又为最后之搜索，虽病人亦用软床抬入院内休息室，其中凡属著名之反直派，迎到后必令先入大本营，与大选当局见面，略谈数语，而后入院，是殆当局要预留印记。然因此种种，直至下午二点半钟始凑足五百八十五人，宣布开会投票。是日本许人旁听，各界男女前往参观者尤众，新闻记者另有招待室，但在开票前既不许入场，又不准出院，议员诸人虽亦同被困在院内，究竟有午餐茶点，旁听人则只给两个面包果腹，正尔嗟我叹互怨触霉头间，会场宣布开票，旁听人乃纷纷入场参观。

昨日大选成功，固得力于金钱与手术，然反直派其初亦曾准备最后之拆台，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御河桥旁之北京饭店，均设有机关。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并先付半数现款，议员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余人。然以前历次宪会拆台用款既多，临时后方接应未曾赶到，且以直派用意甚深，直至前晚始发通知书。一方又复扬言将展至八日大选，以是大受影响。第一批交易之三四议员，虽得着实惠，后来者无以为继，乃为直派所罗致，大拆台计划，遂归失败。但据直派中人云，邵瑞彭骗得支票出头控告后，邮局检查员曾检出姚震、李思浩致邵一函，嘱令窃取大选议员名册，许以四万元酬势，当局闻此，拟据以加紧通缉姚李云。

又《字林西报》北京6日通信云：当大选之时，当局检查电报极严，防止描写实况之新闻漏出北京。凡有报告大选形势不稳及各方反对大选，各地军事行动，与夫行贿情形之电报，一概不准拍发。据多数人传说，邮件亦受同样检查，但犹未能证实，其他事务，当局亦无一不取防范手续，以求大选之最后胜利。

议员在未投票以前，无一付以现款，仅与以支票一纸，平均每人五千元，由各政团领袖经手办理，此等多数领袖，每人得一万元，但闻议员中之无能者，所得并有不满二千元者。据院秘书之说，不愿受贿之议员，亦有出席者，其数不满二十人。当选日之上午，拒绝受贿投票者甚众。乃选派人物以甘言诱惑，­妇­女借以劝诱，结果议员之由其妻妾女友带领到院者，计有数十人。院内外军警受吴景濂之指挥，禁止入院议员复行出院。据一议员言，大选经理人当时准备，如第一次投票，议员中有不依其办法投票者决以强力维持法定人数，至三十六小时之久，务使曹锟产出而后已。

至各车站方面，均密布便衣警探，凡议员欲于是时乘车离京者，则遽使人上前揪扭，诬以逃债，军警然后借端­干­涉，两造带入警所。至此乃由人向议员劝说，授以支票，用雇妥之汽车或马车，载往议院投票。是故院前马车汽车之拥挤，尤为历来所罕见。至有不愿直接得款之议员则以顾问等职饵之，昨日有参议员对记者言，其友曾绝对拒绝款项，其初态度甚为激烈，后因劝说结果，情愿受月薪四百元之顾问等职，放弃良心主张，当由双方约签条件，乃此议员竟开出七人姓名，均要求与以四百元月薪之顾问，谈判重复决裂，次日接洽者复至，仍直捷以五千支票作为投票之代价，该议员懊丧之余，欣然承受，而交易乃成云。

二○八、卖布总统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

10月9日，孙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

民国12年10月10日，北京众议员议长吴景濂亲自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车到保定，面递给新“当选”总统曹锟。这一天，保定城内商家都奉命悬挂国旗，曹派的人就好像家里办喜事一样，一片欢欣。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谎话，而曹锟也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

于是吴景濂伴着曹锟，乘原车回北京，抵京后即赴总统府，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并不隆重，因为参加的除了曹派人物而外 ，就是拿了钱被人责为“猪仔”的议员，撑场面的尽是北京的军警，如此总统就职大典，未免太不像样，其实花钱买总统来做，又能像什么样呢。

曹锟就职后即发表文告云：

“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曹锟是河北大沽口人。大沽口地方穷困，当地人士多以驶船为主。曹家贫苦，曹锟兄弟姊妹六人，老大曹镇，老二是女的 ，老三曹锟，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锳，弟兄五人中，只有曹锐和曹锳念过书，不过书也念的不多。直奉第一次战后，曹锟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曹锐做了直隶省长，曹锳也做了镇守使，一门富贵。古人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想不到大沽口一个驶船人家，竟出了一个元首，可惜这个元首逆取逆守，不能克享太平。

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宣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

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12月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3年1月9日通过 ，12月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

总理：孙宝琦

内务总长：程克

财政总长：王克敏

外交总长：顾维钧

陆军总长：陆锦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张国淦

交通总长：吴敏麟

农商总长：颜惠庆

孙宝琦内阁于13年1月15日就职，5月29日孙主张将

德款案提交国会，致与财政总长王克敏主张相冲突，乃提出辞呈，经曹锟挽留，但孙、王互相排挤，而曹则袒护王克敏，孙遂坚决求去，并且为了表示决心，避居北京郊外承泽园，不出席国务会议，派外交总长顾维钧代理，至7月1日联合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2日曹锟予以批准。任命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

顾维钧字少川，江苏嘉定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法学博士，回国后受唐绍仪赏识，且和唐的女儿结婚，因此在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为外交部）任职。民元任外交部秘书参事，受知于袁世凯，4年7月任驻墨西哥公使，没有到任，又调升为驻美公使兼驻古巴公使。8年1月受任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语惊和会，光芒四­射­，当时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赞喻顾为中国小猫，9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顾为驻英公使。10年顾以中华民国赴欧专使被举为国际联盟行政会会长，11月出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11年6月受任外交总长，因罗文­干­案于同年11月29日去职。12年4月张绍曾内阁中外交总长黄郛假满辞职，黎元洪命顾继任，10月曹锟就任大总统，顾仍蝉联外长，13年7月，国务总理孙宝琦辞职，顾又兼代国务总理。

