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按捺住巨大的喜悦等待着庞中贵回来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白天盼望,还假装着没有任何事情,连喊儿子回来吃饭都不敢用太大的声音,怕声音太大透露出自己的激动,所以只能小声喊,可小声喊又怕儿子听不见,不如干脆自己满村里找。到了晚上,关了门熄了灯,不需要掩饰内心激动了,可以放松心情了,可是心情一放松,缺又高兴地睡不着。那几天,段诗芬不仅体味到了度日如年,而且创造性地体味到了度夜如月,眼睛都熬红了,村里人以为她得了红眼病。
段诗芬扳着手指头一天天计算着庞中贵该从河南回来的日子。到了该回来的那一天,段诗芬早早起来,一边做家务,一边不停地对门口的张望,可整整一上午,庞中贵并没有回来。到了中午,段诗芬熬不住了,假装找儿子喊女儿,不时地跑出来站在大门口向村口张望。到下午,段诗芬更是忍不住了,找了个借口晃到村口,朝乡政府方向了望。到晚上,庞中贵仍然没有回来。段诗芬慌了。从紧张到埋怨,从埋怨到猜测,再从猜测到担心,最后竟然担心得要死。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段诗芬想。能出什么事情呢?应该不会。段诗芬又想。以往几次都没有出任何事情,难道单单就这一次出事情?段诗芬再想。难道这一次与前几次有什么不同吗?这么七想八想,段诗芬还真想出了这次去河南与上几次不同的地方。前几次每次送货货款都抵偿设备欠款了,并没有货款返回,而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庞中贵临走之前的晚上,关上房门,庞中贵就对段诗芬说了,说这次去可以带一部分货款回来了。说完之后,还怕段诗芬不相信,找出帐本,拿出计算器,认真给段诗芬算了一遍,结果是,刨除以前拖欠的设备款和原料款之外,总共还多出三千多块毛四千块钱。也就是说,庞中贵这次去河南能带回来三四千块钱。段诗芬听了很高兴,并且高兴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年他们躲在被窝里一毛两毛五块十块数手扶拖拉机拉脚赚的钞票。所以,那天他们照样兴奋了一把,照样把夫妻生活的质量再次提高了一把。现在回头一想,那天只顾高兴了,并没有考虑到新情况带来的新问题。如果想到了,那么段诗芬就肯定会陪庞中贵一起去了。一个人在外省,在河南,身上带着那么多的钱,是很难保证不被别人算计的。能被谁算计呢?首先是被司机。司机是两个人,庞中贵是一个人,而且两个司机每个人都比庞中贵年轻,两个年轻的司机见钱眼开对付一个庞中贵还不容易?越想,段诗芬是觉得可怕,越是觉得就是这么回事情了。段诗芬第一个想到的是到村长家,向村长汇报。可走到一半,停住了。不对呀,段诗芬想,司机是村长老婆家亲戚,自己这样怀疑司机,不等于是怀疑村长吗?再说,既然司机是村长家亲戚,那么问题就不可能出在司机身上。跑掉和尚跑不了庙,哪个歹人这么傻?不对不对,段诗芬想,问题肯定不会出在司机身上。那么,不出在司机身上能出在谁身上呢?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一早,段诗芬决定去河南一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有没有发生事情,自己去一趟都是最保险的办法。
当然,她也想到了打电话,可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也没有后来流行的传呼机,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每次庞中贵因为业务上的事情而不得不与外界联系,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到乡邮电所打长途电话,然而就是这个方便的办法其实也并不“方便”,常常是等了半天才接通,并且接通之后扯着嗓子喊了半天对方也没有听清楚,等反复喊了几遍对方终于听清楚了,回答过来这边又听不清楚,不知道对方到底回答了什么,好不容易等对方说了几遍这边终于听明白了,却偏偏又来一个掉线,电话断了,所以,很多时候庞中贵宁可亲自跑一趟,图个稳当,也不跑到乡邮电所打电话。现在段诗芬更是这样。宁可跑一趟,也不打算打电话。
几经周折,段诗芬终于在巩县找到了庞中贵。不过,她见到的庞中贵已经不是原来的庞中贵,仿佛已经换了一个人。人瘦毛长,目光呆滞,好半天才看清楚面前的女人是自己的老婆。认出段诗芬后,没有悲伤,一脸喜庆,哈哈大笑,象是得了宝贝。而段诗芬恰恰相反,一见庞中贵这样,还没张口说话,眼泪就先直往下掉。还好,她自我安慰地想,只要人还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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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下来后,还是段诗芬比庞中贵清醒。她先告诉庞中贵,天塌不下来,就是天真塌下来了,她和庞中贵一起顶。
庞中贵获得了一点安慰,清醒一些。
段诗芬继续说,坏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不能让它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庞中贵更加清醒一点。点点头。
段诗芬进一步说,不仅不能让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发展,而且还要用好事情来冲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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