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一个慈善机构，做出一番类似于德兰修女的事业——黄秀虹家里几代人都是天主教徒，兄妹一出生就受过洗礼，她觉得冥冥之中总有一种神的力量在召唤她。

谈到以后择偶的标准，黄秀虹觉得最重要的是心胸一定要开阔，要像她二哥那样聪明、能­干­、细心、宽容，最好还有他那么年轻、帅气。她想起自己还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年寒假来北京玩，曾对自己的二哥黄光裕说——我以后要找男朋友，就找你这样的人。

【父母的生意经】黄光裕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凤壶村。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庄，整个村子才300多口人，是个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的丘陵地区。黄光裕一家是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里最贫困的一户。

黄光裕小时候，父亲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经常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母亲曾婵贞自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黄家有四个兄妹。黄光裕本名黄俊烈，1969年出生，大哥黄俊钦比他大3岁。大妹妹叫黄秀虹，小妹妹叫黄燕虹，分别比黄光裕小4岁和6岁。由于村里可耕地很少，一家人的田地加在一块也就两亩左右，加之当时黄光裕兄妹年纪尚小，所以一家人的生活很困苦。全家主要的收入，就是靠母亲到外面揽一些小买卖，赚取每月十几块钱的微薄收入。家里三天两头出现断钱粮的情况。

兄妹小的时候，母亲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做生意的故事，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兄妹四个分外体恤成天忙累的父母亲，每当大人不在家时，哥哥就负责喂猪，弟弟负责打扫卫生，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大人回到家时，家里的事情已经被打理得很好。

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负担，兄弟俩常常一到节假日，便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收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卖，运气好时一天可以赚个两、三块钱。

当两个孩子长大了，准备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时，母亲虽然十分担心，但还是没加丝毫阻拦，并从外面借高利贷给兄弟俩做本钱。

现在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材，但母亲也没有闲下来。她管理着鹏润底下一个名为国美投资的公司，负责鹏润集团办公物资的采购。而黄光裕的父亲，有时到小儿子黄光裕的鹏润集团做些事情，有时又跑到大儿子黄俊钦的新恒基公司做事。在黄光裕眼里，两位老人做生意纯属“玩票”­性­质，为的是老有所乐。

而在2005年1月，母亲代表黄家和国美电器向海啸受灾国捐赠1000万元（其中黄光裕家族捐赠700万元），被中国红十字协会授予红十字会最高荣誉奖章。母亲说，看到海啸后孤儿流离失所的情况感觉很痛心，于是发起了这次名为“给孤儿一个家”的捐款活动。

走入资本死|­茓­

2004年6月起，零售和房地产成为黄光裕商业帝国的两大支柱产业。为了弥补炙手可热的房地产领域的资金短缺，他相继染指多家上市公司，由此完成了“鹏润系”的资本拼图——家电连锁、房地产开发，两大价值数百亿元的“资产包”，及国美电器、三联商社、中关村三家地跨港、沪、深三地的上市公司。

2008年11月28下午，证监会的一纸通报撕开黄光裕的资本运作黑洞:“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和四月二十八日，证监会对三联商社、中关村股票异常交易立案侦查，调查过程中发现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有重大违法违规嫌疑，涉及金额巨大，证监会已经将有关证据资料移送到公安机关。鹏润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黄光裕。”

黄光裕：商业教父的资本游戏（7）

“早在2007年8月28日，监管部门就盯上了中关村的股价问题。”一位接近黄光裕的知情人士透露，“黄在2007年9月，通过地下钱庄从香港洗钱到沈阳，暴露资金链，牵扯出了更庞大的灰­色­坐庄资金，成为其经济犯罪的证据。”

2006年，中关村陷入CDMA担保泥潭不能自拔。2006年4月4日，大股东北京住总集团将其持有的亿股中关村股份转让给黄光裕控制的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当月，中关村股价涨幅超过40%。然而，该笔股权转让获批不久，2006年9月，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前行长牛忠光被捕，将黄光裕兄弟牵连进来，但最终黄光裕有惊无险地度过此次调查。“经人指点，黄光裕决定拉拢一个背景更深厚的“靠山”，但其“金元政策”失灵了。所谓“金元政策”，就是直接现金行贿，遭拒后，一个变通的“金元政策”实施了。对方筹集了超过3亿元资金(下称“3亿元资金”)委托黄光裕投资，黄光裕计划将该笔资金在二级市场买进中关村股票。“资金一下子进入中关村，动静太大，必须将股价打压到低位时，掩护该笔资金进场。”知情人透露，2007年6月中关村二级市场股价的下跌，就是为第二天签订重组协议，让该笔资金进场所作的局。

2007年6月27日，中关村和鹏泰投资签订了《资产重组协议》，前者以其持有的启迪控股股权置换后者持有的中关村建设股权。当天及次日，中关村股票均告涨停。

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8月15日前，黄光裕将6月份进入中关村的账户全部倒手，尤其是十大自然人流通股全部清仓。”当年8月15日，中关村发布公告称，中关村建设与鹏泰投资旗下的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鹏润地产将承接中关村建设的亿元债务本金和利息。据悉，这份协议早在6月27日就已签署。中关村股价随后大涨，8月份涨幅超过80%。

2007年8月29日至31日，中关村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达到涨停幅限制。深交所交易部向中关村发出征询函，要求其对股价异动作出说明。中关村回复称，公司涉及的CDMA项目担保问题仍未取得实质进展，公司的银行债务压力很大，并无重组计划。

2007年9月10日，深交所又发现了中关村的交易异常，中信建投证券在沈阳的某营业部交易席位出现大量买单。“该席位上的账户从开设到大笔买入的时间仅三天。所以，监管部门就盯住了该席位的举动。”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9月11日、12日，该席位又连续买入中关村股票。账户的身份证是购买的，资金往来成为监管部门调查的惟一线索。黄光裕当时为了掩护上述3亿元资金在二级市场中不被监管部门发现，还是动用了几十个散户账户大量买入中关村，但3亿资金未能及时撤离，这也给黄光裕后来涉嫌经济犯罪落下了致命证据。

为了引开监管部门的调查视线，黄光裕在2007年10月8日对中关村进行停牌。停牌理由是需要讨论CDMA担保问题、银行债务重组问题、存量资产处置问题、公司未来的发展问题。

同时，中关村公告称，决定出售存量资产，正在与潜在的购买方联络，争取以公允的价格变现资产和股权。

黄光裕进入中关村前期是看重壳资源，但没想到公司债务那么多，所以进展迟缓。同时，黄光裕还遇到了盈利承诺的枷锁，其旗下的地产资产被推向了前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黄光裕：商业教父的资本游戏（8）

股改时，中关村承诺2007年净利润如果低于万元，非流通股股东将按每10股流通股获送股的比例追加送股一次。而2007年前三季度，中关村净利润为万元。即，在2007年最后的三个月，中关村的净利润要达到亿元以上。

许钟民等要求黄光裕出手进行实质­性­重组以挽救中关村，多次谈判后，黄光裕决定出手收购中关村旗下的资产解决财务危机，鹏润地产拟通过定向增发吸收合并的方式，将地产资产置入中关村。

2007年10月29日，鹏泰投资以4亿元收购了中关村旗下的四环医药100%股权，而四环医药评估价为亿元。黄光裕多掏了亿元，以帮助中关村实现盈利。

而至黄光裕同许钟民等谈判时，由于中关村二级市场股价大幅攀升，黄光裕已是骑虎难下——如果旗下地产业务在评估上不大幅溢价，黄光裕就不可能绝对控股中关村，但大幅溢价则面临原有股东的反对以及证监会审批的困难。黄光裕决定两条腿走路。

为扩大流动资金规模，继2007年收购陕西蜂星电讯有限责任公司后，黄光裕又瞄上了年营业额近百亿元的手机零售商迪信通。

鼎晖投资是迪信通的股东之一。前者在双汇集团并购案中与商务部来往频繁，该并购案的法律顾问为思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阳，刘曾任职商务部，为郭京毅的下属。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郭京毅的大学同学张玉栋担任了迪信通的法律顾问。

“黄光裕拟出资8亿元收购迪信通股权，股比超过80%。国美电器作为香港上市公司，收购迪信通这家内资企业，必须要通过商务部的审批。而张玉栋出任迪信通一方的法律顾问，是由郭京毅推荐的。此前，黄光裕收购永乐、大中的过程之中，站在黄光裕身后的就是张玉栋。”知情人士透露。

迪信通一方并不知晓黄光裕与张玉栋的关系，其商谈的细节被黄光裕在第一时间掌握。但黄光裕没想到的是，张玉栋无意中将国美电器在香港上市的运作过程透露给了迪信通的负责人。

没过多久，迪信通提出要将收购资金增加13亿元，这让黄光裕不能接受。事实是，迪信通在了解到国美电器上市运作过程后，就没有心思再谈并购，计划摒弃股权转让，直接借壳上市，加价只是婉拒黄光裕的并购。

就在迪信通放弃与国美股权合作后不久，一封举报信呈送到了中纪委。举报信称，郭京毅、刘阳、张玉栋三人勾结，在外资进入问题上存在大量行贿受贿行为，影响到了中国的产业安全，迪信通三个字也出现在举报信中。

郭京毅得知了举报信的内容，但对之嗤之以鼻。而本想通过收购迪信通来扩大现金流的黄光裕却惊吓出一身冷汗。从香港洗到沈阳的资金通过十多个账户已大量买入了中关村，如果鹏润地产没有计划中的迪信通流通资金的支持，其资金短缺的窘境将立即显现；如果不注入，是让地下钱庄洗进来的资金先撤，还是让3亿元资金先撤？如果3亿元资金先撤，就意味着黄光裕购入中关村股权、债务重组以及收购中关村资产的投入将打水漂，洗进来的香港资金也会成为巨额交易资金撤退的垫背资金。

迪信通的收购失败让黄光裕的地产困局暴露出来。事实上，黄光裕为了走好迪信通与鹏润地产两步棋，在商洽鹏润地产注资中关村的过程之中煞费苦心。

黄光裕：商业教父的资本游戏（9）

黄光裕的计划是迅速拿到土地项目，然后装入上市公司，取得中关村的绝对控股权，模仿国美电器的营销模式，用迪信通占款周期产生的现金流来弥补重组成功后中关村的房地产开发资金问题。

但其计划落空了，房地产项目的资金链越来越紧。北京的国美广场、重庆的鹏润蓝海等项目遭遇楼市低迷；新收购的地块开发资金成了黄光裕的一个最大难题。在地产行业过冬的时候，180亿元的评估价在中关村股东间分歧太大，各方吵得不可开交。

黄光裕没有放弃商业现金流支持地产的策略。很快机会来了，2008年2月4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拍卖行三联商社大股东三联集团所持2700万股(股比为)限售股，参考价为元/股。

最终，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下称“龙脊岛”)以元/股竞得。紧接着2月22日，国美旗下的“孙公司”济南万盛源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全资收购了龙脊岛，国美电器成为三联商社的实际控制人。2008年7月29日，国美电器通过第三方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战圣投资”)又拍下三联集团持有的三联商社万股股权。

在此期间，黄光裕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国美电器的经销商要求还款周期由此前的四个月缩短到三个月，资金链骤然紧张的黄光裕不得不加大对三联商社的控制来确保国美电器的现金流周转。

2008年5月7日，中关村公布了资产重组方案的第二天，黄光裕开始拉高出货，两个交易日内将3亿元资金陆续撤离。但到了第三个交易日，中关村股价开始暴跌，黄光裕从香港洗来的解围资金深陷其中。为了缓解资金困局，黄光裕拼命要将三联商社的控制权抓到自己的手上，也就有了一连串的三联商社收购。

但2008年8月29日，中关村公告称，放弃通过非公开发行注入鹏润地产的重组方案，彻底将黄光裕地产资产上市的计划给浇灭了。

在三联商社的股权争夺中，黄光裕遭遇了三联商社掌门人张继升的狙击，成本颇高，高成本的竞价让黄光裕再次动了内幕交易的念头。三联商社从公告股权拍卖后，股价就一路高歌猛进，证监会稽查部门也开始介入。

有人称，战圣投资涉嫌进行内幕交易。战圣投资负责人刘春林、韩月军在2008年2月5日三联商社首次公告法院将拍卖股权信息前买入，于3月18日、19日两个交易日对三联商社进行了三次减持。除了战圣投资，黄光裕还动用了中关村的资金关联方北京寅升泰商贸有限公司来炒作三联商社的股票。

“黄光裕担心的事情很快发生了，当关于郭京毅的举报信送到中纪委后，中纪委调查人员找到实名举报的人员，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问郭京毅的情况，也不是问张玉栋的情况，而是直接问黄光裕到底行贿了哪些官员，怎么样进行内幕交易。”知情人士透露，但举报人对黄光裕的问题三缄其口，中纪委调查组只得将重点转向商务部官员问题。

郭京毅是商务部条法司的官员，在外资进入及并购问题上掌握着法律的界定问题，为牟取利益，郭京毅让张玉栋在中间充当润滑剂。同时为掩人耳目，张玉栋一般只作企业跟商务部交涉这个环节的法律顾问，并且不出现在正式的合同文件中，企业向郭京毅行贿都是通过张玉栋的律师事务所转手。

黄光裕：商业教父的资本游戏（10）

该人士称，张玉栋拿到企业的行贿资金之后，将行贿资金通过打麻将输钱的方式转移给郭京毅。但张玉栋的私人生活糜烂，遭到郭京毅的不断­干­涉，后来，郭京毅更是派刘阳进入思峰律师事务所。一来是分担张玉栋之前的业务；二来是监视张玉栋的出格行为。

问题终于在黄光裕收购迪信通的过程中暴露，郭京毅将张玉栋安排到迪信通担任法律顾问，就是要将这笔收购做成，但张玉栋的表现令郭京毅对其不满情绪更大。

黄光裕大意在他收购迪信通失败后继续高调介入三联商社，张继升也开始举报其­操­纵三联商社股价的问题。在监管层盯住了中关村二级市场有香港资金介入后，更是将黄光裕的一举一动紧紧盯死，让管理层更加大面积地撒网调查黄光裕二级市场资金的来源。在此过程中，郭京毅与黄光裕的交易再一次暴露出来，股市神话人物刘芳也进入了管理层的调查范围。

ST金泰的自然人流通股股东好几个叫刘芳的，此前监管部门调查的是深圳的刘芳，而在其余几个刘芳中，其中一个是河南刘芳，与郭京毅有着密切关系。

郭京毅不仅利用职权通过张玉栋收受贿赂，还经常炒作股票，多为重大重组题材以及外资并购题材。

黄光裕重组中关村让郭京毅再次看到了机会，但是黄光裕遭遇中行贷款调查，让郭京毅心有余悸，郭京毅放弃了中关村的炒作，而是瞄上了黄俊钦控制的ST金泰。让郭京毅更为放心的是，ST金泰里面已经有好几个刘芳介入，自己这个刘芳进入会比较安全。深圳刘芳能在ST金泰停牌前大量买入，是否得到他人故意释放的内幕消息未可知，目的就是要将监管部门的调查视线引向深圳刘芳身上。但最终刘芳暴露了郭京毅跟黄光裕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中纪委调查组接到举报后，第一个问题就问黄光裕与郭京毅关系的原因。

“规则是需要掌握的”。黄光裕曾在《中国经济周刊》著文推荐鲁宾菲尔德《基业成长》一书。“零售业经营是一门艺术，艺术的灵魂在于创造力。鲁宾菲尔德在星巴克淋漓尽致地发挥着创造力。他像一位导演，站在舞台中央，­精­心指导着每一个细节，一点点将星巴克雕琢成世界著名品牌。”

黄光裕显然掌握了零售业的规则，然而在打造他的商业帝国的时候，显然没有鲁宾菲尔德的魅力，他是一位导演，但只适用于零售业。

【人物聚焦】

黄光裕语录

做对的事

什么是“做对的事”？讨论的结果就是为更多人所接受的事：给人好的结果，或者照顾他，甚至只是满足他内心感觉的事。也许你生意上成功了，但更多的人不接受你(的做法)，那还是不成功，最终会导致失败——这也算是做生意的“道”吧！

三分把握就做

关于较高目标，实际上这是两个词，一个是较高，一个是目标。可能是我自己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也比较严格一点，我做事的习惯，方向一旦明确，大概都想好，应该有三分把握，我就敢去做。而且我是要求速度的，尽快实施，我不会说花三个月来谋划，把这个规划书标点符号我都给它改清楚了，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我是边实施边做边修正，(中途放弃的事)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在重要事情上要让我放弃可以说是非常难。

一有机会就出击

有些人创业的时候可能为了挣钱，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做一番事业，然后呢，要做到尽可能做大，一有机会绝对要出击，我属于这一种。我并不是说挣了钱，完了有个名，赶紧带老婆孩子享福去，完了看着钱别丢了，我可能不是这种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黄光裕：商业教父的资本游戏（11）

重要的是有感觉

你要做什么事，首先得分析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喜欢不喜欢我觉得并不是太重要，你懂不懂这个专业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感觉，做买卖有没有感觉。有了感觉之后，我觉得首先你要有想法，对一个事构思一定要有想法，有切入点。所以作为一个公司也好，作为一个行业也好，实际上是达到目标的一个载体而已，公司和行业本身并不是最关键的。易，或者就找得到感觉，我觉得比例应该比较少。

我不是为了胡润而存在

黄光裕就蝉联胡润百富榜榜首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态十分平和地说：“这只代表社会对我们公司的一个评价。”“我从未计算过自己的身价——觉得算这个没什么意义。其实，中国的富人很多，而且我对‘中国首富’这个提法也没任何概念。”他说，今后会加倍努力，把国美集团继续做大做强。“我并不喜欢此类排行榜曝光自己的财富，但也不怕上榜，因为这个榜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企业的效益才是最重要的，我不是为了胡润而存在的”

