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商团在西壕起卸枪械，恰遇学生、农、工团体因国庆游行通过，商团护械的团兵禁止游行队伍通过，群众不服，团兵竟向群众开枪惨杀20余人，且对于伤者挖腹摘心，残忍万状。第二天商团联合会散发传单侮蔑政府，商团总部亦派团兵巡街，且迫令商店罢市，宣称陈炯明即将返穗，截断广韶交通。蒋中正乃驰函请孙中山自韶关班师回穗平乱，10月14日孙中山下令平乱，令云：

“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愿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自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此令：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航空局长陈友仁、甲车队队长卢振柳、工团军团长施卜、农民自卫军主任罗锜园、讲武学校监督周贯虹、滇军­干­部学校校长周自得、兵工厂厂长马超俊、警卫军司令黄铁城。”

15日蒋中正督率各军进攻商团，经两天一夜，商团副团长李颂韶出面愿缴械赎罪，商团叛变遂告敉平。

13年8月及12月，黄埔第二、第三期学生相继入校，共2289人，革命军领导的­干­部由此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一三、张作霖率军六路入关

齐卢之战爆发前，卢永祥曾派其子卢小嘉，偕奉天驻沪代表杨敏恂去奉天活动，希望张作霖能率兵入关，报战败之仇而与卢有所呼应。这很迎合奉张的私心，所以张作霖遂于13年9月4日响应浙卢反直的军事行动，7日邀宴各国驻奉天的领事，宣布由于直军在山海关增兵进迫，故决兴兵入关，请各国领事通知各国侨民离开秦皇岛。

同时张作霖发表了六军人事命令为：

总司令张作霖

第一军总司令姜登选

副司令韩麟春

第二军总司令李景林

副司令张宗昌

第三军总司令张学良

副司令郭松龄

第四军总司令张作相

副司令丁超

第五军总司令吴俊升

副司令阙朝玺

第六军总司令许兰州

副司令吴光新

奉军总司令部设于锦县，分三路布防，以第三军一师一旅兵力守山海关；第一军兵力两旅驻绥中；第二军兵力一师一旅向朝阳进展；第五第六两军则利用其骑兵队分攻开鲁、赤峰；第四军集中锦县为总预备队。向朝阳进攻的一路是主攻，围攻热河，其余二路采取守势。

奉军兵力，除了派定作战任务的上述各军外，还有未调动的四混成旅及吉、黑方面军队，更有蒙古骑兵亦决定赴奉助阵。

海军方面，张作霖虽经数年筹备，且在葫芦岛有所经营，不过其军舰多为江防舰，另一部分则是征用商船加设炮位武装的，不能适用于正式作战，因此在海上的力量，似较直方为劣。张作霖本有一个计划，拟用这些不能作正式海战的军舰偷运陆军赴山东登州，以扰直军后路，可是这个计划过于冒险，加以吴佩孚洞烛机先，委派郑士琦为直鲁海疆防御总司令，迟云鹏为总指挥，担任沿海防务，以打击奉军登陆登州的计划。

奉方的空军一向在张作霖积极发展下，受中外人士所称道，张作霖致曹锟信中，有“以飞机候起居”句为自豪。而在奉军入关时旅居京津的外侨均紧张万分，要求外交团向奉军交涉，阻止奉方飞机轰炸京津，后来日本的驻华武官表示意见，认为奉方飞机不能在长距离中飞到京津轰炸，这一来人心才勉强安定下来。奉方空军编为三大队，以葫芦岛为空军根据地，向山海关、喜峰☐活动，对于侦察军情、破坏直军铁路交通、扰乱直军军心和后方人心都极收效。这是中国内战中首次的空中活动。

张作霖自从第一次直奉之战失败后，鉴于老兵老将的不中用，所以起用少壮派训练新兵，期以复仇为旨志，如姜登选、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郭松龄都算是奉军中的新人，而张宗昌和李景林则是奉军中的客籍将领。

张宗昌投靠奉系，一直不受重视，若不是这次用兵，张宗昌是不可能崛起的。

原来张宗昌自攻湘失败后，孑然一身，曾西走洛阳，吴佩孚闭门不纳，只好出关到奉天，求张老帅栽培。张作霖对这位本家很冷淡，只聘为巡（阅使）署高等顾问。张宗昌的目的是带兵，可是奉系排外思想很浓，对这位山东大汉，又是败军之将，自不会轻易给他兵权。

第一次直奉之战，当战事将发未发之际，吴对奉军下了一着冷棋，几乎竟收全功。他暗派­干­员持兰谱到黑龙江与黑督吴俊升约为兄弟，叫他按兵不动，同时委派高士傧为吉林讨逆军总司令，卢永贵为副司令，打算一举颠覆奉系巢|­茓­。高士傧是孟恩远之婿，孟督吉林时代的吉林暂编第一师师长，后来孟被张作霖赶走，高自然连带去职；卢永贵是高的旧部，张作霖曾收编卢为中东路山林剿匪司令，驻防中俄边境绥芬河一带。高奉吴的密令，在哈尔滨登陆，单骑驰入卢营，卢见了老上司，当然服从一切，高、卢联合起来，在民国11年5月26日由中东路终点绥芬河直向哈尔滨杀来，沿途各站奉军护路队望风迎降，纷纷易帜为“讨贼军”番号，张作霖为之震动。高、卢率部由火车一直开到宁古塔附近海林站，忽感兵力不敷，下令停止前进。原来高不善用兵，行军500余里，经过十余小站，采取步步为营方略，每到一站就分出若­干­人驻守，站越过得多，前方部队越剩得少，到海林站时，仅剩万把人左右。卢的基本部队原本才有2000人，发难时收编两巨匪各5000人以上，又陆续收编护路队二三千人，合共15000人。他们到海林站时，探知宁古塔有奉军一团驻防，距海林站仅60余里，深恐被拦腰杀过来截断他们归路。其实吴派他们的任务是别动队­性­质，是一支奇兵，并不是正规军任务，自不需要步步为营，只要扰乱和突袭，攻其不备，胜则入|­茓­取子，如果能一鼓攻入哈尔滨，则不难造成四方响应的局势。不料高、卢到了海林站停了两个星期，不进不退，瞻顾迟疑，这一来却给狗­肉­将军张宗昌开辟了一条富贵功名的大路。他这时在奉军中位列闲曹，而张作霖尚在关内打得头昏眼花，不料祸起萧墙，自家地盘内异军突起，为之手足无措，于是张老帅想起了这个专打烂仗的本家——张宗昌。

张作霖电派张宗昌赴哈尔滨招收队伍抵御高、卢，张宗昌在哈尔滨是旧游之地，人头很熟，不过当地防军长官张焕相不以正眼相觑，张宗昌左拉右抓，只弄到500多条枪。他就带了这“五百名刀斧手”，要了一列火车，把车门和车窗紧紧关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虚实，一口气向北冲。张焕相暗暗好笑，心中说：“这个冒失鬼，真是胡搞，就拿这么一支部队上前线，大概活得不耐烦了。”张焕相以为自己很聪明，把张宗昌当作炮灰，自己隔岸观火。怎料张宗昌碰到的敌人是个大傻瓜，既不知兵，又无胆量，他看见哈尔滨开出了军车，竟抱着牺牲别人的战略，命令临时招来的民兵1000多人上前迎战，却把山林警卫队保护自己的司令部，那些民兵都是有身家­性­命的人，遇上张宗昌所率领的亡命之徒，怎能对垒，才一接战，张宗昌这边就扔手榴弹，吹号冲锋，民兵不战而溃，牵动了山林警卫队和招安不久的匪军，莫名其妙地就垮了。高仕傧先向绥芬河退却，继而再退东宁县，最后高、卢二人化装逃走，在路上被高的另一旧部俘获，电报张老帅献功，张复电“就地正法”。吴佩孚这支奇兵遂因用人不当而烟消云散。

张宗昌自此遂被张作霖刮目相看，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他的部队已扩充到1万人，可是奉张始终不想重用他，仅予以绥宁镇守使的虚衔，不给他饷械。

张宗昌在这一地区混过很久，而且会讲几句俄国话，这时白俄的谢米诺夫残部退到绥芬河，张宗昌和他一咭哩咕噜，公然收编了这支白俄军，实力平添了五六千白俄人马。他没有军饷，于是滥发军用票，白纸上盖着镇守使官印，填上五元、十元。他是个十足的亡命徒，打滥仗能手，根本不知道发行了多少军用票，也不知道自己乱糟糟的军队有多少，完全是老粗白手成家的一套本事。可是他占了一个便宜，在关外的山东人很多，他是山东人，山东老乡大家互相关照。他对同乡也好，山东老乡对他也好，他在东北却是占了不少东北人的便宜。

奉张始终瞧不起这支破滥部队，他重视新人才，想把所有杂牌军次第解散。先调张宗昌移防奉东辉南县一带，令他与李景林隔一道蛤蜢河演习秋­操­，自己亲临观阵。奉张本意是让李景林部战胜了张宗昌部，然后以张部不能作战为由解除其武装。不料演习时张部乱糟糟地渡了河，李部节节后退，奉张愕然，为之刮目，乃派李和张为奉军一、二两军军长，布防山海关。奉张以张宗昌充前线，后来却成全了张宗昌，因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战败，由于吴佩孚部下都是山东人，吴败后，老乡不打老乡的心理，使吴部都投入张宗昌旗下，因此造成了张宗昌的“直鲁新系”。

二一四、吴佩孚四照堂点将

13年9月15日，奉军向朝阳方面进迫，9月下旬山海关方面有空战，前线发生接触。

北京方面获悉奉军入关，军情紧急，即电召直系巨头吴佩孚赶速率部入京。

吴佩孚自11年7月由北京遄返洛阳后，即专意练兵，独树一格，不愿和曹锟左右同流合污。他在洛阳修建继光楼以款接天下士，并在楼上亲题一联：

得志当为天下雨；

论交须有古人风。

其时天下名士奔走于洛阳道上，张謇、章炳麟、康有为都是门下客。12年4月22日（­阴­历三月初七）吴佩孚五十寿辰，各方显要到洛阳庆贺的，达七八百人，康有为手撰著名的寿联是：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这时是吴一身鼎盛之际，当曹锟贿选前，曹之嬖幸李彦青副官长曾来洛阳，向吴游说。吴平素最鄙视李，见李时即斥责说：“老帅需要你照料，你来此何为？赶快回去，已替你安排好了车辆，快回去吧。”

曹锟就任总统后，吴和曹的左右感情日恶，决心在洛阳埋首练兵，先后设幼军兵团、学兵团、讲武堂军官讲习所、铁甲车队，并扩大巩县兵工厂，经常调训所部官兵。

这时，吴的直属军队共为五师一混成旅，自兼第三师师长驻洛阳，第八师师长王汝勤驻宜昌，第廿师师长阎治堂驻潼关，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驻信阳，第二十四师师长杨清臣驻开封，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驻顺德，第二十六师师长田维勤驻河南。此外还有若­干­独立团合计兵力10余万人，飞机30余架，尚有由温树德指挥的渤海舰队，辖两艘巡洋舰海圻、海琛，两艘驱逐舰肇和、豫章，三艘炮舰永翔、同安、楚豫，总吨数1．3万余吨。

吴佩孚待部属以严著称，吴五旬寿诞时，曾禁止部属入洛阳，并在各报刊有“谢入洛宾客启”。吴的部下很怕这位秀才大帅，所以对祝寿又想来，又不敢来。河南督军张福来地近咫尺，又和吴有金兰之好，自觉万无不来之理，当吴见到张，立即厉声说：“你来­干­吗？”张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为大帅祝寿。”吴说：“怎么？你没有见到我的电报？有功夫拜寿，何不去约束一下你的兄弟，你的兄弟比赵前督的兄弟好不了多少。”这时在吴座上还有河南各界代表，张福来不觉愧汗如雨。吴又提出逐四凶、除八怪。这所谓的四凶八怪，都是张手下的红人，包括张的兄弟及督署参谋长、秘书长、军需处长等。

张福来受了这一场呵责，丢人可丢大了，回到开封后，一肚子怨气都出在那些人身上，把他们一律革职，并电报呈称：

“以后用人行政，事事禀命而行。”

河南督军本是“河南王”，可是自从吴佩孚驻节洛阳后，河南王变成了矮屋下的小媳­妇­，赵倜任督军时畏吴如虎，冯玉祥任督军时也深感榻侧有虎为患，张福来是吴的直属部下，吴对张更不客气，亲而不尊，常对人说：“子衡（张福来字）为人老实，我不能不好好监督他。”

吴素以关羽自况，在当时自然受到中外注视，想不到这位“关夫子”竟惹起外国小姐眷恋。有一位德国小姐露娜从北京到洛阳，抱着崇拜英雄心理，由她的亲戚德国外交官写了一封信，不远千里而来见吴。吴正襟危坐接见了她，这位露娜小姐返北京后竟寄来一封求婚的信，一开头就很­干­脆地说：“吴将军：我爱你，你也爱吗？”这封信让翻译的人员大伤脑筋，不敢译给大帅，乃请示郭秘书长（其时郭还未死），郭笑着说：“翻译总要的，你们无权扣留大帅的情书。”译员只好硬着头皮呈了上去，见吴并未发怒，且面带笑容，才放下了心。不过吴并没有回信，露娜小姐不死心，一连来了好几封信，回德国后仍还不断来信。纠缠了两年之久。

吴的正室李夫人，在湘军援鄂时去世，吴一直没有续娶之念，如夫人张佩兰亦未扶正。自从闹出德国小姐求婚的风潮后，张夫人便吵着要扶正，为了这桩事，吴还到山东蓬莱把吴家李家的族长请来洛阳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些老头子都不赞成，搞得很不愉快。最后张夫人终于扶正。

13年1月28日，北京内阁总理孙宝琦移樽就教，亲来洛阳访吴，吴执弟子礼甚恭。

当吴极盛时代，在直系内部树敌也是很多的，不只是曹锟左右，就是直系大将也和吴貌合神离。曹锟贿选前后，反直的国内派系曾组织三角同盟，前面已提到就是孙、段、张。而在直系内部亦有小三角联盟反吴佩孚，观察家如此说：“直系以外有三角联盟，直系以内亦有小三角联盟，小三角联盟是以同盟罢工为逼曹去吴之手段。”

吴志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为了军事行动，必须先求战时指挥之统一，乃制定以师为单位，凡巡阅使、督军之兼任师长者应解除师长一职。民国初年军阀们不管官做到多大，绝对不放弃兵权，当时师是最大的军队编制，大军阀们总是身兼师长。吴佩孚、齐燮元都是师长而兼巡阅使，其他多是师长而兼督军。军阀们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拼命往上爬，一方面又死守住师长位子不让，大家都知道，没有兵的话，巡阅使也好，督军也好，都是空的，爬得愈高，会跌得愈重。

吴佩孚想统一军权，就想削藩。他自己首先倡导，呈请辞去第三师师长兼职；曹锟却不答应，曹说：“第三师是北洋正统，非老弟莫属。”吴对曹仍极恭顺，曹这么说，吴也就不再坚辞；却将直隶督军王承斌所兼的第二十三师、河南督军张福来之第二十四师、湖北督军萧耀南之第二十五师师长一律开去。还想开去齐燮元的第六师师长，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师长、郑士琦的第五师师长，这就招来了直系诸将的极大反对，郑士琦表示宁愿降阶，辞去山东督军而不放弃第五师师长。

13年5月，王承斌因师长被夺（吴派王维城继任），而请辞直督，当时与王呼应的，有冯玉祥和齐燮元，这就是直系内部的小三角联盟，他们的箭头是指向吴佩孚。

王承斌去见曹锟时，当面提出辞职，曹问王为了什么？王不好明讲是因为师长被夺，只说情绪不好，曹很坦率地说：

“要不­干­，在家一齐不­干­。”

冯玉祥反吴，是因为河南督军被撤职，当时吴要查办冯，冯托了张绍曾和张廷锷二人向曹锟去求情，曹打电报给吴说要调冯到北京当面查询；吴碍于曹的面子，才让冯去北京，冯到了北京，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吴只好同意，冯因此得以继续保持他的军权和军队。

齐燮元一方面是因为吴要他让出师长职务，另一方面吴对于江浙的争端，并不热烈支持齐，所以参加反吴联盟。

第二次奉直战争，在未开战前，直系已是四分五裂了。

13年9月15日张作霖率奉军入关后，在北京的曹锟便连打十万火急、百万火急、限即刻到的电报召吴佩孚入京。在洛阳的吴佩孚深知直系诸将离心离德，旧将不可用，而新兵又未练成，自己派到关外的“第五纵队”羽毛尚未丰满，后勤没有准备，面临的战争，完全没有把握，内心颇感痛苦。可是曹锟的电报，加上大敌当前，他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乃于9月17日乘专车入京。

北京以隆重的礼节欢迎吴，从车站到总统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等都排队欢迎，这是黎走曹继以来，吴到北京的第一次，也是他生平最威武显赫的一次。

曹锟充满喜悦，像吞了一颗定心丸，堆着笑脸迎接吴，吴向他行礼，他连声说：“子玉，辛苦你了；我老了，一切请你作主。”

直系诸将对吴都表示极端的恭顺，吴本来顾虑内部不团结的疑云为之一扫而空，他相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大道理。

曹锟于吴入京的当天，下令讨伐张作霖，特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以四照堂为总司令部。

9月17日讨逆军吴总司令在四照常就职，并亲笔点将，吴和总部政务处长白坚武各据长案一端，代理国务总理颜惠庆（国务总理原为顾维钧代理，奉军入关的第二天顾请辞职，曹乃派颜代理）走来时，白坚武竟大模大样地端坐着，只把头略点一下，意气之盛，简直不把堂堂国务总理放在眼下。

吴佩孚是测量学校出身，微时在吉林从军有年，洞晓东北的山川形势及每一军略要地，他的点将，就是完完全全的作战计划：

第一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彭寿莘（第十五师师长）

第一路副司令冯玉荣

军副司令兼第二路司令王维城（第二十三师师长）

第二路副司令葛树屏

军副司令兼第三路司令董政国（第九师师长）

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第十三师师长）

军副司令米振标

前敌总指挥刘富有

副总指挥龚汉治

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第十一师师长）

第一路司令张之江

第二路司令李鸣钟

第一军兵力有三师，在山海关方面与奉军第三军张学良对抗，人数约4万，是主力；第二军兵力一师两旅，以热河为根据，向朝阳方面抵拒奉军第二军李景林部之进攻；第三军兵力一师三旅，由古北口出承德、赤峰，对付吴俊升、许兰州之军事行动，人数不下二万五千，为直军劲旅。

后援军总司令为张福来，曹锳、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鹗、阎治堂、张治功、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分任十路援军司令，曹士杰、林起鹏、田维勤、马灿林、吴长植、张金标分任二、四、五、八、九、十路援军副司令。另派定各省后方筹备总司令：河南李济臣、李炳之，山东熊炳琦，京兆刘梦庚等。总兵力不下二十万。

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副司令温树德，总指挥迟云鹏。海军系以杜锡珪之长江舰队和温树德之渤海舰队合组而成，当时上海独立舰队因归降杜锡珪而势力消失，故直军乃倾其全力向辽东湾活动，以大沽口为根据地，秦皇岛为战区，葫芦岛为前线。并拟利用海军征集商船，运输陆战队及他路援军驻安东、营口，由南满铁路进扼沈阳之背。

至于空军方面，编成四队。第一队驻北戴河，第二队驻滦县，第三队驻朝阳，第四队驻航空处。合计储存于南苑、洛阳、保定、清河及停止京戴、京津航空线所得之飞机共有70余架。航空司令为敖景文。

吴佩孚这次点将，从下午2时直到晚上12时，最后写到总司令吴佩孚几个大字，总统府全部电灯突然熄灭，这本是例行的每晚12时正换电，可是不巧在吴点将的最后时刻，点到他自己名字，眼前一片漆黑，令人联想到这是不祥之兆。

二一五、第二次直奉之战

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细说冯的倒戈，不能不回溯第一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不少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他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他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令宝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被杀的消息，极为震动，对冯大感不满，因此撤了冯的河南督军职务。冯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想办法，两张当时对冯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缓颊，但知道吴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着冯玉祥晋京。冯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不错了。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所以有人说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

曹锟就任总统后，冯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农历年后还没有过元宵节，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冯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由此可见冯的态度是相当桀骜。

四照堂点将后，冯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听了大为震怒，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40辆。冯玉祥则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斥候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事实上，冯玉祥已暗中和奉张有了秘密联系，奉军因为已暗中搭上冯玉祥，因此军事上并不如何积极。自9月4日响应浙卢通电“率兵入关”后，至9月15日始向朝阳方面进迫，守朝阳这一方面的直军是王怀庆部，还有毅军的米振标部为辅。奉军攻入朝阳后亦未疾进。

至于直军方面，第一路出山海关的，为直军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张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待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军全部调往前线。

朝阳失陷后，吴佩孚把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刘富有和副总指挥龚汉治撤换，派陶经武为前敌总指挥，张林为副总指挥，刘富有的独立旅长亦撤除，改以崔维藩继任。

奉军始终采攻势，不断派飞机向山海关投弹，直军则奉令采守势。吴佩孚的锦囊妙计是暗调渤海舰队集中秦皇岛，用海军进攻葫芦岛，另以奇兵绕海道由营口登陆直捣沈阳。所以他安坐北京城内，在四照堂从容不迫，饮酒赋诗。

然而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也会做啊！”

逼使吴佩孚上前线，当然不是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吴卖力。于是吴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所部不战而退。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当吴佩孚上前线时，也正是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可是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3年10月12日上午4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山海关，停靠于长城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登长城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有时则乘坐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之旗舰游弋海上，指挥海军炮击葫芦岛。只是因为海军不够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袭之效。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令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恢复狭隘的九门口，张福来军经过激烈战争，使榆关的战况渐趋有利。

奉军在秦皇岛上空展开空袭，奉军飞机四架、七架的编队，不断盘旋轰炸，但损害并不严重。奉军之所以向秦皇岛空袭，因为秦皇岛是直方的海军集中地，当时在秦皇岛海面停泊了不少舰队，计有直军的渤海舰队六艘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此外还有外国军舰20余艘，舷舵相望，桅樯林立。岸上则大军云集，往来紧张。

吴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冯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3年10月23日的傍晚冯玉祥率军退出阵线，回师北京，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

24日晨，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好整以暇地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

冈野增次郎接到这些电报，立即往见吴的红人、总部政务处长白坚武，把电报给白看。当时情报非常混乱，谣言满天飞，所以白坚武见到这几份电报，颇为怀疑。他认为冯玉祥叛变是可能的，但是叛变的阵容如此大，而且这些人各有各的背景和打算，似乎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因此判断这些情报靠不住。白坚武的政治警觉­性­实在不够高，冈野见白坚持己见，所以也不和白争辩。

吴佩孚从战线上回到秦皇岛总部，冈野乃把这些电报呈请吴核阅，同时注明某电是日本公使馆所发，某电是北京日本守备队所发，某电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公报，因此可靠­性­非常确实。

当时，北洋军阀多有日籍顾问，即以直奉二系而论，张作霖有日本顾问，吴佩孚也有日本顾问，直奉军虽然作战，顾问与顾问间有联系，顾问与日本公使馆和军方有联系，而日本公使馆又与各地的使馆有联系，这一来，日本人对中国各地以及大军阀动态均了若指掌。他们押注不在一方，敌对双方均有连络。其实张作霖也好，吴佩孚也好，民族观念均极强，不完全受日人挟持，可是日本人为了他的既得利益，必需和中国实力派有所勾结。

当吴佩孚看到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据说，他当时对冈野和他的幕僚说：

“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这次出兵前老冯曾向我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我告诉他：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他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我这番话也是腑肺之言，可能冯因未达目的，遂暗通敌人。其实他向我索军费，我已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他才勉强奉命，率兵开赴古北口。很多人向我建议，免除冯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总统居中替冯说情，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到古北口前线，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我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近数日我在总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右转则思及处置张作霖之法，左转则念及冯玉祥之可能背叛，现在不幸而料中，想到当日拨冯战费十五万元，实在太划不来了。”

吴感喟地把冈野的三通电报扔在公案上，他当时还很镇静，要求大家对这个事变保守秘密，以免前线军心摇动。

这时吴的处境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先一天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曾发通告，不许直军总退却时使用秦皇岛码头，这个通告也在同时到达吴的手中，这是吴军退却唯一可用的码头，日本人则落井下石。

同一时间，奉军张宗昌的前锋是日人永骑兵少佐所率黑龙江骑兵大队已南下滦河流域，切断了直军后路。吴军腹背受敌，走海路又不能使用唯一的码头，情势真是危急万分。

25日晨，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赴九门口前线督战，过了中午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

当天下午6时，先运兵3000南下，总司令部列车则于下午8时离秦皇岛。前线军事全部分为三大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吴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南返。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时，列车到达天津。

直军在前线防御工事做得还不坏，有掩盖钢板为大炮不能攻毁之坚固战壕五道，可以坚守，至少可以挡住奉军一个时间。可是奉方把握机会发动心理战，派遣大批飞机在直军阵地空投传单，传单上是北京政变的消息，包括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的通电，要求停战和惩办战首。另一部分则是奉军劝降的消息，强调直军归路已断，主帅已逃，唯有投降才有生路。

直军战壕中遍处都是奉方的传单，直军半信半疑，军心为之摇动。

吴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张宗昌，这时成为战场上的“骄儿”，他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作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他率领这支游杂军共16000人突破直军防线，26日吴佩孚率军回师后，张宗昌即击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第二十两师，攻入冷口，27日张军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追董政国于滦州。10月27日张宗昌、胡景翼部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而攻唐山。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败退。

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从长城低处冲入，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南下，直军便在奉军四面炮火包围中。

10月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直军一部乘轮回塘沽，二万余军被缴械。关外直军纷纷逃离战线，麇集车站，这时火车已不能开动，散兵逃向秦皇岛，秦皇岛已失陷，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

10月31日，自山海关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连接，大队长驱入关，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而芦台，向塘沽疾进，和在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军相呼应，直军几乎全部陷于奉军和冯、胡两军的大包围中。

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酝酿到接战到结束，前后两个月，直军败得太惨，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彻底垮台，当然致命的因素是由于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倒戈回师，吴军在前线不及回师，腹背受敌。可是直军也有许多不及奉军的地方，据参观山海关战线的外国军官的综合意见，认为：

（一）奉张作战纯采新式，吴佩孚则仍用旧式战法。

（二）后勤方面，奉军早有准备，粮草无缺，装备齐全；直军则临时采购，军费又极费周章。

（三）奉军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的瞄准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军战壕。

（四）奉军所用飞机翱翔空中，均为新式，机枪和大炮均系新从俄、德两国购买，直军的武器则多系中国汉阳兵工厂所制。

（五）当直军败退时，吴佩孚所招募之少年军，竟在阵后掘小战壕，用炮轰击退却之直军，故直军伤亡极大。（六）奉军人人耐寒，棉衣被囊一应齐全，直军装备欠缺，且不能忍冻。

这些当然是从军事观点分析，不过吴佩孚本身也有招败之处：第一，吴虽然对政治有兴趣，但他并不懂政治，对外一味树敌，促成奉、皖、冯与西南的大联合。其实以他当时声望、名誉和力量，他可以和各方携手，同时也可以分化其他势力，为什么要驱迫这些力量集合在一块。在直系内部，他虽然代表正直的一面，可是太盛气凌人，促成高级­干­部离心离德。他常自比关羽，在缺乏政治手腕这方面他倒确是很像关羽。第二，这次对奉用兵，在战略上他也有错误。吴的特长是闪电战，后防空虚，胜则追奔逐北，败则退无所据。当曹打限时即刻到的电报命吴回师靖难时，吴因为前方战火正紧，胜败决于俄顷，不忍功亏一篑。他认为冯虽然倒戈，其他的人不致和冯一致，还想让孙岳等部先去挡一仗，同时急电鲁督郑士琦派兵应战，那知郑早与皖系通款，山东方面只有混成旅长潘鸿钧自动赴援，潘是吴的同乡，所以义不容辞，可是这点力量毫无帮助，结果全都被冯部包围缴械。

当时有倒吴不倒曹的口号，吴也微有所闻，他想曹锟是个老好先生，大概别人不会向曹下毒手。所以当曹一日数电，声嘶力竭地召唤他时，他还以为曹可以下令制止冯军异动。但当他证实冯与胡景翼、孙岳、王承斌等已联为一气，才仓皇回军，火车一夜疾驰七百里，赶返天津。留下前方军事交给有勇无谋的张福来。然而，这一切既太迟，又无壮士断腕的决心。

直军崩溃的时候，京津方面许多军政元老均纷纷奔走和平，希望地方不至于糜烂。如前国务总理张绍曾就是一个，他于冯玉祥有恩，又是吴佩孚的亲家，他出面可以两全，可是他的奔走毫无结果。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和直隶道尹吴履观主张外交调停，于10月31日往访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转请日本政府向奉天交涉停战。吉田认为：

“目前战局甚紧，冯、胡军队南下在即，未知吴佩孚将军对此危机有无防御之策，这是本人所最关心的。至于调停两方战事，时间因素有问题，因为用电报连络，先要打电报到北京，由公使馆转东京，东京同意了再回电，往来费时不下三、四日，缓不济急，恐无补大局。我昨天曾和安福系领袖王揖唐商量，王主张吴佩孚能拥戴段祺瑞出山，以实力支持，解救目前局势。”

王士珍、吴履观对吉田的意见认为可以考虑，遂约第二天中午在天津日本租界敷岛亭再见，吉田表示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进行调处停战，并约定11月2日下午5时拜访吴佩孚于天津站列车中之吴氏总部。吉、吴两人问答如下：

吉田说：“今日时局之重大迫切，有间不容发之势。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之援助。中国之事应由中国人自理，不可使外国势力参入。余基于此信念，今朝偕王揖唐亲访段氏，以段与君合作为今日收拾时局最稳当有利之方法说之。余想段氏与吴将军本有师生之谊，吴将军为国家前途计，应一扫从来隔阂之感情，投入段氏之怀抱，以发见彼此之妥协点，请将军慎思之。”

吴答：“贵总领事之言，真出拯救中国时艰之至情，余深为感激。惟各国之历史与国民­性­各异，故关于国家观念亦彼此不同。欧美各国之建设，大抵不逾二百年之岁月，其能达千年之久者殊鲜。独我中国有四千余年历史之旧邦，且有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是也。八德张则国宪立而国运盛，苟坏其一，则无收拾人心之准绳，犹如贵国以万世一系之天子为中心而团结国民者然。斯道不亡而国存，斯道丧则国亡，此不易之理也。余若从贵总领事之言，为一时之权宜计，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之谓何？且臣节由此而坏，何得任国家之重寄乎？世人往往见中国共和政体之成立而以为君臣之义已灭，然以余所见，则有异于是。如保此八德，犹可正彝伦而不误，用长幼之序以代君臣之义，有何不可？再进一步而言，若段氏今起而当收拾时局之任，在不知中国情形之外人，或不予责难，殊不知正污蔑段氏十年之苦节也。彼之为人也，品­性­高洁，思想正大，出入儒佛之学，又能体悟八德。若一朝受冯之推戴，投入政界之漩涡中，非所以忠于国家也。盖中国之兴微，系于大道之消长，我面临国家兴亡命运之边缘，独欲绍述斯道而无反顾。至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而不望瓦全也。”

二一六、吴佩孚浮海南下

吴佩孚在天津车站这几天，直军情况更陷悲惨境地，至11月2日止，胡景翼部的先头部队已进入杨村，直军不战而退，滦州方面直军在撤退中溃散，唐山一带更是悲惨，日本方面消息，张宗昌一心一意想活捉吴佩孚，取其头颅。吴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获得吉田茂的通知，日本政府愿协助援救吴的­性­命，所以吉田茂主张吴立即迁至日本租界，可是吴佩孚在这一点上非常坚持，决不在兵败后托庇租界。

11月2日杨村不守，冯军由北仓逼近天津，吴在列车上假寐片刻，吴的左右不由分说，把火车开回老站，吴醒后大怒，连声说：“谁要我上租界，我便要谁脑袋。”

吴同时向冈野增次郎说：“战败逃入租界苟全­性­命，是我所最不齿的，也是一个国家大员最丢国家颜面的行为，我决不做这种我生平最反对的事。设若不幸，我宁玉碎于此，也不愿托庇租界以谋瓦全。日本政府对我的好意和足下奔走的热忱，我是永矢不忘的。”

吴的左右见吴这么坚决，只好面面相对，偷偷耳语，大家都了解局势万分严重，不上租界就是死路一条 ，可是吴佩孚却处之泰然，大家不由疑窦丛生：“孔明先生兵败时还有一套空城计，咱们大帅是打的什么主意呢？”

吴好像看透了左右的心事，他慷慨悲壮地说：“我留在天津，看焕章（冯玉祥）把我怎样。”

冯玉祥会怎样？答案很简单，他既然敢倒戈，什么事情做不出呢！吴要留在天津就得做俘虏，不做俘虏只有自杀。吴的幕僚个个急得如热锅蚂蚁，又不忍心丢下吴自寻生路。

在吴身边，有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字六阶），他鼓着勇气对吴说：“我替大帅已经准备了一条军舰，不如我们把车开到塘沽，弃车登船。”

这是死里逃生的唯一之路。原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早与奉系勾结，把舰队带走，刘永谦则和华甲运输舰舰长为知己交，他在局势恶化时就安排了这条船，以待最后关头载吴脱险。他确知冯军和胡军都已距天津十里，千钧一发，所以硬着头皮劝吴“乘桴浮海”。

吴这时真是英雄落泊，穷途末路，不禁流下了眼泪，黯然说：“我今天是败军之将，虽属运穷命蹇，自念尚不是可死之时，只有收拾残兵，浮海南下，先至青岛体察形势，再定行止。”

13年11月2日晚，吴佩孚接受刘永谦的意见，决定由塘沽登舟，他命令在身边的参谋长张佐民，作各种撤走准备。

晚上10时许，接到胡景翼先锋已迫近天津的消息，事迫燃眉，因此火车头遂升火待发。这时候，停留天津总站的总司令部列车有头等车厢30余辆，和两周前讨逆军总部出发北京正阳门赴山海关时一样，可是吴总部已大半数溃散逃亡，仅少数忠义之士和若­干­卫兵随吴共患难。当晚11时左右，吴下令开车，火车驶出天津总站，向塘沽行进，3日晨5时，车抵塘沽，幸好塘沽尚无敌军踪迹，不过直军败兵却有不少麇集在塘沽车站和码头上。

华甲舰有5000余吨，原是德国军舰，因为太大，不能靠岸，所以要乘小轮转赴华甲。吴等一行到大沽港已是上午9时，登上华甲舰，在舰上已有败兵无数，聚集大厅中，吴和左右只好转入船尾餐厅。

吴在舰上立即召集文武幕僚20余人，商议今后步骤。兵败之余，穷无所归，与会人士面面相觑，真不知从何说起。座中有吴所器重的张其锽，执笔草拟了五条意见：

一、取消武力统一中国之政策。

二、改变御下态度，宽容政客要人，苟有主张之士，虽政敌亦应敬重之，尤不可加以斥骂。

三、放弃洛阳根据地，另行选择据点。

四、亲贤远佞，起用新人才。

五、筹款300万元为经费。

吴表示除第三条外，均可接受。这五点意见，做为吴的一个幕僚来说，是很突出而大胆的，但也是必需的。在吴幕僚中，吴对张其锽最刮目相看，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中年自号“无竟居士”，幼年家贫苦读，光绪三十年中进士，由县长转任湖南巡防队统领，民元谭延闿都督湖南，张与谭友善，所部改为南武军，张任统帅，后任湖南军事厅长。民国11年春，黎元洪总统任张为广西省长，加陆军上将衔。张和吴订交在吴首次南征时，张守永捍，以手书致吴陈利害，吴为之折服，遂结为异姓兄弟。吴对部下从不假辞­色­，独对张最亲敬，尊称省长而不名。

张博通经史，尤­精­于奇门遁甲，当时传说张能呼风唤雨，知过去未来，这当然过于夸大，可是张是一位传奇人物则是事实。他和吴佩孚相得益彰，水|­乳­相融。

13年11月6日下午7时，吴佩孚率领败军乘华甲舰驶离大沽口，他在大沽口华甲舰上留了三天，想听听有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同时收拾残兵。

在这个时候当然不会有好消息，吴听到的都是一连串极坏的消息，才下决心浮海而南。可是时移势易，世态炎凉，这时山东的郑士琦已宣布中立，拆毁沧州、马厂间轨道以阻溃兵，同时严令山东沿海口岸，拒吴登陆。吴舰过青岛时，温树德只派人送了食物，却不欢迎靠岸。11月12日吴舰由吴淞入长江，14日过南京，齐燮元曾登舰与吴一晤。南通名士张謇则派专人送上一封慰问信：

“子玉将军麾下：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主义而战，战不足为将军罪。将军之败，败于内­奸­与外谋，败不足为将军辱。下走平日雅重将军，今以将军之败，愈增敬爱。时难方殷，愿将军为国珍重，少饮酒勿任气，将军幸甚。国家幸甚。”

信末还附一诗云：“壮语招时忌，斯人实可嗟，一舟成敌国，四海欲无家。治易刘中垒，能军李左车，盈谦有消息，尺蠖即龙蛇。”吴读了此函及诗，流下了英雄泪，低沉地说：

“季老真是穷途知己。”

吴佩孚一行于13年11月17日抵达汉口，这时齐燮元等已宣布对北京独立，所以吴佩孚一抵汉口就发表筱电组织护宪军政府。湖北督军萧耀南是吴所提拔的，他以为萧当然完全听他的指挥，因此他想联合长江各省对抗北方。

护宪军政府所揭橥者为：“……合法之国会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宪法完全失效……亟应联合建设护宪军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机关……自冯军入京之日始，北京……之令，一概无效，所有征讨大计，惟护宪军政府是属”至于所拟定之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十条，大要为：

一、护宪军政府因……合法之国会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宪法完全失效，联合同志各省组织之。

二、护宪军政府设于武昌。

三、护宪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执行对内对外一切政务。

四、护宪军政府根据法律元首为海陆军大元帅之义，于大元帅之下设置元帅，凡各省区之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都统海陆军总司令皆为元帅。

五、元帅采合议制设元帅会议行之，元帅会议设正副主席各一人，由各元帅互选之。

六、元帅不能出席会议时，得派代表一人代行其职权。

七、护宪军政府于元帅会议之下，设内务、外交、军政、财政、交通五部，每部设部长次长各一人，其组织及职务另定之。

八、护宪军政府至宪法效力回复护宪目的完全达到之日，应即撤销。

九、本大纲有未尽事宜，由元帅会议随时改之。

十、本大纲自宣布之日施行。

列名“筱电”的是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刘镇华、吴佩孚、杜锡圭、马联甲、蔡成勋、周荫人、萨镇冰、张福来、李济臣、刘存厚、刘湘、杨森、邓锡侯、袁祖铭、黄敏成、金汉鼎、林虎、洪兆麟等21人，包括苏、浙、鄂、陕、皖、赣、闽、豫、川、粤十省和海军。可是代表粤军的林虎和洪兆麟立即由上海的粤军代表通电否认。齐燮元虽是领衔的，亦对护宪军政府不表同意。11月19日江苏省长韩国钧竟通电反对护宪。至于孙传芳、蔡成勋、萧耀南、刘镇华则在复韩国钧的电报中表示组织护宪政府通电，事先并没有完全同意，此后当另图补救。而湖北的萧耀南也有暗示，不欢迎吴佩孚留在武汉。13年11月19日吴佩孚黯然离开了武汉，乘京汉火车经郑州径返洛阳。

洛阳是吴佩孚的根据地，吴既然回到洛阳，反吴的人认为这是纵虎入山，非常不安。吴在河南，召集他的旧部，积极布防，并在郑州设立护宪军前敌总司令部，11月23日河南绅民张钫等在郑州组织弭兵会，反对河南变成战场。这时候胡景翼南下的部队已在京汉线和吴军开火。

段祺瑞入京就任临时执政后，11月24日吴致电段，表示赞成其应付时局的方针，劝段不要受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愚弄。段祺瑞也有意在吴患难时拉一把，用来对付张、冯，可是又怕吴真的借尸还魂后不听差遣。所以阳示对吴拉拢，电称可以阻止胡景翼军前进，却暗中电令西北方面的阎锡山、刘镇华、陆洪涛、吴新田全力围攻吴佩孚。

12月1日吴佩孚、胡景翼的代表正在开封召开和平会议，停战议和。突然陕军第二师长张治公、第三十五师长憨玉琨联合山西军队发动偷袭洛阳，向吴提出哀的美敦书，限其即日离境。吴素高傲，对憨部的变动本不重视，下令备战。不料吴的命令竟不能下达，部下亦不接受命令，这时憨的第二次哀的美敦书又来了，吴乃仓促离开洛阳，先到郑州，怎知在郑州还未落脚，又接确报，胡景翼部自北方开来，吴只好匆匆南下信阳，寄寓信阳的道尹衙门。2日晨吴偕数十人乘火车离开信阳。这时又收到萧耀南的通电，拒绝吴率部入鄂，并劝吴下野。吴只好在新店下车。吴部寇英杰守彰德，为了表示对胡景翼让步，曾后撤50里。

4日吴电段祺瑞，表示拟入­鸡­公山养病，不问世事。萧耀南电吴，愿意送路费，请吴出洋，吴阅电大怒，立予拒绝。

憨玉琨率军东追，豫督张福来被迫离豫，把河南督理印信交给省议会。李济臣退守许州，寇英杰奉萧耀南令退保武胜关，阻溃军入鄂，郑州情势混乱，第二十四师毁黄河铁桥阻胡景翼南下。

吴军南撤，憨玉琨率军尾追，12月5日憨军占开封、郑州，胡景翼部渡河南下，被憨军拒阻。6日，吴佩孚上­鸡­公山。

­鸡­公山是很著名的，它位于河南湖北两省接壤之地，蜿蜒数十里，峰峦相接，形状奇特。山的顶端有如报晓的雄­鸡­，故名­鸡­公山。豫鄂人争传­鸡­公山可呼风唤雨，实则­鸡­公山屹立中原，介于南北之间，登山可穷千里之目。山上夏天很凉快，冬天很暖和，可以避暑，外国传教士在山上盖了教堂，而有些人则修筑别墅。有钱的人多来自武汉，山上还有一条小街，也有医院、学校、运动场、邮政局、警察局等等。

12月的天气，山上一片冬景，霜满山径，雪盖远峰。吴登山后借寓河南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的别墅。

吴佩孚上­鸡­公山后，­鸡­公山又变成全国注目的一个地方，而他不只是生了病，同时头发也白了。形势影响于人之大，于此可见。在吴佩孚来说，他过于自傲，对左右不假词­色­，崖岸自高，不同流俗，这些都可以说是他的长处，但也是他的短处。无论如何，在当时北洋军人中，吴不愧是个奇男子，曹锟贿选他不赞成，曹家在北京胡作非为，他也不同意，然而直系悲剧的苦果，却是要他一个人吞下。

吴当时气不能平的，是他如果在战场上战败，还想得过，可是他这次失败，是因为冯玉祥倒戈，同时曹家兄弟不争气也是基本原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后还可以退到关外，闭关自守，发愤图强；这次直系失败，几乎和皖系一样，一败就不可收拾。而直系的大将都自顾自己，宁愿让人各个击破。吴佩孚在这样情况下怎不痛心疾首呢。

段祺瑞对吴佩孚也有深恶痛绝之感。因为段前此垮台，几乎完全垮在吴的手中，吴从驻防衡阳时代，以一个小小的师长，竟向段挑战，从此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力量一天比一天大，最后发动直皖战争，一举击溃皖系，段只好在天津息隐。

如果不是这次直系垮台，段怎么能重上北京的政坛。

然而政治上没有绝对的恩怨，政治形势可以把昨天的敌人变为今天的友人。段这次是在奉系和新起的国民军两大势力支持下出山，自己无拳无勇，也就无足轻重，处于两大势力之间，段的临时执政日子并不安逸，段总想建立自己的力量，可是皖系军队已烟消云散，安福系又是臭名扬溢，既无可用之将，又无可用之兵。

有人向段建议重用吴佩孚，在吴穷无所归时，拉吴一把，使吴为段所用，只有吴还可以对付张作霖，尤其对冯玉祥有抵消作用。段也为之动心，不过对吴不敢相信。在吴佩孚来说，他自况关羽，义不帝曹，所以他可能演出过五关斩六将挂印封金，千里送嫂的故事，以标榜自己。在这种情形下，段、吴合作的可能­性­就太小了。

12月19日下午7时，湖北军第一师长寇英杰上­鸡­公山谒见吴，吴本打算以寇英杰率军警备­鸡­公山四周，并以信阳为中立区，缓和胡景翼军南下，让自己能在­鸡­公山喘息。

然而胡景翼认为河南已是自己的辖区，怎肯在卧榻之旁容一只老虎，他于12月11日在郑州正式就豫督之职，逐走了憨玉琨，占领了信阳，把吴佩孚的残部4万多人缴械，同时通知吴佩孚请他离开­鸡­公山。

12月28日吴佩孚带病下­鸡­公山，向湖北进发，可是湖北人也拒吴入境，破坏了路轨，阻吴的火车，吴被迫在广水下车。

吴佩孚入洛阳，上­鸡­公山下­鸡­公山，走遍了半个中国，茫茫大地竟无容身之所，昔日他被人歌颂，被人拥护，如今则被人驱逐，被人挡驾。

在患难中才看得到知己。当他穷无所归时，湖南赵恒惕伸出了友谊之手，敦请他前往湖南。而四川的杨森也派人来迎迓他。

吴佩孚和赵恒惕，因对敌而惺惺相惜，由此订交。吴咤叱风云时代，赵在湖南和吴并不步调一致，吴一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赵在湖南则主张联省自治，赵的联省自治是吴所反对的，然而吴、赵的交情却毫不受影响。现在赵邀请吴假道湖北前往湖南。

湖北的萧耀南是吴所提拔的，现在萧却有礼貌地拒吴，甚至吴想假道湖北去湖南都很困难。当吴在广水因铁轨遭破坏，被阻前进时，川督杨森的军务代表刘泗英来谒，自告奋勇愿意先到武汉去游说萧“缓段全吴”，吴欣然同意。刘泗英到了武昌，径赴督署，萧对来客表示自己不会做冯玉祥第二，不过为了保全武汉，请吴不要留在湖北。同时决定三个要点：一、请吴不要驻岳州，改驻黄州。二、吴的卫队以两营为限。三、所乘兵舰决川号和浚蜀号的武装解除，仅供作为交通工具和自卫。

14年1月1日，吴佩孚率领卫队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宣言不入租界，留住火车中。这时候湖北公团向萧提出请愿，要萧劝吴离开湖北。2日萧耀南撤回驻防岳州的湖北第二十五师部队，以岳州还湖南，赵恒惕即派邹序彬为岳阳镇守使，率部前往接防。4日晨吴佩孚至湛家矶，改乘决川、浚蜀两舰，东下黄冈，泊赤壁下，不登岸。川、湘、黔各省代表均在船上，大家合拍了一张照片，密订川湘联防条约。5日，抵黄州，即在黄州住了下来。立春日吴偕僚属游灵泉寺、陶侃读书处及其他名胜，均有吟叶，好整以暇。现在抄吴当时的几首诗——

（初至黄州，走笔云史）为谋统一十余秋，叹息时人不转头；赢得扁舟堪泛宅，飘然击楫下黄州。

（赤壁春望书示云史）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且自由。

（黄州早春登城）两字功名百战哀，江山无改此登台；举杯独酌看周易，樊口江鱼下酒来。

黄州距离武汉只有120里，当时变成了冠盖云集之地。段祺瑞也奈何吴不得。萧耀南看到吴的潜力不可侮，段的势力不觉畏，对吴的态度也和缓多了。然而吴已饱尝世态炎凉的滋味，湖北各团体对吴的称呼就变了三次，开始是“大帅”，后来是“玉帅”，最后则直呼子玉。更且发起“拒吴保鄂”。

萧耀南有他的苦衷。第一怕胡景翼军以捕吴为借口而开入湖北。第二段祺瑞派了代表坐守督署，天天逼着萧要把吴押解入京。同时萧也怕吴的部属在湖北活动，所以曾贴出一张皇皇的布告：“吴上将军表示下野，倘有假上将军名义号召党徒者，惟有执法以绳。”他也发出通电：“倘有野心家侵犯鄂境，定即率我师旅，相与周旋。”这是对付胡景翼的。

吴到黄州后，萧也有微电通告各方：“吴前使来鄂，奉执政电喻，勿任或往他处，以靖人心等因。吴使鉴于各界环请之诚，即于江日乘轮离汉，不问世事。我执政保全将才及吴前使遵守和平之旨，俱可昭示于天下，垂美无穷。耀南奉命周旋，公谊私交幸获俱尽。”这篇文章真算“好手笔”。

吴佩孚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眼中，是一个仇人，可是形势变了，冯玉祥的崛起和倒戈，让段和张同具戒心，他们都有用吴制冯的动机。所以张作霖曾对报界谈话说：“过去悬赏缉吴，纯为军事行动，现在军事行动终了，对待敌人的行动当然也中止，对吴如何处置，作霖概不过问。”

段很想把吴请回北京，如用他不让他离得太远；如不用他，在北京更可放心。王揖唐讨了这个差使，王觉得段的手下能和吴打交道的，除了自己没有别人，过去王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时，吴反对最烈，可是现在王已荣任了皖督，自己觉得身份不同了。

14年2月25日，王揖唐到了黄州为段做说客，劝吴自动入京，有话当面谈，前罪一笔勾消。吴待王以贵宾，从黄鹤楼谈到赤壁，天一句地一句，始终不正面谈政治问题，一连几天，越谈离题越远，王揖唐看看无可再谈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王揖唐之行没有结果，段祺瑞认为既然软来不行，就只好硬来了。密令海军司令许建廷率领长江舰队八艘前往黄州，希望能一举擒吴，同时对萧耀南也有兴师问罪之意。段派在湖北监视萧的，是曾任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张的现职是萧的参谋长，他和吴有过一段不愉快，脱离了直系而投奔皖系。

湖南的赵恒惕继续向吴劝驾，正当吴有离黄州之意时，赵来了一个电报，情意殷切，内称“湘为旧游之地，盍兴乎来，愿扫榻以待。”

吴在穷无所归时，得到赵的电报，深为感动，喟然叹曰：

“炎午真够朋友。”

吴和湖南之间，是敌是友，论主张是敌人，因为湖南是独立省份，直系称霸时代，湖南是不听命令的；可是吴和赵之间，从吴在衡阳驻军起，两人订交，深相契结。最妙的，是湘人坚拒北军驻境，现在自动把吴从湖北接来，假使当年吴在湖南逼湘人太甚，今天就不会有这个结果了。

吴决定赴岳阳，在吴心中，岳阳是他的发祥地。第一次入湘时，他脱颖而出，成为北洋军中一颗彗星。第二次入湘时，他扶摇直上，成北洋军中一枝独秀。第三次入湘时，则逼赵军签定城下之盟，他那时兵力本可完全占领湖南，可是因为他敬重赵恒惕，所以只签盟退军。现在是他第四次入湘了，他却穷途无依，托庇于湘。

段派海军偷袭吴的计划，前海军司令杜锡珪获知急电吴，这是14年3月1日午夜。吴接报立即采取紧急行动，率领随从人员登上决川、浚蜀两舰，大风雨中启碇向湖南出发。吴的坐舰启程两小时后，许建廷所率的八艘军舰才掩至，已被吴兔脱了。段获知吴已离黄，急令萧耀南加以堵截，吴当然想象到一切可能，所以过武汉的时候，两舰灯光一齐熄灭，潜过武汉，萧亦假装不知，让他鼓轮西行，抵黄金口，第十五师长陈嘉谟密置大炮于两岸，掩护吴的座舰，同时宣言如海军军舰再上驶，岸上的大炮就采取攻击，许建廷的八舰到了黄金口遂不敢前进。

吴佩孚于14年3月4日安抵岳州，岳阳镇守使邹序彬代表赵恒惕欢迎吴，吴自己留居舰上，眷属住岳绅葛豪家，卫队分驻天后宫一带。

赵恒惕发表阳电迎吴：“国内互争，皆缘政见偶异，并无恩怨可言。子玉果已解除兵柄，不妨随地优游，何必迫之侨寓租界？既非国家爱护将才之至意，尤乖政党尊重人格之美德。”

赵恒惕迎吴佩孚到湖南，真是一种雪中送炭，患难知交的表现。赵本想请吴到他家乡衡山去小住，然而吴却在岳州，因为他不是真的放弃一切，他虽然愿意寄人篱下，却不能真的与世隔绝。

吴在岳阳不肯登岸，赵请他弃舟而陆，他亦不愿。吴自浮海南下后，他的亡命生涯是在海上、山地、湖上、舟上、车上。处处有惊无险，而他不仅不愿托庇租界，连陆地都有点懒于一住。

吴在黄州时，虽各方代表往来如织，但黄州是萧耀南的辖境，萧在名义上又是段的属吏，在段、萧的监视下，吴不能畅所欲为。现在到了岳州，岳州是赵恒惕的辖地，湖南又是独立省份，不受北京政府的命令，吴受赵的欢迎而来，他除了对招待他的地主还有顾忌外，对北京政府可以完全不理了。

14年3月30日（农历三月七日）是吴佩孚52岁的诞辰，这与他50岁在洛阳时代如日中天的气象完全两样，可是仍然有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态势。各方均派代表来祝寿，张作霖也派了代表。

赵恒惕送吴的寿联是

平生忧乐关天下；

此日神仙醉岳阳。

这对联如其人如其事，吴不觉捻须而笑了，亡命途中得到这样知己，也可安慰。

7月23日（农历六月初三）是吴的夫人张氏四十整寿，吴的朋友和部下也在岳阳大事庆祝，并且举行堂会，演唱平剧祝贺，平剧上演前请吴点戏，吴拿起笔写《过昭关》一剧。

吴的部属用湘绣给吴送了一块匾，上写“东山再起”。

果然，吴很快就东山再起了。

二一七、曹锟变成阶下囚

13年10月23日冯玉祥和胡景翼、孙岳等控制北京后，即发出停战主和的通电，电云：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自民九以还，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乃者东南衅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法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城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爰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将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民军，誓将为国民效用，如有弄兵好战，殃吾民而祸吾国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临电翘企，伫候教言！”

冯、胡等既然控制了北京，即派兵分守九门，布告安民。

曹锟这位可怜的总统，花了无数的力，挨了无数的骂，才做了一年的总统，就遇上兵变。当23日他接到冯军回撤的消息 ，真是热锅上的蚂蚁。冯回京后仍驻在北苑，也不去见曹锟，曹锟只好派国务总理颜惠庆移樽就教，到北苑见冯，征求他对时局意见。冯提出三项要求：

（一）颁停战令。（二）惩办主战人物及附和者。（三）召集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共决时局。

颜惠庆把冯的三点意见回报曹，曹没了主意，乃分府召集阁员会商。其实总统也好，阁员也好，都是釜中之鱼，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会议结束后曹遂颁布停战令：

“比岁国家多难，兵祸相寻。本大总统受任之初，即以振导祥和为职志。耿耿此心，久经宣示有众。此次用兵东北，实出万不得已 ，而蕲望和平之志，未尝一日或渝。军兴经月，战衅未消。轸念痌瘝，至深恻怛！自下令之日起，两方军事着即停止进行，各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其有抗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以期促进和平，与民休息！”

同时发表两道命令：

一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特派吴佩孚为督办青海垦务。

二为：讨逆军总副司令均撤销。山海关一带军队责成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以资结束。

曹锟于10月25日就被困在总统府，阁员星散。31日曹接受冯玉祥的要求，以黄郛为国务总理。冯当时还有只除吴佩孚一人的想法，所以兵变后仍犹豫于拥曹否？可是黄郛认为曹因贿选，恶名尤甚于吴，既已兵变，就应该连曹锟一起驱逐。

11月3日曹锟遂被迫通电辞职。

在曹辞职之前，北京情势已面目全非。早在10月25日这天，冯的部队约二三十人哗噪冲入总统府，要见军需总监曹锐，这时因为兵变关系，曹的亲近都避入延庆楼，曹锐听说冯军要找他，就要出去，可是曹锟不许，他说：“这是总统官邸，他们怎可在此胡闹。”因此曹自己走出延庆楼，冯军见到曹锟，不由得有点肃然，曹说：“这是总统府，你们为何在此吵闹？如有事可请冯检阅使来。”冯军见总统这么说，就没了主意，领头的班长只好对总统敬礼，整军而退。可是走了不到二小时，又回来了，这次则不大客气，嚷着说：“总司令请四先生到总部去。”总司令是指冯玉祥，冯这时已组成中华民国军，自任总司令；四先生是曹锐，他是曹锟的兄弟，排行第四。国民军总部设北苑。

曹锟还要喝阻，可是曹锐却毅然表示愿意去一趟。他从身上掏出100多元银票，扔在桌上，愤然说：“我去，他们想从我身上挤出钱来，休想，一块钱也没有。”说着就打开衣柜穿马褂，一边穿一边就在衣柜中偷偷地吞了许多鸦片烟膏，曹锟和其他人都没有注意。曹锐一边向哥哥告辞，一边忍住眼泪，出门上了汽车。待车子开到冯的总部门口，卫兵把车门打开，曹锐已入昏迷状态，从车上滚了下来，抬入冯总部，冯叫军医急救，已经起死无术了。

冯玉祥兵变后的第二天，颜惠庆内阁提出总辞职（13年10月24日）。冯玉祥乃在北苑总部邀约有关人士共商维持政局步骤，决议组织临时内阁，仍请颜惠庆担任，颜不肯就，内阁中只有海军总长李鼎新、教育总长黄郛尚在。黄郛是冯兵变的幕后策划人，北京大事既然要由冯作主，冯自然支持黄，10月31日冯以曹锟名义下令准颜惠庆辞职，同时任命黄郛组织摄政内阁兼代国务总理。11月2日曹锟被逼通电，并咨旧国会参众两院宣告退职，将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代理国务总理黄郛遂于11月5日宣告摄政总统职位。

黄郛字膺白，浙江杭县人，1880年（光绪六年）1月28日出生于绍兴百官镇，在浙江武备学堂攻读军事，成绩优异获选派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组织25人的“丈夫团”，1910年（宣统二年）回国，入北京军咨府服务。武昌起义后南下，上海光复任陈其美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二次革命失败，黄去美洲，考察欧美各国新情势，护国讨袁之役返国参加浙江护国军。民国10年再度赴美考察战后经济，11年返国。12年1月出任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4月辞职，9月出任教育总长。

黄和北京政局发生的关系，以及这次助冯政变的经过，其夫人沈亦云女士回忆录中叙述甚详，特抄录如下：

“这时直系领袖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而指挥全局者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驻洛阳。曹虽系不读书武人，然­性­忠厚，人言其为第三师师长时，某次战败，众已尽退，曹独倚墙从容，一部下促之始走。吴与张敬舆都主张在庐山召集国是会议，谋南北之统一。张寄膺白信言：‘庐山国是会议之提议，虽尚未见诸实行，已有披靡一世之概，中国统一之期，当在不远，深望大驾早回，共图中华之新建设。（十一、一、廿六、寄美国）。历来两系相争，未得手的一方常不惜迁就过去或未来的政敌，北方相争时联南方，南方亦然。王内阁、旧国会、黎氏复职，虽亦多少由此形势而来，然谓当时无人有心为善，亦未可言。无奈武人之气势，国会之卖弄，不择手段，每况愈下。少数之善，在野时几希之善，均入狂澜与共倒。

曹锟急要做总统，亦不择手段，以吴佩孚得其信用之专，而无可奈何，不能劝阻，终成贿选。最可惜者，吴并非主张贿选之人，却逼成拥护贿选之势，以声罪讨伐而穷兵为戏。他被人称为吴秀才，私生活甚严肃，自拟关岳，对曹锟始终不二。声言不入租界，确未见他住租界。膺白最后一次到北平，岁时存问，他绝不以国民军之故，略提往事稍露形­色­，与其他失意人物之悻悻然者不同。生活亦不裕，不失为胸中自有其道德标准而守之不失者。膺白认识他，亦由张敬舆而起，吴张结儿女姻，吴派迟程九（云鹏、实系真媒）来请膺白为大宾，先送兰谱。

膺白许愿在北方竟辛亥之功，然时时以国家为前提不以革命为究竟。现在，社会不以他为异己，当局看他作书生，他可以加紧努力了。北洋军阀虽已分裂，然地盘广大，根蒂深久，对国家为祸不为福，去之却亦无法，皖系曾与日本结深缘，误国家众所周知，奉系则入关而争，不惜放任后顾之敌，退而自守，又厌恶其索偿与掣肘，忽视外敌，与我们根本难容。首都革命之愿，于是寄在直系，直系虽颟顸，而无国际背景。膺白与冯焕章先生共事时，除基督教，尚不闻其有国际有接触。

膺白到过洛阳一次，吴子玉先生邀与同饭，同往郊外试炮，听其言论，甚为失望。他说：‘科学吾国古已有之，格物一章而今亡矣，就是到西洋去了，老子出关西去，格致之学被他带走。’试炮时，自称其目测之准，遥指一点，说若­干­米，试之果然，左右叹服。这样自封自是态度，当大任是可忧的，与新世界亦距离太远了。

吴甚厌恶冯，抑制其发展，冯两次失去已得之地盘，而队伍则反扩充，由陕西而河南，到北京郊外的南苑北苑。就陆军检阅使一个空名闲职，所部饷项无着，张敬舆是其在二十镇时老上司，吴抑制冯，张则帮他。在张组阁及陆总长任内，准冯之队伍正式编为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并指定崇文门税关及京绥路局两处，为冯军饷项所出，冯于是反而得到在近畿练兵机会。

南苑与北京间汽车一小时可达，膺白与冯见面机会渐多，渐渐熟识起来，他请膺白去作定期演讲，膺白每两星期出城往南苑一次，每次演讲两小时，冯自己与全军营长以上官佐同听。膺白这时在北京很忙，在内阁、北大（膺白在北大讲军制学的稿系岳军先生代笔）、师大，担有职务或功课，但从不却冯氏之请。往南苑的路极不平，我们的车很旧，两小时往返路程，两小时不断讲话，他夙有胃病，颠簸而归，常捧着肚子叫痛，许久说不出话。我几次劝他告假，他说：‘这个集团可能为北方工作的惟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局势，或者少误国家事’。无论如何忙与累，南苑之行不怠，自然而然，与冯常常谈起时事来。一次，冯说到李汉老如何云云，膺白问其人是谁？冯笑曰：‘您老在阁不识此人？’盖曹之嬖人李彦青字汉卿，要人无不与结欢者。冯亦请过膺白阅他的兵，黎明骑马越阜跃沟，同看­操­。膺白最后一次在冯军讲演毕，请冯开一名单，定一日期，他要请其听众冯之部属到吾家吃顿便饭。膺白一向不私下结欢有力者之左右，恐乱人秩序。这点好处，有力者对之无疑虑。坏处其左右以为他目中无人。这日请的是晚饭，但客人很早已从南苑到来，且传述冯关照的话：‘黄先生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糖房胡同寓所，请冯部属，从来没有请过冯自己。

民国十三年的秋天，又一次直奉之战正开始。此时直系当朝，奉系为敌，皖系赋闲，在南方则粤系为尊。奉皖粤有三角联盟之说，信使往还。

一天夜里，膺白回家特别迟，他告诉我在船板胡同冯先生寓所谈天。膺白没到过冯的私宅，我亦初次听到冯住船板胡同。这日，他们先在另外一处地方晤见，冯邀他到私宅，谈话只他二人。从行将开始的内战谈起，膺白反对内战，‘万恶之内争’一语，在其文章和言论中屡见不鲜，冯所深知。冯语膺白：‘吴二爷脑筋里没有民国的民字，这样穷兵黩武下去怎么好？’吴二爷即吴佩孚。于是他们谈到深处，渐渐具体，拟以一支兵倡议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未竟之功。冯又告膺白：‘胡笠僧（景翼）孙禹行（岳）二人是辛亥同志，此时都带着兵，可商合作。’后孙以大名镇守使调入京，与曹兵分守城门，冯或与有力。

战事开始，直军分三路迎敌：吴佩孚由洛阳到京，任总司令兼第一路，向山海关；王怀庆任第二路，出喜峰口；冯玉祥任第三路，经古北口向热河，第三路乃不重要的冷门僻路。这时颜惠庆内阁新成立，膺白复被邀担任教育部，他已经与冯有约，自知不久将与直系为敌，不愿留此痕迹。他辛亥对军咨府几个朋友和长官，常觉耿耿，不欲再有一次公私不能兼顾之事，故坚辞不就。直系的人因其前次在教育部，调解部校罢工罢学风潮有效，此时前方有战事，后方更为吃紧，一再劝他。请他到总统府，曹当面告诉他：‘这是苦差使，知是委屈’。以冯与有交情，挽冯再劝，膺白第二次担任教育部总长实出于冯之劝，其理由为在内阁消息灵通，通电通讯亦较便，故虽就职，尸位而已。

冯出发赴前线，留密电本一册给膺白，曰‘成密’。约曰：‘此去前线，一路荒僻，诸事隔膜，请膺白随时打招呼，惟他的招呼是听。’膺白问：‘在京谁参与秘密，可以相商？’冯答无人。问：‘何不告之子良？’子良者薛笃弼字，时在内阁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实系冯之代表。冯言：‘子良胆小，且留京有代他请饷请械之事，若预知此举，气将不壮，反为不妥。’

前方第三路总司令与后方教育部总长通电频繁，幸未被人怀疑，这是若­干­年来，膺白言论态度甚公，从未为一派一系献过私策说过私话之故。他虽南人，不存南北之见，北人喜其直，称为少有的南方蛮子。成密电本归我保管，来往电均我亲译。膺白复电大概都由我起稿，彼此例行报告之外，偶然有一二机锋暗示，措辞十分小心。自民五浙江参加护国之役，膺白又一次为主力参与决策之一人，而我先后为其保密之跑腿和录事。

在天津的段祺瑞先生，忽然叫袁文钦（良）送一亲笔信来。膺白与段向少往来，安福系当国之际，膺白在天津写作，未尝入京，其秘书长徐又铮及其参战军边防军将领，大都系与同学，亦未见面。段的原函如下：

‘膺白总长阁下：关心国事，景仰奚似。大树沉默，不敢稍露形迹，是其长，亦其短也。现在纵使深密，外人环视，揣测无遗。驱之出豫，已显示不能共事，猜忌岂待今日始有也？当吴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大局为之立定，功在天下，谁能与之争功也。现尚徘徊歧途，终将何以善其后也？余爱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二、连合二、三两路，成明白反对，恰合全国人民之心理。奉方可不必顾虑，即他二、三处代为周旋，亦无不可。宜早勿迟，迟则害不可言。执事洞明大局，因应有方，尚希一力善为指导之。人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匆此布臆顺颂时祉。

余由文钦（良）详达。

名心泐（段祺瑞）戌月一日’

由袁文钦（良）面达之语为：‘从前用人不当，以后不拟再从政，有机会则周旋各派，报效民国’云云。（感忆录袁文，代表请段合作是答礼，袁识合肥在先。）首都革命事前的文字，为安全我都不保存，此信写得极露骨，当时膺白甚诧异，我更想不到出自一个自命不凡的前辈，故独保留。后来段复执政，则知政治之为物，即老成亦不顾一切了，诚需要特别修养也。段与冯系同乡，是否与冯亦有信，冯未提过，此信亦未给冯看。

十月中旬，冯派一刘子云君来京，刘已知机密，看京津情形以为事不宜迟，而冯尚犹豫不决，要求膺白一封亲笔信带归，以坚冯之心而速其决计，膺白写信交刘。此事甚险，万一泄露，诸事都休，但毕竟发生最后效力。冯接函后来电，暗示准备就绪。十月十八日膺白去电曰：‘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冯复电曰：‘来电偏示同人，众意佥同，准十九日晚起程。’此日参加决定的冯军同人，有照相题曰：‘十月十九日滦平国民军起义’，后来送给膺白一帧，以作纪念。

