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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她结束了维持7年的婚姻。

第一次创业

罗成原名罗湘江,广东湛江人,上有一兄一姐,其父在1949年前是一个大地主,廉江县城一条街都曾是他家的。其父娶了几房太太,其母是最小的一个。其父母在上世纪60年代先后身亡,家境由此一落千丈。罗成本人受教育程度不高,自小胆大,属于敢为人先之人。因家境贫寒,为改变命运,在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罗成(当时叫罗湘江) 就告别湛江老家,闯到东北倒腾手表之类的小生意,发了一点小财。后来,罗成因“投机倒把罪”入狱,但他坚持不懈地申诉,终于提前出狱。但数十万元的资本原始积累全部被罚没,两手空空重谋生路。

罗成曾在沈珠贸易公司任职,从最底层一直爬到副经理位置。这家小公司是沈阳与珠海电子公司合办,罗成也就搭上了珠海方面的关系。

1986年,珠海电子局改制为珠海电子公司后,投资50万元注册一家做贸易的东大发展公司。1988年,东大公司濒于破产,被迫公开招聘能人。罗成闻讯,立刻前往应聘,以第一年上缴60万元承包利润而中标,实际上这是一个被高估的标底,但罗成冒了这个险。

罗成第一年没能完成承包指标。但他自掏腰包,并向亲朋拆借,补足欠款。此举为罗成赢得极大信任,完全撒手让其经营。

第二年,罗成主营水货彩电贸易。他并不牟取单台暴利,而是大批量甩给下家,尽快脱手。因此,东大的彩电总是一批批地有人抢着买。

1989年,罗成上交利润300万元,1990年上交利润1000万元。

从1987年至1995年的8年间,罗成将其发展为东大集团,年销售额近20亿元。当时,无论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均在惠州TCL和珠海格力空调之上,名列中国电子百强第16位。

罗成在珠海­干­得轰轰烈烈,曾是红极一时的人物。上世纪90年代,东大开始代理夏普的平面直角彩电。一台净赚200元,因此东大的年终奖在珠海是出了名的,1992年是20万、30万元地发。

彩电之后,罗成与索尼合作建了东大音响厂,每台几百元成本,卖1500多元还脱销。东大又做了化妆品厂、生物制药厂,与台湾人合资做鞋厂,什么赚钱就加工什么。

1992年,小平南巡。一个偶然的机会,把罗成拽进房地产业。他收购了珠海市中心一家玻璃厂,投资兴建东大电子城,占地1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气魄很大,国内少见。

在珠海,罗成把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东大的多元化可谓全面开花。1994年,东大进入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行列。罗成获得“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并与格力老总冼文同为副市长竞选人。

1995年,罗成突然离开他一手打造的珠海东大集团。在他离任前,东大集团刚刚与新加坡某集团合资完毕,外方投资亿元。

罗成:“东方不败”的悲哀(2)

关于罗成辞职的原因,一直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创造了东大,东大却不是他的,产权上没他的份儿。这曾经是中国一代企业家的悲哀。

此事在南方商界曾惹出轰动一时的“东大震荡”,东大集团由此衰落直至破产。

第二次创业

1994年,罗成加盟香港亿安公司。他把名字改为罗成(以前的名字叫罗湘江),期待事业成功的意思。,罗成要创造“东方不败”。

1985年在香港成立,有四个合伙人。1994年,罗成掌控亿安时,自有资金甚少,基本是空壳公司。有传说,罗成就是合伙人之一,因为,亿安的高层很多都是东大的。

经过第一次创业的成功,自信心十足的罗成的胆子大了,罗成不止一次对身边人说,做企业的思路是“迅速做大”,做大事才过瘾。

罗成第一个大手笔是收购曾为广州十大工程之一的亿安广场。在没有任何抵押物的情况下,罗成找到一个不便抛头露面的行政­性­机构借款2亿元,签下8亿元投资的亿安广场项目。这可能是罗成在东大时积攒的一些政府资源的帮助。

亿安广场是广州市越秀区的旧城区改造项目。1994年初,中外合作­性­质的广州亿安广场房地产发展公司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成立,董事长为罗成,外方投资者是罗成控股的“香港亿安集团”。目前亿安广场由亿安集团控股,并作为亿安集团的总部。

亿安广场房地产项目,最初约定采取的合作方式是:房地产公司注册资本亿港元,项目总投资额亿港元,均由香港亿安集团认缴,中方企业负责提供土地开发使用权和拆迁安置以及承担该楼宇的设计施工。

第二个大手笔是收购烂尾楼。在1993年宏观调控之后,中国房地产遭遇第一次危机,海南等地烂尾楼到处都有。罗成认为,这些“不良资产”只是休克。亿安选择收购后在一年内可以建成的楼盘。

贵阳中天酒店项目,是罗成谈下的第一个烂尾楼项目。罗成变不出现钱投资中天酒店,他便与中天集团进行股份合作共同开发,中天占35%,罗成占 65%,这样就无需支付定金。建设资金他通过中天集团旗下的建筑工程公司垫资开工,并从香港引进融资、挤占其他施工单位的工程款等实现。

1997年下半年,罗成谈下广州花地明珠大酒店。罗成只付300万元,获得控股权。仅用106天便开业,创造“花地明珠速度”。开张头几个月,在当地名声鹊起,一天至少20万元营业收入。1998年4月,广州开始“严打扫黄”,娱乐业骤衰。花地明珠店内冷清,一派萧条。一个黄金项目转眼之间变成垃圾项目,谁还接盘。亿元投资额的花地明珠酒店卖不掉只能自营,任其长期亏损。

1997年香港爆发金融风暴,首当其冲是中天酒店。罗成的港资管道越来越细,以至断流。恰巧和中天发生一次争端,罗成借故停工。亿元投资额的中天酒店只能半路而弃。

雪上加霜的是,负责亿安广场的那家公司把钱搞光只挖了一个大坑。罗成被迫接过亿安广场的­操­作权,可他这已是无米之炊。他用从机构拆借的2亿元启 动项目,再以卖楼花和银行贷款,自成运转系统。可是,乱买楼花,被迫叫停。亿安广场奄奄一息,直到1998年3月罗成才搞到一笔4000万元的高息贷款,暂解燃眉之急,但无助于扭转8亿元投资额在建的亿安广场整体颓势。

罗成:“东方不败”的悲哀(3)

在罗成最初的布局中,亿安广场牟取长线稳定回报,烂尾工程是短线快速获利。一长一短互为犄角,但由于手中资源不足,香港又突生金融风暴,罗成如高空风筝悬丝一线。

走投无路之际,诸多良机从天而降。关系、机会、交易、项目、圈钱,五大因素巧妙组合,罗成拿下三大基础设施项目:“江门1973线公路项目”、 广州市广园东快速路、“广州市交通主枢纽13个货运站场项目”,帮助银行进行金融创新,三大项目拿到贷款亿元,这源于罗成多年积累的政府资源。

罗成具有熊心豹胆。按规定,投资基础设施的自由资金不得低于30%。亿安没钱,罗成给银行提供了一种金融创新的思路:项目融资(BOT),是国外通行做法。罗成的创新是,让国内银行与民营企业合作,将几个项目的未来收费权质押给银行,以贷款建设项目。以这种方式,亿安拿到亿元总贷款。

亿安高峰期占用银行资金5亿至6亿元,手中沉淀资金亿至2亿元。罗成开始打资金时间差,兵分两路,一路回救前期项目亿安广场和中天酒店;另一路收购广东万燕和上市公司深锦兴。

罗成收购科技型的万燕公司和上市公司深锦兴,不能简单理解为商业­性­。罗成有浓浓的上市公司情结,它是埋藏在罗成内心深处的一种欲望。1997年,罗成企图控制上市公司黔中天,但后来因罗成与中天集团时任董事长鲁石不和而未果。

1998年下半年,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高管张大伟为了把“吉轻工”卖出去,通过朋友找到了罗成,希望亿安集团买下吉轻工这个壳。当时罗成立刻表示很感兴趣。当年8月,罗成主动邀请张大伟加盟亿安,专门负责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亿安集团最终选定的目标是深锦兴(后改名亿安科技)。