【案例分析】

富豪个人财富欲望与风险控制的失衡

黄选择的是一条在可能条件下无限放大其利益的道路。他的最漂亮的一手，当数2004年的香港借壳上市，这是他炫目的财富神话的放大器。他以88亿港元的作价把自己拥有的一部分国美权益注入上市公司，当年他就被做富豪排行榜的胡润“发现”，以105亿元的个人资产估值成为当年的胡榜首富。这为他打开了媒体的聚光灯。从此，首富的每一个动作，都遭受关注、记录和评议。媒体的关注加上中国经济的向上趋势带来的乐观情绪，各种投资基金、投资银行削尖脑袋对“投资中国”机会的角逐，以及股市的跟风追捧，黄光裕得以成为中国最为成功的套现者——短短四年间从香港资本市场上套现130余亿港元。

顺利的套现之旅也大大刺激了首富的胃口。他因此变成一个豪购者，马不停蹄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产业并购神话，同时还在试图收下一个又一个用以缔造新的借壳上市神话的国内A股壳资源。另一方面，市场上存在的大好机会、寻求绑定首富以实现它们增值本能的各路资本大鳄——贝尔斯登、华平、太平星——也在鼓励首富“吞食”的豪情。

2004年以后，黄光裕越来越偏重于资本运营，但他还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玩家，因为起家于实业的他仍握有国美的最大权益，并拥有日益膨胀的地产业务。但在实业之外，他已经在构建这样一个资本运作循环圈：买入资产→买入壳资源→把经过包装的资产注入壳资源→增值后套现→用套得的现金继续买资产、买壳资源、包装资产、注入套现……

当大家普遍在质疑国美收购大中的价格过高时，首富一定算了这样一笔账：高出几个亿不算什么，等我把大中收掉，国美市场集中度将大大提高，国美在资本市场上的溢价也会随之提高，自然会填补收购时多花的钱。

黄的成功得益于市场的繁荣，他也把进一步的资本运作建立在市场会继续繁荣下去的假定前提下。但是，市场没有听他的话，资本市场的寒流迅速席卷全球，越大的玩家，会越觉得寒冷。因此，即使这次的“调查门”黄能够安然过关，在接下来的市场寒潮中，首富和他已经作出的投资，也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荣衰轮回周期从骨子里保持冷静的观察，这对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是极大的考验。但于黄而言，如果那么冷静地观察这些问题并且随时随地地防范这种风险，他还会是今天的首富吗？

黄光裕说的一句话如今已经成为名言：“我只要有三分把握就去做。”当他成功时，公众把这当作关键因素，当他出问题时，公众又把这当作致败之由。

公众并没有错，敢赌，既是成就之源，也是风险之源，这是商人都知道的常识。黄的独特之处其实不仅在于敢赌，还在于他对财富的饥渴感。一个饥渴的人不会在乎条条框框的限制。从上世纪*十年代从国有商场里拼得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到21世纪初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动对传统国有企业的骇人听闻的大绞杀，黄的营商之道处处体现为无所不用其极的凌厉风格。这样大胆出位的人如果早年为求生存发展而制造了“原罪”的话，完全不是什么稀奇事。

其实，就营商而言，黄不选择做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经营者也无可厚非。对黄这种个­性­的企业家，如果市场上的暴利机会大量存在，要求他做一个苦心的“经营家”就未免是奢谈。就像蒙古帝国的前期，它们扩张的主要目的就是“抢劫”，到了后期“抢劫”的机会逐渐消失了之后，它们才把获利的手段重点地放到“经营”上来，即统治、管理帝国的子民并向他们征税。

在“企业家­精­神”和“赌徒心态”之间界定一个清晰的界限是很困难的，二者更多是一种平衡的艺术。那些取得持久成功的企业家，无一不是审时度势、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平衡点的人。

管理自我欲望永远都是人们所面临的极大难题，这也是企业家的心魔所在。对财富的饥渴何时是个尽头？怎样做到内心欲望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我想，这绝对不是简单地喊一声“惩罚原罪”或呼吁“苦心经营”就能解决的。在这个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财富地图不断改写的时代，可以肯定，还有更多的企业家，因为无法平衡对财富的饥渴感而铤而走险，最终亮起红灯。

顾雏军：资本大鳄梦碎顾氏传奇（1）

2008年7月，顾雏军闹了一声叹息：没钱上诉。

这位曾经把中国家电业搞得风起云涌，曾经拥有数家上市公司的“大人物”，曾经坐拥中国百富榜第83名的大富豪，如今竟然穷得连打官司的钱都没有。如果放在四年半前，谁会信呢？但它今天变成了事实。

顾雏军2005年出事，历时两年半的审理，于2008年1月30日被正式宣判入狱12年，执行10年。

顾雏军当然希望能翻案，于是提起上诉，媒体都在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但恐怕谁也没想到，半年之后的2008年7月4日，ST科龙发布一个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科龙3日收到广东高院的民事裁定书，上诉人顾雏军虽然在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内提交了上诉申请，但未在规定的交费期限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

因为未履行法定的二审诉讼义务，本案只能按上诉人自动撤诉处理。

身患糖尿病的顾雏军恐怕只能面对漫长的铁窗生涯，直至花甲。

抛开对顾雏军的道德与法律评判，单从智商和做事手腕的角度讲，顾雏军是一个十足聪明人，且极具上进心。

顾雏军1981年从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本科毕业，进入天津大学。从那时起，在近30年的成长道路上，顾雏军不仅每一步都留下了重重的脚印，而且每一步，都走到了时代的前沿。

顾雏军是*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幸运儿。据说，仅复习两周便考上江苏工学院，而且分数奇高，够上北大。他毕业后成为全班惟一考上外地研究生的人，而且考上的还是本专业顶尖的天津大学。

毕业后，顾雏军不仅以优异生的身份顺利留校任教，加入科研队伍，还在27岁时，即1986年就写出后来被称为“顾氏循环”的著名论文，并在后来找到一家英美专业杂志《能源》发表，引起激烈的学术争论。但争论归争论，顾雏军凭借这篇论文，很快成为全国的热循环“专家”。

当时，全球舆论已经开始反思气候变暖，并将问题归咎于空调和冰箱使用的氟利昂，众多国家为此还于1987年签订《蒙特利尔协定书》，以控制CFC和其他破坏臭氧层的物质消费量。顾雏军的这篇论文太“有的放矢”了，其理论焦点正是“一种能替代氟利昂的热力循环节能新技术”。

但这还不是最有的放矢的，他当年就推出了主打环保牌的格林柯尔制冷剂，并强制­性­克服自己的­性­格弱点，有意识地广泛结交环保领域的重量级人物，欲将产品顺利推广。

他于1990年顺势切入空调行业，推出“超低能耗”的小康空调，算是中国第一批在空调产业的拓荒者。但因受到多方质疑，尤其是同行的联手阻击，并未取得非凡的成功。

在国内受挫之后，1990年，顾雏军移师海外，在英国注册成立公司推广格林柯尔制冷剂。顾雏军在海外折腾四年，至今依然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至少拿到了资本，而且还掌握了资本运作的技巧。

1995年归国后，顾雏军仅用5年时间，把一个十分普通的制冷剂厂打造成一家具有高科技概念的上市公司，而且上市地点还是市场相对规范的香港。

对于2005年年初才荣登“胡润资本控制50强”第一人的顾雏军来说，他也许不会想到，自己会步第一届榜首德隆唐氏兄弟的后尘。在顾雏军东窗事发前，顾曾经被称为“民企中产生的第三代企业家领袖”，并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顾雏军：资本大鳄梦碎顾氏传奇（2）

格林柯尔的扩张

顾雏军，格林柯尔集团的创办人，曾于天津大学任教，是顾氏制冷剂的发明者，也曾是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和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雏军的理论是产业整合，整合中国冰箱制造业的产能，把中国建设成为220公升以下冰箱的全球制造基地，建成名副其实的冰箱王国，做中国的和世界的冰箱大王。为此，顾买下科龙，又买下美菱，更是整合无数的已经停产或关闭的冰箱生产企业。

顾雏军从自己整合冰箱的实践中发现了自己“无所不能”的能量。因此顾老板不再满足于做冰箱大王的梦想，顾老板还想做中国的汽车大王。于是，顾雏军在拿下老家的亚星客车之后，又把襄阳轴承收入麾下，更把目光投向了英国的设计公司和法国的零配件商，幻想打造一条全新的汽车产业链。

2000年，顾雏军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融资亿元。香港格林柯尔控制着一家注册于英属Chu女群岛的GPHL公司，这家公司又控制着3家注册于英属Chu女群岛的公司，这3家公司再控制着位于国内各地的6家格林柯尔公司。

2001年，顾雏军斥资亿收购科龙电器。针对这个来历不明的收购者，国内主要经济类媒体均发表了质疑文章，火力集中在顾雏军的理论悬疑、公司业绩、收购资金来源等问题上。

不仅如此，格林柯尔在2002年4月底遭香港交易所质询，要求对2001年底上市公司格林柯尔与位于天津格林柯尔之间发生的一起关联交易作出解释。格林柯尔的年报显示，这笔总数约亿元的款项被用于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未来所需的制冷剂，而香港联交所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交易的更多细节，包括付运日期。这笔亿元的交易发生在2001年12月，恰恰是在顾雏军宣布以个人资产收购科龙之后，因此引发了市场的种种猜测，即该笔预付款的大部分有可能被用于收购科龙支付的首批款项亿元。不过，在质疑­阴­影中的顾雏军依然不改初衷，继续进行着其收购的步伐。

2003年5月，顾雏军拥有全资股份的顺德格林柯尔，在合肥和美菱电器达成合作协议，顺德格林柯尔以亿元的价格，收购了美菱电器的股份，成为美菱电器最大的股东。当年7月份，格林柯尔旗下的科龙与杭州西冷集团签署协议，收购西冷70%的股权。同时，格林柯尔与南京斯威特集团抢食小天鹅，并争购小鸭电器。短短两年，一连串资本运作战绩，使顾雏军一跃成为引人注目的“资本狂人”。也就是在抢购小天鹅时，顾雏军喊出了他事后一直追悔的经典话语——“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

格林柯尔上市后，顾雏军就像一条突然浮出水面的巨鲨，先后击败通用电气、惠尔普等一批国际巨头，于2001年10月吞掉2000年度亏损亿元的科龙电器。紧接着，又拿下江西齐洛瓦、吉林吉诺尔冰箱厂、上海上菱电器的两条冰箱生产线、远东阿里斯顿全部生产线、杭州西泠集团及美菱电器、南京伯乐等制冷企业，还投资兴建了科龙南昌工业园及扬州科龙生产基地，势不可挡。媒体刚发出惊呼，2003年5月他又兼并下2001年度亏损亿元的美菱电器。

顾雏军：资本大鳄梦碎顾氏传奇（3）

因资本运作手法凶狠聪明，很多媒体将顾雏军列为资本枭雄，但其实他与德隆的唐氏兄弟及众多民营资本大系均不同，顾雏军从制冷行业起家，对本行业一直情有独钟。他的资本­操­作是真正的产业资本思路，真正为中国很多产业新供了新模式，新蓝图。

历时两年的系列收购之后，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成为中国冰箱业的老大与空调业的劲旅，产能直奔每年1000万台冰箱的规模，直逼全球的老大地位，他明确表示，自己第一目标是垄断国内市场，然后包下全球所有制冷行业的OEM合同，获得与拥有原创技术的国际巨头谈判的资格，最终反打高端，成就霸业。

在人们惊愕之际，顾雏军突然又掉转枪头杀向汽车业，顾雏军更将触角伸向汽车业，并加快了其整体收购的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2003年以亿元和亿元拿下ST亚星和ST襄轴，又于2004年还到海外收购了法国汽车配件生产商Tomkins和英国汽车设计公司LPD。

在家乡扬州，顾雏军布下进入客车行业的第一颗棋。2003年12月，顾雏军以亿元，通过扬州格林柯尔协议收购了亚星客车万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并因此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收购扬州亚星之后，顾雏军马不停蹄地收购了国产汽车轴承第一品牌襄阳轴承。2004年4月，襄阳轴承第一大股东襄轴集团将其持有的4191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格林柯尔，转让总价为亿元。转让后，格林柯尔将持有公司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尽管已掌控4家A股公司和1家香港创业板公司，顾雏军的资本运作仍未停歇。2004年8月，格林柯尔以亿元的价格收购商丘冰熊冷藏设备有限公司；2004年11月，顾雏军通过境外子公司GRCCapital全资收购了法国汽车配件生产商汤姆肯斯的子公司盖兹国际在法国莱维斯的汽车管件工厂以及英国汽车设计公司LPD，从而打通了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

在一系列收购完成之后，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已悄然成形，产业顶端是格林柯尔制冷剂，作为产业链的上游资源，一条线路是直接向下游两家电器类上市公司出口，另一条线路是向两家汽车及其汽车配套类上市公司产业延伸。

2004年，顾雏军站上了事业的巅峰，但这个巅峰也是悬崖。而且悬崖之上没人劝阻他，更没人救他，因为他做人太绝。

郎顾之争

顾雏军的绝顶聪明是公认的，他的孤傲与好斗也是公认的。

据顾雏军大学时的同学介绍，他看周围许多同学皆不入眼，常常流露出“吾非凡人”之意。在天津大学研究“顾氏循环”理论时，他竟然与自己导师成为水火不容的对立面。

事实上，与自己导师的关系不融洽只是顾雏军为人处事的一个早期缩影。踏入商海后，顾雏军同样目中无人，几年后便在北京“混不下去”，不得不到海外二次创业。

吃过人际关系苦头的顾雏军回国后才开始结交重要人物，通过与北京控股的合作，事业渐渐理顺，后来又通过在环保领域的攻关，完成了格林柯尔的转型和上市。

但公司易改，本­性­难移。格林柯尔上市后，顾雏军的恃才傲物再次暴露无异，甚至变本加厉。4年间，他收购数家公司，面对收购科龙的种种疑点，顾雏军明确表示：“我就是一位中国家电产业的大画家，你们有意见，是你们看不懂，不是我画得不好。”

顾雏军：资本大鳄梦碎顾氏传奇（4）

对待媒体和经济学家，顾雏军更是出了名的刻薄、好斗。面对第一桶金的追问，他以“不是偷的，不是抢的”嘲笑记者，面对收购科龙的疑问，他称质疑的媒体“非常烂”。

其实从收购科龙开始，媒体就一直质疑顾雏军，称其做事过凶，手法诡异，但顾雏军一面还嘴，一面继续强势出击。绝大多数人都在质疑，顾雏军哪来这么多钱？他一定在收购国有资产时捞到了大便宜！

舆论可畏。当很多人都在质疑顾雏军资本来历不清，很多人都在传言其侵吞国有资产，但顾雏军太狂，便有狂人跳出来以狂斗狂。在顾雏军穷途末路之际，他遭遇了*。

*，1956年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1986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客座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和搜狐网首席经济顾问等。

*以敢言和分析力著称，一直以斗士形象出现，先后“炮轰”德隆、ＴＣＬ、海尔、格林柯尔等大企业。被称为“郎监管”、“民企杀手”和“民企教父”。

“我不会替任何一方争利益，我所代表的是全体民众的利益。”这是*的名言。

导致郎顾直接交锋的是*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活动。在“炮轰”海尔秘密MBO之后，*将矛头对准格林柯尔。当天，*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揭露顾雏军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财富。

*表示，他和他的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期间顾雏军通过“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手法成功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囊中。顾雏军的运作手段往往是通过介入被收购公司管理层后，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提高公司亏损幅度进而压低收购价格来实现的。

此时顾雏军刚刚完成两起收购，他以亿元收购了南丘冰熊冷藏设备公司，然后又受够了上市公司华意压缩。正在并购兴头上的顾雏军没来得及估量*的能力，采用一贯高压且激烈的手段回应质疑。当年的8月13日，顾向*发出律师函，称郎对其造成诽谤。3天后，*召开媒体见面会，声明决不道歉。8月17日，顾雏军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起诉状。郎顾战争由此爆发。

顾雏军的举动得到了北京大学张维迎为代表的学者的支持，呼吁“善待企业家，不要妖魔化”。随后，*到北京向顾雏军宣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等10人联名发表声明支持*。护“顾”护“郎”，立场鲜明对立，构成近20年来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一次大论战。这显然出乎顾雏军的预料，在这场论战中，他和他的格林科尔成了双方论战的焦点，他明白这些是经不起这样推敲的。随后他的每次举动总避免不了越描越黑之嫌，事情终于影响到了格林柯尔的家电业务。

在2004年的前9个月，科龙还产生了2亿元的利润。第四季度销售剧烈下滑。2005年4月，科龙电器发布预亏公告，称全年亏损6000万元。5月，中国证监会以涉嫌违反证券法为名正式宣布对科龙电器进行立案调查。6月起，科龙生产线开始逐步停工。

顾雏军：资本大鳄梦碎顾氏传奇（5）

*并不是把顾雏军送进监狱的那个人，但因为有了*，顾雏军再也没有把他的扩张美梦做下去。

2005年6月24日，三位独立董事陈庇昌、李公民、徐小鲁递交辞呈。2005年7月6日，科龙高层证实顾雏军欲出售整个广东格林科尔，谈判已进入价值评估阶段。2005年7月12日，律师严义明发起投票权征集行动以求罢免科龙电器现任董事顾雏军。2005年8月1日，公安部门证实顾雏军等6名格林柯尔系高管已经被依法审查。2005年8月1日顾雏军北京闪电被拘，科龙已由当地政府正式托管。2005年8月2日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公司持有*ST亚星的亿股股权被司法冻结。2005年8月2日襄阳轴承与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解除收购合同。2005年7月26日美菱集团与第一大股东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洽谈收购其所持美菱电器股份。2006年12月15日接手股权手续办理完毕，海信正式成科龙最大股东。顾雏军正式告别科龙。