行动既定，预计若无挫折，十月廿三日国民军前锋可入北京城，膺白约定先一日到密云县高丽营与之会晤。冯之班师计划系全军向后转身，去时殿军变为班师之前锋，鹿钟麟之旅首先入城。兵士昼夜行，四日而到京，一路无人知晓。四日中，留后之人，仍日日将预拟之战报发电向政府报告。

廿二日上午，膺白照常到教育部办公，出席阁议，回家午饭，饭后他照例要休息一时。此日回家时，即嘱车子开回给次长用，两名侦缉队员随车同往。战时，警察厅的侦缉队派员保护在职大吏，每家两名，随车出入。吾家以住宅狭小为辞，而教育部与我家相距甚近，故两人食宿都在部内。

我非与膺白同行，向不独用公车，教育部只有一辆公车，膺白常让给次长用。这点习惯，此时给我们以极大方便。侦缉队员和车子都不在家，膺白饭后不睡午觉而是换装，他换着平日骑马装束，外罩呢袍当外套。我叫自家车子开出，声言到东城买物。上车时，膺白要搭车顺道往北京饭店访友，车至北京饭店将他放下，当着车夫说明俟我回家候他电去接。我到台基厂一家洋行，挑选羊毛御寒之物，故意耽搁时间，估计膺白已到预定之地，找着预雇之车，然后回家。一切经过顺利，只可惜雇车不知耍走长途，屡次停车修理，膺白先生半夜始到高丽营。一望无际的露营，幸有相识卫兵陪到其中一个篷帐，冯先生已经先在，膺白已十小时以上未进饮食。

冯先生出示预拟的文告通电，膺白看后表示异议。原稿仅将内战罪名加在吴佩孚一人身上，对曹锟仍称总统。膺白说：‘国民军倘不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了。’冯以为然，临时请另拟稿。帐中无桌椅，走向附近民居，敲门借座，世传之国民军三军通电，实半夜在民家土炕所写。

这个漾电有两份膺白亲笔草稿，一份是上述在高丽营的原稿，另一份是他由北苑回家，路过无量大人胡同王（正廷）宅，邀王参加摄阁为外长，临时写以供了解国民军宗旨，为对外解释之用，系用王宅信笺，甚清楚，没有勾改。

我从东城买物回家，一心打算如何安排这一段紧要时间。这时在城内预闻真相的人，剩我一个，而膺白又已出城，尤不可稍露形迹。万一城中有备，不但事败，且将扰民。住在象牙胡同的仲勋三舅家，后园与吾家相连，只隔一座墙，平时两家同意，开一门以便往来。战时起，我提议将门取消，以资谨慎。我的用意，实怕万一连累。

这日，住在三舅家的八舅梦渔，绕大门来看我，他是我家园艺顾问，种什么花树常请教他，年纪比我轻。他走时，我轻轻托他出去打一电话来，说膺白不回家吃饭。他信任我，不问理由。佣人进来报告电话，开饭我独吃。饭后，袁文钦（良）君来访，膺白的车子是他代雇，他猜测必有事故，告诉我他家在六国饭店定有一房，随时可用。战事紧时，凡在天津租界无家人，都在交民巷使馆区，不论医院旅馆，定房间备临时避难。我谢袁好意，答以无需。我舒坦其外紧张其里的生活已久，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可亏一篑之功。膺白已久出不归，车子在家候讯去接，两个侦缉队员随时可由教育部回来，我必须层层节节造出理由来搪塞，我安坐在家是很好一个局面。袁君行时已逾十时，我又托他来一电话，说膺白事毕搭朋友车归，不必去接，请我勿候。接电者进来报告，我关照大家休息，留一人候门，于是要回家要出去的人都离去，整个两层楼只我一人。添衣取暖，包好应用之物一小包，准备随时可以独自溜出，与应付非常时腹稿，这时我始想到自己。如此彻夜暗坐，时时试探电灯有无，以测城内有否出事。直至天将明时，闻远远车马声歌声，乃摸索至三楼屋顶，遥见穿灰­色­制服臂缠白布之兵士缓缓而来，知大势定矣。辛亥起义，各处以白布缠臂为号，国民军之白布臂章上写‘爱国不扰民’字样。我假寐片刻，电话门铃不绝。下楼，侦缉队员首来报告：‘胡同口都站有玉祥的弟兄，一路受盘问而来，弟兄举动很文明’等语，北京话‘文明’是有礼之意。教育部汤次长（中）我本未见过，问膺白不在家，定要见我。许多与政局有关无关的人，以为冯军之事，吾家必定知道，纷来探听，不见膺白都要见我，我不能说假话，但亦避免说真话。此事经过以后，我要用许多功夫，再回到一个主­妇­地位。膺白后来还有摄阁等事，我的工作则兴奋至此为止。

首都革命的经过，江问渔先生（恒源）曾在膺白去世后不久，民廿六年的三月，预先电约题目，到上海祁齐路吾家向我问答两小时，甚满意谓有新的闻知。惜其时我将迁居杭州，文件已装箱，未能取证，曾请其如发表乞先示稿，亦允诺。不久抗日战起，遂不再提。

二一八、冯玉祥和国民军

冯玉祥“阵后起义”，回师北京，造成直系惨败，有人称之为“倒戈”，他则称为“首都革命”。在民国史上是一件大事。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因少时投军，长居保定，故­操­保定土音；冯治军有其独特的手法。冯的练兵要诀有三：第一、他的兵源，是专门挑选直、鲁、豫三省的壮丁，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而且体力亦较胜于南人，朴质无华，易予统驭。第二、兵丁入伍后，每人教以识字两百，这样，对冯所下达的粗浅命令或训话，就能融会贯通，收到实效。第三、特重技能训练，如­射­击、大刀、木马、铁杠等­操­作。冯自己平日的服装，也和士兵一样，穿的是二等兵的军服，亦不挂将级领章。经常每日黎明就到­操­场，先和幕僚们竞赛跳越障碍物，接着便集合全体官兵跑步，以及器械­操­等。约莫一小时后，便登坛训话。

他信奉基督教，其部下张之江曾自费­精­印新旧约《圣经》一万部，分赠军中同志，冯玉祥称他为大主教。张曾修造大教堂一所，每逢礼拜日，宣道其中，实行“军教主义”，并自称为“真救世军”。西北军的臂章，并以“真”字当头，上面写着“真救国，真爱民”。“国民军”之称，似滥觞于此。张之江所印《圣经》，封面自题：“此天下之大经也”，金字辉煌，并亲署其名于上。

冯军的组织表面上看起来很单纯，实则相当复杂，有帮会分子掺杂其中，为首的是冯玉祥的大哥冯基道。此人集美以美会长老、青帮通字辈及红帮大哥于一身。

张之江在帮会组织中，辈份原亦高过冯玉祥，他的年龄长冯一岁，算来在西北军中除了居客卿地位的王铁珊和徐季龙外，应以张之江的年纪为最大。初期的冯系，除王金铭、施从云两人已于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之役殉难外，所余的只有冯、李鸣钟和张之江三个人。李鸣钟有福将之称，张之江则为战将，冯的天下有一半是他打来的。尽管张年长，又有汗马功劳，但连对姨太太的小事，冯都要加以管束。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力量大增，13年11月24日在北京南苑召开会议，正式组织国民军，由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国民军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胡景翼陕西富平人，字笠僧，又字励生，同盟会会员，民国初年隶陕督陈树藩部，护法之役胡在三原组织靖国军拥护广州革命政府，为陈树藩诱禁，迄至9年始行释放。10年阎相文督陕，以胡为陕军第一师师长。11年直奉第一次战争，胡随冯军出陕参战。13年9月直奉第二次战争，胡为二路援军司令。回师北京后，冯派胡赴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

孙岳是河北高阳人，字禹行，为明末抗清名将孙承宗后人，早岁加入同盟会，第一次直奉战争，孙任直军西路司令，13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孙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首倡反吴，遂与冯定议，拉拢胡景翼，冯则乘机推荐孙担任京畿警备副司令，冯胡两军回师北京，孙即开城迎入，胡景翼督办河南时，孙出任河南省长，14年1月段祺瑞任孙为陕豫甘剿匪总司令，8月兼任陕西督办。

冯和孙岳关系极密切，冯尊称孙二哥，孙则直呼冯为“焕章老弟”。

二一九、段祺瑞入京摄政

北京政变后，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为时不及一月，成立于13年10月31日，到11月23日就因临时执政府成立而辞职。摄政内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黄郛

内务总长：王永江

财政总长：黄郛（兼）

外交总长：王正廷

陆军总长：李书成

海军总长：杜锡珪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易培基

交通总长：黄郛（兼）

农商总长：王乃斌

摄政内阁因为时间短促，又是非常时期，因此许多阁员发表后还没有到任就职就改组了。

这个摄政内阁是冯玉祥所支持的，有亲国民党的人士，以及奉系，等于是孙、张、冯的联合。可是这是冯玉祥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冯想透过黄郛控制北京政府，南方联络国民党，关外联络张作霖。

奉张当然不会默许冯一手把持摄政内阁。他卧薪尝胆，埋首努力，为了雪战败之耻，如今卷土重来，直系已经垮台，怎会拱手把中枢大局让给冯呢！

奉张是旧中国传统的军人，底子是绿林豪侠，对于“倒戈”根本就鄙视，因此他压根就瞧不起冯玉祥，所以他对北京政府不会不过问。加上皖系的段祺瑞也不甘雌伏，他是被直系迫下台的，反直的三角联盟（孙中山、段和张）就是以段为中心。现在直系垮了，北洋的重心仍是段，没有段祺瑞，北京势力是无法平衡的。冯不愿请出这位老太师来，是不愿自己有一位婆婆，然而形势比人强，冯一厢情愿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摄政内阁的内务总长王永江是奉张下边的重要人物，他是大连人，一位有卓识的理财家，如果奉张没有他，东北就不会迈向建设，而军费的筹措也不会那么容易。第一次直奉战后，奉系战败退出关外，能够埋首练兵，王永江是功不可没的。在民国10年前后，王永江能在东北办东北大学，选送理工科学生出国深造（每县一名），并且创办一个20多万锭的奉天纺织厂，还修筑一条沈阳到海龙铁路（和南满铁路平行），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王并没有到北京就职，因为摄政内阁短命。

反直的三角联盟并没有在这次直奉战争中有什么成就，反而是段、张、冯的三角联盟发生了作用。据说在秘密接洽时，三派曾互相相约，倒直以后的势力划分：（一）奉军不得入关。（二）段祺瑞不得任用安福系旧人。（三）国民军赞助各派在天津召集会议解决时局。

然而这个秘约也许是传说，因为直系崩溃后，奉军长驱入关，且疾驰至京津，与国民军（冯玉祥新组成的势力）在直鲁之郊怒目相视。至于段祺瑞在天津则为安福系余孽所包围。

黄郛的摄政内阁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军，孙岳为河南省长，胡、孙两部军队将沿京汉铁路南下，监视长江上游。长江方面各省面对北方的新形势，不能不自作打算，13年11月10日，苏、鄂、浙、陕、闽、赣、皖、豫八省和海军方面重要人物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由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领衔联名通电邀请段祺瑞出山。

张作霖于11月17日到了天津，立即电邀冯玉祥到天津和段祺瑞会面，段、张、冯的会晤，是直系战败后有名的天津会议。

天津会议的第一项决定，就是拥段祺瑞到北京主持政务，段祺瑞表示要有权才肯出山，张、冯都表示决对服从命令。其实段虽然坚持要全权，实际上则不能不迁就奉系和国民军。张作霖为了敷衍段，主张推选卢永祥率领奉军张宗昌、吴光新两部沿津浦铁路南下，攻取南京，以卢为苏浙巡阅使，张宗昌为江苏督军，吴光新为浙江或安徽督军。同时承认国民军由京汉路南下向豫、鄂发展。

苏、鄂、浙、陕、闽、赣、皖、豫八省则以联防的姿态而反对北方势力的南下，俨然和奉系及国民军对峙，段祺瑞既然受张、冯的拥戴，又得到东南八省的推举，当然是唯一的一位适当人物。因此段在天津会议中向张、冯强调和平，勿对东南用兵，同时对长江各省则分别派员南下疏通，请勿轻举妄动。

11月17日吴佩孚在汉口发表筱电，组织所谓黄河上游及长江各省护宪军政府，这也促使天津会议积极求得一个协调的行动，并促成段祺瑞早日入京。

段祺瑞自从在民国9年直皖战败后在北京政坛上退了下来，一直息隐天津。他本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正统的继承人，只因迷恋于武力统一中国，对湖南用兵，导致直、皖两系分家，终至兵戎相见，被直奉联军所击败。如今东山再起，已没有当年的雄心和气概了。

段祺瑞在天津会议上接受了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于13年11月21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执政后大政方针云：

“（衔略）共和肇造，十有三年。­干­戈相寻，迄无宁岁。驯至一国元首，选以贿成，道德沦亡，法纪驰废，诛求无厌，户鲜盖藏，水旱交乘，野多饿莩，国脉之凋残极矣，人民之困苦深矣。法统已坏，无可因袭，惟穷斯变，更始为宜。外观大势，内察人心，计为彻底改革，方足以定一时之乱，而开百年之业。祺瑞历秉大政，无补艰危，息影津门，栖心佛乘，既省愆于往日。冀弭劫于将来。迩者慧起天角，芒缠直北，征糈则千万一掷，拘役则十室九空。萃久练之兵，为相煎之用，人民何辜，遭此惨黩。所幸各方袍泽，力主和平，拒贿议员，正义亦达。革命既已，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祺瑞自顾疏庸，讵胜大任，乃电函交责，环督益坚，不得已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都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职，组织临时政府，暂维秩序。海内久望统一，舆论趋于革新，愿与天下人相见以诚，共定国是，如制定国宪，促成省宪、改订军制、屯垦实边、整理财政、发展教育、振兴实业，开拓交通、救济民生诸大端，必须集全国人之心思才力以为之，庶克有济。现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其会议简章另行电达。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据美国费城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期以三个月内齐集。其集议会章，俟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总之，此次暂膺艰巨，实欲本良心之主张，冀为彻底之改革，谨宣肝膈，期喻微衷。邦人君子，幸垂教焉。段祺瑞。马。”

段祺瑞于13年11月23日由天津乘专车至北京，冯玉祥和黄郛都在车站迎接。第二天，段即在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制六条：

第一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

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段祺瑞就任执政后，就发表内阁名单如下：

临时执政：段祺瑞

内务总长：龚心湛

财政总长：李思浩

外交总长：唐绍仪

陆军总长：吴光新

海军总长：林建章

司法总长：章士钊

教育总长：王九龄

交通总长：叶恭绰

农商总长：杨庶堪

执政府就设在陆军部，执政府秘书厅则设在相连的海军部，秘书长为梁鸿志。

临时执政府是过渡­性­的组织，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陆海军。不设内阁总理，实行民主集权制。

和临时执政府配合的，是国会成立非常会议，由未参加贿选曹锟的国会议员组成，于11月25日通过组织大纲公布，共11条如下：

第一条：本会议由未参加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总统选举会之国会议员组织之。

第二条：本会议制定一切临时法规，并议决关于政治重要事件。

第三条：本会议非有十四省以上之议员列席，不得开议。

蒙古、西藏、青海、华侨各选举区以省论。

第四条：本会议之议事以列席议员过半数决之。

第五条：本会议设行政委员，执行一切事务，由各省议员互选一人充之。

第六条：本会议开会之主席由行政委员依次充任。

第七条：本会议得设各委员会。

第八条：本会议设秘书厅承行政委员会之命令，办理事务。

第九条：本会议至正式代表民意机关完全成立时为止。

第十条：本大纲有议员十人以上之连署得提修正案，以列席三分之二以上议决之。

第十一条：本大纲自议决宣布日施行。

段祺瑞就任执政后不顾大多数国人，尤其是国民党的反对，决定召开善后会议，依照善后会议组织条例第二条分别邀请，计合于第一项有勋劳于国家资格的，有孙中山和黎元洪两人，段于14年1月1日分别致电孙、黎两氏，电云：

“北京孙中山先生、天津黎宋卿先生勋鉴：共和肇建，已十三年，追维缔造之初，同负艰难之责。乃自创始以迄于今，国困民贫，兵多法敝，独居深念，寝馈难安。因此不辞劳怨，不避艰险，暂膺重任，冀尽我心。方今急务，治标以和平统一为先，治本以解决大法为重。善后会议所以治其标，国民代表会议所以治其本。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现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敬请我公惠临，共商大计。如因事不能列席，即乞迅派全权代表与会。民生憔悴，国势凭陵，忆当年袍泽之劳，动此日缨冠之念。想我公必具同情也。至国民代表会议，应由全国人民公意组织，以符主权在民之意。合并附陈，统希赐复，无任企祷。祺瑞。”

同日段又电上海分致唐绍仪、章炳麟，岑春煊，电云：

“上海唐少川、章太炎、岑云阶先生鉴：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此会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议建设方案而设，并为国民代表会议之促进。质而言之，即沟通各方之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素仰我公爱护民国，休戚与共，学术湛深，经验宏富，守正不阿，久孚人望。敬请惠然肯来，共商大计；至关于国家根本大法，应照马电组织国民代表会议，由全国人民公意解决，以符主权在民之意。特电布臆，即希电复。祺瑞东”

另电致王士珍等，电云：

“北京王聘卿、汪­精­卫、黄膺白、熊秉三、赵次珊、胡适之、李印泉、潘力山、乌泽生、刘慰斋、杨畅卿、邵次公、彭临九、李伯申、汤斐予、林宗孟，天津张敬舆、严范荪、梁卓如、朱桂莘、杨邻葛、饶宓僧，上海王竹村、杨沧白、褚慧僧、虞洽卿，香港梁燕孙，诸先生鉴：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此会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议建设方案而设，并为国民代表会议之促进。质而言之，即沟通各方之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素仰我公学术湛深，经验宏富，守正不阿，久孚人望。敬请惠然肯来，共商大计。至关国家根本大法，应照马电组织国民代表会议，由全国人民公意解决，以符主权在民之意。特电布臆，即希电复。祺瑞东。”

段并电致各省区法团云：

“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暨各省区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均鉴，照善后会议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应设专门委员会审查大会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兹决定聘请左列各团体人员为委员：（一）省议会议长一人。（二）省教育会会长一人。（三）省总商会会长一人。（四）省农会会长一人。（五）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会长一人。（六）各特别区与省同，无者缺之。善后会议现定于二月一日开会，望即迅速赴京与会，并盼将赴京人员姓名及行期先行电告为盼。段祺瑞艳。”

孙中山一直反对召开善后会议，认为善后会议不能代表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因此不是一个解决国是的机构，所以在段祺瑞决定召开善后会议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发表一项宣言，声明对于善后会议的召开不能赞同。

国民党的宣言如下：

“去岁十一月十三日，本党总理公布对于时局之宣言，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而先之以预备会议，以议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召开日期，选举方法等。预备会议之构成分子，为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及各政党。国民会议之构成分子，与之相同，惟选举方法及人数，较预备会议为繁且密，以期得真正之民意。自宣言公布以来，海内外各民众团体，群起响应，函电络绎，披露报端，为国人所共见。而各处国民会议促成会，更风起云涌，进行积极。宣言所主张为人民心理之所同，于此可证。临时执政府所召集之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其国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方法，未知何如？至于善后会议条件，则其组织方法，并非以人民团体为基础，故本党总理于一月十七日复电临时执政府，提出两条件：其一，善后会议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诸代表。其二，善后会议，虽可讨论军制财政诸问题，而最后决定之权，当还于国民会议。并声明如临时执政府能容纳此两条件，则对于善后会议，当表赞同。此为本党总理对于临时执政府最大限度之让步。二十九日，临时执政府之复电，对于此两条件，未能容纳，而本党总理卧病未痊，未能亲决庶务，故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党总理意旨，议决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凡读本党总理十一月十三日之宣言及一月十七日之复电者，当知此决议实为本党必然之结果。惟本党尚有当郑重为临时执政府暨国民告者：本党总理一月十七日之复电，一方表示尊重民意之坚决态度，一方表示对于临时执政府相当让步之­精­神。本党仍守此坚决及让步之旨，务期真正民意，得以充分表现，以为解决时局之最高机关。本党当竭其力之所能至，以观厥成焉。”

二二○、废帝被逐出宫

13年11月5日，冯玉祥在北京­干­了一桩和兵变一样惊人的行动，就是“逼宫”，逐溥仪出宫，废除清帝名号，这也是惊天动地的，一方面他把民国总统曹锟软禁在延庆楼，一方面又把前清的小皇帝赶出他的皇宫。

民国13年溥仪19岁，他已不是一个孩子，对于北方军阀的混乱，此起彼落的情势已能分析，也知道如何应付。当冯玉祥倒戈入北京，曹锟被因，黄郛出主摄政内阁，溥仪自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处得到报告后，尚能镇定。因为民国成立以来，军阀的你来我去，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闻。可是接着又来一个消息，说冯玉祥已把挂着陆军第十六师番号的紫禁城外守备部队加以调走和改编，似乎情形是不妙了。当时溥仪和他的家人商量，恐怕冯玉祥要向皇室勒索，因此他便考虑想到外国驻北京的使馆中去避一避，只是有一部分王公大臣的政治触觉很迟钝，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和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早为国际所公认，中华民国无权单方面把它废除。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溥仪留在清宫中决无危险，因为有国际承认的优待条件作护符，倘若军阀们对清室有什么举动，外国公使们一定会出面­干­涉。

冯玉祥决定要驱逐废帝出宫，要­干­和“首都革命”一样的大事，他当然也怕国际­干­涉，所以把全权授给鹿钟麟，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入宫，先造成既成事实，使国际间知道木已成舟，挽救无力。于是，鹿钟麟便十二万分火急地派出部分军队，严密封锁清宫大小门户，禁止人们进出，尤其不许外国人出入。鹿钟麟自己和警察总监张璧，身披甲胄，全副武装，率领20名手枪队，冲入故宫。这一行人进入清宫后，一拥而入直往前进，每遇到一个人就大喊一声“不许动！”把一个个的人“钉”在原场，一直找到了住在清宫内的内务府大臣绍英，鹿钟麟宣布了冯玉祥的命令，限“宣统废帝”20分钟内立即迁出紫禁城。年老而又胆小的绍英突然见到这样一批全副武装，又不讲礼的不速之客，真是手足无措，而更无所措手足的，是那个迫迁的命令，实在是晴天霹雳。鹿钟麟更用威吓的口吻说：“现在已经在景山上架了大炮，预定在廿分钟后就要向宫中炮轰了。”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两个手榴弹，往桌子上一扔，真把这位内务府大臣绍英，吓得全身发抖，面如死灰，把头忙着点个不停，并且答应立即去报告溥仪，但央求放宽一些时间作好准备。鹿钟麟作好作歹地答应再放宽20分钟，向着手枪队宣布说：“告诉弟兄们，再放宽廿分钟。”然后严厉地向绍英一指，说：“快点去收拾你们的东西，照料你们的皇帝出宫去，识时务才是俊杰呵！”

当鹿钟麟率兵入宫迫迁的俄顷，储秀宫中溥仪正好和“皇后”婉容在闲坐谈天，突然之间，绍英、宝熙和荣源三人神­色­仓惶地跑了进来，来不及行君臣之礼就喊着说：“大事不好了 ，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带兵入宫，限令皇上四十分钟离开皇宫，他们的大炮架在景山，如果到时候不迁离，大炮就要向宫中轰击了。”

“皇后”和这些“大臣”都急得没了主意，侍从们（这时宫中已没有太监）则三个五个聚在一块交头接耳，简直是大祸临头，溥仪一边嚷着说：“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一边让人挂电话给父亲载沣，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和庄士敦，令他们火速入宫商议。

他们先后慌慌张张地赶到宫门，庄士敦被冯玉祥士兵挡驾，不许入内，于是载沣、陈宝琛、朱益藩便气急败坏地及时赶来参加这个“御前会议”。

会议毫无结果，只决定了一点，叫陈宝琛跑出宫外找庄士敦，去外国公使团寻求支持，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陈宝琛出去不久 ，40分钟限期已到，鹿钟麟的兵士已经哗噪起来，君臣们相对毫无善策应付，这时鹿钟麟已在宫门外准备了五部汽车，溥仪夫­妇­和绍英等无可奈何，只好收拾细软先逃命要紧。君臣们狼狈地走出宫外，鹿钟麟上了第一部汽车，溥仪坐第二部，婉容和文绣坐第三部，张璧坐第四部，绍英等坐第五部，五部汽车旁站着20个手枪队的士兵，浩浩荡荡地驶去德胜门内，什刹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

在醇王府前，溥仪下了车，十六年一场梦，如今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鹿钟麟跑上去和这位皇帝握手，并且问他说：“你今后是皇帝呢？还是平民呢？”溥仪在这样的情况下，很爽朗地答复说：“我今后只愿意当个平民。”张璧也走过去和溥仪握手，一再声明警察一定对溥仪保护，并且还轻松地说：“现在你既然已经变成平民了，说不定将来还可以竞选大总统呢。”

话分两头，陈宝琛、朱益藩出宫后就找到了庄士敦，商量如何“勤王”。当然，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寻求国际­干­涉，于是庄士敦就到了荷兰公使馆，找着荷兰公使欧登科，他是当时北京外交团领袖。欧登科联合了英国公使玛克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一同到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要求保证溥仪的人身安全，这种行动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13年11月8日北京国务院通电云：

“慨自晚清逊位，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情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恒言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禁宫一废帝；盖其感于新世潮流，时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为虞。近自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体，阶级尽除，共和基础，固如磬石。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缅维荩虑，定荷赞同。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善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并以表彰逊清之遗惠于无穷。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特电布闻，敬祈照察！”

二二一、张作霖入京出京

13年11月2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先一天奉系大将李景林率部到北京预为部署，李景林这次战功显赫，他首先进入天津，把降奉的直系大将王承斌的二十三师全部缴械，王逃到天津英租界避难，通电辞职。李景林到北京后，气焰甚高，将所部分驻城内外重要据点，接着郭松龄也带了一团­精­锐部队进驻北京城北的黄寺，控制着北城的两个城门，张学良则带了一个营进驻城内顺承王府，这个王府就是张作霖在北京下榻之所。

奉军源源开入北京，压迫国民军让出北京、保定、宣化等防地。张作霖入京后戒备森严，他对部下表示根本对冯玉祥不能信赖，同时也瞧不起冯。

传说冯玉祥到顺承王府见张时，行了叩拜大礼，并和张学良结了把兄弟，这似乎是不确的，冯虽然有意疏通奉张，可是奉张对冯自始就有戒心。

张作霖入京后，冯的声势被打下来不少，北京城内冯的防区也被奉军强迫让出，因此国民军的高级将领颇有愤愤不平之意。

11月30日晚，胡景翼和孙岳连袂见冯，把自己防区被奉军逼迫让出的情况一一向冯诉说，对于张作霖咄咄迫人，根本不把国民军放在眼中，也不把国民军当做友军的一切尽情向冯倾诉，冯问他们如何应付，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擒贼擒王，趁张父子都在北京，发动突击把张父子乱枪打死，奉军失去了张作霖父子，便很容易安抚的。胡景翼和孙岳还草拟好一道向奉军防区及顺承王府进攻命令，请冯签署。冯听了颇为动容，也感到今后无法和奉张相处，不如趁此千载良机，大­干­一场。因此便和胡、孙两人反复研究，同时下令警卫部队准备应变。但他们仔细研究后，认为奉军完全是备战姿态进入北京，向奉军突袭，没有必胜把握，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商量了一夜，又下令取消应变命令。

冯、胡、孙的秘密会议消息，在12月2日晨被张作霖知道了，他在这天早上10时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所有奉军全部撤离北京，他也未向段祺瑞辞职，便匆匆乘火车去天津。他的火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他到天津后，奉军一部分就退回关外。

张作霖入京出京，显示北方政局的严重不安。虽然直系垮台了，可是胜利一方已埋藏了随时可以爆发的炸弹。张作霖出京后仍和段祺瑞表示好感，双方信使不绝，一切军国要政，段都和张连系，段、张、冯之间，段似乎和张的关系比段、冯关系好得多。

张作霖率部出京后，冯玉祥的部队就分别进驻奉军留下来的防地，于是北京又重入冯军手中。

早在冯军发动政变进入北京时，冯就下了两道命令：一是逮捕曹锟的嬖幸，当时在北京的红人李彦青；另一道命令是扣押前财政总长王克敏。冯对这两人的私怨是因为冯误会这两人故意不给他军饷，王克敏管财政，李彦青管军需。李在保定时代是曹的军需处长，在北京时代是军需副总监，不管他官阶有多大，他可以左右曹锟，北京人把他和西太后下边的李连英同等看，然而李彦青不同于李连英的是他和曹锟中间有不可告人的丑事，所以他权倾一切，为人侧目。

冯部很顺利地捉到了李彦青，这位红极一时的小人终遭枪决。冯要杀李彦青不只北京人称快，全国的人民包括直系旧人都称快。

冯部去捉王克敏，却给王脱逃了，其实也可以说是王的运气，也可以说王这个人有心计。王字牧鲁，浙江杭州人，在广东出生，是前清的举人，得到赵尔巽和杨士骧的保荐做过光绪时代的直隶观察使，后来担任留日学生监督，民国6年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8年担任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的北方代表。12年冬重任财政总长兼中国银行总裁。曹锟贿选后就成为曹的财政总长，这时北京财政情况恶劣万分，冯担任陆军检阅使，在北京扩充了很多军队，向王索饷，王当然无钱可发，因此冯对王恨之入骨。

政变后冯部入京即派军队到王宅捕王，军队进入王宅，直奔王的卧室。王的卧室是两卷式套房，王起床在后面一间盥洗，前房窗子也已打开，军人们都是土包子，见王的卧室窗子打开，里面无人，以为王闻风逃走，遂不入室搜索，改往其他房间搜查。因此王遂乘机从后门逃出，藏匿于他的仆人家中，迨军队过后，王才乘车奔赴东交民巷中法银行。王已逃到东交民巷，冯军再度入王宅搜索，直奔王卧室的内层，只见澡盆中所流的洗澡水还是热的，桌上早点摆好还来不及吃，王已鸿飞冥冥了。

冯玉祥在张作霖出京以及黄郛内阁解散后，也提出辞呈，表示打算出洋游历，并无意在北京贪恋权位。同时他本人就去西山休息。

然而，冯军仍在北京城内外，段执政对冯也不能不加以敷衍，因此执政府和西山道上便也车马往来不绝于途。

段在两大势力之间，奉张既不好惹，小冯又近在咫尺，左右为难，这种日子和当年袁死后的段老虎比起来，真不可同日而语。

曹锟垮台后，最惨的不是吴佩孚，而是那群拿了钱投曹锟票的国会议员。因为北京方面正如火如荼地检举参加贿选的议员，这批当时被称为猪仔的议员们，于是便成为丧家之犬，北京人看到先几年皖系失败后安福系议员的可怜相，现在又重见于贿选议员了。

这些议员们纷纷自北京逃到天津，并在天津发表宣言说他们在北京不能行使职权，已将国会移到天津了。当然这种宣言根本没有人理。

13年12月2日临时执政府发表人事命令，以胡思义任江西省长。2日的阁议，通过了善后会议组织法大纲，以及善后会议条例。该条例于12月24日始公布，可算是一个难产的东西，因为南方多不支持，而孙中山已北上，孙和国民党都明显地反对善后会议。因此有人主张先召开六巨头会议，六巨头是：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唐继尧。这个酝酿没有成为事实。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做得并不愉快，因为要敷衍和协调奉张和新兴的国民军，他宣布召开善后会议，重建新的政治环境，可是孙中山和南方各省都反应冷淡。

临时执政发布了一连串的人事命令，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是不稳的。

13年12月3日特任卢永祥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杨以德暂兼代直隶省长。这一天，在南方，李宗仁就任广州方面所委任的广西绥靖处督办，黄绍雄为会办。4日临时执政公布了临时法制院官制，任姚震为临时法制院院长，派龚心湛兼任赈务督办，蔡廷­干­兼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副会长，袁良为全国水利局总裁，李仲三为副总裁。5日以钟世铭继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

5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电北京执政府请裁撤巡阅使一职，愿先自东三省实行为倡导，第二天张作霖又通电宣称已将镇威军名义取消，并停止战斗形式。

苏联驻北京公使要外交部转告奉军张宗昌，请其将所部的白俄兵解散，外交部拒绝了苏联这项要求，理由是这批白俄军人已经归化了中国，应该是中国人了。

由于张作霖的通电，北京执政府遂于12月10日颁令各省巡阅使均着即行裁撤，东三省一切军队仍由张作霖指挥节制，特任张作霖督办吉林军务善后事宜，吴俊升督办墨龙江军务善后事宜。

同日，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即解除总司令职务。

12月12日执政府向北京的外交团声明，前黄郛摄政内阁所下命令，一概有效。先三天，就是12月9日执政府下令免除张景惠的督办全国国道筹备事宜，以黄郛继任。

从这一连串的人事命令中，可以看出执政府尽量在张作霖和冯玉祥两大势力中求得协和，促成双方各退一步，各进一步。

12月13日执政府的阁议作成了三项决议：（一）撤销曹锟宪法。（二）宣告《临时约法》失效。（三）消灭国会机关。留在北京的非常议员听说政府将下令取消宪法并及约法和国会，大失所望，纷纷集会共商应付办法。这些议员们在反对曹锟贿选时饱受迫害，待到曹锟垮台，满以为可以出头了，结果依然受到解散的命运，那个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多么的多灾多难。

二二二、孙中山北上逝世

民国13年当北方在直奉大战前，南方则正由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布置北伐，不幸中间发生了广州商团事变，13年10月15日商团事变平定，这时直奉战争已在激烈进行，迨直系失败后，北京城换了主人，所谓的孙、段、张三角同盟自然发生了作用。

北方新兴的势力冯玉祥集团在政变后曾联名电请孙中山北上，电云：

“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勘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续桐溪、刘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岳维峻、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邓宝珊……叩。”

10月27日，孙中山在韶关电复冯玉祥等，答应北上，另一相同之电致段祺瑞，电云：

“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10月30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在大元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亲自北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发出秘密通告第八十六号，对同志指示：

“为通告事：此次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诸将联合共倒曹、吴，于扫除革命障碍，关系非细。胡、孙为党员，冯部亦多党员在内。总理此次北上，乃应北方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轻与各派讲求妥协。盖关于建国北伐之举，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并建国大纲廿条之颁布，本党复有北伐目的之宣布，方针已定，决不游移，惟当悉力以求贯彻。但目前本党势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权，贯彻党纲，尚须有待。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于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万不可以时局小变，致摇素志，尤当随时留心总理之言论行动，得所师承，并随时遵依党令，为主义而奋斗，毋蹈纷歧零乱之习，是为至要。”

13年11月4日，孙中山命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令谭延闿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并电张作霖告以即日北上。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如下：

“……故辛亥之后，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吾人于此，更可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11月13日10时20分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黄昌谷、朱和中、马超俊等20余人乘永丰舰起程，汪兆铭则先一天赴港，在港等候。胡汉民、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乘江固舰送至黄埔，由于珠江水浅阻碍航行，下午3时始抵黄埔，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率全体官兵登永丰舰迎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军校师生告别，这时黄埔一二期学生正在对岸的鱼珠炮台一带实施战术演习，并作筑城工作，蒋中正陪孙中山前往校阅。

孙中山在黄埔和军校师生会晤，对于黄埔军校的卓越成就赞勉备至，不知这时是有预感，还是下意识，在离别前竟黯然对校长蒋中正说：“我这次去北京，明知很危险，祸福难以逆料，将来能不能回来，实在不敢预测，不过北上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虽有危险亦何所惧？何况我已五十九岁，死也可以瞑目了。”蒋中正听了孙中山这番话，非常惊讶，因为孙中山平常最乐观，如今却作此语，深为不解，乃问：“先生为何今天这样说？”孙中山答：“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时，倘在二三年前，我就不能死，现在有了这么多好学生，可以完成革命工作，我死亦无憾了。”说着不胜凄恻。随后由蒋中正在校中为孙中山饯行，下午5时50分孙中山即再登舰向香港航行。

14日晨2时孙中山所乘永丰舰抵香港，晨6时转登日本邮船春阳丸，12时启碇去上海，到春阳丸送行的有300余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达吴淞口三来水停泊，17日晨9时25分乘褒尔登号小火轮在法租界公司码头上岸，有于右任、石青阳、戴传贤、杨庶堪、居正、宋子文、蒋作宾、叶楚伧和段祺瑞代表光云锦，齐燮元代表凌铁庵等20余人搭小火轮到吴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则有一万多人在码头欢迎。孙中山登岸后就坐汽车到莫利爱路29号寓邸休息，并在草坪上由新大陆影片公司摄制新闻影片。

19日下午3时，孙中山在寓邸举行茶话会，招待上海新闻记者陈布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知识真治等30人。由汪兆铭、邵元冲、叶楚伧、戴传贤担任招待。孙演说一个半钟头，宣布时局主张，说明北上的目的，和对中国前途的展望，大意云：

中国当今祸乱的根本，乃在军阀与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这次北上，有二个目的：一为召集国民会议，这是为了对付军阀；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者。唯有打倒这两个祸害，中国才能和平统一，才能长治久安。我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奋斗，处境固然非常危险，但我决不畏惧。希望全国人民能够彻底了解。各位是新闻记者，也就是国民发言的领袖，盼望各位领导舆论，以为赞助，并且负起指导和唤醒民众的责任。

这时，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由于军事影响，极为困难，津浦铁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轮船，搭客拥挤，两个星期内的头等船位全部预定完毕，孙中山为了要赶赴北京，乃决定由日本绕道转赴天津，只偕宋庆龄、戴传贤、黄昌谷，其他随员则分别乘船以天津为会集地。11月22日，孙中山偕随员搭日轮上海丸赴日本，离沪前日本记者采访，孙中山对日本记者说：

“中日两国就当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

余纯然以国民资格赴天津之善后会议。”

23日抵长崎，在船上接见记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国学生，24日下午抵神户，欢迎人士达5000人，登岸下榻神户东方饭店，各界慕名造访的络绎不绝，前后演讲十余次。30日离神户，登北岭丸前往天津。

12月4日，孙中山乘日轮北岭丸抵大沽口，天气很冷。孙中山随员自上海分途北上，有汪兆铭等已先抵津，此刻乘小火轮在大沽口迎候，并登北岭丸向孙中山报告北方政情。午12时船抵天津码头，在码头欢迎的约计2万余人，段祺瑞和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后乘马车至日租界张园行馆下榻，这个张园是天津一所有名的住宅，他的主人是清末的武昌提督军门张彪。

这天下午张作霖派代表到张园向孙中山致候，3时，孙中山即驱军往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两人倾谈了一个多钟头。事后张作霖曾对汪兆铭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今天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国公使都反对他，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国公使和孙先生要好的。”

张作霖本是个老粗，并不通洋务，由于东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运用国际关系，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评孙中山却错了，孙中山对国际环境和外交，当然比北洋军阀懂得太多，张作霖说外国公使不喜欢孙中山也是事实，只因孙中山北上前即一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话对于所有的外国人都不中听。因此孙中山的北上，在当时的外交团中，就表示不愉快的态度。段祺瑞、张作霖等这时正盼望外交团承认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外交团则要执政府先公开表示尊重过去一切条约。这些条约就是孙中山所反对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情势下外交团当然对孙中山是不友好了。

孙中山生长南方，对于北方严寒天气颇不习惯，到天津时，由于在船上脱帽站立太久，到张园后，又在门外照相，一再脱帽，加上长途旅行，长年辛劳，因此在拜访张作霖后回到张园，即发冷发热，感冒大作，肝亦觉痛，来势甚猛。因此当晚各界在张园举行的欢迎会就临时取消，同时延请德国医生石密德诊治，当时医生对于今天大家所注意的癌症尚不留心，所以只专对感冒医治，没有检查肝部的毛病，孙中山服药后，经数日调养，热度渐退，医生嘱咐勿劳动多休息，而孙中山颇觉肝部作痛不止。6日起，病况有进步，孙中山就打算强作­精­神赴各地演讲，经医生劝阻才作罢。那几天来见孙中山的人士均由孙科、汪兆铭、戴传贤分别代见。至8日，孙中山乃抱病见客。

北方报纸对这位手创民国的伟人，倍极称赞，且寄予莫大的企望。

孙中山在天津，对于政治情势的发展密切重视，由于他坚决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使得列强对他颇不满意。他到天津时，法国领事竟不许他通过租界，也反对他在法租界居住。过去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期间力争关余，所以列强早怀不满，现在他来北方路上一再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当然更加嫉视。北方执政府急切希望能获得国际间的承认，而外交团则要挟北京新政府要尊重一切条约，不能任意变更。段祺瑞向现实低了头，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列强承认中国的新政府。

孙、段、张三角同盟现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孙、段之间，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的政府承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段祺瑞则宣布在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两位巨头的政见距离越来越远。

12月18日，段祺瑞特派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来欢迎孙中山赴京，并探望孙中山的病况，两人见到孙中山先代达段氏的问候，就在病榻前报告北京的政情，孙中山询及有关外交方面，叶恭绰说：“段执政已正式向外交团承诺，临时执政府外崇国信。”孙中山听了非常不快，乃问：“外崇国信，信守什么？我们和外国之间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外交团要求尊重这些条约，听说执政府已照会答允，有无其事？”叶、许两人答称确有其事，不过照会还没有送出。孙勃然大怒，厉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简直太不对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尊重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为何你们又要来欢迎我呢？”叶恭绰和许世英挨了孙这么一顿大骂，为之哑口无言，不知所对，于是很狼狈地退出。在病中的孙中山，经此一怒后，肝病大发，肿痛不已，脉搏增加到120以上，石密德医生也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善后会议条例公布，这是段祺瑞决心和孙中山不合作的明证，孙北上的救国抱负因之落空，加上又在病中，真是进退两难。由于孙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国民党同志认为与其住在天津，既不适宜养病，又于国事无补，倒不如到北京疗养为宜，因此娓婉地向孙报告，孙欣然应允，于是积极部署移京安排，决定以北京饭店为行辕，准备专车一辆，于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当天下午4时车抵北京前门车站。

孙中山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北京市民集聚往迎的，约有30万人，车站前人山人海，争睹民国伟人。孙中山虽抱重病，可是面对这个动人的场面，­精­神为之一爽，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学校校长、各团体代表、各机关首长都在车站欢迎，为了顾及孙病体，乃由欢迎人群推举总代表一人登车欢迎。

孙中山下专车后就乘汽车出站，直赴北京饭店，各报记者再麇集北京饭店，孙由汪兆铭代表，与各记者见面，分发书面谈话一份，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14年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孙中山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经医生会商结果，认为有立即移住医院施手术的必要，因此向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由宋庆龄往劝他入院开刀，孙允诺。遂于下午3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下午6时施行开刀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已经坚硬得像木头，证实是肝癌，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亦证明是癌症的末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确实无药可治，虽可以镭锭放­射­法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经过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

2月初旬仍使用镭锭治疗，但效果不大。

2月12日，张静江建议改服中药，中药有时对于很多奇怪的病状发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人们在绝望时便寄希望于万一。宋庆龄和孙科及侍疾同志都请孙中山准予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须用中药，唯有迁出医院。18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2月20日，孙中山病笃，医生认为挽救的希望很微，不如趁他还清醒的时候，请示遗言，于是随孙的同志遂推汪兆铭、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代表，面恳孙。这时孙虽然一息奄奄，可是神智很清楚，见到汪等四同志在病榻旁欲言又止，乃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汪兆铭委婉地说：“当一月二十六日先生进住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痊，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然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正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孙中山听了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目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的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你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四同志复请，并强调国民党正遭遇一个变局，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听了默然良久说：“我现在要说的话很多，本党周围都是敌人，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说完这话似乎很吃力，这时汪兆铭贴近孙病塌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不畏惧危险，也从不让敌人软化。凡是革命同志都能遵从先生的教训，不会逃避危险和死亡。先生教导我们这么多年，定能信任我们。”孙中山闭目听，并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汪答：“我们还是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些什么？你们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如果不合您的意思，就请您指示数语，我可笔记。”孙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汪兆铭就把已草就的稿子念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遗嘱，孙听完极为满意。汪等又拿出第二稿，是留给家人的，由宋子文向孙报告，并由汪兆铭念：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亦感满意，汪兆铭本想开门出取笔墨请孙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了哭声，乃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孙中山在服中药期间，神志颇清楚，不过病状并没有减轻，3月1日，曾请留日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天注­射­一次。

当孙中山最后弥留期间，神志并不模糊，体温也照旧，每睡醒，就垂询东江讨逆战事进展情况，侍病的同志向孙报告说黄埔学生军已加入右翼作战，每战皆捷，已配合粤军进向潮汕。孙闻之大喜，命令致电嘉奖。3月10日停止注­射­针药水，11日病危。中午孙忽然张目遍视床前的家属和各同志，并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要签字。”汪兆铭遵谕将二遗嘱稿并墨水笔呈上，孙伸出了病弱的手臂，执笔在遗嘱稿上逐一签名。随后由侍疾的家属和同志：宋庆龄、孙科、张人杰、吴敬恒、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兆铭则署笔记者。

病室中空气肃穆而沉静，孙中山虽然病弱，眼中仍然有神，以安静温煦的口吻做最后的遗言，孙说：

“我这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了谋求全国的和平统一。统一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现在一病不起，将和你们永诀，生死本无所惜，不过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革命的目标和主义不能完全实现，深为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能早日实现，则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孙说至此处，感情激动，而呼吸则益感困难，由于说话太多，­精­神不继，以致下面的话便说不清楚，只听到微弱的声音：“和平、奋斗、救中国。”

医生认为病人太辛苦，不宜再消耗­精­力，乃请侍疾人士退出，让孙中山静默安眠，至晚6时半，孙中山又苏醒一次，手足已经变冷，且已不能讲话。医生按脉后认为脉已散，行将去世，须时注意。这时孙似乎又作欲语状，宋庆龄听出来是呼唤汪兆铭，乃叫汪到床前，汪靠近孙病榻，发现孙的脉搏已如游丝，只见嘴动，不能言语了。

第二天早晨3时，孙中山再苏醒一次，仍不能言语，8时许克利医生临床诊视，认为已至最后关头，延至9时30分，遂告逝世。一代伟人，手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终于民国14年3月12日上午9时半与世长辞，留下一个纷乱的中国等待统一。

北京政府于3月12日下令云：

“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兴中夏。辛亥之役，功成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谋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亟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愍，遽夺元勋！轸念艰虞，弥深怆悼。所有饰终典礼，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此令。”

执政府的内务部并议决予以国葬，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北京公使团亦下半旗，全国各地闻知孙中山去世，自动举哀，万民雨泣。

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孙中山行辕内，国民党留京同志含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孙的家属遵照遗示，遗体施以防腐剂，用科学方法保存。

12日12时30分，孙中山遗体移至协和医院施用防腐手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委员开会，决议葬仪用国民体制以示平等，并拒绝临时政府的国葬令，同时遵孙中山遗命，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至15日防腐手术完竣，遂举行大殓，家属及追随他多年的同志均亲视含殓。灵堂内外哭声震天。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这天清晨群众已纷集协和医院门外，至10时许灵榇出发，举枢者为追随孙日久的同志24人，分三组，每组八人前后舁挽，沿途民众及青年护灵致哀者约计12万人，均步行送灵榇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安放，择日开吊。

4月2日上午，孙中山灵柩安置于北京西山碧云寺。

孙中山之丧，海内外致送挽联极多，不及备录，只是孙的叛徒陈炯明有一挽联，颇可一读，联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赤心知。

陈炯明在民国22年8月22日以肠炎病死香港，终年55岁，死后家无长物，贫难为殓。陈在孙中山病逝前已痛悔反叛孙中山，曾请吴稚晖代作悔过书，未及送达，孙去世。陈死后，吴稚晖有挽联追述其事：

一身外竟无长物，青史留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二二三、荡平两广群魔

陈炯明被滇、桂联军逐出广州后，就率军盘踞广东东江一带，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乃收集东江南路的土匪，联络闽、赣、湘的军阀，自称救国军总司令，下辖总指挥林虎、副总指挥洪兆麟、各路总指挥叶举等合共7万人，图犯广州。

当时广州方面有滇军（杨希闵部）、粤军（许崇智部）、湘军（谭延闿部）、桂军（刘震寰部）、豫军（樊钟秀部）及朱培德之滇军，还有少数鄂军、晋军和陕军，为数10余万人合称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

14年1月15日广州政府决定东征，分三路出兵，以粤军为左翼军，滇军为右翼军，桂军为惠州攻城军。2月1日改变作战计划，改以粤军为右翼，经海、陆丰直趋潮汕，进攻洪兆麟防地。以滇军为左翼，经河源、老隆，直趋兴宁、五华，进攻林虎防地。桂军仍任围攻惠州之责。

联军组织时，滇、桂军故意漠视黄埔军校的校军，黄浦校军充满革命意识，自扣留商团军械及编练教导团后，即受滇、桂军的歧视和敌对 ，因此联军筹组时，他们即以黄埔校军不堪战斗，毋须参加为理由将其冷冻。

黄埔同学受到广州各军的歧视，至为激愤，且以不能参加讨伐陈炯明而痛感是奇耻大辱。当时的校军不过是第一、二、三期同学和教导第一二两团，为数不过3000余人，饷械既不充足，训练时间又短，而且没有战争经验，但他们气壮山河，毅然决然加入右翼粤军，当时蒋中正兼任粤军参谋长，即以黄埔军校校长身份担任校军统帅。

在广东的各路军队，军纪都不好，黄埔校军出发后，一新耳目。他们军纪严明，公买公卖，士气旺盛，行动神速。14年2月3日出动，5日下午即攻占东莞。沿途受到百姓热烈欢迎，校军高呼“百姓万岁”。2月11日即将广九路沿线地区完全控制。15日晨克复淡水。

黄埔校军收复东莞和淡水后，桂军攻惠州久不下，而滇军亦在增城、博罗之间不进不退。校军以革命­精­神独力作战，继续进攻，2月末旬攻占了海、陆丰。

由于校军追奔逐北，战果丰硕，大遭滇、桂军之忌。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的部下林虎勾结，校军洞烛机先，遂与粤军合力夹击林军，造成棉湖大捷，3月23日先后克复五华、兴宁。同时分兵进驻潮、梅。陈炯明逃往香港，其部下大将洪兆麟率部逃窜闽边，林虎率部逃窜江西。黄埔校军轰轰烈烈的第一次东征遂告结束。

正当黄埔师生兴高彩烈地庆祝东征大捷时，突然传来了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噩耗，全军将士悲恸万分。孙中山是14年3月12日病逝的，广东省长胡汉民怕这个消息影响校军士气，所以直至战事结束才通知东征的校军。3月22日蒋中正率全军举行望祭。3月27日正午蒋中正集合校军于兴宁城东门外以悲恸的语调对全军训话：

“我们的总理于本月十二日已经在北平病故了。

总理的逝世是本校、本党最悲哀不幸的一件大事，亦是我们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总理在日，对于本校的希望和教育的热心，以及他的形容、态度、思想、言论，我们应静默五分钟。仔细回想一番，以志悼哀。

总理去年北上时经过本校，要到黄埔对岸鱼珠炮台一带看看我们第一期同学的筑城工作，他看了回来，在途中对我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在奋斗，就是死了也可安心。’我就问：‘总理为何说这些话？’总理又说：‘我们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够希望实行的，就在你这个陆军军官学校一般学生了。凡是人总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我今天能够看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官长学生士兵们如此英勇的­精­神，就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虽死也能安心。’大家听了这一番话，一定要牢记住，一定要努力奋斗，才不负总理教育大家的一番苦心和希望。以后我们只有努力继续下去。达到我们主义的成功，才算得是总理的信徒，才算得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总理生病的原因，前次我已经讲过了，他的病和他的逝世，全因为主义不能彻底实行，而且陈炯明叛党以来，已有三年之久了，党员不能除掉这个区区叛逆，所以忧愤成疾，以至于今日逝世。推本穷源，还是在陈炯明叛逆，使本党不能发展，所以我们必定要杀叛逆陈炯明，才能泄总理的愤，现在陈炯明的军队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一大半，然陈炯明本人还没有拿到，总是我们主义实行的障碍。望大家以后要更加努力，杀了陈炯明才能得革命的成功，实行主义才能慰总理的英灵。总理自知此次的病不能好，所以对于本党的希望，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就在我们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里的官长学生士兵们的身上，望大家以后更努力奋斗，务要达到实行主义的目的，才算是尽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是将来中国革命军主­干­的军队，现在已经中外闻名。因为本军是有进无退的，但自今以往，如有一点失败，或是退后，我们的名誉亦就保持不住了。如果有一个人退下来，我们全体的名誉就被一个人败坏，这个退却的人就是我们的公敌，应该处以极刑。还有一句要紧话，我们要时时想着我们的名誉，完全是自己死的官长弟兄们赐给我们的，他们已死的如何凄惨可怜，我们没死的同志代他们来报仇才行，切不可因为看见一个同志在阵上打死，我们害怕就退了下来，这种人还能当革命军吗？还算有志气血­性­吗？

这次攻兴宁，我们不足二千五百人，敌人共有一万五千余人，我们能打胜他的原因，是全在服从官长命令，团结一致，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其次就在遵守军纪，爱护人民，大家跟着本校长，困苦艰难，打了许多胜仗，这是本校长非常欣慰而且很感激。大家能够百折不回，始终一致的这样子做下去，不到几时，就可将三民主义实行于广东，再推而广之于各省、于全国，我们就有享福的日子了。

我们自黄埔出发到了兴宁，过了千余里的路，打了很多的大仗激战，非常勇敢，非常耐苦，这是何等­精­神。还要知道，我们保护人民，就是实行主义，假使总理在此看见这样情景，一定是非常欣喜，现在总理虽然逝世，他的灵魂在上，也是可以非常欣慰的，他的灵魂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

东征大捷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乃任命蒋中正兼任潮汕善后督办，办理地方善后事宜。4月11日蒋中正令校军住梅县。

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在第一次东征时并不积极行动，且暗中勾结林虎，不料黄埔校军以大无畏­精­神底定东江，滇、桂军对黄埔校军既恨且妒，认为自己联合起来共有五六万众，兵力远胜校军，因此于5月中旬滇军开始集中广州，潜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布防；桂军由东江调赴北江，且有谋攻广州大元帅府的企图。广州大元帅因孙中山去世后已由胡汉民代理。

14年5月13日胡汉民派廖仲恺赴汕头，当晚在粤军司令部开军事会议，由许崇智主持，蒋中正、廖仲恺、朱培德等参加，会中决议放弃潮、梅，立刻回师广州，由蒋中正任总指挥，全力铲除革命障碍的杨、刘，以巩固革命基地。

5月21日蒋中正率领党军（即校军）、粤军由潮、梅回师向广州进发。从6月7日至14日，作战了一个星期即将滇、桂军完全击溃，广州遂重入革命的怀抱。

14年8月20日党军正式改称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将原来的党军第一旅扩充为第一、第二两师，另将收编粤军改组为第三师。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于是革命军由此建立。

当蒋中正率师由潮、梅回穗讨伐杨、刘的时候，陈炯明残部表示投诚，回驻潮、梅，但他们并不是真的投诚，所以在14年9月1日再度叛变，进攻留守的粤军，粤军不能抵御，退回淡水，陈炯明军遂节节西逼，进占普宁、惠州、陆、海丰各县，蹂躏东江。同时勾结北路的川军熊克武部，由北江进至通州，南路邓本殷进犯肇庆，将会攻广州。广州国民政府遂下令讨伐，这就是第二次东征。

9月28日国民政府颁发征讨方略如下：

（一）东江方面：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以第一、第四两军为基­干­）。

（二）北路方面：以鲁涤平为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

（三）南路方面：以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属警卫河南。

（四）广州方面：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警备广州。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

蒋中正率军第二次东征，10月9日围攻惠州城，14日攻克。20日起进攻潮、梅，第一纵队于11月4日收复潮汕，7日进占饶平。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占领五华，31日克复兴宁，乘胜肃清梅县、大埔。东江遂告底定。

两广终于在革命势力日益强大下统一。

二二四、长江的战火

奉系、国民军系和皖系各有矛盾，直系垮台后，这胜利的三系各打各的主意，冯玉祥称病西山，先后四次呈请辞职。张作霖入京出京，其后通电取消镇威军名义，冯玉祥也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即解除国民军总司令职务。这一切都显示其中问题很多。

13年12月7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卢永祥、吴光新及奉军将领开会，讨论解决长江各省办法。卢永祥和吴光新虽是皖系，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前，他们都到关外去和奉张通款曲，奉张也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这次天津会议中决定请段执政下令免除直系齐燮元的职务，如果齐燮元反抗，奉军可以集中6万人南下讨齐。

同日国民军的孙岳电请辞职，愿以所部一师四旅交陆军部直辖，其实该部队已由孙的参谋长何遂率领，从间道入开封，何已宣布就任代理河南省长。

12月11日临时执政发布命令：“江苏督军齐燮元免职，江苏督军一缺即裁撤，以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卢永祥的直隶督办缺则由李景林暂署。”

又令：“热河都统米振标着来京供职，所辖军队交阚朝玺妥为收束，并任阚朝玺署理热河都统。”

这一连串人事调动中，夹杂了复杂的派系问题。

段祺瑞希望卢永祥任直隶督军，卢是段系的人，当然有很多方便，而张作霖则希望直隶地盘交在自己一系手中，冯玉祥也希望直隶能派冯系的人。这次天津会议，张作霖要拓展奉系力量到长江，就怂恿卢永祥回东南，卢能荣返东南，私心之愿也。可是李景林出任直隶督办，这样的安排对于冯系的孙岳大为失望，孙岳也是想着直隶地盘的。李景林部向孙部进迫，孙岳曾将入河南的军队撤回以增加保定的兵力，同时由国民军其他将领代向北京提出，请派孙岳为直隶省长。

北京政府对于这两大势力不能不平衡敷衍，对于冯系先后任用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更派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可以率部开发西北，而鹿钟麟在北京的势力依旧存在。对于孙岳，一面默许孙部仍驻军直境，同时任命孙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冯玉祥对这些安排大体上算是满意，因此14年1月13日冯玉祥宣布销假，即赴西北巡视，孙亦表示愿意履新。

至于对张作霖，则发表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军务，同时任命张为东北边防督办兼垦务督办。

张作霖于14年1月11日也率部回奉天。

齐卢战争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继续，直齐赶走了皖卢，卢永祥乃出关投靠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惨败，卢永祥遂想借奉系力量重返江浙。

北京执政府下令免齐燮元江苏督军，而以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为了顾虑齐燮元抗命，乃以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统率奉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江苏问题急转直下。

齐燮元在江苏并不得人望，部下也渐次离心，因此不敢抗命，北京执政府12月11日人事命令发布后，齐于12日致电段祺瑞，愿遵令于14日交卸于韩国钧。不过齐也有他的部署，他下令着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以参谋长刘玉珂继宫任第十九师长，刘未到任前由魏朝彦先行代理。

14日韩国钧通电接受齐燮元交代，就任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苏军将领表示体谅督军意旨，服从韩督办，但反对另有军事大员来苏，危害苏境。其意是指的卢永祥。

苏军将领想以韩国钧过渡，以拒阻卢永祥率奉军南下，可是卢和奉军南下已成定局，这一来不止是苏军感受威胁，苏省士绅也表示反对。齐燮元本已决定离开南京，这一来就改变了决定，认为士气民心均有可为，乃拟用保安总司令名义调遣苏省军队，布置攻守事宜。同时计划联络孙传芳、方本仁、萧耀南共同抵抗北军。江苏的情势突然剑拔弩张，山雨欲来了。

江苏人本来全心全力在驱齐，通电四布，代表北上，合力同心，有非达目的誓不甘休的态势。待齐免韩兼，卢永祥宣抚苏皖，加以奉军五六万旦夕南下，这才感到是以暴易暴，驱狼引来了虎。因此驱齐运动一变而为拒卢反奉，一部分则宣称只拒奉军而请卢简从南下，还有强硬派则请齐速去，请卢也不必来，江苏问题与齐、卢脱离关系。

13年12月24日，齐燮元离南京去上海。同日陈乐山宣称奉执政府秘书厅密令，赴松江复任第四师师长职，原任师长夏兆麟被逐赴杭州。陈的行动事先没有和各方接洽，于是引起了孙传芳的疑虑，认为不利于浙江。乃通电斥陈假窃名义，蓄意捣乱，派兵进击。29日北京执政府电令孙传芳、陈乐山停职，候中央解决，并接受孙的要求，任命孟昭月为宁台镇守使。

奉军添调后备队入关，其南下军队3万人由张宗昌统率进驻徐州，原驻徐州军队奉陈调元令护防，退往砀、萧两县。

12月30日北京陆军部电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所遗第十九师师长即令何丰林继任。南京第六师部队一部分哗变，在驻地附近抢劫。

14年1月2日孙传芳部队攻入松江，陈乐山逃走，第四师向上海溃败，孙部尾追。由于孙军频传捷报，孙传芳的发言权遂大增，1月5日和6日孙连发激烈通电，反对奉军南下。

事实上奉军已大举南下。14年1月5日孙传芳致段祺瑞电：

“北京段执政钧鉴，陈乐山假窃名义，扰乱地方，传芳不得已饬部防御，幸得驱除。然松江一带已不胜迁移焚掠之苦矣。陈乱未已，里巷又复纷传奉军南下，意不专于对苏，证以齐督离宁，而奉军到宁，无的放矢，必更有的。传芳本无所虑，亦常深省其咎，攻浙乃军人服从之天职，事纯被动，既不敢妄成戍首之罪，入浙乃浙江军民所欢迎，兵不血刃，亦不敢妄居克敌之功。至于入浙以后，市廛无惊，苟欲罗织为扰民，浙人先不忍罗织，舍此数端，百思不得，敢乞钧座勿对传芳一人别有难言之隐，遂使浙人万姓，日陷恐怖之中，有罪而当夺职，固望明示其罪以肆诸朝市。无罪而当避贤，亦恳明示其贤以公之天下，倘于两者皆有难言而疑传芳诚有未至，即恳明示对国对浙，必如何而后可谓诚之条件，传芳谨当高之浙士，质之国人，决不敢违众而抗所当从，亦不敢固位而默所当辩。若于宣布罪状之先，还以巧取豪夺相试，是直弁髦政府，毁堕纪纲，惟当视同穿窬，御以盗劫。上肃国宪，下去害群，一息苟存，百死不惜，遭时方长，高位难据，钧座天人顺应，尚有省愆弭劫之痛文，传芳忧患备尝，宁以厝火积薪为得计，所谓吁请明示者，上欲政府示天下以光明，下求浙江勿连类而涂炭，至于一身生死，且等鸿毛，进退更无足计矣。临电迫切，祈候明示，孙传芳叩。歌。印。”

孙传芳致冯、胡、孙电：

“北京冯总司令焕章兄、开封胡督理丽生兄、保定孙省长禹行兄钧鉴：诸公所为蒙极大之牺牲，以仆此而兴彼者，为欲违停战之目的致国家于和平。今者或幽囚，或败遁，或遵命解职而去，无一存焉。然则战争可停，和平可致矣。诸公亦闻陈乐山勾煽传芳所部军队战事复起乎，松江一带，又焚掠一空乎，亦又闻奉天军队五六万众，浩荡南下，路人纷传为景公复仇不专对苏乎？传芳个人进退不足惜，浙江一省治乱亦不足计，独惜诸公蒙极大之牺牲，以求停战者，乃以挑四方之战，以求和平者，乃以开破坏之端。往日之战虽不祥，尚托名于国家相争以政见，今日之战，直明目张胆标寻仇报复之名，树争城争地之帜，而无所顾忌矣。诸公手创此局，岂能毫无预闻？诚未闻耶，则一询之道涂，一考之事实，诸公初志，向即如是也，则请缄口闭目，以听天下之相残，斯民之无孑遗可也。万一非诸公之意，传芳即敢再顿首以求诸公，先为浙人呼吁于有权者之门，如天之福，回天之听，先止南下之兵，一切留候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解决。能如是尸祝诸公者，岂独浙人哉。设有权者必欲寻仇报复，必欲争城争地，亦求诸公代叩当复者几仇，当争者几地，诸公但能保证此仇者相率避去，此数城数地者拱手献出，即可停战和平，传芳岂惟不求罪状之避，且献城以解诸公之难，且任劝告其他当避且献者，均无问所犯之条，惟当速避速献，毋使天下人既加诸公以大不韪之名，以挑天下之战，开破坏之端，逮狱于诸公也。别上执政一电，特附录奉阅，执政本爱和平，然而在位无权，无以贯彻其爱，以后种因，造自诸公，人曰有权者，可箝天下之口，而不能纳诸公之言，诸公幸勿以局外自遁，而使所种善因尽成恶果也。当战当停，待命进止，临书迫切，立盼赐复，弟孙传芳。歌。”

1月7日段祺瑞复孙传芳电：

“歌电呈悉，陈乐山本非假窃名义，业经退回，已在成事不说之列，至子嘉（卢永祥）酌带奉军南下，事诚有之，始因齐之负嵎，继因花旗营之毁路设防，子嘉不能不有以自卫，余亦不能责子嘉以单骑赴苏也。今齐虽在沪，尚有密谋，浙沪毗连，岂无闻见，盖攻浙之事，吾弟既无所惭，何所谓咎？昔日因服从而攻浙，今日亦当本服从而不扰苏；昔日入浙为浙军民所欢迎，今日苏未欢迎，更不宜侵入苏境。中央本无责难之意，吾弟又何必有引咎之辞，即令谦冲为怀，则安民保境，正足为补过之资，余以诚待人，当不轻事吹求也。吾弟英年重寄，笃实为先，欲宏远犹，必勋明德。段祺瑞。虞。”

14年1月7日卢永祥抵达蚌埠，张宗昌率奉军第一军进驻浦口。卢永祥旧部第十师亦由江北开赴南京。原驻南京之齐燮元旧部第二、第六两师及补充旅奉韩国钧令，悉调驻镇江、江­阴­。

1月10日，卢永祥、张宗昌进入南京。11日上海事变。上海是由宫邦铎和张允明分治南市、北市。宫邦铎是主力，他是淞沪护军使，北京承认的第六师师长兼第十九师师长。齐燮元到上海后，即运动宫的部队迫宫去职。宫无法指挥，遂于10日晚致电段祺瑞和卢永祥，宣布辞职。齐燮元掌握了第六、第十九师后，即联络孙传芳的军队联合攻击张允明，张军被攻溃散，张允明则逃入租界。于是齐燮元即自称淞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传芳称第二路总司令，联衔宣言占领上海，拒绝奉军南下。

上海事变后，段祺瑞即于1月12日责成卢永祥会同苏军总指挥秦洸迅速戡定上海事变。同时电令安徽军务善后督办王揖唐就近派兵协助卢永祥，并令何丰林收编已溃散的陈乐山旧部第四师。

孙传芳也派谢鸿勋为第四师师长，收编陈乐山的溃军。

上海总商会则乘宫邦铎、张允明被逐时，宣布上海为不设军职、不驻军队及将兵工厂迁移他处的不设防城市。

东南大学校董和教职员则反对北京教育部将校长郭秉文免职，主张教育独立，不宜随政潮进退。

14年1月13日北京执政府下令奖励孙传芳撤兵回浙。

这显示段祺瑞把齐孙分别处理，孤立齐燮元。

同日又令派陈调元帮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白宝山为海州护军使，马玉仁为淮扬护军使。