罗成看好高科技股,收购深锦兴后,他给其赋予科技的概念,并将万燕装进深锦兴。实际上,罗成进军股市的想法早已存在。1992年,在罗成力主之下,东大进行股份制改造,目标就是为了上市。当时,珠海市只有一家上市公司,东大在同一批进行股改的公司中呼声最高,格力远排其后。但最终因罗成出走而告吹。

1999年3月,广东民营企业亿安集团收购了深圳商贸控股公司持有的深锦兴超过四分之一的股权,成为深锦兴第一大股东。同年8月深锦兴公布更名为广东亿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锦兴”股票随之正式更名为“亿安科技”。

2000年1月份股市开局很好,股指快速扬升,不到半个月,就从1999年底的点上涨到2000年1月11日的点,涨幅超过13%。然而,进入1月下旬之后,股指却经历了4天的连续下跌,股指跌到1400点一带才获得支撑,缓慢上行。从1月26日到28日,在龙年春节前的最后三个交易日,沪指连续走红,重返1500点之上,并在日线上形成了“红三兵”的极佳格局。

2000年2月14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证监会宣布,50%新股向二级市场配售政策。同时,春节放假期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疯狂上扬,受此双重利好影响,在网络科技股的带领下,当日沪指大幅高开57个点,从节前的点上涨到点,涨幅达,涨停的股票当日比比皆是,成交量也放大近5成。由于当日是“情人节”,那一日被不少开心的股民称为“红*人节”。在接下来的三个交易日中,沪指很快创出点的新高。一轮气势磅礴的牛市行情在网络科技股的引领下迸发。

罗成:“东方不败”的悲哀(4)

亿安科技,虽然没有出现连续的涨停,但在2000年2月15日这一天,“亿安科技”股价突破百元大关,成为自沪深股票实施拆细后首只市价超过百元的股票,引起了市场的极大震动。2000年2月15日上午10时03分,亿安科技股价突破100元;两天后,2月17日,亿安科技借着人气,以元的当日最高价写进历史。股市上一片欢呼。创造了“亿安神话”。

正当所有人都在为“亿安神话”欢呼的时候,罗成显得特别冷静,他把自己的预感告诉议案高层:枪打出头鸟。

罗成的直觉没错。中国证监会发现亿安科技股票的异动,于3月份着手调查。13个月后,调查及处罚结果公布:对联手违规­操­作“亿安科技”股票的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东中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东百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广东金易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出重罚,罚没款近9.98亿元。“亿安科技”股票的飙升纯属庄家­操­纵行为。广东的这四家公司自1998年10月5日起,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帐户及3个法人股票帐户,大量买入“深锦兴”(后更名“亿安科技”)股票。持仓量从1998年10月5日的53万股,占流通股的1.52%,到去年1月12日最高时的3001万股,占流通股的85%。同时,还通过其控制的不同股票帐户,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

这些行为正好与“亿安科技”股票价格的飙升启动相吻合。这四家公司通过它们控制的股票帐户进行几乎没有成本的对敲买卖,来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联手­操­纵“亿安科技”的股票价格,大肆牟利。截至今年2月5日,上述四家公司通过控制股票帐户共实现盈利4.49亿元,股票余额77万股。罗成的真正持股量为2800万股,占流通盘总数的80%。按每股盈利8元计算,盈利2亿多元,除去­操­盘手的分成,真正赚1亿多元。

中国证监会对 “亿安科技”股票­操­纵进行详细披露,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上第一只股价过百元大关的“亿安科技”股票神话的破灭。

亿安科技股票案只是招灾惹祸的导火索,罗成早就坐在一个巨大的药筒上。进入2000年,广园东路和江门路项目的政策调整,政府取消了道路的设闸收费权。亿安集团挨了当头一­棒­。银行一旦上门讨债,亿安的资金运作满盘皆乱,其万燕项目也赔上1亿多元,成为错上加错的美丽故事。

不久,传媒业就大肆曝光“中国第一股”的坐庄内幕,敦促亿安的外部生存环境极度恶化,资产变现和拓展融资之路全部被堵死。亿安的造血机制瘫痪了。

这时,罗成找到一位强人,试图力挽残局,可惜罗成投机多年,手里没有一张硬牌,强人也只好作罢,罗成在劫难逃,最终一代枭雄信心崩溃,携8000万元仓皇出逃。

罗成抽资出逃之后,曾发回一份传真:“关于这次股市­操­纵的事情,都由我一人负责,和其他人没有关系。另外,我拿走8000万元,以后由我负责。”一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豪气。

【人物聚焦】

罗成的­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企业家的­性­格也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命运。

一些与罗成较为熟悉的企业界人士评价说,罗成有着贪婪的­操­作欲望,使他根本无法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不仅追求企业所有者的状态,也追求企业管理者的状态,更追求大家长的感觉。他要变一维追求为*追求,垄断企业的所有管理资源。

罗成:“东方不败”的悲哀(5)

罗成的命令可以直接下给下属公司的部门经理,而总经理根本不知道。他要求所有的人都以他为中心,他喜欢被前呼后拥,显示自己是老板和企业领袖。

任何合理的游戏规则,都会对权利进行相应的约束,而罗成要追求无限的权力,当然就不能存在游戏规则。然而,罗成这种无限的权力最后变成了无限的责任,罗成甘愿承担所有的经营风险与责任,他几乎从来没有追索过职业经理层的经营管理责任。

如果从深层体味罗成的“权力”就会发现,这种“无限权力”实质上是无权力。因为亿安的企业除了输血和救火外,没有什么好事。所以罗成追求的实质是一种感觉,或心理享受,因为罗成对寂寞的恐惧甚至高于死亡,他不会甘于沉寂。罗成所创建的亿安“大业”,大概也与他的这种­性­格有关。

一位早已离开亿安的原高级经理人评价说,有人冲着罗成的优点而来,有人冲着罗成的缺点而来。罗成的诱人之处不是亿安的事业或罗成的魅力,而是罗成敢冒风险所圈来的经济资源。事实上,风险是罗成的,利益是大家的:打死老虎大家分­肉­,打不死老虎罗成被吃。

在亿安集团内部,罗成也多次说过自己就是“劳动局长”,专门为别人安排就业,却找不到自我。

【案例分析】

亿安,应该因此觉醒!

可以预见,罗成时代的亿安,即算没有亿安科技事件的打击,也会在恶­性­循环中逐步走入瘫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罗成时代的亿安更像是一个形式上的企业,而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因为它只吸纳资源而不创造利润,一个不创造利润的企业怎么能算企业?而且不但不创造利润,反而在持续而极不正常地亏空着资产,企业内部的*之风也愈演愈烈,花地明珠酒店、万燕集团等短时间内的巨额亏损,都令人不敢相信。

罗成爱惜人才,不惜重金到处挖人,亿安的高速成长也吸引了很多­精­英人才纷纷加入,亿安内部高手如云,但人才济济、高手如云的现象却和企业实际经营的狼狈状况形成了鲜明而矛盾的对比。

在亿安,是无休止的派系之分和人事斗争;在亿安,是私欲的无限膨胀和小算盘的盘根交错;在亿安,是人才变庸才。亿安更像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

罗成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负首要的责任,但同时亿安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罗成在形成和验证自己“博弈智慧”的同时,也以辉煌的业绩树立了自己在企业中的权威;而亿安人在追随与崇拜罗成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接受和仿效着他的“博弈智慧”。

亿安人乐意以罗成为主演,他们充当各类贪图安逸、设法投机的配角——他们开始博老板和亿安不规范管理机制的弈。他们“维护”和“加强”了亿安“独特的企业文化”,反过来又让这些企业文化侵蚀他们的思想。

就像在国企里面人们常常听到的“这是国企,你­操­那么多心­干­嘛”一样,在亿安,人们也常常听到“这是老板的事,你­操­那么多心­干­嘛”之类的话。

对于处罚前后亿安180天的改革,暂抛开动机不说,就改革内容而言,对虚胖的亿安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却在实施与推行中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来自不同的利益个人或小团体的阻力。对亿安人来说,改革成功尚可赢得一丝希望,并为企业逐步走向正规运作打下良好基础,但却没有成功,这并不只是因为时间太短的问题,更是亿安人自己的问题。