二○九、东南的和平公约

民国10年后，卢永祥就成为东南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了12年曹锟贿选时，正是直系的天下，而皖系出身的卢永祥却在东南屹立无恙。

卢永祥掌握浙江和上海，反对贿选和反对直系的国会议员又都集中上海，于是他便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卢在浙江拥有四师一混成旅的兵力。自12年6月13日北京政变后，江浙士绅鉴于直皖、直奉二次战争终将不免，而浙卢与苏齐（江苏督军齐燮元是直系大将）必将决裂，乃由上海总商会主张仿照庚子年东南互保公约，由两省军民长官协议，共同维持治安。浙卢和苏齐迫于民意，乃通电表示保境安民。

12年6月27日卢永祥通电反对贿选后，黎元洪代表金永炎、政学系代表韩玉宸以及奉天代表、西南代表均麇集杭州，于是杭沪顿成反直系运动的中心，这一来，外间便盛传直系方面准备以武力对付浙江。

7月中旬，传说山东督军田中玉因临城劫车案的影响，而将去职，直系派王承斌率师督鲁，与江苏的齐燮元联合以压迫东南。杭州商会乃派代表到南京请求保全和平 ，上海及江浙各地团体也要求当局切实保证所谓“保境安民”的承诺。

7月26日安徽军务督办马联甲到南京，一时谣言顿炽，传说天津的直军原拟进驻江苏，现改由皖南袭取浙江，报上盛传王承斌部二十三师之两团已入皖，皖北蚌埠驻军移向芜湖集中徽州。曹锳的第二十六师也将南下，于是江浙绅商乃决定在上海开联席会议，策动和平，安徽各团体也急起响应。

8月上旬，盛传保定会议通过对浙用兵计划，据说计划是这样的：

将徐州陈调元军移苏州，联合第六师，分三路进兵。第一路分两面，一面由宜兴出太湖进攻浙江的长兴，一面由沪宁铁路向沪松活动；第二路是南下的北军联合皖军由徽州广德攻浙江吴兴、四安。第三路是赣军由玉山攻浙江的常江。另以曹锳进驻徐州策应苏皖 ，以鄂军为赣军后路。

浙江方面自然也不示弱，卢永祥派王宾防守嘉湖，夏兆麟防守严衢，郝国玺防守温州，胡大犹防守金华，张伯政守宁波海口，何丰林坐镇上海。

直系大军和浙江方面剑拔弩张，国际间立刻有了反应。英、美、法、日四国公使给北京严重警告，略云：“迭接江浙发生战事之讯，上海及附近地方，外人有巨大利益，如区内发生战事，利益受损，中国政府不能委卸责任。将来中国政府或该省长官如保护不周，对于损失应担负全责，且将于保护不周时，以适当手段自卫。”

北京政府怕引起外国­干­涉，乃于8月14日分电保定曹锟，洛阳吴佩孚，江苏齐燮元和浙江卢永祥，请其特别注意。

12年8月16日，江浙两省绅商在上海成立和平协会，谋联合各省作避免战争的呼吁，江浙两省的旅京同乡，亦向两省当局斡旋。苏绅张一南草拟了江浙和平公约五条，亲自分访南京和杭州，请两省当道共同宣言保障和平，终获两省当局签字盖章，8月20日上海各报刊出江浙和平公约全文，兹录如下：

（一）江浙两省人民，因时局漂摇，谣言四起，两省军民长官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共同宣言，仍不足以镇定人心，迭经两省绅商驰电呼吁，仿前清东南互保成案，请求两省军民长官双方订约签字，以尊重地方公意，脱离军事漩涡为目的。

（二）江浙两省军民长官，徇地方人民之公意，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三）在两省辖境毗连之处，如有军队换防之事，足以引起人民之惊疑者，两省军事长官须避免之，其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于各保其境各安其民之中，仍为­精­神上之互助。

（四）两省内各通商口岸，为中外人民生命财产所托。上海尤为亚东最大市场，应由两省军民长官饬由各交涉员将此约通告各领事，对于外侨力任保护。凡租界内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一律避免之。

（五）此项草约经江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后，由两省绅商宣布之。

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张载扬、何丰林。

和平公约虽签，可是备战行动仍积极，江苏方面增兵宜兴、昆山，浙江方面增兵嘉湖，安徽方面增兵广德。因此战争的­阴­影仍在扩大，东南危机依旧潜伏。江浙两省人民打算更加充实这个和约，加入“两省交界处驻兵不得过于接近，移防时须得会商同意”，以为保障。另一方面安徽和江西绅商人民也在策动加入江浙和平公约。

9月后，南下的国会议员在上海开会，而黎元洪亦南下抵达上海活动，于是江苏方面依据公约，责难淞沪当局，外间谣言遂益猖獗，盛传北方决定对浙江用兵，以制止浙江的反直行动。甚至且指出，军事行动将开始，由苏军取守势，皖军取攻势。

由于江浙和平公约的影响，皖浙两省，亦酝酿签订和平公约，浙江商会会长金百顺和安徽士绅余诚格是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经两省绅商半月余的奔走，在杭州和蚌埠两地向省当局恳切要求，于贿选后终告实现。

10月8日皖浙和平公约签订，其条文如下：

（一）皖浙两省因时局不靖，谣言纷起，两省军民长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仍不足以镇定人心。爰请两省军民长官俯从民意，仿照苏浙和平公约成案，签订公约，保持两省和平。