在上海的张允明部一师一旅，及陈乐山的第四师残部只有少数投入齐、孙两军。其余为数1万余人悉向租界缴械，即由租界当局收容。

上海的领事团，鉴于战争可能波及上海，乃开会决议：禁止中国失意军人在租界活动，并调各国的海军陆战队登陆，监视所收容的中国溃兵。

卢永祥在南京组织宣抚军，以奉军军长张宗昌为宣抚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军总指挥，参谋长臧致平兼第二路军总指挥，军务帮办陈调元兼第三路军总指挥，江苏全省水陆警备司令冷遹为戒严总司令。

苏军总指挥秦洸在苏州被当地驻军攻击，苏州商会付出一笔钱请秦洸离苏州。上海齐燮元军队即通过苏州，与常州镇江的齐氏旧部联合。

1月14日淞沪联军孙传芳齐燮元联名发表通电：愿意撤退上海地域内所有两省驻军，废除护军使及镇守使名目，反对以后再设类此军职，兵工厂亦即日择地迁移。北京执政府亦颁布处置浙、沪问题三令：（一）淞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二）上海兵工厂着陆军部即日饬令停止军用工作，以便招商承领改组商业工厂，并先委托上海总商会暂行接收，妥为保管，即由该部遴派专员会同该商会妥筹办理。（三）上海嗣后永远不得驻扎及设置何种军事机关。

1月16日北京执政府令：

“此次苏浙军队发生冲突，闻齐燮元有从中煽惑情事。……应另派员查办外，嗣后各该省军长官，务各严饬所部，恪守疆界，不得轻信谣诼，致启衅端。如再有前项情事，定惟各该长官是问。”

又令：

“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韩国钧，准免兼职。特任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任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着兼任帮办湖北军务善后事宜。山东、福建督理缺员着即裁撤。特任郑士琦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周荫人督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派卢金山为长江上游副司令。”

卢永祥在南京自有一套想法，其实对他来说仍是旧调重弹，他于三年前做浙江督军时，因受第一次直奉战争影响，曾一度通电倡议废督，通电中慷慨陈词，一时极为舆论所赞美，可惜后来卢氏对于通电所提倡的事，仅能做到改“督军”名称为“军务善后督办”而止。致舆论对他颇为失望。

14年2月27日卢永祥又电段祺瑞吁请废督。他的电文中有不少的警句：

“……废督之议创之久矣！上既惮而莫敢为，下遂锲而不忍舍。一日不废，则一日不能息民。废督以前大要者二，曰定军制、曰划军区。然此非一省之事也，有一省以创之，中央鼓其激昂之气，推之邻省焉。推之全国焉。则事无不举矣。……应暂以徐州一带为国军区域，大江以南不再驻国军。凡驻苏国军一律调赴国军区域，悉听中央指挥。饷由部给，不­干­省政。苏省固有师旅，酌量苏之财力另行改编，归省长节制。浙省同时将国军调赴国防规定区域，不得仍驻江浙毗连境壤，并将军务善后悉听中央主持。”

在当时浙江人民环请撤兵的时候，这些话是中听的，也是必要之举。同时他对江浙军务善后督办一职要求北京政府迅颁明令永远废除，为各省倡。

卢永祥这一个电报的“动机”从善的一方面说，他已经真实觉悟了；从恶的方面说，他想玩弄三年前的老手法。至于影响方面，在善后会议中已经有人向政府责问处置办法，政府答以通盘筹划四个字，似乎还没有同意卢氏这个废督的计划。皖督办王揖唐在京，表示赞成卢氏办法，愿将安徽军务善后督办陪同裁撤。对卢更备极揄扬，而江浙各团体亦以“与人为善”之心，纷纷通电赞成。南京方面虽有人假造省议会电报，说废督尚非其时，请政府催卢氏速就江苏军务善后督办职，可是随即经省议会正式否认了。政变以后，冯玉祥的呈请辞职，通电下野出洋，就曾博得当时舆论界的称扬。现在舆论也对卢永祥电请废督一事大为推崇。不过有实力的人附合的并不热烈。

江浙和约签定后，上海的护军使等军职真个废掉了，军事上所必争的兵工厂完全交由总商会接收了，浙奉两军的大队也都离去，兵也可算是没有了，上海人半年来所努力进行的避免兵祸运动，仅仅就军事关系说，到此可谓已经成功，剩下来的是上海地域内所尚未解决而成为问题的，就是上海怎样成为特别市或商埠的建设问题。

上海民政的改组，当初从事于避免兵祸运动的上海人似乎都还没有考虑到，执政府于1月15日所下的三个命令亦仅说到上海为通商重埠，此后永远不驻兵队及设置任何军事机关，而未说及民政事宜的如何处置。反而是齐燮元、孙传芳的联合通电中倒能说出“……其民政事宜，与平常县份不同，拟另组成政厅以理之”的一句话。战事粗定时，江苏省长韩国钧于1月29日在百忙中首先声明于上海设特别市，电聘上海旧市董李平书等11人为筹备委员，令先行拟定区域如何划分？机关如何组织？职权如何分配诸事宜。而上海有几个商人，则提出意见于总商会，反对上海市政悉由少数苏绅主持。申述执政府拟改上海为特别区域，永不驻兵，特设督办处理民政，而主张督办直隶中央，地方事宜由地方绅商共同处理。同时，上海的舆论，则一致主张上海应筹改为特别市，市政厅须以市民为主体，市长须由市民公选。战后一个月间，关于上海的建设问题，引起了剧烈的争议，中央与苏省政府、商人与市民，都各表示不同的态度与意见。

事实上，执政府对于江苏省长聘请委员筹备特别市一事，并未有所表示，可说完全不承认其效力。2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和德为会办。不过定上海为商埠，是与上海人民设立自治市的希望背道而驰，因此舆论反对，颇为剧烈。至于江苏省政府所聘的筹备委员会，则积极进行筹备，一面拟成淞沪特别市筹备会章程，大致划定上海、宝山、川沙、南汇、太仓等五县所属40余市乡为特别区域，并与各县公团所组织的市政协会联络，定于3月5日召集特别市临时市议会，讨论一切重要问题；一面力争特别市根本立法，须由筹备处拟定，经市乡同意施行。这项关于特别市筹备会的事情，迭由江苏省长电致北京内务部，但迄未得到复电。

江浙二次战后，闹得最有声­色­的是上海问题。废使、撤兵与迁厂的运动均告成功，于是，使得同受兵灾各地望而生羡。和上海地域相毗连的如松江等处，纷纷要求加入上海区域，相距稍远的如苏州等处，则图谋仿上海组织特别市。于是江南同受兵灾的各地方，乃形成了大规模的避兵运动，所谓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的运动乃告发生。

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酝酿于14年2月中旬，发动于3月初旬，它的目的在谋组织特别区域，实行自治，永避兵祸。他的方法在仿效上海的办法，联合太湖流域的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以上属江苏省），杭州、嘉兴、湖州（以上属浙江省），八旧府属各法团的代表，一面请政府撤去域内军队，一面举办民团以谋自卫。最初发起的是在江浙战事中受祸最烈的常州、无锡、湖州三处旅沪人士。后经杭州等处绅商的赞同，乃在上海组织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筹备会，发电恳求卢永祥、张宗昌饬各军退出太湖流域，并推代表分赴南京、杭州及北京向各当局呼吁。

太湖流域人民是由于两次江浙战争中饱尝兵灾滋味，因而进行避兵运动，他们入手的第一步，在吁请撤退域内军队，以免妨碍春耕及妨碍农事。这个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在大体上，是值得同情的。不过在军人争地争城以战的时候，这种运动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

二二五、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于民国14年5月30日，肇因于上海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厂主，学生支持工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枪杀，演成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流血斗争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民国14年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 ，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

6月1日北京外交部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

“为照会事，据报告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学生因为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两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门首游行演说，以示抗议。而捕房竟以武力­干­涉，捕去学生四十余人 ，登时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等情。本总长得悉之余，至深骇异，似此不幸之事，应请贵公使特别注意。查该学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出相当之要求，并请贵公使将前项情形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公使查照，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

6月4日公使团复函竟婉拒中国之抗议，认为上海租界当局已很宽大，于是北京外交部于4日再提第二次抗议：

“为照会事，上海公共租界枪击华人一案，业经本总长于本月一日向贵公使提出抗议，并请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在案。乃续据上海报告，租界捕房于本月一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其以前被捕之人，仍未完全释放。又据报告所有伤毙之人，枪弹多从背入，巡捕无一死伤，显系任意轰击，毫无理由各等情。查公共租界官吏出此激烈行为，迫动公愤，致发生商工各界多数罢市罢工之不良效果，似此蔑视人道，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再向贵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并请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迅电上海领事团立饬停止枪击，以免再肇惨祸，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6月6日公使团答复仍不着边际，北京外交部再于6月11日提第三次之抗议：

“为照会事，接准本月四日及六日来照，内开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深愿对于此次上海不幸之事故，与中国政府具同一和平之观念，并准贵公使声明，关于禁用武器一节，业经重行训令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后必采恪守各等因，本总长业经阅悉。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又如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一日等捕房之举动，实可谓为激成事变之肇端。因老闸捕房，既未预先鸣号，警告群众，又非如来照所称，该捕房处于危在俄顷，不得不用武器之境遇，竟贸然出此激烈之举动。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的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而来照所称同具和平之观念，亦足以资证明，以便进行交涉。为此照会贵公使查照，希即转达有关系各国公使，饬知驻沪领事团，遵照办理。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

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一）撤销非常戒备。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

（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有之。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双方在上海一共开了三次会议，六国委员最后竟拒绝继续谈判，于是谈判中断，交涉移北京进行。最后上海公共租界仅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中国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

顾正红案由上海交涉员与上海日本领事谈判，至8月12日始行解决，由日本纱厂与工人订立条件六款，附件三款，包括赔偿工人损失费1万元，补助罢工损失费10万元，日人入厂不准携带武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提高工资等。

自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但英国仍继续援用武力压迫政策。6月11日有汉口惨案之发生，6月13日有九江之冲突，6月23日有沙基惨案之发生，7月2日有重庆惨案之发生，7月31日有南京惨案之发生。其中最严重之冲突，为广州发生之沙基惨案。

自五卅惨案、汉口惨案相继发生后，6月21日香港与广州沙面之华工同时总罢工，香港重要事业多呈停顿状态。香港及沙面之英人且作军事之准备，以图压制。6月23日广州各界7万余人，在广州政府领导下为沪、汉死难烈士开追悼会，当场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解决惨案之根本办法。会后举行大游行，工商各界在先，学生及黄埔军校学生随后，于下午3时行抵沙基对岸，当时英兵方严阵以待，遽向群众­射­击，同时停泊白鹅滩之英兵舰，亦发炮助威，当场死伤军民二百余人，惨祸之烈，过于沪汉。这是上海五卅惨案的余波。

从这些惨案中，国人体会到孙中山一再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实在是中国人正确而迫切的奋斗目标！

二二六、孙传芳驱逐奉军

北京执政府在奉系压迫下，于14年8月24日任命杨宇霆督江苏、姜登选督安徽，奉军因之长驱南下，有鲸吞长江的企图。

9月中旬杨宇霆赴南京视事，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以戒严司令名义驻防上海。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中出头最晚的一个，但正当奉系势焰最盛时，他决心驱逐奉军杨宇霆、姜登选和张宗昌，因此这一仗就成为孙传芳事业最盛的关键。

14年10月8日浙江督署召开秘密重要会议，由孙传芳亲自主持，反对北京执政府的各省代表均列席，令人惊异的是制造执政府的冯玉祥亦派代表参加，这是一次反奉会议 ，冯派代表参加反奉会议，显示冯和奉张的密月已经结束。当天午夜孙传芳再召开军事秘密会议。第二天浙江督署向金融界暂借军饷100万元，10日下令预备动员，表面上的名义是准备秋­操­调动军队，实际则是孙传芳已决心发动驱逐江苏的杨宇霆和安徽的姜登选。

10月15日孙传芳在杭州自封为“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当天宣告就职。分兵五路：

第一路司令陈仪（浙军第一师长）。

第二路司令谢鸿勋（北洋军第八混成旅旅长）。

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

第四路司令卢香亭（北洋军第二师师长）。

第五路司令周凤岐（浙军第三师师长）。

后援部队为北洋军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第卅混成旅（旅长苏埏），第四旅（旅长张庆昶）。

孙传芳向以用兵神速机敏见称，此次讨奉从10月10日开始调动军队，不到五天即已尽赴前线。

10月16日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讨奉通电，以奉方在上海驻兵为借口，全文如下：

“段执政钧鉴：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暨全国国民公鉴：去岁传芳视师江表，深感东南战祸之惨伤，用策永久和平之大计，于是有上海永不驻兵之议。人民既历次请求，政府且特颁明今，传芳即首先遵令撤兵，盖不惟顺从民意，亦以重言责也。不料我方振旅而归，彼即乘机而入，然犹谓少数武装用以维持治安也。五卅案起，全国震­骚­，国民椎心泣血之时，为私人攘利夺权之举。人民既敢怒不敢言，政府亦熟视若无睹。使传芳独负言责，实无以对我东南人民。惟念国难方殷，深不愿再肇兵祸，以为苟能约束，犹可相安。数月以来，喋血贩烟，腾笑中外，杀人越货，苦我人民，秽德彰闻，众目共见。愿传芳犹啮齿忍痛，静从公论，冀其自觉。乃人民日增饮泣之声，彼凶益肆猖狂之技，视江南为私有，窃政柄以自恣。甚至长官方­色­喜就任，部兵即公然抢劫，事隔兼旬，曾未闻一申军法。夫沪上为东南­精­华所萃，友邦观瞻所系。时至今日，传芳纵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可忍，而人民不能忍。用敢宣言，告我同志，永不驻兵之议，自我言之，当自我行之，所以顺民意者在此，所以服从中央者亦在此。是用率我六师，缴其枪械，放归田里。惟念奉方戎兵，皆我同胞，万恶实由戎首，今与同志连师，当世贤豪，戮力同心，唯彼祸首张作霖一人之是讨，此外皆所不问。至我军职志所在，厥有四字，曰永久和平。惟和平可以保国家，惟和平可以对友邦，见我旌麾，共求福利，邦人君子，其共鉴之。

孙传芳、夏超、周荫人叩。铣。”

孙电发表后，江苏白宝山等立即发出响应通电，全文如下：

“北京段执政，各省军民长官，全国国民钧鉴：上年江浙之役，为统一苏省，收复淞沪，不得已而用兵。张作霖乘变兴戎，图扰大局。冯焕帅悯民涂炭，中止战争。而奉方早誓兵不入关，夕即袭取津、保，背义灭信，误国殃民。直、鲁两省首遭荼毒，以直、鲁灾祲之余，陡增驻兵十数万，而又勒索横征，储诸奉库，时未一年，数逾千万。欲竭各省之财，为征服各省之用。凡此事实，举国咸知。宝山等为国除暴，早有同情。只以我苏战后元气已伤，苟能自固吾圉，允宜宁人息事。乃奉方视为征服之地，戍兵沪宁，肆行无忌，贩鸦片，造伪币，纵兵焚劫，勒索绅富，种种秽德，罄竹难书。近复苏皖易督，津浦增兵，并探悉以苏产押外款三百万元，谋复上海兵工厂，又向某国购械十五万支，以驻防各省奉军取缔人民抵制某国商货为条件。如此悖谬，岂独祸苏，直欲亡国。虺将成蛇，难再坐视。宝山等保国卫民，职责所在，兹已响应浙军，会师宁镇，驱逐奉军。沪宁路线，旦夕肃清。已电恳吴玉帅、孙馨帅主持大计。全苏将士愿听指挥，并请同志诸帅分途进剿，直捣胡巢，大寇不除，国难未已，全国志士，盍共图之。江苏第一师师长白宝山、第三师师长马玉仁、第四师师长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江宁镇守使朱熙、通海镇守使七十六旅旅长张仁奎、第一旅旅长杨赓和、第二旅旅长李启佑率全体官兵同叩。”

吴佩孚亦有复孙传芳电：

“孙馨帅、夏省长、周樾帅钧鉴：奉读铣日通电，义正词严，整我六师，共伸天讨。风声克树，底定可期。肃此致复。

吴佩孚叩啸”

奉军在孙军开始行动后仍希望和平，由皖督姜登选具名致电孙传芳，表示大家均为同学，不应相迫。姜电云：

“孙督办鉴：曩在徐州，辱蒙遣使，远来存问，并以时局方针，垂询下走，弟曾掬诚相告，共策和平。自弟移皖驻蚌以后，又复信使往还，重申此义。方期东南半壁，兵气暂消，匕鬯不惊，与民苏息。不意近数日中，道路流传，苏浙战起，车马征发，濠堑布置，风声所播，木草皆兵，商市停顿，居民惊徙，去冬现象，复见于今。窃意一年以来，中央政局，略觉安然，各省情形。亦皆自理。其在中央各省间以及各省相互间，如有隔阂情事发生，皆可疏通情商。讨论方法，以期归入和平一途。庶几各地人民，不致年年苦于兵燹。若夫无正当之名义，与不得已之事实，而动执兵弭以相周旋于战场，不特中外舆论，讥为黩武，即吾人自返天良，果以何因而必如此。今以苏浙近事而论，苏督杨君，决不犯浙，弟所深知，亦曾奉函敬告执事，彼此皆为同学，并无相煎太急之情，而必大逞­干­戈，以争胜负。弟以和平为旨，深觉此义不安。即弟为执事计，舍浙图苏，未必遽为得计。今事势已亟，知非空论所能挽回，惟以公谊私交，不能不一尽其忠告。传闻执事调动军队，意在秋­操­。如其果然。实为大局之幸，极望宣布宗旨，以安人心。设或对苏真有何种问题，未能谅解，即乞我公明白相示。弟如可以尽力，必当力与调停。总期东南人民，不罹战祸，区区之心。惟祈谅察。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弟姜登选。”

杨宇霆则通电各方表示尊重和平。电云：

“北京临时执政钧鉴：各部总长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钧鉴：窃宇霆奉令督苏，莅任之始，人民怵于去年江浙往事，战谣时起，宇霆深念残破之余，不堪再扰，首先揭橥和平，不携一卒，不增一旅，惟日与行政长官商榷兴利除弊，整饬地方。乃兼旬以来，浙方秣马厉兵，不遗余力，张皇纷扰，险象环生。即此调发期间，人民迁徙流离，已觉不堪言状。假使宇霆轻于一发，复蹈去年两次战争故辙，嗟我人民，其何以堪。是以宇霆含容隐忍，无论如何逼迫，惟有退让，恤此群黎。至于浙方所传通电，其所抨击，专在上海驻兵。其实此次邢师驻沪，专为五卅惨案，维持秩序，敦睦邦交。驻沪以来，商民洽服，自非别存党见，从未妄肆诋諆地方。如以此举为非，尽有商量余地，或调或撤，皆属可行。乃事隔数月，未出一言，邢师早移矣，忽欲借此兴戎，实等无的放矢。擅为戎首，而曰服从中央。重增浩劫，而曰顺从民意。人民纵有可欺，天道岂能曲宥，无端启衅，大动兵戈，糜烂地方，百思不解。现在宇霆仍惟严饬所部，不准轻开战祸，重扰闾阎，毋我负人，宁人负我，是非所在，听之公评。赏罚大公，凭诸政府。谨此公布，仰候明教。杨宇霆。筱印。”

奉系红人杨宇霆以江苏督军身份兼辖上海，他被公认是张作霖的小诸葛，现在独当一面，又值奉系极盛时代，只能胜不能败，胜是“理”之当然，“败”则不可收拾。10月14日杨宇霆和江苏省长郑谦会衔电奉军廿师师长兼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取消戒严司令名义，并限一天一夜将廿师全部由上海撤出，退守苏州和常熟。邢士廉遵照杨的命令15日全军撤退。当晚孙军即进占龙华，16日孙军第一路陈仪、第二路谢鸿勋主力由沪杭路抵沪，沿沪宁路前进。卢香亭的第四路军则由长兴进占宜兴，邢士廉节节后退，18日退至丹阳、镇江之间。孙部第一路、第二路自上海而苏州而无锡而常州与第四路会师前进。18日邢士廉军殿后部队曾与孙军战于丹阳，入夜邢军不支而退。19日晨孙军抵镇江，20日孙军卢香亭、谢鸿勋部抵南京下关，谢部渡江向浦口进发。孙传芳本人17日晨至上海，19日到常州，20日下午抵南京下关，21日晨凯旋入南京。当孙传芳在杭州发动讨奉时，曾作豪语谓：一个星期即进入南京，结果竟然实现。

不过孙的进兵虽然神速，可是却不是由于战场上的胜利，而是侥幸于杨宇霆的“急退”。

当孙传芳发动讨奉衔尾猛追邢士廉军时，杨宇霆于10月15日电邀姜登选到南京开军事会议，由于奉军在苏皖两省形势不利，又耽心冯玉祥在北方抽后腿，所以决定不在苏省作战，奉军尽可能全师而退。姜登选16日返蚌埠即布置一切，邢军及驻镇江朱栋臣之三十一混成旅纷纷渡江，奉军第八师丁春喜部亦于18日退兵，一部分被苏军陈调元的第四师及郑俊彦的第十师勒令缴械，丁春喜亦被俘。

10月18日夜2时，杨宇霆亦仓卒撤退，离宁渡江北上。

苏军陈调元在奉军退出南京后，即于19日移至督署办公，会同郑俊彦等苏军将领公推白宝山为苏军总司令，奉方所派的江苏省长郑谦亦离宁。白宝山未及到南京，因此在孙传芳抵宁后即派陈调元为苏军总司令。

奉军在江苏急退是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同时又对冯玉祥有所顾忌。表面上则是采取和平路线，张作霖19日曾电段祺瑞谓：“霖为国家大局计，力戒所部节节退让，悉本钧座和平为国主旨”云云。同时派郭瀛州携函赴包头访冯玉祥，函中大意谓“往年同讨曹吴，急图罢兵，余孽未清，为功不卒。今孙传芳已发难，吴佩孚将报仇，仍愿同心定难，唯力是视。”

冯玉祥表现极端冷静，力戒部下不许妄议时局，同时召集国民一、二、三军长官会义，决定对时局不表示态度，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宣称中立。冯复张作霖电云：“惟盼和平救国，中原之事祈先努力，敝部在京，可归兄调遣”云云。

皖军第一旅旅长倪朝荣，第二旅旅长马祥斌等均通电响应孙传芳，同时要求保境安民。倪朝荣于10月22日率第一旅抵泗州，逼姜登选离蚌埠，23日午姜登选乘铁甲炮车离蚌埠北上，通电辞皖督，并将督印交皖军第二旅旅长马祥斌保存，又委倪朝荣代拆代行，于是蚌埠也落入孙的五省联军手中。

杨宇霆弃苏北返后，于21日微明到天津，当天午后即出关，22日午后6时半抵奉天，当晚开重要军事会议。奉天宣布戒严，张作霖同时决定派四个师两个混成旅入关，守京奉、津浦两线。姜登选、韩麟春于10月25日由徐州北上，出关向张作霖报告军情，第二天即随杨宇霆、郭松龄南下布置军事。

奉军准备据守徐州，以张宗昌挑大梁，派张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姜登选为前敌总指挥，分三路防守，东面在邳县，西面（即陇海路）在砀山，南面（即津浦路）在宿州夹沟。

孙传芳的联军亦布置分三路攻徐，中路以卢香亭、谢鸿勋、陈仪等部会同皖军一部担任，由蚌埠前进；东路白宝山、马玉仁部苏军由宿迁前进；西路皖军及陈调元部由永城前进。

张宗昌于10月21日赴徐州就任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将其所部直鲁军分为七军，自兼第一军军长，方永昌为副；施从滨任第二军军长，毕庶澄为副；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程国瑞为副；褚玉璞任第四军军长，吴长植为副；许琨任第五军军长，张堵荣为副；六、七两军则来不及成立，全部兵力约12万人。

徐海战斗开始，张宗昌对东、西、南三面皆取守势，以逸待劳，阵线颇稳。其后发现白宝山、李启佑等无备，邢士廉、孙钵传遂于10月26、27两日攻白宝山，入海州，同时姚霁、滕殿英由运河攻李启佑，入宿迁。28、29、30、31等日，姚、邢两路，会攻马玉仁，围清江浦，在杨庄、西坝、王营等处激战。南路军情，此时亦形紧张，自11月25日起夹沟以下，时有接触，一彼一此，互有胜负。到11月1、2两日任桥发生剧战，白俄兵团覆没，施从滨被俘，张宗昌在徐闻讯，顿足长叹，急赴前线督战，更檄调孙宗先、方永昌两军，加入南路。而萧、砀空虚，又恐惧为豫军所乘，在夹沟支撑一二日，无心恋战，即弃徐州北去。东路邢士廉等军，亦被牵动。

奉军之败，由于军心涣散。军心涣散原因，第一在压饷，兵士有从入伍起从未见饷银者，故其从军兴趣，完全丧失。第二在派别不同，孙宗先之第五师，施从滨之第四十七旅，皆与张宗昌部不合。孙军于驻在地，时向人民宣言，大家不要害怕，我们不抢掠，不向你们要给养，也不打仗，我们非奉军，乃山东第五师。施从滨在任桥战争最吃紧时，其部下下级军官，即有异动，全军被人缴械。第三兵士多土著，张宗昌之部下，在徐招募者甚多，兵士皆苏、皖、鲁、豫四省边地土著，在军中颇失望，均欲回家，因而无心作战。

张宗昌从11月3日起，每晚均赴前线巡视督战，但亦不能扭转形势。5日有退让徐州计划。6日晚，下令城内外驻军，一齐登车北去。7日早6时，张率司令部文武人员，及第三军长程国瑞，铜山县知事贾月璧，由津浦路退韩庄。孙宗先部第五师，由陇海路退砀山。孙钵传之守备队一营、方永昌之卫队旅两连，留徐未去，为联军缴械。孙钵传于午后4时，由运河退至徐站，稍停片刻，即离去。夹沟方面，有兵2万人，闻败讯四散。俄兵三百在前线退回，由徐徒步北进。东路许琨、姚霁由赣榆退日照。方振武由灌云退沂州。邢士廉、姚宝苍、倪占魁由海道乘帆船逃青岛。溃兵则沿途抢劫。

二二七、吴佩孚查家墩再起

北方奉系和冯玉祥已由暗斗进入了明争，而在东南的孙传芳又组织了五省（苏、浙、闽、皖、赣）联军，自任总司令，准备驱逐长江流域的奉军。在这种情势下，正是吴佩孚东山再起的好机会，吴自己也认为出山时机已经成熟，乃派人到湖北征求萧耀南的同意，萧派师长陈嘉谟到岳州来对吴说：“大帅尽管出山，可是请勿来湖北，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吴听了很不高兴，瞪着眼睛说：“我要出山自然要在湖北。”然后用和缓的音调问陈：“我现在问你，你对我出山有什么意见？”陈敬谨答道：“大帅出山，我个人愿效犬马之劳。”

这次萧没有派寇英杰当代表是因上次寇在­鸡­公山有辱使命的缘故，不料陈嘉谟做了第二个寇，陈以为吴的出山是不可抗的，与其徒伤感情，不如先送个顺水人情，将来或者还有点好处。陈、寇都是萧的台柱，陈既效犬马之劳，难道萧能作蝼蚁之抗？因此萧也下了决心，“江山本来是他的江山，给我江山的是他，要断送江山也只索­性­由他。”

14年10月20日萧电迎吴出山，鄂人亦不唱“拒吴保鄂”的高调了。吴在岳州发表效电云：

“奉军深入，政象日非。孙馨帅兴师讨奉，坚请东行。福建周樾帅电称，惟吾帅之命是听。湖北萧珩帅率湖北全体将领电称，此次共伸大义 ，欲动人心首资号召，拟请钧座出山，希早命驾等语。救国锄­奸­，岂容袖手，兹定于二十一日赴汉，特先奉闻。”

21日吴乘决川舰抵汉，萧率文武官吏恭迎江边，与上次过汉时招之不来者判若两人。吴的出山通电首先提到名称问题，想来想去，拟用“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后嫌14省范围太小，删去这三字。实实在在，吴的敌人第一是冯，第二才轮到奉张，与孙之联冯讨奉者大不相同；只因大势所趋，不能挂起“讨冯”的招牌来，姑且采用这个可奉可冯的“贼”字。

22日发表外交宣言，尊重已定条约，保护外侨，惟望各国不以武器及经济接济对方。

24日通电讨奉，任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陈嘉谟为副司令，任寇英杰为鄂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 ，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马济为桂军第一路总司令，袁祖铭为川黔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司令兼川军第二路总司令，刘湘为川黔后方筹备总司令，刘存厚为川军后方援军总司令，杨森为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赖心辉为川军第三路总司令，王天培为黔军第一路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二路总司令，周西成为第三路总司令。

吴佩孚东山再起后，11月13日段祺瑞的执政府正式下令讨伐吴佩孚和孙传芳。

吴的总司令部人才极一时之盛，最著者为参谋长蒋方震、秘书长张其锽、总参议章炳麟、军务处长张福来、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恩洪等。杨云史屈居秘书帮办，张方严降为高级参谋。司令部规模之大不啻变相的军政府，其处长人选不啻未来各部总长的人选。自吴到汉以来，全国视线集中于武汉，以武汉为枢府之地，以吴为各路诸侯之长，其声势之煊赫不减于当年四照党点将之时。孙传芳马电呼吴为“我帅”，有“传芳不敏，愿执鞭以随其后”之语，极端不就范的萧变成了极端恭顺的萧，其讨奉养电极力摹仿吴的语气，有“秦并六国，胡人入主中原”之语。继之以陈调元、方本仁、白宝山、马玉仁、王普、邓如琢、杜锡珪等一片讨奉声及一片拥吴声，阵容为之一变，耳目为之一新。

第一个不速之客是吴景濂，率领大批贿选议员到汉口来，恭请本家大帅组织“护宪军政府”。当时吴认为最切要的一件事是恢复曹的自由。曹是饱经世变的人，且过去有贿选污点，复职问题固谈不到 ，但宪法非以贿成，却有加意护持之必要。那么他的组府计划何以中道而废呢？第一、张謇连来数电劝吴不可拥曹（爱曹是另一问题），而护宪则必拥曹，过去贿选是直系瓦解的一大因素，也是吴的一大心病，万不可重弹旧调，作茧自缚。张的话吴奉之若金科玉律。第二、此次唱重头戏的是孙，孙以联冯、讨奉为其目标，变宪则必讨冯，吴在事势上不能不迁就孙的主张。第三、吴对贿选议员素来存着唾弃的心理，他们纷纷到汉如群蝇之乱飞，因之更不愿抬出“护宪”招牌来替他们造“饭碗”。

第二个不速之客是齐燮元。孙军攻下南京后，他马上到南京欲与孙平分江南春­色­，孙对之非常冷淡，而他的旧部早已投入新主人之怀抱，不复为旧主人所用，乃赴汉依吴，吴任之为讨贼联军副司令。

第三个不速之客是吴的老乡还沾点师生关系的靳云鹏。他隐然以结合新北洋势力为己任，且有自居领袖之意。靳是段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直皖作战时忽然倒在直系之一面，段倒后靳云鹏组阁，还跑到府学胡同段邸哭拜于地，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时人讥为“软”倒戈的发明者。他曾经在开平当过教官，所以把开平出身的吴拉做他的高足弟子，可是吴的眼睛生在额角上，根本不承认这个从黑湾里钻出来的老师。靳的乃弟云鹗是吴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靳凭着同乡资格，凭着老师资格，还凭着乃弟的实力应该是“鹏程万里”的机会了。不料吴的眼睛不会从额角上搬下来，同时他的老弟也不肯卖老哥的帐，“打出来江山让老哥坐，天下那有这样的笨伯。”靳云鹏擦了一鼻子的灰，气得拂袖而走。

二二八、郭松龄联结冯玉祥

郭松龄字茂辰，又字牧臣，辽宁沈阳人，陆军大学出身，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早年曾入四川陆军小学，后东渡日本习军事，回国后，曾赴广州参加革命。从他这些经历看，他不是个纯东北的土包子，当他回到奉天投效张作霖时，他既不是东北红胡子出身，又不是从最低职位跟着张作霖往上爬，而是一个已有学历和经历，且曾到过四川和广东的中级军官。

他在张作霖下面，先担任辽宁陆军讲武堂的讲师，张学良就是这个时期在辽宁讲武堂念书。郭办事认真，他在讲武堂担任教官，每届假期期满，必亲自站在校门口监督，如有学生回校过了规定时间，那怕是一分种，也要关禁闭，决不循情。据说少帅张学良那时就对这位郭教官印象甚为深刻。郭为人正直，能打仗，也会带兵，张学良虽然年轻，可是却能知人善任，对郭特别赏识。

张学良和郭松龄关系之深，在民国野史上可以大书特书，两人睡一张炕，在一间房办公，郭一直是张的部下，张的副手，可以说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张时常说：“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张学良对郭推心置腹，信人不疑，而郭对张则死心拥护，真是相得益彰。正因为两人关系太深，所以当郭倒戈后，使张学良在他父亲面前简直无法交代。

这可由张作霖给李景林一通电报证明。当郭松龄倒戈通电发出后，李景林也响应郭，自天津给张作霖一电请张下野，把东北交给少帅，张复李景林电说：“你如出关 ，我拱手相让。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从这句话中可见张老将痛心之深。

张学良、郭松龄之间，不只是相知，而且相谅。郭为人胸襟狭窄，不能容物，­性­又燥急，求好心切，张学良都能容忍。两人时常争得吵架，吵完后就抱头痛哭。凡事如果张学良坚持，郭最后终是服从。

张学良欢喜读中国古书，两人在一间房内，郭见张一天到晚抱的是线装书就生气，有一天把那些四书五经一齐撕了，狠狠地说：“读这些有什么用？”郭读的是比较有新知识的书，张学良也气了，伸手就把郭的书箱扔在院子里，两人又跳又吵，最后大哭一场。

第一次奉直之战，奉军被逐出关，张老将埋首练新军，在沈阳成立陆军整理处，老将自兼总监 ，姜登选和韩麟春担任副监，可是实际的练兵工作在郭松龄手中。

第二次奉直战前，有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四人义结金兰之说，四人向张作霖表示，此次入关打一场好仗，只许赢，不许输，请张给他们充足的粮饷弹药；四人且强调击败直军后，不抢地盘，不做督军。这四人变成了奉军中新起的四大金刚。

奉军入关，直系垮台后，李景林的部队占领了天津，天津是直隶督军所在地，李景林自然不肯把已经到口的肥­肉­吐出，他首先就扬弃了在关外时的诺言，一心设法如何让张给他直隶督军。

可是，张作霖早在关外就把这位子答应了直系要角王承斌。王虽是直系，但却是东北人，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败退出关 ，吴佩孚命王承斌率军追击，王在山海关适可而止，张作霖因此对王感激。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王暗中亦未支援吴佩孚，所以张作霖答应把直督一席给王。

张王的默契，李景林自然知道，可是占领天津的，是李景林的部队，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占了很多便利。当张老将以胜利者的身份来到天津时，天津著名的曹家花园便成了张作霖的帅府，警戒的责任也落在李景林手中。

张作霖一到帅府，便一叠声叫人找王承斌，而王承斌却始终不见应召，张心想也许王是直系，直系垮台，他不好意思来见。他没想到都是李景林在作梗，李既然知道老将答应过把直督给王承斌，就使尽了力气，不让王见到张，只要老将找不到王，就不会发表王的直督。他命令他的警戒部队，在王的座车驶往帅府时加以阻拦。王承斌果然施施然而来，可是他的座车却无法通过赴帅府的路。王做梦也没想到是李景林的花样，还以为是老将不见他。

不知道李景林做了些什么手脚，张作霖竟然答应了他出任直督。由于李景林食言而肥，破坏了当年关外的承诺，所以张学良、郭松龄和张宗昌都对李不满。郭松龄嚷着说要杀李景林。当张学良把这些不满向他父亲陈述时，老将却很轻松地回答：“哦 ，是这么一回事吗，我已答应李景林了。”老将既然有了言语，大家还敢讲什么。

奉张这次入关，显然对于国内政局有了更多的兴趣，当他和冯玉祥划分势力范围时，他得到江苏、安徽、山东、直隶四省，于是就着手安排这四省的督军人选。他有一个先决的肯定，就是不让他的把兄弟们入关，因为人家都笑他们是红胡子出身，都是些强盗绿林，为了减除国人的恐惧，他对这四省督军的任命特别考虑。当时，郭松龄有一个拟议，他不反对大家做督军，只是对于择人择地有意见。他认为直隶是近畿，应该由少帅张学良担任督军。至于江苏可由张宗昌，张宗昌不是奉军正统，他的军队有白俄，也有吴佩孚的败军，是道道地地杂牌部队，他与江苏还有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国璋任苏督时，张曾做过冯的副官长。由张宗昌做江苏督军的意见，张老将似乎也同意，所以才有由张宗昌率兵护送卢永祥到江苏赴任的命令。至于李景林，郭则主张派为由东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郭表示自己仍旧辅助张学良，同时勤练军队。

郭的意见没有被张老将接受，李景林督直在天津会议后成为定局，接着14年4月张宗昌督鲁，9月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这一连串命令使郭均为之不快。郭曾对左右说：“真是可笑，摇鹅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

这样的人事安排，在郭看来是不合理的，有战功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褒赏。郭在奉系中是陆大派，而杨宇霆和姜登选则是士官派；士官派好像总是占上风，对郭来说是愤愤不平的。

10月中旬，浙江督军孙传芳组织了五省联军向奉军进攻，杨宇霆在江苏不战而退，不止退出上海、退出南京，而且退出徐州、退出蚌埠。若不是张宗昌在山东，奉军还不知要退到什么地方。这时郭松龄正在日本观­操­，奉张急电召郭返，要他带兵进攻冯玉祥。

杨宇霆丧师失地，回到奉天仍然就任总参议，仍然大权在握，得到奉张的宠信，在郭来说这简直是太不公平了。有人告诉他，当杨专车赴江苏就任督军时，那种排场简直和张老帅的威风一模一样；可是当杨兵败失地回到奉天时，老将并不对杨有所处罚。因此郭从日本回到天津，立即称病住进法国医院，他觉得奉军积习太深，张作霖脑筋太旧，赏罚不公，恩信不立，这种领导方法是不会有前途的。

一个人先人为主，郭既然已和冯玉祥联系，自然对张老将的一切处置都会不满，不要说有这些事实做根据，就是没有这些事实，也会找些来的。

郭松龄倒戈的最大背景，是由于郭和冯玉祥签署了一件密约，冯支持郭回师关外，驱逐张作霖，做东北第一人。

郭为何会和冯联结？据说郭妻和冯妻李德全在北京同一时期念大学，气味相投，这是一条线索。

可是郭冯联结却是在民国14年秋天日本观­操­时。那一年日本秋­操­，曾邀请奉军和国民军各自选派军官若­干­人前往参观，奉军由郭松龄领队，国民军由韩复榘领队，双方在东京均住在一处，因此接触的时间较多。郭的随员中有十九旅旅长高记毅，是郭在日本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力促郭和冯联合，并代表郭和韩密谈。

也许是郭松龄早有倒戈计划，要拉冯玉祥为奥援，所以郭向韩吐露了一个秘密，是张作霖向日本乞援军火，以进攻国民军，他抵日本后发现此一秘密，大不谓然。他向韩表示，如果奉军进攻国民军，他决不听命，且会倒戈相向。

这当然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恰巧这时奉张确已布置对国民军用兵，急电召郭速返，郭奉命匆匆离日，又和韩重申前言。韩复榘也感到兹事体大，遂亦由日本赶返冯玉祥驻节的包头，向冯报告。冯怕郭有诈，所以他表示既然是郭提议，即请郭亲笔写一个东西，类似条约，派两个亲信的人专程送来。于是韩复榘衔命驰赴天津，这时已是11月10日左右，郭已返天津，称病住在法国医院。韩把冯的话转达给郭，郭便拟具一个亲笔条款，以冯玉祥为甲方，郭松龄为乙方，李景林为丙方，由甲乙两方签字即生效，密约内容包括：

（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擅订祸国条约，图进攻国民军，郭松龄誓死反对（注：这是个捏造的理由，其实张作霖并未和日本签署条约）。

（二）奉军进攻国民军时，郭军即倒戈相向，回攻奉军。

（三）郭部出关后，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闻关内之事。

（四）直隶、热河请划归李景林。

郭派他的亲信秘书李俞三（坚白）和他的三弟郭大鸣随韩复榘携密约到包头见了冯，冯加了一条，就是郭的军队统称为东北国民军，然后就在密约上签了字。

郭、冯密约，李景林并未与闻其事，可是李和郭接近是事实，李在直隶受尽了国民军的气，如果冯玉祥承认直隶是李景林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把热河划归李，当时军阀都以扩充地盘为目的，李自然会和郭、冯合流的。

如果郭、李、冯真的合流，奉张的命运就未可知了。因为奉军的­精­锐全在郭松龄手中，而奉系自从杨宇霆和姜登选在江苏、安徽撤退后，正是低潮时期，形势上的低潮遇到突变就难以招架。

郭松龄签署了郭冯密约后，即于11月21日夜，由天津专车前赴滦州。

郭松龄起事前，在天津曾由他的秘书齐世英到黎元洪的官邸去邀请饶汉祥。饶身体素不健康，一身是病，又出名的肮脏，他当时并不知郭要造反，邀请他写一篇大文章，他表示天气太冷，自己身体太差，打算在开春后再应邀。刘把饶的意思回复了郭，郭送了一万大洋，请饶务必前往。饶应承了，就由齐陪同到滦州。

郭松龄给张作霖的第一通电报，就是饶汉祥的手笔。饶的通电最大特­色­就是咬文嚼字，堆砌许多艰涩的典故，难认的字。通电是要大家一看就懂，才有作用，而饶写的通电，大家都难看懂。下面就是这道通电：

郭松龄之通电一（14年11月22日）

“（衔略）张上将军钧鉴：松龄渥承殊遇，擢长兼师，职在服从，义当报称。虎头食­肉­，万里不辞；马革裹尸，死而无悔。何敢苟安求免，不恤孤恩。顾仰体钧座偃武之衷，俯察辽民被兵之祸，治乱决无二门，仁勇不可两全，畏罪不言，负心更甚，窃为钧座披沥陈之。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格日亏，外币潜乘，寰省殆遍。倚其调剂，转与维持。刮我方输，易人废纸，血枯见骨，身没及颅。运转不灵，弥缝呈困，推衍所极，必至无财。士兵苦战，将帅专圻，至于一卒，才折二昏，名为增饷，实同罚俸。年丰母馁，岁暖儿寒，战骨已枯，恤金尚格。膺宗殄绝，嫠­妇­流离，衅钟舍年，藏盖埋犬。此犹不若，抑复何辜？死无义名，生有显戮。推衍所极，必至无兵。军事迭兴，赋敛日重，邑无仓廪，家无盖藏。强募人夫，兼括驴马，僵尸盈道，槁草载途。桀以逋逃，­骚­扰剽掠，宵忧盗难，昼惧官刑，哀我穷阎，宁有噍类。推衍所极，必至无民。藐兹三省，介处二邦，宝矿毡庐，森林卉服，侨民满路，牧马成屯，陆轨分张，海航密接，朝发平壤，暮薄辽城，交通不周，责言猝至。入关竞逐，敝墓必枵，盗党生中，敌兵励北，彼若自卫，宁复戍疆，推衍所极，必至无省。东省果失，北京必危。列强交争，共管立定。禹甸腥臊，尧封涂炭。谁为祸始，驯至国亡。去岁曹氏攘国，浙省构兵，足冻伤心，­唇­亡迫齿。钧座痛正气之不申，惧边人之将尽。钺旗所莅，壶浆咸趋。假使振旅出关，安民保境，阳樊不取，有卫无侵，岂不渣滓七雄，粃糠五霸。顾乃勉循下意，遽拂前衷，列阵淮流，耀兵江浦。比闾望燧而忧，刘镇闻风而警。将欲凭陵劲旅，混一寰区耶？建国以来，雄才何限，一败不振，屡试皆然。或乃托命善神，自娱暮晚；或乃托身联省，暂庇危机。人方改弦，我犹蹈辙。微论人才既寡，地势复偏，强控长鞭，终成末弩。且天方厌祸，民久苦兵，上者固祈百姓之与能，下者亦冀六王之均势。必欲鲸吞西北，蚕食东南，方诅咒之不胜，岂讴歌之可有。试问辽阳鹤返，慨寄何如？鲁国鹃来，衔哀奚若？欲致平成，宁非梦呓？将欲多据强圻，取偿军费耶？异族相争，何事不忍，然日俄之谐，犒币未闻。德法之盟，载书终改。况此孑遗，敦非胞与。谓取之于邻省，则赤地久荒。谓取之于京师，则白藏早竭。甚或借为口实，鬻我宗邦。所沾不过玉斝之余，所累已胜铜山之重。狐缘虎视，鼋代猪亡。人盗其资，我负其咎。此其失计，岂待申言。沪衅甫开，苏师先溃。皖继风靡，鲁复土崩。伏机发于群方，战线延于数省。夫梦白蛇亘蜿于修路，则头尾难援。巨象跨于狭途，则腹背皆困。政府未令讨伐，反唱调和。既属有名之师，复居难胜之数。钧座深虑颠危，力持镇定，不谓曳兵之将，独怀卷土之心，必欲驱市从戎，倾巢赴敌，夷田庐于榛薮，殓队伍于沙场。松龄铜剑常鸣，铁衣未解，万里之鹤，犹随降志，八尺之龙，久殷汗血。方重围之无惧，欲一胜以何难。第以是孤军卷甲，长路馈粮，民有讟言，士无斗志。设使前逢坚壁，后遇奇兵，流马难输，悬车莫渡，毕修之颈，方传赵帐。伍员之­肉­，岂慰楚军。钧座扬县蔡之余威，主治吴之伟绩。十年错节，讵利器之易成。三载卧薪，犹痛心之未定。万一项王歌帐，李主愁台，破竹之势忽成，绝株之忧将见。兴言及此，为愤何穷。松龄亲当戎路，熟察敌情。钧座委以节旄，乡人托以子弟，收骨之悲，生何以对蹇叔，纳肝之惨，死何以见懿公。盖自受命以来，无日不回肠欲绝也。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传之青史，播为美谈。汉卿（张学良）车长，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历雷雨而弗迷。松龄夙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劻勷，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蠲除苛税。严刃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黉舍矢于普及，宝藏期于尽宣。三省富强，四邻和睦。钧座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果箕裘而尽善，虽脱丽以何妨。夫市朝不改，则农夫无辍米之忧。堂构相承，则部属无倒戈之罪。涂膏之士，蹈白刃而复苏。槁项之民，临黄泉而更苏。松龄上酬推解，下拯创夷。博采群言，更无他策。谨当扬旌东返，席橐上求，非得颔颐，宁甘碎骨。蟶­乳­糁毖裕早抱归元之志。鬻拳兵谏，讵辞刖足之刑。钧座幸勿轻信谗言，重诬义士也。等语，合行奉闻。伏希指示！郭松龄叩。养亥。印。”

郭松龄通电之二

“天祸中国，内乱迭寻，同类相残，甚于仇雠，敦无人心？而竟出此。推原祸始，不过一二穷兵黩武之人，为求一己之私欲，遂致残民以相逞。武力统一，已屡失败，效尤有人，迷不知悟，兵连祸结，兵穷财尽，借债卖国，相因而至。睹国家破残之状，正军人觉悟之时。松龄等忝列行间，未谙治理。祗知内乱不可以延长，战祸不可以久结。有土诸公，以保境安民为上策。统兵大员，以安内御外为职责。去年榆关之战，血迹未­干­，彼败者急于图报，固不惜国家安危。在胜者何可无餍，而不念人民之痛苦，兵燹何事，而堪年年有此。特此联合宣告国民，东省健儿，向称强豪，忠爱一家，不让他人。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万恶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为司令，以巩固三省之根本，发达三省之实业，保卫三省人民为职志。并愿全国袍泽共谅斯旨，各卫其民休养生息，勿恃武力以相凭凌。倘有好乱之徒，悍不知悔，敢侵及三省寸土者，松龄等力负其责，誓死相抗。正心正志，已在鉴照。郭松龄率旅团长等同叩。（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郭松龄通电之三

“（衔略）松龄等此次主和罢战，班师出关，请将祸首杨宇霆即日罢免等情，业经通电宣告，想蒙台览。惟对于杨宇霆祸首罪状仍有不能已于言者。查杨之为人，残忍­性­成，­阴­险万状，排除异己，妬嫉老成。对于东北各军官，无论新旧，多被陷害，或遏抑不使提升，或排挤使之去职。即如第一次奉直之役，对张都统叙五，事前则多方谗诟，百计刁难。及事败之后，帅座俯念张都统勋劳，本拟嘱其回奉，乃杨则日夜离间，竭力阻挠。致使张都统流落京津，沉冤莫白。其嫉害忠贤之事实，足见一斑。乃杨督苏之后，遍树私党，滥用职权。苛敛民财，诛求无餍。到任未久，已搜括百余万元。舆论沸腾，怨声载道。以致苏人言及奉军，无不切齿。及与浙军构衅，仓皇出走。置驻沪军于不顾，遂使二师一旅惨遭杀戮，伤亡殆尽。其丧地丧师之罪，已擢发难数矣。及返奉之后，罔知忏悔，仍积极主战，以冀雪其苏、沪之耻。值此国家多难，兵燹连年，财尽民穷，岂堪再有战祸。松龄等关念危局，爱护和平，况当关税会议开幕之时，尤不应发生战事。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逐之后，即行率同部曲，屯垦边境，以固国防。如有妄肇兵戎，­操­戈同室者，松龄等即视同公敌，力与周旋。倘有包藏祸心，侵及三省尺疆寸土者，更必视若寇仇，誓死共抵。区区愚忱，天日共鉴。郭松龄等同叩。（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郭松龄致日本公使之备忘录（14年12月1日）

“北京日本使馆芳泽公鉴：此次敝军回奉，本意在顺纳民意，主持和平。对于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条约上之权利，极力尊重保护各节，业已叠电奉达，谅邀台览。惟是东省与贵国比邻，经济关系，尤为密切。诚恐贵国商民或有不了解敝军行动之用意，群怀疑虑，致有不安。特此敬请转达贵国居留官民，凡两国条约上之权利，一律尊重固不待言。即一切贵国私人对于省政府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一律照前继续有效。至贵国人士受政府及各机关雇佣者，亦均继续任用。况多数系龄旧交，尤可照常任事，不必疑扰。惟在本军举事以后，抵奉以前，其军事期间如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订一切新条约、契约，均不能承认为有效。再此，敝军旋省，如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加挞伐。此种作战行为，亦纯系敝军内政问题，应请转达贵国政府通饬所部官吏，严守中立，不得有供给金钱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为，致伤两国亲善之友谊而失贵国公正之态度，且启敝国国民对贵国之疑虑。专此奉达，诸维鉴照。郭松龄。东。印。（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冯玉祥于11月25日电张作霖，历数张的罪恶，劝张下野，为郭呼应。

冯的通电如下：

“万急，盛京张督办鉴：慨自江浙启衅，祸及直鲁，延逼京畿。风声所至，民怨沸腾。阁下鉴于舆论之不容，故对外宣言，佯以退让为词，而暗中则节节进行，不遗余力。重兵环境，迫我宣言。祥以关切之私，曾上寸笺，将阁下颠倒错乱之设施，逐一露披，期望根本觉悟，借以维持大局，不致糜烂。讵意告者谆谆，听者藐藐。近复主持分途进兵，再图扰乱长江。阁下何不思之甚，忍令生民涂炭，国本动摇，而不为国家人民一设想耶？祥承阁下不弃，迭次欲与合作，用敢本君子爱人以德之意，凡人之所不敢言不忍言者，为阁下一言，作为最后之忠告，请即平心静气一详察之。语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况共和国家，民为主体。不顾民生，焉能立国。乃自奉军入关，四出­骚­扰。因所部有公取公用之实，致民间来要吃要穿之谣。试思军兴以来，阁下兵威所及之区，横征暴敛，到处皆是，苛捐勒索，有家难归。凡所收入，多归中饱，军食告竭，重累人民。民欲偕亡，岂能独乐。诵读古训，良足箴规。为阁下计，全国民情既已共弃，无民孰与为治？此理应及身引退者一也。此次沪案发生，全国人士奔走呼号，惟恐或后。盖鉴于强邻之侵略无厌，吾民将无噍类。民之不存，国将奚托？阁下偏不注重民主，忍于为虎作伥。纵容军队，解散学生，残害工人，此显为违人道之事。有稍具常识者，决不忍为。阁下乃甘违众意，竟悍然为之而不顾，就令牺牲国家，亦所不恤。是诚全国人士所为痛心疾首而一致声讨者。矧阁下不顾国家大计，轻举妄动，愚蠢无知，每一念及，辄为痛惜。现在举国救亡，矢集一身。自宜引咎自责以谢国人，此理应及身引退者二也。至若民国成立，几于无岁无战，­干­戈不得幸免，症结所在，可以一言而决，曰帝制与共和之思想冲突而已。阁下思想，始脱胎于张勋，继效法于项城。对于效忠于民国者，则看为仇雠。赞成帝制者，则引为同调。所谓复辟以来诸战役，无一非阁下之一误再误，暗中­操­纵，明为主持所酿成。其思想之腐旧，揆之现代新潮流，实有背道而驰之势。夫以德意志之强盛，威廉二世之英武，其势力之雄厚，较之辽东三省，大小奚若？只以思想背乎新潮流，遂至一蹶而不振。阁下应知大势所趋，误入歧途，不自警觉。倘再事前驱，祸更难测。于身于国，两无裨益。此观察世界潮流，理宜及身引退者三也。综上三端而言，而觉阁下对于中华民国建国之根本，既多轻视。则国计民生，焉能得所裨益。但为阁下前途计，白山黑水，既系旧治之乡。猛将犀渠，复多识时之士。倘能本平民政治之­精­神，毅然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则终老田园，晚景亦自足乐。较之徒争意气，违反民情，而竞争雄长于一时者，其得失奚啻天渊耶？祥为爱惜国家计，爱惜三省人民计，爱惜阁下及其左右英才计，谨贡片言，敬祈察之。冯玉祥。有。”

二二九、滦州兵变

11月22日郭松龄的通电发出后，即在滦州城外的火柴公司楼上召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时全军仅有郭已内定担任重要任务的核心­干­部知道郭的计划，其余的军官多不知会议的主题。

这一天，令大家吃惊的，是郭松龄夫­妇­同时出席会议，郭的太太向来未曾参与军务和机密，这次出现，令人有不寻常的感觉。

郭首先发言，他素常要言不烦，他说：

“今天我要宣布一件重大的决定，请老将下野，请汉公少帅主持军政！各位听了也许觉得很惊骇，可是这是今天救东北，救奉系的唯一一条路。过去若­干­年 ，为了一二人的野心，年年用兵关内，一声令下，死伤枕藉，我每次回到关外，总有无数的家庭向我诉说他们的子弟战死沙场，尸骨无存，又没有抚恤。百战勋功的人得不到应有的赏给，谗妄小人却受到老将的宠信，杨宇霆在江苏丧师失地，回到奉天照样做总参议，这完全是赏罚不公，是非不明。我今天为了桑梓，为了东北军团体，不得不实行兵谏，决心率领你们出关，请老将下野，请少帅出山，我们大伙帮助少帅建设关外，休养生息。……”

郭的话讲完，就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面面相觑，未置一词。于是郭据案点将，他把他所指挥的部队编为四个军，是：

第一军军长刘振东，辖步兵第六旅，步兵第二十七旅，步兵第三十七旅，炮兵第三团，工兵第二营。

第二军军长刘伟，辖步兵第二旅，步兵第十九旅，步兵第三十四旅，炮兵第四团 ，工兵第三营。

第三军军长范浦江，辖步兵第十二旅，步兵第三十三旅，步兵第十四旅，补充团，炮兵第五团，工兵第四营。

第四军军长霁云（旗人），辖步兵第四旅，步兵第五旅，步兵第十六旅，骑兵团，炮兵团，工兵第五营。

参谋长邹作华。

先遣军司令魏益三（后改编为第五军）。

车站警备司令彭振国。

原来郭所指挥的奉军，可说是奉军的­精­锐，在奉军系统内的编制是京榆驻奉司令部，就是驻守北京到山海关一线，其辖有六师三旅，其番号人事为：

司令张学良。

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郭松龄。

第四师师长张学良（兼）（甲种师编制，辖一旅三团）。

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甲种师）。

第六师师长郭松龄（兼）（甲种师）。

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甲种师）。

第十师师长刘恩铭（乙种师编制，辖一旅二团）。

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乙种师编制）。

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

炮兵第二旅旅长魏益三。

骑兵第六旅旅长武汉卿。

辎重兵团团长牛元峰。

工兵团团长柏桂森。

郭松龄把京榆驻军所辖兵力改编后，原任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四师长即被押送去天津，交给李景林看管。

郭起事所编的四个军，只有番号，没有名称，到山海关后才宣称是东北国民军，自封总司令。

郭松龄结束军事会议后，立即把魏益三找到面前，授他锦囊妙计，令他率两团人立即乘火车偷过山海关，先解决山海关的守军，然后突袭沈阳，最好在当天午夜冲进沈阳。选中魏益三突袭，是因为魏不是东北人，其他将领都是东北人，大家有乡土之情，不肯认真突袭。

魏益三的先遣军任务即在于此，这是一个很好的掩袭计划，只要消息没有泄漏，关外奉军根本不知道自己人偷袭，决不会防备的。当时沈阳城内驻军单薄，如果郭军真的掩入，进入帅府抓住了张作霖，大事就定了。

可是这个偷袭计划有两个败笔：

第一是魏益三的一团人顺利地过了山海关，一方面派出一队装甲车，载了工兵连沿路剪断电话线，其他的人则在山海关附近等后面的另一团人马。不幸载运后面一团兵力的火车到了山海关，即被守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队攻击，不能通过山海关。

第二是为什么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队会截魏益三后面的一团呢？原来他们接到密报，知道郭部倒戈，回师沈阳。密报是从哪儿来的呢？那是齐恩铭的儿子去密报的。齐恩铭之子本是郭松龄的参谋，郭起事时他任团长，见父亲被扣，押送天津，他即跳上一辆火车，恰在魏益三先遣第一团之后，赶到了山海关，报告滦州兵变，遂使山海关的奉军及时阻止了魏部。

郭松龄的突袭计划因之流产。

11月22日滦州军事会议刚结束，郭的副官长马之福向郭报告，姜督办乘专车回奉，路过滦州，即将到站，请示郭要不要去接？郭犹豫了一下，就说：“我不去了，你代表我去请他下车住一晚，明早我去看他。”马奉命走到车站，刚好姜登选的专车进站，便把郭的话转述了一遍，当时，姜不知道郭已起事，所以觉得奇怪，乃对马说：“不必了，我打算直驶沈阳，好在你们军长（郭是第十军军长）也要去沈阳，我和他在沈阳见面吧。”马见姜不肯下车，乃关照站长暂时不许姜的专车开出，一面驰返向郭报告，郭乃命马强行把姜请下专车，安置在滦州车站前的一家民房中。

姜登选被押下车后，知道情况不妙，这一晚整夜未合眼，第二天一早就写了一封信，叫看守的人送给郭，要求和郭见一面。郭也回他一信，说自己正忙于军事，请姜暂在军中小住，俟自己到了沈阳再和他见面。

第五天，郭下令杀姜登选。郭的左右曾劝郭不必杀姜，可是郭恨恨地说：“他们杀我的人，我就杀他。”郭是指他所派遣的先遣部队到山海关被伏击，死亡很多一事。

造成了郭杀姜的伏线，由于姜是日本士官毕业的，和杨宇霆是一派，可是这人相当无能，在奉军中亦无战功，郭松龄平素就不大瞧得起姜。第二次奉直大战时，一、三联军是奉军的主力，第一军军长是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是张学良，副军长是郭松龄。一、三联军组成后，张学良是总指挥，担任山海关的攻击，分为左右两翼，一军负责右翼，进攻九门口；三军负责左翼，担当山海关的正面。山海关正面直军的工事坚强，所以三军屡攻不下，而一军则攻下九门口。可是姜登选所指挥的军队，有郭松龄下边的齐恩铭、赵恩臻、裴春生三旅，姜留下三旅却撤换了旅长，还把炮兵团长陈琛也换了，使得郭大为光火。其后少帅命郭率军增援右翼，姜也是留下郭的军队，派郭为预备队司令。郭一怒而率军折回左翼，少帅获知郭走了，就骑马穷追一整天，追到九门口外李家堡才追上郭，好说歹说把郭劝回去。奉军大胜直军，这一战役最重要，而郭立功最多。可是也和姜登选之间发生了裂痕。后来郭松龄到北京，有一天遇到李书城（曾任黄兴的参谋长），李对郭说，姜登选曾说，在山海关时没有杀郭实在是郭的运气。这一句话在郭心中，是极大的刺激，也种下了杀姜的伏线。姜登选倒霉，刚巧在郭举事时落在郭手中，当然要赔了­性­命！

张学良是11月20日夜车由天津返沈阳，这时郭的倒戈通电先他而到，他见到父亲时，张老将气得直跳脚，指着他的儿子嚷着说：“小牛子，你来­干­，我让给你就是了！”张学良莫知所措，过了一会才知道是“郭鬼子倒戈”，要迫老将下野。

张学良出世时的小名叫双喜，因为张作霖升官又添丁，双喜临门，所以叫双喜，到了三岁多的时候，算命的说双喜的命太硬，要拜寄给和尚，按照习俗，拜寄时听到别人叫的第一个名字就给他做名字，恰好那时林子里有人在叫小牛子，于是双喜就改名小牛子。

“郭鬼子”是郭松龄的绰号，他人大身高，平素穿一套布军服，和士兵军服一样，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素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了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郭穿布军服又长得像白俄一样高大，因此遂被人呼为“郭鬼子”。

张学良看了郭的通电，原来是倒他的父亲，捧他正位，真是有苦说不出。老将说要让位给他，他只好向父亲承担起讨灭郭松龄叛乱的全部责任。

当时沈阳，无可调之兵，无可遣之将，张少帅带了几名亲信就往前线跑，这时追随他的有鲍文槭（上校参谋），汤国祯（一○五师副师长，上海浦东人，圣约翰大学毕业，自动向张投效），朱光洸（少校秘书），以及一位英国人爱尔顿（北宁路的段长，少帅的好友兼顾问，现在美国掌理少帅私人财产）几个人。

张学良这时心情之苦，难以用笔墨形容，他最亲近和信赖的部下，拿着他的名义，叛变他的父亲，如果成功，他父亲的事业就完全毁了；如果失败，他个人的心血和军队也可能完了。茫茫大地，谁可鉴谅，何处可以容身？据说他当时曾想上黑龙江的山上落草，也曾要想自杀！

张学良于26日乘军舰抵秦皇岛，派遣飞机数架在关内外投递传单，责郭松龄忘恩负义，激动郭军­干­部反对郭的倒戈行动。同时派旅长朱继先登秦皇岛，拟与郭见面。郭当时在昌黎，托辞军务在身，避不见面。

11月27日，张学良和郭松龄经过日本人的安排，由张学良派顾问宇田，郭松龄派顾问仪战，在滦州接触，希望寻求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法。张学良要求郭军先行停战，再商善后。郭则提出停战的条件是：（一）山东归岳维峻。（二）直隶归冯玉祥。（三）热河归李景林。（四）郭本人回奉，统掌东北。

要张学良接受他父亲下台的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双方无法谈得拢。郭怕奉方拖延时间，从容布置妥当，所以谈判遂告破裂。

张学良与郭松龄当时有往来函，摘抄如下：

张致郭函：

“……承兄厚爱，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省，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

郭致张函：

“松龄此次举动，纯为消除乱源，拥我公为首领，改良东北政治，不事内争，休养人民，所发命令均署我公之名，使部下不忘我公也。乃前日接天津电话，上将军派我公来查办，已抵秦岛，并谓对松龄将有严重之处置。是我公对松龄已无爱惜之心。然古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临去犹作最后之通告，故敢尽怀披陈，唯我公详查焉！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于龄者，似犹未能谅解，谨本书之意，分公私两项言之。……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雄；愿公为平民之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痛，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

27日夜张学良离秦皇岛，28日下午乘舰抵旅顺，29日张少帅偕杨宇霆由大连回奉天（杨在郭倒戈后即宣布辞职，赴大连休息）。奉方至此决心和郭军一战了。

京戏上诸葛孔明唱空城计，这时的张作霖真的是在唱空城计，沈阳只有一个教导队，所有­精­锐的奉军都在郭松龄手中。郭松龄叛变了，反戈相向，如何应变呢？

郭松龄倒戈后，奉天方面，谣言繁兴，人心摇动，金融波动，奉票大跌。张作霖接到郭的电报，大为震怒，立即派兵监视郭松龄和李景林的私宅。奉天城内各公署一律紧闭大门，由武装士兵守卫。凡属军方的重要人物，皆不见宾客，而且三缄其口。

当时，韩麟春和丁超曾劝奉张顾全大局，不要糜烂地方，不如通电下野。张老将则很倔强。

11月23日上午，张作霖在他的帅府花园召集沈阳的军政人士听他训话，这一天他给部下的印象是很镇静，王永江站在他的背后，杨宇霆先一天已宣布辞职去了大连，张学良据说还在沈阳，可是没有出来。

张老将不是很激动，但显得很沉痛，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向大家训话，他说：

“郭鬼子倒戈了，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有三个感想：第一、培植一个将领，真不容易，好容易培植出来，他打你的翻天印，实在令人寒心。第二、打胜仗个个都有功，个个都该赏，有一个人赏不到，或者认为自己功高，没有受上赏，便要造反，实在令人可叹。第三、派一个人做封疆大吏，掌握一省的生杀大权，我不能不择人而用，如果所用的人不得当，老百姓会指着我张作霖骂的。……杨宇霆这次丧师失地，回来后我也申斥过他，他现在辞职了，我也答应了他。……”

11月24日，奉天颁布戒严令，老将派宪兵司令陈兴亚为戒严司令，全省警务处长陈辅升为副司令。令张作相统兵往榆关、绥中抵御郭军。

同时张老将亦埋首部署军事，电调各方援兵返奉，部署三道防线以阻郭军。第一道防线设于山海关，第二道防线设于石山坦，第三道防线设于辽河。

25日郭军和守榆关的张作相、汲金纯两部接战颇烈。张学良部卫队旅及二十七师一旅、汤玉麟的第十师在绥中拒绝郭军东进，横断铁道。当晚奉军分两路对郭军攻击。

“奉变”发生后，最感为难的，是北京执政府了。这时北京正在召开关税会议，中外观瞻所系，政府对军人的行动毫无约束能力，身为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实在太没意思了。

12月26日中午和晚上，执政府连开了两次特别会议，27日晨又开了一次会议，段很忿恚，一再表示要通电下野，与会人士认为这是奉系内乱，今后可能使国民军系坐收渔人之利，目前应看冯玉祥态度如何，要求段暂缓采取下野的行动。会中决定以段执政名义电张家口，促冯玉祥来京磋商政局。段对与会人士说：如果冯忍令关税会议停顿，不出力维持和平，自己决心下野。

段并于26日派黄郛赴张家口迎冯。黄郛是冯玉祥在北京的政治代表，黄去，可以把北京一切详情告诉冯。

“奉变”后，国民军系加紧控制了北京，冯的嫡系鹿钟麟以京畿卫戍司令身份，权倾一切，26日鹿逮捕段祺瑞的智囊曾毓隽，29日李仲三逮捕了姚震。国民军分别驻守车站和东交民巷，阻止要人避匿，京中空气紧张，人心惶惶。