显然,这种企业文化不仅仅是在侵蚀亿安集团的资产与效率,也是在侵蚀亿安人的命运。企业的命运自不必说,个人命运也遭受到很大挫折,亿安瘫痪后树倒猢狲散。

亿安是亿安人的失败!这个失败是以沉重的社会成本、凄惨的企业命运和个人命运为代价的失败。

亿安人由此也成为博弈怪圈的牺牲品。

这个怪圈的最大特点,就是它首先会改变人的原则与秉­性­,而它最终的结果,却是毁灭所有的参与者。现代化企业治理机制之所以在亿安建立不起来,亿安走不到良­性­的企业运转轨道上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上至老板,下到各部门管理人员,都无形中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个特殊游戏的博弈者。

当罗成为了炒股随意从下面的分公司调集资金的时候,没有人反对,只有顺从照办。实际上,无形的利益博弈关系已经悄然形成,双方只需要各取所需。这种对罗成来说也并不十分清楚其本质的关系,也影响着罗成的管理决策,以至于对企业内部的利益群体之争和*之风早已习惯,罗成在物质激励方面很抠门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贪够了。”而这样更容易促使底下的人员“一贪到底”。

从对亿安的反思中我们认识到,其实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只要企业走不出这种奇怪的博弈怪圈,都将走向一个必然的失败命运。只是国企由于产权、制度等问题,更容易为这种奇怪而可怕的博弈群提供滋生的土壤而已。其实我们提出的产权改革、股权改革、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等办法,也是对这个恶­性­ “病毒”在不同层面上的一种宣战。

刘根山:公路大王的财富危机(1)

又一桩大案被曝光,而倒下的又是一个“公路大王”。上海茂盛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茂盛”)董事长刘根山,因涉嫌抽逃注册资金,被浙江省公安厅刑拘。从发迹到辉煌再到“身陷囹圄”,刘根山背后留下不少未解谜团。

公路大王崛起

现年51岁的刘根山出生于上海杨浦区,在崇明岛农场Сhā队,种过地,当过工人。1980年,从北京通县交通局下海的刘氏,回上海做了一段“个体户”后,又转到深圳发展,1985年,又从深圳转到香港,于1988年成立了香港茂盛国际有限公司。

对于其发迹过程,外界知之甚少。而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介绍过,“十几年前我投身商海,在香港从事成衣贸易起步,一度拥有成衣厂。先后与美国、中国台湾、加拿大、中东等地商家开展贸易往来,获得了投资成功的第一桶金。”

1991年,香港茂盛国际有限公司进入上海,成立上海茂盛企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杀回上海的刘氏企业享受了外资待遇,这一年,刘根山开发了茂盛花苑、七宝绿都两个住宅项目。

1993年8月,刘根山注册了上海茂盛房地产有限公司,在新闸路上兴建上海茂盛商务中心,此后成为刘氏企业在上海的大本营,这栋大楼据称“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外资持有地产项目,它带动了整个外资进入上海的步伐”。

1996年,刘根山又注册了两家房地产公司。在进入高速公路项目之前,刘氏企业在上海地产方面手笔颇大,开发了包括“大唐盛世花园”等房地产项目逾70万平方米,公司在上海城乡拥有大量土地储备。

据两年前的资料,刘氏企业在上海芦潮港、市中心九江路/西藏路、城隍庙方浜中路分别储备土地6000多亩、3万多平方米和1万多平方米。此外,他还在崇明收购土地5000多亩。

2000年前后,上海茂盛企业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茂盛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第一财经日报》通过查询工商注册资料获悉,目前由上海茂盛投资的全资、合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超过20家,涉及国际贸易、房地产、资本运作、高速公路、国际贸易等十多个方面。

2000年左右,在上海的第一次高速公路招商会上,刘根山拿到了第一个高速公路项目——嘉浏高速公路,成为首家进入市政府建设领域参与投资的民营企业,从此踏上“公路大王”的生钱之旅。

“投资者招商”是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创造出来的一个特定用语,其投融资模式的实质内容是BOT模式。2000年上海推出包括同三国道上海段、沪青平高速、嘉浏高速在内的三个项目。

嘉浏高速公路的总投资是亿元,首次涉足高速公路的刘根山选择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下称“上海城建”)合作,双方出资1亿元组建项目公司,其中上海城建出资51%,上海茂盛出资49%,投入不到5000万元。

而随后的投资逐渐增大。在沪青平高速上,上海茂盛、上海城建及上海建工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资本金总额亿,上海茂盛投入亿元。第三条路上海同三高速投资总额亿元,项目公司资本金为亿元,上海茂盛投入亿。第四条上海南环高速注册资金8亿元,由上海茂盛全资控股,投资总额为亿。

投资了上海四条高速公路项目后,刘根山的“公路大王”的名号广为人知。上海茂盛也确立了“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的扩张计划,先后投资了宁波绕城高速公路、甬金高速公路(绍兴段),并收购了宁波北仑港高速公路。

刘根山:公路大王的财富危机(2)

据《财经时报》援引交通部一位专业人士的预测,上海茂盛旗下的7条高速公路位于长三角地区,这一地带的交通量会逐年递增。从以往的经验看,每个项目在25年后可获得25亿元的投资回报,项目内部收益率为8%左右,因此前景相当不错。

在2007年2月之前,刘根山同时是上海茂盛集团和茂盛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和最大股东。公开资料显示,上海茂盛集团的注册资本金达10亿元,茂盛控股截止到2007年3月的市值约为11亿港元。

这一切都是刘根山在短短10年间完成的资本神话。早在上海茂盛集团成立之初,刘根山的资金实力远逊于此。

2000年,上海茂顺置地有限公司和昆山茂盛贸易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上海茂盛集团的前身。当时的注册资本金为亿元,但货币资金仅为2500万元,其余为一块位于南汇芦潮港的700亩滩涂围垦土地作价入股。

且出资现金入股的昆山茂盛贸易公司,在彼时还是一个集体企业,并非刘根山个人所有。

此后,刘根生进入了“路生路”的运作模式。其曾对媒体表示,“高速公路法定资金是35%,但是一般来说,只需自有资金注资20%就可以启动一个项目了。贷款方面政府方面是开绿灯的,因为是政府的基建项目。”

成立后不久,茂盛集团开始频频增资,注册资本金分阶段跃升至4亿元及6亿元。且在2001年的增资扩股中,刘根山第一次以自然人股东的身份登场,现金出资控股。

2001年8月,其余企业股东悉数退场,只剩昆山茂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刘根山个人两个股东。2001年底,一家同样由刘根山控制并注册在北京的企业中机电投资有限公司加入。至此,茂盛集团的股权构成至今未变,只是由刘根山不断追加资本金。

2002年10月,刘根山完成了资本市场上的最大动作。茂盛集团动用亿港元、溢价7亿港元收购香港上市公司亚细安资源(),借壳上市。

此后,借助上市公司的平台,刘根山希望能将高速公路装入其中,完成资本三级跳的最后一环。

但除了北仑高速成功装入之后,其余­操­作皆未能如愿,刘根山在沪港两地的财技也逐渐式微。

2006年度的财报显示, 上海茂盛集团的现金流入为亿,但是现金流出高达8亿,并有亿元借款。而净利润仅有区区3557万人民币。

且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净利润中,来自主营业务的利润仅有万元,其它业务利润则高达1193万元。

截止到2006年底,茂盛集团的应收账款高达亿元,比期初的亿上升近50%之多,应付账款也相当之高,达到亿人民币,流动负债亿。显示上海茂盛的现金流已经出现周转困难。

2007年12月31日,上海茂盛的财务报表显示公司情况进一步恶化。长期股权投资高达亿元,但是公司负债也高达16亿人民币。全年上海茂盛亏损亿元。

沪青平肩负沉重贷款压力

在刘根山的公路王国里,沪青平是茂盛在上海仅剩的一条高速公路。

2000年7月上海茂盛、上海市政工程建设发展、上海西部市政工程,以及上海城建上海建工吧总公司、上海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沪青平高速公路。

据公开资料,政府授予该项目公司25年的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权,项目公司则作为独立的“项目法人”,具体承担对沪青平高速公路的投资、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并以收取车辆通行费、经营公路的相关服务设施等其它收益取得投资回报。经营期满后,项目公司将沪青平高速公路设施全部无偿交还给政府。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刘根山:公路大王的财富危机(3)