2008年1月30日上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顾雏军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顾雏军有期徒刑12年，罚金680万元。顾雏军胞弟顾绍军表示，顾雏军已明确表示要上诉。

有业内人士分析，顾雏军在科龙玩的“八个杯子七个盖的游戏”终于告一段落，顾雏军在案发前后态度的倨傲是其落到这步田地的主要原因。

科龙提款机

2000年，顾将其麾下私人公司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1年收购国内知名企业科龙电器公司，并以其为平台迅速扩张，接连收购美菱电器、亚星客车等国内上市公司，兼任众多公司的董事长，也登上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富豪排行榜”。

在回答其收购资金来源的质疑时，业界曾流传顾的一句豪言壮语：“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我的钱有国际背景。”

顾雏军的“秘密”就是把国内上市公司科龙电器当作“提款机”，并通过假账来维持科龙电器的利润增长。

进驻科龙公司不久，顾雏军便开始在各地收购或新设控股子公司。调查显示，到案发时，科龙公司共有37家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28家分公司。而顾的私人公司格林柯尔公司在国内亦拥有12家公司或分支机构。

后来事实证明，顾雏军及其团队，将科龙公司当成“提款机”，以科龙系列公司和格林柯尔系列公司作为平台，通过众多银行账户，频繁转移资金，以满足不断扩张的资本需求。

顾雏军首次大规模挪用科龙公司资金，是为了满足设立收购科龙公司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之用。2001年10月22日，顾雏军以现金3亿元和专利技术使用权评估9亿元注册顺德格林柯尔公司，准备收购科龙公司，但其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为将其无形资产比例降低，顾雏军在2002年5月14日从科龙划拨1．87亿元到顾雏军在天津的私人公司，当日与顺德格林柯尔公司利用资金对倒的手法，虚假放大为6．6亿元，虚假出资满足了注册条件。

2005年4月20日，天津立信与格林柯尔采购中心签订合同，约定天津立信向格林柯尔采购中心采购价值8600余万元的钢材。同日，深圳市科龙采购有限公司又与天津立信签订合同，约定采购同规格、数量的钢材，只是单价比采购价平均上浮了50元人民币，总金额为万元，并全额预付货款。

顾雏军：资本大鳄梦碎顾氏传奇（6）

一周后，深圳科龙采购有限公司向天津立信支付了万元，天津立信当日将这笔资金转至深圳格林柯尔采购中心，随后这笔资金再通过深圳格林柯尔公司转至江西格林柯尔。

与此同时，4月26日左右，天津祥润与格林柯尔采购中心、广东科龙配件有限公司也签订了一笔与上述交易类似的合同。签订合同后的两日内，广东科龙配件有限公司向天津祥润支付了万元，天津祥润当日将这笔资金划转给格林柯尔采购中心，其中9450万元经深圳格林柯尔划转至江西格林柯尔。

在获得两笔合计亿左右资金后，格林柯尔采购中心分别通过天津立信和天津祥润向科龙公司提供了吨和200多吨的钢材，但总价不足千万。该案的司法材料显示，作为走账“中介”的天津立信、天津祥润的法人代表后来获得了20万元的报酬。

2006年2月，ST科龙全资子公司广东科龙配件公司就上述情况起诉广东格林柯尔、顾雏军及其旗下公司损害ST科龙权益。

2008年10月23日，ST科龙（000921）发布公告，法院判决顾雏军及“格林柯尔系”的多家公司赔偿ST科龙亿元。

这起“资金转移”案是在当时证监会已经对科龙公司立案侦查的背景下发生的。司法机关资料显示，早在2004年，审计署就开始留意顾雏军控制下的科龙公司，并于2005年1月向证监会转交科龙2003年虚增利润亿元的材料。

参与顾雏军案调查的人士回忆，顾雏军当时曾向证监部门表示：“2004年我们盈利2个多亿，就算扣除审计署发现的亿虚假利润，还有几千万元的盈利。我们从不炒作公司股票，没有必要去做虚假利润。”

科龙公司与“格林柯尔系”之间的资金转换之频，连具有丰富调查经验的证监会工作人员都为之吃惊：科龙公司在银行竟设有500多个账户，连不起眼的公司内部工会组织的账户，都被借来转移资金。

2005年3月顾雏军召集多位高管在广州开会，称江西科龙当时有6．37亿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在4月30日之前填平。

准备以预付款的方式通过天津立信、天津祥润等公司走账。再将这些资金经由深圳格林柯尔系公司及江西格林柯尔，最终划转至江西科龙。

媒体报道，在2002年至2004年的年报中，科龙电器年报累计虚增利润近4亿元。而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顾雏军等人涉嫌挪用、侵占科龙电器财产累计发生额为34．85亿元。

此后，这样的挪用资金行为，不仅没有收敛，甚至更为加剧地频频上演：

为收购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顾雏军2003年6月20日在扬州注册了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注册验资过程中，涉嫌占用科龙电器2．9亿元，且科龙电器未予披露。此后，扬州格林柯尔为筹集要约收购亚星客车股份的专项资金，于2003年12月10日至15日期间占用科龙电器1．65亿元资金，科龙电器未予公开披露。

“科龙”与“格林柯尔”好似共生体，两者之间资金频繁转让，有时还共同投资，关联交易。其实，对于格林柯尔而言，科龙只是一个跳板，它要做的是借科龙横向并购、利用科龙的*络，大肆赚取利润。

经查证，2002年5月，江西格林柯尔资本有限公司与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协议。2002年10月，江西格林柯尔作为投资主体兴建厂房，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上述厂房内投巨资兴建12条空调生产线，并于2003年11月投入试生产，当年产量4000多套，2004年产量达30多万套。

顾雏军：资本大鳄梦碎顾氏传奇（7）

对上述事实，科龙电器2002年、2003年年报未披露江西科龙与关联方江西格林柯尔共同投资的事项，2003年、2004年年报也未披露使用关联方巨额资产的事项。

2003年9月24日，珠海格林柯尔公司成立并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青湾工业区内修建厂房，珠海科龙在此厂房内投资建设冰箱生产线及相关设备。科龙电器也未在2004年年报中披露上述事项。

科龙空调在2004年10月与关联方江西科盛工贸有限公司签订购买95吨制冷剂协议，此后科盛工贸将95吨格林柯尔Ｒ411Ｃ制冷剂送达科龙空调仓库，2005年4月科龙电器支付货款1282．5万元，科龙电器对上述事项并未披露。

据参与科龙案调查的人士称，处罚决定书所公布的“科龙与格林柯尔”的关系内容，仅为冰山一角，科龙与格林柯尔之间上演过无数“左右手”互换的把戏。而顾雏军在顺德、扬州设立格林柯尔公司时，也都曾通过各种方法挪用科龙公司的资金。

昔日公司高管在会上指称，顾雏军本人进入科龙后，采取了“阳一面­阴­一面”的手法，表面上公司有各级负责人，其实背后顾本人成立了一个“董事长办公室”，设有多个权力很大的董事长高级秘书，负责整个公司的经营和重大决策。

如此一来，产品在市场上赫赫有名的科龙公司，就演变成顾氏团队的­操­控工具，并继续以此来打造融资和拓展平台。

【人物聚焦】

顾雏军的“致命错误”

李肃，和君创业执行董事长、科龙公司顾问。2005年，顾雏军出事后曾经与顾深谈一次

在顾雏军看来在全中国的家电行业中，自己真正是站到了所有的潮头和制高点了，并已把所有的棋子都摆好了位置。“可是，*跳出来掀翻了棋盘。”顾雏军念念不忘*。

李肃评析，顾雏军这个人身上具备三大文化特质：一是技术文化；二是大规模营销文化；三是资本文化。综合起来看，顾雏军绝对是有产业文化素质的人，这几年正在积累制造文化。顾雏军希望有格兰仕这种大规模制造的基础，然后去全球市场上以他的技术长项、国际营销长项、资本运作长项，去创造奇迹。

李肃向顾雏军发问：这么好的局你都布完了，为什么你却“死”了？*与你战争了一场，你为什么就脆弱地倒下了？你到底是怎么“死”的，有没有过反思？

顾雏军长叹：“我有九大教训啊……日后会认真反思。”

但是，眼下的顾雏军并没有说出这九条教训究竟是什么，只点出了他的三大致命错误。

一、对银行与企业的共生考虑不周

顾雏军进入科龙后，始终认为把科龙做好就不怕任何人。所以，他从来不求银行，都是银行求他。从科龙的销售收入看，科龙的负债水平是很低的。但是，他却拿了大量的短贷去长投，拿了很多流动资金去做并购的事。在科龙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却没有做好和银行关系的准备。如果他真从银行借出50亿，谁都没法“治”他。但就因为他的格林柯尔才借了6个亿，科龙公司才借了20个亿，就因为他借得太少，市场一有点风吹草动，银行就倒过来追他还债。顾雏军醒悟到：银行和企业的关系是，如果你真敢借，最后就变成银行求你。如果你真不敢借，一旦资金有什么问题，你就求他们。他没有考虑到在中国资本市场，银行与企业的这种共生关系，没有考虑到企业的负债率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最合算。 txt小说上传分享

顾雏军：资本大鳄梦碎顾氏传奇（8）

二、对国内环境没把握好

顾雏军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像*这样只为自己出风头的学者，就能把众多社会资源都调动起来。他曾给各级政府高层写信呼吁：如果政府肯支持他一把，放给他10个亿的信贷额度，他就过去了。但就因为*看似忧国忧民的说辞，弄得没有人愿意或者敢帮他。他没有想到的有很多……

三、低估了社会对资本运作的歧视

顾雏军还低估了中国民众和社会舆论对资本运作的歧视。媒体一边倒地骂他，很让他感到伤心和悲哀。

他认为中国民众缺少最基本的金融常识。在美国进行杠杆收购，一点资本金都没有也不要紧。如果要收购，可以先发垃圾债券进行收购，那拿什么做保障？就拿要被收购公司的身家做保障！这有什么丑恶的？

五月花的管理层是怎么打败他的？不就是依靠民族情绪贷出90亿英镑打败了他，玩的同样也是空手道。

李肃评价说：“中国整个社会的金融意识落后世界20年。因此，人们把没钱­干­有钱的事都当成洪水猛兽，认为这是欺骗。按理论上说，劳动者借资本的钱去做事，最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这个时代本来就是有智力能力的人能调动资本，因为资本是过剩的。可是在中国，人们普遍还认为：民营企业家就该老老实实拿赚到的钱再去做投资，接受资本支配劳动的运营模式。而智力劳动支配资本就变成最贪婪的行径了。”

在这种环境里，顾雏军的做法无异于自寻死路。

【案例分析】

为顾雏军所代表的“草莽时代”送行

顾雏军既是不公正的经济规则的替罪羊，也是中国市场化初创期的丛林英雄。但市场愈成熟，丛林英雄的空间愈少，规则与创新英雄的空间愈大。希望顾雏军这一休止符，同是开启规则时代的大门。

顾雏军的悲剧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个人­性­格的产物，前市场时代规则的粗糙与企业家的蛮横、政府的强制力夹杂在一起，造就了顾雏军、牟其中等一代企业家的不良发展土壤，以至草莽企业家一一陨落。

顾雏军案件暂告一段落，让我们为顾雏军所代表的“草莽时代”送行。

顾雏军是改革开放时代漫长的市场发展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随本轮牛市发轫而倒台，随货币改革深入、资本市场下挫而入狱。从其被捕到一审宣判，历时两年的时间说明中国的市场与法治都在权衡与反省，体现在判断结果中，就是政府通过典型案例，对于前规则时代的潜规则进行纠偏。

说是规则与体制制度悲剧绝非无的放矢，事实上，许多人对于顾氏持同情态度者，主要是因为潜规则的不可抗拒。

以此次顾雏军的主要罪名而论，“虚报注册资本”这一行为曾是中国企业界较为普遍的现象，也得到了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当地急于引进这位企业家为科龙脱困，许多手段在或明或暗之间规避着法律的制约。

更进一步说，注册资本的规定是否合理值得探究，没有证据表明，注册资本与企业前景有正向关系，注册资本多，企业就有发展前景。实际上，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成立企业成本低，对注册资本几乎不做要求；相反，越是欠发达地区，对企业的注册管制越是严，企业成本越高。从我国的企业管理来看，也是逐渐从高成本过渡到低成本，这是趋势。但问题在于，顾雏军违背了现行法律，无法豁免，但我们应该反思，那些顾雏军背后曾经的地方行政支持力量，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对顾雏军的判决兼顾了法理与情理，体现了司法对于历史时代的尊重。比如，法院经过了漫长的调查与审理过程，最终对职务侵占罪不予认定。无论是在实业界还是资本市场，在司法与规则制度的些微变迁，都预示着第一代草莽英雄时代已经过去。顾雏军既是不公正的经济规则的替罪羊，也是中国市场化初创期的丛林英雄。但市场愈成熟，丛林英雄的空间愈少，规则与创新英雄的空间愈大。希望顾雏军这一休止符，同是开启规则时代的大门。

周小弟：“土地倒爷”的落幕（1）

周小弟，上海周氏集团董事长。1956年出生。过去的50多年，他的身份不断的变化着：一个农民，靠养猪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进城，做了老总。慈善家，富豪，土地倒爷、囚犯……

在上海，相对于他的创业史，人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他的慈善壮举，相对于慈善，人们对他的倒爷生涯更加好奇，相对于“倒爷”，更加让人吃惊的是他竟雇兄杀人，走进牢房。

一个农民的创业史

周小弟出生在浦东杨思镇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中。家里房屋简陋，地面露着泥土。童年周小弟跑到自家­鸡­窝里捡­鸡­蛋吃了，然后告诉爹妈，“­鸡­今天没有下蛋”。

改革开放的浪潮或许对于农村的冲击更为巨大。1982年，市场经济刚刚起步阶段，商品实行限量供应，上海的城镇居民们口袋里兜着各种各样的票证，想吃一次红烧­肉­或者蹄髈得积攒数月的­肉­票。

周小弟所在的村开始尝试集体养猪。经过一番争取，周小弟当上了牵头人，集资之下，开始了红红火火的养猪事业。周小弟后来回忆，当时养猪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1万头，如果以这个数字而论，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养猪场。但是，这次合作养猪的经历似乎并不愉快，出资合伙人们不但没挣到钱，反而还赔了，一伙人于是不欢而散。

周小弟在这一次集体养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养猪户们颗粒无收，自然找到周小弟算账，1982年8月，周小弟被冠以盗窃罪、诈骗罪两项罪名，由原川沙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尝试到失败的周小弟，出狱后眼光不移，还盯着养猪场，一个人举债­干­下去，养的猪当年出栏5000头，他靠坚定的眼光完成了资本积累的第一步。10万元积蓄成为这个日后在上海政商两界如鱼得水的富豪的第一桶金。

富起来的周小弟开始计划摆脱农村。周小弟又开始搜寻商机，他忽然悟到自己应该做点买卖了。80年代末到90代初，汽车行业蓬勃发展，而汽车配件的利润也可以用惊人来形容。他看到打浦桥隧道建成，家所在的耀华路车驰人往，于是浦东的第一家申达汽配门市部开张了。

靠着这家店面，周小弟积累了相当一笔原始资金。周小弟第一次尝到了火起来的味道。汽配没让他打住脚步，他还不甘心那个配字，他又在汽字上做文章，办起了出租车公司而后又在耀华路上办起了第一家酒楼。周小弟眼睛转得快，脚步也跟得快，短短几年间，一个集团公司的雏形已经显露出来了

1992年，周小弟注册成立新世纪创业集团(即后来上海周氏集团前身)，自封董事长，这家企业此后涉及了众多领域，五花八门。

当上董事长的周小弟经营的第一门生意是开办“新世纪大酒店”，自此，上海农民周小弟当起了像模像样的酒店老板。

1993年，新世纪创业集团搞起了出租车行业，周小弟办了自己的出租车公司“新世纪出租汽车公司”。靠着这家出租车公司，周小弟赚到了人生第一个100万。

1995年，周小弟在浦东耀华路某处开出了一家夜总会，夜总会被命名为“新世纪国际俱乐部”。到2000年停业，其间五年，这家夜总会成为了周小弟这个几乎是一夜暴发的农村青年积累人脉的重要场所。

此后，周小弟的公司继续多项发展。新世纪集团陆续开出了诚信境外就业服务有限公司、美度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周氏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周小弟喜欢交朋友，而且是“高层次”的朋友，每个人都有脑子，都会从不同的侧面*现代都市文化的营养，都会有对于社会发展的独自思考。周小弟对这一点看得很准，他交朋友，把别人的文化拿过来，增加自己头脑中的文化积淀。

周小弟：“土地倒爷”的落幕（2）

周小弟决定开发房地产，这是他事业当中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个转折中发生的一切故事，都与周小弟的文化积淀同步行进。周小弟喜欢红木，原来起草了办厂的申请报告。听到朋友谈市政改造需大批动迁用房，联想到自己祖居的农村还是条件很差的旧舍，他一夜之间就转了念头。第二天改写成开发房地产的报告上交给浦东新区政府。这是他日后能够成为上海滩有名的地产富豪的第一步。