27日冯玉祥致电北京执政府，表示拥护执政，始终不渝。冯系在张家口举行会议，亦决定维持执政府，不过冯本人不打算入京，派黄郛为驻京全权代表。

同时，冯玉祥分电岳维峻和郭松龄，请两人分别派遣代表共商时局。

29日段的代表陈锦涛由张家口返京，向段报告冯的态度，据云冯确有诚意拥护段，不过希望中央用人行政应有部分改革。段于是在当天派许世英、贾德耀、刘云龙赴张家口与冯会商。30日晚再派黄郛赴张家口征询冯的意见，及改组政府细节。

12月1日至3日执政府局部改组，以贾德耀继任陆军总长。准莫德惠辞农商部代理总长，由陈宧继任。财政总长李思浩辞职照准，以陈锦涛继任。外交总长沈瑞麟辞职，给假一个月。海军总长林建章，司法总长章士钊均有意辞职。阁员已七零八落，北京政府在风雨飘摇中。

段祺瑞打算恢复责任内阁，冯玉祥表示赞成，且对总理人选无意见，听段主持。于是段乃嘱许世英筹组责任内阁。段如此做法，是为自己求退路，因为有了责任内阁，自己一旦下野，内阁可以摄政也。

莫德惠代表奉张参加北京临时执政府，代理农商部部务，郭松龄倒戈后，他悄悄地和他的机要秘书王冠吾商量，决心回奉天。王冠吾要求他保密，这时冯玉祥派张树声为代表见莫，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意思是请他不必回奉天。莫接受王冠吾的建议，对张树声虚与委蛇，然后悄悄安排一下，段祺瑞和他做了一次密谈，段告诉他，郭松龄不到沈阳，他不会发表郭的东北职务，请莫转告张尽可能不要离开沈阳。莫德惠离开北京时，很戏剧化，他扮成王冠吾的随员，到了车站，潜上火车到天津。当他到天津后，王冠吾才替他递辞呈。

莫德惠返抵沈阳，张作霖在帅府开仪门迎接他，老将对莫备极礼遇。

奉张在郭倒戈时，把李景林的态度当做成败的关键之一，而郭松龄又何尝不是。因为李景林在郭的后方，又挡住了国民军，国民军如果要支援郭松龄，就必须通过李景林的防区。郭和国民军的密约中，曾有补充条款，如果李景林攻击郭松龄，则冯军将攻李以减轻郭部所受的压力。

李景林态度如何呢？

郭的非常之举，事先并未通知李，迨郭态度明白后，李的处境困难，使他只好先采中立，再看形势以定大计。因此11月25日晚，李的通电是：“保境安民，拥护中央，与奉系脱离关系”，同时致电张作霖请其下野。另电国民军方面，表示此次事变，乃在打倒包围张作霖和张左右鼓动作战的小人，并宣布主战派的罪状，请豫军停止前进，携手合作。

26日，李景林派李凤楼入京，向北京政府表示自己和郭松龄一致，且愿与国民军合作。这一天李在天津下令扣留了德州兵工厂的机器，这些机器是要运到东北兵工厂的。同时宣布通缉杨宇霆系的重要官吏，改东北军为直隶军，派韩玉宸赴张家口，向冯修好。

李景林这一连串的举动，无非为了自身安全，希冀在火中取栗。他的助郭，并非和郭有志同道合之处。他只是想扩充他的势力，从直隶到热河，同时借此使国民军在直隶对李的压力减轻。他已知道郭、冯的密约，可是邓实珊和徐永昌的部队似乎不顾郭、冯密约，仍向他进逼，他当然非常气忿。

恰好这时张作霖派许兰洲带了40万大洋到了天津，向李游说。李景林的母亲在奉天，也托许兰洲带来家书，劝李善自为计，不要走错了路。李景林面对这一变局，就由中立亲郭而转为阻冯远郭。一方面他扬言准备下野，以李爽恺代替，由郝鹏护理省长；另一方面因豫军邓实珊部已抵廊房，一再进逼，因此积极备战。

李景林拒郭抗冯必须找到支援，于是他派人去和张宗昌联络，要求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李部共辖有三师四混成旅，分驻天津、杨村、杨柳青、宿马厂、军粮城一带，且与直系接触，拟将第一、第二、第十九三师及一、二、三、四混成旅，改编为新直军四军，以李爽恺为总指挥，马瑞云为第一军长，纪毓坤为第二军长，张宪为第三军长，王丕焕为第四军长。

李景林决定拒郭阻冯后，即于14年11月30日宣布组成直鲁联军，自称总司令，张宗昌、李爽恺为副司令。

12月2日李发表通电略谓：

“杨宇霆督苏，激动各方公愤。变生仓猝，举国­骚­然。景林以关会开幕伊始，直省水旱频仍，故极力主张和平。与冯督办商订京汉换防条件，撤退驻军。此后无论如何，当誓守保境安民之旨。惟景林职司守土，保卫地方，此后倘有对于直隶，扰害秩序，破壤和平者，景林戎马半生，自信尚可周旋，惟有率我健儿，捍我疆土，人不侵我，我不侵人。”

李之态度由这通电可以看出业已突变，同时即捕郭松龄驻津人员，派兵袭攻滦州，断郭军后路。熊斌携冯玉祥函见李，请发宣言，表示态度，李竟毁函拒绝，并且决定出兵，分保大、马厂、杨村三路进攻国民军。3日李部与豫军郑宝珊部在大城附近开始侦察战，交战历一时半，双方各有死伤。4日李发通电痛诋冯氏，文云：

“（上略）……更复利用宗教，以愚弄部下。利用青年，以煽动风潮。利用匪军，以扰乱陕、甘、直之秩序。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正常名教之大防。危及元首、危及人民、危及社会、危及国家之命脉、危及中外之治安，天地之所不容，外人之所共愤。现在凡有兵权有实力者，每多政见纷歧，各执蛮触相争，对于灭绝人道之冯玉祥，竟至受其欺卖，而不知悟。试思冯玉祥加长赤化风潮，扰乱邦家，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景林荷戈卫国，酷爱和平。前次保大让防，则谋和息战之忱，当为全国所共见。惟以冯贼嗾使豫匪，扰害畿疆，指挥党徒，颠倒政府。前日青年团手执红旗，围迫政府、朋殴兵史，焚掠民产。鹿钟麟之军队，从中发纵指示，似此扰乱破坏，既召外交之责难，复增内政之纷扰。北京现在冯贼宰割之下，此等助长情形，谓非利用赤化图一逞，其谁信之？当此国家一发千钧之际，时机危迫，倘再容忍，即恐贻害无穷。景林义愤填膺，绝不与冯贼共立于化日光天之下。用敢率十万健儿，声罪致讨。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持此人道主义以与国贼相周旋，且惟冯玉祥一人是问。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堕落。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诸公谊关袍泽，同处危舟，尚祈各弃猜疑，共扶大义。总之此次讨逆，不问敌不敌，只问赤不赤。旌旗在望，无任神驰。敬布区区，伫候明教。李景林。豪。”

同时李爽恺亦有讨冯电发出。

冯玉祥的国民军系，组成并不坚强，冯自兼国民一军，国民二军是岳维峻，国民三军是孙岳。岳维峻和孙岳虽属国民军系，可是到了权利上的争执时，并不完全听命于冯。冯玉祥和郭松龄联结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岳和孙并不知道冯已同意直隶仍划给李景林，所以邓宝珊和徐永昌的国民二三联军根本无视郭、冯密约，拼命向李景林的防区进击。这时候冯玉祥派张之江率领三旅人在丰台待命，准备必要时应援郭军，那知李景林却误会张之江集中军队是侧应邓宝珊和徐永昌，因此决心拒郭阻冯，一面倒向奉张。而国民二三两军则由于张之江一军按兵不动，对冯大生误会。

李景林既然决定和国民军一战，就暗中请德国军事顾问指导秘密地在北仓构筑坚固的工事，有电网和地雷，以备和国民军一拼；日本人也助李固守。张之江部参加攻击后，战事集中在杨村一带，激战多日，邓宝珊加派刘汝明的警卫第一旅和门致中的警卫第二旅前往增援，并由李鸣钟统一指挥。从12月18日张之江下令总攻击，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苦战，那时天降大雪，气候酷冷，国民兵反穿着羊皮袄，在雪地上匐匍前进，一直冲到敌军阵地前，猝然攻击，就这样从韩家堡突入，李军大败。12月22日李景林退入天津租界，其部队则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天津遂落入国民军手中。

李景林退入租界后即转赴山东济南，他的部队已退入山东，成为后来直鲁联军再起的伏笔。

冯军攻陷天津后，冯玉祥给北京政府一个电报，保荐孙岳为直督，电云：

“（上略）顷据张（之江）李（鸣钟）两部统电称，本军于本日下午二时进入天津，敌军完全缴械。李景林当溃败之时，查无下落等语。惟天津中外要冲，关系甚重，恳请速任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以维现状。伏乞照准，明令发表，特此谨陈。冯玉祥叩养。”

冯玉祥把直隶给了孙岳，惹起李鸣钟的不满，李鸣钟联络了冯、郭下属几员大将表示反对，使冯非常为难。李是国民一军冯的嫡系，他们认为国民二三军在天津攻防战中没有一点战绩，天津是一军打下的，为什么督军、省长都给别人？冯对他的部下另有一套，他用辞职做要挟，宣称自己要下野，李鸣钟等才不敢反对。

国民军虽然攻下了天津，可是就在这同一天，关外的郭松龄军宣告失败，郭松龄夫­妇­被奉军活捉，因此郭松龄和冯玉祥的联结，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二三○、郭松龄兵败被杀

郭松龄回师关外，开始时张作霖措手不及，因此败讯频传。可是郭部并未能制敌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一举攻入沈阳，遂使张老将有从容部署的时间。

11月30日吴俊升由黑龙江调派步兵两旅、骑兵四团、炮兵一团驰援奉天，由于中东路当局拒绝运兵，因此吴部乃由洮齐铁路出四平街，开赴战线。阚朝玺奉张作霖令带兵退锦州，参加攻郭；同时邢士廉二万人由海口运抵营口，即由海道运赴连山湾，攻郭军的侧背。

12月3日郭军占兴城，分向连山、锦西进攻，郭军有一旅归降奉军。锦西守军汲金纯部抵抗郭军，战况激烈，张学良总司令部由连山移锦州，奉军一方面在连山、锦西前线冒雪作战，同时在后方锦州及大凌河间筑壕，作为第二线防御阵地。4日万福麟的骑兵旅由锦州胁迫郭军之背，因此进攻连山的郭军乃向后退。

奉军左翼，配置在连山附近者为汲金纯军，中央为张作相、万福麟军，右翼配置在锦西方面为张九卿之骑兵旅。5日未明时郭军作总攻击，逼近连山正面之­精­兵两大队 ，诈降奉军，乘奉军将其输送向后之际，突然包围汲金纯军之一团，将其缴械，且从背后扰乱奉军之左翼。张学良闻变，立推出总预备队，下令全线，转为逆袭。但因从中央亘左翼之奉军连络不充分，后又遭魏益三所率之郭军炮队之猛击，各军转成总崩溃之势，纷纷乘火车退却。至大凌河，将铁路桥梁毁坏。当天郭军进占锦州。继而奉军复退，沟帮子亦为郭军占领。郭于8日晚亲抵锦州，张作相以战事失败，6日回奉天，外间传说张作相劝老将洁身引退，于是张下野说，一时风传。且有奉天日本总领事内山代携和平条件赴新民屯议和之说，但未两日即烟消云散。因12月8日奉天军官会议，决定重整旗鼓，作最后之决战。前线军力集中运用仍可反败为胜，统计总兵力为张作相军二万八千、汲金纯军八千、汤玉麟军四千、总预备队张学良一万，总数共计五万，有野炮百尊。至作战方略，系固守辽河，以待李景林与国民军间胜负之分晓，并在辽河左岸，筑长约一英里之坚固垄壕，后方另筑一铁路，其后接连京奉铁路，而在该路上配置装甲火车及货车。这时辽河已经结冰，人马可以往来无碍。张学良置司令部于火车中。

15日郭军攻陷新民屯，张学良退守辽河。

郭松龄虽掌握了奉军的­精­锐部队，可是出关后并不如他预料那么顺利。

第一：李景林变了。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军队在直隶打得不可开交；郭无法依靠冯军的支援，更要分出一部分兵力（魏益三的部队编为第五军）留在后方，防阻李景林。第二：天气严寒，北国冰封，郭军仓促出关 ，冬天的装备不够，只能躲在火车中，顺着铁路向前推进。第三：照理乘火车向前推进一定很快，其实不然，因为奉张方面已把路轨破坏，幸而郭军中工兵团完整，所以路上边修边进。这还不打紧，张少帅接受他的英国顾问的建议，把铁路沿线的水漕破坏，火车头没有水等于没有煤，动弹不得，雇民夫挑水，费的时间就大了。第四：郭松龄抬着张学良的旗号反张作霖，可是正面阻挡郭军的，正是张学良，郭的部下知道少帅在前面，战意和士气大为减低，很多将领都暗中向少师通款曲。第五：吉林和黑龙江的骑兵及时来援，是郭军致命的打击。

当12月下旬，郭军已经推进到辽河，双方就在辽河两岸对垒，郭军指挥部设在新民屯，张学良的指挥部则设在兴隆店，辽河距离沈阳只有十里，两军互轰的炮声，沈阳清晰可闻。

少帅的兵还是少得可怜，连官长都抬了机关枪上前线，但因为有辽河横亘，可以阻挡郭军。当时天寒地冻，辽河每夜结冰，军队可以履冰而过，所以少帅方面每天晚上都由士兵在岸边用铁铲穿冰，沈阳城内家家的铁铲都被征用，穿冰是为了使它不能凝结，郭军遂不能履冰而过辽河。

少帅在兴隆店经常和郭军的将领通电话，有的电话透过日本军用电话线，郭军中重要将领几乎个个都和少帅通过话。

奉军内变之初，日政府恐战事延及满蒙，影响日本利益，所以陆军当局派白川关东司令官急赴奉天，与张作霖协商，拟照去年奉直战争成例，满铁沿线及其它地区绝对不许作战。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共有八营，拟加派一团，警备长春以南。并派驱逐舰“相”号赴秦皇岛。11月26日，命驻铁岭之旅团，预备开拔赴奉，因此盛传日本拟向东北增兵。

不过日本舆论界则认为并无必要，因为现在东北的日军兵力已够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必要，再行增加。11月27日徐树铮在日本曾往访日本币原外长，交换意见，要求日方对于段执政作特别之援助。币原答复全是外交官腔，他说：“为增进中国民众幸福起见，自当援助，但以不­干­涉内政为前提。”第二天徐又访加藤首相，所答大致相同。28日，日本阁议决定奉天战争非至日侨生命财产有危机，决不增兵。12月1日又开阁议，讨论中国内乱政策，认为满蒙日侨生命财产之保护，可由驻满警备军一部分担任，无需再由日本派兵。

郭松龄方面最担心日方帮助张作霖，所以一再要求日方严守中立。并派殷汝耕赴大连，与日人接洽疏通。12月4日日本阁议对于郭、冯之要求中立，暂守静默。陆相宇垣对人发表意见，谓奉张之盛衰，不是重要问题，日本侨民之生命、财产既得权，不能不保护。

郭军在冰天雪地中陷于苦战，而李景林的拒郭，使得郭军走上孤军无退路的境地，因此从12月下旬起，郭军的战意为之瓦解，士气极为低落。

郭松龄感觉到将会面临失败的命运，他于12月22日在新民屯一个粮站召开军事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都显露了疲困之­色­，郭向他们宣布，自己准备亲上前线督战，可是与会将领都低首不语，简直等于是拒绝郭的提议。郭见到这个情况，知道大势已去，长叹一声，宣布散会。这时已是午夜12时。

郭在散会后即布置自己逃走，23日晨2时郭夫­妇­乘车离开新民，他的运气不佳，走到辽中县老大房村（距离新民40余里），遇到奉军王永清部的骑兵突袭，郭的卫队都是些小孩，经不起骑兵的冲锋，和郭同行的林长民被流弹打死，郭夫­妇­下车步行，奉军搜查，发现郭身上有他自己的名片，于是郭夫­妇­双双被俘。

轰动一时的郭松龄倒戈事件遂告结束。

郭松龄夫­妇­被俘后，军中即向沈阳张作霖处请示如何处置，沈阳方面获得这项消息后，张作霖说：“把他押来，我倒要问问他为什么要造反？”据说杨宇霆主张就地枪决，免生后患。杨和郭是死对头，杨怕郭见到了老将说出许多不中听的话，所以极力主张就地枪决。

郭被俘后，还写了一封信给张学良，请张看顾他的老母。

张学良在23日即渡辽河，进入新民屯，召见郭军的各高级将领，抚慰伤亡，由于郭军全是张的部下，张到了郭军中，就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郭军见到少帅，亦欢声雷动，欣见故主。

沈阳方面对于处置郭军，有人主张从严，为首的一律应予处决，张老将征求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不以为然：他说：“郭鬼子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能不先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也有错处。现在郭鬼子已经处决了，其他的人就不必多所罗织，如果一开杀戒，都是东北子弟，我们要结多少冤家？善后工作交给小牛子，让他从宽办理吧！”张作霖对他的把兄弟意见全部接受，因此郭松龄倒戈事件，只死了他夫­妇­二人。

张学良这年只25岁，就经历了这样一次天翻地覆的事件。他有他过人的长处，但这些长处后来被遮盖了。］

张学良知人善任，能放手交付给他所信赖的人，因此他能得军心，也受部下爱戴。据说他父亲在申斥部下时，他常躲在邻室偷听，然后亲切慰问那些被申斥的人。他延用的部下，对他们的生活都很照顾，给的生活费都很宽裕。他重用和信赖郭松龄，郭松龄可以用他的印章发号司令。郭常对部下苛责或不原谅，张对郭说：“我如此信赖你，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信任你那样信任你的部下？”

正因为他太信任郭，才让郭闹出了这个大乱子，可是也正因为他在军中有良好的声望，使他得以戡平郭乱——因为郭的部下一听少帅来讨伐，谁也不肯认真打仗了。

可怜的饶汉祥，在郭松龄逃走后，即由齐世英派了一名勤务兵护送出逃，不料在路上被奉军捉到，查问饶是何人？他回答：“是写字的。”勤务代答说是师爷，由于饶骨瘦如柴，一身肮脏，毫无惊人之处，所以奉军也认为是一个普通师爷，就叫他俩随军做点抄写工作，这样过了半月，才逃回关内。

郭松龄兵变的直接后果，是使奉军元气大伤，也使张作霖对奉军内部的改革停顿。奉军的没落，便敲响了北洋时代的丧钟。

二三一、徐树铮廊房遇害

徐树铮（又铮）被杀是北洋军阀时期继郭松龄反奉事件之后的又一个轰动中外大事件。事情要从徐树铮被派出国考察说起。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灵魂，段对小徐信任之专（当时北洋习称徐世昌为大徐，徐树铮为小徐），以及小徐对段的忠实，可算是北洋佳话。

第二次奉直大战后，段祺瑞再起，担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许多人都奇怪为什么小徐没有到北京来参加段的密谋，其实段这次东山再起，已经没有当年气势，而段在冯玉祥卵翼之下，也感到小徐难于和冯相处，因此才有派小徐出国的安排。

早在14年1月4日，段就发表徐树铮为“考察日本各国政治专使”。这时候小徐已在欧洲，寄居巴黎的凯旋门附近，当时他是全家放洋，准备在欧洲长期居留，段本来派徐为“考察欧洲各国实业专使”，小徐对实业没有兴趣，要求把实业改为政治，并且增加日本。

3月中，小徐把他的家眷从巴黎送回上海，然后筹组他的考察团，团员有军事组：宋子扬、褚其祥、韩振先、刘卓彬、孙象震、李鼐、司可庄、褚哲文、韩辉荣。政治组：翁克鼓、林子峰、张文轩、董世五。秘书朱佛定、王治焘、薛学海、汪延熙、蔡增基。

4日上旬考察法国，法政府派白里索中将负责招待。

5月上旬考察英国。

5月26日考察瑞士。

6月3日考察意大利。意政府派巴白力区中将负责招待。曾与墨索里尼见面两次，第一次墨酋立于大客厅，右手Сhā入胸前对襟中，如拿破仑状，与小徐握手，略事寒暄即结束。小徐大感不满，请巴白力区中将再约时间。第二天墨酋改在办公室接见，墨、徐相对坐谈，朱佛定任翻译，与巴中将对面立，无坐位，其谈国际问题，大为投机，竟倾谈两小时。

6月21日至德国，当时德国战败，尚未恢复，美金一元值42000万马克，国社党已崛起。

7月18日至俄国，曾访晤斯大林及托洛斯基。

8月3日至比利时。

8月9日至荷兰。

10月中旬赴纽约，寓五月花饭店，并至华盛顿晋见柯立芝总统。

11月下旬赴东京，寓帝国饭店，曾晋见日皇夫­妇­，及日本首相、外相等。

11月中旬乘天津丸由日返国，在上海登陆，上海闻人黄金荣、杜月笙等均登天津丸迎迓。上岸后径返南洋路私邸。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自南京赴上海专诚欢迎。上海各团体在商会隆重欢迎徐及孙。徐、孙曾作密谈，并联袂赴南通访张謇。

徐树铮从南通回上海，接到段祺瑞的来电，叫他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当时关外有张作霖和郭松龄的战争，天津有李景林和冯玉祥的战争，局面非常混沌。在北京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冯的嫡系鹿钟麟掌管了京畿军警宪的指挥权。段的策士曾毓隽也被鹿派兵抓了。段本人随时准备下野。在这种情形下，徐树铮如果入京，以徐平素为人之骄狂，又是段的最重要左右手，必定增加局势的严重­性­。

小徐的毛病是胆大妄为，恃才傲物。他认为自己奉命考察，考察完毕理应回京复命。加以此次在欧美和日本普遍受各国领袖的重视，在北洋军人中，可算唯一有国际声望的人，谁敢对他如何？所以不顾大家的反对和段的电报，毅然决定入京。

14年12月19日，徐树铮偕随员乘顺天轮由上海赴天津，23日抵津，宋子扬以轿车来迎，这辆轿车是借自英国领事馆的，徐登车后直驰北京，其余随员则乘火车赴北京。当天抵达北京，徐下榻无量大人胡同王宅，随员则分寓旅馆。

小徐先单独晋竭段祺瑞，两人相对跪拜，抱头痛哭。这时是隆冬，天气严寒，段祺瑞病足，两腿要浸入冰桶中才能止痛。段、徐两人历经世变，重行聚首，相对不胜感慨。

北京是小徐腾达之地，可是自直、皖一战，皖系溃败后，小徐就奔走四方，现在旧地重临，面目全非，段祺瑞虽然荣任执政，可是处处受制于人，有朝不保夕之势。小徐虽有勤王之心，也是无兵无勇。

这时候北方局势渐见端倪，郭松龄出关兵败，夫­妇­双双陈尸白旗。天津苦战之后，李景林已逃之夭夭，冯玉祥的国民军奄有北京和天津，可是冯的地位并不很稳固，在这一期间南方吴佩孚困居武汉，孙传芳虎踞南京，奉张则元气大伤，在关外需要喘息。

北京是个危城，尤其对徐树铮，因为大家都知道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是个光棍执政，可是如果小徐在段身边，就会兴风作浪，传说他和墨索里尼订有密约，接受意大利的军火援助。有此种种，小徐成为当时的一个目标，对段固然不利，对小徐尤为不利。

所以在小徐到北京后一个星期，大家都劝他赶快出京南返，如果留京，可能有不利的事件发生。

果然徐出京后，即在廊房遇害。噩耗传出，段为之痛哭，在北洋有大徐之称的徐世昌曾挽以联曰：

道路传闻遭兵劫；

每谓时艰惜将才！

此联大徐在小徐杀陆建章时亦以挽陆。

南通状元张謇挽联云：

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

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

有关徐树铮遇害经过，这里抄几段有关人士的记叙。

第一段是抄录徐的哲嗣徐道邻所撰遇难经过如下：

先生于十二月十九日离上海，二十三日到天津，当天到达北京。二十九日，忽然决定要出京南返。嘱咐路局准备专车。在当天的下午，段执政在他的书桌上，忽然发现一个字条，上有“又铮不可行，行必死”八个字。段很着急，赶快命人把字条给先生，但先生并不介意。晚上到车站时，褚哲文带了一连人来预备护送，先生坚决不要。

专车九时开动，因一路兵车甚多，到夜半一时左右，才到廊房。车才停，即有一自称张之江的参谋长王某者（贵州人？），持张的名片请他下车。说话之间，即有兵士十余人，蜂拥而上，挟持先生下车，走到离站约一里许的地方枪杀，那时是三十日上午一点半钟。先生的随员（有褚其祥、薛学海、徐赞化、孙象震、韩宾礼、刘卓彬等），全体被拘于设在英美烟公司的司令部之马棚。

黎明七时，先生的随员们被召集于会议厅。一会儿，破汽车四五辆，拖着一路灰尘，疾驰而至。那是陆承武奉冯玉祥之命，才从天津英租界赶来。他对他们演说，说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今天要刮­肉­剜心来报父仇。他还不知道先生已于六小时前被害。

随员们又被“军法官”等审问了八小时，于下午五时，张的副官长告诉他们“徐某系陆承武所杀，乃冤怨相报。君等获释，皆张督办（之江）力保之功”。并命令他们各具切结，打手印，宣誓不泄漏一字，否则各人全家­性­命难保。还全体照了一张相片，每人给了短程车票钱，才准他们只身空手离开廊房。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陆承武的通电，说他手刃徐某，为父报仇。又登出来冯玉祥打给段执政的电报，说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面为匪人劫害，其死甚惨，请政府优予褒恤云云。可是政府并没有任何动作（我想，这是段执政的一种沉默的抗议）。但是在三十日那天，上海的《时报》就已经登出徐专使专车被炸的消息来。这是冯方预发的消息，而后来事情发展走了样，所以就格外露出马脚来。

原来张之江接到冯玉祥的命令，是叫工兵队埋地雷炸专车。张却没有这样作（我想是因为来往的兵车原因。也有人说张是基督徒，心地善良，不愿伤害太多的人）。自先生被害之后，冯命令把随员们全部杀害，据说也是张一再苦求，才把他们释放了的。

先生被害的第二天，张之江的卫生处长洪君——段宏纲说，他本来姓段，名字叫段大洪——自称是先生的学生，愿以一门老小作保，两次跪着哀求张之江，请求寻尸装殓（他只要求殓葬，不敢说要运走）。张教他负具切结，结上一定要有徐某被陆某复仇所杀的字样（他因此写过两次结帖），才勉强允其所请。洪君一整夜在雪地里苦寻了两遍，才找到先生的遗体。又好不容易买到了人家一口寿木，把他装殓起来。第三天，由先生的卫士张振声用骡车运到北京。洪君因此大受张之江抱怨，就脱离了他的部队，也就从此长斋念佛了（我到处访求洪君的下落，前后二十年，未获踪迹。等我告了冯玉祥，洪君忽然写信给我，并把他手里保存的当时所有书面材料相片等寄来一大包，并追述当时求情寻尸经过，五千多字，一字一泪。他说他等待这一天，也等了二十年了）。

先生入殓和被害的原因，我的推测，主要的是和墨索里尼的军火借款协约有关。因为这是先生当时的一笔大本钱。据说先生当时把这项秘密只透露给三个人：一是段执政，二是冯玉祥，三是孙传芳（这是我闻之于曾毓隽先生的，而曾则是闻之于孙的参谋长刘宗纪）。先生在这半年中，一直是联络冯玉祥的，他派在冯那里的，有他以前的旅长宋子扬。他在国外时，冯常常有电报，称他“钧座”，自称“职”，口口声声要他回来“主持”“领导”等等。在七八月中，杨宇霆督苏的时候，先生曾经发表一通长电反对他——当时有人说，这一个电报等于三个师的兵力——打击奉天，就是帮助冯玉祥的。当十一月中，冯、张交恶已深，亲奉的曾毓隽、姚震先后被冯军拘捕，段执政左右，很多人逃避到东交民巷里。当时大家认为北京危险，劝先生不要去，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他们不知道先生和冯有这样的密契。先生敢于轻身入险的，就是这个原因。段执政大概也认为这个密契可能有作用，所以在先生出京时，虽然得到那八个字的严重警告，并没有尽全力加以拦阻。先生之忽然决定离京，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那是郭松龄失败后的第四五天。郭的失败，就是张作霖的胜利。他的忽然要离京，我想也许是他怕和段执政同时被困在张作霖的手中。他既然怕张作霖，当然就不会怀疑到冯玉祥。

冯玉祥要害先生，我想有三个理由：

一、先生和墨索里尼的协议，使先生如虎生翼。现在和冯合作固然是好，但如一旦翻脸，必然后患无穷。不如趁他蛟龙尚未得水之时，予以除掉，以消灭未来的隐患。

二、先生当时反共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三、冯玉祥不但是陆建章的亲外甥，而且是受过他的厚恩和接受过他的领导的。元年滦州独立，冯被押解回籍，是陆把他保出来的。而后来也是靠着陆的力量，冯才再度挂名军籍。浦口逗留（七年一月），武|­茓­通电（七年二月），也全都有陆在旁为之策划。所以在冯、陆之间所存在的，并不只是泛泛的甥舅之谊而已。冯玉祥之要加害先生，不会没有一点为舅舅报仇的成分在内。

十五年十一月里，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先生安葬于萧县凤冢山之原，就是他少年游憩的地方。

先生安葬的棺木，是合肥购赠的。但是“抚恤”、“惩凶”的一类官样文章，始终缺如。我过去为这一点，一直对合肥不满。但是后来看到他《正道居集》内的几篇文章，才了解他真的是相信“轮回”、“因果”之说。后来又看到曾宗鉴先生在一段笔记里说：十五年四月，合肥下野出京，“专车开出后一小时，合肥步入车厅，问车过廊房停留多久？又问‘又铮遇难是否即在车站’？及车过廊房，合肥开窗西望，历十分钟，口­唇­微动，喃喃若有语，老泪盈眶，掩面入卧”（天文合，四十四年七月十日）前几年又在台北看到合肥的孙子昌义，他说“爷爷嘱咐的，每年摆供，祖先牌位旁边，必须要摆徐爷爷的牌位，给徐爷爷磕头。”我于是格外明白老人家心里，自有他的分寸。

第二段是冯部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所口述徐树铮惨死经过：

张之江和鹿钟麟，都是冯玉祥的心腹­干­部，不过两人的­性­格大不相同，张是个忠实基督教徒，对事对人都极端诚恳。鹿则机警细密，处事谨慎，且善于体贴冯的心理，先意承旨，极为冯所信任。他此时正担任北京卫戍总司令职务，故冯玉祥特别指定他为杀徐第一号“刽子手”。……所以他受命之后，十分谨慎，不敢冒昧从事，怕万一杀徐之后，使冯落上“主谋杀人”的嫌疑，则不惟无功可言，甚至还要受到斥责。因此他曾在电话中与冯往返磋商，始终未获得个“不落痕迹”的绝妙办法。

就在这段时间里，风声已经传到又铮耳内。初时，又铮犹以为风闻之言未予深信。及至二十九日，消息愈来愈恶，乃不得不作离京打算。当天下午，就命人通知津浦路局代备专车，准备晚间九时离京赴津。当时有人认为这样走法不甚妥当，不如借乘英国使馆汽车悄悄出京为佳。又铮笑道：“北京四周，到处都是仇家爪牙，随时随地都可致我死命。我之所以犹能安然无恙者，徒以鬼蜮伎俩，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露其真面目耳。我若藏藏躲躲，岂非正中其计！”于是乃无异言。惟有宋子扬对于此行，仍觉不甚放心，乃背着又铮，私自向英国使馆，借来一班武装士兵，随车保护。他固知仅凭这十几名英兵，并不足却敌脱险，只为符合又铮的见解，故作炫耀，使又铮的行径，更为公开而已。晚间九时，又铮带着十余从人，登车东发，孰料“壮士一去不复还”矣。

北京到天津，仅有二百四十华里，以普通快车的速度，三小时即可到达。又铮乘的是特备专车，依常理推算，应该两小时即可到达。不料沿路被冯军西行兵车所阻，每到一站都要停留数十分钟，将近子夜时分，犹未抵达杨村。又铮一行，皆以事前听到很多坏消息，故人人心内焦急，于是不断有人下车向车站催促，因为大家心情烦躁，言词之间，难免微有过激之处。而此时因为军运关系，各车站均由冯军的运输司令部派一些联络参谋，专司车辆调度事宜。这些参谋们听说是徐专使的专车，既怕耽误专车的行程受到处分，实际上又无法让开路线，放专车速行，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得在电话里向他们的司令请示如何应付？他们的运输司令许祥云，原是冯部下一个撤职师长，他对这位比冯玉祥还早七年的西北军总司令（又铮于民国八年以西北筹边使兼任西北军总司令）早就有所耳闻，故于接到部下电话时，也感到难于应付。情急之下，就想出个推卸责任的主意；急忙跑去见张之江，请求张给尚在途中的徐专使打一电话，说明沿路兵车拥挤的情形，请徐多加原谅。不料就由于这一报告，竟意外地毁了又铮一条­性­命。原来冯、鹿之间，因商量不出个杀人不着痕迹的妙法，乃有意暂从缓图。而张之江只知冯有杀徐之意，并已授意于鹿，在京图之。却不知道冯、鹿二人因种种顾虑而改变计划，于今突闻徐某出京的报告，当即一愣，接着对许说：“嗯，此事鹿总司令怎么未来电话通知我呢？待我问问看罢！”待他叫通电话，将又铮出京情形对鹿述说后，鹿钟麟并未感到惊奇，只徐徐的回道：“小徐出京，我已知道，只是还未向督办报告呢。请你先转饬各车站，尽量设法延迟小徐的专车，待我和督办通过电话，看他有什么指示，再向你转达。”张之江应了声“好吧！”就将电话挂断，吩咐许祥云照鹿的意思转令各站而去。

此后又铮的专车，当然的更缓慢了。夜里十二点过后，张之江才接到鹿钟麟从北京转来冯玉祥的命令说：“督办要我转告你，如果小徐的专车到达廊房，要你即刻把他枪毙。并请你连夜派人去天津把陆承武接到你的司令部。天亮以后，督办将会派专人到廊房和你商办一切善后的！”张之江听了，双眉紧蹙，一直摇头，嘴对话筒，嗫嚅了半天才说：“这样处置法，似乎不妥当吧？小徐现在还是国家的特任官哪！”鹿答说：“这是督办的意思，又有什么办法呢？”张又道：“既是督办的意思，我们当然服从。不过，督办既要派人前来，最好请他下一道手令交来人带来，就叫来人主持办理，我当尽力协助于他。”鹿钟麟知道这位张善人不肯担当这个杀人凶手，也就不再多说，只简单答道：“你就先把他扣住好了，以后的事情，再另说吧。”张答了声：“好吧！”就这样几次往来电话，决定了又铮的命运。

三十日凌晨一时左右，又铮的专车始蠕蠕开进廊房车站。斯时车站四周，早已布满岗哨，站外的路轨也被拆去数节。火车一停，即有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登上又铮的卧车，推开车门，向又铮恭恭敬敬行了个军礼，双手捧上张之江一张名片说：“我们都统现在很忙，未能来迎接专使，特命我来请专使下车，到司令部休息一下，待天亮再走。”又铮原是斜躺在卧铺之上，这时忙坐了起来，向张点头为礼，笑颜相答说：“天太晚了，我不下去打搅啦！请你替我谢谢你们都统吧！”张钺答了声是即鞠躬退出。张刚下车，跟着又上来一名少校军法官，推开车门毫无礼貌的向又铮说：“我们都统有事和你商谈，请你即刻随我下车，同到司令部走一趟！”又铮察言观­色­，料知事情有变，即傲然答道：“你先回去，告诉张都统，请他再仔细看一看冯先生的电报，是否尚有错误？”那军法官见事情真象，已被又铮说穿，乃不再分说回转身躯向车外招了招手，即时拥进十数名士兵，不由分说，将又铮拖下卧铺，架起就走。又铮要求加穿外衣，亦未被许可，身上只披一件睡衣，在雪地寒夜中，就被送上一辆卡车，疾驶而去。接着由另批士兵将又铮一班随员押上另一辆卡车驶离车站。车上的十七名英国士兵亦同被解除武装，暂时软禁于原车箱内，直到天亮，才挂在一列东行客车的尾端，带往天津。

这时又铮被单独幽禁在张之江司令部（英美烟公司）旁边一所仓库里面，其随员则幽禁于附近一处马厩之内。上午八时左右，陆承武自天津乘着张之江派去迎接他的卡车匆匆而来，跳下汽车后，由那个去天津接他的副官引导着进了张之江的司令部，刚进到院内，就涨红一副大麻子脸叫嚣着问：“小徐押在什么地方？”连嚷了两三声没人接腔。张之江已经听到，即刻掀帘而出，将他拉进屋去，一面安抚他坐下，一面说：“你先不必着急，这回朗公（陆建章字朗斋故张以此称之）的仇，一定可以报的。小徐已经押在我的司令部内，反正跑不了他。”陆承武仍吵着说：“我现在就去宰了这小子，请你派人领我去！”张之江又拦住说：“冯先生已答应要派人来解决此事，大约快要到了。现在跟小徐同行的几个人，正在会议室内，请你先去向他们说几句话，少时冯先生派的人来到，再去办小徐的问题。”于是陆承武就被引进会议室，对褚其祥等一班徐的随员，发了一顿牢­骚­。直至下午四点钟，冯玉祥所派的一个徐军法官（此人名字已不记得，只记得他是民十前后，一个颇有名气的左倾文人徐谦的侄子）才乘火车从张家口来到，他见到张之江后，先把冯玉祥的手令交张看过，然后由张把陆承武叫来，三个密谈片刻，张即吩咐一名副官带着四名枪兵，陪同陆、徐二人，去到又铮被囚之处，结果了又铮的­性­命。陆承武当晚即返回天津。翌日天津各报就刊出“陆承武替父报仇杀死徐树铮”的巨幅新闻。这段公案直压了近二十年的漫长时间，至三十四年八月，我对日抗战胜利后，经又铮的哲嗣道邻提出控告，此事真象，才得大白于世。

二三二、冯玉祥通电下野

吴佩孚虽然东山再起，可是他已没有当年洛阳虎视的局面，他的讨贼军的贼字，这时是指的奉军，他在查家墩司令部出兵讨奉是分两路，一路以靳云鹗为主将，由陇海路东进。一路以寇英杰为主将，由平汉路北进，先削除奉张的两翼，一翼是山东督办张宗昌，一翼是直隶督办李景林。这时，郭松龄尚未回师关外。

吴的两路出兵，都要向河南假道，本来河南是吴的大本营，吴的旧部如陈久钊、王维蔚、王维城等，都还拥有兵权，吴派人去和河南督军岳维峻商量，要把吴的旧部扫数调拨出来，由陇海路人鲁，以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总司令，一面以寇英杰率部由平汉路过豫入直，希望豫岳能予谅解和同意。

在岳维峻来说，吴的旧部分散在河南是岳的心腹之患，因此如能将其悉数调走，自然是求之不得，何况吴调军的目的是为了讨奉，此时国民军也是以奉军为假想敌，吴加入讨奉，岳怎会反对。可是吴要寇英杰穿过河南心脏北上，用意莫测。冯玉祥密电岳，要他武装保境，所以岳维峻遂以重兵防守鄂豫边境，不许吴军出武胜关一步，吴天天派员疏通豫岳，岳则日日支吾其辞；另一方面豫军协助靳云鹗军由归德入鲁，占领济宁、曹州等地。

张宗昌在山东公然唱出拥吴论，李景林也亦步亦趋。张宗昌是山东人，与吴同乡，他虽然曾遭吴的冷落，可是他内心却佩服吴。二次直奉之役 ，他打着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的口号，收编了大批吴军残部。当吴佩孚在汉口再起时，正是奉系和国民军系发生暗潮的时候。张宗昌认为吴对冯玉祥是恨之入骨，如果拉拢吴佩孚和奉系重归于好，在此时此刻是有可能的。因此他密派代表樊潜和、童好古到汉口去见吴的智囊张其锽，进行“吴奉合作计划”。吴不是个翻云覆雨的人物，他刚宣布讨奉，自然转不过脸来联奉。

然而政治这玩意就是千变万化，吴在无意中获得国民军密约湘、黔两省夹击武汉的情报，这个情报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是奉方离间之计，可是吴大受刺激，忿然作­色­说：“冯焕章简直不是人，我还怎能和他们做朋友？”因此联奉讨冯的建议便被吴所考虑。

就吴当时的处境，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势下，如果能增加友人，减少敌人，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张宗昌知道吴已动摇，就天天打电报给吴，尊呼“大帅”，并请前山东省长熊炳琦（直系）到汉口向吴表示：张宗昌是山东人，吴大帅也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张宗昌愿服从吴大帅，欢迎吴大帅回山东。

吴佩孚自二次奉直战争战败后，到处都遇到打死老虎的部下，现在张宗昌雄踞山东，却愿把山东奉献，部下虽亲不及敌人亲 ，吴佩孚大为感动不已。

奉张在杨宇霆被孙传芳所逐前，就暗中进行联吴，曾派员到岳州向吴祝寿，曾向段祺瑞要求释放曹锟，迨吴在查家墩自封联帅后，奉张亦派苏锡麟到汉口表示愿和吴取得谅解，提出三点：（一）释曹，（二）奉军出关，（三）拥王士珍为总统。奉张不是对吴有何特别好感，不过面对吴、孙、冯等联合围攻奉军的形势，竭力想冲破这个难关。至于吴佩孚呢？他虽不喜欢奉张，可是更憎恨冯玉祥，和奉张是旧恨，和冯却是新仇，旧恨还可搁直，新仇则非算不可。

吴本有一支奇兵，是派宋大明为吉林讨贼第一军总司令，刘希圣为副司令。他们在双城子设了司令部，双城子距绥芬河仅一小站，准备做为吴的内应。不料14年11月22日郭松龄倒戈，奉张情势危急，吴在查家墩司令部得到这个消息，为之震动，这和吴当年情况极为相近，吴情不自禁撚须微笑，信口成吟：“而今始知循环理，斜倚栏­干­乱点头。”他对张其锽说：“我不乘人之危。”于是吴下令把宋大明、刘希圣的内应撤消，又把进攻山东的靳云鹗兵团调回。

吴佩孚即然表示联奉，而郭松龄又兵败被杀，奉张的困难局势转瞬间竟能化险为夷，这真是张作霖始料所不及的。在14年秋冬之际，奉张最为艰苦 ，他三番两次要下野，又要自杀，主要原因自然是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向他倒戈，而冯玉祥又和孙传芳以及吴佩孚组织了讨奉的联合阵线，如果这个联合阵线真的很坚强，则奉张就会和曹锟、吴佩孚去年的命运一样。可是讨奉的联合阵线并不坚强，只是因利害而暂时结合，加上郭松龄的回师关外未能把握时机以收迅雷不及掩耳之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和李景林苦战于天津，李景林联合张宗昌组织了直鲁联军，而张宗昌又搭上了吴佩孚的线，这一来反奉联合阵营就四分五裂了。郭松龄失败，奉张站稳了脚步，张宗昌、吴佩孚结合，联合讨奉变成了联合讨冯，冯玉祥忽然变得四面楚歌。

当冯玉祥的国民军攻下天津时，北京和直隶完全落在冯系手中，段祺瑞的策士曾毓隽被扣，段的灵魂徐树铮被杀，一时冯系气焰煊天，可是没有几天，局势突然大变，吴佩孚于12月31日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结成反冯的联合阵线，冯军在京畿及直豫两省的地盘受到奉军和直军的大包围，而孙传芳亦响应吴佩孚结束对奉战争，冯玉祥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只好通电下野。

15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下野，电云：

“（衔略）吾国苦于战祸，十四年于兹矣。杀人盈野，所杀者尽为同胞。争端百出，所争者莫非国土。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鞭弭周施 ，相习成风。金钱万能，群趋若鹜。礼让之大节尽失，国家之信念无存。军阀祸国，人民切齿，痛定思痛，于斯极矣。玉祥自去岁倡导和平以来，本期从此息止内争，专意建设。是以远投边塞，拓土移民，举凡开渠植树修路造林诸端，无不提倡。恤贫、养老、兵士屯垦诸策，无不推行。以过事实，谅所共见。不期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长其势，屯军淮上，饮马江表，势欲席卷海内，雄霸中原，横暴既张，义忿斯动，以是群起对抗，云集景从。孙馨督首义于浙，长驱北指。萧珩督声援于鄂，志切澄清。皖赣邻封成破竹之势，徐淮袍泽挫强敌之锋，未至兼旬，溃退千里。人心向背，于斯可知。犹复野心未死，强逆趋势。驱师入关，转而图北。用兵弗戢，陷于自焚。郭军长（松龄）痛于东省人民水热之困，深怀故国荆棘之悲，爰整师旅，为民请命。返旆之初，芳岑（李景林）原约援助。迨至榆关战捷，孤军深入，乃芳岑二三其德，对茂辰（郭松龄）则顿违前约，对玉祥则通电诬蔑。玉祥为促进和平计，不得已而用兵。现在芳岑溃逃，京津肃清，直省负责有人，中原不日底定。不图郭军长将近沈阳，一朝颠覆。道路相传，闻已殉死乡国，未遂初衷，终成尸谏，果系事实，殊堪悼惜。雨亭（张作霖）经此痛创，渐有觉悔，善战者当服上刑。舟中人尽成敌国，古训昭垂，可资警惕！玉祥鉴于武人专断，每恃战胜余威，把持政权。追溯往事，辄为痛心。此次侥幸克捷，胜亦不武。又何敢贪天之功，自贻伊戚。值兹千钧一发之机，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初衷，谋国家之改造。但愿战事从此结束，人民得资休养，玉祥个人应即日下野，以卸仔肩。如是，则造疑惑众者，可以息止。而挑拨是非者，失所凭依。至于国家大计，执政硕德耆老，万流仰镜。子玉（吴佩孚）学深养粹，饱受挫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孙馨督（传芳）、萧珩督（耀南）、方耀督（本仁）、阎百督（锡山）、岳西督（维峻）、孙禹督（岳）共起义师，克奏奇勋，均为不世之功。从此延请国内贤豪，公开讨论。建设大法，纳诸轨道。凡关于国计民生，自宜各纾伟抱，共济艰危。玉祥既无学识，又乏经验。以之治国，无益苍生。以之治军，定累袍泽。与其遗误将来，见讥国人，莫若早日引退，庶免咎戾。除另呈辞职外，当即时解任，还我初服。所有国民军名义，早经通电取消。此后咸属国军，不再沿用国民军名义。自电达以后，凡以政事而见教之宾客，一律敬谢。凡因职位而惠赐之文电，恕不作答，以示决心。玉祥解职而后，拟即出游，潜心学问，苟有一得之愚，窃愿贡之国人。谨布腹心，敬祈鉴察。冯玉祥。东。印。”

冯玉祥辞职下野后，以张之江代理国民军总司令。

冯的辞职通电是希望和吴佩孚捐弃前嫌，因此对吴有学深养粹的评语，且希望吴在饱经世变后，能够不算旧帐。至于冯对奉张则一片声讨的口气，好像此仇不共戴天。这就是北洋时代的特征，今日为友，明日为敌，昨日之敌，今日之友。然而吴对冯是咬牙切齿，真正不共戴天，当吴再起时，不过想借讨奉为手段，其真正目的是讨冯，所以冯想和吴妥协，吴是不会接受的，何况吴、奉合作之局已成，吴势不能弃新欢而修旧“好”。

吴佩孚在冯玉祥下野后，突然又成为各方生拉活扯的重要人物。据说段祺瑞欲任吴为“七省治军使”。直鲁联军通电称吴为“我帅”。吴仍主张恢复法统，孙传芳亦愿移樽候教。而张之江则有世电：“愿追随我帅之后，勉效驰骋。”豫岳（维峻）直孙（岳）也为之效应。

这是吴佩孚失败后再起的黄金时代，可惜吴不能把握这个黄金时代，运用政治手腕，以恢复当年四照堂未竟的全功。他个­性­倔强，有所不为，不肯在奉张形势低潮的时候，乘人于危，所以他决定联奉后就以讨冯为目的，吴宣称对各方均愿化敌为友，只与冯一人为敌。

这时广州革命势力正如日东升，广州国民政府为促使北洋军人一致觉悟，曾发表歌电，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意见本来和吴佩孚的政见是相同的，平心而论，吴在北洋诸将中算得上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人物，他自衡阳撤军后，即以团结对外为鹄的，不过他的团结对外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因此广州国民政府的呼吁，他并不重视，他不能参加革命阵营，对他是一个损失，对当时局势也是一个损失。其实吴这时对护宪问题已不坚持，对曹锟复职，他亦不赞成，对南方无用兵之意，对北方腐败势力则久所痛心，所以他是北洋军人最有资格可以参加革命阵营的，可惜他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太重，同时又不愿投机，因此不仅他参加革命阵营成为泡影，同时却迫使冯玉祥和唐生智两人参加了革命阵营。

吴这个人，不顾利害，不计成败，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结果这一次的再起，又只是昙花一现。

这是北洋混乱的时期，也可说是垂亡时期，有力量的如奉系正在自相残杀，使其元气大伤。在此以前北京政府的后台军阀就是大老板，如今则谁也不够资格做大老板了。

首先是直系，曹锟和吴佩孚在直奉二次战争以前算是北京的大老板，曹锟贿选后，名誉扫地，直奉二次大战，直系一败涂地，吴佩孚穷无所归。于是奉张和国民军的冯玉祥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奉张正在得意之时，杨宇霆、姜登选在长江被逐，郭松龄又联结冯玉祥倒戈，张作霖几乎变成丧家之犬，迨奉张转危为安，吴佩孚武汉再起，冯玉祥又变成四面楚歌。至于段祺瑞则无兵无权，空头执政而已。

当吴佩孚在武汉重振声威之际，各方人士奔走华中，举国注意力亦集中于吴，可是吴的声势就在武汉也经不起考验。

鄂督萧耀南死后，吴佩孚即派陈嘉谟继任，派曹瑛和熊炳琦等治丧。陈嘉谟于2月15日宣告就职。17日曹瑛又传死讯，吴的要角一一去世，湖北人士对吴委杜锡珪为省长大为不满，15日鄂省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四点通电全国：（一）由省议会将萧病逝电告各方。（二）请第二军司令陈嘉谟以武汉警备总司令名义暂维治安。（三）省长须由省议会选举，杜省长在未当选前，由政务厅长代理。（四）2月15日以后，鄂省公文非用政务厅长代理省长之名义不生效力。

这是湖北人藐视吴大帅的一项行动，尤使吴难堪的，是这种方式就是湖南省治的翻版，而吴是最反对省治的军人。

不只是省议会，鄂省公团也纷纷开会反对吴的任命省长，将有联席会议进行的酝酿。

北京在讨吴，湖北又以省治来排吴，可见吴东山再起后，一切并不顺利。然而北京也好，湖北也好，都只是空气而已，因为北京政府没有力量，讨不讨吴，丝毫不影响吴，北京所发表的鄂督卢金山和省长刘佐龙都是吴的部下，事实上卢和刘并不接受北京的新命。卢金山且于2月24日由宜昌乘轮到汉口，立即登岸拜访陈嘉谟，并至萧耀南墓吊唁，然后赴查家墩谒吴佩孚。26日卢致电北京，请辞鄂省军务督办职务，不啻变相打了北京政府一个嘴巴。湖北各法团酝酿的民选省长运动，亦只是昙花一现。

另一面，岳维峻于22日电北京，请明令派方本仁协攻吴佩孚，孔庚亦电北京，请政府责成方本仁收拾鄂局，2月28日段乃下令派方本仁率军回鄂，会同军民两长查办吴佩孚。方本仁奉令后即任蒋绍宾为援鄂总司令，邓如琢为总指挥。

段祺瑞的讨吴令是在冯系压迫下发出，当计吴电发出后，盛传冯玉祥将再度挂帅，担任讨吴军统帅。冯下野时本宣称要出国，可是他只是离开张家口，到平地泉去看风­色­，国民军将领亦不希望冯出国。

讨吴令下达后，冯系大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刘骥等联名致电京内外名流，略谓：

“上年津沽之役，冯将军功成不居，洁身高蹈。讵知人心丕变，时势日窳。国家徒去元良，大局仍难挽救。信阳被兵，津南告警，豫东有客军之侵入，复有邻省之声援。战衅一开，烽烟四起。冯将军怜此孑遗，潜焉出涕，即欲整装去国，俾免目击心伤，征车旦夕待发。窃之江等以今日邦家多难，元气凋残，此后戡乱定国，厥惟元戎是赖，比经联名电挽，责以大义，始允暂缓去国，仅以私人资格从旁襄助，无如劝驾之心徒切，而在山之志仍坚。陈说百端，均不为动。诸公望重斗山，誉隆中外，关怀大局，应具同情。尚希共念时艰，一致赞助。”

冯系将领希望借这通电能博得海内外名流共同响应，使冯在大家殷切的敦促下出山，可是各方并没有热烈的反应。所以冯只好仍在平地泉，坐以待变。

段祺瑞于3月4日下令任冯为直豫陕宣抚使，冯仍未作出山的打算，并且由平地泉经库伦出国，冯系的人希望因冯的出国而和缓了直吴、奉张双方的压力。冯出国后张之江宣布继冯统率国民一军，做为国民军名义上的领袖，不过只是名义领袖而已。张为人忠厚有余，魄力不足，且其资望和国民军其他将领如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蒋鸿遇等都差不多，所以名义上虽然好像是张之江代理冯玉祥，实际上则是集体领导。同时张之江对鹿钟麟和李鸣钟并不能指挥。

据说张之江是主张冯系军队撤出北京专力西北，以避免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在当时冯系的形势，这是很合理的，因为冯的老巢是在西北，如果国民军全部主力撤到察哈尔和绥远去，而把北京交给段祺瑞，就躲开了众矢之的，让其他各路诸侯来抢北京，促成奉张、直吴等短兵相接，相互牵制，这样就减少了国民军所受的正面和侧面的压力，然而鹿钟麟在北京有权有势，当然不想离开北京，不离开北京，国民军就等于置身于鼎火沸汤之中，不仅是四面受敌，而且是兵力分散。

二三三、唐生智迫走赵恒惕

当北中国风云变幻的时候，安定了三年的湖南也发生了政变。湖南在民国初年经历了汤芗铭和张敬尧两度暴虐的统治，直到民国12年赵恒惕主政后，才算是安定下来。此后两年，湖南倡行省宪，不介入南北之争，理首建设，蔚然可观。赵恒惕主湘期间，湘军编成了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铡，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叶开鑫部驻沅陵，兼湘西善后督办，唐生智部驻衡阳，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这时才28岁，留了两撇仁丹胡须，他的父亲唐承绪则任赵恒惕的实业司司长。

湘省西南边区有一商埠，名叫洪江，是鸦片和油类木材出口的咽喉，设有大小关卡，税收为数甚巨，凡驻扎洪江的部队一向被人视为肥缺。赵恒惕派叶开鑫部驻防洪江，遂使唐生智心存不满，不过赵为了公平起见，令叶按月补助若­干­经费予唐，因此唐遂容忍未发。

14年冬，唐生智想把湘南地方团队扩充成旅，乃请叶增加补助费额，被叶开鑫拒绝，于是唐恼羞成怒，向赵恒惕提出要求，要和叶换防洪江。赵对于叶、唐两人并无轩轾，初以为自己的德望可以服人，却不料唐为人年青气盛，桀骜不逊，根本不把赵省长放在眼中。赵渐感事态严重，但仍认为唐生智父亲唐承绪位居实业司长，尚在省城，唐投鼠忌器，似不至挟兵叛变。唐承绪亦感儿子蛮不讲理，乃向赵引咎请辞实业司长。赵一面慰留唐承绪，一面派唐生智的同学唐希汴旅长赴衡阳从事疏导，并敦促唐到长沙出席军事会议。

当唐希汴尚未启程前，有一个郴州人首斌曾自告奋勇愿偕唐希汴同赴衡阳，首斌是唐生智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师，曾任湖南水上警察所长，在任两年 ，违法贫污，被控撤职，在长沙作寓公，娶了陈姓一对姊妹花为妾。此次想借唐生智事件从中取利，赵恒惕对首斌为人甚鄙弃，故拒绝其要求。

唐希汴到衡阳后，对唐生智晓以利害，竟然说动了唐，答应赴长沙一行。唐希汴返长沙复命，大家咸庆幸化­干­戈为玉帛，可是首斌却暗派专人送给唐生智一封信，劝阻其勿晋省，且谓晋省必有­性­命之忧。唐接到首斌密函，乃中止赴省，长沙、衡阳之间，于是人心皇皇。

赵曾有函给唐生智，劝其悬崖勒马，并云彼此多年袍泽，患难与共，且令尊尚在我处任职，于情于理，你不应叛我。怎知唐生智却翻了脸，他给赵复函说：“我父即为你父，如因我行动而杀我父，请分我一杯­肉­羹。”唐生智深知赵恒惕是一位长者，所以用此话来激赵，[奇`书`网`整.理.'提.供]果然赵宅心忠厚，对唐父始终宽待。

唐生智既然翻脸，集中军队迫向长沙，赵恒惕认为难以理喻，若举兵相抗，必致地方糜烂 ，使数年心血毁于一旦，乃决心退位远引。

15年2月28日，赵恒惕在老督军署门首张贴布告，宣告辞职：

一、实业司长唐承绪辞职照准。

二、内务司长吴景鸿辞职照准。

三、军务司长李右文辞职照准。

四、调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军务司长。

五、本省长近因健康欠佳，赴沪医治，依照省宪规定，所遗省长职务，着由内务司长唐生智代理。

这项布告的形式，极像现代公文的体裁，可在当时尚为创格。

湖南省宪改厅为司，内务司是省政府中的首席司，也就是今天的民政厅。由于让唐生智代理省长，他的父亲自然不能在儿子下面做实业司长，所以先准唐承绪辞职。

赵恒惕的湖南省长是由湖南省议会票选的，依照省宪法，省长任期要到15年10月届满，倘省长任期未满而不能行使职权时，则由内务司长代理至省长改选之日。

唐生智在衡阳获知赵恒惕让他代理省长，遂立即率领湘军第四师的主力部队，乘坐他自置的24条汽艇，浩浩荡荡开赴长沙履新。他就任代理湖南省长时才31岁，真可算少年得意了。

唐就职后的第一张布告只有16个字——

“惕公倦勤，委政于智；攀留不及，推诿不能。”

唐入长沙，赵已离去，所以有“攀留不及”之句。

唐另有就职通电云：

“赵省长倦勤，迭电攀留，难移高节，用忘谫陋，出任艰巨。环湘邻省，皆务亲善，保境安民，绝不穷兵，集中­精­力，专图内治。”

吴佩孚在武汉得到湘变消息，跺着脚说：“这些都是省宪闹坏了的。”吴和赵是患难知交，湖南是吴发迹之地，但湖南省治的主张则是吴所反对的，所以吴有这句话。

吴穷无所归时，赵迎他入湘，殷勤款待，现在赵也弃湘飘游，吴正是报恩之时，他派人守候江­干­，想邀赵登岸一商，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助赵回湘。

然而赵恒惕却不是这么想，他为了避免同室­操­戈才飘然远去，如果再借北兵回湘，岂不是与初愿相违。同时吴赵虽是好友，但政治见解却不相同，吴反对省宪，吴赵私交自私交，政见不尽相同，自不能向吴乞援。因此，赵轻车简从，悄悄过汉，换乘江轮赴上海。

吴佩孚最痛恨犯上作乱的人，尤其是冯玉祥倒戈，直系一败涂地以后（其实他衡阳撤兵也可以说是倒段祺瑞）。

当时吴佩孚下面有两派：一派主张联唐，承认唐生智的既成事实；一派则主张报赵恒惕大德，助赵驱唐。联唐的，以吴的参谋长蒋方震和重要幕僚唐恩溥为首。蒋方震和唐生智有师生之谊，唐生智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蒋方震是校长，唐对蒋极为尊敬。驱唐的一派则以葛豪、符定一为主。

唐恩溥事后回忆这一幕说：

“子玉本无成见，从利害的观点，已接受百里（蒋方震）之建议。故特派百里与余同赴湘垣，与孟潇（唐生智）面洽。并由余携有拥吴通电稿回汉翌日待发。既有成议，而败于子玉左右之拥赵派，遽谓余同意请下动员令，以叶开鑫为讨逆联军总司令，吴部遥为声援，联合攻湘。至是而全局大变。”

陈孝威之《若定卢随笔》亦记其事云：

“湖南师长唐生智自逼走赵恒惕，即解除赵系师旅长兵柄，并派兵追击叶开鑫部。开鑫因遣湘人易敦白、符定一、葛豪等求救于吴佩孚。吴自往岁驻兵衡镇以来（自认湖南为第二故所），好问湘政。幕僚长蒋方震，为唐生智之恩师。机要处处长唐恩溥，素持大体，正视事实，力主以生智督湘，屏藩湖北，佩孚甚以为然。惟易敦白、符定一、葛豪等每日环伺佩孚，乘间进言曰：‘生智为恒惕所一手培植，今竟逼走恒惕，无异犯上作乱。大帅因而授之以湘政，是与鼓励犯上作乱何异！天下后世，将谓大帅何！且蒋百里（方震）唐天如（恩溥）非湖南人，安知湖南事，所言未必适时适切，不如援助叶开鑫回湘，较为两抑而两平。’佩孚为卫道者，甚为悦耳，但犹豫未决，嘱与恩溥详商，再行核办，然意已动矣。易敦白等复拟妥动员计划，托词为唐恩溥所手拟。吴以为已得恩溥同意，遂判行而下动员令。迨翌日恩溥至总部，始知有人假托，谬称为其所拟稿，但并无拟稿人签名盖章，而佩孚竟轻率判行，后果将难问，愤而辞职，东下赴沪，示决绝意。佩孚挽不获。一子之差，全局瓦解。知其事者，迄今无不惋惜。”

15年3月25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叶开鑫称病不出席。第二师师长刘铡，旅长唐希汴，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旅长刘重威等均被捕。

叶开鑫这时驻军岳州，唐生智集结兵力向岳州前进，叶自感势难与抗，乃退入鄂境。吴佩孚以湘局发生变化，令卢金山、刘佐龙、宋大霈等严加防范，派江贞舰进泊岳州，唐派欧阳任赴汉口疏通，请以岳州为缓冲地带。

吴接见欧阳任时，提笔写了一个“北”字，大声说：我原本向北进兵。接着又写了一个“南”字，并且画了箭头指向南，扬声说：“现在要移师南向了。你回去告诉孟潇，马上退出长沙，一切还好商量。”欧阳任唯唯而退，还报唐生智、唐初生之犊不畏虎，他宁愿以卵击石，对抗吴佩孚。他是个不知名的师长，和吴佩孚一战，他就名列群雄了。

他对吴佩孚的代表说：“湖南不是作战的好战场，湖南伢子也不是好惹的。吴大帅是名震全国的人物，我只是一个区区微不足道的师长，吴军有十万八万，我只有步枪二万五千支，吴进兵分中路、左翼、右翼，我的兵力只够集中一路，吴有海军大炮，我什么也没有。吴军攻进长沙，我就从另外的路杀到武汉和他换防。吴佩孚打倒唐生智，胜之不足为大帅之荣，我如打倒了吴，就是我一举成名的好机会。吴大帅要给我造机会，我是求之不得的。”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枪，兴奋地说：“我不住租界和吴大帅一样，倘不幸我失败了，就用这个解决自己。”

湖南是南北必争之地，也是谁碰了谁就会吃亏的地方。袁世凯没有解决湖南，段祺瑞还栽在湖南问题上，吴二次出山只是一个纸老虎，对湖南的新生之虎竟吓不倒。

吴以善战驰名，其实并不善战，尤其不懂政治战，因此顾前而不顾后，顾左而不顾右，二次直奉之战失败即在于此，现在他又旧病复发，他既要北上讨冯，又要南下驱唐，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大忌。

吴的军师张其锽劝吴放弃过问湘事，湘事让湘人自了。唐生智的势力不可侮，纵然打下了长沙，打下了衡阳，湘省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

吴不听张的建议，他过去曾一而再得意于湖南，尤以湘鄂之役以最廉价而得最高收获，他忽略了自己这次东山再起，已无可战之将、可用之兵，同时他对唐生智的实力也估计错误，更对南北局势的预测，完全背道而驰。

他对唐施压力，迫唐投向广州的革命阵营，广州的新生力量，吴竟浑然不知，这是他最大失败之处。

二三四、从许阁到贾阁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在成立时曾宣布是一个过渡­性­组织，只是为了召集善后会议和国民会议。因此临时政府在法律上既没有地位，在时间上也到了寿终正寝之日。所以不待奉张和冯系的均势破坏，临时政府的改组已有需要了。到了“奉变”发生，北京的政治发言权，由张、冯而转为冯玉祥一人，冯一方面表示拥护段，另一方面却逮捕了段的智囊曾毓隽和姚震。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便愈有“不可终日”的样子。另一方面，由于现政府的非改组不可，对于后继政府的问题，各方也意见纷歧，争议难决。当时各派意见约为：

一、黎元洪复职补足他未完的八十三天任期，在这八十三天内筹备后继政府的组织——这是旧国会护法派的主张。武汉方面似乎对此很有兴趣。郭松龄方面因饶汉祥的关系，也可能相对的赞成，但冯玉祥极反对，多数不能实现。

二、改行委员制。是国民党及冯玉祥左右一部分人的主张，十一月底的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就倡设立国民政府委员会，后因冯使人征求外交团意见，他们表示如中国行委员制，他们即各下旗回国，所以作罢。

三、恢复去年的摄政内阁。这一说与冯玉祥方面及武汉方面都有渊源，不过冯所主张的是完全恢复去年黄郛的摄政内阁，武汉方面却主张段下野后以颜惠庆组阁摄政。

四、维持段祺瑞个人，在现在的临时执政政府下增设负责的内阁。因为冯玉祥不欲骤然去段以自当政治之冲，所以退一步仅去段氏左右接近奉系的安福派，而留住段氏，加设内阁，以便借段氏的发号施令，行使自己的发言权。许世英的组阁运动，就是显著的证明。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他加速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恢复设置国务总理。段之所以出此，是为了给自己留退步，因为一旦他打算引退，必须有一个摄政的内阁作为过渡。

14年12月26日，段下令修正临时执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令云：

“去年临时政府成立，本执政以不忍人之心，处不可为之势，勉徇众议，出任维持，冀本良心之主张，为彻底之改革，曾于马电陈述梗概，复经善后会议，询谋佥同。既与国人虑始于前，方期共同负责于后，乃一载以还，用人行政，未符本怀，和平统一，终难实现。中夜彷徨，惄焉如捣，惟有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以专责成。嗣后凡百设施，以及改革建设诸大政，均由国务会议，审量全国之趋向，博稽人民之公意，迅速筹议，共策进行。但求救国有方，共和永固，本执政决不稍持成见也。

第一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政务，发布命令，统率陆海军。

第二条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临时政府由国务院赞襄临时执政，决定政府，处理国务。

第四条左列各员均为国务员：

一、国务总理。

二、各部总长。

第五条国务会议由国务员组织之，以国务总理为主席。

第六条临时政府设国务院及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凡关系国务之文书，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全体或分别副署。

第七条本制自公布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废止之。”

同日，段祺瑞下令，以许世英为国务总理，王正廷为外交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马君武为司法总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

段祺瑞发表许世英组阁，是为了留段自己下台的地步，可是许世英就任国务总理后，由于许多阁员不肯就职，所以政局仍呈扑朔迷离的局面。15年1月2日晚，许世英在其寓邸宴请各阁员，内务总长于右任坚决请辞，意外的是司法总长马君武则宣布就职。

5日晚，许世英宴段良骏、张树元等商量段祺瑞的退职通电。6日晚段祺瑞在自己的官邸召集会议，商量下野事，许世英称外交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易培基表示非见到段祺瑞批签下野的电报后，不肯就职。段听了很气忿，就对许说：把下野电拿来我看。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看，从许手中拿的底稿，在上面签一个“阅”字，表示已经批了。这通下野电云：