沪青平A9公路入城段、中段、西段分别先后于2001年4月、2002年12月、2006年9月建成通车。

路桥建设最主要的供血就来自于银行。媒体报道,沪青平高速公路前后集结了工行、农行、广发、上海银行、华夏等近十家银行贷款。

工行是该项目的最大贷款行,该行2001年给沪青平项目贷款约15亿元, 2013年7月到期,借款利率约为,到了2005年,贷款余额大约为亿元。

到了2006年贷款余额并未进一步减少,相反工行给沪青平项目增加了两笔短期贷款,工行长宁支行短期借款亿元,借款期限是2006年11月24日到2007年5月23日,借款利率。过了几天,2006年12月8日,该行再次发放短期借款1亿,2007年6月7日到期。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某支行是另一大主要贷款行。2006年该行发放给项目公司7亿元贷款,期限是6年(到期2012年4月20日),借款利率较低,为。

另有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在2002年放贷4900万元,原本2005年6月10日到期,但该项借款仍列入2006年负债,有贷款展期的迹象。

列入2006年负债的还包括:2005年6月23日厦门国际银行放的5000万元,2007年6月23日到期;广发行上海分行在2006年5月24日放贷4800万元,2009年到期。利率为。

由此估算,2006年,该项目公司的银行信贷金额已经达到了20亿元。“确实有超过20亿银行资金沉淀在沪青平公路。”知情人士也证实。

不仅如此,在2004、2005年诸多银行与沪青平公路发生贷款关系,其中包括民生银行5个亿的长期贷款,2018年到期。

在公路王国的搭建中,茂盛集团的贷款基本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在公路修建阶段的贷款,第二部分是公路基本建成之后的贷款。在建阶段,项目公司往往没有拿到运营权证,无法以此质押获得银行贷款,且建设过程资金沉淀量很大,所以对项目公司的资金链考验极大。

刘根山正是用重庆的一块土地做质押,向工行上海分行长宁支行贷款,抵押人是茂盛集团的关联公司重庆一家公司,贷款修建沪青平高速公路。

贷款合同称,为了确保2002年7月19日到2005年8月23日期间,上海茂盛集团公司(借款人)在人民币2亿元最高贷款余额内与本合同乙方(工行)签订的所有借款合同得到履行,甲方(重庆某公司)愿意提供抵押担保。其提供的抵押物则为一块位于重庆的平方米土地。

媒体报道,茂盛向另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也同样用了该重庆公司名下的土地。

业内人士猜测,工行近15亿的长期贷款也可能面临压力。

一股份制银行南京分行负责人介绍,路桥建设主要的还贷来源是依赖公路的收费经营权,银行根据收费的现金流设计贷款方案。除此之外,如果是国家或者省级重点项目,政府还会对公路进行财政补贴,以及其他综合经营产生的收入。

公路通车产生收入后就会开始还款,通常是按季或者按月还款,还款金额逐年增大。“工行的12年贷款期应该是按照收费现金流设计,估算12年能还清本息。”

2006年沪青平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大约亿元,扣除成本大约收入为亿元。

“路桥工程是最容易被骗贷的项目,由于贷款资金量大,企业容易拿这个项目作为平台融资,然后可能挪用投资其他项目,或者拆东墙补西墙。”他表示,他们一般都是与国有控股建设企业合作,而对民营企业较为谨慎。

刘根山:公路大王的财富危机(4)

另一个风险则是路桥建设的资金是阶段­性­使用,如果银行一次­性­放款量较大,又没有对提款环节进行严格把关,就有可能使得资金被腾挪。“这个一挪用,资金量就大了”。

上述股份制银行南京分行负责人认为,银行第一反应就是到法院申请资产保全,冻结账户。“这个时候要动手快。不过,如果银行集体提起诉讼,很可能会使资金链更加紧张,摧垮企业。”

事实上,银行已纷纷动手。一股份制银行上海分行下属支行2006年给刘根山发放了一笔流动资金贷款,金额4400万元,即将到期。据透露,刘根山旗下项目公司众多,他们只是给其中一家提供贷款,以茂盛拥有的大唐盛世的住宅以及其他房产作抵押,去年发放贷款时负债率并不是很高。

绍兴弊案

久未露面的公路大王刘根山可能没有想到,他会因为牵涉绍兴一桩小小的弊案,使其庞大的公路王国显现了瓦解的前兆。

其骤然事发,则与一桩2008年初的由绍兴市纪委主办的绍兴市交通局弊案有关。刘根山因涉嫌牵涉其中的经济勾连。

刘根山在数年间苦心经营,在政商两界都颇有人脉渊源。三年前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案,就牵出刘根山在1995年间的三起行贿案件,但最终不了了之。

而舆论对其的上一轮揣测,则是在2003年11月间。当时,与刘根山一同发迹于上海滩“小兄弟”*案发,刘根山选择在香港滞留半年之久,没有回沪。

此番身陷不堪,与刘根山在高速公路方面的出手“凶猛”有关。

2008年初,由于牵涉上(虞)三(门)高速建设中的经济利益问题,绍兴市纪委开始着手调查绍兴市交通局的一位高层领导。正是这位官员的落马,使得刘根山进入了相关纪检部门的视线。

根据茂盛集团的公开资料,刘根山在浙江纵横多年一共拿下了三个高速公路项目,分别是宁波绕城高速公路、北仑港高速公路和甬金高速公路。

而连接宁波和金华的甬金高速公路就途经绍兴,构成了刘根山与这位官员的利益交集。

公开资料显示,这条公路总造价32亿,注册资本8亿。2005年底通车后,金华宁波两地间缩短公路里程100公里,两地间车程节约2个多小时。而金华至宁波港的集装箱车辆行车时间将从以前的5个多小时缩短为2小时,每次运输可节约成本400多元。

2005年8月,拥有甬金高速控股权的上海茂盛集团又与绍兴交通投资公司达成协议,收购甬金高速30%股权。收购完成后,刘根山已全资控股甬金高速。

可以确定的是,甬金高速为刘带来了巨额收益——数据显示,仅仅通车一年内,甬金高速就为刘根山带来了大约为3亿元左右的路费收入,而不用与其他股东“分羹”。

不仅是浙江,上海大本营给刘根山带来的收入更为可观。刘根山的茂盛版图中,共在上海拥有四条高速公路,分别是位于沪青平高速公路、南环高速公路、嘉浏高速公路和同三高速公路。

数据显示,茂盛版图中的公路都获益不菲。从2005年开始,仅沪青平高速公路和北仑港高速,每年都为茂盛提供接近3亿元的现金流,而每年的利息约亿元左右,运营成本不过几千万。

随后,这些稳定的现金来源又被设法装入刘根山当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茂盛控股。

根据香港交易所的资料,2004年6月1日,刘根山通过其持有权益的香港上市公司茂盛控股,及香港茂盛旗下全资海丰公司,其私人持有的上海茂盛,和上海茂盛旗下的中国华星公司(上海茂盛占中国华星的权益)将宁波北仑高速的权益装入香港海丰公司,作价亿港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刘根山:公路大王的财富危机(5)

2005年8月15日,刘根山再一次通过香港茂盛控股,收购其私人公司上海茂盛及中国华星持有的北仑高速权益,作价亿港币。

“他的路子很野。”一位接近刘根山的人士评论说。而交通领域历来都是长袖善舞之人驰骋的领域,交通类基础建设的利润之丰厚与稳定,使得不少商人为之不惜铤而走险。

遗弃的香港壳

在上海茂盛集团财务状况糟糕的同时,茂盛版图中的另一大支柱也摇摇欲坠。2007年,刘根山正在酝酿茂盛控股的退市,放弃这块公路王国的资本跳板。

2007年2月21日,茂盛控股宣布,应卖方(即现有股股东刘根山)要求,董事会将提供集团重组计划供股东考虑。

根据港交所当时的资料,收购人伦志炎将以每股元购入茂盛控股的控股权,而系内INVENTIVE集团将剥离并由刘根山继续持有。等取得独立股东批准及股份销售协议完成后,茂盛控股按当时的有效股东,分派特别现金股息每股分给予股东。

刘根山的公路王国之衰退,在这次交易前的数据中就有所显现。

据茂盛控股2006财年(2006年3月1日至2007年3月1日截止)的财报,刘根山时代的茂盛控股的两项业务中,高速公路在2006年全年收入亿港币,融资成本却高达亿港币。导致全年亏损9230万港币。