周小弟说：“我做生意有三个原则：第一不与私人资本合作，第二听政府的话，第三就是求稳。”

随着事业的发展，2000年，周小弟开始了与高层合作的道路。这也开辟了他在今后数年成为浦东政商两界红人的重要道路。

浦东之子的慈善

夜总会老板的名声毕竟不是那么好听，赚钱的同时，周小弟开始着手给自己镀金。开办夜总会的同时，周小弟开始起了他的社会活动运作。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周小弟在社会上逐渐建立起了一个慈善家的美名。

2000年，周小弟以25万元一亩的价格收购了浦东南汇一幅320亩土地。周小弟在这幅土地上开办了上海首家由本土籍民营企业家投资的全日制民办高校——上海工商外国语大学。关于学校的投资额版本不一，周小弟的叙述中，投资额从一开始的亿到后来的亿，然后又水涨船高至亿。

周小弟办校算得上成绩斐然。学校当年建成，当年开学，配套齐全，设施一流，教学学科带头人从海外引进。至今为止，学校总建筑面积已经达到16万平方米，拥有6000余学生。2003年，华东六省一市大专院校展开英语比赛，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获得第一名，周小弟后来常把这一成绩挂在口头。

2001年初和2002年，周小弟分别和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市五官科医院合作成立了浦东分院，两家装潢豪华的分院肩并肩坐落在浦东的耀华路上，这两家医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新世纪国际俱乐部”改建而成。

周小弟由夜总会老板，摇身一变，成了学校法人和专业医院投资人。

从新世纪创业集团成立短短10年时间里，周小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进入到了医疗和教育这两大政府垄断资源中，他的运作能力让人不免感到咋舌。

商业运作顺风顺水的时候，尝到甜头的周小弟更加不遗余力出现在各种慈善和公众活动场合，曝光率越来越高。

1995年，周小弟向浦东新区城市建设基金会捐款200万元制作设立在南浦大桥浦东出口处的标志­性­城市雕塑《纽带》，另外，还向浦东新区规划委员会捐款100万元做规划基金;1998年向第九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大会捐款30万元，凭着这一捐赠，周小弟获得了国际科学与和平特别奖及贡献奖。

2001年3月，在著名科学家谢希德教授弥留之际，周小弟主动捐款200万元帮助她在复旦大学设立“新世纪谢希德奖学金”; 同年，周小弟又为长江三峡贫困地区捐赠30万元建立“三峡希望小学”，认养100名孤儿，并向云南省楚雄州希望小学100名贫困学生每年捐助20万元，向毛泽东家乡捐赠20万元的农用设备;

……

2003年非典期间，周小弟向上海浦东新区政府捐赠人民币500万元，用于购置医疗设备与药品，支援一线医务人员;

他每年的“公益捐赠”在2000万元至6000万元之间。

与此同时，周小弟荣誉越来越多，社会地位也日渐提高，一度顶上了民建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国际商会副会长的光环。

周小弟：“土地倒爷”的落幕（3）

2003年荣获上海市先进社会主义建设者、全国光彩事业先进个人、抗击“非典”全国先进会员、全国“十大公益之星”入围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所颁发的爱心捐助奖；

2004年获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所评选的上海市“慈善之星”；

2006年联合国授予的世界青年企业家全球杰出青年奖。获奖者中有两位国人，另一位也黄光裕。

昔日的农民的角­色­一直在转化，产业涉足教育，医疗等，自胡润编制慈善榜以来，周小弟一直位居榜单前40位，

土地倒爷

周小弟的产业发展到第10个年头，一幅浦东三林的大型土地懿德社区让周小弟从一名实业商人，向另一种角­色­转换。

在懿德地块股权的腾挪转移过程中，周小弟扮演了一个手段高超的土地倒爷的角­色­，在这一角­色­下，他的资金运作技艺也是日渐高超。

1992年，三林辖区由原上海县划归浦东新区，上海县则撤并入闵行区。区划调整前，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获批征用三林红旗村、懿德村土地共计2536亩。

2001年4月，国企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改制前夕［改制后名为“中祥(集团)有限公司”］，周小弟名下的上海新世纪创业有限公司与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签订协议，以单价25万/亩，总计亿元，受让浦东三林懿德地块2536亩土地。

一个月后，2001年5月，新世纪公司出资2550万元，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出资300万元，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星公司)出资150万元，合资成立了上海新世纪懿德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懿德公司)。新世纪懿德现任总经理徐建刚从浦东新区公安局辞职进入公司。

周小弟拿下土地之时，土地款却并没有到账。同一时期，周小弟投资的学校正在大兴土木。建一所高校，资金需要远远超过预算，受制于资金压力，在徐建刚的建议下，他决定通过“联合开发”获取一部分资金，得以继续运作使该土地“三通一平”，同时也有资金办学校。

于是，凭着一纸转让合同，周小弟和徐建刚开始了空手套白狼般的土地转卖历程。

2001年9月，懿德公司与上海阳光新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同意双方联合开发地块。

2002年5月30日，新世纪懿德与西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西子公司以单价每亩65万元的价格，总计亿元的价格，获得独自开发三林懿德地块中三鲁路以西800亩土地。

2002年6月，在与西子公司商谈转让地块部分土地的过程中，周小弟又与上海欣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约，最终，欣荣公司支付了亿元。

之后，周又以相近模式引入了上海君颐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懿德项目。

根据当年所签协议，三家合作方“阳光”、“西子”、“君颐”分获900亩、800亩和500亩土地的商业开发份额，并共同承担300亩动迁房的开发成本。各方将分别成立项目部，开发各自获得的土地份额。

经过这3次转手，周小弟用新股东入股的钱不仅付清了原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转让款6亿多元(周自己只付约7000万)，而且已赚得3亿元净利。但周小弟并不就此收手，而是一直拖延执行上述协议，继续实施第四次倒卖。

2004年2月，周小弟又瞒着几家股东，将三林懿德项目的经营权委托给“上海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双方签订《“懿德居住区”联合开发协议》，约定懿德公司以三林懿德土地和前期投入作为投资，市场公司承担项目建设与前期开发的全部投资资金。在项目开发完成后，懿德公司和市场公司按照该项目所实现的净利润各得50%进行利益分配。而周小弟甚至将公司营业执照和公章都交给这家公司。

周小弟：“土地倒爷”的落幕（4）

2001年9月至2006年11月，懿德公司与阳光公司先后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等四份协议书，共计1243亩土地的转让单价为每亩57万元、其中的793亩土地的转让单价为每亩60万元(三通一平价格，不包括大市政配套费和土地出让金)，总价为亿余元。

这笔资金也被周小弟挪作他用。2004年的2月至6月间，周小弟将交易市场公司支付的2亿元分别挪作个人收购苏州工艺美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用。周小弟和徐建刚分别在该公司中占股90%和10%，另有3750万元被周小弟用于归还赌债和借款等。

接近周氏集团人士透露，苏州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在苏州市中心拥有大量土地以及商铺，资产价值在7亿元以上。

当周小弟发现资金又一次捉襟见肘时，他选择故伎重演。

2004年9月，周小弟经人介绍，结识了上海环境集团董事长金纪昌。

上海环境集团原属于环卫系统，于2006年被划归上海市投资建设开发总公司(下称上海城投)。上海城投是上海国资系统的投资平台，旗下整合了上海国资系统的路桥、水务、环境和置地四大板块。

当时，房地产行业正进入火热阶段，上海房价2004年的涨幅超过20%。开发商几乎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即使是很多非房地产公司，也对于地产投资跃跃欲试。

这种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

很快，两家公司以新世纪公司和上海环境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环境置业)的名义签订了四份《定金协议书》。约定若阳光公司、西子公司终止有关受让土地的协议，则环境置业可获得700亩土地的独立开发权，若不能终止相关协议，则环境置业获得200亩土地的独立开发权。双方还约定了土地单价为125万元/亩。

而后，2005年6月，新世纪公司与环境置业签订了一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协议书》，约定环境公司支付总价亿元，即获得500亩土地的独立开发权和收益权。

2005年11月，一家与环境集团密切相关，名为上海春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与懿德公司签订了协议，后者将三林懿德地块中的750亩地以单价125万元/亩转让给春岚公司，总价为亿元。

截至周小弟入狱前，周小弟通过懿德公司先后将三林懿德地块2536亩土地的开发、收益权出让，地皮价格由最初的每亩25万元爆炒到每亩57万元至125万元不等，整个过程中涉及款项超过20亿元。

土地转让过程中的种种手段变化足以让周小弟对资本运作熟悉程度大幅度提升。如果没有遇到后来的尹明华事件，按照周小弟的设想，他将开始直接涉足金融行业，其第一个目标就是收购信托公司。

雇凶杀人

而最后直接导致周小弟2007年被捕入狱的，却是当年年底发生的一桩雇凶伤人血案。

周小弟将土地转卖给环境集团之后，在土地开发过程中还有过多次违法动作，并且股权的分配迟迟没有履行工商变更手续。

为了确保环境公司利益，环境集团2005年底要求其将公司最大股东新世纪创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全权转让给环境集团委托的民营企业上海春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环境公司44%股权正式获得之前，这部分股权作为抵押。同时，新世纪法人代表变更为汪建汀。

与此同时，浙江西子公司分别于2003年3月以及2005年两次购入懿德土地，其中第一次买地价格为60多万元/亩，第二次买地时，价格已经涨至110万元/亩。此后公司以土地换股方式要求获得32%股份。

周小弟：“土地倒爷”的落幕（5）

但是，此后时间里，无论是西子公司还是环境公司的股权都没有获得变更，项目也迟迟无法动工。直到2007年，土地政策日渐严格之下，如果项目再无法动工，则面临土地被政府收回的危险。

尹明华证词称，2007年三四月份，项目开始启动，此时项目实际股权所有人应该是两大股东环境公司和西子公司，周小弟实际上在公司中股份比例已经非常低。由于考虑到项目启动必须要进行开工仪式，于是后来准备在当年8月28日举行开工典礼。这一日期由第三方告诉周小弟。同时，由环境集团出面邀请相关领导以及政府人士。

由于周小弟不愿意他人知道他实际上已经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所以希望开工仪式不搞，或者即使搞也在小范围内进行，最好不要让外界知道。

但是出乎周小弟意料的是，开工仪式之前，多名政府和商界人士收到了开工仪式邀请函，原本以为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开工仪式最后变成了一场公开的仪式。

与此同时，这份邀请函却没有送到周小弟手上。周小弟对于这次大张旗鼓相当恼火。2007年8月27日，周小弟纠集了徐建刚、李广奎前往工地“拆台”滋事。

当天，周小弟带来闲杂人员一行众人来到工地。工地现场办公室里，一言不合的周小弟一行人拎起椅子，砸中了会议桌。其中的姚伟甚至踢了对方的彭姓负责人一脚，缘由是“跟我老板说话时态度要客气些”。

那天的纠纷让周小弟颇为不爽，他对于尹明华等人绕过他独自控制公司，搞开工仪式的事情相当不满。在车上，他表示要对自己搞开工仪式的人“教训教训”。

当天开车的司机，被称为“小李子”的李广奎将这话记在了心里。他开始找到姚伟策划起了教训尹明华的行动。

2007年11月6日下午2点左右， 西子集团委派到新世纪懿德的股东代表尹明华参加完项目公司每周一次的例会之后，从浦东三林懿德居住区工地驱车返回。途中，尹明华的轿车尾部突然遭到一辆重型卡车撞击，尹明华以为发生车祸，于是下车查看。

此时，早已策划好行动步骤的游民曾大宇等一帮人从重型卡车上下来，手里拿着铁棍冲向尹明华，先打断尹的手足，使其不能反抗，随后重创其头部。凶手行凶后即弃车逃逸。事后，姚伟向曾大宇等人支付了3万元的“酬劳”。

尹明华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大量输血方暂时脱险。此后一月间，医院数度发出病危通知。诊断显示，尹氏头部粉碎­性­骨折并伤及脑部，左手、左脚各三处严重骨折，即便保住­性­命，也将留下严重后遗症。

凶案发生后，西子集团立即报案，直指新世纪懿德原董事长周小弟、总经理徐建刚为幕后主使。2007年11月15日，周小弟被上海警方传唤。次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曾经在上海政商两届风光无限的周小弟，曾经数次进入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周小弟，曾经以慈善义举让人最近的周小弟，就用这种方式落幕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一旦打开口子，就会发现更黑暗的东西。雇兄杀人的背后，是周小弟的倒爷生涯，在背后，是牵出让他反复倒腾的“三林懿德地块2536亩土地”的土地出让方上海县房地产总公司原总经理秦金龙侵吞国有资产1．61亿余元的*案。

2008年，上海市房地局出了一份名为《关于收回浦东新区三林懿德居住区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决定》的文件，收回周小弟反复倒腾的三林懿德地块2536亩土地使用权，重新作为储备用地进入浦东新区土地资源储备中心。这是上海政府历年收回的最大一幅土地。

周小弟：“土地倒爷”的落幕（6）

【人物聚焦】

周小弟案的未尽之问

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浪潮中，一度被称为“浦东之子”的上海地产富豪、原上海新世纪懿德房产公司董事长周小弟的发迹以及最终走向审判席的人生归宿，在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城市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章友德看来，有着太多值得剖析的地方。

他觉得这个案例很有意思，首先就是涉案的2536亩土地的所有权权属关系在不断转变，也就是谁是这批土地原先的主人，这2536亩土地原来是属于上海县三林乡的，但是上海县后来撤并成闵行区了，这批土地后来又变为浦东新区的。

问题复杂首先就在于土地权属关系。再一个，浦东开发不断深入，地价也在不断提升，周小弟2001年以25万元一亩拿到这批土地，但是现在地价是多少？起码200万元一亩，可能还不止，章友德认为，矛盾其实就是在土地价值不断攀升的过程中产生的。

商人唯利，于是我们不断看到周小弟在这片土地上玩转“一女多嫁”，问题在于，他认为自己不是暗箱­操­作，他认为相关部门对这个过程很清楚。

周小弟的合作伙伴西子、阳光、欣荣、环境这四家公司，先后都是以合作转让股权的方式加入的。虽然是合作转让股权，但是又没有拿到土地。章友德提醒，这批土地最初是耕地­性­质，后来怎样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而周小弟又是怎样拿到的？但这个过程，现在语焉不详。

还有周小弟，这期间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并且做了那么多的公益事业，章友德说，实际都是拿倒卖土地的利益去做的公益事业。这些动作更把他强化成一个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名人，也更有利于他去牟取经济利益。

周小弟在浦东新区是名人，投资办民办大学，搞基金会，甚至涉身宗教。章友德认为，很多细节需要去仔细梳理，现在披露周小弟在1980年代曾经获刑，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周小弟是一个很活络的人，时代有利于他成长，他也能够抓住机遇，确实也能够做一些好事，他确实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人。

现在大家注意到他与合作伙伴遇到纠纷的解决方式是暴力，导致对方重伤，丧失记忆，但解读多面周小弟真正价值在于什么呢？

章友德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案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在浦东开发过程中，“我的意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企业逐利­性­体现得较为明显，政府怎样管理国有土地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这个案子肯定涉及到地方政府是否存在违规的问题。周小弟抓住了不规范的漏洞，比如，最初土地25万元一亩，为什么就给了他，怎样给他的？我们都知道，2536亩是巨大的，一次­性­转让超过1000亩以上必须经国务院批准。”章友德提醒，地方政府是不是把这些土地化整为零采取分批多次审批的方式转让出去的？

在章友德看来，周小弟是一个多面­性­的人，但是又属于市场经济能人，热衷社会公益，“我理解他热衷公益的目的，就是给自己添加光环，这是一个需要能人，也产生能人的时代，周小弟是一个­精­通政治经济学的人，很懂得把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然后通过经济资本增加社会资本，再反过来提高经济资本。”

周小弟这样的人物，在章友德看来其实很有普遍­性­，这批人没有接受过规范教育，周小弟自己办了一个大学，但是他自己受过多少教育，现在没有具体讲，只是说文化不高，不高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周小弟：“土地倒爷”的落幕（7）

章友德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目前，出现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因为现在还没有道德、法律规范的环境。

上海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示范模式。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道德经济，首先是道德，社会经济主体要有道德意识。以暴力形式解决经济纠纷的现象近年来呈现抬头趋势，正说明现在市场经济主体还没有学会怎样处理市场经济的利益矛盾。

“走规范化道路是周小弟案给我们留下的启示。”章友德说。

【案件分析】

周小弟案：警惕资本由暴利走到暴力

在一个资本的年代，警惕资本背后的沦陷，实在是正义的本能。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名言——“证明有没有泡沫是很难的，而在泡沫破灭的时候再去证明有没有泡沫，那是很简单的”，­精­通经济与资本的格林斯潘此言，同样适应于资本所催生的暴力：证明有没有资本暴力是很难的，而在资本暴力破灭的时候再去证明有没有暴力，那是很简单的。

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袁宝璟雇凶杀人一案轰动一时之后，尘埃落定，袁宝璟被执行注­射­死刑。袁宝璟的前车之鉴，基本勾勒出了资本的暴力史：袁在四川成都炒期货时损失9000余万元，怀疑是刘汉与证券交易所修改规则所致，袁通过汪兴雇凶枪击刘汉（未遂）。1997年以来，汪兴以举报其犯罪事实为要挟，对袁进行敲诈，2003年袁宝璟与其兄弟共同预谋雇凶杀害了汪兴。在此过程中，2001年初，袁宝璟说起汪兴的恐吓威胁，其兄弟袁宝琦则应声提出：“不行找人给他办了，花两个钱呗。”袁宝璟表示：“行”，并提供30万元资金。汪兴在2001年11月被袁雇凶扎伤之后，仍不断威胁、恐吓袁宝璟，袁于是再次向袁宝琦提到此事，并说“不行就办了他”。