“祺瑞勉执国政，荏苒一年，事愿俱违，心力交瘁。每念四野之疮痍，益增五中之悱恻。继之时变叵测，善后维艰，应即尊重迭次宣言，还我初服。政权交国务院负责执行，自十六日起即不视事。所愿各省长官，本悲悯之怀，懔佳兵之戒，多难所以兴邦，成功不必自我。”

7日许阁除了外长王正廷、内长于右任外，均已就职。许阁乃召开第一次阁会，财长陈锦涛、陆长贾德耀、海长杜锡珪、司长马君武、农长寇遐、教长易培基、交长龚心湛均出席。

当天晚上段祺瑞的亲信王揖唐、陈宦、汤漪、龚心湛等认为冯玉祥既已下野，张作霖亦传说有下野意，吴佩孚、孙传芳则通电主张结束军事，张之江等又通电拥段，局势又趋缓和，段自无下野的必要。所以由段批阅字的下野电本已交电务处待发，临时又追回。可是通电虽已追回，8日各报都将这通电报披露，段因此大为不快。

许世英获知段祺瑞变了卦，乃赶赴执政府，劝段仍发下野电以免引起阁潮，汤漪指着许世英骂：“你为什么迫执政限期下野？”许无言以对。8日下午4时执政府召开特别会议，许乃声称辞职，拂袖而去，即晚移住德国医院。他到德国医院后，鹿钟麟派人到医院又把许接了回来，而段的左右则表示通电可发，但不提下野事，遂由汤漪把前电加以修改，从中段起改为：

“际兹时变，善后维艰，前者修改临时政府制，增置中枢，谋庶政之公开，补阙失于既往，但期利国，宁有成心，所望各建谠言，迅定国是，即释重负，俾践前言。”

段的左右要龚心湛去找许世英，劝他仍出席阁会。因此，9日的阁议许仍出席，提出段修改的通电，决议照修改电拍发。于是16省区代表由刘汝贤领衔发出通电，略谓：执政表示下野，奉谕原拟16日起不视事，嗣因各方责勉，国家重器付托之方，当听各方公决。若遽摆脱，引起事变，咎仍难逃，勉各省区军民长官速筹办法，俾卸仔肩等因，请诸师速筹大计以定国是云云。

在段祺瑞酝酿下台时，谁为段继，是一个大问题，正在这个时候，吴佩孚通电主张收束军队，尊重法律。吴的这个通电好像是一个政治测量气球，意在易“讨贼”大旗为“尊重法统”的标帜，吴且表示不是拥曹，以免除各方认为直系要独占中央的疑虑。就吴本人来说，他一直不赞成曹锟轻率地登上总统位子，贿选一事使吴最为痛心，然而吴是个有旧道德的军人，他不能明白地反对。今天他东山再起，如果先拥曹，事实上一定得不到各方的支持，所以吴不谈曹锟复职而谈尊重法统。

当时的混乱局势中，尊重法统是一个最高明的号召，所以吴的“世电”发表后，各方复电纷至沓来，吴的地位为之大增，至少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大为提高。

于是恢复摄阁，承认曹锟辞职，恢复国会，修改宪法，组织合法政府之说，蜂起一时，暗与吴佩孚的主张相符。一时各方视线又集中于武汉，与留汉之国会议员。

汉口之国会议员乘此时机发表宣言，对时局主张四项：（一）恢复13年摄政内阁。（二）恢复旧国会，改选大总统。（三）改选众议院。（四）修正宪法。

各方对这个问题，都表示了意见，不过各有主张。张绍曾在天津有电尊重法统；唐绍仪在上海也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萧耀南答复孙岳、孙传芳电谓军事略定，即需制宪，并有亟应制宪的八大理由，主张制宪刻不容缓。这个主张是制宪，与护宪大不相同。章炳麟则表示反对护宪而主张护法，由黎元洪复位，改选众议院。

综合当时情势，恢复法统之说略占优势，但有两派：

（一）护宪派：承认曹锟时代宪法，恢复旧国会，准许曹锟辞职，另选总统，恢复摄政内阁，由颜惠庆或黄郛担任。

（二）护法派：恢复约法及旧国会，由黎元洪补满任期。

在冯系的国民军中，对此意见也分歧：

国民一军主张仍由段祺瑞、许世英暂维现状。

国民二军主张段祺瑞下野，对时局的善后，主张根据孙中山宣言，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上海方面则有各省代表集议，或主张拥护黎元洪，亦有主张拥护唐绍仪。

武汉成为商讨国是的重心，张作霖派张景惠到汉与吴会商，吴又派参赞葛应龙到南京晤孙传芳，孙则派杨文恺到武汉。

政治局势混沌而纷歧，财政方面更是糟得不得了。许世英摄阁未成，组府后为了财政焦头烂额。

无论是护法或是护宪，尽管政客们吵得很凶，可是问题在于实力，没有力量什么都是高调，就是高坐北京执政府的段祺瑞，他的命运也决定于实力人物对他的支持。段的可悲之处，是他已成一个毫无力量的人，安福系臭名洋溢，众目所瞩，自然不能死灰复燃，徐树铮又被杀于廊房，段自己的力量现在是完全谈不上了。正因为群雄逐鹿，根本不把段放在眼睛中，所以才有法统和扩宪的呼声。

这时，在天津的张绍曾是最积极的。天津张宅冠盖云集，孙洪伊、谷钟秀、王家襄等均主张恢复法统，由在津议员先签字，继而派人入京拉扰各派议员加入，推张绍曾访黎元洪，表达拥护之忱。张表示已获得各方实力派的同意。国民军告诉张说：如果黎元洪不入京掌握实权，即可相商。张绍曾对冯玉祥有过照顾之恩，所以张、冯之间有讲话的余地。而张又和吴佩孚是亲家，传说吴也有电请张出山，所以张组阁的声浪极高。

黎元洪亦在天津私邸宴请议员，黎宅门前久已冷落，现在又趋热闹。

黎、张会面，未得具体的决定，可是张绍曾则已采取行动，指定地点，招待到津议员，拟在天津开会后，发表通电促段下野，请黎复任，恢复张绍曾内阁。如黎不肯复位即由张摄政，国会移京，修改宪法，选举总统。由于直督孙岳有取缔津派议员开会说，故张的组阁亦不顺利。

天津在密锣紧鼓，北京则欲罢不能。许世英本是过渡内阁，有人说他的内阁的过年（农历年）内阁，因其只是张罗年关如何度过。当时许世英所奔走的是发行库券，决先发600百万，过年后再发行200万。债券的折扣是八二，扣息两年，实收六六。事实上过年前财政库券仅销500万，票面实得330万，另300万以四折由中法储蓄会出面，押借得120万，两笔实共得450万，入不敷出。许世英于15年2月10日左右匿迹东交民巷，16日上辞呈，段祺瑞令给假六天，由贾德耀代理阁揆，严璩代理财长，可是严璩已秘密赴天津，财政部各司司长又纷纷辞职，财政困难，主管的人又都弃职出走，政府已呈真空状态。至2月16日贾德耀请辞本兼各职，许世英则于18日递第二次辞呈，国民系敦促贾德耀代理阁揆，贾遂于20日就代揆，就职后通过了讨吴（佩孚）恤萧（耀南病逝），查办鲁张，任命鄂督、鄂省长及鲁督、鲁省长等令。这些当然是国民军的主张。

21日段祺瑞拒绝下达关于鲁督和省长易人之令，贾德耀受国民军方面诘问难以作答，遂于22日晚再辞代揆，段退还贾的辞呈，请贾再代十天，同时下令慰留许世英，但许于23日、28日连上两次辞呈。

15年3月3日，许世英内阁提出总辞，段祺瑞在执政府召开国是会议，决定：（一）准许世英内阁总辞职，（二）特命贾德耀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贾德耀受命后即着手安排组阁事项，4日下午决定了全体阁员名单：

国务总理贾德耀

外务总长颜惠庆

内务总长屈映光

财政总长贺德霖

陆军总长贾德耀（兼）

海军总长杜锡珪

农商总长杨文恺

司法总长卢信

教育总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龚心湛

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

3月5日贾德耀在私邸邀集阁员聚餐，共商政见。6日财长、内长、交长均就职，外长颜惠庆不允就职，农商总长杨文恺是孙传芳的总参议，亦不愿就职，教育总长马君武则因教育经费无着，颇消极。司法总长卢信9日就职。

颜惠庆于8日致书段祺瑞，谓战事相循，影响邦交，外交一职，无论何人，折冲无述，况关税会议正与各国商定税率及整理外债，争议多端不易就绪，幸身非外长，尚有回旋余地，如或兼充，恐多阻难，请准辞职云云。

9日阁议准外长颜惠庆辞职，暂以次长曾宗鉴代部。农长暂不派员代部。

二三五、奉军入关击冯

15年元旦，张作霖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军备总统官，吴俊升和张作相为副司令。吴俊升反对奉军入关，请辞副司令，经不起张的慰留而打消。

奉系另一位重要人物奉天省长王永江也反对奉军入关，15年1月5日函张辞省长职，劝张老将休养生息，从事开发实业。语气极为坚决，张对王永江素极重视，可是张要入关的决心不可动摇，而王的去意也极坚定。于是张派人告诉王，不妨在原籍养病，接受其辞省长职，并电召刘尚清赴奉，打算以刘继王任省长。

王永江是东北大连人，民国初年东北一位重要的人物。张作霖还没有得势时，赵尔巽就很赏识王，张作霖为此对赵表示不满。可是当张做了关外王以后，不仅重用王永江，且倚为左右手，其权势和杨宇霆不相上下。为了王永江，汤玉麟和张作霖反目了一段时期，张作霖和汤玉麟是患难弟兄，如果不是特别倚重王永江，就不会牺牲了汤玉麟。

王永江在东北贡献很大，最显著的是：

（一）在他手上培植了大批东北人才，他每一县选一名学生，公费送到国外研读农、理、工科。这些学生后来回国都在中央或地方担任重要的职务。

（二）创办了东北大学，培育东北青年。

（三）创办奉天纺织厂，每一县都是纺织厂的股东，成为东北的大企业，有纺织二十余万绽。

（四）修建一条和南满铁路平行的沈阳至海青铁路，因为南满铁路是在日本人手中所控制，所以这条省建的平行铁路对东北人来说，就特别重要。

王永江认为奉军数度入关，毫无所得，除了给关内人极大反感而外，只增加了奉系军人的野心。郭松龄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能埋首在关外从事建设，以东三省的富厚资源，定可以为全国的翘楚。

可是张作霖多次入关后，他已不以“关外王”为满足，他的野心已经引诱他对关内有更多的兴趣，所以现在劝阻他不要入关，他是听不进去的。

当郭松龄未兵变前，奉张对冯玉祥就决心一战。他的部署是：李景林移防保大，拒国民军二三军北上；姜登选驻沧州，张学良驻天津，郭松龄驻滦州，防国民军由落岱趋天津，断津浦连络，陷山东于孤立之地；同时并命张作相进兵热河，援助阚朝玺以遏国民一军出承德，至于张宗昌在山东则以临城为第一防线，兖州为第二防线，济南为第三防线，专备国民军第二军之进攻，总兵力达10万以上。

郭松龄兵变后，奉张即将军队尽可能调赴关外。在天津和沧州的战事则由直鲁联军负责，热河仍以阚朝玺守备。

郭松龄失败时，郭部在关外的，悉数由张氏父子收编，张老将不咎既往，因此漫天烽火归于平息，郭部中只有魏益三部队宣称仍继续反奉。

魏益三不是东北人，却是张学良的爱将，郭松龄倒戈时，命魏率先遣军突袭沈阳，就是利用他不是东北人，可以狠下心冲锋。不料魏部在山海关受阻，于是郭又派魏为殿后，以阻挡李景林的兵力。郭失败后，魏益三宣称他的部队改为国民军第四军，等于正式投入冯玉祥系。

张学良组织讨郭军时，曾把魏益三的儿子放回关内，并带亲笔函给魏，希望魏在郭军之后放一把火，怎知魏益三根本不理，反而投向冯军。

张学良击溃郭松龄叛军后，奉张即令张学良继续率军前进，魏益三本受张学良之赏识，魏随郭叛变后，竟投效冯军，张颇为痛心。张率军开抵山海关后，与魏部鏖战，魏部不支，张遂于15年元月19日夺回山海关，魏益三退昌黎。国民一军令唐之道、门致中援魏，以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郑金声、佟麟阁亦开赴滦州。

热河方面，热河都统阚朝玺在郭松龄起事时本有意投郭，提出三个条件：（一）张老将下野，（二）张作相仍主吉。（三）事成后阚主黑龙江。郭不答应阚主黑龙江，阚遂助奉反郭。14年11月末国民军乘郭松龄回师，以国民一军第十一师宋哲元攻承德，阚朝玺退回奉天，国民军于11月30日占热河，15年1月张学良率师反攻时，以于勋攻朝阳进窥承德，奉军汤玉麟部击败国民军，宋哲元走多伦。

张作霖在15年3月22日曾有致国民军张之江一电，叙及热河、直隶问题，电云：

“张家口张督办鉴：查执河、直隶皆系焕章以诈力侵袭所得，前因来电愿以热河无条件交还，以为我兄悔祸热忱，与焕章从前背信启衅之举动迥不相同，是以特命郭仙桥到张商洽。顷敝处复电，曾明白声明，决不作欺人之语，较之一面与人订约，一面使邓宝珊袭取保定之举动，邪正为何如。况直热皆我军辖境，我兄既欲重修旧好，自应以恢复旧有状况为前提，对于执事个人，素极尊重，谋和一出至诚，惟焕章一生做人，专喜走暧昧一路，以致全国鄙弃，深望我兄勿再效法。总之谋和宜恢复未战以前之感情，不宜据失和以后之权利。譬如我军今日如侵入张绥辖境，即弃好寻仇，如以恢复我军辖境即指为武力胁迫，未免不恕矣。和战两途皆惟我兄自决之。张作霖叩。”

奉军入关内时发生了一段外交纠纷，是和中东铁路当局。由于中东铁路当局拒绝替奉军运兵，要奉方运费付现款，奉方则将中东铁路局俄籍局长伊诺万夫扣留。

15年1月20日苏俄大使加拉罕为中东路事向张作霖提出抗议，1月23日，俄大使加拉罕再致张作霖电：

“奉天张雨亭大帅钧鉴：本月二十日本大使致电阁下，内容述及关于中东路发生之严重情形，请设法制止张焕相与军事当局破坏中俄协定，并指明冲突之故实，因中国当局不愿注意既定条约。未悉阁下已根据本大使之电采取若何办法？但总交涉署长高清和业与总领事加拉柯维斯基进行交涉，并将解决办法大致议妥。总交涉署长已声明，若为条约所指定，中国方面承认运兵应纳运费，且准备按旧章应用特别运兵单。张焕相取消其所发命令，中止­干­预路务，中东路同时恢复交通。本大使于接到总领事此项关于交涉情形之报告后，即发电答复，内称可依所述原则，彼此商定。惟须附带一项，即敝方并不坚持在一定日期交纳运费。并已准备允许由依据将来条约所规定之中东路方面红利项下结算。以后总交涉署长与总领事交涉情形如何？本大使尚未得知。但中东路局长因张焕相下令拘捕而被逮，并有铁路职员数人被捕之事。张焕相复设法占据全路，且拟恢复奉俄协定成立后被驱逐白党之权限，本大使均已知之。关于中东路目前此种情形，本大使甚望阁下及时注意，以免失之过晚。故最后请阁下立刻实行下列各项：（一）释放局长伊万诺夫及铁路职员。（二）立刻制止军事当局­干­预铁路寻常交通状况。（三）规定运兵必须纳费，此项运费由将来中东路中国赢利项下核算。又本大使接到敝国外交委员长翟趣林致中国政府电一通，兹亦附上。本大使希望阁下考量所负重责，勿拒绝敝国和平了结之努力。且望阁下并不愿负此种以两国国民同一重大之责任。敝国政府嘱本大使转达于阁下，并候阁下答复，顺颂日祉。加拉罕。二十三日。”

中东路事件，张作霖免了张焕相的职务，以丁超继任中东路护路司令。俄驻华大使加拉罕认为张作霖没有把张焕相的本兼各职免去，所以表示不满。

奉军入关后，段祺瑞于15年1月21日电张作霖，电云：

“东省军队复入榆关，哀我孑遗，曷胜心恻。夙共忧患，奚忍不言。上年苏皖之役，孙督办（指孙传芳）本以东北军出关为号召，乃杨、姜方领兵于前，张、李复合师于后，驯至变从中作，衅结近畿。彼时吾弟通电陈词，只求整理内部，故汉口（指吴佩孚）有结束军事之表示，张垣（指冯玉祥）有引避下野之恳求，即苏浙全军亦且到徐中止。方幸天心悔祸，浩劫可回。不图疆场之间，烽烟又动。须知加遗一矢，本无不解之仇；论定千秋，难免无名之议。况东三省地关重要，实系全球，设有动摇，牵及世界。吾弟多年绥辑，久费经营，丘墓保存，苗裔所托，岂忍甘心孤注，悉供内争，振臂屡呼，不虞外患。切望蠲除积忿，各释前嫌，宏阋墙御侮之模，懔佳兵不祥之戒。所有西上师旅，即日撤退出关，各不相侵，共谋康济。英雄作事，当光明磊落，不可徒争一旦，贻祸百年，能发能收，希速电复。段祺瑞。马。”

奉军入关，海军也频频在大沽口外出现，于是国民军也在大沽口港外布炮备防。

正当奉军大举入关之际，张作霖代表郭瀛洲、马炳南于元月6日抵京，国民军重要将领李鸣钟亲赴车站欢迎，第二天且设宴为郭、马洗尘，由国民军一、二、三军要人作陪，交换国奉两军协和意见。郭瀛洲于饭后用执政府密电码报告张作霖，请先停战，然后协商议和条件。当晚郭且赴张家口晤张之江，第三天返京，即偕国民军代表张树声出京，准备返奉天见张作霖。奉张答应暂缓进兵以待国民军的和谈代表，可是鹿钟麟自前线电李鸣钟，认为国奉二军和议，须奉方先退兵，且反对立即谈和。这一来，国民军和奉军和议即流产。

奉军这次入关；专以国民军为敌，所以目标一面是滦州，一面是热河。关内奉军防线由秦皇岛至北戴河，由海阳至抚宁，由昌黎至安山，大本营设于锦州。

2月2日张学良由榆关进抵秦皇岛视察，并分配作战任务。张学良任第一路，由昌黎攻滦州；韩麟春为第二路，由抚宁攻卢龙。此外万福麟一军进占冷口，进攻永平，汤玉麟部攻朝阳。原属奉军的魏益三部自从投靠冯玉祥被编为国民军第五军后，本来驻守滦州，因张学良入关，魏益三所部顿呈不稳，国民军乃将魏部调至保定。

国民军防奉的部署，滦榆方面：一军韩复渠第一师，佟麟阁第十一师在古冶镇向滦州。郑金声第三师及刘汝明第十师抵榛子镇沙河驿，孙连仲骑兵第二师在卢龙。热河方面：张永荣师在锦州。刘山胜师出朝阳。宋哲元师出冰口喜峰口，牵制奉军后路。张之江并以郑金声为京奉防务总司令，唐之道为副。

3月20日滦州失守，国民军南北两路均退。

直鲁联军攻入天津后，李景林自己不好意思回任直鲁，乃以褚玉璞为军务督办，李爽垲为省长。

国民军以韩复渠守廊房，石友三守高碑店，郑金声守顺义，以卫守京师，各路国民军均纷纷后撤。

3月30日奉军和直鲁联军分三路攻京师，中路李景林攻通州，左路张宗昌攻黄村，右路张学良攻顺义。

4月2日起，奉军出动飞机轰炸北京，当时的炸弹比起今日的，相差天壤，损害也极轻微，可是这已够吓破了北京城内人民的胆了，因此京城人心皇皇，有钱人纷纷走避。

北京被炸后，在北京的北洋父老，由王士珍领衔，要求奉直诸将领停止轰炸。兹将往来各电抄后：

王士珍等致天津调人电：

“天津鲍廷九（贵卿）总长，并转卢嘉帅、田韫帅同鉴：连日飞机来京，抛掷炸弹多枚，毁屋伤人，商民惶骇奔避，莫知死所。迭电向军事当局呼吁，迄未制止，似此举动，于军事并无裨益，徒扰闾阎，尤失人心，且致人诘责。诸公仁慈为怀，务速赐转交，力予制止。京师百万生灵，延颈待命。至军事问题目前难解决，只可先其所急，以救无辜之商民。专电拜托，伫候惠复。王士珍、孟锡铨、恽宝惠。支。”

王士珍等致奉直各方电：

“奉天张雨帅，汉口吴玉帅，天津张效帅、李芳帅、张汉卿总司令钧鉴：和平之报书不至，飞机之炸弹频来。飨国乎？飨民乎？国非诸帅之国乎？民非诸帅之民乎？于敌方何损乎？吾辈老朽悯无辜之就死，惧牵动于外交，每机翔舞之时，辄鹄立庭阶，情甘以己身拜受群赐，冀以赎人民之冤命，以杜邻邦之衅端，以醒诸帅好生之心。昨午团城之落弹，距老朽会议之纯一斋不过咫尺之高，在飞机凭高视下，不过一分秒耳。古云兵交使在其间可也，如何而后可？如何而必不可？总应有一表示。如一味用武，仍非敌方所能了解也。今者阖城汹涌，而敌方视之漠然，徒苦无辜，果何意耶？夫京师首都有千百万之生灵，有数十国之梯航，有千余年之建筑，有数千年之古物，专事破坏，即令权握于诸帅之手，而经此涂炭，生民怀切肤之痛，邻邦来赔索之苛，城市呈破碎之象，将来收拾补缀，煞费周章，究于诸帅何益之有！现状病在沉闷，病在隔阂，疏之通之，划然可解。不必惊天动地，未始不可天靖地宁。诸帅不求其易而求其难，果何意耶？兹再披沥直陈，请暂停飞炸，明示大旨所在，俾得稍效奔走传达之役，以释众惑。否则缄口而退，诸老朽皆静待偕亡而已。王士珍等。支。”

奉军将领复北京各团体电：

“北京公益联合会三十七团体钧鉴，江电奉悉。本军飞机到津，已经多日，然为尊重人道起见，并未施行轰炸。乃日来敌人盘踞京师，筹饷筹械，糜乱大局，日甚一日。彼方既出以敌人行动，我自应以敌人对彼，公理昭然，各有攸归。掬诚电复，诸希公察。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韩麟春、褚玉璞。支。叩。”

二三六、国民军退守北京

早在郭松龄兵变前，民国14年11月，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即曾派李纪才为总指挥，率田维勤、陈文钊、王为蔚三师入鲁，驱逐奉军张宗昌。双方部队曾在泰山以西的山麓展开激战，奉军张宗昌虽然是杂牌军，可是战斗力极强，又有东北兵工厂制造的迫击炮，因此岳军伤亡颇重。在作战过程中，李纪才曾秘密派遣轻装部队由泰山东麓小径抄袭济南，这是一支奇袭部队，掩入了距济南的八里洼。张宗昌仓促间回师不及，唱了一幕空城计，由警察卫队抵御。

由于李纪才部队没有后援，所以功败垂成。

这时正是国民军第三军孙岳所部全力进攻天津的时候，所以天津的李景林便和山东的张宗昌组成了直鲁联军。

郭松龄出师关外战败的时候，李景林则在天津败给了国民军，14年12月24日国民军进入天津，李景林退入日租界，25日乘日轮赴青岛。

国民军占领天津后，冯系高级将领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邓宝珊、唐之道均集聚天津。冯玉祥派孙岳为直隶督办军务，邓宝珊帮办军务。天津由国民二三两军接防，国民一军大部回防西北，张之江回张家口，所部移驻京津线，李鸣钟回绥远，唐之道部驻津榆线，宋哲元部一师两旅交孙连仲率领追击李景林军，助国民二三军攻鲁。

14年12月28日李景林由青岛抵济南，张宗昌即召集会议，一方面令鲁军由直省退守德州，一方面组织直鲁前方总司令部，推李景林为总司令。15年1月4日李景林赴德州督师，李景林在直隶境内的军队亦陆续退入山东。山东南北两面同时备战。

张宗昌本主张南守北攻，后因冯玉祥下野，乃变计为北守南攻，编直鲁联军为十路：李景林任第一路，李爽恺为第二路，马瑞云为第三路，张宪为第四路，都是李景林的部队。张宗昌为第五路，褚玉璞为第六路，毕庶澄为第七路，方振武为第八路，许琨为第九路，程国瑞为第十路。

直隶方面国民军则分为三路，邓宝珊在北路，徐永昌在西路，田为勤、李纪才、王为蔚在南路，全部由邓宝珊为总司令。

就在这个时候，张宗昌促成了奉、吴联合。奉、吴联合对于国民军是一个大大的威胁，也减轻了张宗昌在鲁北和鲁南受到的压力。

当15年1月下旬，张宗昌逐走了国民二军李纪才部队时，吴佩孚即令寇英杰率军北上攻豫，且通电责冯：“巧于遁饰，更肆毒谋，伏处平地泉密筹饷械。”

吴坐镇查家墩司令部时，手下有兵的大将是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吴以陈留守武汉，后来继萧耀南为鄂督，派靳云鹗率军出山东，派寇英杰率军攻河南。河南是吴的大本营，吴总想回到洛阳，恢复当年虎视洛阳的声势。

吴对豫用兵宣称系救豫乱，出师十旅，先发队为贾方兴、贺国光、孙建业、宋大霈、余荫森、陈德麟六旅。寇英杰为总司令。

可是寇英杰力量薄弱，他于15年1月26日奉令开拔北上，在信阳遇上了陕军第二师蒋世杰的部队。蒋世杰是国民二军中一个怪人物，他骨瘦如柴，讲话不多，酷嗜鸦片烟，他的部队也和他们的师长一样，都是双枪将，一手持步枪，一手不离烟枪，信阳城外有大炮声怒吼如雷，蒋世杰横陈在烟榻上，呼云吐雾，指挥军士死守信阳。有时蒋世杰到战壕中，就和士官在壕沟中吹上几口，然后扣动机枪；有时枪弹落在烟枪旁边，蒋世杰从容不迫地要士兵搬动一个位置，真有“烟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的气概。

岳维峻最怕吴佩孚回师河南，他于1月18日赴郑州会商豫陕防务。吴的进军是由光州、武胜关、紫荆关三路窥豫。

信阳在蒋世杰的坚守下，使吴师不能北上，吴师既然不能越武胜关，吴再起后的声威和前途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所以信阳之战成为吴再起后的试金石，吴日日望捷报而捷报不至，在查家墩暴跳如雷，几次想“御”驾亲征，都被部下阻止，于是他严限寇军三日攻下信阳，三日之后再限五日，五日之后再限七日，虽寇军向蒋军猛攻，蒋军则吸烟放枪，坚守如常。

2月10日忽然传来信阳攻克的消息，使吴­精­神为之一振，神­色­也为之一旺，他据此通电各方告捷。可是第二天忽然证明捷报是假的，只因为寇被吴所迫，不得已乃发假捷报，事实上不仅信阳没有攻下，且受到蒋军的反攻，颇有损失。一个小小的信阳都攻不下，吴昔日的威风安在？

于是吴咬了牙齿叫靳云鹗率军由山东回师河南，夹击岳家军（岳维峻）。靳回师后果然身手不凡，2月28日靳部高汝桐攻入开封，3月2日克郑州，5日下洛阳，一路势如破竹，吴的声誉赖以挽回。

虽然靳军捷报频传，岳维峻且有战死的消息（后来证明不确），然而蒋军仍然在战壕中呼一口烟，放一颗弹，信阳仍在蒋军手中。

靳云鹗于3月2日晚赴郑州，岳军大部退彰德、卫辉、顺德一带，小部退郑西、荥阳。靳军西路由王维城率领占领洛阳，岳率残部向陕州溃退。北路靳军由王为蔚统率，5日晚占新乡，6日过卫辉，7日晨占彰德，北向直隶进迫，准备和直鲁联军会师保大。豫南岳军自明港、驻马店两役战败后，­精­锐丧失，郾城、许昌均无大战即告溃败。岳维峻恐惧受包围，弃郑州向巩县、虎牢一带溃退，残部三万余欲打通洛阳大道回陕，故寇军北上并无阻力，3月1日占许昌，二日晚入新郑。

4日寇英杰抵郑州与靳云鹗会晤，决分路追岳军。

岳维峻弃豫后，进攻信阳的寇军把这些消息­射­入城内，劝蒋世杰投降，蒋世杰认为是谣言，不予理会。这时攻信阳的部队是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刘玉春，刘冒着矢石指挥冲锋，刚刚冲上去，又被守军击了回来，刘深知困兽犹斗的道理，乃取三面包团，留下一面让守城部队逃走，而守军死守如故。刘急了，最后从汉口运来大炮数尊，炮弹像雨点一般打到城内，城内则鸦雀无声，毫无动静。

到了3月10日，蒋世杰确实知道岳维峻已逃走，河南已落入靳军手中，才请信阳城内的外国传教士为担保人，与攻城军签订停战条约，准备开城手续，后因缴械问题各不相让，几演成巷战，直至14日，城内粮尽烟绝，才接受了缴械条件。

寇军进入了满目荒凉、惨不忍睹的信阳城，清算一下城内居民死伤了一万余，饿毙者无数，积尸累累。守军共9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另有烟枪无数。

3月15日宋大霈把蒋世杰解到汉口，并把蒋的军队解散。蒋做了阶下囚，一脸烟容，瘦骨嶙峋，大家都认为吴佩孚把蒋恨之入骨，一定要挖蒋的心肝才出得了吴大帅之气，怎知吴见到蒋世杰却笑脸相迎，待以上宾之礼，即夕设宴为蒋压惊，还翘着大拇指对蒋说：“了不起，你能坚守四十日，真不含糊，我佩服你。”

吴这人的可爱处即在于此，他敬重好男儿、大丈夫。信阳守军缴械后，河南乃重入吴的怀抱，吴对河南有高度好感，他曾想以洛阳为中心，树立吴佩孚的天下，现在他几经苦战，虽然吃到不少的苦头，河南总算拿到手上了，他在查家墩司令部也恢复了雍容雅度。

河南是不是吴东山再起后的基地呢？不幸他在处理河南的军政人事上又错了一着。

一个人气运过了，就会处处不如意，弄巧反拙。吴佩孚从衡阳撤兵开始，得心应手，呼风唤雨。自曹锟贿选后，即走下坡，尤其是二次直奉战后，更是做什么都错。打一个区区信阳城蒋世杰的一师人就打了40天，待河南全境都已落入吴手后，他在人事安排上又走错了一步，使得胜利之果不能保全，这不能说不是气数。

前面已说过，吴在查家墩时代，可用之将有三位，就是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吴向他们表示陈、靳、寇是他的三支鼎足，迟早都有做督军的份。萧耀南因肺病去世，陈嘉谟首先坐上督军宝座。靳云鹗出征山东时，吴也许了他鲁督位子；寇英杰攻豫时，自然吴就答应给他豫督。

山东由于张宗昌变成了吴的自家人，鲁督位子是不可能了，寇英杰打河南，在信阳受阻40天，河南的首功轻轻地让给靳云鹗，当靳云鹗知道山东督军已无望时，奉到了回师河南的紧急呼令，他便拼命打河南，果然靳军一路势同破竹，根据“先入关者王之”的老例，豫督一席自非靳云鹗莫属了。当靳进入开封时，开封各公团也公举靳为河南保安总司令。怎知吴佩孚不是这么想，吴认为他早已许了寇世杰，他不应该失信于寇，靳暂时没有督军的份，只要有江山，早迟没有关系。这是做领袖的人的想法，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所以他于2月14日发命令，以寇英杰督理河南军务，靳云鹗为河南省长，为了安慰靳，并派靳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

寇的委任状交寇军后方留守司令石龙州送开封。

靳心里十二分不愉快，他在郑州和寇匆匆一面，寇去开封，靳则赴汉口谒吴请示今后方针，并谦辞省长新命。他说自己不懂政治，向吴请假，欲赴西湖一游。吴宴靳于西园，推崇他是当今第一功，并且授断以北伐总司令职，劝靳委曲先就省长。

3月15日晚靳偕齐燮元赴豫，寇、靳均分别通电就任河南督军和河南省长。

17日齐、寇、靳开军事会议，议决：

（一）出兵攻保定。

（二）派兵疏清巩洛。

（三）豫省军政各事，完全遵吴意旨解决。

（四）以三师十一旅北伐，合晋军（阎锡山部）五旅，约14万人向保定进攻。

3月18日讨贼联军下动员令，分为三军，二军过石家庄，一军19日出动，三军续进，21日靳云鹗由郑州赴石家庄，田维勤、马吉第先笔。齐燮元21日回汉。

当吴军攻信阳不下之时，国民军决定分三路对抗各路联军，计一军对奉，二军对吴、三军对鲁。以韩复榘守廊房，石友三守高碑店，郑金声守顺义以卫京师。

张宗昌既然解除了南面的威胁，与吴军和好，又资助靳云鹗30万元军饷，促成靳军攻豫，他乃和李景林全力对付北面。

15年2月初，直鲁联军由德州分两路北上，一由东昌趋大名，一由达镇攻泊头，迫沧州。20日下沧州，右翼过盐山、枣强、左翼抵阜城、交河。22日李景林移驻沧州，前锋由兴宁镇攻陷青县进困马厂。

国民一军本已次第回西北，至是又增援津、保。韩复榘率一旅赴马厂督师。张之江、鹿钟麟编一军临时师团开赴杨柳青。另派六旅由杨柳青开赴前线。张之江命韩复榘为津浦防务总司令、魏益三为保定防务总司令。

马厂的争夺非常激烈，两度互相易手。直鲁联军张宗昌任中路，李景林任东路，褚玉璞任西路。国民军方面，鹿钟麟于28日率冯玉祥的卫队冯治安旅出京，偕孙岳赴前线督战，在静海设总司令部。

张宗昌有海军支援，青岛毕庶澄部三十二师和海军陆战队乘“海圻”、“海琛”、“华甲”三舰，“广利”、“成利”两轮分别赴秦皇岛和大沽登陆，夹攻天津。

鹿钟麟准备全力反攻，分兵三路：（一）中路韩复榘、郑成思由唐官屯正面进攻。（二）左翼门致中、刘廷琛（国民一军）会同徐永昌（国民二军）由静海出四角口攻侧面。（三）右翼弓富魁、周士琦、高贵滋由虞县抄袭青县，断直鲁联军后路。

国民军虽然全力反攻，可是形势比人强，事实上国民军四处遇敌，已成困兽。

15年3月间，国民军苦战各线，津浦线于16日被直鲁联军攻下大名。京奉县国民军退出滦州，奉军在大沽口截获值250万元之军火。京汉线由于山西的阎锡山派商震出兵石家庄，将与直军会合进攻保定。

3月22日李景林侄李书凤率200敢死队突入天津，与国民三军巷战，三军战败，李军占领督署。天津士绅华世奎等与李书凤商定天津善后办法：（一）李暂委项惠年代警察厅长维持秩序，（二）迎李景林入津。当天晚上，李爽垲率马队由小站进入天津，赴镇守使署布告安民。23日李景林先锋队荣臻一旅由杨柳青小站抵津，立即分守督署车站四郊。由于炮火破坏，杨柳青铁路须加修理，所以大队直鲁联军须待铁路修复始可开来。李景林本人拟会合张宗昌一同赴津。

正当国民军节节败退，奉军、直军均向北京进迫之际，在北京的北洋名流乃发动和平运动。

3月15日王士珍领衔通电提出和平办法六点：

（一）国民军撤退返西北。（二）奉军退回关外。（三）直鲁军退回山东。（四）吴军不再前进。（五）鲁豫两省暂维现状。（六）中央政局再议善后。

18日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汪大燮、胡维德、王芝祥、熊希龄等更通电各省呼吁和平。国民军乃由张之江、李鸣钟、马福祥、刘骥、宋哲元等于20日通电响应。

同时前线之国民军将领亦由鹿钟麟领衔通电，略谓：

“一月以来兵祸绵延，军民交困，内忧外患，枝节横生，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但使各方开诚相见，不难立罢兵戎。聘老咸电，本公正之眼光，作和平之指导，开示各节，敢不赞同。即当遵电饬令前方，先行罢战，各退原防，静待后命，以表示敝军倾向和平之诚意。”

此两电发出以后，前线国民军京奉、津浦、京汉三路，均即日撤兵。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马福祥等，又电王士珍等，谓尊重诸公意见，次第将各方队伍撤退，务求和平解决，惟各方是否一致，殊难揣测，请继续劝导，共释­干­戈云云。22日下午，王士珍等调人议决：（一）对张之江等通电，转电张作霖、吴佩孚等，请速撤回原防，务勿追击，静待和平解决：（二）京师治安，通知鹿钟麟、李鸣钟，请切实维持。

北京父老致吴佩孚、张作霖等之电文，略谓：

“国民一军撤回原防，开发西北，于十九日起实行撤退。和平前途已有端倪，望容纳前电，饬前敌各军停止前进，择定地点派遣代表，商榷善后事宜。静洗甲兵，重修礼让。”

另电孙传芳、阎锡山，谓：

“顷电吴张，停止军事，两公爱国，谅有同情，乞加劝告，促成和平会议，以安大局。”

21日国民军下前线总退却令，集中天津总车站，乘火车退回北京。

国民军守滦州的唐之道撤回通州，22日鹿钟麟、郑金声率总指挥部回北京，当晚孙岳亦率卫队回北京，韩复渠部退高碑店，郑金声部退密云、怀柔、顺义，李鸣钟驻旃檀寺，仍以北京警察总监名义维持地方秩序。京汉线方振武部退保定、魏益三部退易县。

国民军以杨村、马厂为第一线，设收容队。廊房、香河为第二线，黄村设总兵站。门致中为京奉线掩护司令，韩复渠为津浦线掩护司令。热河宋哲元亦撤兵向凌源西退。

孙岳宣布“自解直隶督军本兼各职”。理由是因八国通牒加辱，当局惨杀学生，所以解职以促当局的觉悟。其实只是因为天津已放弃，不能在北京遥领。

国民军希望以停战和谈来争取时间，同时尽可能在兵略上不放弃北京，先在廊房、杨村附近作保卫北京的最后一战，如果挡不住，则全力据守南口以北。

二三七、吴拒冯系投靠

15年3月间冯玉祥离平地泉宣布出国赴俄，于23日抵达库伦。代冯出任国民军第一军司令的张之江却请辞西北边防督办和察哈尔都统，并保李鸣钟和鹿钟麟继任。北京阁议复电慰留。25日国民一军将领一致拥护张之江，张不得已勉强主持国民一军大计，所谓大计就是固守京畿，倘无和平办法及正式交代，决不放弃京畿。倘欲国民军让步，须通过和平途径，武力压服决不接受。这都是国民军中鹰派的主张。鹰派的代表人就是鹿钟麟，他认为国民军以前应付滦州、沧州、保定、朝阳、大同各战线都能支撑，现在缩短了战线，怎么不能守一个北京城。当时国民军的兵力共有步兵十一师，除甘、热、察、绥留四师外，在京畿附近的有步兵七师，骑兵两师。而国民二、三、四、五四军残部已完全撤至长辛店及北京西郊，实力仍完整，足可一战，所以应该凭借掌握北京作为谈和的条件。

4月1日国民军将领在北京警卫部开紧急会议，一军鹿钟麟、韩复渠、郑金声、门致中、程奇圣。二军弓富魁，三军胡德甫，五军方振武均出席，一致决议听鹿钟麟指挥、备战、筹饷、谋和。一、二、三、五各军并组联合办公处。

当时对北京具有威胁­性­的，是奉军和直鲁联军，这两支军队都是奉军系统，由于奉军对国民军有威胁­性­，同时由于有郭松龄联结国民军对奉张倒戈的一幕，所以奉张咬牙切齿派兵入关，当然要消灭国民军以报一箭之仇。在这个时候，国民军内部多以联吴拒奉为改善当前困境的一着棋。由于直系巨头曹锟在北京，也可以说在国民军手中，如果恢复曹锟的自由，就是疏通直系之路。

和平运动本是由北京父老王士珍等组织调人团向各方疏通，奉张表示需国民军放弃直隶、热河、京畿三区为先决条件。这当然是国民军无法接受的，于是国民军乃派王乃模、何遂赴保定与吴军先头部队田维勤搭线，接触情况颇顺利，田并派耿乃熙入京 ，会见鹿钟麟，鹿且领衔国民军将领公宴耿，即席表示欢迎直军入京，驻防南苑，共同御奉。4月9日丁春喜电鹿钟麟，谓吴佩孚必先去段，恢复曹锟自由，才有谈和余地。耿乃熙亦以相同意见告鹿。吴的条件驱段释曹，比张作霖的退出北京和直隶，热河要好办得多，因此鹿钟麟遂决心发动政变。

15年4月9日夜10时，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先下手为强，派出大刀队监视电话局，断绝通话，另派大刀队、保安队5000余人分守九城和交通机关，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以（一）金佛郎签约。（二）屠杀学生。（三）挑拨战争诸大罪包围执政府。宣布讨段迎吴。段率安福系诸要员在国民军进入执政府前逃入东交民巷。

北京警卫司令部于4月10日发布布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 ，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师入都，主持一切。京师地方秩序，仍由军警负责维持，合亟布告商民一体周知，各安营业。倘有造谣生事，妨害治安之徒，一经捕获，即依法惩治，以警效尤……。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十日。总司令鹿钟麟。”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及其亲信逃入东交民巷，即令国务院发布两则通电如下：

“十万火急，各省区军民长官鉴，本月九日夜半，鹿钟麟率兵围困府院，截断交通，意图危害。不特一切政务无由执行，且致首都秩序不保，市民恐怖异常。在此扰乱期间，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各省区地方治安，均盼军民长官妥为维持。奉谕特达。国务院。蒸一。”

“十万火急，各省区军民长官钧鉴，蒸一电计达，本院暂行停止办公，执政安全。国务院。蒸二。”

北京国务总经理贾德耀于15年4月12日通告外国驻北京的公使团，告以政变经过，内云：

“径启者，顷因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突于本月九日深夜之际率兵围困府院，意图危害，以致一切政务之执行，暂时陷于停顿之状态。本总理诚恐上述事变之真相及其结果，不无足以引起贵公使及各国公使深切之注意，是以不得不说明其要点如左：

（一）现在段执政虽为在京一隅之暴力所障碍，暂时不能得使其职权，然未尝因此而为辞职之表示。且对于全国治安业经通电训令各省区军民长官，本其职守，妥为维持。并严重声明，在此纷扰期内，所有一切捏造事实及假借民意之电文，概属无效。

（二）此次鹿钟麟之轨外行动，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其他深明大义之各军事当局，及训练有素之军队，且将自动激起而制止之。预计在最短期间必能排除目前一切之障碍，而恢复从前之政治原状。

以上两点颇关重要，用特专函奉达贵公使，即希查照。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贾德耀。”

国民军逐段后即往迎曹锟，希望因此而得到吴佩孚的谅解，联吴以讨奉。其起事的通电中，对吴推崇备至，有云：“吴玉帅以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数奇不偶，养晦黄州，志士仁人无不扼腕。彼乃密派兵舰前往加害……。几摧柱石，此又异邦人士全国­妇­孺同深愤慨者也！……用是萃集将领，共同讨论，佥以法统不复，无以树立国之基，障碍不除，无以开和平之路。……谨于四月九日保护总统，恢复自由。所有祸国分子分别监视，静待公决。……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

4月11日国民军全体将领再致吴佩孚并孙传芳、阎锡山等电云：

“蒸电计达，查此次促段下野，实因顺全国之舆情，平各方之公愤。原冀实行监视，听候解决。不意敝军改编卫队之消息传出，段已事前风闻避入使馆界内。现在京师治安，业由军警负责维持，秩序如常。至于建国大计，诸公素抱伟略，当能主持一切。敬祈随时见教，俾有遵循，无任感祷。鹿钟麟、何遂、方振武、郑金声、唐之道、韩复渠、徐永昌、石友三、佟麟阁、门致中、孙连仲、庞炳勋、顾占鳌同叩。真。”

这时，北京新华门外又是一番新气象，昨天还是待罪的阶下囚曹锟，被人指责斥骂，忽然摇身一变而为人人拥戴的“总统”了，请安者不绝于途，馈遗者亦络绎于路。曹锟有蒸电给吴佩孚云：

“子玉吾弟……鹿君识见过人，深明大义，愿隶麾下，以当前驱。已于本日不动声­色­，不鸣一枪，复我自由，拘彼元恶。即遣该军师长韩复渠赴汉报告。兄亦派刘中将文亮同往。乞予优待，以示奖借。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全，即电奉方停止军事。兄忧患余生，智尽能索，得脱危疑之境，端资号召之功，私衷庆幸，欲言不尽。”

曹并且亲书“文武吉甫”四字赠吴，以酬庸吴救驾之功。并跋云：

“孔子作春秋，拨乱世而致太平。拨乱以武，致治以文。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子玉仁弟兼之矣。锟志于军旅，疏于政治。思维吾人陈力之诫，恝然远行，未尽之责惟吾弟竟之。天下至大，责任至重，服天下者不惟其力而惟其心，治天下者不惟其名而惟其实。文王至圣，小心翼翼，桓公九合，失在一矜，吾弟勉乎哉！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敢以此言为吾弟颂。曹锟跋。”

曹锟这篇跋，有推崇，也有勉励。所谓“恒公九合，失在一矜”，这个矜字就是曹所勉责于吴的。吴尝自况关羽，关羽也是失在一矜。

曹锟受够了国民军的苛待，他的兄弟曹锐死于冯玉祥倒戈政变时的冯军司令部中，他的佞幸李彦青也为冯所杀，他不会对国民军有好感，可是他获释后，仍在国民军手中，他便不得不虚与委蛇。

吴佩孚在查家墩收到曹锟蒸电，在电末批“假电”二字，虽不中亦不远。

当北京的“投靠”电报到达查家墩吴佩孚总部时，这真是天降喜事，两年来随吴流离转徙，吃尽了苦头的直系，如今总算重见天日了。冯玉祥出国，冯的军队无条件地听吴的驱策，吴佩孚叱咤风云的黄金时代又重新出现了。大家都静听大帅的命令——如何接收国民军？如何胜利旋师北京？如何重组政府？

吴佩孚没有一点喜­色­，踞坐公案，拿起毛笔在北京来的鹿钟麟投靠电报上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这一下可让吴的部下倒抽了一口冷气，大为失望，他们平素对吴的任何决定都无条件的信从，然而今天对吴的决定却大为不满。因为叫国民军全体自动缴械根本是不可能的，困兽犹斗，逼上梁山，这简直是和自己作对。

吴不仅要国民军全体缴械，并且亲自草拟答复鹿钟麟等的电报，中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妆之皮”句。

吴总部的低级幕僚面面相觑，不能说话，只有二三高级­干­部向吴要求，对于缴械问题予以考虑。吴岸然地说：“我用不着考虑了，他们可把枪械缴存在保定军库，我派齐抚万（燮元）前往点收就行。他们既然来电说绝对服从我，我叫他们缴械他们就得遵令以示诚意。”

吴佩孚的不善运用权术，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他不乘奉张之危而逼垮奉张，现在也不愿拣便宜利用冯军。如果他收容了冯军，令他们去打奉军，自己隔山观虎斗，待他们两败俱伤，然后一举而消灭这两支军队，北洋天下岂不是吴佩孚的。他不愿这么做，宁愿逼冯军上梁山。

本来吴的威严是不可侵犯的，其左右只可唯唯诺诺，然而对于纳降问题，兹事体大，祸福攸关，所以他的左右一再苦谏，几至声泪俱下，吴才稍稍改变，涂去“全体自动缴械”字样，改为“除酌留张之江一师听候改编外，其余一概缴械”。这一改等于不改，大家觉得这样办法还是逼冯军为敌。吴的倔强自矜，在人格上不肯欺世取巧，可是在政治上则太不能随机应变。

吴认为：第一赤祸不可不防（由于冯赴苏俄更足证明冯投靠外国），政纲不可不振，这不是区区恩怨问题而是是非问题。第二已经和奉张联合讨冯，自不能今天联甲倒乙，明天联乙倒甲，这种翻复，姓吴的是决不­干­的。

张之江有电来，派门致中为代表，愿竭诚拥护，听候改编调遣，吴命秘书电复：

“除执事与瑞伯（鹿钟麟）下野交出部队外，别无善策。盖执事非如此不能表示反赤之决心，鄙人非如此不能取信于群帅。一俟群疑尽释，自当借重长才。”

鹿种麟的孤注一掷完全没有成功，因为段逃入东交民巷，释曹后又未发生预期联吴的效果，其他国民军巨头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等亦不赞成鹿的这着险棋。鹿曾派人赴天津请张绍曾入京，张虽热中政治，亦裹足不来。

北京执政府要员大多数逃入东交民巷，但还有外交总长胡维德（原任颜惠庆于3月25日辞职）、财政总长贺德霖、司法总长卢信、教育总长胡仁源未入东交民巷，政变当晚四位阁员开会，推胡维德往谒王士珍，请暂任维持，王予拒绝。又推贺德霖往访座钟麟征求意见。11日又在胡维德寓开会，一派主张维持现状，一派主张辞职，可是现状既不存在，请辞的辞呈又无处投递，谈不出一个要领。12日下午再开会，内务、陆军、海军、交通、农商五部次长亦均列席，经议决正式政府未成立之前，暂维现状。

段祺瑞在东交民巷亦部署一切，密令驻通州的国民军第九师唐之道放弃通州撤返北京。唐之道这一师原是段的内弟吴光新的部队，段早已和这支部队暗通声气。唐之道接受了段的命令，率军回师北京，对鹿钟麟来说，这是一个突变。

让鹿钟麟决定退出北京的，还是吴佩孚的缴械复电，吴既然不接受国民军谋和的要求，留在北京等于是困兽在笼子中。

天下事的微妙即在于此，鹿钟麟欲驱逐段祺瑞，想不到却被段的伏兵所驱逐。

4月15日晚鹿钟麟率领国民军退出北京，撤退前要求退兵费200万元，北京银行公会勉强凑齐。

唐之道军队奉段令入城，即驻守警卫总司令部，段祺瑞也于当天从东交民巷返吉兆胡同，并发表通电云：

“民国成立十有五年，纷乱相仍，迄无宁日。本执政莅事以来，振导和平，不图德不足以感人，才未足以弭变。……本月九日之乱，关系国家纪纲，军人职责者至钜。曩临时政府开始，曾规定应办事项，此后是否按程继进，本执政听诸公论，当此乱极思治，不无贞下起元，共速拟妥善后，俾国政不致中断，佥谋朝同，初服夕具。本执政从容修省，得为海烟逸民，休养余年，所欣慕焉。”

段的通电主旨，在表示虽复职而依然愿意下野。

才恢复自由几天的曹锟，在15日傍晚即赴东交民巷格兰顿旅馆。

贾德耀于同日通电，恢复办公。当天阁议决定齐燮元、张志潭、张英华、吴景濂，刘永谦等免予通缉。免除鹿钟麟本兼各职。免除司法总长卢信职，以王文豹次长代理部务。

段这次复职，是打算联络奉张以抗吴，所以派遣亲信策士曾毓隽到天津，会同吴光新游说奉系诸巨头。可是奉方对曾毓隽和吴光新都很冷淡。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奉军、直鲁联军和吴军都向北京疾进，奉军进驻北京城东北郊，吴军进驻北京西南郊，直鲁联军进驻北京东南郊，奉系派参谋长李藻麟晋京，与吴军会商防区划分问题。

4月16日北京城内组成了京师临时治安会，由王士珍、赵尔巽、熊希龄、颜惠庆、江瀚、孙宝琦、恽宝惠、王家襄、王宠惠、汪大燮、江朝宗、冯恕、周作民、张嘉祐、高金钊、师景云、吴炳湘领衔，于15日起在市公所办事，办事范围包括（一）和平之呼吁，（二）民食之维持，（三）闾阎之治安，（四）外侨之保护。

17日国务总理贾德耀向段祺瑞投了辞呈，文云：

“呈为弭变无方，引咎自劾，请予罢斥事。窃德耀猥以庸才，谬承知遇。投艰遗大，本属难胜。月余以来，备深兢惕。不图事变纷乘，赞襄无策，上惊钧驾，使中枢政务同时停顿。揆诸持危扶颠之义，既亏职责，弥疚神明。此时若再辱高位，不特难资表率，尤恐贻误国家。惟有具呈仰乞钧座俯予即日罢斥，另简贤能，以重枢寄。不胜悚惶待命之至。谨呈。”

附呈段手折：

“窃以四月九日变起非常，前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称兵犯上，罪不容辞。现虽免其本兼各职，率师退去，纪纲具在，自应按法以绳。惟一年以来，京师治安，鹿钟麟始终维持，不无功劳足录。我执政豁达大度，靡所不容，拟恳宽其既往，免予深咎。是否有当？出自逾格鸿慈，无任惶恐待命之至。谨呈临时执政！”

4月17日贾德耀致冯玉祥电云：

“十万火急，库伦探投冯上将军焕章弟赐鉴：自审辁材，难胜钜任，受命危难，实秉尊旨。月余以来，险阻备尝，勉力支持，万不获已。所以然者，执政知遇之雅，吾弟督责之殷。苟利国家，宁惜顶踵。不意四月九日变起非常，事前既无所闻，临时又无法补救。虎兕出柙，龟玉毁椟，焉用彼相，良用咎心。我公平日主张，所以拥护执政者甚至。德耀之敢于任事，亦即在此。喋血都门，倒戈内向。此等举动，明知决非尊旨，是以不敢随声附和，更背初衷，此中委曲，当荷鉴谅。今西北各军全师以去，奉直军队亦未入京，以后政治应如何改善之处，自应听之全国贤豪。惟德耀个人经此变故，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已呈恳执政准予辞职。特将经过情形奉达左右。贵军虽退南口，实力甚充，此次树敌太多，各方应战，以平日训练之­精­，故能支持如是之久，纪律功绩，有口皆誉。此后分驻西北，正可广辟利源，­精­炼劲旅，抚此大地，永备于城。一时政治之得失，本不足计较也。素承推置，敢布腹心，伫候明教，无任企祷。兄贾德耀叩。”

段祺瑞复出后，能不能存在端在讨冯诸军对段的态度，因此，段于4月17日分电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孙传芳等，电云：

“祺瑞自前岁出膺艰钜，原冀内维国本，外应潮流。民国前途，期于巩固。乃一年以来，事与愿违，心力具瘁。能忍辱而不能负重，欲撒手而无以卸肩。进既招尤，退亦惧祸。回心九转，如坠深渊。自九日事变发生，纲纪凌夷，肝肠尤裂。德薄至此，更复何言。弟等均系患难至交，论公为国家­干­城，论私为祺瑞手足。纪纲应如何整饬？大局应如何奠定？公忠体国，不乏嘉猷。询谋佥同，必能善后。祺瑞以迟暮之年，既无希冀，复无成见，区区此心，谅获鉴察。祺瑞筱。”

这通电报段希望能得各方复电，俾有商量余地，19日张作霖有复电云：

“段芝老钧鉴：筱电敬悉。法律政治问题，自有海内名流公同讨论，霖本军人，早经宣言不问政局。敬复。”

张作霖这通复电既不称执政，又顾左右而言它，对段是一个很重的打击，然而更重的则是吴佩孚方面。吴根本对段的筱电不作答复，但却有巧电给唐之道和他的所属的三个旅长，要拿办安福党人，监视段祺瑞，同时以王怀庆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吴电全文如下：

“北京唐之道师长、王、李、武三旅长鉴：……顷据路透社电，段氏又因冯贼远去，恢复执政。又据探报，借尊衔通电拥段者，系曾毓隽所为各等语。该安福党祸国至此，尚敢横行都下，望从速将安福党人拘捕，并监视段氏，以便依法控其卖国诸罪。至于京师治安，已电王懋帅从速入京维持。所有保护京城军队，除调毅军张恺臣旅就近听调外，所有贵部统归懋帅指挥调遣。应即以王懋帅为京师警备总司令，请即速电迎懋帅入京为要。除电雨帅、懋帅、抚帅及张、李、靳、王、田各司令外，特达。吴佩孚。巧。”

19日下午5时，段祺瑞在私邸召开会议，根据各方情况，已无法恋栈，遂决心下野。6时段携眷偕安福系要员赴东交民巷暂驻。曾毓隽、吴光新、梁鸿志于19晚自天津赴北京迎段，段乃于20日下午1时半偕眷及吴光新、姚震、姚国桢、曾毓隽、梁鸿志、龚心湛、许世英、段宏纲、张树元、章士钊、曲同丰等乘专车赴津，段在行前发布三道命令：

（一）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呈请辞职照准。

（二）特任胡维德署国务总理。

（三）本执政兹已决定引退，自即日起着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权，此令。

同时发出下野通电云：

“祺瑞忝居执政，一载有余，时局愈纷，心力交瘁。自经本月九日之变，内疚尤深。兹决定引退，已于本日下令将政权交付内阁暂维现状。谨布悃忱，诸维公鉴。”

张作霖在国民军宣布投靠吴佩孚的时候，捏了一把汗，他自郭松龄之变后，元气已伤，担心吴佩孚真的和冯军联合讨奉。可是吴态度光明磊落，对冯军不假辞­色­，因此使奉张印象更深。他有急电给吴云：“鹿等施其挑拨伎俩，我辈一切举动无不光明磊落。”

吴佩孚既然拒绝国民军投降，国民军唯有自谋出路了。当时的情况，北京是守不住的，只有撤出北京城，重新作一番部署，其部署是：张之江在张家口统筹全局，鹿钟麟在怀来指挥南口的保卫战，宋哲元、孙连仲在多伦以抵挡奉军吴俊升、汤玉麟的骑兵，徐永昌、韩复渠，石友三则在平地泉、丰镇一带防山西阎锡山袭扰国民军后路。国民军后方的安全地带是甘肃，由刘郁芬率孙良诚、张维金入甘。派李鸣钟和刘骥绕道赴广东连系国民党。

南口是京北重镇，有居庸关和八达岭等天险，万里长城也经过这儿。早在15年3月间，国民军刘汝明的一师约15000多人就开到南口加强工事。守南口的决定，是刘汝明所部三十旅旅长王书箴建议。

二三八、颜惠庆摄阁

15年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当夜王士珍等与警察当局吴炳湘会议至深夜，决定三点：（一）派专使阻奉军和直鲁联军入城。（二）北京城内治安由警察维持。（三）城外治安由唐之道负责。可是16日国民军撤退完毕后，段祺瑞即密令唐之道军分两队入城，一队进驻鹿钟麟的警卫总司令部；一队进驻天坛。

张作霖4月16日曾有十万火急电致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和褚玉璞，不许他们的军队进入北京城，电云：

“天津张督办效坤、李督办芝辰、张军团长学良、褚总司令蕴山鉴：此次我军共申义讨，攻下北京，薄海人心，同声快慰。查京师首都，国本所系，使馆林立，中外具瞻，年来为赤贼蟠据，残民以逞，鹿贼弃军潜逃，秩序益为扰乱，地方苦痛不堪，我军师以义举，志在救民，业经迭电申明军纪，严加约束，弟等谅有同情。前已与吴玉帅电商，各方军队，均不入城，以免民心惶恐。对于古代建筑、清宫故址及历代重宝，均须妥为保护，用示优崇，务使市廛不惊，秋毫无犯，以维军纪而慰人心。易胜企盼！并将此电希严令前方各将一体凛遵。上将军。铣。”

但是由于唐之道部队已入城，所以各方军马也开始入城。17日直鲁联军师长王翰鸣率骑兵二百，入京谒治安会，表示唐之道军既已入京，敝军亦当参预。接着徐源泉亦率八十骑由永定门入城 ，张贴布告，宣布联军驱逐“赤”军经过。褚玉璞亦于当天抵达永定门外。18日晨奉军由永定门入城，维持西城一带治安，唐之道军依然警备东城。

奉方重要人物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均于4月22日入京，当晚11时赴延庆楼谒曹锟，并把曹锟接到福禄居去住。曹锟表示最近以曹锟名义所发各电都是鹿钟麟所捏造，本人无意再掌政务，深愿直系和奉系能捐弃前嫌，开诚合作。

23日王怀庆入京，24日齐燮元入京，这两位代表吴佩孚的高级人士也往谒曹，王怀庆是吴所委的北京卫戍总司令，他带了一份吴拟就请曹宣告总统下野的通电。吴并于23日王怀庆入京当天，发一电给曹锟，电云：

“百万飞火急，北京曹大总统钧鉴：前两次奉到钧电，知为鹿氏所窃发，故不奉复。刘君春霖来，奉读手谕 ，敬审起居祥和，并闻睿虑周至，曷胜欣慰。懋帅王怀庆现已入都，佩孚托呈各节，计达钧听，请将宣言稿即日发布，安一时之人心，固百年之邦本，胥于是赖。恭候聪察。无任惶悚。吴佩孚叩。梗。”

吴代曹拟的下野通电很简单，略谓因病倦政，着恢复13年10月内阁摄政云云。

直系复活，重回北京，现在又变成奉、直两系短兵相接了。共同的敌人——国民军虽已退出北京，可是实力并未瓦解，尚且负隅南口。北京中枢所在，问题多得不得了，奉、直两系能否相安，大成问题。不过在这开始的时候，奉张对吴佩孚相当容忍和礼让。以当时力量而言，吴的力量是乌合之众，且在北方不多，奉军和直鲁联军实力都很强大，然张作霖在北京警卫问题上，就让吴一步，吴发表王怀庆为北京卫戍总司令，张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致电王怀庆云：

“北京探送王上将军懋宣弟鉴：养电悉，京师根本重地，我弟出任维持，极所欣慰。惟现在进兵南口，余孽未清 ，尚在军事时代，芳辰（李景林）效坤（张宗昌）近在京畿，遇事请与商酌进行，以便接洽。张作霖。漾。”

24日北京临时治安会发出两道通电：

一电：“奉天张雨帅、汉口吴玉帅、太原阎百帅、南京孙馨帅钧鉴：漾电计达，现在效坤、芳辰、汉卿（张学良）三总司令并王懋宣帅均应本会之要求，先后莅京。效坤诸司令之任务，专在检阅近畿军队，视察军纪以及谋军用票之流通，定奉票之价格。预定二三日内诸端就绪，即各归原防。本会筹思再四，在中枢未定之时，京师地方关系重要，拟即请懋师担任维持，以定人心。至近日京郊大军云集，虽深知各军军纪均甚严明，仍恐纠查难周，或生意外。拟即挽芳辰总司令留京，受理总执法事务。一面更推为本治安会会员，以资遇事接洽。特电奉闻。临时治安会王士珍、赵尔巽等敬。”

二电：“奉天张雨帅、汉口吴玉帅鉴：中央自经变故，政务久已停顿。及合肥下野，阁员星散，更属负责无人。中枢中断，实为历来所无。长此迁延 ，不惟庶政停滞，而外人见我久无政府，国际地位恐亦受其影响。前途茫昧，危险不可胜言。迭电吁请两公克日入都，仍乞从速命驾。倘一时实属暂难启程，务望会同指定资深望重之全权负责代表来京主持。或玉帅来电摄阁云云，亦望早日实现。否则国本动摇，老朽等殊难负此重咎也。临电迫切，伫盼惠音。王士珍、赵尔巽等同叩。敬。”

25日晚齐燮元、王怀庆、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等会议，结果：（一）对护法或护宪，听吴主张。（二）对国会问题，拟一变通办法电奉请示。（三）对治安问题请王怀庆即就卫戍总司令职。（四）对于张之江、门致中向吴张输诚问题，须以张、门两人先将“赤党”驱逐为前提。

张学良将这些决议案于26日携回奉天向张作霖请示。张宗昌亦于27日离京赴南苑检阅部队。

北京的治安问题由王怀庆负责，军纪问题则由李景林负责，等于直、奉各出一人。

段祺瑞下野后，虽然由胡维德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摄行政务，可是这只是一个过渡，中枢组成的形式和人选都需要待新的后台大老板吴佩孚和张作霖决定，所以北京治安维持会一而再电促张、吴两氏入京，就是要等他们协商一个双方都同意的政府。

然而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北京方面是这么迫切地盼望，这两公却毫无来意。为什么他们迟迟其行呢？这中间自然是有原因的，在张作霖来说，他当然不同意吴佩孚的决定，可是他不好意思明显地反对，同时经验告诉他，北京的政权是个陷阱，万万不可轻易投身其中，所以他一再表示对于中枢政权没有意见，他的没有意见却保留有反对权，当他不同意吴佩孚的意见时，事实上吴的意见就行不通。至于吴佩孚呢？

他认为13年10月冯玉祥倒戈以后的北京政府都是不合法的，现在应该恢复冯倒戈以前的原状，不过他并不是主张曹锟继续做总统，所以曹复任总统，然后宣布下野，吴属意颜惠庆组阁并且摄政。张作霖不表示意见，可是暗中则主张另起炉灶。张既然对颜阁态度冷淡，颜惠庆对于组阁就不敢轻易尝试。

曹锟的下野通电一改再改，一方面由于奉方不赞成护宪，曹发表下野通电就是护宪；另一方面曹二爷的左右也包围曹，劝他不要下野，这样拖了近十天。

4月30日晚直系在延庆楼会议，认为等奉天同意，旷日持久，不若由曹锟先宣布下野，恢复颜惠庆内阁的行政权，然后再向奉方疏通。

5月1日曹锟下野通电发表，内云：

“北京十三年十月之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军民长官、各省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转全国公民公鉴：锟忝膺重托，德薄能鲜，致令部曲扬贰，纪纲失坠。十三年十月廿三日，冯玉祥倒戈，锟受闭锢，自是法毁乱滋，国无元首，迄今一载有半，良用疚心。今联军讨贼，巨憝已除，大法可复，国务院自当复政，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锟自惭失驭，久已倦勤，非弃屣以鸣高，且闭门而思过。所冀各方袍泽励翊协和，共循法轨，锟优游林下，获睹承平，欣幸曷极。特电布达，愿共察之。”

曹锟通电发出后，即于5月2日迁居唐在礼宅以示不复恋位。颜惠庆则于2日晚通电请辞组阁，电云：

“各报馆钧鉴：前岁中枢谬领，陨越时虞，获卸仔肩，何胜欣幸。顷读曹总统东电，谦衷罪己，敝屣尊荣，并以时会推迁，重提往事，在此际维持暂局，具有深衷。惠庆感触时艰，殊难再出，兢兢之情，当蒙共谅。蓬芦息影，早已决于寸心。砥柱回澜，会有待夫来者。掬悃陈词，伏维亮察。颜惠庆。冬。”

曹锟江电发出后，张作霖对于护宪有措词甚巧的来电表示态度，张电云：

“各报馆钧鉴：此次讨赤之役用兵至十数万之多。鏖战至数月之久。人民横遭痛苦，国家重大牺牲。所以然者，固将为政局谋永久之安宁，非为个人谋一身之私利。是以作霖屡经通电，声明对于法律政治，概不过问，悉听海内贤豪，公同议决。考国内兵祸之厚，良由武人­干­政，为从前最大症结。专制独裁，亦即民主最大障碍。近因中央失驭，各方商榷政策，函电纷驰，有谓宜恢复约法黄陂复职者。有谓宜恢复宪法仲珊复位者。有谓革命事业合肥继续有效者。有谓仲珊退位，宜以黄郛摄政者，有谓宜以胡惟德、颜惠庆摄政者。就表面观之，言之似各方有理。考其内容，是否为无聊政客视为奇货可居，又将以傀儡武人助其政权复活。作霖于政治法律，素少研究，实未能测其究竟。惟国家大事，理应公开讨论，不宜专断独裁。区区此心，始终如一。实鉴于累岁战争，民生困苦，实不堪再事纷扰。作霖罹分崩离析之忧，懔军人­干­政之惧，识见所囿，实不敢轻作主张，妄参末议也。敬告国人，诸希鉴察！张作霖。东。印。”