（二）皖浙两省辖境毗连之处，所属军队，各仍驻原防，保卫地方，免生误会。

（三）皖浙两省军民长官负责不令客军侵入，或驻扎两省区域，防止引起纠纷。

（四）此项公约经皖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商公证宣布，以昭郑重。

马联甲、陈调元、卢永祥、张载扬。

皖浙公约签订后，旅北京的赣人吴绮由京南下，从事家乡的和平运动，进行赣浙和平公约，邀约赣省与浙省有关系的人士吴钫、夏敬观一同进行，而在浙江方面，商会中亦有很多人加以赞助，12月6日赣浙和平公约亦告签订，全文如下：

（一）近因时局未定，浙赣壤地毗连，两省绅民均希望两省长官以保境安民为职志。虽地方各形安谧，但未有一种确实表示，仍恐不足慰安人心。自苏浙倡和平公约之举，浙皖踵行，群情允协。浙赣谊属辅车，事同一体，爰由两省绅民公同吁请两省军民长官俯顺民意，援照成案订立公约，永保和平。

（二）此项公约以各守疆土不相侵越为限。凡浙赣辖境毗连之外，原驻军队，仍各驻原防，保卫地方。

（三）此项公约缔结后，如遇有客军侵入两省区域以内，应由两省军民长官各自负责，设法防止。

（四）此项公约经浙赣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民公证宣布，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六日蔡成勋、卢永祥、张载扬。

浙江既已和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分别签订和平公约，还有福建的孙传芳未同意签署，福建和浙江的绅商虽然努力奔走，可是孙传芳却有他个人的看法。孙说：“订立和平公约简直就是疆吏联盟，目无中央，我不能这么做，除非经由中央批准，才能照办。”

孙的态度虽然令人失望，其实各省签了和平公约又有什么保障，签与不签还不是一样。

在和平公约签订期中，和平空气并不浓厚，很多小问题都使和平气氛改变。尤其是12年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后，浙江立即宣布与中央停止公文往还，以显示其不承认曹锟总统的立场，这是江浙公约签订后50余天的事，那时皖浙、赣浙公约还未成立。

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第二天去世，凶手李达生当场捕获，自称系为韩恢报仇，可是直系却指这是浙方所指使，因为徐国梁和浙方不睦。

徐国梁之死，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淞沪警察厅长的继任人选问题。何丰林委令警署总务科长陆荣钱接署，而南京齐燮元、韩国钧则要申振刚继任，宁沪之间电文交驰，互相争执，江苏方面所支持的申振刚终于不获到任。这当然是有历史渊源的，从袁世凯时代起，上海就划在浙江势力范围内，冯国璋在江苏督军时力争无效，李纯继任苏督也争不到，齐燮元自然更争不到，由此可见苏浙两省的积怨，上海是一个焦点。

12月上旬在上海集议的各省和平代表有邀卢永祥和齐燮元到上海会晤的酝酿，希望因为两人面对面谈判，解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可是由于淞沪警察厅长问题不能解决，遂使卢、齐会面不能成为事实。

卢、齐不能会面，战争­阴­影为之扩大，一时战争谣言又启。传说太湖附近苏浙军队陆续增防，同时由于闽军北移，浙边温处两州又告警，杭州方面要人和富商的家眷都纷纷迁到上海，一时人心惶惶。

这时，中外所瞩目的，是虎踞洛阳的吴佩孚，大家都知道吴佩孚对曹锟贿选总统是不赞成的，因此对当前的局势另有一套看法和做法，据说吴自曹锟就任总统后，对皖系态度为之改变，有尊段联卢以牵掣齐燮元的迹象，同时还电令孙传芳阻止攻浙。

所谓吴佩孚联卢事，是因为吴曾派张之杰、何雯之先后携吴的亲笔函到杭州与卢密谈。吴和卢早年曾在北洋军第三镇共事，当吴还是下级军官时，卢已是中级军官了，两人有这段渊源，所以搭线很容易。

齐燮元因为吴佩孚态度而大为不满，自曹锟就任大总统后，吴佩孚升任直、鲁、豫巡阅使，齐燮元也升任苏、皖、赣巡阅使，王承斌兼任直隶督军，彭寿莘帮办直隶军务，萧耀南升任两湖巡阅使。齐既然和吴地位相等，吴、齐之间的不快，也是直系的内忧，于是北京派吴毓麟南下疏通，促请吴、齐之间达成谅解。

吴佩孚的态度，对东南危急的局势有极大缓和作用。民国13年2月1日，在上海的各省和平代表，竟能向卢、齐分别疏通妥协，进行苏、浙、皖军撤防运动。浙军允将新增边防驻军先退数十里，苏皖亦表示赞同，北京并派劳之常为代表南下疏通。吴佩孚公开发表通电，有“东南完肤，不可不护。”之主张。

不幸，正当和平微露曙光之际，危局又告重启，这是从福建方面爆发的。福建局势因为徐树铮曾联合许崇智和王永泉逐走了李厚基，吴佩孚派孙传芳率军援闽，孙传芳是王占元的旧部，有兵数万，都­精­悍善战，军纪也极整饬，为吴佩孚所赏识。援闽之役颇见功勋，所以控制了福建。原来福建方面臧致平和杨化昭在闽南为周荫人所驱逐，臧、杨两军遂假道江西入浙江，接受卢永祥的收容。卢把这批部队改组为浙江边防军，纳入自己系统。

闽军入浙，投靠卢永祥，对于所谓和平公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苏、皖、赣、闽乃联结一致，对付浙江，积极从事战争准备，一时谣诼横兴，杯弓蛇影。江浙和平协商会发表公开电，向两省呼吁和平。

江苏方面对浙江的种种，几乎有不用兵不能解决之势，因此民国13年的春天到夏天，东南一带战云弥漫。

13年8月，齐燮元电召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到南京，15日陈、白先后抵宁，齐即在军署召集军事会议，据说这次会议关防严密，所有江苏方面重要军事领袖均参加，军署科处职员亦于上午8时到会，不许请假。