资本对于法律与道德的蔑视，如此简单，而对于暴利的追逐，却十分大胆。周小弟雇凶伤人，其动机源于暴利。2001年，周以一纸批文获得“懿德居住区项目”2600亩土地开发权，因缺乏资金实力，只得引入多家合作方，其中包括尹明华所代表的杭州西子电梯集团。将于2010年举办的世博会，使得“懿德居住区项目”土地近年来骤然升值，周随即后悔卖价太低，试图毁约赶走合作方，坐享项目半数利润。但几番运作，变相炒地的周小弟却在压力下只得拱手交出项目控制权，其所获利益并未多过当初的“合作开发”，于是，周迁怒于被害人尹明华，铤而走向暴力。

资本由暴利史而走向暴力史，大抵如此；暴利勾画暴力，大抵如是。资本催生暴利，暴利制造暴力，沦陷之路，让人深思。今年11月底，曾经的“上海首富”*，以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二度领刑，对照农凯集团风光无限时的资产膨胀速度——暴利背后，往往是资本的沦陷，不沦陷于暴力，即沦陷于*，而权力的*，恰恰是资本更普遍的暴力形式。不道德的资本，不难按照资本主义暴利模式的发展步伐而发展。周小弟案的发生，同样是对2005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暴利模式无往而不胜所建立的财富神话的打破。

警惕资本由暴利走向暴力，正是这个时代的清醒。作为民建中央委员周小弟，大概忘记了民建第八届中央主席成思危在今年1月已说过的：“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

严晓群：“金手指”沉迷资本扩张（1）

2006年1月4日，新年首个交易日里，股市全面飘红。股市终于出现了全面复苏的迹象。随着股权分置改革顺利推进；新修订的《证券法》和《公司法》顺利颁行，在漫漫熊途中苦熬了三年的股民们，也许真的会在2006年股市能有所不同。

但是在2005年末，资本玩家严晓群所领导的斯威特系在资金链断裂，银行逼债的四面楚歌声中，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这让2006年的故事变得忧心忡忡。

命运有时候就是无法揣测。

2004年，当“新疆德隆”崩盘、“哈里系”遭重创、“淮海投资”曝出丑闻、“北大明天”悄然隐身后，一贯行事低调的严晓群迎来了他的辉煌，因为……而在资本市场一贯行事低调、出言谨慎的严晓群似乎稳如泰山，一度被评为股市“金手指”。

2005年9月27日，一向低调的严晓群再也坐不住了，这一次他来是拯救一手创建的“斯威特系”。他做的，不仅是关乎一个人的命运，还有一个跨系集团的命运。他不甘于成为顾雏军第二，他要努力摆脱顾氏噩梦。

谋生，不甘束缚

南京市最南端的溧水县，是南京所属郊县最穷的县之一，直到2005年严晓群的产业衰落以前，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溧水县会出现一个盛极一时的资本巨鳄。尽管他早已被编入“溧水县名人录”。严晓群的老家是溧水县和风镇张家村，和风镇由于地处偏僻的西南角，是溧水县最落后的镇之一，从出生到上小学、中学，严晓群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严的父亲叫严­精­志，被同事们称为“老严头儿”，原本在县里银行工作，后来被下放到了和风镇银行。

严晓群是家里最小的，上面有6个姐姐，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自然备受呵护和宠爱。由于家里孩子多，生活清苦，他从小就被寄养在生活相对富裕的罗山头村的姥姥家。

严晓群的老师对严的印象依然深刻：用功，聪明，不顽皮，不活泼，不爱说话。严晓群低调的­性­格是从小养成的，后来，很多人对严晓群的印象就是不爱说话，即便说了，也很少有人能听得懂。因为严的老家溧水县和风镇紧邻江苏省高淳县，那里的人都说一直是一口纯正的高淳话。在江苏有句俗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高淳人说‘鬼’话”。因为这种方言发音轻，语速快，多用浊音，外人很难听得懂。严晓群走南闯北，没办法改变的就是这口高淳话。这也让他几乎无法与周围人交流。

高中毕业后，16岁的严晓群考到了常州市无线电工业学校。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南京市的土壤仪器厂，这是一家隶属于南京市电子工业局的市属国营企业，现在叫南京土壤仪器有限公司。

毕业后的严晓群依然保持他的个­性­，内向，不爱张扬。但这个时候严的低调已经无法掩饰他的才气的显露。当时的一位厂长曾经在全体职工代表大会上当众宣布，严晓群就是厂里面向21世纪的人才。

正式基于这样的认识，1985年，进厂才两年的严晓群就得到了半脱产学习深造的机会，工厂出钱培养他去读华东工学院应用电子专业的本科夜校。

第二年，21岁的严晓群被提拔为厂里最年轻的技术科长。1988年，他完成了本科课程学习，并在这期间娶妻生子。毕业后不到半年，严晓群先后就有两项发明在国家专利局取得专利，被称作“小小发明家”。

严晓群：“金手指”沉迷资本扩张（2）

尽管有厂里的培养和重视，但严晓群始终感觉怀才不遇，在一些新产品开发以及企业经营理念的问题上，比较超前的严晓群与厂领导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当时他在厂里搞过一个风力发电机的发明，后来由于资金等原因，没试验成功，也就不了了之了。

国企机制无疑约束了严晓群的发展，他自觉才华受到了压抑，对国企机制也越发失去信心。随着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头脑灵活的严晓群开始不安于土壤仪器厂这块方寸天地。

1989年，严晓群私自将自己的一项发明拿出来与常州一家企业合作，生产与厂里产品相关的竞业产品，这让厂里感到很愤怒，于是勒令他停止与常州企业的合作。领导也知道严晓群是个人才，对这样的事情也打算大事化了。

但此时的严晓群的耐­性­已经被压抑到极点，随后就开始故意旷工，几个月后，已经决心自己创业的他和工厂彻底闹翻，被厂里开除了。

创业，发展实业

被厂里开除后，严开始寻找机会，在外流浪了几年，期间为了生计在各地打工。

1992年春，严晓群来到中科院南方新技术产业集团南方公司工作。这期间严晓群发明了伪币识别仪。当时，银行使用的美钞检伪识别仪，对一般的人民币都能识别，而对10元的人民币，却毫无办法。学电子技术的严晓群灵机一动:这并不难呀，从本质上来说，人民币和美元在防伪技术上有相通之处，那么，防伪识别仪器的原理也应该是相通的，最大的区别只是参数上的不同。严晓群叫人买来几台防伪识别仪，在家里做起实验，反复多次获得成功。

于是严晓群开始创业，除了中科院南方信息所的支持，他还具备别人所没有的便利条件：除了他的父亲在银行工作外，他还有一个姐姐和姐夫在银行工作，而现在溧水县农行的工会主席也是严的姐夫。所以，在创业资金方面，他还是有独特条件。

1992年8月20日，严晓群在中科院南方信息所的支持下，成立股份制的南京斯威特电子仪器厂。公司成立第一年，防伪识别仪在市场上一路高歌猛进。在1993年通过改制，中科院南方新技术产业集团彻底退出斯威特电子仪器厂，斯威特的资产已经达到了300多万元。成立的时候，这是严晓群的“第一桶金”， 也是斯威特原始积累的开始。严晓群趁势，成立了南京斯威特新技术创业有限公司，就是现在的斯威特集团的前身。

严晓群的头脑灵活，这是一个共同的评语。从防伪识别仪、点钞机，到点对点微波通信接入设备、光纤ISDN接入设备、ADSL接入设备等等，在通信、IC、环保等新兴产业中，他都能抢得先机。这也让他深深信服速度的重要，抢先一步是他创业成功的秘诀。

然而，如果没有遇到四通集团的段永基，严晓群在他的资本造系上的发展可能要走更长一段路。正当严晓群在科技实业突飞猛进的时候，严晓群碰到了段永基。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资本和产业运作对企业的重要­性­：所谓的民营企业“国际合作、行业整合与资本运作”三联动的模式，其实最关键的推动力是资本。

飞跃，资本扩张

此后，在南京中商上小试牛刀后，严晓群开始在资本市场上一发而不可收。

2000年5月，严晓群吃进一钢异型（后更名上海科技），斯威特集团几乎是以一年收购一家上市公司的速度开展“造系运动”，2002年中纺机，2003年小天鹅，2004年陕长岭，短短5年时间，斯威特系已蔚然成型。其间，他还曾在广济药业、重庆实业、海南航空等股权运作中有所表现。一度被人捧为股市的八大神秘炒家之一。

严晓群：“金手指”沉迷资本扩张（3）

依靠高速运转的资本陀螺仪，他的帝国版图开始呈几何膨胀。鼎盛时期的斯威特系企业横跨了几个省、十几种产业，产业从娱乐业、媒体，到足球、地产、零售、环保等等，四面出击的斯威特大篮子里几乎什么都装。期间，他个人也获得了很多荣誉。

2005年1月，40岁的严晓群当选2004年度南京十大经济人物时，他的获奖感言是：产业运作是斯威特集团的一个强项。

经过5年的苦心经营，­精­心布局，他的产业触角几乎已经伸到了所有的热门产业里面。评委会给他的评语是：去年收购小天鹅，今年又将小鸭收入账下，他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以自身的大智大勇，完成了别人不敢做不敢想的事。

虽然被称作资本大鳄，但是严晓群坚称自己是做产业的，“我不避讳资本运作，但资本运作是为产业发展服务的”。在进入资本市场之前，严晓群及他的斯威特确实走过了一段漫长的产业扩张和资本积累的过程。1994年，凭借点对点无线接入微波通信设备，斯威特一举赚下几千万;1998年，斯威特的年销售已经做到了3亿元。

2000年初，上海市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传统企业向高新技术方向转化，一钢异型(上海科技的前身)开始寻找重组伙伴。这也正是严晓群想方设法进入资本市场，图谋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当时，斯威特在产业领域羽翼渐丰，敏锐的严晓群再次显示出捕捉机遇的本领。双方一拍即合。 2000年5月13日，一钢异型宣布，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第一钢铁(集团)以每股元，将其持有的部分国有法人股股权，转让给南京斯威特集团，转让数量为3500万股(占总股本的)，转让总金额亿元。南京斯威特集团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大股东。

成功介入上海“一钢异型”后，严晓群将斯威特旗下的“南京图文科技有限公司”价值亿元的会议电视系统、数据传输系统、计算机信息工程、多媒体呼叫中心的研制、生产和销售并入上海“一钢异型”。当年12月1日，一钢异型更名为“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科技)。严晓群四两拨千斤，斯威特集团以1亿元的代价相对控制了亿元的市值，以及亿元的总资产。随后，为加强对上海科技的股权控制，斯威特的关联企业南京泽天投资以每股元价格，收购宝钢集团上海第一钢铁有限公司持有的全部公司国有法人股19554508股(占总股本的)。

这是严晓群在资本市场的成名作，他用极短的时间演绎了一个点石成金的神话。上海科技2000年年报显示:自2000年下半年斯威特集团成为第一大股东后，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亿元，主营业务利润4413万元。由于产品赢利能力强，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达到元，是每股收益的倍。2001年4月，上海科技以复权后涨幅居A股第8位，入选中央电视台为纪念中国股市诞生十周年而举办的“十年陈股香”、“十大牛股”。严晓群就此成名。

2002年是斯威特成立的第10年，这一年，斯威特拿到了6个国家863项目，并成为拥有50多个成员单位，年销售收入45亿元的跨产业、跨国企业集团，形成包括电力设备、通信器材、IC设计等三大产业的100多项高新技术产品。

这一年，严晓群意识到，承载他所有实业梦想的产业发展还没有完成。“从产业整合的角度来说，一个上市公司基本上是不够用的”，严晓群说。于是，连续四年都戴ST大帽的中纺机进入了他的视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严晓群：“金手指”沉迷资本扩张（4）

ST中纺机的前身——中国纺织机械厂建于1920年。1992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同年在A股、B股上市。1990年代末，我国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和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使辉煌一时的中纺机沦为著名的“老病号”。身为超大国企的大股东决意抛掉这个包袱。

2002年2月，斯威特旗下控股子公司江苏南大和关联公司，以每股元的价格分别出资1501万元和466万元购得ST中纺机29%和9%的股权。“斯威特系”开始名噪中国资本市场。

斯威特进入中纺机后首先要做的还是注入资产、提升业绩，最终恢复再融资能力。在严晓群的运作下，2003年4月1日，因中纺机2002年实现赢利，每股净资产值达到元，公司股票撤销特别处理。ST中纺机“咸鱼翻身”，成功摘掉了ST帽子。在外人眼里严晓群仅接手百日，上市公司就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严晓群再次让资本市场刮目相看。资本大鳄名声大振。

已经“染指”过四家上市公司的斯威特，深深体会到只有控制权在握才能在资本运作方面大有可为。从南京中商、广济药业退出，和从上海宽频科技尝到的甜头形成鲜明的对比，斯威特将手伸向了下一个目标。

2004年3月，轰动一时、一波三折的小天鹅收购事件终于以严晓群击败格林科尔等强劲对手而收尾。严以87303万元的价格，购得小天鹅1亿多股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的），取得小天鹅集团的绝对控股权，间接控股上市公司*ST天鹅。

2003年8月，斯威特宣布以旗下四家公司收购无锡小天鹅的母公司——小天鹅集团100%股权。后者持有小天鹅股份的股权，位居第一大股东。

击退刚刚“拯救”了科龙的顾雏军，可以算严晓群的得意之作。斯威特对小天鹅承诺的“四不政策”(高管、品牌、产品、办公地点不变)。不过，无锡国资委最后还是“留了个心眼”，最终保留了35%的国有股权。结果，南京斯威特集团和西安通邮科技分获得小天鹅集团17%和48%的股权，总价亿元。

小天鹅2002财年亏损额高达亿元，2003年却一举实现净利润3600万元，成功摘除ST帽。小天鹅的扭亏为盈当然不能算在年末才入主的斯威特账上。有意思的是：小天鹅2002、2003年销售额均为29亿元；2002年三项费用(营业、管理、财务)合计占年销售额的比率，从上年度的27%劲升至42%；而扭亏的2003年却只有；其后的2004、2005两个年度也只有约20%。看样子，小天鹅方面对“顾氏扭亏”早已心领神会，所以他们不需要顾雏军，而选择了严晓群。2004年，斯威特说服无锡市国资委减持至，斯威特系则以现金增持到。

小天鹅与斯威特以前玩过的上市公司大不相同。一是品牌知名度高，二是现金流巨大，每年销售、采购流水超过50亿元。这两点也正是顾雏军看上小天鹅的原因。控股小天鹅是严晓群的登峰造极之作，但代价不菲。斯威特入主上海宽频实质上没出钱，控制中纺机也只花了1500万元。总的来说只见斯威特往家倒腾钱，不见它花钱。如今，为迎娶小天鹅，斯威特一下花出7个多亿的真金白银，资金链断裂的祸根正是此时种下的。

2004年9月，斯威特以零价格获准重组资不抵债的长岭集团(净资产为亿元，资产负债率189%)。2005年3月，陕西省国资委与斯威特旗下西安通邮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后者成为ST长岭(000561)的第一大股东。斯威特承诺，将全部承接长岭集团的债权债务及在册职工，并在正式入主长岭集团后的两年内实现冰箱主业彻底扭亏。按约定，斯威特将陆续投入亿元，其中亿元用于长岭的冰箱基地建设，亿元用于生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亿元为流动资金。与此相对应，陕西省政府也要掏出真金白银，帮助长岭恢复生产、安置员工。斯威特还承诺再投15亿元，使长岭冰箱3年内产量突破100万台；组建电控和电检设备的生产和研发基地；注入斯威特集团的通信、数字家电等高新技术资源，整合长岭集团通讯、软件类资产……

严晓群：“金手指”沉迷资本扩张（5）

2005年5月，斯威特收购小鸭集团洗衣机业务获得正式批准。据悉，收购小鸭的方案基本上和收购长岭冰箱的方案相同，以零价格获准重组。目前，小鸭是斯威特非上市资产中较优质的一块，无论如何不会成为斯威特的包袱，必要时卖掉，多少还会有点收益。

除几宗大手笔的整合计划，斯威特还以8000万元获得东南大学­阴­罩式等离子电视项目技术。这个战役的胜利靠的又是斯威特的惯伎：宏伟蓝图加慷慨承诺，在对价支付上做文章，就是俗语里讲的“说大话、使小钱”。蓝图是投资50亿元打造中国最大的等离子屏和整机生产基地；支付方式是合同生效后先给2000万元，产业化阶段后再支付2000万元，量产规模达到30万台后，按照销售收入的的提成支付另外的4000万元。

十多年来，斯威特一直专注发展它的高科技产业。而严晓群显然不满足于这些。转变开始于2003年，目标是看起来和高新技术风马牛不相及的体育产业。2003年初，严晓群出资1800万元，买下辽宁青年足球队，成立南京有有足球俱乐部。

除控制四家上市公司之外，斯威特旗下非上市产业也颇具实力，比如苏州国芯、无锡意源和东大集成。苏州国芯的主要产品是32位嵌入式CPU、税控机芯片和U盘芯片；无锡意源的主要产品是税控卡和用于信息安全的芯片；东大集成则主要生产GPS系统和银行小额结算系统等产品。随后，严晓群又做了两件事，斥资五六亿元，在全国范围类有声有­色­地整合电视频道和平面媒体，同时瞄准国际上一些希望进军中国市场的品牌，成为它们在国内市场的代理人。斯威特还涉足了家电大卖场和平面媒体。一个以体育产业带动消费品牌、以媒体资源带动体育产业和消费品牌的产业链已具雏形。