张作霖既然如此表示，颜惠庆就更不好意思上台了。可是吴佩孚则于5月3日复颜电，请即日复政，摄行总统职务，而苏、浙、闽、赣、皖五省军阀亦由孙传芳领衔，于3日通电赞成曹辞颜摄。孙传芳是张作霖、吴佩孚以外当时的第三号巨头，第四巨头是阎锡山，阎没有表示态度。现在颜摄阁已经得到吴、孙支持，就是渐入佳境了。

吴佩孚认为曹锟与宪法是两回事，曹已下野，贿选问题就告结束，宪法是自天坛草案中，经十数年历史编就，虽有不良议员参加，尽可修改，所以吴坚持曹可下野，宪法则不可不护。

在僵局声中，5月3日张学良由奉天返京，4日下午王士珍、赵尔巽等宴张宗昌、张学良、齐燮元交换政见，调停奉、直歧见，决定三项办法，由北京元老列名分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征求同意。三项办法为：（一）中枢无主，百政停顿，双方应赞同颜惠庆组阁，但声明系依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三项复职。（二）颜复职后即召集阁议，通过新总理替颜摄政。（三）宪法国会，应俟军事结束后，公开讨论。

5月6日张作霖有复吴佩孚一电，使僵局好像有点融化，电云：

“骏人（颜惠庆）事，仰承垂询，至纫撝谦。惟弟近日屡有宣言，对于政治法律问题不便过问，一经表示意旨，即与屡次通电自相矛盾，转恐被人指摘，引起纠纷。此事悉请我兄，放手进行，但于国家民生有益，弟毫无成见。余事已托张锡九兄面陈，敬祈接洽为幸。弟张作霖。鱼。”

吴佩孚对奉张既不明白反对颜阁，乃随手推舟，致张作霖电云：

“鱼电敬悉，谦让盛意，感佩愈崇。现中枢久悬，浮言百出，危险殊深，既承嘱放手进行，即当勉副尊意，转达骏人，请其即日摄政，以期法轨恢复，国本克定。摄阁成立后，诸事仍当领教妥办也。特复。吴佩孚。阳。”

5月8日吴电齐燮元请其立即促成，齐乃约颜惠庆、顾维钧、王怀庆、潘复等与张宗昌、张学良共商，决定推颜复职。颜惠庆则于9日晚通电张、吴、孙、阎，列举军事、财政、交通三事，略云：

“迭奉尊电，佥以政纲中辍，主持无人，责以复政中枢，俾维国本。意恳词严，曷胜感悚。方今世局泯棼，人情机陧，推寻根本，法律固所必尊，审度经权，事实仍须先顾。今暂置法律而言事实，惠庆之愚，以为现今亟应注意者，约有数端：（一）军事结束，士旅如林，均须安Сhā，或化为工，或归之农，非筹钜款，无法措置。自后各省区存留兵额，应公开会议，审量各该地方财力民情，以为决定。饷糈所出，中央固已无力担任，地方亦宁可竭泽而渔，应尽全力以谋地方实业经济之发展，国家乃有苏息之望。（二）中央财政枯竭，久濒绝境。不谅者犹有军费之需索，军火之追呼。负度支责任者，莫不视为畏途。夫中央为各省区之中央，既欲尸其名义，不能绝其生存。所望各省区军民当局，顾念正本，酌予岁供。第一要需，厥为盐税。万不宜再行截留，中央政府亦须缩小范围，厉行撙节。每月经费，限一至约之数，一切收支，完全公开。（三）因军输而妨客运，路政既隳，百业交受其敝。所望各军当局，垂念群情，共维国信。车辆放还，各站腾让，即有军事运送，应与路局协商。尤要者，各路用人行政，必须统一。局长一席，必须部派，方能指臂相通，呼应一气。此外政务万端，难毕一言。而三者实为最急要之事，必其维持有术，乃有治轨可循。惠庆­性­本颛愚，言多戆直，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绝非以张大之词，为邀誉之地。敬希各方负有最高责任者，察此微忱，共完大计。果使事有可为，则群贤固在，何须执一以求。若其时犹未可，即一己作牺，讵有丝毫之补。剀切陈词，尚冀曲谅。颜惠庆。佳。”

5月9日晚颜惠庆决定其内阁名单为：

外交总长施肇基，施未到职前由颜自兼

内务总长郑谦

财政总长顾维钧

陆军总长张景惠

农商总长杨文恺

海军总长杜锡珪

司法总长张国淦

交通总长张志潭

至于北京的四大收入机关，其分配是直系的张英华督办烟酒署，奉方的潘复督办税务署，盐务署及崇文门均请奉方派人。

11日晚颜惠庆派秘书吴南如赴国务院，索取民国10年和13年两次内阁摄政命令，打算作为参考以为发令。同晚王怀庆又将保管的总统印玺五颗送交颜氏。

颜惠庆兴冲冲地要上台，只有吴佩孚是出力支援，蛰居天津的张绍曾公开表示反对，张很锋利地问：“现在要恢复十三年十月政变前的情势，可是十三年十月的政变，与十二年六月的政变相同，十三年政变应该恢复，十二年政变应不应该恢复呢？其次内阁以政策为生命，十三年颜阁以讨奉为政策，现在恢复这个内阁还讨不讨奉呢？”原来12年6月的内阁就是张绍曾主持的，当时总统是黎元洪。

凭心而论，护宪拥颜颇值得商榷。吴佩孚一意孤行，对于他“再来的黄金时代”实在是不利的。

颜惠庆于5月13日下午3时在北京怀仁堂宣布复职，并依法摄政。可是旧任阁员既不到职，新任阁员也裹足不前，由于新内阁以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派的人联合组成，奉方既然以冷淡态度对付政局，奉系的阁员当然也表示退让。张作霖对颜阁态度是暂采旁观，对政治、法律问题则主公开。

颜惠庆以国务总理名义摄政行总统职务，事实上等于是一个光杆，他只接到吴佩孚、孙传芳于15日16日各来的贺电。吴表示为国家深庆得人，凡可翊赞，无不勉力。并云：“摄政内阁成立，宏济艰难，仰佩无已。当躬率将士，恪守成规，用弼盛治，以利邦家。”孙电云：“当外内交迫之会，正贤达肆应之时，凡事主持公道，公开作去，前途荆棘当可又安。”

颜摄阁后，发出两种照会：（一）通告摄行政务，并宣布阁员名单。（二）通知颜本人兼任外长。同时通电驻外使节，转告所驻在国，要求取得国际承认地位。5月18日各国驻华使节在荷兰驻华公使馆开会，大家认为一年前曾经承认段临时执政，现又承认曹锟时代之摄政内阁，似乎有点矛盾。外国政府最关切者，则为段执政时代所有中外缔结的条约，现政府是否承认继续有效，颜摄阁尚未表示，因此主张暂时观望。

颜惠庆以外交家摄阁，可是他面临内外不通的窘境。

二三九、吴、张两巨头北京会晤

颜阁摄政徒具虚名，主因由于奉方不予支持，吴佩孚见奉方态度冷淡，乃于15年5月18日电张作霖，请促陆军总长张景惠、内务总长郑谦就职。张则有一坦白直爽之效电复吴，否认护法，有兄坚主护宪，弟自不反对，惟因有13年之事，关系人格，难以赞同。查13年黄郛摄阁弟所支持，此时颜又复职弟如何交代。电末并主张在军事未结束前，中央须以维持军事外交为重，最好大家能入京见面晤谈，并邀集袍泽名流，作一简单恳切之协商。又电云：

“历次政变，均系政客从中播弄，傀儡武人。东电即系揭破鬼蜮伎俩，素仰质直，如湘事略定，即请北上，见面一谈，诸事无不可以解决也。”

这两通电报，可算张作霖表露了最坦诚的态度。

吴佩孚留在武汉，主要由于湖南问题，他想稳定了湖南再从容北上，可是天不从人意，湖南问题就是无法解决 ，他北上之期遂一延再延。现在中央政务已成僵局，似乎他不入京和张作霖面谈，就没有可以解决之道，他被迫只好作北上的安排，王怀庆在北京为吴准备行辕，吴来电要四照堂为行辕，第二次直奉战前，吴就是在四照堂点将，结果一败涂地，现在吴重返北京，和奉张同为战胜英雄，他选择四照堂是有深意的。

张作霖的亲信王琦，奉命替张作霖准备行辕，奉张属意顺承王府，王琦负责修葺。

由于吴、张均有赴京表示，时局重心便集中在这两大巨头何时入京？以及何时会面？

颜惠庆摄阁后，由于各部总长俱不就职，因此自觉无趣，亟须找台阶下。到18日以后，由于吴、张有入京解决时局的打算 ，颜乃不复言退，财长顾维钧、农长杨文恺、海长杜锡珪、交长张志潭均表示可以就职。吴的高级代表齐燮元由北京返汉口后，曾电北京，谓杜锡珪、杨文恺、张志潭将于22日赴京。张志潭亦电颜谓俟杜、杨两位到汉见吴佩孚后，即同车北上。

5月26日吴佩孚派刘玉春率卫队旅扈从北上。以杜锡珪为留守司令。齐燮元、张其锽，杨云史随吴北上。

27日晚吴一行抵郑州巡视，28日晨抵开封，即晚赴洛阳阅兵。30日回郑州，立即北上，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晤。

31日吴在石家庄开军事会议，阎锡山、田维勤、王为蔚、王维城均列席。吴以靳云鹗逗留保定，顿兵不进，虚魔饷糈，贻误戎机 ，决定免除靳云鹗的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河南省长和第十四师师长本兼各职。派靳为陕西督理。

吴把他身边三大将之中最有战功的靳云鹗免职，各方闻讯大为震惊。

5月31日晚，吴佩孚偕田维勤、米振标、王维城、王为蔚专车抵达保定，驻节光园。

吴抵保定时，先一天被吴免职的靳云鹗在车站迎候。

关于靳被免职，传说原因不一，在当时不仅震动各方，而且引起揣测，据说：

一、靳云鹗主张联冯讨奉，他曾受命入鲁攻击张宗昌，交手后对奉军的战斗力估价甚低，可是后来吴决定联奉，使靳到手的山东地盘，因为吴的联奉计划而打消，使靳大为怨望。

二、回师河南，河南可以说是靳打下来，可是吴不派他督豫，却派久战无功的寇英杰督豫，他只落得一个河南省长，所以靳怨上加怨。

三、孙传芳对联奉亦不赞成，他因为有赶走杨宇霆、姜登选的一段旧事，吴联奉，孙不便反对，因此暗中与国民军尚保持联系。孙、靳结合再组“新直系”之谣一天紧似一天。吴初未介意。后来国民军猛攻大同，阎锡山迭电告急，吴电令靳率部兼程赴援，靳在保定竟按兵不动，奉方疑靳受吴主使有收编国民军之意，因此奉方亦按兵不动。所以吴如果不去靳，即不能取信于阎锡山，也无法和张作霖合作。

四、传段其澍往来于保定、长辛店之间，与靳云鹗、田维勤及孙传芳代表晤谈。这就是“新直系”呼之欲出。

吴借阅兵为名，在开封、洛阳、彰德布置军事，靳部王维城表示绝对服从吴的命令，所以吴遂下令免靳。

吴、靳表面上不伤和气，吴抵保定的当晚，靳随吴至光园共餐。吴安慰靳说：“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你不赞成联奉讨冯，你就站开，让别人来­干­好了。我不勉强你。”

吴委齐燮元兼任第六军总司令，留守保定，接替靳的职务。

奉张为了配合吴，也解决了吴所不喜欢的赵杰部队，以示投桃报李之意。张由奉天动程入京的行期也一改再改，他的卫队旅由张学成率领，于31日晨10时抵天津，分驻河北。

由于吴、张会晤在即，国会议员们乃于5月28日在北京召开参众两院行政筹备委员会，议决五项：（一）各以私人分电同乡议员北上。（二）调查在京议员人数。（三）推代表向颜惠庆索经费。（四）清理文件。（五）审查宣言。29日继续开会。30日发表宣言，略谓13年11月段祺瑞窃据首都，毁法乱政，国会中断。现在暴力既除，国家不可一日无国会。兹决在京继续开会。31日又电汉口吴景濂、庐山张伯烈请克日北上主持。

可是国会议员虽吵得很凶，但没有人作主，不要说经费无着，甚至连院址也收不回来。

吴、张虽已分别前往北京，但是吴到了保定即裹足不前，张作霖则于6月5日姗姗迟来，也只驻节天津。张是5日晨4时启程入关，郑谦、杨毓珣和八大处随员同行。6日晨抵天津，张学良、褚玉璞、李景林5日晚均赴唐山恭迓。奉天军署由杨宇霆代拆代行。

张作霖抵津后，直鲁联军将领当晚在行辕公宴老帅，并开秘密会议。

这时吴、张均同意，双方各派代表在天津开吴、张预备会议。这是双方幕僚人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因为吴既固执又武断，张也不是柔顺之辈，两巨头见了面，万一一句话不投机，一定当场决裂，真的决裂了，就很难补救。

6月7日上午天津召开吴、张巨头会议的预备会。奉张派郑谦、张景惠。直吴派张其锽、张志潭出席会议，这次会议预定三天，讨论内容分为军事、政治和法律三方面。第一二两天大家交换意见，对于军事方面很能协调，就是奉、直两方合作进攻西北国民军，奉军攻多伦，吴军攻南口，直鲁联军任后方，各军粮糈自筹，吴、张相约不与国民军单独媾和。至于政治方面，颜惠庆摄阁问题奉方本采杯葛，而法律方面国会问题更为张作霖所反对，这样一来，天津会议中三大问题只有三分之一可以解决，三分之二都无法达成协议。张作霖乃电召杨宇霆入关，杨于9日晚抵津，即晚偕郑谦、张景惠与张其锽、张志潭继续会议。杨发表反对护宪的三大理由：（一）奉天在段执政时代已自由任免官吏。吴现在也是自由任免疆吏，两人所行所为都与宪法­精­神不符，此时高喊护宪，至少吴、张两人所派的疆吏和官吏均不合法。（二）如果依从宪法，宪法规定军费的支出不能超过国家财政收入四分之一，可是现在的军队，事实上数额超过了宪法规定若­干­倍。（三）宪法中规定军队是义务征兵制，今天亦办不到。

奉方提出的理由都好像很有道理，总之奉方就是不赞成护宪，因为宪法是曹锟所颁，而第二次奉直战争，奉方就是高举反对贿选的大旗对曹，今日若护宪，是自食其言。6月10日整天会议，初步获致的结果是：（一）不谈宪法，（二）军事合作，（三）颜阁过渡，自动辞职。11日开末次会议，当夜10时杨宇霆、郑谦假张志潭宅宴张其锦，张其锽，即于12日晨离津赴保定向吴佩孚报告天津预备会议经过及结果。张其锽离津后，杨宇霆也于当天折返奉天。

张其锽抵保定后，即赴光园谒吴，就天津会议中奉方具体态度娓婉向吴分析，如果在维持颜阁一事上坚持，必与奉方决裂，颜惠庆的摄政内阁仅为直系保持颜面，只要面子过得去，即应找台陛下。吴佩孚对张其锽的报告很重视，遂不再坚持颜阁问题。

现在时局重心问题转到颜内阁身上，变成颜惠庆下台可以促成吴、张两巨头会晤，而吴、张会晤对中央大局才能有所开展，因此协调的箭头转到颜惠庆用什么方式下台？既然要保持吴的面子，先要让颜的内阁开成一次内阁会议，在此以前，颜虽宣布复职，可是内阁各阁员一半以上都没有就职，在实质上还不是一个内阁，因此吴的亲信便亟亟奔走促成颜阁和阁员就职。张其锽代表吴于6月18日入京，邀请摄政总理颜惠庆、财长顾维钧、交长张志潭、法长张国淦晚餐，商量促成颜阁办法。由张其锽电邀逗留天津的内长郑谦，郑于19日晚来京，于是吴、张双方代表又在北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颜阁下台的手续问题以及吴、张入京日期。最后双方更迈进了一大步，就是不再提护宪护法问题，以减少外界以讹传讹。当晚张其锽回保定，郑谦回天津，分别向吴、张报告北京预备会议详情。

6月20日下午4时，颜惠庆摄政内阁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内长郑谦、陆长张景惠、外长颜自兼、财长顾维钧、农长杨文琦、海长杜锡珪、法长张国淦、交长张志潭均出席，会议决定，推杜锡珪代理国务总理，顾维钧并辞外交总长。

杜锡珪代理国务总理后，以田应璜为内务总长、任可澄为教育总长。并正式通告杜锡珪于6月23日就任代理阁揆。

北京国务院并于23日通电全国，略谓：

“政枢中断，内政外交动呈险象，京师根本重地，同人等经各方敦促，不得不勉为事实上之维持。越月以来，区区苦心，当能共谅。现军事正在积极进行，而关税会议继续谈判，自顾菲才，实难胜任。亟请另选贤俊，主持一切。庶目前外交军事可赖推行，将来完成法律问题亦可循序而达。”

这一道通电，前半段是敷衍奉张，后半段为秉承吴孙，措词对双方均能兼顾。

杜锡珪在吴佩孚一年半以前乘决川舰浮江两湖的时候，曾暗中救了吴，因当时段祺瑞密令海军夜袭吴的座舰，杜锡珪在千钧一发的当口通知吴及时逃脱，否则吴可能就死在长江江上了。有这一段患难交情，所以颜惠庆内阁辞职后，吴即请杜代理，以作为投桃报李。

颜阁问题，吴、张各让了一步，既维持了吴的颜面，又尊重了张的意旨，这一来吴、张会面的障碍总算勉强撤除，剩下来的问题就比较可以协调了。

北京国会议员希望在张作霖未入京以前做成事实，可是大老板还没有取得协调，无枪无勇的议员能有何作为呢？

杜锡珪的代阁勉强成立，这个代阁的目的，是促成吴、张的入京，并且表示吴、张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预备会议，都已顺利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因此杜代阁后，即分别电迎吴、张入京。

6月25日，张宗昌、张学良，由天津赴北京，为奉张布置。第二天张作霖入京，当晚5时抵京，下榻顺承王府，即接见奉系将领及杜阁阁员。并专访赵尔巽、王士珍等北洋元老。

吴佩孚于27日离保定，即晚宿长辛店，28日晨始入京，下榻王怀庆寓。

张作霖在吴抵王怀庆寓后，即驱车往访，吴在大门口欢迎，两人携手入花厅，打了一阵哈哈，张乃告辞。吴在张走后即出门拜客，先访赵尔巽和王士珍，然后赴顺承王府答拜张作霖，张亦降阶相迎。

吴比张长两岁，奉张结交了这位新把兄，乐得无以复加，嚷着要照相以留纪念，吴、张并立前排中央，张宗昌个子最高，有鹤立­鸡­群之感，照相人对好了光不敢照相，吴有点不耐烦，呵欠连连，张正兴高采烈，以为相机出了毛病，那知是张学良用手做王八姿势，放在张宗昌头上，所以照相人不敢把这个怪样摄入镜头，等到老将回过头时，两个小张才吓得装起正经面孔，摄影才告完成。

中午代理国务总理杜锡珪和顾维钧、张国淦、任可澄、杨文恺、张志潭等五阁员假怀仁堂盛宴款待双方，奉方为张作霖以下八人，直方为吴佩孚以下八人，并邀赵尔巽、王士珍、孙宝琦作陪。

正式的两巨头会谈也是在怀仁堂举行，这个全国所瞩目的吴、张会议并无形式，亦无程序，仅在宴会前两人在怀仁堂的后客厅密谈了30分钟，就告结束，亦无公报发表，大家对他们的密谈也讳莫如深。其实所有问题都在预备会议中解决了。

这个吴、张巨头会议，事前足足地筹备了一个多月。劝驾、促驾、协调、协商，极尽口舌之劳，奔走之苦，迄两巨头见面，不过30分钟的密谈而已。

人世间的变幻真是白云苍狗，民国11年直皖战后，张作霖和曹锟在天津开巨头会议时，当时吴还是一个师长，张作霖已是大帅，颇有羞与吴共几而坐之势。后来吴在洛阳做起堂堂巡阅使被尊为大帅后，曹晋级为老帅，张气得也自封为老帅，他的儿子张学良被尊为少帅。如今时移势易，吴佩孚卷土重来，张却从三层楼自动跑下二层楼来与吴握手，且把正位让给了吴，“吴二哥”叫得亲热万分，比和曹锟的亲家还要亲密。

张宗昌和新任直隶督办褚玉璞备了两份门生帖子送到吴的行辕，吴谦逊不遑，改送了两份兰谱以敷衍他们的面子。

二四○、南口冯军苦战

吴佩孚这次入京，架子端得很大，他并不在北京城过夜，怀仁堂宴会后当晚，即偕田维勤及全体随员出京回长辛店。张作霖偕奉方军要，以及北京政要名流均送至车站，吴是要指挥进攻南口的军事，张祝他马到成功，吴连连说：“仗老弟洪福。”

张作霖于6月29日返天津，抵津后解决了李景林部，这是清算去年郭松龄倒戈的旧帐，由于张老帅出乎不意，使张宗昌为之肃然。

吴、张离开北京后，全国的视线也离开了北京，留给北京的，是可怜而零落的内阁，穷得无隔日之粮的政府。

7月6日杜代阁开第一次阁会，决议张国淦署内长、蔡廷­干­署法长。以金还为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为副总裁。这一期间潘复是奉系的红人，他和张宗昌、张学良交情深厚，是二张身边不可少的人物，所以他当时炙手可热 ，一会儿传他要做财政总长，一会儿传他要组阁。二张在女人和麻将牌上是少不了他的。

北洋时代的特­色­，除了那些颟顸、粗鲁、愚而自用的形形­色­­色­军阀而外，就是还产生一批那个时代的政客，这些政客不需要吟诗，而要会陪酒、陪赌和在女人方面有丰富的资料。

吴、张会议中决定的，是用兵南口，由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联合发表宣言，合作讨冯，并下总攻击令。奉、直、晋联合讨冯后，主战场在南口，统帅则推吴佩孚担任，关内奉军和直鲁军悉听吴指挥。

吴把攻南口的责任交给了田维勤，悄悄告诉田：如果攻下南口，即以察哈尔都统相酬。田维勤是靳云鹗的部下，他的军队并不能打仗，吴以田为主力 ，又是走错了一着。而吴把察哈尔都统随便许人，也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因为察哈尔和绥远在奉张看来是他的禁脔。正因为如此，所以奉张虽然表面支持，实际上内心则不谓然，所以奉军按兵不动，有黄鹤楼看翻船之态。

不争气的是田维勤，今天哗变一团，明天哗变一旅，久攻无功，而守南口的国民军却越战越勇，吴大帅长胜将军的威风为之扫地以尽。

田也学寇英杰打假捷电的方法，报捷电十分之九不确，吴气得暴跳如雷。然而不如意事接踵而至，吴攻南口不下，湖南方面则告急电一日数至。吴咬紧牙关宣称：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南返。

曹锟命彭寿莘劝吴放弃南口军事，早日回武汉部署湘鄂防务，吴坚持不肯。

吴佩孚为了便利和指挥进攻南口，乃在保定设立总指挥部，所有南口和大同两方面的军事，都归该部直接指挥，吴自任总指挥，以王为蔚担任中路，出涞源，田维勤任右翼攻怀来，魏益三任左翼攻蔚县。

国民军求和不得，乃改编七军，推张之江任总司令，第一军鹿钟麟，第二军宋哲元，第三军李鸣钟，第四军郑金声，第五军门致中，第六军石友三，第七军刘郁芬。每军均辖两师，其战略为在南口及多伦诺尔主守，对大同主攻。鹿钟麟派飞机在大同散传单，限人民自即日出城，否则掷百磅炸弹。张之江则函阎，谓国民军为自存计不得不取大同，俟大局定后，当即奉还云。

国民军既然对山西采攻势，阎锡山乃迭电催促奉军、直军火速进兵，且谓“养寇贻患，晋难安枕，与其日寻­干­戈于将来，不若锡山让位于此日”等语。晋军分三路，中路商震由得胜口攻丰镇，东路张培梅由天镇攻柴沟堡，西路孔繁蔚由右玉攻绥远。阎自任总司令。

国民军集中全力压迫山西，15年6月27日攻占大同，晋军右翼商震部退怀仁，左翼孔繁蔚部退英家窑，鹿钟麟、李鸣钟，韩复渠由得胜、镇川、驻市三口，分三路进攻雁门关。

7月3日吴佩孚在保定会议，分编四军，吴自任第一军总司令，直辖田维勤、王为蔚等部。第二军总司令彭寿莘。第三军总司令阎治堂，第四军总司令齐燮元，副司令魏益三。7月中旬王为蔚部抵蔚县与方振武部接触，进袭狼牙口，入雁门关，魏益三部抵广灵。

奉军、直鲁联军、直军、晋军联合作战，大体共分五项：（一）各方共出兵40万主力，另组别动队策应。（二）直军出兵七师四旅，奉军出师五师八旅，统归吴佩孚指挥，分三路进攻西北。（三）南口军事以奉军为主力，直军为副。（四）晋北以晋军为主力，直军为副。（五）直、晋两省扫除国民军后，再议第二步。

吴佩孚这次东山再起，每次用兵都不顺利，他原以为一鼓作气可以攻下南口，怎知国民军坚守南口，他的军队久战无功，田维勤的部队且一再谎报军情，夸大战果，贻笑中外。

他在不得已情况下，把进攻南口的主力，让给奉军，对吴来说，实在很丢面子。奉军和直鲁联军担任战场主角后，张作霖重新编组其部队分为三路，第一路徐源泉，第二路荣臻，第三路韩麟春。总指挥褚玉璞，后方总司令张学良，前敌总司令张宗昌。

关于国民军在南口的苦战以迄失守经过，特抄守南口的刘汝明所撰回忆录有关此一段经过于后：

“六月二十二日，石筱山（敬亭）兄到南口来视察。他参观了阵地以后，筱山兄叫着我的号说：子亮，你要小心敌人抄你的后路，我看八达岭、居庸关这一带山高且险，你的兵力又薄弱，如果叫敌人迂回过来把山占据，火车及一切都要绝断了。我听了，看看附近的人很多，便说：沿铁路两侧，我都埋伏得有人，你没有看到。回到师部我和筱山说：你顾虑得是，敌人如果从南口正面或附近来攻，我这一个师足可应付，倘若敌人要从南口以东三十里，或南口以西三十里向康庄、怀来迂回，我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筱山回去大约向张、鹿诸公报告了，鹿的手枪旅季振同团，立刻就进驻居庸关。

西北督办公署参谋长曹浩森也以电话通知我：佟麟阁的第十一师进驻康庄车站以东延庆县与得胜口一带，陈希圣的第三师开到康庄车站以西地区，防守居庸关右翼的长城各小口。这两部是来掩护我的左右侧背，叫我和他们切实连系。曹浩森是日本留学，由李烈钧介绍来的，熊哲民（斌）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在我们南苑练兵时期，由刘骥介绍来的。陈希圣兄是接郑金声新任第三师长，他是山东荷泽人，与我的私交也很好。我们这时的全部兵力，除了骑炮兵，一共有十二个师，第一师是徐永昌，第二师是孙良诚，第三师是陈希圣，四、八、九，我记不清是谁，第五师韩复榘，第六师是石友三，第七师是马鸿逵，第十师是我，十一师是佟麟阁，十二师先是蒋鸿遇以绥远都统兼，后来孙连仲调任，石敬亭是西北军援军后方总指挥。

佟、陈两师刚上来，敌人又开始猛攻，这次是张宗昌进攻南口正面，张学良攻得胜口迂回我的左翼，吴佩孚亲督田维勤、潘鸿钧两部选的­精­兵，从我们右翼，直攻康庄。从七月上旬起，张宗昌连攻了南口三天，每次都是攻到外壕边便叫我们击退。吴佩孚进攻的部队也毫无进展，只有奉军有三百多人从南口、得胜之间的空隙，乘夜爬山绕到居庸关东七八里处，立刻就被季振同团包围歼灭。季团的副团长也阵亡，士兵伤亡了也很多。敌人这次总攻又失败了，不过我们也很危险，幸而有石筱山的建议，我的侧背有了掩护，不然真也不堪设想。

七月十日鹿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的意见放弃南口的阵地，退守居庸关、八达岭纵深配备。他又说：古时战争大多数是守居庸关，既可以节省兵力，敌人的重兵器也不容易活动。我在连次获胜之后，也许有点轻敌，我认为南口阵地的工事是金城汤池，左右侧背有佟、陈两师也是安如磐石，不过我还是向鹿说：让我和三个旅长商量商量，再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我集合三个旅长和主要的幕僚开会，把鹿的电话传达一遍，再问他们的意见。

胡长海、张万庆两位旅长都没什么意见，王书箴旅长却激烈反对，他除了和我相同的意见之外，还说守南口可以予敌人以威胁，可以叫他们寝食不安，何况南口已坚守了三个月，敌人不停的进攻，也没有越过雷池一步，弃之也未免可惜。我便打电话向鹿先生报告，把我们的商量结果告诉他，他也没有坚持，他大约已经知道广东方面北阀大军快有行动了。

七月下旬张之江督办传来冯从俄国的来电，说蒋中正率领北阀大军进攻两湖，要我们坚守南口以牵制吴佩孚。这时吴佩孚与张作霖，经过几次会商也达成了‘军事合作到底，政治以后再谈’的协议，继续进攻南口。吴佩孚恨冯入骨，必欲把我们解决而后已。北伐大军虽已行动，他仍然把他的主力部队置于北方，进攻南口，等到后来他回到南方时北阀大军已经打出湖南了。

八月初，奉、直、鲁、晋各路敌军大举进攻，多伦、南口以及晋北方面同时激战，多伦首先失守。本来宋哲元是守多伦的，后来因为晋北紧张，宋奉命为攻晋总指挥，石敬亭为参谋长，多伦交给骑兵师席液池防守，奉军吴俊升、汤玉麟来攻，因为众寡不敌；加以席与旅长王镇淮意见不合，多伦就此失守。八月九日南口当面由奉、吴、张宗昌再举总攻，铁路以东奉、鲁军选了六个攻击点，每人攻击点都使用一个旅兵力，用宝塔式的攻击。铁路以西也有直吴军四五个旅攻击。攻击一开始先用排炮猛轰，再用坦克车及步兵排、连、营、团冲锋，我的三个旅同时告急，我的师属独立营，能作战的都开到前线去了，炮兵的驭手也被王书箴要了去，只剩下炮手放炮。以致到撤退时无人牵马拉炮，炮也丢了。到了十二日，敌人的坦克车九辆，将我们关公岭东沙河滩所筑的石墙冲倒，所有的副防御全毁，电网被破坏的也很多，电流也不通了。铁路机厂的发电人员，也潜逃无踪。战况如此惨烈，所幸将士都能用命，卒能将敌人一一击退。

十五日早上九点钟左右的样子，鹿打电话给我说，多伦方面的吴俊升敌军，已威胁到张家口了。全军要向绥远、包头总退却。又说第十师苦战了四个月，敌人以数十万众倾巢来犯，中国战场上空前没见过的飞机、坦克车也来参战，而始终不能得逞，你们的英勇­精­神全军敬佩。现在因为多伦失守，不能不退，你要立刻经张家口、柴沟堡，向绥远、包头撤退。我说：现在已经九点多了，单是铁路两侧就有十几个旅攻击，战事正烈，白天无法撤，到天黑了再撤吧。鹿说：也好。他又说：指挥部即经张家口往绥远撤，你无论如何要在三天之内，通过张家口。第三师方面现在无战事，已经叫他们撤退了。十一师方面现在也正在打着，他们也是天黑了撤。鹿说完他的指挥部就撤了，当时如果我立即把鹿命令下达，重武器也许不会丢，部队损失也许不会那么多。可是我想，命令下早了，会使他们动摇，四个月都过去了，这半天就不能撑了么？那知到了下午三点，卅旅阵地就被敌突破，卅旅是在正面，廿八旅在关公岭方面，廿九旅在铁路以西。卅旅被突破，阵地便会被分为两半。我知道已不能再撑，便急以电话通知廿八、廿九两旅速向康庄撤退，如果南口不能通过，便翻山走到康庄车站集合。当时我手中还有半个机枪连，两挺重机枪，便叫连长胡光武带着占领南口的南面寨墙，掩护卅旅撤退。一直到六点多钟，卅旅的官兵也退回不少，但还不见王旅长。情势已不能再等，便带着一部分官兵，步行到居庸关，上了火车到康庄。到了康庄，令铁路方面准备火车，上满一列车便开一列车。这时候听说王书箴旅长被俘了。王旅长有胆有识，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以后被张宗昌在北京杀害，每每想起他来，都为之惋惜不已。

我乘第三列兵车在十六日下午到张家口，督办公署已撤走了，车站的人告诉我，柴沟堡这边六七里处有督办公署的一列车翻了，人可以到翻车处下车，骡马必需在有站台的车站先下车。这几天平绥铁路也是连出事故。卓资山机车相撞，下花园翻车，柴沟堡又翻车，都有不少的人伤亡，所给予士气军心影响极大，在大军转进的时候，更扩大了失败心理，各部队几乎都已不成为有组织的部队，我们这次是打败了，败的已近乎分崩离析。”

刘汝明回忆南口之战，只述国民军方面，至于奉军、直军和直鲁联军方面情况，兹再抄当时《国闻周报》一部分于后：

“吴负责进攻南口军事后，由于田维勤部久攻南口无功，而田部陈鼎甲旅叛变于前，吴世孑旅之贾马二团又变于后，硕果仅存的只有张万信及纪某两旅，亦受包围。田部于此战斗力遂告消失。至于魏益三部亦不可恃。张宗昌自前线巡视回京后，乃与张学良商量，如欲速下南口，非变更战略不可，两张遂将前线险状告之张其锽，经张赴长辛店向吴报告，吴对变更战略完全同意，以南口及怀来任务全交奉军及直鲁联军指挥。

南口方面，张宗昌八月三日晚据报，直奉联军占南口第一险要之二道关，乘胜进攻，前锋至长城外延庆附近，进窥八达岭，攻居庸关北口。张学良语人，此次攻克龙虎台及南口防线两道，系利用大雨，以炮火胁迫敌军退出战壕。三日夜半，于珍占领长城外虎峪村，又由得胜口攻葵花峪。张学良、韩麟春六日通电，谓右翼通过二道关，中央由得胜北三里，深入敌阵，敌屡次反攻，均无效。即此可见奉军纵以重炮压迫，面西北军犹竭力反攻也。七日晨起，西北军各路反攻极烈，双方剧战。张学良是日晨赴昌平，下总攻令。重炮声竟日不绝。

七日昌平全线猛烈攻击，左右翼达山根南口正面，距国民军仅有里许，尚未克复，右翼系奉军第四混成旅，迂回虎峪山村后方。左翼系联军第十一旅，已达山根，迁回绕攻南口之右侧。张学良八日夜返京，九日赴前线督战。张宗昌亦有拟率卫队赴昌平说。

八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南口镇被奉鲁联军攻下，此次西北军失陷南口原因有三：（一）西北军之守南口，原以十三陵白阳城等处为东西犄角，以前联军正面进攻，常受东西两路之夹击，陷于不利，自变更战略后，联军分三路进攻，左右两翼，先后将十三陵、白阳城等处西北军击退。中路占领龙虎台等要隘，右翼又抄出得胜口，进攻虎峪村，断南口后路。南口虽险，至此犄角尽失，三面受敌，不易防守。（二）联军进攻兵力在十万以上，守南口之西北军，仅郑金声、刘汝明等部三万余人，众寡不敌。（三）长城附近山洪暴发，军用桥梁多被冲毁，后方接济异常困难。有此三因，西北军不得不弃南口而退。当十一日联军严令猛攻时，西北军竭力抵抗，损失甚钜，延至十三日势不能支，遂一面在居庸关岔道等处布防，一面将南口守兵撤退，由刘汝明担任断后，十三日夜间与联军猛烈激战后，即陆续撤退。至十四日清晨，大队业经撤尽，仅留少数军队阻止追兵，并将重要工程加以破坏。闻自十一日起至南口攻下止，双方血战四昼夜，西北军死伤一万余人，联军方面死伤尤众，约在二万以上，此南口攻克之经过也。南口攻下之前数小时，虎峪村先为奉军占领，尤使西北军不得不向居庸、康庄、延庆而退。

奉鲁军以生力军两旅担任追击，而首先入南口者，则为奉军于珍部赵鸣皋之第三十七旅。其所恃则全在邹作华之重炮队也。据连日联军公布，十五日克横岭城镇边城，正面奉军达青龙桥，十六日午占康庄，又续进占怀来。直军方面，担任西路之田维勤部，前此迟回不进，但十六日亦电告克怀来。又谓纪旅占土木堡站，田已进驻怀来，马吉第部十七日晚入涿鹿，向宣化追击。谭庆林部十五日下午占延庆，别队占龙沙关，十七日占宁远，距张家口六十二里，张学良、韩麟春十六日通电，报告所部向宣化追击经过，谓西北军已在张家口备车，日内开始撤退。第一步退丰镇，第二步退平地泉，第三步退绥远，第四步退包头，然后渡黄河，一部退甘肃，一部退库伦。大同西北军亦向西退却。阎锡山十五日电告，已令各军由浑源、偏关、天镇三路猛攻。冀断京绥路西北军归路。吴俊升则派穆春任中路，万福麟任东路，汲金纯任西路。进攻沽源，大概此路西北军亦必在撤退之中。闻吴佩孚十六日电平凉张兆钾，希会甘军，集中皋兰，逐西北军出境。另由马福祥电诸马，出兵宁夏，阻冯军西退。盖今日奉直联军固以会师张垣为目的，而又不愿西北军退守绥远甘肃也。

十五年八月下旬国民军退守平地泉、包头。而宣化、张家口、大同、丰镇均在所谓讨赤联军之手。初，直军王为蔚部十八日占宣化，奉鲁联军亦继至。直军报告十九日下午入张口，奉军则谓二十晨进占张垣。实则西北军大队早于十六日由张口撤退，辎重无大损失。晋军十九日克大同车站及怀仁，进攻丰镇。奉军第九、第十两军亦沿铁路前进会师。阎锡山二十二日电告，傅师卢旅二十一日攻克丰镇，西北军既失丰镇，遂退平地泉。接平地泉在丰镇西北一百五十里，如联军再进攻，拟退卓资山扼守。又一说，则谓西北军以平地泉、包头、绥远为三道防线。讨赤军是否再行进攻，则不得而知矣。

八月二十六日晋军攻克平地泉。阎锡山发电请奉鲁联军不必再进，西北军事晋军足以了之。又二十九日电告，晋军克平地泉后，追击队二十八日克卓资山，进逼绥远。但奉联军开­干­部会议，追击西北军，决以包头为止。包头以西，交阎锡山、刘镇华办理。双方所争，绥远地盘。盖奉方除汤玉麟任热河都统外，已任高维岳为察哈尔都统，三特区已占其二，岂容放弃绥远。而阎锡山本有任商震为绥远都统以固门户之意，所以电阻奉鲁军之西进。张学良、韩麟春三十一日晨偕高维岳赴张家口，将再赴大同丰镇，而察啥尔属之各官，奉直又均有委派，京兆尹李垣则又向齐燮元索还京西琢州、房山、良乡、固安四县收税各权，保大之军民政权亦有问题。

国民军败退声中，冯玉祥十七日自莫斯科启程回国，廿九日已抵库伦、徐谦偕西北军代表李鸣钟、刘骥二十三日抵粤，徐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冯在莫斯科，由徐介绍加入国民党。刘骥、李鸣钟提合作办法十三条，请委冯玉祥西北军总制，暂以总制名义，统制西北军。国民党中央党部乃于廿七日欢迎国民军加入党籍。”

二四一、军阀杀记者

吴、张在北京会晤时，吴愿独力进攻南口，张作霖笑哈哈地对吴说：“敝部悉听二哥指挥，我的部队就是你的部队。”南口攻下时，吴以主帅资格论功行赏，保举作战有功人员，他觉得奉军将领出力最多，应该予以嘉奖。

杜锡珪代阁根据吴的保举单发表一批叙勋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张学良加上将衔。怎知吴的好意却碰了一个钉子，张学良首先来电坚辞，张宗昌及其他奉军、直鲁联军将领亦表示不受吴的保荐，且云：“本军系奉上将军（指张作霖）命令，叙勋授爵应由上将军查明具报办理。”

张作霖是上将军，张宗昌在奉军中处于养子地位，吴荐张为上将军，张拒绝，当然是做给奉张看的。

张宗昌不只拒受上将军，且有函给吴佩孚，要求改组内阁，并支持孙宝琦继任国务总理，北洋军阀只要军力一大 ，就要对中央过问，张宗昌何能例外。张函如下：

“前略，现在中央政府，业已成立。当此军务未了之际。应以讨赤为其责任。乃观政府近日举措，殊不尽然，用兵之道，饷项为先。自古至今，断无饥饿之兵，能当大敌。宗昌所部各军，今日所负军事责任，何等艰难重大。政府当局，应如何劳身焦思，以助其功。乃自内阁成立以来，一筹莫展，以我国财政情形而论，固属困难万端，然政府如能处理有方，热心负责，则勉筹一二千万，以应急需，亦非不可能之事。而政府中人，未闻有此。若非全无能力，即为不尽厥职，二者必居其一。且政府对于宗昌等军，形同无视，宗昌屡次派员催促，当面请托，一概置若罔闻，全以空言相向。宗昌欲筹少数犒军经费，携赴南口，迟之甚久，未能足数，无法以慰前敌官兵。诸公高座堂庙，欲以空言驱人效命，宗昌则以何术能使将士用命乎？且用人为国家大政，况当用兵之际，尤以赏功问罪，示天下以公平，方能鼓舞人心，树为标的。即我公驾驭英豪，意欲澄清天下，亦非此道莫由。乃政府近日用人，则异于是，贤才未及登用，功绩未及酬庸。而向与讨赤无关之人，阁内阁外反日日见诸任命。似此用人行政，颇似植党营私，全无功罪赏罚标准，又何以鼓舞将吏克敌立功。以上所云，皆为事实。故以责任政府之义绳之，今日政府，实应负贻误军事之责。除非改弦更张，另组新阁，势必政治未良，影响及于军事。讨赤之事，无法进行，不仅宗昌无以对我公，即我公亦无以慰天下。宗昌愚虑所及，以为今日心阁，兼行摄政，权贵俱重，迥异平时。非得老成硕望，不足以镇中枢。前次曾以管见上尘钧听，以为孙慕老资深望重，中外所知，内政外交，皆为老辈，能于此时请其组阁，当能从容坐镇，以收中外人心。财交等部，职权重要，亦当妙选长才，分担艰钜。设能如此布置，实于今日军事，所裨非小。讨赤一役，庶几能尽其功。否则政府酣嬉于内，军士怨愤于外，大局前途，未知所届。”

杜锡珪代阁又摄政，本来就完全是吴佩孚一人的主张，南口攻下后，张宗昌发言权突然增加，他表示对杜阁强烈不满，然而，奉系方面认为独揽中央大权的机会尚未到临，所以并不积极倒阁。

吴佩孚这时身在北方，心悬南方，因为湖南问题严重，唐生智投靠广东的革命阵营。为革命军打通了北伐的咽喉要道。本来广东方面的革命军，从孙中山在世时起 ，就致力于北伐军事，因为湖南的梗阻，北伐军不能顺利进入湖南，因此北上之路未通。唐生智驱走赵恒惕以后，由于吴坚决支持赵恒惕和叶开鑫，所以唐生智乃投靠北伐军。北伐军支持唐生智北进，遂使湖南局势日益紧张。湖北方面日日有告急电给吴，吴因为南口没有攻下，无法分身。南口攻下以后，他便亟亟安排返回武汉，指挥两湖战事。

8月22日张作霖派郑谦入关与吴佩孚接洽内阁改组问题，郑即偕张其锽由北京赴保定，竭吴请示，并代表奉张送吴南行。

杜锡珪身不由主，自张宗昌倒阁通电发表后，为之意兴阑珊。8月20日晚宴阁员密议总辞职，21日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略谓：“前以军事方殷，中枢乏主，曾表示于最短时期暂维现状，今幸军事结束，自当引退让贤”云云。杜电发出后仅吴佩孚和孙传芳复电慰留，其他各方毫无表示，更使杜感到泄气。22日郑谦和张其锽抵保定后，吴佩孚在光园开会，郑谦、于国珍代表奉方出席，吴表示对西北问题应予彻底解决。自己对西北地盘和内阁问题不愿多主张，拟请张作霖主持，不过希望在没有适当人选以前杜阁暂予维持。光园会议后，郑谦于23日回京，24日返奉向张报告吴的态度。张表示中枢仍听吴主持，如果内阁局部改组，要奉方派人参加，则除财、交两部外，其他均无意见。孙传芳亦表示不问中枢政事，代表孙入阁的农长杨文恺亦留南京未北返。

据说北京政局的内幕是三张联合排斥杜锡珪，所谓的三张是张国淦、张志潭和张其锽。张国淦是北洋老人，张志潭一直是吴在北京的代表，张其锽则是现在吴的红人，三张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北京政局的症结，总理人选除了大军阀的支持外，最重要的是财政问题，然而当时的财政，谁也不能点石成金，因此谁也没有办法，除了借外债而外，任何办法都行不通。

张宗昌攻下南口要钱，肃清西北冯玉祥部队也要钱，吴佩孚援湘军事也要钱。杜锡珪既非巧­妇­，如何能为无米之炊，顾维钧以办外交能手而负责财政，其意不过是动洋人脑筋，也毫无作为。

当奉军入北京后，讨赤的气氛非常强烈。邵飘萍在那个时候是个炙手可热的新闻记者。他在郭松龄倒戈时，帮郭骂张作霖，当奉军进占北京，邵飘萍自己也知道处境危险，所以及时避入东交民巷，住在六国饭店。奉军派出特务去疏通邵的好友张汉举等，告以奉方对邵已有谅解，不会采取任何激烈行动，尽可放心回家。怎知邵的寓所已早在奉方便衣特务监视中，邵一出东交民巷就被跟踪，邵返抵家尚未进门，就被门口的特务所逮捕，这是15年4月20日下午7时左右的事。

25日邵的报界友好和新闻记者13人联袂往竭张学良为邵求情，张学良以手作砍头式回答，大家知道邵是凶多吉少了，26日上午5时左右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

邵被杀后，北京空气极为紧张，很多报刊都纷纷自动停刊，以免遭殃。原来民国初年军阀时代，新闻却是相当有自由的，军阀们虽然蛮不讲理，可是对新闻批评大体还能容忍。直到奉军入京后，形势才为之一变，邵飘萍被枪毙后，人人为之自危。

接着发生了《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枪毙的案子。15年8月6日清晨，宪兵司令王琦派兵到林白水家中去抓林，一共开来了三辆军用卡军，好像抓江洋大盗，宪兵说请林先生到司令部去谈话，结果车子直驶天桥刑场，仅在前门外宪兵分队停了10分钟，是打电话向王琦请示，总计从被捕到行刑，前后不过3小时。行刑前行刑人员问林有没有遗言，林说：希望自己的儿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

林白水被枪毙以后，第二天《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社长成舍我也被捕，被捕的情形和先一天林白水被捕完全一样，由三辆军用卡军押送到宪兵司令部，关进一间小房，由荷枪实弹的奉军驻守，成舍我心想，此命休矣。他是一位正直的记者。他的报纸是靠销路维持，他的从业人员都是考试进入，第一批考入的三名编辑记者中，有一位是黄少谷。

成舍我的被捕，是因为他的报纸敢说敢写，对于奉军毫不客气的批评，他从不接受任何金钱上的补贴。他的报纸是正统的舆论，讲是非，别善恶，正因此而触怒了奉方，认为他一定有背景。他被捕后幸得孙宝琦出面向张宗昌疏通，而张宗昌正推荐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对孙颇为买帐，因此成舍我被捕四天后竟死里逃生，被释放出来。

二四二、誓师北伐

当北洋军阀互相争伐不已之时，南方的革命势力有了极重要的变化。蒋中正在二次东征时即深深体会到没有强大的革命武力，是无法贯彻革命的抱负，因此主张：“要在一年之内统一两广，三年之内统一中国”。

民国15年元月，蒋中正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提出军事报告：

“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的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完全可以动员，人数有八万五千人。兵士的饷额有一定预算，兵士的生活，也较前改善。又有军校陆军学生六千余人，足抵一师之数。再用此­精­神积极整顿，本党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

蒋中正又对黄埔军校学生说出北伐的心愿：

“北伐未完成，为国父毕生的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此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为无意义的举动。”

15年4月3日，蒋中正吁请国民政府早日决定北伐大计：

“北方自国民军退出京、津以后，中国形势之变化，其迅速与重要，非昔日沉闷与轻易之状态可比，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为稳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法国恨苏俄在华之势力复张，故急使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之北伐。总之，此后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根据地无疑，且其限期，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也。”

同月30日这一天，再亲自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提请研讨北伐计划。这中间主要的方针大略是：

“中国势力均衡，现已有所改变，正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交战之冯玉祥国民军，已撤出北京，退守平绥路，预料日本将予张作霖以财政与军事援助，使其摧毁冯玉祥之国民军。同时，英、日两国均可能支援军阀吴佩孚，使其进攻广东之国民革命军，在云南之军阀唐继尧，亦将接受外援，出兵阻挠北伐。在此一情势之下，国民党之正当策略，为谋取冯玉祥之合作，劝其退至西北，联合山西阎锡山之晋军，以牵制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向南伸张。同时，争取贵州及四川之地方部队，用以防止唐继尧之阻挠北伐。并应积极争取湖南唐生智湘军与江西地方部队，使其参加国民革命军阵营。尤应设法中立盘据苏、浙、赣、皖、闽五省之军阀孙传芳。倘以上各工作皆已进行，则国民革命军准备，当于三个月内完成。深信北伐军必能迅速占领武汉，将国民革命第一层障碍之直系军阀吴佩孚势力，完全消除。”

民国15年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统帅陆海空三军。7月1日以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下达了北伐的动员令：

“本军继承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除第四、第七两军先行出发，协同第八军相机前进外，兹特将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各军前进集中计划各项图表，随令颁发，仰即遵照。此令。”

7月9日，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就职典礼上，由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授印，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授旗，国府委员孙科奉孙中山遗像。

北伐誓师词是一篇庄严而雄伟的史诗：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阀罪，残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嗟我将士，一德一心，毋忘耻辱，毋惮艰辛，毋惜尔死，毋偷尔生。壮烈之死，荣于偷生。嗟我将士！保此国家。嗟我将士！保此人民。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惟纪与律，可以致胜。生命为私，纪律为公，生命为轻，命令为重，嗟我将士！团结彻终，相爱相亲。毋惧强敌，毋轻小丑，万众一心，风雨同舟。我不杀贼，贼岂肯休，势不两立，义无夷犹。我不牺牲，国将沉沦，我不流血，民无安宁，国既沉沦，家孰与存？民不安宁，我孰与生？嗟我将士！矢尔忠诚，三民主义，革命之魂。嗟我将士！偕作同仇，革命不成，将士之羞。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死则俱死。存亡绝续，决于今兹，不率从者，军法无私。”

从这一天起，“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雄壮歌声，随着战斗的怒潮，响彻了全国各地。

国民革命军统一军制，早在民国14年即成立第一军至第五军五个军，其后程潜所部改编为第六军，15年春两广统一后，广西部队编为第七军。5月唐生智投效，改其部为第八军。

各军编制兵力和指挥官名单如下：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

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辖孙元良、倪弼、薛岳三个团。

第二师师长刘峙，辖陈继承、蒋鼎文、惠东升三个团。

第三师师长谭曙卿，辖涂思宗、徐庭瑶、卫立煌三个团。

第十四师师长冯轶裴，辖郑振铨、蔡熙盛、周址三个团。

第廿师师长钱大钧，辖王文翰、赵锦雯、李杲三个团及刘秉粹补充团。

补充团长张贞。炮兵团长蔡忠笏。警卫团长朱毅之。

第一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一个团。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第四师师长张辉瓒，辖谢毅伯、周卫黄、邓赫绩三个团。

第五师师长谭道源，辖罗寿颐、彭璋、朱刚伟三个团。

第六师师长戴岳，辖黄友鹄、廖新甲、刘风三个团。

教导师师长陈嘉祐，辖余泽篯、李蕴珩两个团。

炮兵团长谢慕韩。

第二军合共兵力步兵11个团，炮兵一个团。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第七师师长王均，辖曾万钟、万人敌、彭武扬三个团。

第八师师长朱世贵，辖韦杵、祝膏如、李思愬三个团。

第九师师长朱培德兼，辖顾德恒、李明扬两个团。

宪兵营长武宣国。炮兵营长张言传。

第三军合共兵力步兵八个团，炮兵、宪兵各一营。

第四军军长李济琛。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辖蔡廷楷、范汉杰、戴戟三个团。

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辖香翰屏、余汉谋、黄震球三个团。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辖缪培南、黄琪翔、许志锐三个团。

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辖云瀛桥、陆兰培、陈章甫三个团。

独立团长叶挺。

炮兵营长郭思演、薛仰忠。

第四军合共兵力步兵13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第十五师师长李群。

第十六师师长陈炳章。

独立第一团长梁林，第二团团长林驹。

第五军合共兵力步兵八个团，炮兵一个营。

第六军军长程潜。

第十七师师长邓彦华。

第十八师师长胡谦。

第十九师师长杨源浚。

炮兵营营长莫希德、罗心源。

第六军合共兵力步兵九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第一旅旅长夏威。

第二旅旅长李明瑞。

第三旅旅长伍廷扬。

第四旅旅长黄旭初。

第五旅旅长刘日福。

第六旅旅长韦云淞。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第九旅旅长吕焕炎。

第七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第二师师长何键。

第三师师长李品仙。

第四师师长刘兴。

教导师师长周斓。

第五师师长叶琪。

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

教导团团长周荣充。

炮兵团团长王锡焘。

第八军合共兵力步兵22个团，炮兵一个团。

北伐军出师时，后方之巩固布置分为七个警备区，直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配置情形如下：

潮梅警备司令由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驻军汕头。

广属警备司令由第廿师师长钱大钧兼，驻军广州。

惠属警备司令由第十八师师长胡谦兼，驻军惠州。

韶属警备司令由第二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兼，驻军韶关。

肇属警备司令由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兼，驻军肇庆。

钦廉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兼，驻军北海。

琼崖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第卅四团团长许志锐兼，驻军琼州海口。

中国国民党为出师北伐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饱，鬻田卖牛，浸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者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生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虞，灾患一至，不免沦于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生命，则直成饿莩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彷徨失业之忧；至于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莩，更无论矣。其他如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后，不但生计仍无可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敦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之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则不投降于军阀，而乞灵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且丧失大半矣！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所致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迄今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有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之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阅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一日不能安其生也。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丁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敦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之困苦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铲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大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二四三、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吴佩孚久攻南口不下，最后靠了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大力相助，才算解决了这个僵局。他在北方既不得意，在南方也走错了路，因为他既不和广东的革命势力合流，又逼迫唐生智投靠革命阵营。

湖南问题是当时南北之间的一个烫手的洋山芋，袁世凯和段祺瑞时代都在湖南问题上栽了跟斗，袁、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吴佩孚如今二次出山，本来就是强弩之末，当然更解决不了湖南问题。吴的谋士张其锽屡次劝吴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吴则小视了湖南，他过去以衡阳撤兵而崛起，每次处理湖南问题都得心应手，这次再起也是起于湖南，他认为别人对付湖南有麻烦，可是他却迎刃而解，所以他对湘事自行其是。

15年4月25日他派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耀祖为湖南省长。

5月2日叶开鑫军进攻长沙，唐军措手不及，由长沙退衡州，叶部分六路追击唐军。

叶开鑫、贺耀祖等都热切希望赵恒惕能遄程返湘，主持全省大政，因此在长沙攻下后，叶即电湘省耆绅转达吴佩孚，请勿下叶督湘、贺长湘的命令，同时通电迎赵讨唐。

5月8日叶开鑫入长沙，委王隆中为湘南招抚使，俾收编唐生智的军队。

湘军一、二、三师组成护湘军，推赵恒惕为总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赵未回湘前由叶开鑫代理总司令，贺耀祖亦以护湘军名义拥赵讨唐，其致赵电略谓战事扩大，非得钓座速归主持，不足以靖湘乱。

赵恒惕自赴上海后，湘省和各方均敦促赵出山，他坚决表示不愿回湘，孙传芳在南京曾热烈相邀，赵遂赴宁小住，孙也促赵回湘主持一切，且电吴说：恢复赵的湘督，于联省、联军、联防俱有禅益，乞一致敦促。

赵恒惕曾有电到广州给国民政府，主张所有客军都退出湘境。因为自唐生智退守衡州后，广东方面即决定出兵援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派戴岳、张赞化、李明扬各军兼程援湘，并令白崇禧、夏威率桂军入湘。

15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

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提早国民革命军北伐。

唐生智获得革命军助阵后声势为之大振，15年6月中旬反攻屡为得手。叶军反胜为败，退据湘乡、湘潭。叶开鑫拟赴前线督师，吴佩孚电派末大霈、王都庆、唐福山为援湘军三路总司令，彭汉章为湘黔边防督办，令彭助叶攻唐。怎知这时彭已向国民政府输诚，通电谓已率全体部属移驻黔东，请政府予以正式名义改编，听候调遣。

这时候吴尚在长辛店，不肯回师南向，他狃于过去湘鄂之役的胜利，低估了革命军力量，只为贵州有袁祖铭，江西有邓如琢，一旦革命军入湘，恰恰陷于左右两翼的包围中，同时也没有海军为江面上的掩护，使长沙和岳州都无法攻也无法守。所以他仍在做“四次征湘”的迷梦。吴佩孚对现状缺乏认识，过去湘军援鄂之役，对吴军没有作战的决心，又因和谈错过了一鼓直下武汉的机会，遂使吴军一举而败湘军。如今唐生智的湘军虽然有限，可是唐军之后尚有养­精­蓄锐的革命军。这支生力军是初生之犊，都抱有气吞斗牛，灭此朝食的勇气。过去吴的部队是基本部队，同时，北方完全是直系的天下，后路源源接应，而这次吴手下只是些杂牌军队，既不能打，又不愿打，今昔异势，吴竟茫然不自知。

长沙再陷于唐生智军攻击中，赵恒惕在各方敦促下，于6月20日偕陈强、梅馨等抵汉口，叶开鑫闻赵抵汉，即驰电欢迎赵即日返湘主持一切。贺耀祖亦派代表到汉口迎赵。赵则分电叶、唐等，劝息兵停战，以免地方糜烂。

吴佩孚获知赵恒惕已抵汉口，即电赵请其尽速解决湘局，以便攻粤，对唐剿抚悉听主持。

6月27日援湘军将领林虎等30余人公宴赵恒惕，席间亦一致敦促赵出山领导湘事，赵则表示湘人苦战，必须各方罢兵言和，始愿出山。

孙传芳有个、寝两电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一则曰：湘人治湘历有年所，炎午返湘，必能息事宁人，南师北旅均宜互相约束，对于湘战严守中立，免致引起纠纷。一则曰：炎午回湘，当能调解一切，如双方减除误会，将湘事一任湘人自为，则前途皆相安于无事。至赣邓（琢如）调军窥粤之说，必系传闻之误，吾兄若将赣边粤军撤回和璞，必能阖境自安云云。

7月1日赵恒惕答宴湘鄂军政界，于是外间盛传鄂、赣、川、黔、粤，桂各军共推赵为总司令。孙传芳亦派代表抵汉谒赵，吴佩孚亦派符定一回汉与赵商湘事，吴并电鄂督陈嘉谟，令陈转达援湘各司令，一切听赵之命令。

国民革命军亦积极增援唐生智。

赵恒惕于7月初由汉口赴长沙。国民革命军于7月5日

电赵，劝赵改图讨吴，电云：

“长沙赵炎午先生鉴：日前接诵快电，兹闻已抵长沙，深为感慰，三湘为革命策源地，自湘与粤不同调，西南之团结破裂，北洋军阀愈无忌惮，比年以来，无岁不战，西南各省受其构煽，迄无宁日。联省自治之说只可涂饰一时之耳目，然而国家则将深受其祸矣。此次湘省战祸全为竞秋（叶开鑫号）受吴氏之伪命所构成。吴氏抱武力统一之迷梦，不惜倒行逆施以遂其大欲。其对于西南将士，几如帝国主义之对于殖民地之酋长，使其自相残杀为唯一妙计。竞秋之于梦潇（唐生智号），即认为兄弟阋墙之争，亦何至遽背全省人民之公意，悍然引吴军入室乎！先总理曾誓师北伐以讨曹吴，今吴氏复起，中正必继先总理遗志以讨之。公本革命党人，从前历史必不肯轻弃，宜以国家与民族之自由独立为重，吴氏之个人感情为轻，幡然改图，共讨国贼。竞秋处曾致忠告，倘得鼎言促其觉悟，为讨吴先驱，共雪嘉鱼之耻，则湘省之战立止，国民革命亦得以完成，全国人民实利赖之。蒋中正。”

北阀的兵力很单薄，革命军不过10万人，包括海军舰队一队，空军飞机一队。这样的兵力和任何一个北洋军阀相比较，都是比不上的。所以在作战的方针上，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采取各个击破。在军事目标上选定了吴佩孚为第一目标，孙传芳为第二目标，张作霖为第三目标。同时在首期作战时特别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从事政治作战。

吴佩孚既然轻视革命力量，加上他本身又是拼凑成军，在南方的兵力亦不雄厚，计有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所属驻守汩罗江北岸平江、通城、岳阳、澧县及鄂西之部可供调遣者约3万余人。陈嘉谟所部鄂军随时可供策应者亦约3万余人，湘军叶开鑫所指挥者亦约2万余人。至谢文炳、唐福山、马济、沈鸿英等部虽约有10万之众，不过谢、沈已溃不成军，唐福山军战斗力亦极薄弱。所以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比较，虽然众寡悬殊，不过革命军是以一当十当百，而北洋军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虽人多势众，却无作战力量。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湖南战局是革命军北伐的首次出师，15年5、6月间，第七军钟祖培旅及第四军叶挺之独立团进抵衡阳、安仁地区，遂使唐生智部在衡山、金兰寺及绿田、龙家湾等处之危急情势消失。6月上旬湘军在上述地区战斗不利，退守涟水及综水北岸。6月下旬革命军第四军之第十、第十二两师集中安仁，第七军之第二、第七，第八等三旅亦已到达永丰附近。

吴佩孚这时还在南口，深知湘局严重，遂令原来计划分四路兵力援湘的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等部增援，并令航空队率飞机两架及兵舰十余艘入湘备战。吴因自己一时不能南下，所以责成叶开鑫部能保有醴陵、湘潭、湘乡之线以待北军来援。不料革命军势如破竹，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集中进迫。湘军处境恶劣，直系在南方的乃急电吴南下，吴因南口战事不能分身，乃电鄂督陈嘉谟：“北方战事吃紧，自身万难南下督战，务请与李倬章、董政国、宋大霈等和衷共济，协助御敌，勿令敌军侵入鄂境。”

吴本希望征服全湘以进军西南，其后形势日非，则希望保持原来阵线以图进展，现在则希望在湖南作战，不使革命军进入湖北。

北伐军决定在湖南提早发动攻击，期一举规复长沙，打通北伐之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前敌总指挥，令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主力分攻醴陵、株州。第八军李品仙师及周斓教导师与鄂军夏斗寅师担任涟水正面佯攻 ，以牵制敌方兵力。以第八军之何键师及刘兴师与第七军之钟祖培旅为主攻部队，攻击潭市及娄底，进而压迫敌人于湘潭湘乡及宁乡，最后会攻长沙。预定7月5日开始攻击。

7月11日革命军李品仙师攻占长沙。

8月12日，蒋中正移驻长沙，主持进攻武汉的部署。决定分三路进军湖北：

中央军以武汉——武胜关为作战目标；

右翼军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

左翼军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

8月16日，蒋中正在长沙发表讨吴宣言。

8月15日起援湘军在汩罗河与吴军大战，援湘军突破汩罗江防线，相继攻占通城、岳州，五里牌、羊楼司等重要地点，吴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入鄂省，向羊楼洞、赵李桥集中。鄂督陈嘉谟亲率第十三混成旅及廿五师改编之一团，开赴汀泗桥增援。

15年8月21日吴佩孚在保定接李倬章等急电乞速南下，而北方战局已告一段落，乃命齐燮元代总司令留长辛店处理一切，吴亲率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南下。23日由保定乘火车南返，24日抵郑州，途过郾城，先召开防务会议，25日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才下车即获悉一片败讯，前方藩篱尽撤，大为震怒。立即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汉口空气非常紧张，租界堆布了沙包，房租一天天飞涨，汽车、马车、洋车满戴箱箧像潮水般流入租界，尤其是有财有地位的人跑得最快。吴在军事会议上痛斥各路将领，并宣布以刘玉春为联军第八军总司令，并严令李倬章等收集岳州、平江、商域败退各军坚守汀泗桥要隘。

8月20日吴亲率刘玉春和陈嘉谟抵咸宁。这时蒋中正亦统率革命军抵达岳州，吴军和革命军在汀泗桥大战，吴佩孚亲临前线，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分八路把守各要口，监视各军，遇有退缩官兵即一刀一个，人头滚滚，一日之间杀了退却的团营长九人，逃兵正法者不计其数，对于没有战意的北洋军，稍挽颓势。

吴佩孚自己立于猛烈的炮火中，刘玉春紧紧地追随他。除了大刀督战队而外，又有机枪督战队。这场大战真是杀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这是北伐军讨吴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如果不是革命军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则吴的这一套战术会守得住的。无如吴佩孚的运气太坏，他遇上的是勇武无敌的革命军，战局稍稍稳定，吴率军回鲇鱼套，飞调海军集中待命，并催援军火速开到武昌来。吴仍在火车中设置他的总部。

有人向吴密告，说汉阳不稳，刘佐龙勾通革命军，吴不相信。前线又传败讯，援军迟迟不来，海军又不及调度。刘玉春从前方败了下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下，满脸淌着热泪说：“我对不起大帅，我的人死了一半，请大帅把我正法吧！”吴正据案草拟反攻命令，获知前线败讯，乃停笔叹了一口气说：“好，你起来吧，你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现在你仍回前方照料，我决定死在武昌了。”他最后一句话声音沙哑，神情惨淡。

吴佩孚撕了反攻计划，决定死守武汉三镇。他下了三道命令：

（一）任命高汝桐为汉阳防守司令；

（二）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

（三）任命靳云鄂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

吴佩孚虽然用大刀督战队和机关枪督战队，可是兵败如山倒，溃兵退却像打冲锋一样。贺胜桥不守，前线距离吴的司令部越来越近，溃退的北兵竟向吴的火车开枪，打死了一名副官和两名卫队。

吴忍痛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不再阻挡退兵，下令设立水陆溃兵收容所，并在蛇山和龟山架设大炮以资防守。吴身边除了刘玉春是一员战将而外，四顾已无可用之将，吴本已不用靳云鹗，可是靳到底还是一员战将，所以临危又起用了他。

在战火告一段落时，刘玉春满头大汗地跑到吴的火车司令部来，仍然直挺挺地跪下，流着眼泪说：“大帅，一切都不成了，这些败兵已经丧魂落魄，靠他们守最后一道防线是不济事的。”吴岸然说：“我绝不放弃武昌，我吴子玉宁肯死在战场上也比死在床上好。”刘慨然站起来挺胸大声说：“大帅不能死，刘玉春愿代大帅守武昌，刘玉春为大帅战死，死也瞑目。”吴猛然双泪夺眶而出，他提拔过不知多少封疆大吏，可是事到危急，竟无一人敢挺身任事，面前这名爱将本是一个无名之辈，却忠义薄天，他慨然说：“事情都坏在岘亭（陈嘉谟）手里，我不许他走开，要他同负城防责任。”