随后的2007/2008年中报显示, INVENTIVE集团向茂盛股份贡献的收费道路营业收入为558万港币,但是收费道路的总融资成本却高达万港币,是营业收入的十倍,显示了入不敷出的状态。2007/2008财年中报, 茂盛因此而亏损万港币。

实际上,通过这一次简单的资本运作,刘根山完成了一次让壳退市,将当时唯一的一条高速公路资产北仑高速装入到刘根山的私人公司。刘根山从此可以隐没在公众的视线之外,并遗弃这个连年亏损的壳。

而刘根山持有的INVENTIVE从茂盛集团以让壳方式退市以后, 茂盛控股就成为一家纯粹的旅游业上市公司。刘根山及其家族持有的是一家实际上由私人持有的、有稳定收益但是融资成本同样高昂的公司。除了北仑高速以外,刘其余在中国的资产未被装入INVENTIVE。

【人物聚焦】

刘根山现象的资金通路

资金的腾挪,永远是公路大王们的核心秘密。

查阅茂盛旗下近10家子公司财务资料会发现,在刘根山控制的这个涉及公路、地产、证券投资咨询等十数个行业的商业版图中,高速公路项目公司为其它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

通过“长期投资”、大额借款、“预付账款”以及“委托贷款”等方式,高速公路项目公司的资本金和银行贷款,进入了茂盛旗下急需资金的相关公司。

事实上,刘根山资金腾挪的手法并不复杂,动机亦不难以理解。茂盛最主要的资金通路、效益最好的沪青平公路,便是最好的例证。

一方面是巨大的财务成本,不容许此等资金趴在账上。2004年,沪青平项目全年的财务费用达到1亿余元,2005年后,虽然沪青平项目每年贡献近3亿的现金流,但其每年的利息支出却高达约亿元。

另一方面,刘根山本人亦有积极的扩张冲动,不仅是其它公路,亦有房地产,甚至证券等等。

但这脆弱的链条最终仍不免崩塌。

2000年前后,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公路业、补充建设资金的不足,但那些自有实力不够的民营企业入局,成为刘根山现象的根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刘根山:公路大王的财富危机(6)

通道一:“长期投资”

茂盛的资金­操­作手法并不隐蔽。

其第一个­操­作手法是,以公路的项目公司为主体,进行“长期对外投资”。

记者在沪青平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青平高速)2004年的账目上发现,其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下投资亿元,用于收购“中广核电大唐置业有限公司”95%的股权。

这家置业公司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注册在深圳。其为了进入上海地产界,成立上海大唐置业公司,并开发了位于浦东世纪公园附近的楼盘“大唐盛世”。收购完成后,“大唐盛世”一直是茂盛旗下最著名的楼盘。

此后,这笔近5亿元的长期投资,连续三年都高挂在沪青平高速的账目上。记者手中最新的一份报表显示,直至2006年底,该笔长期投资仍没有减少。

而根据上海市市政管理局的数据,直到2006年9月30日,沪青平公路全线尚有金泽立交市界段约公里没有贯通。

换言之,在沪青平公路尚未全线竣工之前,该条公路的账上就有近5亿元的对外投资出现。与此同时,2004年,沪青平公路用于自身“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资金为8000余万元,不及对外投资金额的五分之一。

通道二:“其他应收款”

茂盛运作的第二个资金通路是,财务报表中的“其他应收款”科目。通过这个科目,其从沪青平高速公路的账上,借款给资金短缺的关联单位。

2006年,沪青平高速的审计报告显示,其在1000万余元的其他应收款项中,借款410万元给甬金高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金高速)。而甬金高速则是刘根山在浙江范围内所剩的最后一条公路。

在沪青平高速的2004年账目中,记者同样发现了类似情况。当年,“其他应收款”高达3000万元左右,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为2000万元,借款方却是一家证券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中原证券地处河南郑州,成立于2002年,其业务都在证券领域,与公路无涉。为何沪青平高速会与一家证券公司有2000万的资金来往,至今不得而知。

通道三:“预付账款”

2002年,于刘根山控制下的上海南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环高速”),其现金流量表显示,当年,公司用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资金仅为万元,但却有亿资金列入预付账款,从账面上“消失”。

直至2004年底和2005年底,南环高速的账面上,“其他应收款”和“预付账款”两个科目相加,依旧有6亿-7亿元之巨。

通道四:“委托贷款”

甚至,公路项目公司本身,也成为刘根山资金腾挪的工具。

刘根山的第四项财技,便是质押“项目公司股权”以获得“委托贷款”。公开资料显示,在成立上海同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三高速)三年后,2003年5月,茂盛集团就将同三高速的股权质押给上海城建,以借入委托贷款2064万。

同年,茂盛集团又同样将上海嘉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给上海城建,并由后者委托民生银行上海西支行向茂盛集团发放了4900万元委托贷款。

在两个­操­作发生的2003年,这两条高速公路皆尚未竣工。在尚未有盈利的情况下,茂盛便将股权早早质押。

刘根山:公路大王的财富危机(7)

一位熟悉刘根山的北京人士透露,当时茂盛集团的资金链确实紧张,刘的“摊子铺得太大”,资金调配已经困难,所以,用委托贷款早些套取资金。后来,由于资金情况一直没有好转,2004年,茂盛最终未偿还贷款,而是直接把股权转让给了上海城建。

【案例分析】

刘根山与“丑闻季”

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继中国最大的工业缝纫机企业——飞跃集团传出破产申请的新闻后,又一个知名企业倒掉,有“公路大王”之称的上海茂盛集团董事长刘根山因挪用公司注册金及涉嫌骗贷而被警方羁押。

刘根山事件的真相到现在还被云雾缠绕。这位在长三角地区拥有多条高速公路投资项目的民营企业家出现了资金链危机,从现在呈现出来的事实看,他被警方拘押的导火线是涉嫌抽逃绍兴市甬金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此外,还有骗贷、贿赂地方官员等多个

资料显示,刘根山又是一个激进主义的牺牲者,仅在2002年一年中,茂盛集团先后以独资、合资的形式成立了多家以公路为名的高速公路建设公司。就单单注册资金一项来计算,就将近100亿元。在2004年的那一轮宏观调控中,他将一块地产项目出售给了国营的上海建工集团,套现数亿元资金而逃过一劫。2005年6月以后,刘根山再度提速投资公路建设,甚至还构想出了一个“路生路”的资本运作模式。自去年下半年的信贷紧缩之后,扩张中的茂盛显然发生了资金上的危机,于是,挪用、骗贷便成了刘根山自救的险棋。

刘根山式的危机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每当宏观调控到来的时候——它出现的周期在四到五年左右,从事重化工业、基础设施产业以及金融业的民营企业肯定会出现资金链问题,它们一定是首先被调控和被抛弃的对象。在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情况下,“短贷长投”、“民间非法高息融资”、“用毒药化解毒药”(德隆唐万新的检讨之语)便成了惟一的选择。一个可以预见的、可怕的景象是,如果在未来的三到六个月内,针对民营企业的紧缩信贷政策没有改变,将可能出现继2004年春夏之后的又一个此起彼伏的“丑闻季”。

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即便是一直稳坐产业上游的国营垄断资本集团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们的“好日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拜坚决的垄断政策之赐,二则是靠了“中国制造”和地产业的原材料渴求,而在这两个领域内,民营资本是最主要的力量。如果邱继宝、刘根山式的危机一再爆发,再加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地产崩盘,那么,下游需求萎缩,上游的利润空间就会迅速缩小。国营企业当然不会去冒险“骗贷”或者去借民间高息,它们直接就倒在了地上,从而形成一个全民埋单的局面。

在当今的经济界,对信贷政策变动存在两种判断。一种认为,局面很可能在9月底才会真正明朗。8月份最好的选择也许是,看奥运会,想办法渡过一个酷热的夏季。到了秋天,天气应该就会凉快起来。另一种则认为,9月之后,中央政策进行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已经很小,所以本年度内信贷放松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如果,第二种判断成为事实,刘根山式的丑闻将络绎于道。

冯永明:家具大王的没落之路(1)

在中国家居行业中,无人不知光明;在黑龙江伊春,无人不知冯永明。小木匠出身的冯永明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将濒临破产的伊春市消防器材厂带出亏损的困境,并建立了家具生产车间。这就是日后在中国家居行业第一个上市公司——光明集团的雏形。然而,这样一位红顶商人却因为与政府间的股权纷争开始了自己的末路生涯。