在认识段永基以前，严晓群的产业发展一直是加法式的成长。经过段永基的提醒后，严晓群开始了乘法式的飞跃。斯威特的取意就是SVT即S=VT，路程等于速度乘以时间。严晓群的目光越来越关注于长远。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 造系成功的严晓群开始期待斯威特系下一个10年的辉煌。

发展，控制资本

一路风光的严晓群，一面享受着各种各样的光环，一面饱受质疑：斯威特资本运作频频出手，钱从何来

2005年4月20日，南京市统计局排出2003年度全市工业企业40强，斯威特集团以年营业收入75亿元(不包括小天鹅)、利税亿元排名第六，仅次于扬子石化、熊猫电子、金陵石化等老牌特大型企业，高居新兴民营企业榜首。

正所谓盛极而衰。2005年1月，上海科技董事长张杰因2003年11月“上海易美通信”股权转让披露不及时而被公开谴责。11月15日，上海证交所再次公开谴责了上海科技的两项违规行为——当初斯威特对上海科技疯狂“提款”东窗事发：一是于2004年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二是斯威特集团所属关联企业南京口岸以代为采购设备为名，占用上海科技资金亿元。

2005年11月，在被上海证交所严厉谴责之后，上海科技终于发布公告称被斯威特关联企业占用了亿元资金。瞬间，斯威特危机瞬间爆发，成为各方质疑的焦点。银行、相关上市公司和债权人纷纷开始了对斯威特的严防死守。斯威特救火行动一度几乎奏效。一方面，对外方吹嘘实力，区区几个亿不在话下；另一方面与上海科技达成了“一揽子”偿还计划：斯威特方面在2006年4月底前归还7000万元、2006年6月底前再归还8000万元、2006年8月底前再归还6700万元，合计现金亿元。另外，作价亿元的一块资产已经被采取措施。

严晓群：“金手指”沉迷资本扩张（6）

由此，严晓群的造系的资本运作才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入主上海宽频科技(以下简称“上海科技”)之后，斯威特开始了以这家上市公司为“提款机”的恣意妄为。

为了保证提款通道的便利、通畅，斯威特集团副总兼财务部经理张杰被派到上海科技任董事长。2000年8月23日，上海科技股东大会即通过了以亿元收购成立仅半年的斯威特数据图文公司(以下简称“图文公司”，后来成为“南京宽频”的核心资产)99%股权的决议。转让价按股权所对应的注册资本厘定(注册资本为亿元)。亿元现金对价中的5545万元为公募剩余资金，其余为出售热轧钢管分公司资产所得及银行贷款。

该谴责披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斯威特旗下的南京口岸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口岸公司）和江苏金捷国际货运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捷公司），共拖欠上海科技资金超过亿元。

5年前，严晓群以亿元的代价入主上海科技，5年后严晓群所控制的公司占用上海科技资金达亿元，而截止到2005年9月30日，上海科技的净资产也不过为亿元。

尽管摘帽、保牌玩得­干­净利落，但中纺机的质地和股市的大环境使得中纺机再融资遥遥无期。2003年净利润急剧回落到1380万元，2004年为649万元，2005年报出5亿元巨亏。于是，中纺机的“价值”就主要体现在担保上，到2004年底，其提供的担保总额超过1亿元(主要担保单位为华源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和三毛公司)。不过，中纺机的担保也是为了自救，经营亏损的黑洞也需要银行资金填充，对外担保是换得被担保的条件，与人方便自己方便。2006上半年，对外担保发生额就接近1亿元，与同期的营业额相近。中纺机在斯威特手下被当作了担保公司！

2002年11月5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与严晓群控制的江苏南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大高科）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和《股份托管协议》，将其所持有公司国家股103556546股（占总股本的29％）转让给南大高科，每股元，总转让价为1501万。

2002年11月，双方又签署《中纺机股份转让和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各方约定，斯威特及其下属公司重组中国纺机后应增资优质资产3个亿，“资产注入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四个月内完成”。

2002年11月底，斯威特集团仅通过股权捐赠近1个亿的“所谓优质资产”（其中无形资产为2947万元）引入了东浩环保装备有限公司，该公司近几年的经营业绩并不令人满意。但此后，斯威特再无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尽管承诺没有实现，但斯威特却从上市公司“获利”颇多。

最终，崩盘体系

按照严晓群给出的思路，斯威特渡过危机的途径就是严晓群的回归之路将是一条变卖家当之路:场化重组、自主瘦身，确定以小天鹅为主的家电和原来的高科技通信产业为主业，砍掉不相关其他产业。

与重组相比，更为艰难的是瘦身过程。根据斯威特网站提供的数据，斯威特集团在国内的成员企业有30多家，其中不包括海外的产业布局。如何回归主业，如何重新布局庞大的斯威特系，以“瘦身”求“渡劫”，将是一个痛苦的取舍过程。

严晓群：“金手指”沉迷资本扩张（7）

2005年年末，就在媒体对斯威特的质疑铺天盖地之际，其麾下的ST长岭公告称：由于陕西省国资委持有的该部分国家股全部被司法查封冻结，国务院国资委将在股权解封后履行审批手续。长岭当地政府对斯威特迟迟没有兑现注资承诺早有不满，此时对斯威特的实力更失去了信心。双方于2006年2月8日“友好分手”。

此时，斯威特已经顾不上长岭了，比现时资金链更紧的是斯威特的担保链。为防止连锁反应，严晓群着手把中纺机这个烫手的山芋抛出去。

2005年11月，中纺机披露了这项交易：中烟投资有限公司以2907万元的价格受让南京口岸90%的股权。南京口岸既是中纺机的“上线”，又是侵占上海科技巨额资金的祸首。抛出臭名昭著的南京口岸不仅可与中纺机重重的担保黑洞说“再见”，还能让上海科技的追款与斯威特“绝缘”。由此可见斯威特承诺向上海科技还款的“诚意”。当然，中烟也不是冤大头，据说实际的受让价是3元，公告中2907万元的转让价不过是掩人耳目。

更重要的是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中纺机300多亩的厂区土地潜在价值超过15亿元。只要能撑过眼前这两年，中纺机的油水大着呢。斯威特愿意把这块­肉­让给中烟，可见情势之危急。不幸的是斯威特的如意算盘一个回合就被粉碎了，2005年12月6日，中纺机约726名职工联名写信给主管部门，以斯威特未兑现当年注资承诺为由，要求暂缓核准南京口岸股权转让事宜。

2006年6月28日，中纺机老东家太平洋机电与南大高科和赛清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3400万元总代价赎回两年前出让的38%股权。这样，太平洋机电重夺第一大股东地位，持有中纺机股权。太平洋机电还把当年斯威特赠给中纺机的“东浩环保装备”股权收到自己名下。东浩环保的子公司因为斯威特关联公司提供担保而被占用2900万元，太平洋机电的做法，实质上将上市公司被占资金揽到自己名下，并与应付斯威特的3400万元对冲。这样斯威特与中纺机的恩怨表面上算是了结了，底下错综复杂的担保关系还得慢慢磨。出让中纺机股权之前，斯威特还“奋力”偿还了1600万元，可见对这样的结局还是满意的。

以这样的方式了结了与中纺机的姻缘，斯威特抛出南京口岸转嫁侵占上海科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让斯威特老老实实地拿出亿元来还款实在勉为其难，当初订立的“一揽子”还款方案只好违约。更糟糕的是，被占金额不是越还越少而是越查越多。2006年4月披露年报时，已确认被斯威特占用的资金又多出两个多亿，达亿元！

形势严峻，斯威特极不情愿地将口中最肥美的“天鹅­肉­”吐出一部分。2006年3月4日，斯威特与中信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小天鹅集团30%的股权转让给中信。转让后，斯威特仍以股权占据第一大股东地位，保持进可攻退可守的姿态。由于在转让过程中，南京斯威特集团持有江苏小天鹅集团的股权已被司法冻结，转让协议失效。

2004年斯威特增资到的尾款没有按约付清。无锡市国资委向无锡市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后者于9月25裁定：西安通邮科技和南京斯威特集团应分别将其持有江苏小天鹅集团和的股权，返还给无锡市国资委，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仲裁被执行后，斯威特剩余股权虽高达，但也只能屈居为第二大股东。

严晓群：“金手指”沉迷资本扩张（8）

小天鹅之于严晓群正如科龙之于顾雏军，是整个斯威特系发展的核心，出让小天鹅的股权，说明严晓群已经没有多少可变现的优质资产了，可动用的资源已经不多，而中纺机、小天鹅、ST长岭先后回归旧主，其他资产不是被质押就是被“诉讼保全”了，严晓群可以腾挪的空间正急剧缩小。

正当所有的人断定严晓群会成为“顾雏军第二”时，这位昔日神秘的“­操­盘手”再次出招，避免了一场牢狱之灾。2006年8月初，斯威特集团向证监会递交了三个资金清欠方案，其中包括房产方案、土地方案和矿产方案。

最后，相关机构选择了现金流相对能获得保障的“矿产方案”。

“矿产的注入不仅有利于解决整个斯威特集团的资金危机与信用危机，也有利于上海科技今后的长期方展。”严晓群认为。

在斯威特集团当年的多元化投资中，矿产投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由于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矿产投资部门在集团的地位不高。无心Сhā柳柳成荫。严晓群也没有想到当年不经意的举动，为现在的解困带来希望。

严晓群也坦承，此前他自己没有把矿产放在心上，甚至在整个集团出现资金危局之后也没有想到矿产资产。

2006年6月，严晓群投资的几个矿的资产评估初步报告出台，严才改变对矿产的看法，“想不到矿产会变得这么值钱”。

据透露，严晓群拥有10多个矿。除了铁矿外，还有一些稀有金属矿产。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北和安徽等地。

严晓群表示，斯威特将引进战略合作者，共同开采矿产。

2006年，阵痛中的斯威特趋于平静。这一年，能否顺利完成回归实业，重塑主业的瘦身计划，下一步斯威特将何去何从，这些都是问号。严晓群的救赎之路也许是痛苦、漫长而且荆棘密布的。

系外严晓群

严晓群，这个对金钱充满无限渴望的人曾经这样阐述他的金钱观：赚钱虽然是一种享受，但是钱却不是越多越好，钱多了，每一元钱带来的快乐就越少，也就是说，财富带来的快乐是有限的，因此，企业家有必要超越财富的羁绊，在更高的层次上享受人生。于是，严晓群后来有意识地逐步减持自己在斯威特的股权，他最终的目标是降到大约20%。

虽然管理着偌大的产业，但严晓群有时候看起来比较清闲。他坦言自己喜欢乒乓球和高尔夫，每天都打两个小时的乒乓球，而把教练打败是他最得意的事。

后来，他找到了“给他刺激最大”的足球。2003年，严晓群出资1800万元，买下辽宁青年足球队，成立南京有有足球俱乐部。

严晓群很喜欢这只球队，2005年8月20日，是南京斯威特集团成立13周年的日子，这天晚上刚好又恰逢江苏德比——中甲联赛南京有有对阵江苏舜天。这天晚上，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斯威特集团全国各地100多个分公司的老总都来到了球场上看球，球队很争气，以2比0胜出，这一次，严晓群激动得像一个小孩子，矿泉水也洒了，比赛一结束就跑到休息室跟队员去庆祝。

随着斯威特危机的日渐曝光，危机的主人公严晓群也更为人们所瞩目，在严晓群眼花缭乱的资本迷阵背后，他的管理风格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严晓群身上有诸多的光环。例如他在江苏省企业界的名气惟有张近东可以媲美，后者是苏宁电器的创始人；更例如他一度被财经界评作和德隆齐名的8大神秘­操­盘手之一。可以说他的管理方式通常可以反映出一类企业家的行事规范。

严晓群：“金手指”沉迷资本扩张（9）

但是，身为民营企业家，他一直深谙“低调”的重要­性­。所以，这一江苏富豪级人物极少在媒体上露面，甚至在网上所能搜罗到有关严晓群的照片都少之又少，照片上他几乎都穿着惯常的蓝衬衫。而朋友对他的评价通常是“忠厚之人”。

如同对蓝­色­衬衫的固执偏爱，严晓群过着外人看来单调而又有规律的生活。他的主要­精­力几乎都倾注于斯威特身上。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以及多年下来灌注而成的感召力和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相差无几。所以，斯威特的发展历程基本上都要和严晓群的个­性­化管理的­色­彩相联系，才能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之前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曾经十分直白地说：并不相信一些公司的调查报告，如果要推出新品，反而按照自己的想法执行，通常会比较成功。当然，也有过失败的案例。在对待新产业或是新产品的态度上，严晓群也有类似之处，只不过他的想法因为少有经过市场调研，所以多少有些昙花一现的结果出现。

第一个例证是严晓群对做手机的尝试，他曾通过小天鹅股份对外宣称过其宏伟的手机计划，奈何小天鹅集团对于手机计划再三考量，经过市场调研之后，小天鹅将这一并不具备相对优势的发展计划搁置。还有一个例证就是去年底，他要将自己在南京取得的一块工业园区用来进行等离子电视的生产，并曾想贴牌小天鹅，只是最后，8000万元的技术转让费并没有如期交给东南大学，之后这一合作计划告吹。严晓群曾经给出的大体解释是：由于这一计划在资金回收上的缓慢，所以并不十分适合于斯威特的发展。

严晓群身边一直不会缺少一位副手一样的人物，用以对外发言或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这个角­色­并没有多年如一日的稳固。例如在上海科技被谴责一事发生之后，严晓群身边的副手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面孔。

之前斯威特的一位高层曾表示：在管理中，他并不能完全信任身边的人。例如他会对管理中的事情再三地询问。而一些高层对于斯威特的事务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并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摸清严老板的真实想法。

如果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严晓群通常会十分愤怒，但是这种愤怒不会太过张扬地表现出来，而是演化成一种再三的讯问，一般分贝不会太高。有熟悉他的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不愿意将自己的想法暴露过多：在经营企业时，没有人清楚他带着斯威特下一步会往哪里走；在和他个人的接触中，他也会刻意避免被别人看穿。

严晓群对人员的判断标准大多是“盈”或是“亏”。高层如此，普通员工也是如此。如果是亏本，严晓群的做法可能是直接撤掉某个部门，或是退出某个领域。民营企业的经营特点使得他可以对企业经营绝对的“*”。

【人物聚焦】

双面严晓群：实业起家却沉溺资本

如果为严晓群简单画一张素描，我们会看到一个“双面”的严晓群。

南京有有(YOYO)足球俱乐部主帅胡云峰回忆说，他在多个场合见过严晓群，这位斯威特的掌门人每次的穿戴几乎无一例外为一件蓝衬衫、普通西裤，以及一双布鞋。多年来，浑身上下的名牌基本都是金利来或梦特娇。

严晓群­精­力充沛，早餐可以一口气吃掉五六个煎­鸡­蛋还要外加牛­奶­、面包。而午饭则是可以划归工作时间的。如果工作至深夜，必是在办公室后面房间里一张小床上躺下便睡。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严晓群：“金手指”沉迷资本扩张（10）

这是大多数人对严晓群的印象。生活简单、有规律，鲜有变数。这与其在生意场上的想法多变形成对比。在同行看来，严晓群不缺少发现商机的睿智，却缺少商人必有的耐心以及对自己的清醒认识。虽然在严晓群看来，外界所说的“资本玩家”并不适合他，但是谈及实业，他的做法又有待商榷。

一个­操­盘手的个­性­可以决定整个企业的脉络发展，这就是董事长严晓群对于南京斯威特集团的意义所在。

严晓群本身就是实业起家，他靠着发明和生产验钞机掘得第一桶金，并在之后进入微波通讯领域。但是进入资本领域之后，他和斯威特，经过一轮超常规膨胀后，正在面临考验。

有这么几件小事有助于剖析严晓群的个­性­。

“胶粉”算得上是严晓群在沉迷于资本运作之后对实业的一次尝试。他当时发现一种技术，可以将汽车轮胎碾磨成粉之后重新加以利用。严将此称之为“高科技产品”，并且为此在溧水成立了工厂。当年，电子通信、数据图文、电力设备和­精­细胶粉被严称之为“四大支柱产业”。但是，当年还被他列为的“胶粉”现在已经不在“主业”之列了。

严晓群还不断有更新的想法。例如几年前，他就曾经和一名故交商量，是否要花费5个亿，将国外当时正在流行的成|人游戏机引入中国市场，并且为此成立一家公司专攻这一市场。但是这一想法后来并没有实现。而后又有传言说严晓群瞄准了韩国的游戏项目，当然，此后也没有声息。

在此之前，严晓群所经历的保健品、化妆品、药业等几次产业尝试也过早夭折。

这些转瞬即逝的想法通常具有的特征是：大都不需要成立自己的工厂以及长时期的孵化培育。

目前还被列为斯威特三大产业的制造业、消费电子以及文化产业中，也多少有这样的印记。

例如斯威特之前对外高调宣称其要投资50亿元从事等离子显示器的生产。之后50亿元的畅想变为黄粱一梦，而斯威特对外界的解释之一则是，投资周期过长，并不适合斯威特。

在消费电子行业中，严晓群由于对手机非常有兴趣，所以从初始便一直想将这块业务植入小天鹅，从而打造自己家电帝国的整个产业链。但这个资本老手并没有对市场进行过调研，也没有仔细考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导致这一计划只停留在概念上。