刘玉春当年48岁，是河北省玉田县人，一副北方人高大魁梧模样，头发带着灰白­色­，他原是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第八师本驻守宜昌，并非吴佩孚的基本队伍。吴命寇英杰攻河南时，调第八师为正面进攻部队，刘玉春率三团人参加。前面曾叙述过蒋世杰坚守信阳，而进攻部队就是刘玉春，两人可算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信阳攻下后，寇英杰委刘为信阳警备司令。

蒋世杰死守信阳，使刘玉春印象深刻，这也给他死守武昌增加了信心。吴再起后，左右都是不堪一战的衰兵懦将，刘不失为燕赵慷慨之士，因此吴提升刘为第八师师长，继而又升他为第八军军长，吴北上时就把刘的三团编为卫队旅，用为亲兵。吴南下时又调这三团驰赴前线汀泗桥，所以当时人称刘玉春是吴身边的赵子龙，其实吴、刘的关系就只是这么短。

汀泗桥之战，刘玉春的三个团长都战死，卅39个连长只剩五个，士兵死伤过半。

刘玉春对吴有知遇之感，慷慨独任死守武昌之责。

武汉是中国的心脏，长江和汉水的交叉点，京汉和粤汉铁路的衔接处，华中水陆交通的要冲，东连吴越，西通巴蜀，南接岭表，北带中原，自古即为政略战略必争之地，左有鄱阳湖和洞庭湖，右有汉水和襄河，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盆地，适合守势的持久战。

吴佩孚决定死守武汉，而革命军追击吴军时被水淹阻滞，遂使吴军能从容渡江北逃，一部分退入武昌城内。

15年8月底，革命军沿铁路正面近迫武昌城郊，并向汉阳挺进。

武昌城内的吴军有刘玉春的第八师，吴俊卿的第三师和鄂军第二师的一个营，第廿五师的一个团，第一旅的一部分；守备汉阳、汉口的是高汝桐的第十四师，在武汉上游屯口和金口一带则有叶开鑫的湘军残部及娄云鹤旅的一部，又在武汉下游阳逻，黄州一带则为马济的武卫军及任应歧的豫军第十师。襄河方面自蔡甸至沙洋一带有刘佐龙的鄂军第二师和阎日仁的豫军第二师。此外尚有王献臣的河南游击队，张占鳌的十三混成旅均集结于汉口附近，自北方调来的毅军约四个旅，集中于广水、花园一带积极备战。

9月2日吴佩孚渡江回到查家墩司令部，靳云鹗已应召由­鸡­公山抵汉，毅然以坚守武汉三镇为己任。这时武昌城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革命军在龟山的大炮。龟山在汉阳，其大炮向武昌郊外轰击。

吴恃长江为天堑，所以对大局尚不绝望，他在炮声隆隆中，一会儿渡江到武昌，一会儿回到汉口，夜不交睫，席不暇暖，这是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战。他当时的兵力如下：

总司令吴佩孚驻汉口查家墩。

武、阳、夏警备总司令靳云鹗驻汉口。

湖北督理兼陆军第廿五师师长陈嘉谟，驻汉口、武昌。

湖北暂编第一师长宋大霈由湘境退鄂。

湖北暂编第二师长刘佐龙驻汉阳、蔡甸。

湖北暂编第四师长陈德麟驻武汉。

陆军第七师长王都庆由湘境退鄂。

陆军第八师长刘玉春由信阳调来。

陆军第十四师长高汝桐驻汉阳、汉口。

河南第二师长阎日仁驻襄河方面。

河南第三师长吴俊卿由河南巩县调来。

河南第十师长任应歧驻阳逻、黄冈方面。

第十三混成旅长张占鳌驻武汉。

武卫军马济驻阳逻、黄冈方面。

汉黄镇守使兼水上游击司令杜锡珪驻汉口。

浚滑游击司令王献臣驻武汉。

湘鄂边防军司令兼援湘总司令李倬章驻湘鄂边境。

援湘副司令董政国驻湘鄂边境。

湘军总司令叶开鑫驻武汉、上游。

海军江防舰队驻汉口，江防舰队有军舰十余艘。

毅军约四个旅驻花园、广水。

9月6日清晨，吴佩孚同幕僚在汉口查家墩总部树林中，席地而坐，正谈论前方战况时，忽有炮弹数枚，自龟山方面飞来，落于院内荷花池里，大家极为惊讶。初时据报，说是自己的炮，调错了方向；继则说是刘佐龙师叛变。吴遂率总部各处官佐及卫队一团，登车北上。

吴自汉口仓皇败退，武昌的守城重任便落到刘玉春的身上。武昌守将刘玉春毫无问题是北洋时代一个特殊的军人，他既能打仗又忠于长官，他对吴佩孚有知遇之感，所以死守武昌。

15年10月间，吴佩孚已退出武胜关外，江西南昌已发生争夺战，外面形势日非。而武昌城内尽是败兵之将，在刘玉春所指挥的守城部队万余人中，他直属的第八师只有2000人，别人天天要降，刘则坚持要与城共存亡。他认为吴大帅如此赏识他，他无以为报，奉命守武昌，不能让武昌城断送在他手上。因此，当城外炮火震天，军心离散之际，他一方面要布置死守，一方面还要分出兵力来监视城内杂牌军的行动。

革命军没有用重炮攻城是为了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着想，所以经由商会和英领事居中调停。刘玉春为了缓和革命军的进攻，所以虚与委蛇，暗中却天天和吴佩孚、孙传芳通消息，企望他们能来援救，待援不到，就打算一死。

当时武昌城内尚有居民十万，革命军与城内杂牌军互通声气，馈以香烟和大米饭，城内粮尽援断，见到这些恩物，如获至宝，于是战意更见消沉。刘玉春伤脑筋的，是杂牌军军纪太坏，诛不胜诛。

10月10日武昌城攻破时，刘登蛇山指挥守军死战，战至全城守兵尽降时才被身边的于旅长把他生拉活扯地拉到文华书院，卒被革命军擒获，解往第四军司令部。

蒋中正以刘不失为忠勇军人，下令优待。刘的囚室中有茶、有烟、有卧具，刘的手足也没有上刑具。

革命军攻下武昌后，新闻记者前往采访新闻，顺道访问战俘，其时陈嘉谟亦被俘，与刘囚禁一处。记者们见到这两大战俘时，陈嘉谟垂首不语，刘则慨然而语：“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自问对得住吴大帅，只是觉得太对不住老百姓了。我陆续打开汉阳门放他们出城，由于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放出2000人左右，且争挤淹死的很多，我听了很是伤心。”记者问他是不是反对革命，他说：“今天我已战败，还谈得上反对不反对，我只是凭良心说话。吴大帅主张也许不对，但人格很高，对我更有知遇之恩，我所以明知不能守而要苦战，就是报答吴大帅。我自知殃民危害地方，一死不足以谢罪，今既被俘，把我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赎罪吧！”

刘一边说一边做割­肉­的手式，新闻记者听了他的话，几忘其为反革命之战俘，却佩服其忠义之气概和视死如归的人格。

北伐军以宽大为怀，陈嘉谟和刘玉春都获释。刘回天津贫困无以为生，落拓而死。

吴佩孚在武汉苦战，望孙传芳之援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孙传芳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孙传芳是王占元的部将，他在王占元下面并不得意，他的崭露头角完全是吴佩孚所提拔，这是民国10年湘军援鄂之役，当时孙是败军之将，却为吴所看重。

当民国九、十年间，王占元在北洋军人中和吴佩孚不相上下，仅次于曹锟、张作霖两巨头。湘军攻鄂时，王在湖北不堪一击，乞援于吴，吴虽派萧耀南来援，却袖手旁观，坐待王占元的垮台，乘机攫取了湖北。此后吴虽重用孙，孙则认为江山是自己打的，对吴仅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无所谓知遇之感。所以当吴独力抵挡革命军的攻感时，孙暗自欢喜报了当年萧耀南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失败之仇。孙还有一个妄想，在直系中，曹锟倒了，现在吴佩孚又一蹶不振，此后直系便唯“孙”独尊了。孙传芳希望吴佩孚和革命军两败俱伤，他便可以渔翁得利，独霸中原。

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孙传芳有这种心理，他以为孙是他提携的，同属于直系，又同是山东同乡，不只是这些，退一步来说孙传芳即使只认是友军，过去吴也有恩于孙。过去孙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造成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吴认为多少得到吴的支持；当孙传芳进军浙江时，夏超和周凤歧作了内应，这两人和吴暗中早有联络，因吴的关系才推到孙身上；当孙部与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也和吴早有联络，如果不是他们包抄奉军后路，孙的一点点兵力怎能打奉军这样顺手。所以在吴认为对孙有恩，孙不致于坐视不救。可是在孙来说却不是这么想。

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孙亦自封五省联帅，以示和吴鼎足而立。

当孙击走奉军，收兵回南京时，竟唱起了“联省自治”的旧调，这个调子是吴最不喜欢的。从前湖南人唱省宪时，赵恒惕是吴的好友，吴尚耿耿于心；如今吴的同乡也唱起了，吴悻悻地说：“这简直是南腔北调。”吴曾派蒋方震到南京，代达吴的意愿，吴表示自己主张武力统一，但反对穷兵黩武，不过为了统一不能不使用武力，这所谓的武力是促成统一的工具而不是制造战争的工具。他不赞成打广东，只一人（指冯玉祥）在所必打，同时他反对借外债打中国人。蒋方震到南京把吴的话告诉了孙，孙的答复不着边际。

蒋方震是中国军事学权威，他敬慕吴的风骨，吴尊敬他的学问，两人惺惺相惜。

吴佩孚和孙传芳之间的恩怨，各有各的算法，由于记帐项目不同，因此貌合神离。吴认为尽管孙有孙的打算，自家人终是自家人，断无相争相斗之理，何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孙总不至于会挖他的墙脚。

可是，孙传芳则认为吴已日落西山，早晚必倒，假手于革命军比自己动手省力。孙之不敢公然叛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的部下主张拥吴，如福建督理周荫人，江西总司令邓如琢以及夏超、周凤歧、白宝山、马玉仁等都是吴的信徒，孙虽高踞五省联帅宝座，可是如果公然反吴，这些吴的信徒捣乱有余，所以孙在事实上尽管不受吴的调度，可是表面上仍很恭顺，在电报上还是写：“玉帅钧鉴”。

浙江内部不是很稳定的，因为夏超和周凤歧都各有私心。夏超是民国初年浙江一霸，任谁在浙江督军任内都不能不迁就他。夏曾屡打密电给吴，诉说孙刻薄寡恩，言外颇有只要吴有令，他就可以自任去孙之责，吴则一再复电告诫夏勿妄动。孙和夏既然不和，孙亦有去夏之意，吴亦电孙劝他不要自相残杀，并保证夏不会反孙。吴的本意出于至诚，怎知却招惹了孙的反感，加强了孙去夏的决心，这都是吴不懂权诈的缘故。

齐燮元做了吴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也招来孙的疑忌，因为齐燮元是老江苏督军，当然不会忘记六朝金粉之地，其实吴根本没有意思要齐回南京，只是孙有这种担心而已。孙还有一心病，就是吴和奉张的联合，孙以击走奉军而登上五省联帅位子，现在吴、张联合了，孙岂不日趋孤立！

吴、孙之间的旧帐越算越糊涂，因此有靳云鹗要和孙传芳合组“新直系”的传说。当吴军攻南口不下时，孙每天有电报报告湘中战况，大有自告奋勇之意。南口攻下后，吴把西北善后交给阎锡山和张宗昌，同时派专人密告孙说：“我由南口调五师南下，湖北除陈嘉谟一师留守后方外，尚有第六师可调。我一路沿湘鄂路应战，一路派海军由洞庭湖入岳州。请你出兵由铜鼓、修水直趋浏阳、平江以收夹击之效。我订某日南下，我抵之日最好兄亦到九江。”孙立刻回电说：“谨如尊命办理。”

吴信以为真，怎知吴的专车过信阳时，叶开鑫告急电如雪片飞来，而孙军却渺无音讯。吴到了汉口，孙还端坐石头城与江南名流为文酒之会。吴去电质问，孙以所部配备未就绪作答。苏浙人士纷纷告孙说：“联帅好整以暇，其如玉帅之朝不保夕何？”孙微笑而答曰：“玉帅最好的一条路是下野，让出一条路引诱南军冲杀过来。我有一个比喻，绳子卷做一团，刀砍不断，拉长了一剪便断，这是消灭南军的一个妙计。”

孙传芳便在南京做着这样的美梦！

二四五、北伐军底定江西福建

北伐军攻占长沙，奋战武汉，吴佩孚苦撑待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他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的锦囊妙计是等待革命军和吴佩孚军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以静制动。

国民革命军北伐本是两路进军，一路出湖南入湖北；一路经江西入江苏和浙江。当革命军扬威两湖时，孙传芳乃以大军增援江西，企图分路向湘、鄂边境进侵，并将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所部分为六路：第一路唐福山、张凤歧两部集中萍乡、宜春进犯株州、醴陵；第二路蒋镇臣部集中永新、莲花进犯荣陵、攸县；第三路谢文炳、陈修爵两路，谢部集中万载，陈部集中宁冈；第四路刘宝题集中宜春、抚州一带为总预备队；第五路杨如轩、杨池生部集中新城、大廋，进犯南雄；第六路赖世璜部偕同闽军进犯东江。

15年8月孙传芳颁发援赣计划，以皖军第三混成旅王普部为第一军，以苏军郑俊彦部为第二军，谢鸿勋部为第三军，浙军周凤歧部为第四军，皖军刘凤图部为第五军，并以浙江总司令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9月1日孙联帅抵赣亲自指挥军事。

江西的赖世璜部在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曾随同由粤入赣，本为革命部队。国民政府这次出师北伐时，乃派熊式辉赴江西策反赖世璜，宣达三民主义。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 ，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是一位谋略家，他衔命赴赣，只身前往，15年7月底行抵筠门岭，备受欢迎，他以扼要、简明和有力的辞句说服当地驻军参加革命，为三民主义而奋斗。8月初熊续往瑞金会晤赖世璜，赖在熊的剀切说服后，欣然愿意投效革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仍由赖为师长，熊式辉为师部党代表。赖投效革命，接受国民革命军番号没有公开，因为这时候孙传芳已命令福建督理周荫人以重兵集结汀州、龙岩、上杭、永定、和平等地，赖氏如有异动，将腹背受敌，同时由于赖在表面上仍接受孙传芳和江西督理邓如琢的指挥，因此孙方的作战计划大体可以获知，赖以此转报驻军汕头的何应钦。

当北伐军向湘、鄂进攻时，为了保障其右侧背的安全，以及为了将来的进展容易，所以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兼右翼指挥，迨赖世璜正式宣布起义后，即被委为第十四军军长，熊式辉亦升任军部的党代表。

8月22日孙传芳的援军先头部队已在九江登陆，向赣西推进，所以革命军为了制敌机先，决定乘孙传芳的援军未集中完毕前，主动地采取攻势。

9月3日革命军在李济琛指挥下进攻赣州，由于赖世璜起义，近水楼台，遂于9月6日占领赣州，杨如轩、杨池生两部狼狈逃窜。右翼军在朱培德指挥下亦于6日占领萍乡 ，10日占领宜春城，18日攻克高安。

革命军第六军程潜部于9月10日攻克高安，即向南昌前进，19日午后程潜亲率十九师袭占南昌，由于轻敌冒险，其他各军事前未有协同，孤军深入，孙传芳军自南浔路及樟树两方面积极增援反攻，程潜军力单薄，众寡悬殊，被迫退出南昌。

北伐军认为江西南昌的会战关系北伐全局，所以蒋中正由湘、鄂前线折回长沙，转道入赣，亲自督师。15年9月19日，他进抵萍乡，26日进驻新喻。由于孙传芳的援赣大军云集九江，似有西出鄂境扰袭革命军侧背的企图，北伐军乃抽调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大冶、阳新准备进攻九红。

孙传芳已由苏、浙、皖三省大集援军，编成五个方面军和一个总预备队。

以邓如琢部编成第一方面军，下辖唐福山、张凤歧、蒋镇臣、谢文炳、杨如轩、杨池生、陈修爵、刘宝题等部，担任樟树以南至吉安地区之作战。

以郑俊彦为基­干­，编成第二方面军，下辖李彦清、彭德铨、李良臣、杨赓和、梁鸿恩等部担任南浔路南段乐化、南昌地区之作战。

以卢香亭所部为基­干­编成第三方面军，下辖谢鸿勋、杨震东、刘士林、崔锦溎、李俊义等部，担任南浔中段德安、涂家埠、武宁地区之作战。

以周荫人所部编成第四方面军，在闽粤边境及赣南方面与北伐军对峙。

以陈调元所部编成第五方面军，下辖王普、刘凤图、毕化东等部，在赣北瑞昌及鄂东武|­茓­、富池口、石炭窑一带活动。

以周凤歧部为总预备队下辖斯烈、陈光组两旅，驻守九江、湖口地区策应。

孙传芳自己则在九江口外的江新轮上坐镇指挥。

9月24日由熊式辉所率领的十四军两个团先克泰和，再克吉安，27日攻占吉水，其他各军协同前进，29日鲁涤平部进驻峡江。

9月26日李宗仁率夏威、胡宗铎两路军向瑞昌推进，29日向德安进攻，截断南浔路，30日攻克箬溪。

9月30日蒋中正进驻清江，10月2日攻占新淦城。同时在南昌方面万寿宫地区激战激烈。蒋中正再移驻高安，对南昌方面亲临前线督战，10月3日攻克德安，并对南昌形成包围。

孙传芳下令缩短防线，退守南昌，以重兵扼守牛行车站，构筑强固的工事，10月6日起至10日，南昌攻防战进行惨烈，而德安城和永修城也在孙军反攻后失陷。

孙传芳一直驻在九江招商码头江新轮上，他本定10月1日返回南京，因为江西战况紧张，孙的部下均要求孙暂缓启程，孙本人颇为犹豫，但下令集中兵力死守南昌。

坚守南昌的孙军是邓如琢的部下张凤歧、岳思寅、唐福山等部队6000人。而谢文炳、陈修爵两部则在东乡、广信；蒋镇臣、杨如轩、杨池生等部则在进贤，以与南昌守军互相呼应。由于孙军主力在南浔路，而革命军在南昌的围城战未能奏功，各军事先未能密切协商，只是单独作战，因此一直不能歼灭孙军主力，10月16日晨北伐军在鲁涤平指挥下乃从南昌撤围。

江西督理邓如琢所部在赣州、樟树一带遭击溃，邓本人则于樟树弃守时通电下野，其残部由蒋镇臣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收容作战，但士气低落，战斗力远非昔比。

革命军自南昌撤围后，集中兵力准备先歼灭南浔路的孙军主力。孙部援赣部队3．5万人全部集中南浔路，自牛行至乐化为孙部第二方面军主力，涂家埠至永修、德安一带则为孙部第三方面军主力及第六方面军一部，马回岭至九江一带则为孙部的总预备队。孙部第五方面军则在瑞昌、阳新、武|­茓­、田家镇方面策应南浔路方面之作战。在抚州、进贤、东乡方面的孙军蒋镇臣、杨池生、杨如轩、谢文炳、陈修爵等部虽经战败，仍保有1．3万余人。

孙传芳现在也开始了恶运，江西的战况不利，他欲行不能，革命军在武汉方面已攻占了武昌城，北伐左翼军已进逼沙市，福建的周荫人部则被北伐东路军阻于永定、松口；江苏的白宝山和浙江的夏超宣布了独立，不受孙传芳节制，现在孙传芳的处境比吴佩孚也好不到哪里了。

北伐军鉴于江西战局关系北伐前途，而肃清江西的孙军则在于对南浔路总攻击，以期一举击溃孙军的主力。10月28日蒋中正在高安行营亲自下达总攻击令，并颁布作战命令云：

“我军自出师以来，与贼鏖战于湘、鄂、赣之间者，三月于兹，吴佩孚军阀所部已被我歼灭，孙传芳军阀之主力亦已被我击溃，革命力量日益扩大，民众痛苦逐渐减除，因为先总理呵护之灵，实亦我将士奋斗之绩。风声所播，庆慰同殷。且我前敌官兵，辗转应战，艰苦备尝，甚至衣被不完，饘粥不继，乃能深明大义，益励坚贞，奋勇图功，杀敌致果，此本总司令尤深嘉念者也。迩来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相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能博得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懔之！勉之！此令。”

10月28日革命军在江西总攻击，迄11月6日，在南浔路的孙军主力全被击溃。

孙传芳于11月2日乘舰离九江返吴淞。其部队已溃不成军，仅有残留在南昌牛行车站及瀛上一带的郑俊彦部凭工事负隅顽抗，还有蒋镇臣、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等残部固守南昌城和郊区。

11月3日南昌攻城开始，革命军士气如虹，前仆后继，白崇禧率军将苏军及唐福山两残部在滁槎附近完全缴械，又在马口圩附近俘虏李彦清、王良田以下官兵1．5万余名及械弹无数。革命军右纵队则将南昌城外蒋镇臣部6000余人缴械，南昌城内守军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部及苏军共3000人竖白旗投降。革命军遂于11月7日占领南昌城，9日蒋中正进驻南昌，分兵规复瑞昌、九江、湖口、武|­茓­。

革命军在进攻南昌时是采取孤立包围，断绝其外援，同时以主力击溃南浔路孙军的主力，最后迫南昌城内守军投降，比起对武昌战役的攻坚，损失少而战果大。

革命军在江西的空前胜利，对于孙传芳而言，打击非常惨重。

福建方面对革命军一直是很大的威胁，因为由福建进军粤东，从前陈炯明就是取这一条路，而福建是孙传芳的势力，当革命军在江西和孙传芳军大战时，福建的周荫人集中主力据守闽粤边境，对北伐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周荫人的力量说小不小，也有六七万人，周以十二师师长兼福建督理。当孙传芳在江西作战不利时，即一再责令周荫人迅速率师进袭粤东，以牵制革命军。15年9月下旬周部张毅、刘俊、李宝珩、孙云峰、李凤翔分向饶平、大埔、峰市、蕉岭前进，周本人亦由龙岩进驻永定督师。

陈炯明在广东东江一带还有余党，无日不思再起，周荫人开始进迫粤东时，亦暗中接济陈部械弹，令其扰乱革命军后方。

蒋中正在北伐之初，即决定派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率三师戍守潮、梅，以防守福建的北军，并秘密派员入闽连络周荫人的部下，同时搜集情报，所以对于福建情况了若指掌。

周部向粤东移后，蒋中正认为粤东兵力周众何寡，实力悬殊，因此迭电何应钦，责令其采取守势。何应钦认为辖区地广兵单，若处处设防，势将处处薄弱，且对周荫人部队的弱点非常了解，周部多数是北方人，不善于行山路，多以草鞋套布鞋，行动困难，每天行20余公里，即感疲劳，而闽、粤边区地形复杂，山地太多，对周部士兵极为不便。周荫人在福建竭力搜刮，福建人恨之入骨，各部队之间同床异梦，互不相助，而福建民军蜂起，可以牵制周的后方，所以何应钦认为革命军如能集中兵力击破周荫人的主力第三军，福建不难平定。

蒋中正接到何应钦条陈，立即接受何的建议，令何率师入闽，击破周军，平定福建。何受令后以大敌当前，而潮、惠一带又有陈炯明的残余，乃以中央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王绳祖为潮州卫戍司令，并令率全校学生400余人协同代理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担任潮汕后防。闽省国民党人更组织闽省参谋团，推宋渊源为临时主任，领导各路民军及联络海军在闽响应。何应钦则由汕头赴高坡指挥一切，9月30日到三河坝，10月9日到左弼，以第三师奇袭永定，10日下午攻入永定城，俘虏城内周军和周荫人司令部人员，周本人率卫队十余人在当日下午4时仓皇越城逃逸。同日第十四师肃清芦坝的周军。于是何应钦乃率部经峰市迂回松口，11日占领峰市，12日渡河进攻松口，分三面围攻松口，当晚何应饮进驻松口圩，这场战斗俘获周部支队长李宝珩及团、营、连长以下官佐50余名、士兵4000余人，缴获步枪4000余支，炮十余门。

周部第二军李凤翔部曹万顺、杜起云两旅于10月8日在蕉岭起义，投效革命军，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由曹万顺为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杜起云为第二师师长。何应钦并命该军以一部留驻岩前，主力进驻中都，另一部挺进上杭。

当何军克复松口时，正是革命军在江西大捷，蒋中正已进驻南昌，自大江南北进军东南，乃派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上杭收复后何军即向汀洲进击，10月29日完全占领汀洲，缴获步枪500余枝，机枪三挺，炮五门。10月24日进占漳州，11月7日进占南靖，11月20日到达同安，12月7日攻克福州，俘虏万余人。周荫人在闽残部由其旅长李生春收容，投效革命军，何应钦令其归入第十七军。

周荫人残部向浙江温、台逃窜，企图与孙传芳在浙各部联合，这时浙江的陈仪已通电响应革命军，但该军远在绍兴、甬江一带，兵力分散，前后受敌，乃放弃绍、甬分两路南下，迎击周荫人窜浙之部队。

16年1月上旬陈仪部与周军接触，即跟踪迫进临海，何应钦乃派十七军由闽入浙协同夹击周军。

李生春虽在福州投效革命军，可是自周部窜入浙境，李生春即不听指挥，何应钦派其入浙作战，他由福州出发，经古田至建瓯，抗命不行，要求补发周荫人时代的欠饷。3月2日何应钦至延平，即命第二路指挥官冯轶裴率部将李生春缴械，而福建全省遂入革命军掌握中了。

福建的平定，何应钦的战略战术都运用得非常灵活，且对于敌情，了解透彻，所以能转守为攻，先发制人，以弱胜强，大获全胜。

二四六、奉张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北方局势混乱，北洋军阀各自为政，而国民革命军北伐又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各省势若破竹，北京政局风雨飘摇，兼代内阁总理杜锡珪积极求去，15年10月5日财政总长顾维钧兼代阁揆，他本是外交能手，可是当时政局动荡，外交棘手，因此他代揆一月余，竟无建树。遂于11月9日分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各巨头，请各方共发宏谟，早定国是，自己愿意及早引退，顾电云：

“盛京张雨帅、郑州吴玉帅、南京孙馨帅、太原阎百帅、济南张效帅勋鉴：维钧枢务兼权，忽已逾月，虽冰渊之自矢，愧建树之毫无。回念视事之初，内则中枢局面，断续堪虞；外则交涉问题，联翩俱至。苟不预谋因应，力固本根，则友邦观察或致转移，波折一生，挽回匪易。当兹稍纵即逝之机，遂忘举重不胜之戒。大任相属，欲避无从，典职以来，适值中法、中日、中比商约，各届改订之期，全国官民痛心从前不平等之束缚，疾首攘臂，一致高呼，自应外察世界之潮流，内顾国权之剥丧，艰难不避，黾勉相从，迭经分别提案，鉴定步骤，依次施行。总期于邦交不起无益之纠纷，于主权不受丝毫之侵蚀，区区此志，可誓长河。今者除中法、中日满期各约，业经发送文书交换意见，前提已有端倪外，中比旧约，业于本月六日，正式声明我国态度，静候友邦贤达之反省。维钧空拳徒张，告兹段落。深维心力疲惫，窃愿早获退休，再事因循，实难支柱。此须求谅于邦人君子者也。抑尤有不能已于言者，对外交涉，固恃有激昂之民气为后援，尤赖有健全之政府为主宰。今日中央政局瑟缩飘摇，不言可喻。在我纵欲粉饰高墉，而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发生，每致恃为口实。例如关税会议，各方久愿观成，迄今尚难就绪。推厥原因，无非借口于政局无常，号令之不一，维钧口虽博辩，心实怀疑。又如首都政费，不名一钱，官吏饥寒，师儒穷困，万民愁叹，百业萧条。顾以书迂数辈，夹持其间，纵摩顶捐踵，于国事初无裨补。诸帅望重斗山，手­操­筦钥。虽或以羽书旁午，或以谦退为怀，对于中央政局，有爱莫能助之苦衷。而中央因此，乃有坠不及渊之窘状。维钧以身许国，何敢告劳。惟似此情形，在个人之负疚犹小，而国家之陷溺弥深。所冀诸公共发宏谟，早戡国是。维钧立可进而让贤，退而补拙。匪曰表暴，纯出悃忱，惟希荩察，实深大愿。临电无任惶恐待命之至，顾维钧。佳。印。”

这时候，革命军先后底定湖北、江西、福建，四川的杨森亦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的第廿军军长，长江半壁已经是革命军的天下，冯玉祥、张之江也在西北响应。冯玉祥在北伐军进攻湖北时由俄返国，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时冯军进占了潼关。

对于北洋军阀，这真是生死存亡关头，15年11月10日张作霖由奉入关，抵达天津。事实上，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是奉系 ，它兵多、械­精­、饷足，只有奉张堪与革命军一战。因此当张作霖抵津后，顿成各方瞩目的大新闻。对张作霖来说，他所面临的是千头万绪，如：

第一、北京政权问题，在此以前北京政权是吴佩孚所拥立，现在吴佩孚已成强弩之末，自顾尚来不及，当然无余力照顾北京，因此北京的政权究竟抬段祺瑞？抬王士珍？抑或张作霖自取？

第二、过去抵挡北伐的革命军是吴佩孚首当其冲，吴败后由孙传芳独挡一面，现在孙军五省地盘已失其二，革命军再前进就到了北方，为了保全北方，援助吴、孙已刻不容缓，可是援吴、援孙已高唱了好几个月，俱是纸上谈兵。现在再没有行动，就会火烧眉睫了。

第三、防范西北军（冯玉祥系）再起，这是心腹之患，冯玉祥曾一度到了包头，正在陕甘一带活动，西北军的活动对北方大局有关键­性­的影响 ，也必需妥为部署。

奉张抵津的第三天，11月13日下午6时张宗昌由济南

来津。14日下午2时张作霖召集奉直鲁各军的中上级军官在蔡家花园开军事会议，决定按照一个月以前的预定计划，由津浦、京奉两大­干­线南下，直鲁联军归张宗昌、褚玉璞指挥，奉军由韩麟春指挥。不过鲁军是否直下浦口？抑由徐州转陇海路入豫？尚在未定之天。而吴、孙对于奉鲁赴援持何种态度，亦是奉、鲁出兵的先决问题。张作霖本意是坐以待吴、孙求援，而吴佩孚虽困处河南，就是不肯开口乞援；孙传芳在江西、福建未失陷前也不曾求助，现在情势变了，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在天津向张作霖表示孙的态度是一切悉听奉张主持，但是吴佩孚却仍咬紧牙关，打落牙齿和血吞，不愿求援。

至于对付冯玉祥，张作霖最为关心，拟令高维岳和汤玉麟率军会同商震及阎锡山制止冯玉祥、张之江在陕甘的活动。

11月19日，从江西战败回来的孙传芳秘密从南京乘专车北上。可是直到他抵达天津，都很保密。因为铁路局只知道这节专车是孙的参谋长刘宗纪北上迎接老母。因孙传芳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只带了两名幕僚和两名副官上车，车抵天津后，孙即驱车访吴光新和张宗昌，由吴、张二人陪同往谒张作霖。

孙传芳北上当然是求援于奉系，在时机上虽然已经迟了，可是总比全垮为佳。这次天津会议的结果决定了以下各点：（一）拟公推张作霖为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为副。

（二）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褚玉璞率兵南下，不过不必一齐出发，先由张宗昌、褚玉璞督师。

（三）张宗昌返鲁，鲁军先动，车辆集中韩庄。

（四）派察哈尔部队向绥远包头进击冯玉祥，声明俟消灭冯玉祥后，奉军即撤回，不留驻绥远，另由山西阎军负责协助刘镇华抵抗冯军。

（五）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当同时出动，将来须封锁海口，断绝革命军的外援。

（六）京汉路方面请吴佩孚明白表示，如吴确有力量，则请积极进攻，否则奉军愿代劳。

孙传芳这次在天津，完全是低声下气，再三再四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奉张主持。同时孙并且表示自己误国误民，引咎殊深，现江苏方面交给卢香亭，浙江交给陈仪，安徽交给陈调元。自己愿率所部听候“雨帅”差遣，虽只剩一兵一卒亦不愿屈服于国民党。

奉方对孙的态度颇感满意，有人称赞孙是个厉害角­色­，他以驱逐杨宇霆、姜登选而得到江苏、安徽，同时坐上了五省联帅的宝座，如今时移势易，北上求援于奉系，自然非矮半个头不可。在这一点上，吴佩孚就不如孙，吴是个死也不肯低头的硬汉，要他像孙这样去天津，他是决不­干­的。

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会议后，奉张又电召杨宇霆入关，杨于11月22日抵津，共商对南策略，决定对革命军采防御的攻势，不亟亟于长江，以巩固长江以北为主。

奉系认为京汉路问题最严重，传说靳云鹗和田维勤已经和革命军搭上了线，吴佩孚仍固执不愿奉直军驰援，因此天津会议中很多人主张采取强硬办法对付吴，不顾吴的反对径自派兵入豫，并决定以张学良和韩麟春任之。

坚守长江以北，奉、直、鲁、孙联军认为应该以天津、徐州、郑州划成三角形，巩固这个铁三角，各驻重兵，互相策应是主要战略。

天津会议后，张宗昌于11月22日返济南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出兵办法，23日下令动员。关于鲁军南下，孙军让防问题，孙传芳令杨文恺于21日先返南京，传达命令，让出镇江以西，退驻常州、苏州、上海一带，陈仪之浙军亦于23日扫数由徐州开回浙省，鲁军总数约6万人，先头部队于26日到达浦口，下午并有两团人渡江。总司令部将设于浦口，津浦铁路局长奉命组织总运输部。

鲁军入苏，浙军回浙，东南局势剑拔弩张。

张宗昌本拟率入籍俄军赴浦口督师，启程前突奉张作霖电召，遂于29日晨北返，当日下午抵津，即赴蔡家花园谒张老帅。由于杨宇霆抵津后，连日会议结果，决定对南军事布置采取稳进政策，先展开各种军队，占得巩固地步，然后相机进取，注重陇海路的东西­干­线郑州和徐州之间，由于鲁军既已集中徐州，陇海与津浦两路之联络业已巩固，次一步加强京汉线，在京汉线未部署妥当前，鲁军暂不渡江。张宗昌得悉奉张的新命令，即电令各军暂在津浦路南段驻扎，以浦口为终点，勿越过长江。

吴佩孚依然故我，不肯答应奉军假道。吴的部下寇英杰对奉张颇联络，特派使者赴津，靳云鹗则没有表示，吴佩孚虽有代表熊炳琦在天津，可是并未奉到吴的明白指示，奉张为了统一军权问题乃决定派遣张景惠、田中玉、鲍贵卿、许兰洲四人于11月29日下午专车由津浦转陇海路赴郑州，与吴作切实的接洽。同时奉系要员认为吴的交涉难办，所以拟向曹锟下手，所以张景惠等奉命迎曹锟来天津。

奉系对山西方面因为要对付冯玉祥，所以联络得很密切，这方面是京绥路，奉方对这地区比之对南用兵还要认真，阎锡山应承派兵援陕阻冯，并愿拥护张作霖入主中央。

在天津会议期间，内阁是否更易也是引人注目的问题。11月20日顾维钧内阁在阁议席上提出总辞职，当晚即由杜锡珪代表内阁赴天津向张、孙表示，孙传芳这时一切唯张作霖马首是瞻，而奉张则表示没有改组内阁的打算，愿对现内阁加以支持，杜把这个意见传达给顾维钧，顾遂于20日晚亲赴天津就商一切，23日晚偕杜锡珪、潘复、夏仁虎一同返京。潘复遂于25日就任财政总长。潘复是张学良和张宗昌两人的赌友，在北洋时代是一个长袖善舞的政客。

北京财政从无办法，潘复又有什么神通，他于第一次阁议时提出借款及核准发行山东军用票1000万元两计划，杜锡珪大为反对，于是这一次的阁议闹得不欢而散。

顾维钧本已打消辞意，由天津返北京后，且于25日召开了阁议，怎知这次阁议又不欢而散，加以天津方面又传出张作霖自己暂不登台，拟请赵尔巽或郑谦或靳云鹏过渡，因此顾维钧遂于11月28日通电辞职，电云：

“维钧地佳日通电乞退，沥陈艰阻，尽出至诚。所以迟徊不欲遽去者，以当时比约虽告失效，而善后办法，尚少端倪。且日本之复牒未来，西班牙之约期又满，此皆国家安危所系，非苟忍须臾，无以对我全国父老，以故慰勉同僚，暂支危局。棼丝既理，接淅可行。盟誓不渝，肺肝相照。今幸荦荦大端，粗云就绪。维钧等虽曰待罪，差可息肩。旬日以来，纵叠荷诸公以大义相规，毅力为助，而此后折冲樽俎，非有健全政府，窃恐险象骤生。至于中央财政，濒于绝灭。若再无根本之图，尤足贻误国事。维钓等一再讨论，意见相同。深望诸公顾念中枢，毋忘告朔。早定方策，力振艰危。不胜大幸拜嘉之至。顾维钧、汤尔和、潘复、蒋雁行、杜锡珪、罗文­干­、任可澄、杨文恺、张志潭。勘。印。”

通电发出后，顾维钧即不到院办公，阁议亦停，29日张作霖复电慰留，电云：

“勘电敬悉，国事阽危，支撑不易，负重致远，端赖荩筹。值此险象环生，所望艰难共济，尚请同支危局，勉维其难。不特中外观瞻，抑亦国人所仰望也。特此奉复。张作霖。艳。印。”

吴佩孚也于同日复电慰留，电云：

“勘电奉悉，……军情紧急。人心在群疑震撼之际，国事在瞬息万变之余，中枢为国命所依，政府乃观瞻所系，苟可须臾坚忍，尚希坚忍撑持。即论个人，既大难之当前，复高蹈之何益？故鄙意贵院在军事期间，以勉强维持现状为最妥。延法统于一线，息浮议于一时。正尊电所谓顾念中枢，无忘告朔者也。谨布区区，尚祈垂察，至幸至幸！吴佩孚。艳。印。”

张、吴两巨头虽然婉留顾阁，却又拿不出具体办法。因此国务院会议停开，中央政事完全停顿，形成无政府状态。顾维钧进退维谷，并非偶然。在这期间卖力的是潘复，他逐日到部办公，其他阁员任可澄虽在京已坚决表示不­干­，杜锡珪则已离京，和顾维钧接近的罗文­干­和汤尔和也主张不再复职。

北京等于陷于无政府状态。

在天津会议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共推一个最高统帅问题，这所谓的最高统帅当然就是指的张作霖。会议结果原则上希望征求吴佩孚和阎锡山同意后再发表通电。吴佩孚对于天津会议表示沉默，对于拥张问题亦不表示意见。11月30日由孙传芳领衔，阎锡山、商震、寇英杰、刘镇华及奉系高级将领共16人联名发出推戴张作霖的通电，云云：

“天津张雨帅鉴：（上略）传芳等仗义讨贼，义不容辞，然成城有志，束箭弭坚，自非有统一指挥之谋，难收提纲挚领之效。伏审我公公忠体国，视民如伤。四海威加，万流敬仰。当经集议研讨，询谋佥同。谨愿推戴我公为安国军总司令，统驭群师，同申天讨。挽颓波于既倒，媲时雨之来苏。以冀扫荡逆氛，扶持国本。传芳等当躬率所部，待命前驱。皦日照临，丹心不泯，即请俯顺众意，勉仰谦光。克日就职出师，以解人民倒悬之厄。国家幸甚，谨电。伏乞鉴察！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汤玉麟、刘镇华同叩。三十。印。”

张作霖于12月1日下午3时半在天津蔡家花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在津将领均往踵贺，张发表演说，望大家同心协力共谋国是。并令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同时拍发就职通电，电云：

“各报馆钧鉴：比以国政不纲，暴民乱纪，……。年余以来，夺地争城，残民以逞，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顷据孙馨帅诸君，以时局艰危，暴楚肆虐，联名电请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统率同志，保安国家。作霖自分驽骀，岂堪膺兹重任。屡经电辞，未承谅许。当兹危急存亡之秋，敢昧匹夫有责之义。爰于十二月一日，在津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所冀袍泽同仇，共纾国难。凡有敢于危害我国家安宁者，愿与同人共逐之。以全我安国军保安国家之素志。近年暴徒­骚­扰，全国苦兵，凡安国军师行所至，军纪风纪，整齐严肃。但知救国，决不扰民。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只期国家谋永久之安，决于个人无权利之见。事平之日，仍当与海内外名流，共商国是。总期造成真正法治之共和国家，不致使神明华胄，陷于洪水猛兽。免为世界人类所不齿，则幸甚矣。特布区区，敬希谅察！张作霖。东。印。”

张作霖本想请吴佩孚亦屈居副总帅，曾以统一指挥为理由请吴取消“讨贼”名号，言外之意，过去奉军曾以南口统帅权交吴，今天吴为何不能退而为副？

吴佩孚岸然不答。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曾给吴一电，内云：“北方陷于无政府状态，军事上不足以资号召，请将尊见示知。”吴仍闭口不答，不理不睬。

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北京方面盼望他早日晋京。北京在名义上虽有一个顾维钧内阁，可是谁也不把顾内阁视为一个政府。而当时热中于国务总理的，则是已经做过三任总理的斜眼将军靳云鹏；还有传说是梁士诒，梁和奉系接近，曾被张作霖捧上总理位子；也有人说莫德惠，莫则纯粹是奉系。

奉张于15年12月27日由天津专车入京，安国军总部高级人员全体随往，经过半个月的磋商，奉张且派张景惠由京赴奉迎杨宇霆入京共商政府问题，至16年1月12日顾维钧新内阁才正式组成。

靳云鹏组阁落空是因为奉系顾虑靳与吴佩孚的关系不佳，刚好在奉张由津入京的前一天，吴下令免靳云鹗（靳云鹏之弟）的职务，27日已将靳军一部缴械，靳兄弟和吴佩孚之间关系既如此恶化，如奉张公然用靳，即表示和吴破裂。有人对奉张说靳云鹏也不是好驾御的，以段祺瑞待靳之厚，靳尚且反噬，张、靳交谊无足道矣。梁士诒曾被吴佩孚轰下了台，梁再出而组阁，对吴也很难堪。至于莫德惠组阁之说在京津只传了一天，杨宇霆等和各方接头后，请示奉张仍以留顾组阁为过渡，因顾是吴佩孚所拥立，留顾继续，对吴的面子顾到，而当前又无适当人选，一举数得。

1月12日北京政府公布新阁名单：

国务总理顾维钧

外交总长顾维钧（兼）

内务总长胡惟德

财政总长汤尔和

陆军总长张景惠

海军总长杜锡珪

司法总长罗文­干­

教育总长任可澄

农商总长杨文恺

交通总长潘复

从这张新阁名单中，所谓的新人是胡惟德和张景惠，不过这两人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张景惠是因为奉系而出山，新阁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原任内务总长汤尔和改调财政总长，汤是“五四”学潮的领袖人物，素为顾维钧所倚重，以富于机智著名。汤调财长后，顾本拟以内长予田应璜，田是阎锡山的代表，又深得奉方信任，所以顾很想拉田，以示新阁为北方军阀合作的结晶，田应璜以年老坚辞，实则认为今后时局变化无常，而阎锡山的态度也未定，不欲卷入漩涡。田不入阁，顾乃拉外交前辈而宦兴甚浓的胡惟德出任内长。

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俨然以北方第一人自居，由于内阁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机构，他仍在安国军总司令部内设立政治、外交、财政三个讨论会，政治讨论会聘梁士诒为会长，曾毓隽为副会长；外交讨论会聘孙宝琦为会长，陆宗舆为副会长；财政讨论会聘曹汝霖为会长，叶恭绰为副会长。

并将简明条文及会员名单分函各院部查照。

2月7日三讨论会开幕，张作霖亲自赴会致祝辞。张是先到政治讨论会，次外交，次财政。然后大家一齐到居仁堂茶会，张又发表演说，请大家共抒伟略。

这是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有一段有趣的Сhā曲，是关于杨度的。这位袁世凯时代的头号红人，被袁誉为旷代逸才的洪宪祸首，自袁去世后就四处流浪。过去孙中山拉他加入国民党，他毫不考虑，可是在陈炯明叛变后，他到上海晋谒孙中山，痛陈往日错误。13年曹、吴当政时期，杨的好友夏午诒在保定为上宾，杨以之为媒介北上说曹、吴参加革命，不得要领；冯玉祥倒戈后，杨以参赞名义居姜登选的皖督幕中，郭松龄杀姜登选，杨返天津，此后就被张宗昌聘为总参议。当时国民党要人李石曾等鉴于北方教育横受军阀摧残，劝杨活动教育总长，杨颇意动。一天某君由津浦路北上，过济南时碰见杨的好友王绍先上车，于是两人同坐，不免谈东说西，王提到杨进行教长事，某君笑着说：“晳子前此薄此席而不为，今则求之而不得，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了。”接着某君又说：“晳子应该请长腿将军（指张宗昌）帮帮忙呀！”王绍先说：“那怎么行，张效帅听了学堂就头痛，提到教育就掩耳！”某君胸有成竹地说：“不然，如果晳子真心想做教育总长，找张效帅是唯一的办法。”王说：“只要教长能到手，找谁都可以。”于是某君乃说：“只要他听话，我可以打包票。”

两人说说笑笑到了北京，下榻于太平洋饭店，王绍先就催某君赶快进行，某君神秘地说：“先要活动费。”王说：“晳子穷得要死，我的光景也不好，哪儿去找活动费？”某君说：“没有钱怎么行？”王只好苦笑，某君淡然不经意地说：“只要一块钱。”王吃了一惊说：“一块钱做什么呢？”某君说你听我的吧，他叫人拿一块钱到刻字店，刻了两个图章，一个是“北京教育促进会”，一个是“北方教育问题研究会”，还买了几张邮票，然后用这两个团体拟就四通代电，两电致张宗昌，请保杨为教育总长，两电致杨，请以教育为重，出肩艰钜。同时要王写一快函给杨度，告诉他北京有两个教育团体敦请他出任教长，如果张效帅请他商谈这事，杨要表示愿就，且自拟保荐电，电发后即日来京，不可迟延。

过了几天杨果然兴冲冲地到北京，见到王和某君，叙及自己和张宗昌都接到了代电，张宗昌喜孜孜地对杨说：“晳子，北京教育界居然找起我这个绿林大学出身的人说话了，我保你，你最恰当，你自己拟电报，不要辜负了他们的盛意。”杨就这样来了北京。于是某君告杨说：“这第一关已打通了，张效坤知道教育界最瞧不起他，如今居然求他荐人，他当然会热心，这是心理战；现在第二关尤不可疏忽，张雨帅容易讲话，可是他身边有一位贵本家杨宇霆，你要对他低声下气。”

过了几天，果然张作霖约晤杨度，说了许多借重帮忙的话，杨辞出后顺道访杨宇霆，随便敷衍了一下，回到旅馆，把经过告诉某君，某君听后跳了起来说：“怎么只随便敷衍杨宇霆？”杨度说：“他的老帅已答应我，我何必和这个后生小子多谈。”某君一迭声说：“糟了，你的总长做不成，我的巧计也成了画饼。”杨不相信，一等等了十多天渺无动静，乃向奉方另一人处打听，才知内幕，原来当张作霖提出杨度做教育总长时，杨宇霆淡淡地说：“晳子是洪宪祸首，政治­色­彩太浓，现在出来会增加麻烦。”一句话就把杨度已到手的总长告吹了。

奉军入豫时，北京政府益显黯淡。顾维钧摇摇欲倒，16年3月8日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向顾维钧提出第二次辞职，9日教长任可澄亦请辞职。顾阁本身原建筑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关系上，当时因奉张表示对内阁无意见，所以顾阁的阁员以吴佩孚和孙传芳关系为多，顾本人与奉方没有太深的渊源，当孙传芳京沪战败，而奉军则入豫逐吴后，顾维钧自然风雨飘摇，不过由于奉张对中央政权问题还没有具体决定，所以仍然维持顾阁过渡。

杨宇霆常往来京奉间，中央问题奉张颇听杨宇霆的意见，由于吴佩孚已经一蹶不振，因此梁士诒组阁的传说就非常之盛，而杨宇霆亦有呼之欲出，跃跃欲试的风闻。

到了3月下旬，顾阁益显凋零，除了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教长任可澄外，司法罗文­干­、农商杨文恺、内务胡惟德亦请辞，这一来顾阁只剩下陆长张景惠、交长潘复二人，潘复因和张宗昌关系密切，常往来北京、山东之间，不在首都，即使在京亦不大出席阁会，因此所谓的顾阁，只有一位兼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和陆军总长张景惠，实际则是一位总理和一位总长。

3月28日下午顾赴顺承王府谒张作霖，表示不能维持的苦衷，请张速觅替人，张没有作切实的答复，只表示当前军事正亟，无暇顾及政治，亦无适当人选，请顾仍勉为其难，继续留任。顾又强调当前财政的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听了颇不以为然，冷笑说：“中央财政的困难不自今天始，十多年来一直是财政问题，少川先生组阁以前就已存在，当时既可以出山，今天又何为而求去呢？”

4月5日内阁会议，汤尔和、罗文­干­等破例出席，内阁­精­神为之一振，可是阁议无事可讨论，而汤、罗出席仍表示要辞职，所以在内阁会议后，还是一片消极气氛，而外间盛传国务院将停开伙食准备结束。4月7日顾维钧再向奉张请辞。

张作霖这时候很犹豫，一方面他仍想维持吴佩孚的感情，一方面则是中央政权的形式。奉系的人多主张张作霖自为元首，可是当前军事时期，奉张欲独揽大权，名至实归，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始终作不出一个决定来，在没有决定以前，只有拖之一法，顾维钧就变成这个拖局中的过渡总理，欲退不能。

二四七、北伐军攻占江浙

浙江本是孙传芳的老根据地，自孙逐走杨宇霆后，即进驻南京，以南京为五省联帅的驻节地。

浙江人对孙传芳并没有好感，自国民革命军北伐，频传捷报，浙江人大为兴奋，因为北伐军的总司令是浙江奉化人，从乡土感情上说，浙江人都乐于见到北伐军早日进驻浙江。浙省为外军盘踞日久，浙人不堪其扰，所以有了这位老乡总司令，大家都希望早日见到他。

15年10月15日，浙省士绅褚辅成等致电孙传芳，请孙命令驻守江西的浙军开回浙江。这时孙军在江西和福建都正在和北伐军苦战，孙军势难兼顾后方，对浙江人来说是一个机会。

浙省内部实力派人物之一夏超暗中通款革命军，10月16日革命军委派夏超为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令其所部保安团共八个营，集中嘉兴，向松江进袭上海 ，以断孙军归路。夏超虽有实力，可是在浙江内部树敌亦多，夏本人亦非真心诚意归顺革命。

浙军第三师长周凤歧本与孙不协，向无战意，褚辅成等因缘利用，命周部留南京军队于10月14日夜突然擅自开离南京，驻常州的周部也开拔回浙，孙传芳在上海只有嫡系部队三团，因此沪杭之间情势突紧。不过夏超和周凤歧并不答作，而孙部驻守徐州的浙军陈仪亦不附合，陈仪公开宣称所部驻徐，为江苏保门户，也就是为浙江保门户，决不移动。

夏超虽然是孙传芳委派的浙江省长，可是孙对夏素不放心，故曾下令浙省各征收机关将款项全部解存上海银行中听候军用，而所有浙省军队亦均调出以防为夏煽动，浙变之后，夏超首先下令征收机关非有本人命令不准提款，同时以保安队出防沪杭路，可是陈仪既不肯附合，周凤歧也不与夏合作，孙军又调动迅速，孙部宋梅村旅21日开到嘉兴，节节前进，夏超一看大势已去，遂于10月22日晨将省长印信交省议会保管，即日离开杭州。

孙传芳恨夏极深，在夏未走前，孙曾表示纵使战事失败，他宁弃江苏也不愿放弃浙江。

夏超出走后，孙传芳悬赏10万元通缉夏超。宋梅村的十三团于23日开入杭州接收省署，并把浙江保安队缴械。同时孙发布命令以陈仪为浙江省长，宋梅村为抗州警备司令，夏超及许宝驹等家产悉被查抄。其处理浙变的通电云：

“据宋（梅村）旅长报告：本日午后三时余，我军运至嘉兴，被胁夏军稍事抵抗即行退却。我军仍本除恶安民之意，继续前进等语。查夏部不为夏用，足征此次为恶，只夏一人。除复令该旅长等只诛首恶，不得涉及胁从，勿使地方惊惶外，特闻。孙传芳。养。印。”

其后宋梅村部捕获了夏超，秘密处死。

这时，东南和平运动也积极活动，早在齐卢之战时，东南就有和平运动的组织，以后每遇兵争，江浙两省士绅都出面奔走和平，江苏是张一麐，浙江是褚辅成。当北代军尚在围攻武昌时，东南和平运动会派出张一麐和孙传芳的总代表蒋方震到汉口谋和，迄未成功。

10月13日孙传芳电复东南和平运动联合会文电，内云：

“我五省人民和平代表张仲老等，及芳军事全权代表蒋百里先生赴汉议和，业经匝月，其始则备受凌侮，几至无谈判之余地。继因南昌彼军溃败，始以大冶撤兵为言。十月一日，由蒋百里先生函电，拟请孙传芳在长江两岸先行停战，蒋介石所部，由彼方自行交涉，盖介石远在新喻，函电难通，且其志在得赣，和平之议，殊难赞同也。如果赞成，彼时我撤大冶、阳新，则彼军不过蕲水、巴河，迭有函电可资考证。传芳以尊重人民代表之意，当即复电赞同，诚以民困久矣，如惧其失信而先与之一决，使无辜之民，重罹锋镝，何若先退而为民请命，使战区之民，稍纾喘息。待人以诚，人或以诚待我。乃力排众议，于十月一日、二日晨，陆续电令撤退大冶、蕲水、阳新、龙港之兵。孰意我军后退尚未就道，而彼军蹂躏我蕲春矣。今且续续东援，窥及武|­茓­，跟踪东下，至一至再。诸君试为芳思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欤？至革命军，则另有计谋，主力攻我南昌，而以李宗仁所部二千人袭我德安。幸赖将士用命，使彼片甲不还，此天道也，岂传芳意料所及者乎。诸君代表人民呼号和平，芳所心许，岂一朝夕。然和战之柄，­操­之彼军，解铃系铃，请诸君问之介石可也。且排难解纷，所以彰公道明是非也，诸君皆积学之士，披览舆图，当谅芳言之不谬。愿诸君为申其委曲于天下也。”

10月17日蒋方震赴南昌，因北伐军蒋中正正驻节南昌西南三百里的新喻。

这一期间孙传芳很矛盾，一忽儿主和，一忽儿又反对和，大抵军事形势转为有利时即主战，军事不利时即主和。10月下旬孙军方面盛传蒋中正在前线督战时受伤，其后更传伤势甚重，于是孙部的政务处曾有否认主和的通电，略云：

“既已战矣，和复何为？且未和于未战之先，未和于相持之时而和于敌军溃败之后，自计亦过甚矣。”

孙传芳天津之行虽然是卖身投靠奉系，然而他在兵败势急时，能有此收获，自己颇感满意。12月初他由天津返南京，即召集所部将领会议，在这次军事会议中，一致主张和革命军大战一场，以决胜负。一面严守浙边，防阻革命军由江西进入浙江。

浙江人士呼吁双方勿在浙省用兵，划浙江为缓冲区，并主张浙省防务归陈仪、周凤歧担任，民政则宣布自治，一面吁请革命军勿开入浙江，一面请驻在浙省的孙军完全退出以免战端。

浙江省长陈仪赞成浙省不设防，据说陈仪曾向孙传芳交涉，得孙同意于12月12日撤兵出境，并取销卢香亭在杭州的司令部，其后孙临时变卦，不允退兵，只允把民政还诸浙人，军事关系国防，人民不应­干­涉，如革命军入侵浙省，誓以兵戎相见。因此浙江想脱出战争范围的酝酿遂告失败。

12月14日革命军李宗仁部由玉山入浙，进至衢州，驻守浙西的周凤歧军既不抵抗，也无敌意行为。陈仪因孙传芳不允其请，乃将自己的军队由杭州移驻宁波和温州。周凤歧早与革命军有默契，他的防区在浙西，正好成为革命军的先导，所以李宗仁部由衢州入龙游抵兰溪，先头的便衣队即由周军照料进富阳。革命军总部扬言三个星期内可以攻克杭州。因此江苏也宣布戒严，孙传芳飞调白宝山、冯绍闵等师往长兴、宜兴一带，孟昭月驻松江以备万一。孟昭月于12月14日抵上海，15日赴松江，所部在枫泾、嘉善挖壕。卢香亭原拟在龙华设司令部，嗣以所部改归孙传芳直接指挥，司令部遂又迁南京。

沪杭道上人心惶惶。人民迁徙到上海租界者，拥挤不堪。

海军方面杨树庄下令各舰在上海集中，孙传芳回南京后，杨并未与孙晤面，海军态度已有变化。

鲁军接收徐州至浦口的防务，徐源泉和孙殿英亲自到徐州，但鲁军主力毕庶澄部南下尚无确期。

12月19日陈仪接到周凤歧电，知道革命军不急于入杭，属陈维持省城治安，陈乃召集浙省士绅选出省府委员蒋尊茛、张载扬、陈仪、蔡元培、褚辅成、黄郛等九人。并以蒋尊簋为军政长，陈仪为民政长，以第一第三两师改为省防军，宣布浙省自治，宣言内容（一）浙人治浙，组设人民政府，（二）反对任何军人假自治名义割据，（三）政治公开，（四）现有军队服从省政府，（五）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六）废除苛捐杂税。这个自治政府没有实力，有人说这是孙传芳授意故为缓和，所以蔡元培、黄郛等在上海置之不理。

革命军对北方局势了若指掌，这可以从蒋中正亲笔给何应钦的一封密电、分析北方情况中看出，兹抄录全函如下：

“何总指挥勋鉴：密，大局情况如下，一、奉张就安国军事，全系宁孙赴津促成，欲思引奉为后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统一北方名义以为总统过渡之张本。二、西北军（注：指冯玉祥）迫近潼关，奉张吃紧，定比对南军事更急，故奉军必先防制西北军之入豫，而始能对南。惟闻西北军无即入豫取攻势之可能。三、在鄂军队现已从事肃清鄂西一方，俟西北军收拾陕南以图两军在鄂北联络后再定入豫之期。四、东南方面先定闽浙，闽平后应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皖，暂以划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亦应急谋收复。河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能表示态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虽不出关而不可得。否则攻守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非如今日之跼蹐也。海军须注重，以长江无海军则军事甚难进展也。中正。”

另有密电给何应钦、白崇禧，电云：

“何白总指挥勋鉴：刻接沪电，敌方计划孙军守松沪，直鲁守南京，由宜兴取攻势。卢香亭、周荫人在松江，张宗昌将到宁，孙来沪，毕庶澄到沪，昨晚海军一部向兵工厂开炮无结果。中正。”这封亲笔电报旁还加批：“不得片刻停留，限即到。”

另有密电给何应钦，电云：

“何总指挥勋鉴：密，江酉电悉，海军态度不明，误事必多，不如决由陆程入浙，时机急迫，望速前进，（下略）中正。”

16年1月国民革命军决定肃清长江下游的作战方略，以先攻略杭州、上海，击破孙传芳的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以主力由赣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和皖西。对京汉线方面，另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河南及皖北方面，策进长江下游主力的作战，并电西北军由陇海路出洛阳、郑州，与豫南的革命军相呼应，相机击破吴佩孚的主力。这个作战方略是南昌会议中决定的。当时北洋方面尤其是孙传芳方面盛传，蒋中正在南昌会战时督战受伤，却不料他正埋首整理全盘作战的方策，以全力略取沪、杭。

革命军既决定在16年初先攻略上海和杭州，蒋中正即下令革命军分由赣东闽北入浙，会攻杭州，当时除在闽之东路军何应钦总指挥外，并以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由赣入浙各部，先向浙西推进。1月上旬，白崇禧率领第一军的第一、二、廿一、廿二各师及先遣队李明扬部先后抵达龙游、衢州。

浙军周凤歧向革命军输诚，在富阳接受改编，北伐军任命周为国民革命军第廿六军军长，陈仪亦投效，在绍兴接受改编为第十九军军长。周凤歧投效后因受杭州方面的压迫，逐次向桐卢、严州、建德一带后撤。

何应钦指挥的革命军东路军自肃清福建周荫人残部后，十四师一部即向浙南方面前进，十四军抵达建阳、建瓯，十七军则向温州前进与陈仪所部夹击周荫人。

革命军第十九军南下至台州附近，其他在赣各部则以第三军驻守南昌及南浔路一带，而以第二军推进于玉山、德兴，独立第二师推进于乐平、景德镇，第六军推进于湖口、彭泽，第七军则移防于湖北的黄梅和广济、蕲春一带，第四军移驻武汉，第十军向鄂东罗田、溪水方面推进，积极完成向长江下游进攻的计划。

孙传芳将其所部编为五个方面军，为了保持江浙地盘，首先集中主力于沪杭线，企图把已经遗弃了他的浙江重新收归己有。以第一方面军对富春方面，第二方面军对于潜、昌化方面，第三方面军对临浦、诸暨方面，第四方面军对宁国、池州（贵池）方面，第五方面军一路由处州（丽水）出严州（建德）袭击革命军侧背，另一路由天台、宁海至绍兴、与第三方面军连络，企图在钱塘江下游两岸地区与革命军决战。

15年12月下旬，孙军孟昭月、王森、李俊义等部占领杭州后，浙江省长陈仪被扣，其在杭州城内之部队悉被缴械。孙军由孟昭月率领，继续向富阳前进。这时受国民革命军改编的浙军周凤歧（国民革命军第廿六军）正负责掩护革命军东路军前敌各纵队集中衢州，已由衢州向桐庐、富阳推进，与陈仪（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部在萧山的西兴镇和闻家堰取得联系。

16年1月3日孙军向富阳进攻，激战甚烈，周凤歧部虽艰苦作战，但因孙军实力强大，不得已于1月9日退衢州集结。周凤歧另一批部队奉命由金华、处州前进，1月2日到达永康，第二天在缙云与孙军激战，双方伤亡均重，而周部兵力薄弱，于9日退永康，10日退金华，12日抵龙游与主力会合。

16年1月10日陈部（即十九军）主力到达奉化，先头部队进抵孔溪坑，11日在横头市与周荫人部接触，双方死伤均重，13日陈军主力猛攻，余宪文师长亲赴前线督战，中午占领宁海城，其后因弹药告罄，且疲劳过甚全线撤退。留守百官镇的陈军亦因与孙部段承泽旅激战失利，14日宁波失守，陷于三面被围、一面临海的恶劣环境，不得已分向新昌、台州两方面突围，各自绕道温州集结；另一部及野炮部队由宁波乘船向温州转进，与由闽入浙的第十七军会合。

周凤歧和陈仪都是浙军，在浙江响应革命，接受国民革命军的整编，他们在浙境的作战，只是接应革命军入浙，不是主力战。

16年1月19日，白崇禧到达常山，蒋中正有巧电给白说：“衢州战略要地，攻守可自决，中不遥制。”白于是断然决定采取攻势，命令前方部队集结于衢州附近，伺敌深入而击破之，并令常山县长征集大小木船数百艘，扬言运输后方大军以张声势，同时电请江右军以一部在其左翼方面牵制皖南之敌；以主力在其右翼由祁门、德兴、开化进入皖南，先将屯溪、徽州之孙军迅速歼灭，然后以一部向芜湖警戒；以主力由徽州方面直入严州，截断孙军退入杭州的后路。

1月20日白崇禧到达衢州，召集前线将领会议，决定采取攻势，以歼灭金华、兰溪的孙军，这时候陈调元和王普已正式向北伐军输诚，投效革命军，所以革命军的侧面已经没有威胁了。

事实上，这时候的孙军孟昭月部约万余人均已到达兰溪，分向诸暨、永昌、洋埠、罗埠、游埠方面前进。周荫人的残部一师人也到了金华，向汤溪前进。皖南刘宝题部向祁门移动，李德明部趋严州、淳安间。原在杭州的白宝山、冯绍闵两师则向钱塘上游推进。这些迹象显示孙军欲乘革命军还没有集中完毕时，以主力沿衢江北岸，一部沿衢江南岸，会犯龙游和衢州，以一举击破革命军的前敌之师。

针对孙军的企图，革命军乃以一部沿衢江南岸，主力沿衢江北岸攻击金华、兰溪。1月27日开始行动，中央军第二师进占龙游，孙军退守汤溪、洋埠、游埠。而皖南的刘宝题亦宣布起义，参加革命。29日晨革命军分三路进攻，右翼廿六军向汤溪攻击；中央军第一师向洋埠，第二师向游埠攻击；左翼军第四、第六两师向永昌、诸暨、寿昌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全线挺进，占领洋埠、游埠及汤溪。孟昭月由兰溪仓皇逃走，全线向严州、桐庐、浦江和诸暨溃退。2月1日革命军中央军进占兰溪；2日右翼军进占金华。革命军乃乘胜分途进击，2月3日中央军先遣部队进占建德，右翼军进占浦江，左翼军一部进占淳安。白崇禧即令右翼军续向诸暨推进，中央军先遣队则向桐庐进击，左翼军以一部守备遂安、淳安，其余主力向分水推进，桐庐经过了一场小战斗遂被革命军占领。

孟昭月逃返杭州，以其第十三团团长郝云亭为杭州戒严司令，以第二师第三旅段承泽部转调富阳，孟昭月且亲赴富阳督战，分两路反攻，血战四日，革命军士气如虹，终于摧毁了孟昭月的最后攻势。

革命军在浙东赢得辉煌的胜利后，孟昭月逃回杭州，在杭勒索军费300余万元，然后率部转进松江，段承泽退武康，李俊义经德兴移吴兴，周荫人至嘉兴。

16年2月18日革命军中央军即进占杭州；右翼军占萧山；左翼军主力进占临安、余杭。19日白崇禧入杭州。

何应钦所直接指挥的东路军第四、五、六等三个纵队在16年1月下旬由闽北出发，第四纵队向江山，第五纵队向处州，第六纵队向温州分途兼程前进。何应钦将福建省政交方声涛以代理主席身份处理，福建治安则令谭曙卿负责维持。

1月28日何应钦由福州经延平、建瓯、浦城越仙霞岭入浙，2月17日至衢州，23日抵杭州。

2月上旬孙军蒋起凤和段承泽等部尚盘据宁海、绍兴，周荫人的司令部还在台州，另一部在临海、黄岩一带，革命军遂全面出击，从事肃清浙东的军事行动。

浙东的战斗反复而曲折，可是由于革命军士气如虹，因此终告肃清浙东，收到辉煌的战果。

孙传芳自2月中旬由杭败退后，其残部集中松江、上海一带。其时直、鲁军褚玉璞、张宗昌等部，纷纷南下，至3月初旬，鲁军毕庶澄部，已进抵苏、沪一带，一面积极部署，一面与革命军互通款曲，将鲁军作战计划密交与革命军，并声言愿与革命军合作，但以革命军不攻苏、沪，毕即率部由江­阴­北渡为条件，革命军不信毕有诚意。

这个时候孙传芳内部已告分裂，其驻沪第九师师长李宝章部，已派员至杭州向革命军输诚，愿将上海及沪、杭线交出，率部向南京、浦口迎拒鲁军，当经革命军委为第十八军军长。此时上海工人正作大规模之罢工，要求孙传芳撤退，在沪海军已改树革命军旗帜，其陆战队已在沪登陆，又因皖南孙传芳部第六师陈调元部、第三混成旅王普部加入革命，皖南地区亦已为革命军江右军领有。不过孙传芳自战败后，野心未死，仍欲保有苏境，以图反攻，曾求救于鲁军，鲁军亦将南下参战，革命军如果不及早消灭孙军残部，则鲁军到达后必将先期发动。何应钦、白崇禧即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策定进军方略。