于是南京苏州之间盛传苏军将攻浙，原驻南京丁家桥及三牌楼的第四旅，奉令开往太湖驻防，南京城内则由鲁徐一带开到之新兵1500人日夜训练。

苏省既然决定用兵，齐燮元乃自任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苏州，将苏军全部编为八支队，以吴恒瓒统率先锋队，宫邦铎、卢原书、李殿臣、黄振魁、朱熙、杨春普、白宝山、马玉仁为各路支队司令。陈调元在南京作各路接应，吴鸿昌为徐属守备司令兼代徐海镇守使，齐宝善为扬属守备司令，王健飞代理江宁镇守使，王桂林为卫戌司令，维持省城治安，席荣为总执法处长，刘玉珂为总参谋长。总兵站司令部设于南京下关澄平码头，刘同春为总兵站司令。

二一○、江浙战争齐胜卢败

齐、卢之战于民国12年9月3日爆发。

3日晨10时许，两军前哨相遇于黄渡安亭间，各放排枪，正式接触。浙军为杨化昭部约一营，苏军为宫邦铎部约一营一连。双方部署情形如下：

（一）苏军方面，共分五路。第一、二、三路总司令为齐燮元。第四路司令为孙传芳。其攻守计划如下：

第一路——上海取攻势，由宫邦铎马玉仁等任之。其进取方略，又分三路：（一）中路由昆山安亭，直趋黄渡南翔，沿沪宁线而达沪。（二）左路由浏河太仓以拊吴淞之背 ，而以海军攻其腹。（三）右路由安亭分兵攻朱家角青浦，横趋松江，以断浙沪连络。

第二路——宜兴取守势，由陈调元等任之。亦分张渚、蜀山、乌溪三路防守，而以中路蜀山为尤重要。

第三路——广德取攻势，由皖省旅长王普等任之，拟由泗安直趋吴兴，北断长兴归路，南达杭州。

第四路——仙霞关取攻势，由闽省孙传芳军及赣军之一师任之，以拊浙省之背。

（二）浙军方面共分三路，总司令一职卢永祥氏自任之。

其攻守计划如下：

第一路——上海取守势，司令为何丰林，朱广声、臧致平、杨化昭等军属之。防线甚长，凡黄渡、南翔、刘河、青浦嘉定等处，均在范围之内。

第二路——长兴取攻势，司令为陈乐山，第四师第十师各有一大部分加入，拟用全力攻宜兴、常州，以断苏省铁路，直趋南京。其驻守湖州王宾之一旅，则命开赴泗安，以拒广德方面之皖军。

第三路——江山取守势，司令为潘国纲，浙江省军第一师及少数之第二师军队属之。

当时两方最初布防兵力如下：

（一）苏方：第一路上海（昆山青阳港一带）约一师三旅，第二路宜兴约二旅，第三路广德约一旅两营，第四路仙霞岭约一师三旅。

（二）浙方：第一路上海（南翔浏河吴淞龙华一带）约一师一旅，第二路长兴（连吴兴）约二师，第三路江山约一师二营。

卢永祥在开战之初，颇占胜利，9月中旬孙传芳占领衢州，卢永祥后方受到威胁，又怀疑自己内部军队不稳，就于18日率部离杭，坚守浙沪，10月初旬战况不利，12日乃通电下野，电云：

“全国父老公鉴：此次江浙用兵，齐为戎首，­干­犯众怒，曹实罪魁，义愤所激，遂动天下之兵，交绥以来，永祥迭经宣言，愿国人负共同改造责任，良以此事成败利钝，非个人得失所关，实人禽消长是判。本最大决心，期以公理战胜，所幸将士用命，舆论赞助[奇·书·网-整.理'提.供]，鏖战匝月，彼不得逞。现在敌方因我军正面防线不能越雷池一步，乃竭数省援兵，会攻松江一隅，彼众我寡，竟迫淞沪，现虽士气奋发如故，而子弹已罄，­肉­搏相持，徒令师徒牺牲，心实不安。爰毅然放弃淞沪，洁身下野。伏念讨贼戡乱，匹夫与有责任。救国未敢后人，功成不必自我。兹于本日解除兵柄，对国民引咎自劾，兵士均已付托有人，必能敬守秩序，以完天职。自惭棉薄，未竟全功，殊深内疚。倘有同志友军，国中义士继起奋斗，俾国贼迅膺惩创，大局早庆澄清，则永祥退作平民，与有光宠矣，临电悚惶，伏希亮察。卢永祥文。”

同日孙传芳亦发出通电，宣告占领龙华，电云：

“谨布者，顷据上海宪兵司令马葆珩派冯副官来称，敌被我军攻击，节节溃退，已不成军，卢何等见大势已去，于本日通电解除职务，乘船逃走，上海制造局暂由该司令维持等语。传芳一面指定地点收容溃兵，一面饬所部停止军事行动，传芳拟即日率带卫队进驻龙华，暂维治安，以俟齐巡阅使莅止，特此电布。孙传芳。”

卢永祥仓皇弃军出走，在形势上还不到此地步，当时战局虽不利，可是除了松江、青浦、嘉定被齐孙一方占领外，黄渡、南翔、浏河、吴淞尚在卢何一方，其部队尚完整者，包括第四师、第十师、第六混成旅及臧致平、杨化昭之军队，合计不下3万余人，大都军械齐备，子弹军实犹有余储。卢、何出走后，这些军队群龙无首，纷纷退至闸北南市一带和人民杂处。

上海租界方面耽心溃兵涌入租界，乃在交界处遍布鹿角，网以铁蒺藜，各国海军陆战队和万国义勇团亦出动巡逻，华界民居，十室九空。

齐、卢战争时，皖系巨头徐树铮正在上海，由于卢永祥等对小徐并不尊重，因此他只好做壁上观，迨卢永祥通电下野，卢部下尚有可战之兵3万负隅上海，安福系的人对卢、何出走深致不满，小徐前在福建时与臧致平、杨化昭旧部略有渊源，因授意这些军队拥徐树铮出而维持，以租界为城社，抗拒苏军，以待变化。