2008年10月12日,黑龙江省伊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布了伊春光明集团实际控制人冯永明涉嫌犯罪的情况。据介绍,冯永明及女儿冯丽嘉已于2008年9月26日被伊春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经有关部门侦查查明,冯永明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冯永明、冯丽嘉涉嫌职务侵占罪。

光明集团没有独立的总部,位于伊春区青山路118号的下属企业美华厂实际上就是光明集团总部所在地。光明集团老总以及公司的高管都在这座不大的小楼里办公。

光明集团近年连年亏损,截至冯永明被捕时,光明集团在伊春境内的40多个账户累计存款不足46万元。工人已经4个多月没有开资,累计欠工资600多万元;欠缴近4000多名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冯永明被抓后,伊春市政府还借给光明集团100万元用来购买取暖煤。

家具之王和光明

自哈尔滨职工轻工学院毕业后,1972年,年仅19岁的冯永明在伊春市五营林业局木器厂做木工学徒。

1979年,冯永明当上伊春市消防器材厂厂长。80年代初冯永明逐渐将这家濒临破产的小厂带出亏损困境,并主动新组建了家具生产车间。

1985年,伊春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中方投入的资本为伊春市木制品工业公司下设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伊春市木器家具厂(冯永明任厂长)的固定资产和财政借款,这样一来,官方认为“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资产完全属于国有资产。”而据报道,“老冯(指冯永明)在不同场合均提到,这笔钱应算他的个人借款”——有这样的公开报道:1985年冯永明借款340万元组建了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一为国资,一为企业家的个人借款,这种分歧为日后的股权纠纷埋下了祸根。

1989年,S*ST光明前身光明集团公司组建,并在1990年成为股份制试点企业,此后经历向社会公开发行3000万元社会公众股和增资扩股,总股本达到6600万元。

1992年3月,光明集团公司重组成立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发行的3000万元社会公众股转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光明集团公司注入3400万元,至此,总股本增至8000万股。

1994年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变为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6年4月上市。

1995年,当光明集团被第50届国际统计大会中国组委会、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进步评价中心授予“中国家具之王”称号后,在座谈会上,冯永明夸下海口:“今天我们是中国家具行业的第一,明天我们要成为世界家具业的老大。”

“10年前,甚至20年前,光明家具从厂房设备到经营管理,绝对是国内一流的!现在北京最牛的意风、百强,管理水平都达不到光明家具1988年的水平。”曾任过多年光明家具营销部要职的曹洪波如此评价光明家具当年的辉煌。

在别人还没见过多少进口产品的上世纪80年代,光明就开始大胆地在家具中使用全进口五金配件;当他人还在进行小作坊制作时,光明已经开始流水线生产;在大家还在想方设法建立工厂时,光明家具已在伊春、大连和中原地区设下了3个生产基地。光明家具因而给家具行业带来了诸多“光明”,开创了中国家具业多个“第一”:第一个实现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第一个推行家具拆装组合、第一个完成跨地域异地办厂、第一个建起覆盖全国的*络、第一个上市融资。

冯永明:家具大王的没落之路(2)

“那时在北京,要买一套光明家具,得提前两三个月订货,有时还得走后门。”一位家具业同行表示,光明家具是那个时代家具行业竞相学习和模仿的标杆。“冯永明常常下车间戴着白手套检查暖气罩、机器上是否有灰,这样的管理现在哪家北京工厂能做到?”曹洪波对光明家具曾经的辉煌显得自豪而惋惜。

“光明的发展分四大步。”伊春市政府一位官员总结光明集团的成长路线十分明了:合资——组建集团——股份制改造——上市。

光明集团前身,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创办于1985年12月。经过23年的发展,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产品远销美国、日本、瑞典、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光明集团辉煌时,资产总值达到41多亿元,员工5800人。已形成商贸业、信息(IT)业、家具业、制药业、化工业、交通器材业、旅游业多业并举的经营格局。

光明集团董事长冯永明本人一度风光无限,2005年还以5亿元的身家上了胡润百富榜。1995年,光明集团被第50届国际统计大会中国组委会、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进步评价中心授予“中国家具之王”称号,博得人们的广泛赞誉。光明集团旗下这些年繁殖的上百家公司,更让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光明集团是国内家具行业首家上市公司,也是黑龙江第一家上市公司,更是伊春市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光明集团一位高管说,光明集团的发展可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光明迅速崛起;后十年光明停滞不前并开始走下坡。 这与冯永明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股权之争

“冯永明是个人物,但他的人生有个分水岭,1997年前是人,1997年后是鬼。”一位了解冯永明的家具业界人士用这样的语句形容冯永明的人生沉浮。据称,冯永明是小木匠出身,有一种常人难有的冲劲和闯劲,对部下也关怀备至,在开拓市场的前几年,亲自替业务员到火车站排上一宿的队买票也是常事儿。冯永明年仅26岁就当上了黑龙江省伊春市消防器材厂厂长,1985年在无厂房、无设备、无资金的情况下,借款340万元组建了伊春市木器厂,并以此为基础,拉来香港福仕企业成立了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成为当地第一家合资企业。

伊春市政府副秘书长白波在冯永明案新闻发布会上说,光明家具1995年被国家统计局等部门联合授予“中国家具之王”称号,1997年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创全国同行业最高纪录,光明家具一度成为伊春的名片,企业走向辉煌。“作为企业负责人,冯永明曾作出了突出贡献。”

“突然有一天,老冯开始研究起资产来了。”胡凤滨说,“就像中了魔似的,沉迷其中。” 胡凤滨多次奉劝冯永明把心思放在企业的经营上,甚至提出辞职抗议冯永明的做法,但无济于事。胡凤滨介绍,冯永明后期很少与外界交流,也很少有应酬。他甚至在几年前就辞去了所有的社会职务,深居简出。“这些年,他什么也不­干­,就一门心思研究资产问题。”

胡凤滨说,很少有人能找到他,每次打电话给他他都在出差。这些年来,老冯无时无刻不在研究工作,不研究工作他就如坐针毡,而他所谓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就是在研究资产。老冯后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把自己封闭起来研究“资本”,他几乎没有朋友,从来也没见他和哪个朋友喝酒、喝茶、聊天。“偶尔给我打个电话,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让我给他有关资产的文字材料把把关”。 后期,老冯调动全公司的力量给各级政府写材料,申明光明的资产是他的。

冯永明:家具大王的没落之路(3)

和那个时代的企业家一样,冯永明也遇到了与政府间的股权问题。

伊春市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冯永明作为该公司掌门人和中国家具行业*级人物,与当地政府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但是由于对于1985年组建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340万初始资金的认识不同,双方此后分歧不断。

根据伊春市委新闻发言人白波的说法,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是当地第一家合资公司,内资方为二轻局所属的伊春市木制品工业公司,合资方为香港福仕企业有限公司。内资方投入的资本为木制品工业公司下设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伊春市木器家具厂的固定资产和财政借款。但冯永明身边的人说,“老冯在不同场合均提到,这笔钱应算他的个人借款。”

1991年,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与金龙家具公司实施成建制合并,组建了伊春光明家具集团公司。1992年3月,黑体改发【1991】201号文《关于同意伊春光明企业集团公司改组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中明确,“原集团公司评估后净资产5530万元全部投入作为国家股”。后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当时企业上市时,国家明文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要有国有股份才能上市”,因此,冯永明一度曾承认伊春市出资的部分为国有股份,但一直没有办正式手续。1996年4月25日光明家具在深交所上市,增资扩股后政府投入部分占股本总额的%,由市政府委托光明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持有。

但是对于这部分股权归属,除了应付上市规定,冯永明并不予承认,多次向更高层面反映。

根据光明集团2004年7月的一份《关于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始出资来源说明》的文件中称,光明集团公司%股权对应资产的所有权应属于民营;退一步讲,木器厂设立时,主办单位没有任何投入,根据《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精­神,光明集团公司的股权相对应也应该属于集体所有,绝非国有。

白波则表示,在光明组建初期,因其国有­性­质,伊春市政府以平价木材供应光明。多年来,伊春市政府累计为光明筹集资金18360万元,其中借款为12709万元;返回土地出让金1599万元;争取技改贴息、信息化、出口商品贴息、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专项资金4052万元。