此外，严晓群还想过将“有有”塑造为白电品牌，并辅以“有有足球俱乐部”作为品牌支撑，却被业界质疑和小天鹅的主业发生了资源上的内耗。

严晓群投资传媒业，不仅丝毫没有受益于这一曾被称为最后一个暴利行业的产业，反而留下一堆糊涂账。这也被同行指责为缺少经营传媒的能力和耐心。

从中我们也足以看出严晓群在玩转资本之后，已经少有心思钻研实业。现在陷入了资金的困局，严晓群依然在投融资方面殚­精­竭虑地寻找解决方案。

有一个亲近严晓群的企业家坦言，度过这次风暴，严晓群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怎样才能认清自己和自己的企业。

真能如此，对于严晓群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案例分析】

小天鹅重新国有化的黑­色­幽默

民营化失败后，国有大股东重新出山，如何证明自己此番已取得真经？

自德隆系倒台后，围绕国有上市公司的改制模式产生了很多争论。此前，湘火炬、科龙电器以及美菱电器走出了一条新路，由外地的强势国企跨地区重组这些存在严重亏空的民营化失败公司。现在看来，这种重组模式尚没有再次出现类似前民营大股东的违规违法行为，对这些一度奄奄一息的上市公司而言或许是个转机。

小天鹅和亚星客车虽然也是重新国有化，却是彻底回到原来的国有股东手中。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这比科龙等公司所走的救赎之路存在更多的问题。既然之前国有大股东退出过，反映出在国家控制或国有法人控制时期，公司并没有表现出足够好的业绩或经营管理效率，所以才会有引进民资进一步“做大做强”并带动当地经济一说。而民营化失败后，国有大股东重新出山，如何证明自己此番已取得真经？

另一位专家认为，国资委重新掌握小天鹅集团的控股权更多的是止血之举，只是为了尽量让上市公司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避免民营大股东继续为所欲为。而国资委掌控或是国有控股公司掌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过渡政策，未来政府如何为小天鹅设定新的发展方向还不得而知。

但让小天鹅的国有大股东哭笑不得的是，重新国有化表面上让民营大股东失去了股份和控制权，实际上这些股份早已大量处于质押的状态，国有大股东的重新掌控还是难解燃眉之急。

就在小天鹅身上，无锡市国资委通过仲裁从斯威特集团手中拿回了小天鹅集团的控股权，不过需要“根据本次仲裁裁决，本委员会将在斯威特公司、通邮公司返还小天鹅集团股权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五日内以现金及其他方式返还其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这是一个重新国有化的黑­色­幽默。在斯威特集团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失去控制权的最大好处将是不用通过任何股权转让谈判，即可迅速将股权卖还给国资方，而且国资方很难像斯威特当初一般赖账不给。

斯威特资金链断裂之际尚有国资方送资金上门，其又怎能不窃喜一番？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1）

很多事情容不得假设，但很多事情一开始却是注定的，当仰融遇到赵希友的那一刻，就注定学金融出身，坐在上海滩炒股的仰融这辈子离不开汽车了。即使若­干­年后出走海外，还表忠心：“我不会再做一块起来打击我曾经指导过、工作过的企业。如果不能重新做华晨，我再也不会走汽车制造这条路，再也不过问了。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我会为华晨的明天祈祷，为这个企业能够再次得到重生而祈祷”。

不懂汽车却闯进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仰融，有一句名言：“金融是手段，汽车才是目的。”他在8年时间内，完成了纽约、上海、香港“三地上市”但却在他不该退幕的时候，远走海外，在大洋彼岸，看着自己用10年时间打下的“帝国”一点点的衰落下去……

事实上，虽然他也是一个在逃通缉犯，但并没有多少人期待他早日落网遣送，因为他的故事很曲折，知道的人心里都五味杂陈，给不出一个定论。

“炒家”仰勇

很多年里，仰融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人，发迹于哪里，直到很多年后他才在一次会议上透露，自己安徽徽州人，西南财经大学毕业，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介绍自己的经历时还说：“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次进手术室，但却奇迹般地、没有残疾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生命又藐视生命……

而事实上他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原名叫仰勇，兄弟4人。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做了一阵子的厨师，后来承包过家乡的一个小商店，再后来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他有一个叫仰翱的二哥，在无锡办了一家­精­细化工厂。

1989年9月，仰勇所在的外贸公司发行400万元企业债券，他就立刻背着个包跑到上海去炒股票了。他自幼胆识过人，在浑水一片的早期股票市场上自然如鱼得水，成了第一代资本炒家。当年的上海东湖宾馆是早期炒家们聚集的根据地。沪上颇著名的杨百万、刘太、朱焕良等人都在此扎营坐庄。他日日跟这群人厮混在一起，赚到了一点钱，同时也历练出一番纵横捭阖的运作本领。在某一天，他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仰融，大有“仰仗金融”的寓意。仰融这个名字真的给他带来了幸运，1990年前后，仰融因机缘凑巧，他结识了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许文通。

许文通是江苏启东人，仰融的邻县同乡，是老资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系统很多显赫的官员和学者都曾经受教于许文通。仰融虽非科班出身，但他独有的资本嗅觉和­精­­干­的­操­作能力却颇得许文通的欣赏。通过许文通，他结识了一些高层政商人士。在这种交际中，他视野陡开，脱去了不少草莽气，因而也比圈子里的其他人有了更远大的前程。在许文通的鼎力襄助下，他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许文通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机制僵化的国有企业已经江河日下，难以为继。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讨论国有企业的“生与死”。而在许文通等人看来，要把国有企业搞活，仅仅靠管理松绑和财政输血显然是条走不通的死路，因此必须在制度架构和运营模式上有大胆的创新，而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种资源和手段。年轻气盛的仰融很是赞同这个理念。于是，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马蔚华把当时的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张瑞昌和沈阳金杯介绍给了仰融。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2）

主政“金杯”

沈阳金杯客车厂是一家组建不久的工厂。1987年，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将局内的50多个小型的汽车修理和部件工厂拼凑在一起，由快到退休年龄的副局长赵希友出任厂长。赵希友虽已年近60岁，却是一个很活跃和有闯劲儿的实­干­家。金杯创建之初，人员涣散，设备老旧，资金缺乏，几乎一无是处。赵希友想到了发行股票的办法。根据当时的报道，金杯是东三省第一家被允许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赵希友的募资规模是1亿股，每股1元。为了融到资金，赵希友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跑到北京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引得好奇的媒体记者对这个新闻大加报道。不过，赵希友摆摊一天，也只卖出了2．7万股。就这样，从1988年底开始发行股票，历时1年有余，赵希友还剩一半股票在手上。但其东北人的血­性­和率直至今不改，他回忆道：“和仰老板接触后，可以说我们俩一拍即合——不管你现在在汽车行业地位第几，将来谁能弄到钱谁就是大爷，就能很快发展上去。”

就是那个时候，仰融北上，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在了焦头烂额的赵希友面前。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赵希友说：“能上市吗？”让赵希友匪夷所思的是，他说：“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有这个承诺作条件，1991年7月22日，注册地在百慕大群岛的“华晨控股”买下金杯4600万股记账式股票。4600万股股票放在二十个纸盒箱里，从沈阳空运到上海，存到七号楼的地库里，仰融还专门请来了武警看守。又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从中国金融学院、上海财大找了一些学生一张一张地在股票上填上人名，过户。于是，他成了金杯的大股东。

“海外上市的想法，是我1991年起就有的，忧国忧民，想给中国扩大一点国际影响。理论上行得通，但是怎么­操­作，却没有个案。但那个时候是人有多胆大，地有多大产。”仰融说。

仰融曾和赵希友探讨过，能不能把金杯整个拿出去，但是发现国营企业有很多“办社会”的东西，海外接受不了。于是此路被否定了，进而开始想能否切块­精­华出来。赵希友告诉仰融，金杯下面有个沈阳轿车厂，当时从丰田引进了海狮第四代，模具设备都定了货，但是缺钱，很多外汇付不了，赵对这个项目极为看好，提出要与华晨合资。

为了不突破3000万美元的省市审批权限额，这个项目成立的合资公司(即金杯客车)的注册资金定为2998万美元，其中，“华晨控股”作为外方将1200万美元现金从境外汇到沈阳，即占股本的40%，中方为金杯集团。这是1991年7月，金客外方股权海外上市和金杯集团国内上市同时进行。

赵希友认定，仰融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对国内国际大形势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作出企业的一个发展策略。

仰融坚信1989年后困难的政治时局会渐渐好转。事实印证了仰融的判断。1992年初，署名“皇甫平”的文章从上海《解放日报》一出来，仰融立即飞赴美国，仰融迅即赴美。在纽约，美林证券分析师汪康懋正翘首等待着他。在汪康懋的牵线下，第一波士顿证券公司答应做沈阳金杯上市的承销商。

*南巡讲话发表后，仰融立即在纽约正式启动上市工程。他给中央最高层写了一个报告，说，“既然国内有了A股，那么还应该推荐一个公司到纽约股票交易所，表示中国企业要国际化，中国要国际化，以此说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继续走*改革开放路线不变。”这个题目果然被批准了，为此特意成立了一个对外保密的小组，因为课题太新，害怕做不成。有了上级的支持，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各部委一路绿灯。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3）

尽管汪康懋对沈阳金杯的落后状况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当时的企业现状是，金杯几乎没有什么优质资产，其主要出产的海狮客车每年只能卖出2000辆，有99％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时值日元狂涨，工厂的回笼资金还不够买零部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向以规范严格而著称。可是，在汪康懋、仰融两人的运作下，沈阳金杯的上市文件竟通过了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查，最终得以被批准上市，主要得益于美国资本市场开始对“中国概念”特别青睐。

在上市过程中，英语不太好的仰融其实只去了两次纽约，把美国方面的大部分事宜都交由汪康懋等人搞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国内资本的组合上。种种迹象表明，在进入金杯的时候，资历浅薄、民间炒家出身的他与其说是收购者，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活跃于幕前的­操­盘手，而在他的身后隐藏着一个强大的政商关系群和错综复杂的资本网络。然而，心思缜密的他显然不甘于扮演这种“皮影人”式的江湖角­色­，而是要拥有自己的“王国”。

就在买下金杯股票的当月，华博财务公司、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组建了新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之所以是这个很奇怪的数字，是因为当时政策规定，3000万美元以上的合资项目要上报国务院审批。金杯占60％的股份，华博和华银分别占25％和15％的股份。1992年，华银把所有股份又转让给了华博。

6月，在马蔚华的指点下，仰融悄悄在素有“免税天堂”之称的太平洋小岛百慕大设立了一个项目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由华博100%控股。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40％的股份被全部注入这家专门用于上市的“壳公司”。8月，他以“股份只有40％，不符合在美独立上市条件”为理由，又安排了一次关键­性­的换股，将华晨对金杯客车的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控股方。与此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对华博的资本改造，将其股权结构改为他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他。在数次洗牌后，收购资本的提供方、国有­性­质的海南华银日渐淡出。1993年，许文通离开海南华银，随即出现在“华晨系”的控股核心——香港华博财务公司，出任董事长。很显然，他通过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重组充分放大了自己在这个上市项目中的权益。他在资本运营上的卓越想象力和­操­作才能，在这个时候已经鲜明地展现了出来。

1992年9月18日，SEC批准“华晨汽车”上市。10月9日，CBA正式挂牌纽约交易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纽约交易所挂牌的第一支股票。股价一日之内上升25%，是当日纽约交易所交易最活跃的股票，被列入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的“欧洲、大洋洲及远东指数”(简称EAFE，该指数主要供美国人投资海外企业参考)。三天后，*十四大召开。10月，以金杯客车为主要资产的华晨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在华尔街获得超额认购85倍，融资7200万美元。

1991年，中国汽车产业正经受着一次世纪阵痛。11月25日，中国硕果仅存的国产轿车——“上海”牌轿车宣告停产。在此前的1987年，“红旗”牌轿车已经停产。德国大众在华投资却逐年增加，出产的桑塔纳年产6万辆，竟接近“上海”牌轿车在过去28年里的总产量，已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轿车品牌。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4）

在资本市场鏖战多年的仰融很快意识到，无意中踏入的汽车行业也许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领域。

当初仰融和赵希友谈合资时，赵希友就明确告诉仰融：“你不懂汽车，我们懂。”仰融承认这一点，说：“这很简单，重组嘛，咱们合在一块儿，你拥抱我，我拥抱你，我投资包装搞金融，你发挥专长搞汽车，不就行了吗？”

“华晨汽车”在纽约挂牌后拿回的8000万美元(扣除800万中介费，实为7200万美元)，全部被投入到“金杯客车”开发生产里。而且合资双方达成共识，不分红，把挣的钱再投入进去滚动发展。

华晨套利，是通过1992年7月沈阳金杯在上交所的整体上市。上市之后，华晨就把4600万股套现，套现的钱把1200万美元的账也平掉后，还大有富余。

就在美国上市后的1年，赵希友退休，沈阳市政府把国有股出售给了长春一汽。然而，两三年经营下来，长春一汽却起­色­不大。从1995年起，他以大股东的身份接管了金杯客车的管理权。

金杯公司的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而在这个市场中，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小霸王”。仰融把全公司最优秀的研发人员全部调集起来，专门针对“小解放”开发出了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新海狮推出市场之后，因其造型新颖、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而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仅1年后，一汽的“小解放”就由盈利转入亏损，2年后被迫退出了竞争。本来就对汽车业不熟悉的他，在经营上毫无包袱和成见，打起仗来新招迭出。从1996年起，沈阳金杯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成为国内轻型客车市场的老大，每年的销售额都以50％的速度增长，一直领跑，创下了投资回报率高达30％的行业纪录，销量也从1995年的9150辆起连年递增，到2000年已经达到6万辆。被业界鄙视为“门外汉”的他，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业内高人都感到惭愧的成绩单。

创新“华晨”

初战告捷之后，仰融对汽车行业的兴趣越来越高，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个行业最肥沃的一块天地，家庭轿车。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民众购买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政策的鼓励，房地产和汽车成了新的消费热点。从1996年起，家庭轿车的拥有量连年翻番。众多专家纷纷预言，中国的家用轿车时代已经到来了。

尽管市场前景广阔，但是对于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机会却未必很大，因为汽车行业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规模效益又十分重要的重型工业。历经百年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十来家跨国汽车公司几乎已经垄断了汽车的技术话语权和品牌号召力。在中国市场上，原有的“红旗”牌及“上海”牌轿车都已经被巧妙地消灭。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一家在家庭轿车领域毫无经验的企业，华晨竟试图从这群大老虎嘴里夺食，实在难于上青天。可是，仰融却提出，“要制造拥有百分之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

从1997年年底起，仰融就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轿车的生产线。1999年3月，他控股上海老牌上市公司申华实业，将之更名为“华晨集团”。这成为他打造华晨汽车帝国的一个重要的资本平台。10月，“华晨中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发行1958万股股票，募集资金6．5亿港元。他对外宣布：“华晨将在5年内斥资40亿元，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轿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5）

仰融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华晨出资1亿元，与清华大*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他出任理事长。另一方面，打破常规的合作模式，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中，同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他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现有三种发展模式，第一种是合资，第二种是许可证生产，搞引进，第三种是自主开发，在全球合作分工。他说：“我现在正在研究第四种，应该与全球的汽车行家联合开发，共享资源和平台，划分市场。”

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华晨先后与5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仰融笑称其为“五朵金花”。与宝马公司达成意向，合资生产宝马在全球销售最好的3系和5系轿车；与美国通用共同投资2．3亿美元组建合资企业，生产雪佛兰卡车和SUV；接手位于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控股55％，计划引进雷诺家用型经济轿车“甘果”；收购沈阳航天三菱，与三菱合作生产轿车发动机；与丰田公司合作，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丰田经济型轿车。此外，华晨还与世界第一大汽车零部件生产供应商德尔福公司共同开发491Q－ME汽油发动机，准备将之装备在金杯客车和皮卡车上。

在“金花”们的拥围下，自主产权的轿车研发便不再是闭门造车。仰融请世界著名设计大师乔治·亚罗主持车型设计，请国际权威机构——英国MIRA公司进行整车­性­能验证鉴定，请世界著名汽车设备制造公司提供冲压、装焊、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设备，请国际著名汽车厂商供应其重要的总成件、配件等。他将新轿车起名为象征意味十足的“中华”牌。

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在隆重的下线仪式上，仰融兴奋地手举一幅“中华第一车”的书法向到场的嘉宾和记者展示自己的梦想。他宣称：“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向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这一刻的他，已俨然是一个民族汽车拯救者的形象。

一直到2001年初，仰融的事业毫无败落的迹象。

1月，为了表彰第一辆“中华”牌轿车下线，沈阳市政府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授予仰融“荣誉市民”的称号。他公布2000年公司业绩——华晨的销售收入为63亿元，轻型客车市场占有率高达60%，税后利润为创纪录的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

3月，沈阳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因贪污*而被拘捕。全市重要涉案官员达122名。作为沈阳市最知名的大企业，华晨与政府有十分密切的互动。现任市政府领导的落马自然会影响到仰融的战略思考。

出走“华晨”

正是在这个敏感时刻，仰融开始与英国著名汽车公司罗孚商谈，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他与罗孚的接触始于发动机项目。“中华”牌轿车下线后，他发现采用的三菱发动机与车型不匹配，动力不足，但三菱方面拒绝进行技术更新。在宝马公司的推荐下，罗孚进入了他的视野。罗孚是一家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厂，由于成长缓慢，近年来亏损累累，正急切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买家。他与罗孚的谈判很快从发动机项目上升到全面合资。罗孚是一个十分适合的合作对象，技术研发能力雄厚，品牌高贵。他提出的合作方式包括——合资后罗孚的所有产品都搬到中国生产；保持罗孚英国研发中心和欧洲销售体系的存在，每年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出口欧洲的用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地区销售的用中华品牌；罗孚帮助华晨完成发动机的升级换代，在发动机上打上“中华”商标。尽管他的条件十分苛刻，但是中国市场的广阔及德国大众在中国投资获取丰厚利润的事实，最终还是让罗孚同意合资。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合资建厂，中方以土地、厂房等投入，占51％的股份，罗孚投入产品、技术和设备；中方借给罗孚1．9亿英镑，用于英国工厂的搬迁裁员和新车研发。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6）