为了拥徐出山，浙军中级­干­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陈乐山、杨化昭均列席，小徐于是乘机而起。他下令将卅七团和卅九团及闽军臧、杨部下由北火车站开至麦根路潭子湾一带布防，共设三道防线：第一道距真茹约三里许，第二道距闸北约三里许，第三道在闸北。

可是由于徐树铮是住在公共租界的南洋路，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表示为了维持租界的治安，所以派了若­干­巡捕把小徐从10月15日起软禁在家中，和外界完全隔绝，并于20日将小徐递解离沪。

民国13年10月17日闽浙巡阅使孙传芳和苏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先后抵达上海，会同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的代表与浙沪联军磋商改编和遣散条件，战败一方由代理第十师师长朱声广出而接洽，先自行召开军官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卢永祥等已弃军出走，徐树铮又被扣留租界，群龙无首，再战无力，决致函齐燮元和孙传芳，要求改编败军，军队中不愿改编者，每兵给饷20元，军官按级加给。这封信交由齐燮元的驻沪代表转致。

齐燮元复函表示，愿受改编的在原防听候点名改编，不愿改编的，则给饷遣散，孙传芳亦赞同齐的决定。10月19日败军集中至龙华、吴淞、江湾等处待命。

孙传芳和齐燮元向败军发表训词云：

“国民战争无胜败荣辱可言，况此次作战官兵伤亡甚多，言念及此，不胜痛惜，想各官兵转战月余，备经困苦，各该家属定必悬念，本使等久历戎行，深知此情，有愿回家者，每兵给川资廿元，司务长卅元，排长四十元，连长五十元，其愿改编者，即可收编，无兵之官则以原薪暂行候差。本使等对于各军一视同仁，绝无歧视，幸勿观望，其各凛遵。孙传芳、齐燮元。”

孙传芳的参谋处发布结束战事的通告如下：

“各报馆均鉴：敬启者，孙巡阅使旅沪以来，积极办理善后诸事，并与齐巡阅使代表刘参谋长迭次会议，现已完全结束，各部队已于本月十九日午后起分头开拔，遄赴各地驻防，沪埠既无游骑无归之兵，则地方治安及商业市政一切自可逐渐恢复原状矣，知关廑注，特此奉闻。闽浙巡阅使署参谋处启，十月十九日。”

齐燮元亦发布结束战争的布告云：

“照得卢何构乱，浙沪被兵，讨逆兴师，事非得已，兵连祸结，徒苦我民。今兹顺逆分明，天人交应，大憝既去，弥念孑遗，本使于欣幸之余，益觉惄焉如捣，所有善后各事，业经特派专员前赴淞沪一带分别筹议，克日施行。本使日内即亲莅沪滨，躬修慰问，各该地方官吏绅耆，务当绥靖流亡，借副国家吊民伐罪之至意。为此布告，俾众周知，毋违此布。”

10月13日卢永祥和臧致平乘轮逃往日本。江浙战争时一月又十天而告结束。

卢永祥在北洋军阀中也算一个重要角­色­，他在浙沪一带也很有威望，现在只落得一名丧家之犬，逃至日本别馆过流亡生涯。

北京政府早于9月3日下令免去卢永祥的浙江军务督理，褫夺其官勋，明令齐燮元剿办；9月20日任命孙传芳兼督理浙江军务，齐燮元兼淞沪护军使。

二一一、西南局势纷扰

当南北局势变化时，湖南也显著地不安。赵恒惕在湖南虽然力求安定，可是外在的局势时刻影响湖南，赵对谭延闿虽很尊敬，可是谭的部下总是希望逐赵迎谭。

11年5月湖南省议会改选，亲赵派政党民心社和林支宇派政党湘社共占109席，亲谭派政党民康社仅占50余席，于是亲谭派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在郴州通电不承认这次选举，有召集旧省议会在郴州举行非常会议的传言，同时主张湘军收复岳州，谭派军人宋鹤庚、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犹和中立派军人鲁涤平一致表示赞成。

赵恒惕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请大家就这个问题表示意见，鲁涤平竭力主张进攻岳州，邹序彬发言反对，邹本是鲁的直属旅长，竟公然和鲁唱反调，鲁大感失去威信，乃忿而辞职，宋鹤更、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犹等为之抱不平。

赵提出一个折中的意见，因岳州在直军手中，如果贸然进攻，怕给直军借口，乘机进攻湖南 ，这时直奉战争还看不出谁胜谁败，更不该轻易树敌。所以提议约请川军同时出兵，以免湘军单独作战。赵为了让鲁涤平平气，所以把邹序彬调职。迨川军复电愿意和湘军采取一致行动时，直奉战争已经结束，直系已大胜，因此收复岳州问题就孕死腹中了。

湘军酝酿收复岳州，如果吴佩孚坚决拒绝，就有可能把湖南逼上梁山，一面倒向南方。所以吴向赵提出以湖南赞成统一为交还岳州的条件，不过直军退出岳州后湘军亦不得进驻，岳州由警察维持秩序。7月1日赵恒惕通电赞成统一，但仍主张采行联邦制，并声明湖南仍为自治省区。7月27日岳州直军撤往河南，吴一再电催湖南取消自治，赵决定提前省长的选举以避免北京政府的任命。

当北伐军未改道前，赵发现有人酝酿迎谭回湘夺取政权，因此他便函谭，请谭回湘主政，自己愿意下台。后来北伐军改道江西，谭也派人向赵解释误会，表示决不会回湘。

这时候，南北局势都有利于赵，北伐军回粤靖难失败后，滇军朱培德、赣军李明扬部均开入湘境，朱、李等均表示不过问湘事。赵且欢迎李烈钧到长沙养病。"奇"书"网-Q'i's'u'u'.'C'o'm"