1990年,光明家具前身公司改组成为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3000万元公众股。1992年3月,该公司重组成立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发行的3000万元公众股转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光明集团公司注入3400万元,至此,总股本增至8000万股。1994该公司最终变为“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6年4月上市。

据光明家具老员工回忆,1993年公司开始发行内部职工股,每个员工可以认购面值一元的原始股一万股。但是公司领导与银行、个别官员或者其他相关上级部门领导及他们的亲属都可以放宽限制。而当年光明家具上市,1元的面值,立刻翻到12元每股,造就了伊春市一批富人。知情人士称,当年公司曾经有一部分原始股拿出来,专门用于打点方方面面的关系及其亲属,并且有一个详册记载了当时购买原始股的人的名字、数量、资金。据记者在当地广泛了解,一些银行、个别官员等“利益攸关人士”拿光明家具原始股在当地并不是秘密,知者甚广。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冯永明:家具大王的没落之路(4)

“这也就是冯永明为何觉得将当年340万借款算做国家出资冤枉,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变相的数倍偿还感谢了方方面面对光明家具的支持和帮助。”知情人士称。

光明集团在2004年7月的一份“关于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始出资来源说明”的文件中则称,光明集团公司%股权对应资产的所有权应属于民营。就这样,冯永明逐渐和伊春市政府走向了对立面,展开股权博弈。

冯永明案发后,知情人给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提供了几份冯永明与伊春市政府之间的“通信”。并说,近几年,老冯就是在这样的“请示”与“答复”、“答复”与“回复”的过程中度过的,这似乎成了他的生活的全部。

光明集团2004年7月19日《关于将光明控股权增予市政府的请示》和2004年9月1日《关于光明集团资产重组情况的报告》向伊春市政府提出,释放光明家具上市公司法人股股权,偿还“GMP”认证、实行分时段电价等5笔资金共计4000余万元,并将光明集团控股权赠予市政府三项请求。

关于“五笔资金问题”,答复说,“根据我们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和调查了解,市政府欠你集团所谓‘五笔资金’均不成立……”

关于光明集团将控股权赠予市政府问题,答复说,“依据国家规定的产权界定政策,你集团所说的“光明控股权”实属国有资产,既然是国有资产就不存在“赠予”政府的问题。所谓的“赠予”实质是要求市政府重新买回本属于自己的资产,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市政府不能以高额的资金及资产为代价换取你集团所说的“无条件赠予”……

2004年12月30日,冯永明就伊春市政府三部门的上述“答复”进行“回复”。“回复”强调:关于“光明控股权问题”可请权威机构鉴定,“如产权界定为国有或含国有成分,我们则将控股权归还市政府;如产权界定为集体或民营,我们将控股权赠予市政府的意愿不变……”

伊春市国资委指出,大量证据证实,光明集团的控股权为国有股权。据伊春市政府副秘书长白波介绍,1997年光明集团公司改制为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2.22亿股,光明集团公司持有8200万股,占股本总额的%。当时,股权由市政府委托光明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持有。

光明集团业绩不佳,连年亏损,频遭证监会警告的现实,使得迟迟不能进行的股改愈加紧迫。业内人士称,“股改是光明的救命稻草,必须抓住。”

光明集团表示“2006年6月30日前进入股改”,但其后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直至2007年7月才刊登公告称。伊春市国资管理办认为其“产权不明晰”,“不宜进行股改”。并严肃指出,“产权不明晰”是光明“不配合造成的”。

2007年3月20日,光明集团发布《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公告》中披露:2006年12月24日,光明集团的控股人与伊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签订《协议书》,光明集团建设安装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光明集团%股权确认为国有产权,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于是,光明集团与伊春市政府达成协议,由伊春市出面解决股改所需清欠资金6000万元,光明集团承诺将国有股份转回伊春市政府。

“也正是这6000万元的支持,延缓了光明的退市。”胡凤滨说。6000万元到账后,冯永明以“签约主体与权利不符……”等为由,不承认《协议书》效力,致使“好不容易”进入实质­操­作阶段的股改再次搁浅。

冯永明:家具大王的没落之路(5)

掏空光明

而冯永明就股权、股改问题一方面与政府进行周旋,另一方面成立名头公司,加紧转移资产。

根据举报材料,自2000年开始,冯永明陆续在全国各地成立百余家名头公司,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冯永明开始动手­操­作。

伊春市政府秘书长白波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冯永明在未经有关部门许可,也没进行资产评估的情况下,串通个别人,非法将光明集团公司所有制­性­质由国有变更为集体,然后通过采取挂名股东的方式,在外省将各企业股权经多次转让,非法将有效资产的控股权变到个人控股公司名下。在将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为空壳,留下几亿元债务和巨额亏损后,又多次行文要求将企业交给市政府。

“除女儿外,从目前的情况看老冯的案子还没有牵扯更多的人。”胡凤滨说,“这说明老冯十分聪明,自始至终,老冯都在一个人忙乎这事,即便安排下属,也不交叉,全部是单线联系。”

知情人透露。冯永明的女儿冯丽嘉曾经留学美国,实际是光明集团在美国分公司的老板。冯永明还有两个兄弟,他们分别在光明集团任要职。

其中,其兄冯开明为大连日发光明家具有限公司、大连光明家具有限公司、大连保税区光明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大连保税区光明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大连春滨家具有限公司出资18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而大连春滨家具与大连春滨木业有限公司均为冯永明哥哥冯志明的公司。

一份举报材料显示,冯永明多年来利用光明集团下属公司­操­作股权变更、资产转移的伊春当地公司名单有: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市青峰农场、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伊春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伊春林海家具有限公司等26家。

而且,多家公司的­性­质已经悄然变成了外资、民营企业。其中将国有资产转移为外资所有的为: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伊春森林家具有限公司等8家;­性­质从国有变换为民营所有的为:伊春光明纸箱制造有限公司,伊春金鼎家具有限公司、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

还有一份外埠公司名单:光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利玛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连云港跃林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光明兴佳商贸有限公司、光明集团哈尔滨家具有限公司等20家。

“上述这几十家公司中,有的公司股权设计十分隐蔽,不是知情人绝对难以想象国有与民营两者之间的关系。”知情人说。

纷繁复杂的股权关系,导致的直接后果就算屡禁不止的关联方占款和大量关联交易。截至2006年6月30日,SST光明的大股东光明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累计余额亿元,其中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亿元,经营­性­占用资金1亿元。而在圣泉禾实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1237 万元事项信息披露,形成的原因是青峰实业的贷款6800万元转贷给光明家具及其子公司;青峰实业承建工程项目由于资金缺口等原因占用公司资金6,700万元。已及在此期间发生的向光明家具借款、往来项款等。

媒体报道,冯永明用来实现资产转移的主力平台是圣泉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泉禾实业投资”)和连云港金木投资两个公司。工商资料显示,*ST光明公司目前的第一大股东光明集团,几经股权转换及更名,其国有­性­质已经变为集体所有。光明集团现在的股权结构为:圣泉禾实业持股%;伊春金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然人合计占注册资本的%。之前伊春市政府委托光明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已经悄然发生改变。

冯永明:家具大王的没落之路(6)

事情还要追溯到2002年,光明建安于当年更名为伊春金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10万,公司股东为光明集团、自然人冯永明、郭荣堂、徐兆彬。

2003年5月19日,在工商资料变更登记中,该公司再次更名为连云港金木木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结构明确为光明集团%,冯永明%,郭荣堂%,徐兆彬%。

一个月之后,该公司又一次更名为连云港金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此后公司再次更名为连云港金木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为1000万,股东再次发生变化,变为冯永明持股%,郭荣堂%,冯同时出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5年8月26日,连云港金木工贸向连云港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提出减少注册资本的申请,获准后该公司注册资本金降为460万,郭荣堂将其所持股份转让给了王振华,同时由王振华取代冯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冯永明将所持%的股份倒给了圣泉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完成一系列的布局之后,2006年8月28日,连云港金木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将其名称再次变更回最初的伊春金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S*ST光明2007年9月7日公告:伊春金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持有光明集团%的股权转让给圣泉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圣泉禾实业投资成立于2000年10月,其前身即与*ST光明多次发生关联交易的“伊春青峰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辉,后变更为郭荣堂,注册资本8800万元。S*ST光明2005年年报中披露,关联公司圣泉禾实业投资由光明集团与四名自然人合资组建,其中光明集团控股%,但到了2007年年报中,圣泉禾实业投资股东变为荷泽金木工贸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永明)、邯郸邯武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圣泉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宁津金鑫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宁津县群英家具有限公司,由此,圣泉禾实业投资不再带有国资身份。根据公司2007年年报披露可知,圣泉禾实业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冯永明。