一、以前敌总指挥所部之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沿沪、杭路前进，攻略上海。

二、以东路军直属之第四、第五、第六各纵队及第二军经宜兴、溧阳，向常州、丹阳前进，进占该两地后，以一部右旋回向无锡、苏州，协同前敌部队围歼淞沪地区之敌，以主力左旋回向南京前进，与江右军协同攻略南京。

何应钦和白崇禧在杭州商定进攻计划后，即分途率军前进，白率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及李明扬先遣队，集中平湖、嘉兴附近，暂取攻势防御，俟何率领之各纵队占领宜兴、溧阳后，乃向淞、沪进攻。16年3月15日，革命军正围攻溧阳，白崇禧乃提前令各纵队于3月16日向淞、沪之敌开始进攻。

3月16日，革命军开始攻击前进，孙军以松江为上海西南屏障，竭力抵抗，并以铁甲车及其所有炮火集中革命军铁路正面猛力轰击，革命军正面顿受损伤，无法进展。白崇禧为压制及摧毁正面孙军之火力，乃以铁路货车厢急造炮垒列车中山号增援攻击，并以第二十六军自右翼，总预备队自左翼，三面包围攻击。数次奋勇冲锋，孙军不支，纷纷向上海溃退，革命军遂于21日晨占领松江城。同日第二十一师自吴江前进，于当午占领苏州；遂分途乘胜追击，进迫沪郊。这时外国军队在租界内鸣枪示威，并越界构筑工事，借故抗拒与迟滞革命军之前进。经革命军强硬抗议后，外军始退入其租界内，革命军即续行进击，卒将直、鲁军第八军毕庶澄部，在闸北地区悉数包围缴械，淞、沪地区遂于21日全部平定。

毕庶澄逃回山东。

当革命军进攻淞、沪时，因得海军之协助，迫毕庶澄部撤退甚速。北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于革命军未入浙之前，即与革命军密取连络，当革命军东路军平定浙江，进攻淞、沪时，杨树庄即率海军向孙军及鲁军进攻，并袭击沪敌退却之长江后路，收效颇大。迨革命军攻克上海后，杨树庄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职，将所有海军舰艇，编为四个舰队，以陈季良为第一舰队司令，陈绍宽为第二舰队司令，陈训咏为练习舰队司令，曾以鼎为鱼雷游击舰队司令，革命军有海军之加入，实力大增。

淞沪之战告一段落，革命军即分由浙西和长江两岸向下游推进，打算把孙传芳的残部连同来援的直、鲁军一并围歼于沪宁之间。

革命军以江右、江左两路军分向祁山、至德、潜山、霍山之线前进，16年2月20日孙部十五师师长刘宝题投效革命军，就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兼江右军第四纵队指挥官；3月4日第六师师长陈调元亦投效革命军就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卅七军军长，叶开鑫投诚就任新编第五军军长，王普投诚就任新编第廿七军军长，安庆和皖南地区遂兵不血刃而全部底定。

2月27日程潜率江右军主力向芜湖和宜城前进，3月6日占领芜湖，17日占领当涂。

安庆、芜湖攻下后，革命军即可会攻南京，事实上革命军除了在当涂打了一仗外，余均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长江下游是进展神速的，而孙传芳虽然得到直鲁军的增援，可是对他的苟延残喘毫无帮助。

孙传芳的主力和直鲁军毕庶澄、常之英两部，于16年3月中旬被革命军东路军在沪宁线及松沪地区击破后，即纷纷渡长江北退，国民革命军遂占领上海、苏州、常州、丹阳一带。革命军江右军同时占领当涂，进迫南京。江左军则向皖中挺进，与陈调元部协同压迫津浦南段及淮北地区。南京附近仅有直鲁军一部分，其余北洋军主力均已退集江北。

南京方面褚玉璞部主力守备下关，一部在汤水、龙潭。粤军谢文炳、陈修爵等部，主力在江宁县，一部在淳化镇、龙都镇、秣陵关。鲁军第六军徐源泉部及白俄兵主力在陶吴镇，一部在江宁县，均积极加强工事，企图固守，待援反攻。江北方面：孙传芳所部，企图自运河两侧，张宗昌主力则企图自津、浦正面积极增援，期待革命军一旦渡江攻击时，乘机反扑。孙传芳及张宗昌则分驻于清江浦及蚌埠指挥。

革命军以全力会攻南京。这时革命军的态势是白崇禧所率领的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已进占上海、苏州。何应钦所率领的第四、第五、第六纵队亦已占领横林、常州、丹阳；四方八面向南京合围。同时为了巩固淞沪防务，乃设立淞沪卫戍总司令部，以白崇禧任卫戍总司令，并抽调白军一部，增加南京方面之作战。16年3月22日，何应钦到达镇江，这时北洋军有死守南京打算，于是急电白崇禧，迅速肃清淞、沪残敌后，立即抽调一部与第五纵队乘车向南京增援。是日第四、第六纵队之先头，进至栖霞街、东流镇、汤水镇附近之线。

16年3月17日革命军江右军占领当涂后，先头部队续进至采石矶、马家村之线，与东路军协定，会攻南京；原来拨归东路军指挥之第二纵队，亦于3月19日，到达溧水，归还江右军序列。这时第四师在柘塘镇，第五师在曹村镇，第六师在洪蓝埤各附近集结。程潜原定于3月21日，开始向秼陵关、江宁镇之线攻击前进。

革命军既然已对南京合围，南京方面想作困兽斗的作为就有限了。

民国16年3月23日革命军江右军第二纵队鲁涤平部占领江宁县后，进迫中山门、光华门；第三纵队贺耀祖部占领将军山、牛首山、幕府山，向通济门、武定门进击；第一纵队程潜部击破大小山、马石山、西善桥一带北洋军，向雨花台猛追。北洋军狼狈向城内回窜，革命军衔尾跟踪，自中华门冲入南京城。其余各纵队于是日晚亦分别进入城内，北洋军未再抵抗，纷纷逃散，一部由下关抢渡，窜回浦口，革命军遂完全占领南京城。何应钦于同日到达上塘镇后，其先头部队，亦已抵栖霞街、东流镇之线，得悉南京已被攻下，即令第六纵队，在汤水镇附近待命。第五纵队在无锡、江­阴­待命；自率第四纵队，于3月25日进驻南京。

孙传芳曾夸口说革命军越过湖北和江西，战线拉长后兵力分散，他以逸待劳，可以予革命军迎头痛击，想不到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他的五省联军完全不是革命军的敌手，比起吴佩孚来更是不堪一击。吴佩孚的部队在武昌还打了一场硬战，孙传芳的军队则一败再败。

南京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事实上南京是历史上的一个古城，三国时吴国建都于此，以后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于此，前后共六个朝代，五代时的南唐和明代太祖一朝也建都于此。民国元年曾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后来因为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不愿离开他的北洋势力所在地，因此才勉强改北京为首都。国民革命军北伐克复南京后，即遵从孙中山遗志，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

16年4月18日国民政府为奠都南京告全体将士书：

“国民政府此次接受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定都南京，目的在恢复党权政权，于三民主义之下，自由施行职权，以实现总理之遗训。总理在世之日，所焦心苦虑者，为如何而可建设自由独立之中华民国，更进而实现世界各民族之平等自由，国内各阶级之平等自由。因军阀专恣于内，帝国主义凌逼于外，甚且勾结一气，以摧遏三民主义之进行，乃不得不先定扫除一切建设障碍之大计，毅然以出师北伐为建国之先着。不幸出师未捷，赉志以终，遗训昭昭，以此重大责任，付诸手造之中国国民党，付诸平生所依重之蒋中正同志。总理既逝，本党秉承遗志，出师北伐，……转战七省，遂定江汉，四十年来，本党军事成绩之伟大，盖无过于今日者。虽然，苟无认识主义，效命党国之全体将士，则蒋同志亦一手一足之力耳，深切言之，此种伟大之成绩，实由于全体武装同志之一心一德，更深切言之，实为主义的成功，军纪的成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以及肃清东南诸役，吾武装同志之为党国牺牲者，不知凡几，天上英魂，地下碧血，所望为生者之奋斗，最后之成功，故吾侪未死之余生，实负党国之重托，昔程婴生而公孙杵臼死，死者为其易，而生者为其难，国民革命之孤儿，今实保抱于武装生存之同志，故吾人对于武装之同志，既备具尊敬，而又切勉于将来也。”

二四八、吴佩孚挥泪离郑州

吴佩孚自从15年9月6日失汉阳，先退孝感，再退广水，三退信阳，吴本意拟自信阳调援反攻，无奈军心涣散，已无可靠之部属。身边战将只有田维勤担任信阳州以南的防务，至于靳云鹗则自汉口返豫，即入­鸡­公山，其不满意吴，已达极点。吴在北方虽然尚有可调之兵，可是没有车辆调配，只好徒步南下，因此自郑州以南迄信阳武胜关，各站都有驻兵，派别复杂，不一定完全听吴的指挥。这时河南全境有枪的兵不下三四十万，名义上归吴指挥的，超过10余万，兵心厌战，而军粮饷秣亦艰困万分。

靳云鹗驻军­鸡­公山，俨然以河南最高军事首长自居，他曾下令，凡通过他的防区的杂牌军队，一律予以缴械，他的亲信黄殿臣奉命执行。9月16日黄部遇上吴佩孚的卫队经过，也不分清红皂白予以缴械，吴佩孚闻讯大怒，勒令捕黄枪决。当晚信阳附近发生兵变，吴仓皇自信阳搭乘三等火车奔郑州。

9月27日息隐保定的曹锟，乘专车赴郑州，曹锟自冯玉祥倒戈遭受幽禁后，直至奉直联合赶走西北国民军始恢复自由，虽然他的把兄弟吴佩孚已东山再起，他则表示不愿过问政治，径返保定闲居。曹为人宽厚，甚得人缘，不似吴佩孚之强项，容易树敌，因此在吴走投无路之际，直系要员纷纷敦请曹锟出马团结直系。

由于孙传芳在吴军危急时不肯赴援，因此使人想到一段往事，认为孙传芳在报旧仇，那是湘军援鄂之役，鄂督王占元求救于吴 ，吴派萧耀南率先头部队驰援，萧军进驻武汉并不开赴前线，坐待王占元的失败，乘机把湖北纳入吴的范围，直系认为吴这一手吃了自己人，太不够意思。孙传芳当时是王占元的部下，亲眼看到这一幕，他虽然因为这一次战役而受知于吴佩孚，但王占元失败的一幕却深印心中。现在他坐视吴苦战而不救援，有人说是历史的重演。因为有这些原因，直系的旧人就想抬曹锟出来团结直系。

曹锟是和夏寿田、张廷锷来郑州的，下榻郑州中州饭店，抵郑当天就染上感冒。而吴佩孚仆仆军事，也抽不出时间来看曹。过了两天，吴才抽出空由张廷锷陪同赴中州饭店谒曹，曹正和夏寿田谈得很高兴，吴入室鞠躬为礼，并请问：“总统感冒好了没有？”曹不理亦不答。房中空气为之寂静，吴再问，曹徐徐而言：“外面风好大哟！”吴说：“今天天气好，外面没有风。”曹说：“外面没有风怎么把吴大帅吹来了。”吴一听知道是曹多心，乃低下头聆训，曹说：“你是大帅，我也做过大帅，我做大帅时有功都是你们的，如果不把功劳分给你们，你怎么会做到大帅，可是你今天有功都是自己的，不能容物，不能开诚对下，自大狂妄，造成今天上下离心离德。”曹越说越气，声­色­俱厉，吴低头不敢作答。夏寿田和张廷锷用其他话盖过，才把空气缓和，吴遂告辞。曹虽斥吴，可是仍努力团结直系，把靳云鹗找来，靳对曹表示不满吴，曹好言安慰，劝靳顾全大局。

孙传芳在南京坐待吴佩孚战败，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却让革命军逐一击败。当革命军出湖南直指武汉之际，倘孙军剑到履及，不东推西拖，与吴军合作，则对革命军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孙军按兵不动，直接搞垮了吴佩孚，间接也搞垮了自己，使北伐军坐收各个击破的战果。

孙军初与革命军接触时，略有进展，那时吴在郑州接获孙的战报，自夸对战局有把握，言外之意似在讥诮吴的不中用 ，今后的重头戏只轮到他一人独唱了。怎知时间一久，北伐军在江西捷报频传，孙自夸革命军的前进像绳子一样寸寸剪断，结果是自己做了绳子，让革命军寸寸剪断了。

吴佩孚由汉口退到郑州后，其辖区是：北自保定，南至武胜关，靳云鹗在郾城设立司令部，日日言反攻而日日按兵不动。按兵不动是靳的一贯作风，吴佩孚这时的处境实在很恶劣，一面是明敌，一面是暗敌，用两面作战来形容吴的处境还不够，简直是背腹受敌。

张作霖天天打电报问吴，今后的动向？张意思是如果吴对付不了革命军，不如让出一条路给奉军，并且愿意把奉军交给吴指挥。然而吴对奉军已有不敢领教之苦，南口作战的记忆犹新，所以他一再答复张说自己的力量足以挡住革命军，现在还不需要奉军加入。

吴退郑州时，以“南”为敌，以“北”为友。事实上国民革命军是把吴佩孚当作头号敌人的，而奉张则满口吴二哥，叫得非常热络。可是形势比人还强 ，如今的吴二哥是个斗败的公­鸡­，奉军把他看做挡路的瘟神，叫他让路他不让，对于他阻挡北伐军的能力也失去了信心。

吴只提防革命军出武胜关继续北伐，却做梦也想不到奉军将渡河而南，告急文书不自南来，而自北飞到，保定方面奉军逼迫吴军让防，齐燮元一再急电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奉军表示孙传芳乞援于奉，所以奉军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

吴的地盘已变成张的障碍物了，大难临头各自奔，张、吴之间现在是各怀鬼胎。

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定、大名之时，吴腹背受敌，内心之苦莫可言宣。

更令吴难堪的，是奉系和孙传芳密使往来不绝于途，盛传奉张和苏孙加强合作，奔走其间的，就是王占元，而靳云鹏希望调和张、孙，出山组阁，所以也热衷奔走。

奉直鲁军援吴问题使吴佩孚颇感困扰。吴知道得很清楚，他与张作霖之间的帐很难算，张作霖对他不会真心帮忙。张宗昌和他还有很好的关系，张宗昌的帮忙比张作霖要有真意。然而张宗昌军和他之间也存在一个症结，就是保、大问题。保、大是吴的后方，也是唯一的吴军饷来源地，可是保、大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辖区，褚玉璞天天嚷着要接收保、大，害得负责保、大的齐燮元寝寐难安。

奉、直、鲁认为控制北京，统一直隶，出兵援吴是奉、直、鲁的既定计划。当吴佩孚退至河南境内时，吴的秘书长张其锽迭电张宗昌请援，不过吴本人不赞成奉、直、鲁出兵援救，只希望接济饷弹。张作霖本无积极助吴之意，张宗昌倒是希望拯吴于危，可是直鲁军方下动员令，而吴佩孚挡驾特使已驰至。15年9月30日吴派符定一到济南转达吴意，拟请直鲁联军暂时不必开入河南等待后命。吴又恐怕符定一对于军事情况未能详述，所以又加派参谋长张国溶与刘绍曾及鲁方前派来郑州的代表童好古、常之英一同前赴济南谒见张宗昌，代表吴佩孚一方面向张表示谢意，一方面请张缓期出兵。张国溶携有吴佩孚的亲笔函，内述已经开往保大的援军，请勿前进，未开拔的一律停止出动。张宗昌对吴的各代表表示，鲁直联军南下应援义不容辞，既然吴玉帅认为目前还不需要，自当停止前进，直军既已开拔，骤然请其停止，恐褚督于内情尚不尽悉。于是鲁张乃电邀褚玉璞来济，褚接电立即动身，午夜抵济，即赴督府会议，第二天清早原车返天津。

吴佩孚满以为褚军接收保、大事已趋缓和，怎知10月2日褚玉璞又由天津专车赴丰台转京汉线赴保定，一方面准备援鄂军事，一方面办理和平接收保、大事宜。直隶保定副司令徐源泉亦由济南赶回助褚。褚表示对吴部一切补给援助均属可能，但保、大既属直省范围，事权必须统一，何况由直隶出军援吴，保、大是必经之地，怎可不先行接收。接济吴方饷械与接收保、大并不冲突。

吴佩孚的副帅齐燮元10月2日尚通电保、大两道道尹知事和各局所长，饬将应征之款督征催解，并饬勿离职守，可是褚玉璞抵保后，褚部谢玉田师也开入保定，事实上褚军已正式接防了。

北京城内也有变化。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吴在鄂战败，奉张声势增强，而奉张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不要内阁，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奉张和苏孙之间，奉方意态非常冷淡。10月1日杜代阁辞职专任海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其实这时候的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

奉张入京后，奉系所注意者为河南。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于前，而田维勤、寇英杰又不合作，魏益三又与田部同驻，寇乃感势益孤单，河南纠纷迭起，奉军入豫更形迫不容缓。

16年1月15日张作霖令张学良、张宗昌以实力援吴，先以兵力肃清黄河北岸，然后渡河至郑州。正当奉军要开入豫境，京津各报盛传魏益三附靳反吴，田维勤则匆匆避往汝南寇英杰处。

1月初，奉军入豫，进驻彰德，2月8日奉张发出两电，宣告奉军入豫意旨，原电如下：

“（一）南京孙副司令、太原阎副司令、济南张副司令、褚司令、吉林张督办、卜奎吴督办、绥远商都统、承德汤都统、张家口高都统鉴：年余以来，赖诸君戮力同心，直鲁晋绥，幸告肃清，而武汉不守，祸延长江。迭据湘鄂各省士绅奔走呼号，请兵援救。只以豫中系吴玉帅驻节，再三商询，自认反攻，我军虽切缨冠之谊，并无飞渡之能。兵至直南，及河而止。今时阅半年，未闻豫军进展一步。反攻之望，完全断绝。而敌焰日张，窜扰闽浙，长江上下，将无完土。本军负专征之责，国事兴亡，义难坐视。迁延不进，祸将噬脐。兹已分饬直鲁联军及三四方面军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湘粤。其豫中将士，但系宗旨相同，概无歧视。以符始终合作贯彻宗旨之意。师发在途，恐淆观听。特电奉闻，张作霖。庚。（二）开封寇总司令、米帮办、信阳田总司令、靳总司令、彰德齐副司令、陕州刘总司令、并转豫中各将领钧鉴：自武汉不守，赣闽继陷，赤祸蔓延，几将流毒全国。敝军前徇馨帅之请，进兵京汉，以取犄角之势。因玉帅来电自任反攻，是以敝军未越黄河一步。乃时阅半年，毫无进展，反攻希望，完全断绝。作霖承各帅公推，自任专征重责，迭据各省绅民呼号求救，文电交驰，设再迁延坐视，国将不保，何以对民？而北方大局之同归糜烂，亦在意中。诸君同属军人，谊共急难。当兹危局，奚可苟安？兹已令饬三四方面军克日取道京汉路攻取武汉。所有豫中将士，但属宗旨相同者，一视同仁，毫无歧异。从前地位军号，一仍其旧。并望协同动作，共纾国难。诸君为国宣劳，志同道合，尚望申明此意，分告所部，俾免误会。除径电玉帅外，特电奉闻。敬希示复，张作霖叩。庚。”

张作霖为了奉军入豫，并有一电直接给吴佩孚，电云：

“郑州吴玉帅勋鉴，效密。自武汉不守，赣闽继陷。馨帅力竭请援，约定敝军，进兵京汉，以取犄角之势。弟曾再三奉商，均承复电，定期进取。弟以尊重我兄意旨，希望贵部整旅反攻，是以兵至直南，划河为守。乃时阅半年，未进一步。反攻希望，完全断绝。长此迁延，敌方坐大。北方大局，何堪设想。而陷敌各省人民之沦于水深火热，呻吟痛苦，宛转呼号者，不知凡几？叠据湘鄂皖豫士绅文电吁恳早发大兵，其情殷切，声泪俱下。弟既承公推之雅，负专征之责，坐视不救，何以对民？会师爽期，何以对友？大乱不平，何以对国？再不自决，行将噬脐。是以简饬师徒，渡河南进，取道京汉，攻取武汉。贵部将士，但与我辈宗旨相同者，一切地位名义悉仍其旧，并望互相援助，切勿误会。尚希分别饬知。至地盘问题，敝军援绥援苏，事成拱手相让，此物此志，当可大白。明达如兄，当能亮察，学良等到豫后，如得清暇，尚望到京一行，共商策划。至盼！张作霖。庚。”

吴佩孚曾有一蒸电复张，请奉军缓进，原电云：

“张雨帅勋鉴：密。庚佳两电敬悉，贵军此次渡河南进，事前并承赐电通知，共商办法。敝部虽谨戒避让，冀免误会，仍不免惶惑惊疑，愚兄虽能谅弟苦心，而实难于应付。数月以来，贵军当持经豫入鄂之议，而敝部屯驻京汉线者十余万，道路之腾挪甚难，战线之分配不易，故尊意虽坚决，此间竟无术赞同。内部因而自行整顿部众，费时数月，糜饷不赀，想亦吾弟所深知也。盖此间各军，分子复杂，非简单命令所能处理。一切命令，不与事实相调剂，则不易施行。若可简单行之，则本军早到武汉矣。今贵军南来，愚兄无法可以简单命令，使敝部趋于一致，实感困难。地盘虽不足论，而各军实为生命所依，纵令吾弟兄能开诚相许，而无时间以资调处，自不能相安无事。若只以威力行之，恐贵军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讨赤未遑，绝友先见，造成鹬蚌，以待渔人，大局更不堪设想，吾弟兄同心讨赤，一载有半，岂可一着不慎，隳败前功。此愚兄所不能不恳切相商者也。现仍盼吾弟速令贵军停止前进，以便从长计定作战办法。毕黻廷兄想已到京，尊所有计划，无妨详细妥商也。特布腹心，启乞鉴察，吴佩孚。

蒸戍。印。”

张作霖接吴佩孚电同时接到靳云鹗电，当于16年2月18日复吴一电，劝吴不要袒靳。电云：

“郑州吴玉帅勋鉴，效密。筱电敬悉。我辈宗旨相符，一年以来，无一事不尊重我兄意见，本合作之­精­神，期始终之贯彻。自阳夏失守。贵军节节北退，变化之速，全国骇愕。我兄既却敝军之援，又无切实反攻之力。弟为顾全合作及信义起见，迭陈意见，以冀我兄有所觉悟，予以容纳。不图信使往还，函电纷达，时逾半载，迄无解决之方。浙已不守，沪埠吃紧，馨远迭电催进，人民责言备至，若再因循坐误，势非个个击破，全国沦胥不止。熟筹审察，非进兵不能讨赤，非入豫不能进兵。默察趋势，实属忍无可忍，缓无可缓。此次毅然进驻豫省，不得不抱最后之决心，师已出发，万无中途停进之理。敝军之一举一动，悉秉弟之命令而行，断无部下自由行动之事。靳云鹗从前二三其德，早在洞鉴之中。阳夏之役，忍令我兄失败坐视不救，且有危害之举动。今则公然抗拒义师，旗帜显然，以前之种种行为，今已证实。我兄又何必庇此不忠不义之部属乎？似我兄所处环境，及委曲苦心，亦所深知。如有通力合作分路担任之计策，弟亦极愿受教且拟随时援助。此心此志，可质天日。幸兄鉴察之！张作霖。巧。印。”

由于奉军大举入豫，曹锟在郑州打算重树直系声威的计划遂告落空，因此于16年2月11日由郑返津。

奉军出动入豫后，即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全部军务共5万人，前锋由荣臻率领，入豫奉军悉归于珍指挥。

奉军集中黄河北岸，张学良和于珍于13日由济南遄返北京，在顺承王府由奉张召集军事会议，结果一致主张不理吴佩孚态度，于2月15日前锋实行渡河。

吴佩孚坐困郑州，南北两面受敌，他的部队不和他同心同德是他的致命伤，豫中将领对奉军入豫态度亦不一致，豫东镇守使郭振才通电欢迎愿听指挥，奉方并委宋振檀为安国军毅军总司令。寇英杰对奉鲁早有拉拢；豫南的田维勤和魏益三则表示拥吴，魏益三原是奉军，因随郭松龄倒戈，所以无面目再投效奉军。因此奉军入豫将以全力对付豫南。

靳云鹗在­鸡­公山，因与吴唱反调而遭吴免职，且一部分靳军被吴缴械。他是反奉的，因为反奉的主张而与吴分道，现在奉军正式对吴下手了，在利害上，靳可以和吴恢复旧情，因此他由­鸡­公山跑到郑州来见吴，对吴说：“大帅，我愿遵令交代，但部下已忍无可忍了！我只能打一面，如果向武汉打去，可是我们背后却受到自称朋友的敌人攻击，我们怎样打法？我保证南军不出武胜关一步，我们应权衡轻重，打退了胡匪再说。”

吴的感想是“主意虽不是主意，话却说得痛快”。不过吴生平最恨朝秦暮楚，覆雨翻云。当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时，吴大不以为然，他说：“竞存（陈炯明）太无人格了，别人可打中山，竞存怎可以打中山？”吴与张作霖虽是利害结合，可是两人已经拜了把兄弟，因此他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奉张不够朋友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吴子玉要够朋友。别人可以打奉，今天我姓吴的不能打奉。他言外之意是如是靳云鹗你要打自己去打，可别肩着我的招牌！靳也了解吴的个­性­，他用坚定的口气对吴说：“打奉我是打定了，大帅不叫我打，我自动去打，不用大帅名义，用保豫军名义。”

吴苦着脸说：“局势糟到这个地步，你自己去­干­吧！”靳得了这个口风就告辞了吴，回到郾城组织“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他对吴是“背”而不“叛”！魏益三既然畏惧奉军的，所以热烈拥靳，领衔发表通电。

16年2月17日张学良有致靳云鹗一电，电云：

“信阳州探投靳荐青姻长赐鉴，奉诵马电，迪承训诲，无任感惭。良虽不敏，向持四义。事上官以忠，事亲以孝，为国除贼，为社会求安。此心此志，如是而已。长者倘不鉴谅，必欲周旋于郑卫之野，谨当退避三舍，整旅以待。特此布复，伏维垂察。[奇`书`网`整.理.'提.供]张学良叩。”

奉张既然撕破了脸要进兵河南，并且由于靳云鹗组织保豫军而专攻奉。吴佩孚不好意思抗奉，也闭了眼睛让靳云鹗抗奉。这一来，河南方面便爆发了北方军阀自己的内战了。

16年3月5日晚，张学良奉命由京南下，赴卫辉帮同韩麟春指挥前进。小张7日抵卫辉，下总动员令，并召集于珍、荣臻、赵恩臻等重要将领会议，决定照预定计划分三路渡河，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各军一星期内渡黄河，逼郑州。

3月8日张作霖授意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电请吴佩孚来北京。奉方认为吴在郑早已大权旁落，靳云鹗已实­操­用人行政及军事调度的大权，不啻为豫军盟主，吴氏卫队已有断炊之虞。靳表面上仍以拥吴为名以资号召，靳本人仍驻郾城，因恐奉军由朱仙镇袭许昌和郾城间的京汉路线，所以对该处防务甚为注意，不敢亲离。奉军认为只要吴佩孚离开河南，即可对靳大力用兵。可是吴佩孚复张景惠等来电，仍表示不肯离郑。

奉军三路出动后，中西两路因缺乏民船，且黄河铁桥又断，南岸布防严密，过河百感不易，遂改变方略，先以主力由东路绕道攻中平。

3月11日北京顺承王府会议决定，河南前线由张学良、韩麟春负责指挥急进，并调吉、黑奉军入关担任后防。当天于珍率军渡过黄河，绕赴朱仙镇，自中平侧攻，下总攻击令，12日占领中平车站，13日占领中平县城，豫军退守白沙，奉军直进至距郑州15里之古城。北岸奉军因接东路捷报，亦乘胜渡河，邹作华部炮兵在河岸掩护，荣臻亲自指挥，丁喜春、陈在新两旅遂于14日冲锋至南岸占领芒山，15日抵荣泽县城。西路赵恩臻部亦于15日由温县渡黄河抵汜水，与中路策应。三路奉军同时进发，郑州遂陷于包围之中。

奉军一向用兵多不注意民间疾苦，因此每当奉军进驻一新的地区，当地人民即视虎狼载途。北方人对奉军的印象有这样两句话：“妈那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形容奉军坐车看戏不买票还要骂妈那巴子。而东北人后脑勺与一般人不同，所以可当护照，来去通行无阻也。过去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时，孙传芳一声号令驱逐奉军，奉军即无法立足，多由于此种印象深入民心。所以这次奉军入豫大改前态，当奉军抵黄河北岸时，因缺乏船只，渡河极感困难，必须雇用民船人夫，奉军雇用时特别优给费用，沿途并严禁需索及占住民房。这一来河南人民均乐意为奉军服务，使老百姓观感一新。这主要由于北伐的革命军所表现的一切，是秋毫无犯，为民服务，奉军既然想与革命军一较短长，就不得不顺从民意。

16年3月13日，奉张给吴一封类似绝交的电报，语气极不客气，前半段呼吴为“执事”，末段虽尚有“我兄”之称，可是全文读来，兄弟之情已告决绝。张致吴电云：

“郑州吴玉帅勋鉴：蒸电敬悉。前因靳部倒戈，郑州危急，叠电敦迓，纯出至诚。来电不蒙鉴谅，乃以顿兵不进，诿过保大京汉两事。且责鄙人未以械弹相助，未免言之过当。夫保大者，中华民国之领土，直隶省之辖境，并非执事所得而据，更非执事所得而攘。至于订立条件，鄙人并未与闻。其京汉之在直境者，直隶有之。如责直隶以据直隶之京汉，不责执事以据河南之京汉耶？责己则暗，无乃不恕。至于渡河进兵问题，弟曾于上月庚电奉达，谓无一言见告，何其健忘。且闻敌军已向信阳进兵矣，兄之部下，且引虎自卫。兄如不知，何以处二心之叛将？兄如知之，何以副讨敌之初衷？进退失据，无过于兹。敌来犯境，则退让未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真不知宗旨安在矣？至于助械助饷，本为一致讨敌。今顿兵半年，反引敌北犯，而犹责敝军以协助。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岂鄙人所能任其咎耶！近闻靳部包围左右，我兄已失自由，来电恐非出自本意敝处亦所深谅。惟恐外间不察，易淆听闻，特布区区，敬希亮察。张作霖元。”

郑州既已三面受围，奉军以飞机和重炮掩护，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真是进退维谷，如果不离开郑州，只有做奉军的俘掳。山西阎锡山给吴电报，迎吴入晋，并请吴在可用之兵中抽调5万人到山西整理一下，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不肯接受，并向幕僚们说：“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不是很好，何必跑到山西去打？”

吴佩孚把自己部队清算一下，吴新田一军在陕西，于学忠一军在南阳，陈文钊一军驻邓县，张联升一军布防襄樊，王维蔚、王维城等部已投入“保豫军”，寇英杰仍在开封，算来算去，东边不是路，还是往西边走的好。

3月15日吴佩孚挥泪离开郑州，临行时他下令自兼豫西防守总司令，下分三路：第一路马吉第守牧马集一带，第二路刘希坚守中平至黑石关一段，第三路张席珍守黑石关至洛阳之段。他认为奉军要我让出京汉路，现在已经让出了，我现在退到豫西，奉军再没有理由逼我了吧。

靳云鹗的保豫军和张学良、韩麟春的奉军打了一场恶战，靳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乘坐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两车相撞，高汝桐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原来吴佩孚自受奉军进攻，从郑州移驻巩县后，自以为跳出了战争漩涡，不料战神却偏偏追寻着他，不让他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冯玉祥部由陕西出动，镇嵩军刘镇华在洛阳响应，潼关张治公部又投降了奉军，奉冯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奉军又向吴提出让防的要求，请吴不要挡路给冯玉祥乘机取洛阳。张学良请吴移居郑州，当以老伯之礼相持，吴佩孚当然不肯去自投罗网做“阶下囚的老伯”，所以继续不理不睬，不战不走。

年轻的奉军将领可没有张老帅的涵养工夫，一次不理，二次不理，三次便拿出硬功夫来，不再请吴让防而向吴夺防了。吴的屡败之兵，怎敌得“老侄”们一股锐气。当汜县部队被缴械的消息传到巩县时，吴遂于16年5月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遁走南阳。

这是落荒而逃，由巩县经嵩山、方城到南阳，一路受尽了千辛万苦。那时革命军唐生智部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由陇海线东进，靳云鹗取消了“保豫军”名义，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务。南阳是于学忠的防区，吴于会合后，吴的情势并没有好转，因为于学忠的第八军，有冯的旧部，也有靳的旧部，于的指挥并不彻底，叫这些军队去打冯，冯的旧部靠不住，叫这些军队去打靳，又怕靳的旧部会倒戈，如果光是以保护“吴大帅”为唯一职责，又怕吴的目标太大，这些离心的平队如果把吴擒了去献功岂不更糟，所以于学忠想来想去，只有请吴离开南阳。

二四九、吴佩孚凄凉蜀道

吴佩孚在南阳越住越不是味道，南阳部队不稳，驻扎老河口的张联升也不可靠，赫赫一世的吴玉帅顿然有茫茫大地，走投无路之苦，想来想去还有一个人可找，就是在四川的杨森。杨森也是一个血­性­男儿，一向对吴非常敬佩，在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个血­性­男儿，对吴去投奔是会闭门不纳的，吴把这个主意和于学忠商量，于颇不同意，因为（一）去川路途遥远，经过老河口时，张联升不会放行，（二）四川虽是天府之土，但非北人立足之地。吴认为于所讲的也有道理，因此改了主意，打算由驻马店跨过京汉线直趋安徽，可是最后仍决定入川。

16年6月19日，吴离南阳到邓县，会合于学忠，决定进川之行期及路线，乃发觉于已投奉，改称安国军第廿军军长，吴初闻不以为真有其事，到出发日期，于避而不见，吴始信之。唯于所部师长，受于欺骗，颇有怨言。吴出邓县30里，据报前方有军队阻截，遂在一小村庄地名田营暂停，派探查明，系马廷福、杨织云两师在前方筑战沟，未久，杨、马两师长皆来谒见，报告奉军长令挖战沟，谓大帅已过去，后来任何军队，都不准通过，适才得悉大帅尚未出发，恐有误会，特来报告。这显然是于学忠不愿吴赴四川的诡谋，以掩饰无背主作窃之丑行。他效法靳云鹗在汉口之故事，逼吴下野。于学忠与吴同里，追随吴十余年，由营长提升到军长，吴素依为心腹，临事却不如路人。

吴见形势有变，乃告于部暂驻原防待命，不必跟进，是日在田营宿营，襄阳镇守使张联升（系吴旧部）派人来联络，并商讨渡襄河问题，决定在老河口与樊城之间太平店渡河，船只及掩护部队，由来负责部署。原来由田营去太平店有两条路线，如果经太山庙是大路，远五里；经沟陵关，近五里。乃决定走大路，卫队旅第一团先出发，第二团随本队行动，后因各路皆平静，本队遂改走沟陵关。出发时秘书长张其锽所乘之马，忽狂跳不肯向前。张怒，连鞭之乃就道，正午到沟陵关午餐后，地方耆老持纸求书，吴不忍拒，遂一一为之书写，时在午后2点，南冈忽传来断续枪声，时张其锽不耐久等，同秘书处人员先行出发。吴恐有差失，急催部队前进，约行三里地名灰店铺，果然发现惊人惨剧，张已遇难身死。部队散开，遍地搜索，不见敌人踪迹，后经地方人士报告始知系樊钟秀匪部，误以为商旅，欲行打劫财物，未及搜检，大队已到，乃呼啸而去。吴见老友惨遭横祸，抚尸大恸，命地方士绅代购棺木成殓，浮厝关帝庙内，是日乃在附近村庄宿营。

张其锽字子武，广西桂林人，进士出身。清末任零陵、芷江县长，统领南路巡防队，辛亥革命后担任湖南军事厅长 ，和谭延闿意气相投。民国8年段祺瑞对湖南用兵，吴佩孚率第三师进驻衡阳，与张所率湘军对峙，张和吴订交就自此始，谭、吴休战协定就是张其锽从中牵线，吴佩孚的衡阳撤军通电据说乃是张的手笔。从此吴、张成为莫逆之交，而张也投入吴幕。

吴对部下向来不假辞­色­，虽手握重兵大将如冯玉祥、王承斌之流见到吴亦只能笔挺地站着，虽做过吴的老师如蒋雁行、李成霖之辈见到吴亦只能唯唯听命，而吴对朋友则以老大哥自命，呼齐燮元为抚万老弟，孙传芳为馨远老弟，赵恒惕为炎午老弟，杨森为子惠老弟，独对于比吴小好几岁的张不称子武老弟而呼省长，吴对部下如果说：“去请省长来”，就是指的张。11年6月18日黎元洪再度做总统时任张为广西省长。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中年自号无竟居士，堂名独志堂，熟读《墨子》和《庄子》，著有《墨子通解》，又­精­研奇门遁甲、六壬。吴佩孚投军前曾在北京崇文门外做过卖卦先生，因此对于张的博学多才，­精­通术数更为敬重。

张在吴幕是客串，由客串正式加入班底，不在吴虎视洛阳，如日中天之时，而是在冯玉祥倒戈，吴由天津出海泛舟之时。

据说：张曾算出他自己在16年有一大劫，那年初，吴在郑州曾派易克皋赴郾城与靳云鹗接洽时，恰值有奉军将渡河袭郑的谣言，易向张告辞时 ，凄然说：“此别不知后会何时？”张亦凄然说：“也许没有后会之期了，我自己流年不利，玉帅亦在坎坷中，我自己最安全的办法是回上海闭门著书十年，逃过劫数再说，但我又不能弃玉帅于危难！”当吴由郑州到巩县，再由巩县南行到南阳与于学忠会合时，张欣然向人说：“好了，我大约逃过劫数了。”怎知张虽然算出了大劫，却又算错了，以为自己已经过了劫数，实则是在劫难逃。

张本人个子很高，雪白脸孔，五柳长须，夏天穿一件阔大的夏布长袍，摇一把­精­致的鹅毛扇，使人想到《三国演义》上羽扇纶巾的诸葛孔明。他常常不在床上而喜欢在藤椅上睡觉。民国时代以奇门遁甲著名于时的，当推张其锽了。他确可算近代一奇人。

张其锽和谭延闿在清末即已订交，两人亦是把兄弟，气味相投，惺惺相惜。张随吴佩孚落荒而逃时，谭延闿是国民党的重要领袖，正在汉口。由于国民党宁汉分裂，因此谭仆仆于南京、徐州、郑州、汉口之间。张的噩耗传至谭的耳里，已是6月下旬，他立即托方振武前往照料，并料理他身后事。

张的灵柩于9月1日抵上海，11月28日葬于苏州的南乡。谭的哭张子武诗，真情流露，至为感人，挽诗如下：

一别真投笔，三年负枕戈，有书常不达，无命欲如何？生死交情见，孤寒涕泪多，裹尸余马革，凄绝向江沱。

辛苦依人计，艰危壮士风，前知伤郭璞，从事异臧洪。未必谋身拙，仍怜殉友忠，纵横湖海气，今日竟途穷。

少年曾并辔，中道各扬镳，鹰隼飞常厉，骅骝意苦骄。多才成负负，同好已寥寥，头白谁相慰，羁魂不可招。

夙昔谁知己，平生误感情，家惟瓶粟在，箧有谤书存。志事兼儒墨，思心托梦魂，冤亲同一尽，恸哭更何言。

吴佩孚失去了老友张其锽已够痛心，可是更凄凉的，还在后面，原来襄阳镇守使张联升不迟不早就在吴佩孚假道前已奉到冯玉祥的委任状，6月21日冯委张为第卅八路总司令，他的就职通电有“待罪之身，……受宠若惊”之语。

吴要假道入川，张暗暗欣喜，想活捉吴立一大功。他假惺惺地对吴的代表说：“冯总司令要捉吴玉帅，我不能不服从；玉帅是我的老长官，我又不能下手。想假打一仗，做个样子，请复告玉帅放心好了。”

吴率败兵于6月24日中午到达太平店，第一团已先到，正调集船只，午后第一团先渡过襄河，在对面掩护，第二团及本队刚上船，四面枪声大起，乃冯玉祥部葛金城旅，奉冯玉祥令截击，即张联升口中所谓掩护部队。当时河中船只，骤然慌乱，第一团已登陆，向东岸还击，致使自己部队亦无法站脚，敌人隐避在树林中或高粱田里，更无法对抗。约一小时之纷扰，吴与夫人及随从人员，均已上岸，计有三只船沉没，死于水者百余人，伤者十余人，副秘书长张佐廷腿部被伤，不能行动，着地方人畀送樊城就医。吴渡河后，徒步行十余里即宿营，截击部队亦未尾追。

张联升于7月3日以江电向冯玉祥报告“围剿吴逆经过”。

吴佩孚决心从鄂北的小路入川，当时杨森部已由宜昌退巴东，吴乃选择取道保康、秭归、兴山入川，这是一条荒僻山路，除了土匪，普通人迹罕到，有时无路可走，须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仰攀俯爬，艰难有如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有时以草根树皮果腹。响导人是土匪眼线，每过匪寨，吴命响导人持一张大红名片，上书“吴佩孚”三字，高举手中，公然竟能通过。蜀道难于上青天，吴佩孚这时可说是已经亲身经历了。

有一天，走到一处地方，叫黄柏坪，地面稍为宽敞，有几户人家，一个老道观有点面粉和绿豆，主人就全拿出来供客。白面饼，绿豆汤，自然是几天以来最丰富的一次午餐，饭还没有吃完，追兵又跟上来，手榴弹响了，接着就是一排轻机枪声，可是没有伤着人，山上下来一匹马，举着一面白旗，吴端着一碗绿豆汤，手里拿着一张饼，由庙里走出来，嘴里的饼还在嚼着，问来人是­干­什么的，来人便举过一封信来，大意是“请大帅不要走了，四面都已包围，即刻交出队伍，如不听劝告，后果无人负责。”这封信看完了，参谋长蒋雁行流着泪说，咱们总算对得起国家，就是到南京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这样向外冲，必有大祸。吴听完，当时大怒，两只黄眼睛，像冒出火来一般，用手将蒋雁行推开说，跟我走，我不知道什么是大祸。说罢即首先向山路前进，队伍留一小部分在后面掩护。送信人如木­鸡­一般闪在一边，吴全部走后，他才回去报告。一小时之后在半山腰稍停，等后面部队完全到达又沿着山路攀缘而上，是夜宿于山上。追兵没有袭击。

吴佩孚历经万难由黄柏坪到歇马河，到马良坪，到巫山界岭，7月13日越秭归抵巴东。这一带都是杨森的防区，杨部旅长贺国权迎吴于歇马河，并电告杨森云：“吴公偕其少数侍从人员及卫队约五千人已安抵马良坪，权闻讯曾驰赴歇马河面谒，渠欲来川一游，可否接待？请示办法！”

杨森这时已受任国民革命军第廿军军长，不过吴还不知道杨森易帜，但杨公谊私交分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落井下石，俘吴为自己立功打算。所以他复电贺国权命他妥为接待。一方面电呈南京蒋中正，谓吴狼狈退川，志在江湖，准吴入川纯出私谊，保证吴息影林泉，不问政治，如有轨外行动，愿负全责。另方面并向四川地方将领疏通。同时派第一师师长白驹及前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熊煜星夜乘轮赴兴山界岭迎迓，并请吴暂以奉节县白帝城永安宫作为吴的行馆，由贺旅护卫。吴的旧部这时纷纷间道来归，连文武官佐兵士眷属，为数逾五千人之谱。

7月15日杨森谐妻子暨高级将领数十人，由防次万县乘兵舰直驶巫山迎吴夫­妇­，同乘舰溯江而上，入瞿唐峡，泊白帝城，至永安宫。杨对吴说：

“国民革命军北伐必然成功，玉帅高风劲节，自放江湖，既不愿屈居租界寄外人篱下，又不屑气国际势力，滋长内乱，不如通电各方及州中将领，表示光明磊落的态度，宣布入川纯系游历­性­质，决不作政治活动，如此可释川人的疑惧，又示天下以坦诚。”

吴佩孚对杨森这第二位患难知己（第一位患难知己是赵恒惕），有一种特别感情，加上他今天自身的潦倒，他欣然接受杨的建议。

吴佩孚接受杨森的劝告，乃发表号电，这是吴失败后一封著名的不闻理乱，表明心迹的电报，电云：

“万县杨惠弟鉴：举世滔滔，乱靡有届，欲资游憩，名胜为宜。因念蜀中山水，半属旧游，而蜀中将士又皆旧雨，业于号日间道抵夔，暂憩此间，专事徜徉，不闻理乱。甫澄、积之、晋康、自­干­、德祥、颂尧诸兄处及各师旅长等，乞弟为之道意。一俟秋凉，溯江而上，再续旧欢。特电奉达，即希注察。小兄吴佩孚。号。印”。

杨森即根据吴的号电，分电四川中各将领：

“特急。重庆刘总指挥甫公，赖军长德祥兄，绥定刘督办积公，成都刘军长自­干­兄，邓军长晋康弟，三台田军长颂尧弟，暨各军师旅团长诸兄钧鉴：顷接吴玉老号日由夔来电云云。窃玉老自解除兵柄后，久已厌弃时事。此次挈眷到川，纯系游历山水，并无政治作用。森拟俟其暂驻夔门稍事憩息后，或当送往西行。诸公均属袍泽旧谊，当不让弟独为东道主也。杨森。养。印。”

尽管吴表示不闻理乱，可是那有携带五千随从和兵马游山玩水的道理，所以吴的号电发出，杨森虽然为之呼应，但各方反应却并不佳。中央对吴虽予以宽大待遇，不过责成杨森要把吴的武装部队解散，而川人则认为供应吴和他的家属及少数随从不成问题，却不容以四川资财供养客军。杨并不想缴吴的械，但事实上又非缴不可，想来想去只好以紧缩为由劝吴裁兵，一次不听，再劝三劝，吴都不点头，且忿然说：“当年拥兵数十万，如今世衰事易，只留下五千老弱跟我东奔西走，我何忍解散他们！”

当吴在最潦倒落魄的时候，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率将佐十五六人由宜昌乘小型舰到白帝城，专诚拜访落魄的吴大帅，表示（一）愿供给私人借款100万，（二）愿赠步枪10万支，小炮500门，机关枪2000挺连同弹药，由小型舰艇运来白帝城。这对于有意东山再起的人自然是一个大诱惑。可是对吴佩孚这位硬汉，则毫不发生作用。

吴义正词严地对日本人说：“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贵国贵官的盛意我是不会承受的”。

吴佩孚这次入川，艰苦万分，真是九死一生，对于一位百战老将，还没有什么，可是他的夫人张氏，却印象恐怖；尤其是张其锽之死，以及偷渡襄河的枪战，当时张氏即有投襄河自尽之意，经吴佩孚百般劝阻，好说歹说，其意始解。此后跋涉穷乡僻壤，吴虽泰然，但有内顾之忧，张氏夫人曾一再向吴表示，受不了这种担惊骇怕的日子，纵不求死，但愿削发为尼。且劝吴从此下野，不问世事，入名山为僧以保余年，泪随声下，吴亦为之动容。吴的感慨可从他两句诗中道出：“生死两难悲末路，夫妻垂老泣牛衣。”这两残句，未见全诗，大约因为词句太过悲惨，故意不留。另有入蜀诗一首，亦道出英雄末路之哀，诗曰：

曾统貔貅百万兵，时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骓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还有《白帝城怀古》一首：

落日荒城剩野蒿，参天古木树旗旄。君臣遇合欢鱼水，禅术分明非俊豪。祚运只教归在汉，河山那肯署为曹。江声不尽英雄恨，流到瞿塘浪涌高。

吴自觉在白帝城易惹各方注目，为了解除东道主的困难，甚盼移居万县，可是杨森不以为然，因杨自己驻节万县，吴来了，自己很难处。

17年初，杨同意吴移居大竹，吴遂西行经万县，受到杨森的盛大欢迎。

二五○、张作霖自封大元帅

16年5月下旬，革命军的势力已奄有黄河以南，奉军决定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5月28日起至31日止，豫南奉军全部撤退，津浦线之直鲁军亦同时放弃徐州，守临城、韩庄，北洋军先是弃江移淮，现在则是弃淮保河。

奉军缩短战线是为了巩固西北，求先站稳脚根。原来山西的阎锡山有不稳消息，自直鲁军据守徐州，孙传芳退清江浦后，皖北全为革命军所有，豫苏之间仅剩陇海一线可通，而许郾战紧，巩洛濒危，郑州处此形势下已不啻三面受敌，所恃者唯有京汉路尚可无虑，就在这个时候阎锡山忽然称病，拒绝见客，虽然表面上对南对北无分轩轾，实际已和南方有了具体接触。奉军既已深入豫南，倘一旦陇海与京汉两线同时有变化，岂不陷于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之情况，所以退兵的拟议早有安排，5月中旬先下令反攻，进攻正烈之时突然撤退，使革命军措手不及。

5月28日起，张学良自郑州率预备队及军团部首先撤退驻河北卫辉，留韩麟春在郑州调度，各军分由兰封、东明、黄河桥及汜水四路撤退，至31日晚全军均安全退出。

安国军总部在豫省撤兵同时，亦电令张宗昌弃苏保鲁，当奉军退抵河北，直鲁军亦即撤还山东。

奉军既然因为顾虑西北防务而撤兵，所以京汉、京绥两线即成为北方的重心，张作霖委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率吉、黑两师专驻保定。委吴俊升任京榆后防总指挥，奉军源源不绝由关外开入。

6月1日阎锡山驻北京代表曾赴顺承王府谒张作霖，据说系代表阎劝张老将与革命军合作，实行三民主义，共同反共，以抵制冯玉祥、唐生智等左派北进。

奉军退回河北后，北方局势酝酿大变，这种大变是北洋军阀的最后挣扎。

自吴佩孚一蹶不振后，北洋军阀中张作霖已成第一人，半年来北京的中央政府一拖再拖，顾维钧一辞再辞，而唯一可以处理政府改组的后台大老板张作霖因为举棋不定，所以始终不能尘埃落定，水落石出。

奉军在河南驱逐吴佩孚虽然顺利，可是河南地方帮会红枪会却给奉军极大的困扰，山西阎锡山又暗中易帜参加革命，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到中原会师，在军事上奉方已处劣势。而奉方用兵一再标榜讨赤，事实上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宣布反共，因此奉方年轻一辈主张改旗易帜，称国民革命军。可是老一辈的则不赞成。6月9日北京顺承王府召开重要会议，张学良、韩麟春都强调应该顺应潮流，而张作相、吴俊升等代表老一代的奉军将领也能谅解，奉方大致决定：

（一）奉方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并拟加以相当补充，加入民德主义，以示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

（二）和山西阎锡山及革命军合作，先宣布停战。

（三）如对冯玉祥、唐生智有作战必要，当再具体会商，共同分担任务。

（四）对于全国政治法律问题，以国民会议解决，反对一党包办；在国民会议未开前，由南北两京政府各办权力范围内政务，惟外交则联合处理，一致对外。

（五）经过停战和合作后，即进行南北政府之合并。

（六）中央政府如国民政府之委员制可以商量。

（七）北京政府应从速改组。

奉方制定这些策略后，中间又发生变化，主要是奉晋间有了误会，而与国民革命军合作的问题，据说革命军方面要求把孙传芳的残余力量予以解决。6月11日张宗昌和孙传芳联袂到北京，孙传芳是不愿参加革命，张宗昌则认为奉方如参加了革命，对鲁军和他自己的力量一定不利，所以这两人的入京，是代表反对奉方和革命军合流，当然也反对和谈，同时极力主张改组北京政府，推荐潘复组阁。可是改组内阁由谁来发号司令，因为北京政府已经没有元首了，张宗昌和孙传芳都全力主张请老帅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然后由大元帅以命令派潘复组阁，这样可以避免由顾维钧内阁任命，而涉嫌承认曹锟宪法。

由于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入京，老一辈的奉方人物都赞成破釜沉舟大­干­一下，因此北京的政治情势为之突变。

16年6月16日下午3时，北京顺承王府中就北京最高问题作一决定，当时有三种办法：（一）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二）派人组阁，自己站在后台，（三）出关不问关内事，恢复“关外王”的独立局面。

在会议中，张宗昌曾慷慨激昂地说：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与其入棺待死，不如痛快大­干­。升格之后即或情势不佳退出关外，有了大元帅的称号犹可仿照孙中山在广东局面，易于号召也。他这番话很率直，张作霖听了大为感动，因此几天不能决定的重要问题，乃在这次会议中完全定议。同时即在会议后由张作霖发一锐电，电文如下：

“北京各部院、南阳吴玉帅、太原阎副司令、新安镇孙副司令、济南张副司令、新乡张、韩军团长，并转各将领、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钧鉴：自辛亥革命告成，国体改建，主权在民，除暴君专制之旧，五族平等，无种类阶级之分，凡以除人类之蟊贼，增民生之幸福者，皆我革命先烈艰难缔造有以致此。是以凡有危害邦本，戕贼民生，勾结外援，动摇国体者，是为全国之公敌，人人得而诛之。比者共产分子归降苏联，宣传亦化，甘心卖国，贻祸寰区，作霖不武，痛神明华胄等于鹿豕，大好神州沦于夷狄，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年余以来，虽外摧狂寇，内靖神­奸­，始清京畿，继规绥北、朔方诸省，汔可小康，乃北赤甫平，南赤崛起，延陵再蹶，江左被侵。作霖凛兴亡有责之义，尽急难与共之诚，攘臂下车，缨冠救难，聊尽天职，不敢告劳。虽陈兵皖豫，未奏戡定之功，而扫荡逆氛，已寒赤虏之胆。惟是共产标题，志在世界革命，则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人类共同之事业，则非作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告成。凡我全国同胞，既负保国卫民之责，皆有同仇敌忾之忱，自必通力合作，不必功自我成。此后海内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即属救亡之同志。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惟独对于赤逆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一息尚存，此志不改。果有健者将赤逆屏诸四夷，作霖愿退避三舍。至于此外，一切主义，但于国利民福不相冲突，尽可共策进行。大权­操­之全民，政治自循常轨，仍当以海内贤豪讨论公决。作霖未娴政事，除完成讨赤事业外，固元丝毫成见，为此鹬蚌之争也。敬布腹心，诸希鉴察。张作霖。铣（十六日）”。

6月16日深夜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的拥护张作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的通电发出，电云：

“万急，北京张大帅钧鉴：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均鉴：天祸民国，政纲解纽。国无政府，民无元首，纷纭扰攘，累载于兹。现在赤氛弥漫，天日为昏，毒害全国，无所不至。国民之期望，友邦之责备，皆以讨赤为惟一安国之大计。然非统一军权，整肃政纲，实无以慰群伦，而靖祸患。伏维我总司令自去岁就职以后，志在靖乱。昕夕焦劳，北方赤祸，虽就廓清。南方赤党，益为猖獗。全国皇皇，罔知所届。际此存亡绝续之交，正我辈奋身报国之日。传芳等再三筹议，佥谓讨赤救国，必须厚集实力，固结内部，方能大张挞伐，戡定凶残。拯神州陆沉之危，救元元涂炭之厄。我总司令大公之量，天地为昭。同志之孚，友仇若一。惟有吁恳总司令以国家为前提，拯生灵之浩劫，勉就海陆军大元帅。用以振奋军志，激励士心，坚中央出令之权，一全国同仇之忾。庶可迅扫赤氛。澄清华夏。传芳等当身先将士，尽力疆场，以副拯民水火之忱，而尽殄除暴乱之责。切请勿拘小节，而失人心。勿慕谦先，而酿巨变。总之全国之人将死，惟我总司令生之。全国之士将亡，惟我总司令存之。事机所迫，间不容发，­干­冒尊严，不胜惶悚屏营之至。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铣（十六日）。印。”

当张作霖决定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邀请政治顾问梁士诒、叶恭绰、曹汝霖、曾毓隽、梁鸿志等五人至顺承王府，征求意见，梁等当然没有异议。

至于苟延残喘的内阁总理顾维钧，早就希望脱离尸位素餐的总理职位，原意想保留外交总长，然而局势的发展已使他觉得外长都不必继续了，因为王宠惠已南下，汤尔和、罗文­干­已决定不­干­，汤走时留下一封辞职书不告而去，至于顺承王府的会议中，不管张作霖就不就大元帅，都已决定由潘复组阁，因此在6月16日这一天顾乃亲笔致诸阁员一封信，函云：

“馨吾（胡惟德）叙五（张景惠）钧任（罗文­干­）志清（任可澄）普航（潘复）仁兄总长公鉴：敬启者，维钧猥以菲材，为国服役，上年枢府空虚，政权无属，复值国际条约，正届修改之期，国本濒危，将有中断之虞，幸从诸公之后，共负维持之责。初意数月之内，大局自有解决之方，故尔勉任外交，兼权揆席。一身两役，本已兼顾不遑，加以体气素弱，不胜繁剧，遂致胃痛复作。屡经乞退，未能如愿。因循迁延，以至今日。乃内忧外患接踵而起。维钧既无虑患之谋，复乏解纷之术，神明内疚，忧积衅深。近日以来，旧疾因而加剧，中西医家，皆谓病根甚深，非谢绝百务，静地养息，药饵不易奏功。值国家多难之时，论匹夫有责之义，维钧亦何敢惜其顶踵，避难苟安。无如弱病之躯，不能治事。素餐尸位，更将贻误国家。兹已具呈恳请开去本兼各职，冀得稍事休养，免成痼废、现当摄政时期，一切政令，本皆取决于国家会议，不以维钧一人之进退为重。除汤杜杨三总长不在京外，遇有重要事件，于后继内阁未成立以前，仍可由馨吾总长，暂以首席资格，召集在京阁员，议决施行。中枢政务，免于停辍。至于对外关系，此际尤为重要，已有院令派外交王次长荫泰，暂行代理部务，俾得照常进行。一面仍望诸公迅与雨帅赓续协商，速定改组内阁方法。维钧亦已函陈雨帅，请其主持。总期人心有所系属，而国本不致动摇。同舟半载，诸赖匡襄。咎积灾生，不克相与终始。临颖惶悚，诸乞鉴察不宣。顾维钧启。（六月十六日）。”

事实上，政局正酝酿重大之发展，谁也没有把顾维钧这个看守内阁放在眼里。民国以来，内阁最惨的莫过于这一届了。

张作霖终于登上北京政府的元首地位，于民国16年6月18日在怀仁堂就任海陆军大元帅。

先一天北京警察挨家挨户通知商家悬旗，并令中文报纸一律大字套红，各报借口买不到红油墨，所以仅出一日红字。

18日黎明，北京长安街自东徂西以迄顺承王府，三步一岗，戒备森严。下午2时起除悬有安国军的黄牌汽车外，一概禁通行，电车亦暂停，小胡同车马阻塞拥挤不堪。

张作霖着陆军上将制服，安国军高级将领张作相、吴俊升、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等，皆着军礼服，孙传芳则衣黑纱马褂，淡蓝纱袍，在行礼前后谈话最多。就职典礼在怀仁堂举行，最后到者为张学良、韩麟春。张老帅坚持要等这二人到后才就职。

18日下午2时由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及大礼官黄开

文乘礼车赴顺承王府迎接，2时50分抵怀仁堂，三时半行礼，黄开文赞礼，张作霖南向立，奏乐毕，张作霖朗读宣言云：“作霖忝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誓当巩固共和，发挥民治、刷新内政、辑睦邦交，谨此宣言。”宣言后受贺。3时50分回顺承王府，当天发表两项命令如下：

（一）兹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公布之，此令。

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

第一条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

第二条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有之权利。

第三条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

第四条国务员之员数如左，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

第五条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分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

第六条国务院及各部之官制另定之。

第七条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以前之法律命令，于本令不相抵触者，得适用之。

（二）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令。

除此之外，张又发表就职宣言与通电如下：

“比年以来，四方多难，国是蜩螗。中央无负责之人，邪说乃乘虚而入。作霖睹兹赤氛日炽，不忍使五千年神明衣冠之胄，论为异类。三万里城社农商之盛，夷为荒墟，勉徇群情，于本月十八日就陆海军大元帅之职。自顾疏庸，深虞陨越。只以时机所迫，不得不暂膺艰巨。缅维民国建立，主权在民，当本共和之­精­神，求五族之福利，凡所谓笃厚民生诸端，及尊重民德者，皆宜锐意厉行，以谋康乐于大同，维礼教于不坠。整理内治，敦睦外交，尤为当务之急。为此敬告父老兄弟，凡我同人，一切设施，必以民意为依归，共救人心之陷溺。用期力挽颓波，迅除巨患。总之，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公之责一日未尽。如其时局敉平，自当敬贤让能，遂我初服。政治改革，听诸国人，此则昕夕盼祷者也。愿共勉之！”

自16年6月16日顾维钧把内阁总理职务交由胡维德代理后，内阁更是有名无实了，好在这时张作霖正积极筹备担任陆海军大元帅，所以谁也不会注意到内阁问题，而内阁也一点事都没有了。

6月18日，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潘复组阁，这是北京政府第32任内阁，也是最后一任内阁，潘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潘复

内务总长沈瑞霖

财政总长阎泽溥

外交总长王荫泰

军事总长何丰林

司法总长姚震

教育总长刘哲

实业总长张景惠

农工总长刘尚清

交通总长潘复（兼）

这是一张清一­色­的奉系内阁，张作霖把陆、海两部合并，改称军事部，设一军事总长。新增一个实业部，并以农商部改为农工部。交通总长虽由潘复兼，可是实际大权­操­在次长常荫槐的手中，常是杨宇霆的红人，以交通部次长兼京奉路局长，权倾一切。

潘复，是山东省济宁人，清末举人，曾以捐纳府衔，分发江苏候补，后随陆钟琦至山西。辛亥年山西民军起义，陆钟琦全家殉难，潘复受此巨变即回原籍和靳云鹏合资创办鲁丰面粉公司。民国初年参加进步党，曾在北京财政部任司员，后赴关外依张作霖。8年11月靳云鹏组阁，以李思浩为财政总长，潘复因与靳的关系，遂得为次长。9年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安福系失势，靳再度组阁，以周自齐继任财长，潘复以次长兼任盐务署署长，迨靳云鹏第三度组阁，财长李士伟未就职，潘乃以次长暂行代理部务，直至高凌霨出任财长后才中止。

靳阁垮台后，潘去职寓天津，长袖善舞，终日以声­色­犬马，联络各派政客，与张宗昌交谊颇深，张宗昌以直鲁联军总司令进驻北京后，潘复被任命为河道督办，北京《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曾因未获补助指名痛骂潘，潘以此诉之于张宗昌，林白水被捕，当天绑赴天桥处决。16年1月潘出任交通总长，迨张作霖组军政府乃出任国务总理。

二五一、冯玉祥会师中原

当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起来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时，冯玉祥宣布下野，并且自我放逐，前往苏俄考察。他于民国15年5月赴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前后耽搁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国内局势大变，他的嫡系部队苦战南口，另一部分往包头撤退，在南口的军队虽然打得很激烈，可是损失也很惨重，南口失陷后就溃不成军，在包头的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等部，则投靠阎锡山。此外则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好消息。

15年8月17日冯玉祥由莫斯科启程回国，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达上乌金斯克，然后换乘汽车赴库伦。他这次回国是要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库伦开始学习国民党的开会仪式，同时准备汽车粮秣。9月10日由库伦动身，前往包头，在路上碰到溃退的国民军将领，又遇见了于右任，于当时也打算取道库伦往海参崴，再绕海道去广东，于、冯晤面后大家很高兴，就集合在一块去包头。从库伦到包头要经过内蒙的边界和绥远，平沙漠漠，一望无际，偶不小心就会走错了路。在途中冯获知他的旧部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都率部开往甘肃，已过五原，张之江和鹿钟麟则在五原扎营，于是冯等一行决定先赴五原。经过­阴­山山脉和戈壁沙漠，遇上了宋哲元，9月15日鹿钟麟赶来相迎，当天下午到达五原，西北的败军大批集合在此，除了国民一军外，还有三军的孙岳，五军的方振武和六军的弓富魁。

五原是一个空落落的土园子，人烟稀疏，荒凉冷落得赶不上内地一个较大的乡镇。大家劫后重逢，恍若再世，当时一致推举冯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15年9月17日冯玉祥就职誓师，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他在就职宣言中说：

“……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至于政治主张，我既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唯有与诸同志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这天于右任头发蓬乱，胡须黑多白少，长及腹部，戴着一顶半旧的黑­色­学生帽，上穿夹袄，下穿棉裤，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脚上玄­色­鱼头布鞋，白布袜子已成灰­色­。与会官兵服装都是五颜六­色­，破鞋破帽，领章肩章全没有，有的戴奉军皮帽，有的戴直军布帽，七零八落，非常褴褛。

冯玉祥在五原组军，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庭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乌斯马诺夫（苏俄人，随冯自俄来华）为顾问。

国民军旧部自冯在五原就任总司令后，即纷纷来归，张之江由宁夏来五原，石友三亦由包头赶来，当时包头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可是部队全是国民军，所以冯即偕石友三去包头。

于右任已完成了把冯玉祥的国民军纳入革命军系统内，就由五原前往陕西。孙岳在五原病重，因为过去几个月作战辛苦，更加重了他的病势。他的部队改归徐永昌指挥，后来徐永昌率旧国民三军由陕北入山西，驻峪道河。国民二军自在天津战败后，大部退洛阳，岳维峻被俘至山西太原，其残部由李虎臣率领进兵西安，和国民三军的杨虎成等部会合。这时陕西境内有各派系的军队，刘镇华奉吴佩孚命进潼关夹攻西安，井岳秀驻榆林坐观成败，吴新田亦奉吴佩孚命以汉口为根据地。李虎臣、杨虎臣在西安城内被刘镇华所部4万人围困达七八个月，冯玉祥组军后即决定取道甘肃分十路援陕，以解西安之围。

甘肃驻军也非常庞杂，有的受张作霖命令，有的由吴佩孚委任。吴佩孚委张兆甲为甘肃督军，张兆甲据陇东，又委孔繁锦为甘肃省长，孔据陇南，两股力量联合，一自陇东，一自陇南向兰州挺进。兰州在刘郁芬手中，刘郁芬是国民军的师长，由冯委为甘肃督军，下辖两旅，一个旅长是孙良诚，一个旅长是张维玺。兰州附近防御阵地相当坚固，孙良诚又骁勇善战，因此不仅击溃了来攻的部队，并且乘胜进兵陕西，解了西安之围，从兰州到西安是一场艰苦的长距离行军，孙良诚苦战数月，居功最伟。

西安解围后，15年12月上旬冯军攻破潼关，刘镇华率部东退，刘部镇嵩军且有一部为冯军内应，刘乃退陕州。

潼关之战的变化是由于华­阴­庙一战（华­阴­庙在潼关西40里），是役刘军损失极重。旧属刘镇华的陕军麻振武部亦自渭北渡河，加入攻刘。刘军大半缴械，纷纷东奔。

16年1月上旬冯军进驻西安，以石敬亭为陕西省主席。石字筱山，山东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协学兵，满清时曾考秀才，写作俱佳。冯玉祥对石极为赞许，称石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真意，处同僚上下和睦，言动有则，事事都有计划。

16年5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即在西安宣誓就职，誓词云：］

“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在西安率全体革命将士，以为大多数被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宣誓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5月6日冯玉祥移驻潼关，率领第二集团军准备会师潼关收复洛阳，其战斗编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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