11年9月10日，赵以多数票当选湖南省长。

四川方面在这一个期间也有很多变化。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属于熊克武派，第二军军长刘湘（后由第九师师长杨森升任）自成一派，第三军军长刘成勋是中立派。直奉战争时，湘军约同川军出师武汉，四川各军代表在重庆开会决定请刘湘带兵进攻湖北，熊克武带兵进攻陕西，而以杨森代理总司令，刘成勋代理省长。只因直奉战争结束得很快，所以川军出师计划没有实现，而川军内部这时却发生了内讧。

但懋辛的第一军，和刘成勋的第三军联合刘存厚的旧属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刘斌等组织“同盟军”对抗实力强大的第二军。

刘湘于11年5月24日通电辞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把军民政务交由王陵基和向楚成代拆代行。

7月初，第一军但懋辛部队和第二军杨森的部队在合州、忠州、垫江、万县一带发生接触，杨军兵多械­精­，但军不能抵挡，退守梁山，再退绥定，即向成都方面的刘成勋靠拢。7月10日一、三两军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共同推举刘成勋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分派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等往攻重庆、泸州各地。

二军遭遇一、三两军的联合对抗，亦积极部署，推举在酆都休养的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可是这时刘湘却以调人姿态劝告一、二两军停战息争。二军接连占领了垫江、大竹等县，并向一军军部的驻在地绥定进攻。

7月11日第三军将领及邓、田、赖、刘等联名通电痛斥杨森，并分兵两路援助一军，东路赖心辉（也是刘存厚旧部）为总指挥集中资州，北路邓锡侯为总指挥集中遂宁。由于二军主力在忠州、垫江、梁山、大竹一带与一军作战，因此邓、赖两军得以乘虚由资州、内江进攻沪州，一军也由绥定乘势反攻。16日杨森通电愿意停战议和，退回重庆，8月7日三军占领重庆，二军向川鄂边境退却。

一、三两军联合战胜了二军后，杨森所部败退到利川、建始一带。杨早就和吴佩孚有联系，川战发生时，吴曾令卢金山率北军第十八师开进夔州，吴新田率北军第七师由陕入川援杨，由于二军败得太快，第七师尚未开动，而驻防宜昌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这时孙尚未取得福建地盘）并不积极奉行吴佩孚的武力援川政策，所以在8月26日一军占领夔州后，川、鄂两省维持了一个短暂的休战时候。

刘成勋、但懋辛、邓锡侯等击败杨森后，便组织了一个省宪会议筹备会。

吴佩孚和杨森有密切的关系，他当然不满意杨森被排逐。当杨森兵败退入川鄂边境后，吴佩孚曾给以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名义，助杨收集残部，养­精­蓄锐，待机反攻。

四川内部，第一、第三两军联合刘存厚打败杨森后，接着又有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十师师长刘斌、第廿一师师长田颂尧、第廿二师师长唐廷牧、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屯植司令胡远耀组织八人同盟对抗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第七师属于第三军，陈国栋企图将第三军直属第四混成旅何金鳌部并入第七师，因此与何旅在大足发生了冲突。何旅败退到乐圣，刘成勋即将陈国栋免职而自兼第七师长。12年2月7日邓锡侯伪装调解第三军争端，带兵离开重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援助陈国栋，而是想联合同盟者扫除一、三两军势力，首先扫除川西刘成勋和川南赖心辉的势力，以达到取得四川总司令的地位。

在邓锡侯的策动下，第廿一师进驻安岳，第廿二师进驻犍为，第一混成旅向泸州前进，川北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被迫退往自流井、合江。邓锡侯还联合川北刘存厚和在川鄂边境的杨森为外援。第三师离开重庆后，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部于2月8日开到重庆。此时第一军主力在川北潼川一带，军长但懋辛已改称东防督办，也于2月13日移驻重庆。

四川的内讧，正符合了吴佩孚的愿望，为他夺取四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积极支持杨森回川，同时还布置了两路攻川的计划，一路派北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由陕南进兵川北，一路派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援川军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为援川军副司令，由鄂西进兵川东。2月15日杨森部由利川偷渡戴溪袭取万县，这支部队和集中在忠州的第一军发生了接触，19日刘存厚部占领绵州，21日卢金山部占领巫山。

吴佩孚对北京的政治不太有兴趣，可是他认为武力统一是重要的，如果各省的武力都削平，中央政权就不在话下了。他的武力统一野心，几乎超过了他的前辈袁世凯和段祺瑞，所以他虽然在北京政治圈中受到了打击，可是在洛阳却埋首他自认是重要的工作——征闽、攻粤、入川、收湘同时并举。

吴佩孚在中央政权上和曹锟是有极大距离的，但在武力统一方面则和曹的意见又是一致了。

川军第三师师长邓锡侯部西进后，和陈国栋部在永川会师，进攻隆昌，与第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蓝世钰部激战，刘成勋即下令罢免邓锡侯的第三师师长，并责成赖心辉等回师加以讨伐。邓、陈两部曾以破竹之势占领江津、永川、荣昌、隆昌、铜梁、大足、合川、璧山、内江、资州、简阳。成都大为震动，刘成勋被迫派员向邓讲和。2月22日赖心辉部回师攻克简阳，24日进兵解成都之围，邓、陈两部退往新都、广汉。于是形势又为之一变。27日省军继续向北进攻，邓、陈两部退往田颂尧、刘斌的防区德阳、绵阳一带。这两个同盟者开始也是伪装调解，阻止省军前进，随后即加入了战斗，公推邓锡侯为联军总指挥，与省军在川北展开了拉锯战，刘存厚、唐廷牧也都加入了联军。