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以整合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出现在国际主流商业舞台上。如果此次合资成功，中国汽车行业的版图将全部改写，甚至连成长路线都可能赫然改变。

谈判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一切都出乎想象地顺利。在相关协议都签好之后，仰融做出了一个让他懊悔终生的决定。

仰融决定把罗孚项目放到浙江省的宁波市。很多年后，他都没有把这个决策的真正动机对外透露。看上去，宁波是一个不错的建厂选择，有全国最好的深水大港，周边的汽车配件企业众多。市政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次­性­批给华晨3000亩土地，出让价一亩只有区区5万元。在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中，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齐备。只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方面的心态。

或许因为沈阳政坛的变更，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这次是想“趁乱溜走”了。自金杯被救活之后，辽宁省就一直将汽车产业作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沈阳市也从来没有放弃“中国的底特律”之梦，自然希望他把所有的资产和项目都放到沈阳。

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对华晨有求必应，不遗余力。可是，就在超速扩张的关头，他却趁“慕马大案”的动荡之际调头南下。这在东北官员看来，无异于背叛。

矛盾激化的另一个背景是，一向低调而神秘的仰融在2001年变得异常高调，开始频频接受记者的采访，出现在各种财经类媒体的封面上。也许在他看来，华晨的宏大架构终于清晰，已经到了他应该站出来为伟大事业造势亮相的时候了。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他以70亿元资产位列第三。 在此之前，除了汽车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以暴富者的形象一夜而为天下所知。榜单设计者胡润对他资产的计算，是以他在华晨中所占的股权为依据的。他对此表示默认。于是，政府方面对他的质疑，便是从资产计算开始的。10年前那着“­精­妙之笔”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一面。政府方面认为，华晨绝对不是他的华晨。根据10年前的股权设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会无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

事实上，仰融对华晨的所有权一直耿耿于怀，其心态有过一段很微妙的变化。华晨在美国上市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在公开场合都承认华晨是国有资产。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他的心态渐渐有了转变。

2001年10月，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突然提到“华晨的出身不好”，说：“什么叫出身不好……当时很多事都说不清楚，直到今天，有些事我是否就有权利讲清，也不一定……”在所有的“说不清楚”中，最让他寝食难安的，应该还是华晨的产权归属问题。在随后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明确地说：“企业不能长期这样股权结构含混不清。历史问题要有所了结，要奠定这个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基础。而且这帮管理层跟了我10年，我应该对他们有所交代。我天天为股民考虑，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组长考虑？”

于是，仰融其实对产权的“了结”已经有了全盘构想。第一步，他设计并构筑了一个“资本的迷宫”。“华晨系”的100多家企业资产关系盘根错节，互为关联。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大概就他一人而已。第二步，在宁波项目中埋下伏笔。他将华晨集团旗下的君安投资、珠海华晨、正通控股、正运实业及沈阳金杯等的股权进行了多重置换，最终在宁波注册成立了一个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中国正通控股公司。它将成为华晨与罗孚合资的中方母体。同时，他在华晨集团内组建了职工持股公司，由3000多名职工入股发起，在由中国正通投资公司与后者进行某种方式的股权交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7）

这样，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华晨”就诞生了。未来，如果沈阳金杯尾大不掉，他完全可以弃之不要，在宁波罗孚项目上换壳重生。第三步，他开始与政府洽谈基金会问题。他认为，基金会只是为了上市而设计的一个“壳”，当年的国有投资仅10万元而已，后来国家就再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因此，国有资产在华晨中所占的比例最多不能超过30％。

仰融认为自己算度­精­准，前可进，后可退，百密而无一疏，没有人可能从他手中把“金杯”夺走。但是，他惟一没有算计到的是，如果对方宁愿把“金杯”砸掉也不肯给他呢？

拉锯式的谈判在2002年春节后破裂。这时候，华晨各项业务的进展已经将双方逼到了必须摊牌的地步。

“中华”轿车自2年前下线以来，已经完成了规模化批量生产的所有准备，其准产证即将下发；华晨与宝马的合作报到国务院办公会议，即将被正式批准；在宁波，3000亩土地的征用工作已经完成，工程即将上马。所有这些，都面临数亿元乃至数十亿元的投资。是顺从仰融还是驱逐仰融，仅在一念之间。辽宁省政府最终选择了后者。

3月11日，仰融和政府方面同时动手。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华晨集团宣布更名为申华控股。根据后来的《补充公告》，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台湾敏孚企业有限公司的秦荣华。秦荣华无疑是他“资本迷宫”中的一个代表。同一天，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政府，将所有债务亦一并划转，要求“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接收工作小组当即向他宣读了公函。

仰融继续以不妥协的姿态行事。3月21日，华晨在英国发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并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一次­性­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一周后，工作小组进驻沈阳华晨，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事态发展至此，双方撕破脸皮，决裂无可挽回。

几年后，身居海外的仰融才对当初自己的固执感到些许后悔：如果当时不坚持去宁波，如果选择大连呢？

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徒步登山祈祷拜佛。随后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月底，持旅游护照赴美。

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作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第二天，华晨与宝马的合作项目建议书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获得通过。而在半个月前，“中华”轿车也登上了最新的车辆生产目录，正式获准批量生产面市。

6月25日，身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8968万元。至此，他出局的猜测得到了公开的证实。

仰融出走后，宛若迷宫的“华晨系”实非外人可以掌控。因此，辽宁省政府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挽留团队骨­干­。最终，被外界称为华晨“四大金刚”的他的4位助手均同意留任。苏强接任华晨中国总裁兼行政总裁，吴小安接任华晨中国主席，洪星和何涛分别出任华晨中国副主席和财务总监。政府承诺，4个人可按每股0．95港元的价格，分别获得8000万到9000万股不等的期权认购权，共占华晨中国总股本的％。“四大金刚”的留任使他的孤身出逃更像是一场众叛亲离的闹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8）

8月20日，“中华”轿车的市场投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最先上市的中华标准型轿车市场售价为16．98万元，成为中国市场上唯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中档国产轿车。苏强宣布，华晨将通过5到10年的时间发展为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汽车集团，5年内目标销售量达到18万到20万台，到2010年产销汽车78万辆，发动机产能90万台，利润68亿元，销售收入1300亿元，占据中国汽车市场10％的份额。

但在热烈喜庆、群贤毕至的舞台上，独缺那个身材中等、声如洪钟、总是梳着一个光亮大背头的主角。他本应该出现在镁光灯下，接受人们的簇拥和祝贺，而此刻却在大洋彼岸独自黯然神伤。

在这件事上的恩怨纠葛还有几缕余音。

10月14日，仰融通过香港华博财务公司以侵占资产和行政侵权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4天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他。11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他的起诉“无可诉­性­”，暂不受理。他转而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最后，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

至此，“拯救者”仰融完败谢幕。10月23日，新任华晨主席吴小安对记者说：“仰融先生在本集团的管理、运作和业务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

“华晨”衰落

在仰融出局后的半年里，接收小组看起来稳住了可能发生混乱的局面。2002年12月，财政部批准华晨集团以1．44亿港元收购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所持有的14．4亿股华晨中国股份。“中华”轿车的销售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面市后的4个月里销售8000辆，2003年销售2．5万辆，实现税前利润2000万元。

在战略布局上，华晨呈现出迅速、全面回归辽宁省的局面。除了被强行终止的宁波罗孚项目，湖北孝感的雷诺项目也被搁浅。同时，华晨对零部件的供应商进行了调整，把辽宁省外的厂家抛掉了一大片，重新扶植一批省内的零部件厂。辽宁省政府的目标非常坚定，以华晨为核心，将大连、锦州、丹东等一带的汽配企业带动起来。

但事不如愿！

就如同仰融几年前所预测到的，中国的家庭轿车市场真的到了井喷的时代，但华晨的脚步却渐渐地迟滞了起来。2004年，“中华”轿车销量迅速下滑到1．09万辆，同比下降15％，经营亏损6亿元。金杯“海狮”的销量为6．1万辆，同比下降18％，丢失了保持5年的全国销量冠军，跟鼎盛时期的2000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与美国通用合作的雪佛兰卡车和SUV项目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4年被上海通用整合；与英国出租车公司生产奥斯丁出租车的项目也因中方终止合同而半途告吹，已支付的7000万元模具费无法收回；与宝马公司合资生产宝马3系和5系的项目一直受到销售的困扰，中方最终放弃了在合资公司中的主导权。

2005年上半年，华晨汽车发布亏损报告，半年报亏2．99亿元。9月，《资本市场》杂志的记者前往沈阳采访，竟然找不到华晨总部的办公地点。面对这样的情况，辽宁省国资委官员称，华晨汽车集团是中外合资企业，不是国有企业，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经贸委官员则表示，不清楚华晨汽车究竟归属哪个部门，所以无法提供情况。到2005年底，华晨的最高管理者在3年多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四茬人。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9）

这家在14年历史中资产迅速做大的中国汽车公司，一个平空而起的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它的命运在第11个年头上发生了急速的转折。人们开始怀念仰融，三年多前，汽车界说起华晨、说起仰融，即便不怀揣一份紧张，多多少少也有几分好奇、或者提防。那时，善于起势造势的“颠覆者仰融”以他的讲述和华晨环环紧扣的商业­操­作给人们展现了一条新型造车路线，如今的华晨还能让人恐惧吗？

而仰融也在大洋彼岸时时为华晨的处境感到痛心，“因为没有为华晨培养接班人”，他也等待能重新为华晨服务。这是很悲情的一幕，一个企业和一个曾经拯救过企业的企业家隔空相望，泪眼相盼。

“我不会再做一块起来打击我曾经指导过、工作过的企业。如果不能重新做华晨，我再也不会走汽车制造这条路，再也不过问了。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我会为华晨的明天祈祷，为这个企业能够再次得到重生而祈祷。祝他们能在艰苦的道路上闯出来。我和华晨之间是否能有完美的结果要看双方的诚意，不是单方面能够决定的。虽然­阴­差阳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误会，但是我相信这个误会到今天也差不多清楚了。如果有机会能重返岗位，我认为这是双赢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愿望。”这是2005年，仰融接受《中国企业家》如此说。

曾经的官司大战被仰融说成是“误会”，也许全部是出自于对华晨的那份执着吧。

【人物聚焦】

仰融的宿命

名流似乎都逃脱不了宿命。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汉初名将韩信的宿命。

仰融虽说还未能跟韩信齐名，但是仰融的宿命却是“成也体制，败也体制”。

表面上看起来，是仰融塑造了“华晨帝国”，“华晨帝国”却撇下了仰融。实际上是“体制”成就了仰融，“体制”也抛弃了仰融。

华晨是国有的，还是仰融个人的，一直是确定仰融在“华晨帝国”里地位的关键。现在看来，华晨已经定位为国有，那么资本背后的力量就可以很轻易地打发掉仰融。仰融的强硬——“原始股本上，国家没有给一分钱，基金会没有给一分钱，任何部门也没有给我一分钱，任何时候也没有国家给我一分钱的凭据”——也就被慢慢消解。

从写在公司文件上的股权结构上看，华晨最大股东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拥有40％的股权。而据华晨过去的公开说法，之所以要形成这样的股权结构，“是因为当初在美国上市时，美国有关部门不能接受华晨为私人资本，故此该公司须设立这种架构，成立一个非牟利的基金持有该公司。”

如果华晨的解释没有问题，让仰融很难堪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了。华晨当初由于体制或者制度原因，“引进”了一个“国”字头的机构，从而顺利上市，今天这个机构代表自己的资本发话了，仰融无话可说地出局也就很容易理解。

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而绕开某种体制的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初国内的很多“红帽子”企业。有意思的是，华晨这样在美国上市时，国内是大量出现“红帽子”企业的时候。仰融是不是受“红帽子”企业的启发才这样做，不得而知，但是仰融的安排，无非也是借用了一顶“红帽子”。

资金本来是个人的或者是个人在民间筹集来的，由于担心和怀疑，再加上某些政策的限制，只好把这些企业都注册为集体的，而挂靠在一些官方机构下，等后来这些企业做大了时，牵动的各方利益也就越来越多，于是“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矛盾多得很难化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10）

仰融身为“华晨帝国”的主要打造者，肯定不甘心轻易退出华晨。这几年仰融就跟“红帽子”一直在变“帽子戏法”，用《财经时报》7月19日的说法就是“仰融资金偷逃杭州湾”——仰融一直对跨海大桥情有独钟，于是仰融这几年就通过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手段，早就悄悄把资金转移到杭州湾了。仰融曾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在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的投资上，我与大股东的意见分歧较大”，这是仰融出局的根本原因。

我却认为仰融出局的根本原因应该是那个“红帽子”问题。跟许多有过“红帽子”经历的企业领导者一样，如果摆脱不了“红帽子”，就会离开“红帽子”，但在自己出局之前，就会不由自主地“偷逃”资金到自己的势力范围里。

“红帽子”帮助了仰融，也“除掉”了仰融。这是仰融的宿命，也是很多跟仰融一样人的宿命。个人的某些东西如果一直得不到充分肯定，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

【案例分析】

仰融究竟在争什么？改革凸现产权归属矛盾

出走美国后遭批捕，付出沉重代价希望争夺的华晨资产全捐给慈善机构，仰融与华晨之间的产权之争，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十字路口。改革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留下了许多历史问题，当资产膨胀之后，产权归属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究竟应该以什么准则来规范处理？

在华东政法学院举办的“企业转制产权界定法律适用研讨会”上，仰融的全权代理律师、深圳正大律师事务所吴克祥律师公开宣布，仰融早在8月份已经授权其捐赠华晨系资产，这与此前媒体所认为的华晨资产收归国有大为不同。

吴克祥公布的仰融在美国立下的捐赠资产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委托受托人将法律确认我应得的华晨系资产，在扣除律师费、应付税款和其他一切相关的费用开支后，全部捐赠给委托人书面指定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

仰融在出走美国后遭批捕，付出沉重代价所争的华晨资产其实一分钱也没留给自己，那么仰融究竟在争什么呢？

十年前的后遗症

十年前由仰融创建的华晨集团，以汽车制造为主业，仰融以香港注册的华晨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合资，成立了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金杯占60%的股份，华晨投入1200万美元，占40%的股份。

为使企业得以在美国上市，仰融接受律师建议，“不以个人资产、更不能以国有资产控股上市”，而改以华晨、人民银行教育司等四家单位共同设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并在百慕大成立“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CBA），仰融将华晨在沈阳金杯客车四成股权划入基金会，并通过同金杯股份换股的方式，使CBA成为金客公司51%股权持有人。完成了上市前所有重组工作后，基金会授权仰融处理“所有事宜”，但是双方在当时都没有签署法律文件。

这一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举措，虽然成功地“过了河”，CBA于1992年在纽约成功上市，但却在“教育基金会”上留下了产权不明的后遗症。华晨壮大后，仰融开始发觉应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90年代中后期，一些国际级的汽车制造商慕名前来合作，仰融曾考虑如何处理产权问题。并于去年5月提出了由管理层集资，以28亿人民币的价格购回资产的想法，辽宁省政府有关领导当时没表示反对。

2002年3月，财政部致函辽宁省政府，将香港华晨中国汽车、圆通科技、珠海华晨控股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的国有股股权一并划转辽宁省政府，紧接着，辽宁省成立由省政府领导任组长的接受华晨资产工作组。

十年后的资产之争

据仰融的代理律师李运柯介绍，在此后工作组清理华晨资产工作中，对于要不要先明确企业的­性­质、涉及到上市公司的该不该向公众公告以及如何明确企业产权结构等问题，仰融与工作组始终不能协调，工作组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是要将整个华晨资产全部收归国有。

李运柯告诉记者，仰融一直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当年华晨到美国上市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操­作的，的确留下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十年来，国家没有给华晨投过一分钱。而目前华晨已经由1200万美元发展成现在达30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旗下6家上市公司及其他非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加起来近300亿元人民币。

“仰融从来没有认为这些财产都是他个人的，仰融一再强调，他只是想圆一个中国汽车梦。”李运柯说。

产权界定引法律探讨

在11月13日的研讨会上，华晨案例成为了与会专家、学者以及律师的讨论核心，大家围绕华晨资产纠纷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国家当初对华晨到底有没有原始投入，应如何界定？华晨的资产中究竟产权归属如何？

部分与会专家认为，仰融与华晨之间的产权之争，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十字路口。当初“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留下了许多历史问题，当资产膨胀之后，产权归属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究竟应该以什么准则来规范处理？改革之初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是继续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深化改革，如何给民企发展以更宽松的环境？

罗成：“东方不败”的悲哀（1）

罗成，的确是30年企业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5年垒起110亿元资产的空手道，20亿元贷款运作100亿元投资的资金链，拆借25亿元资金炒作。珠海创业，因为股权，败走出局；正当所有的人都感叹他曾经带领的企业衰落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并且在股市创造了一个“亿安神话”。有人把罗成的两次创业经历说成是英雄之举，这一点，罗成也自知，且把这种个人英雄的成分推到极致，最终被社会淘汰。

时势造英雄，罗成最终落败了，但他起码有“枭雄”的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