3月下旬，联军反攻，占领绵阳、罗江、德阳。刘成勋愿意让出成都，4月4日联军另一同盟者刘文辉也是伪装中立，以成都卫戌司令名义先行带兵进省，5日联军占领成都。

川东方面，3月8日杨森部占领万县，与第一军相持于梁山、忠州一带。由于第一军发生内讧，引起重庆大火，声势大为削弱。3月下旬杨森部占领梁山、长寿，4月6日占领重庆，第一军向川西退却。

这次四川内战，开始的时候是以邓锡侯为首的八人同盟，利用第三军发生内部纠纷的机会，以调解为名进攻成都。战事发动后，川北方而刘存厚乘虚而入，川东方面杨森联合北军大举反攻，因此战争的规模愈大，而形势也愈为复杂。刘成勋下台后，刘存厚由广元到了绵阳，自称四川督军。杨森部一路尾追第一军先后占领合川、铜梁、永川、泸州。杨森的目的也是四川督军。

然而想做督军宝座的，不只刘成勋、刘存厚和杨森，邓锡侯又何尝不想，其他的军人也一样想。邓锡侯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大为失望，因此与退往遂宁、潼南、安岳、简阳的第一军相约，互不侵犯，自己立于坐观成败，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地位。

这时，第一军公推熊克武为靖国自治军总司令，向杨森提出条件，只要北军退出四川，四川内部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这个条件当然不是杨森所肯答应的。在这时期，唐继尧已在贵州得势，唐以大西南主义为旨志，对四川也不放松，所以唐和熊克武又联合起来，协助第一军抵抗杨森，并大举反攻成都。

12年5月14日，第一军攻占成都，20日继续占领绵阳，刘存厚与邓、田各军向广元退却。从此川军一、三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杨森，四川的内战便无法结束了。

川湘两省多事之秋，云南已进入稳定局面。唐继尧改任各军军长为镇守使，废除军师制，以团为单位直属总部，共有兵力20团。7月27日唐又取消靖国军总司令名义，以云南省长主持一省军民两政。贵州也随云南之后，袁祖铭取消了定黔军总指挥名义，改称贵州省长。

广西局势比较混乱。从贵州撤出的卢焘，在庆远和谷正伦会师后，自称黔桂讨贼联军总司令。广西境内的滇军共有两起，一起是由云南绕道责州进入广西庆远，长安的顾品珍残部；一起是由广东北江绕道湖南进入桂林的中央直辖滇军，由朱培德统率。除了黔军、滇军而外，桂军也有三起，一起是以林俊廷为首的“广西自治军”，其根据地在南宁，经常在桂北、柳州一带与滇、黔军发生拉锯战；一起是刘震寰所统率的中央直辖桂军，驻防梧州；一起是由江西绕道湖南，驱逐滇军，占领桂林的沈鸿英部。

在桂的滇军两支有意联合起来回师云南驱逐唐继尧，但是因为桂北混乱不停，而他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因此这个计划无法实现。

11年9月10日林俊廷迎接陆荣廷回到南宁。北京政府抓着这个机会任命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沈鸿英为了取得桂林镇守使，曾企图把桂军林俊廷部、陆荣廷部和沈部结合起来，同时外面获得唐继尧、袁祖铭的协助，将广西境内的滇黔军势力完全消灭，然后把广西完整地投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可是这个计划由于陆荣廷看不起沈鸿英，两人不能合作而落空。

广东方面，9月16日陈炯明复任粤军总司令。

当时西南六省，除贵州的袁祖铭、广西的林俊廷和吴佩孚早有勾结外，广东的陈炯明也和吴有密约。至于湖南的赵恒惕、云南的唐继尧、四川的刘湘（后来的刘成勋）对于北方恢复法统，黎元洪复职事都不反对。不过西南还是主张联省自治，制定省宪，如果北京政府同意，则西南各省才愿意服从。

四川内战时，唐继尧发动进侵贵州，在此以前，贵州督军刘显世为袁祖铭所逐，不让刘再握政权，因此他就到昆明去求助于老同学、老同事（护国时）唐继尧，而唐这时在云南地位也日趋稳定，他一向视川、滇、黔为一家，所谓大西南主义。他对于袁祖铭赶走了刘显世，极不同情，因此决心援刘复职，组织了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请刘显世担任副司令，派他的兄弟唐继虞以“东南巡宣使”名义，率领张汝骥、吴学显等部攻占黔境的盘县、普安、镇宁等县。

袁祖铭在贵阳听说唐继尧派了大军压境，显然是唐继尧用军队支持刘显世回到贵州，因此一面派兵堵防，一面用电报质问刘显世，为什么要无故勾引滇军侵犯贵州？刘回答说：滇军是假道贵州前往广西，“宣抚”在外的滇军，并没有侵犯贵州的打算，请不必在意。

刘的电报虽然避重就轻，可是事实仍是事实，黔军王天培、彭汉章等部都和滇军发生了战争，袁祖铭又电刘显世质问滇军为什么要侵犯贵州？这一次刘显世没有回答，而是由唐继虞回答，他说：

“我军假道赴桂，适值副帅刘公（指刘显世）由滇返里，一部黔军突出拒抗，副帅令本军就便协助，不得不敬听指挥。”

袁祖铭知道滇军的企图是假道灭虢，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可是他却不愿意和滇军正式冲突，以避免滇军大举入黔，因此乃虚伪地向刘显世提出条件，请刘负责交涉，只要滇军退出黔境，自己愿意推位相让。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刘显世不会相信，滇军更不会答应。3月12日滇军攻入贵阳，刘显世出任贵州省长，袁祖铭率军由湘西的凤凰退入鄂西的施南。

袁祖铭也像杨森一样，和吴佩孚拉上了关系，吴叫袁先到四川去与杨森汇合，待机回黔。

刘显世虽然重新掌握了贵州政权，可是唐继虞却以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名义驻兵贵阳，成为责州的实际统治者。

二一二、创办黄埔军校

由于北洋军阀为害国家，而南方军阀则割据自专，中华民国十多年来只有民国的年号，而没有民国的事实。孙中山痛感革命的失败在于没有建立革命的武力，因此决心建立革命军人的完整教育。13年1月24日孙以大元帅身份任命蒋中正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同时任命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选定距离广州市40里的黄埔岛为校址。

黄埔岛四面环水，地当要冲，周围约20余里，林木葱翠，山峦起伏，南连虎门，曾为广东陆军学校，但因年久失修，荒烟蔓草，败瓦颓垣。2月中旬着手修葺，焕然一新。3月1日举行第一期招生考试，考生逾1200人，4月28日放榜，录取了350名正取生和100余名备取生。

13年5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特令蒋中正为黄浦军校校长，5月5日黄埔第一期同学正式入学。9日开始上课。

6月16日上午8时举行开学典礼，孙偕夫人亲临主持，并作恳切之训话：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今天是本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

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行动都是反对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专制。诸君将来要维持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甚么是革命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从前的奋斗是什么情形呢？大多数是凭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枪和炸弹的，便以为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义总是用很少的这种武器去和清兵奋斗。……

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业，非常的事业不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陆海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们加入革命党，但是许多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党。他们那些反对革命的有知识军人，是什么心理呢？过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专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用一百人打一万个人，在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那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的革命，推翻满清是谁造成。成功的时候，固然有很多军事家赞助，但是穷流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由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当时一般有知识的军人，以为用极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案。因为不赞成这个道理，便不赞成革命，因为那些军人都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具有军事知识的人还是很少。……

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又听过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要立志做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做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甚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反三隅，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功告成。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人类。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灭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亡国灭种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造就革命军，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将来都是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着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对于共和的障碍，便是要同他们拼命，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本领，是靠甚么为主呢？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甚么人做标准呢？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的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甚么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这种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我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便是一个后死的革命党。从前每次革命的时候，我常常参加，总没有一次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没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还能够同诸君讲话，把不怕死的道理，口传到诸君。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明白了这种道理，便能够说死是我们所欢迎的。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有了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因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对敌，自然我们有胜无败。

这种以死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并不是凭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实。像从前日本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做陈天华，他发扬了革命的­精­神，还没有到革命的时机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英国又有一位留学生叫做杨笃生也是因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没有革命的时机，不能做革命的事业，看到中国太腐败，要以速死为享幸福，便在英国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像陈天华、杨笃生他们是甚么人呢？他们就是革命党，就是热心血­性­的真正革命党。他们都是由于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实在是可惜。但是由陈天华、杨笃生两个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证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视死如归。以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难得、很快乐的事。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自己主义上的敌人，受敌人枪炮子弹而死，当然更以为是死得其所了。从前真革命党，因为都有这种乐死的­性­质，所以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所以敢于屡次发难来革命，所以革命能够成功。这种先例，是古今中外兵书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这种成例。这种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们要学这种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气，有了非常的志气，便能够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如果人人都能以死为幸福，便能够以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假若我们现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平定中国。因为此刻反对革命的全国军队，总共不过一百万人。因为，此刻我们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暴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可以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求民。我一生革命便是负担这种责任。诸君既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任这种责任。”

蒋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民国纪元前25年诞生，少年时就读奉麓学堂，18岁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年被政府选派留学日本，留日期间倾心革命，加入同盟会，和同盟会的陆军学生组成大夫成城团，研究革命理论及军事学术，并发行《武学》杂志。辛亥革命爆发，他回国在杭州指挥同志进攻抚署，光复浙江省，同时襄助陈英士戡定江苏。洪宪帝制期间蒋中正在上海与陈英士组织讨袁军总司令部。民国6年孙中山在广东出任军政府大元帅，蒋中正被任为大元帅府参军，又转任许崇智的第二军参谋长。陈炯明叛变时蒋中正在上海，闻变遄程赴难，冒险登军舰陪侍孙中山。黄埔军校成立，孙遂以重任界予蒋中正。

黄埔军校成立后，第一件震动国际的事件是扣缴广东商团的私械和敉平商团的叛变。

原来广东商团团长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他利用英国人的背景和商团的基础，秘密组织中国法西斯蒂党，在香港与德商顺全隆洋行签约订购武器，用悬挂挪威商船旗号的哈佛轮运载军械。13年8月4日欺骗政府领得护照，将9000余支枪械运入省境内河。孙中山获得密报，一面令军政府取销其护照；同时派永丰、江固两舰扣押运械船。

8月10日孙中山令蒋中正：“着长洲要塞司令即饬江固军舰迅赴沙角附近，将载运军器已被扣留之船，监押来省听候处分。此令。”当天晚上蒋中正手令英文秘书张静愚偕同大本营副官邓彦华等乘江固轮赴沙角，向运械的挪轮交涉，并将其押到黄埔予以监视，孙中山即以大元帅令将轮上枪械全部提出扣存黄埔军校，发现军械数量与护照内所载不符。商团恼羞成怒，遂以罢市要挟。同时英总领事公然出面­干­涉，8月29日竟发出哀的美敦书，措辞荒谬。孙中山乃于9月1日发表庄严的对外宣言，并向英相麦克唐纳政府抗议。

商团又与驻粤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勾结，滇军以第三者身份调停，从中作祟。孙中山以患生肘腋，不得已委屈求全，勉强接受调停。10月初令民团督办李福林向商团往返晓喻，并命商团通电表明自卫心迹，始得发还枪支，商团允诺遵办。10月9日蒋中正奉令发还枪支，将长短枪5000支交由李福林点收转交商团，并以电报向驻节韶州的孙中山报告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