此前的2006年,光明集团持有的S*ST光明股份因占款问题被司法拍卖,取得拍卖取得这部分股权的就是当时还被称为青峰实业的圣泉禾(几经变更的圣泉禾彼时名称为青峰实业)。

如此­操­作,不胜枚举,冯永明最终将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光明集团全部掏空。但他与政府间的博弈,也清晰的再现了那一代企业家的处境,成为30年企业史上的一位悲情人物。

【人物聚焦】

冯永明和他的家族

有人这样评价冯永明:聪明,自信,但十分固执。

1985年,与香港合资办厂,把冯永明这个木匠出身的小人物推向了大舞台。“老的时候,能够看到有人家里还摆着他亲手做的几套家具。”熟人说,冯永明年轻时的抱负“就这么点儿”。

果真,这个朴实的愿望成就了冯永明,如果说54岁的冯永明已经“老了”,那么,他年轻时的这一愿望应该实现了——如今,他终于可以把成千上万套家具摆进别人家、甚至可以摆进博物馆。可此时,冯永明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迷失了。

1974年,冯永明凭借一手好木匠活在木器厂里得到了领导的信任,作为技术能手,他曾被选拔到省里参加家具设计,还代表工厂到外地家具厂参观、学习。1975年,一心想做一个好木匠的冯永明,徜徉在大连街头,当他驻足在大连红星家具厂展厅外,里面工艺­精­湛、款式新颖的各式家具让他“挪不动步”。眼前这个出口家具定点厂成了他的一个梦想,他梦想拥有这样一个家具厂。

冯永明:家具大王的没落之路(7)

20年后,这个当年的小木匠竟然带着他的团队以租赁的形式成了这家工厂的新主人。

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冯永明的头上罩上了无数耀眼的光环。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老冯在几年前辞去了所有职务,深居简出。

冯永明的家在伊春市伊春区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熟悉他的人说,冯永明的住宅不过百十平方米,装修并不豪华,室内陈设一般,多为光明家具。

冯永明的爱人原是烟草公司­干­部,现退休在家,据说,其爱人很少参与公司事务,目前,警方对其采取的措施是“监视居住”。冯永明有一个独生女儿叫冯丽嘉,自小留学美国。伊春市政府副秘书长白波说,此次与冯永明一同被警方拘留的还有他的女儿冯丽嘉,据知情人说,冯丽嘉实际是光明集团在美国分公司的老板。知情人还告诉记者,光明集团曾经有一批出口美国的家具,没等出厂每套即赔了好几百元钱。另外,根据举报材料,光明集团发往美国公司的家具已经好长时间不见回款。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冯丽嘉曾用名冯嘉莉,1979年11月25日出生,研究生学历,未婚。

冯永明有三个哥哥,他们分别在光明集团任要职。其中,其兄冯开明为注册资本万美元的大连日发光明家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192万元人民币的大连光明家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的大连保税区光明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知情人透露,大连保税区光明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大连春滨家具有限公司出资1875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而大连春滨家具与大连春滨木业有限公司均为冯永明哥哥冯志明的公司。

据说,冯永明还有一位叫冯启明的哥哥也在光明集团下属的公司担任要职,但情况不详。

【案例分析】

红顶商人之痛:企业家的合理诉求如何满足

冯永明曾顶着“红顶商人”的桂冠:曾任光明集团党委书记、伊春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工商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家具协会副会长等职,荣获省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1992年起连续三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耐人寻味的是,有报道称“此前他已经辞去了所有带有‘红帽子’­色­彩的社会职务,以至于他在被拘前没有任何头衔。”“老冯此举意欲与政府划清界限。”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红帽子之外企业家还想要什么,他们的合理诉求如何满足?

光明集团起家时很小,在冯永明的带领下,光明集团一度非常辉煌,获得“中国家具之王”的称号,而冯永明个人则没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如果没有产权问题,那么2005年以5亿元的身家登上胡润百富榜,应该视作中国一个优秀民营企业家的巨大成功。主观上讲,确实是贪婪毁了冯永明。

而客观上,国企对企业家激励机制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能在合适的时候推出相应的股权激励、MBO等措施,对国企从小变大起核心作用的冯永明、红塔集团的褚时健之类的代理人,将能获得一个合法合适的经济利益通道,从而促进国资与企业家双赢,而非共痛。

《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势必强化国资的监管,遏制代理人侵占国资。另一方面,对代理人进行合适的经济激励也非常重要。当约束与激励同时到位,国资与企业家的双赢将会顺理成章。否则,一个冯永明倒了,还会有很多与国资共痛、双伤的冯永明。

王效金:首领古井窝案(1)

2009年2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透露,中纪委最近查办了某知名国有企业集团高管*窝案,李荣融称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绝大多数中层­干­部涉案,几乎“全军覆没”。2月26日晚,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称该国企是“安徽古井集团”。2009年2月,安徽古井集团原董事长王效金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他为首古井集团10名高管先后涉案,这起“窝案”的始末浮出水面。

1985年,王效金走进古井。20年间,他让偏居小镇一隅的古井酒厂,成为声名远播的国内酒业“大鳄”。鼎盛时期,古井酒厂曾跻身中国酒业前三强。王效金也因此荣誉加身,先后担任亳州市委常委、市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也曾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安徽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被誉为中国“酒界第一人”。

然而,在行将退休前,时年59岁的王效金却意外落马。

改革成功

没有王效金,也许没有古井贡的一段创业传奇,中国白酒业也会少了一些­精­彩。

在王效金1985年走进古井酒厂时,这家企业已有26年的历史。它所在的亳州市位于安徽西北部,这里是历史名人曹­操­和华佗的故里,古井酒厂即得益于此,它宣称自己的酿酒用水来自当地的一口古井,而当年曹­操­曾将一种本地酒进献给汉献帝。

虽然有这些传说,在当时它也仅仅是一家地方国有小酒厂。毕业于亳州蚕桑中专学校的王效金,时年36岁。此前他曾在“*”期间下过乡、当过机械厂工人,后因会写文章和口才好被调任亳州经济贸易委员会生产科副科长。

进厂之初便因建议厂里的领导做了3件事而崭露头角:工资制度的改革;引进现代的管理模式;推动新的用人观念。

王效金第一次展露企业家才能是在1989年。那年,他遇到了事业上的第一次危机。

1988年,国家实行白酒计税基础价调价政策。“古井贡酒”从元一下子调到了48元一瓶。一时间此酒成为消费者“囤积保值”的热门货。王效金意识到,如此高的价格已经超出了当时的消费者的购买力,将会变得空前难卖。

事实证明了王效金的判断。1989年初,白酒业一片萧条,各种名酒都开始卖不动。此时,王第一次显露出其销售上的才华——他决定用市场定价的方式销售白酒,而非政府定价。

他的策略是通过降低白酒度数达到降低销售价格的目的,这被白酒业归纳为“降度降价”的经典营销案例。

王效金适时提出了 “降度降价”的策略,即将古井酒的度数降下来,同时也将价格降下来,让普通人也能喝得起名酒。

王效金引发的中国“白酒革命”,让老古井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率先步入市场经济。他因此被人称为“经营怪杰”。

在他提出“降度降价”的策略后,很多管理人员都表示担心,认为风险太大。但他力排众议:“如果我倒霉,那是天意,我相信命运。”

他说服员工的办法很特别,就是开很长的会。“他经常一开会就五六个小时,下面听众饿得肚子咕咕叫,他在上面依旧滔滔不绝。”一位李姓的古井员工说。结果是,在当年的名白酒企业中,古井成为唯一一家效益没有滑坡、并一跃成为全国工业企业500强的企业。此后,古井酒厂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1995年,古井实现利税亿元,在全国白酒业中从上年的第三位一跃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王效金:首领古井窝案(2)

1996年,古井先后在B股和A股市场上市,募集资金达4亿多元。1997年在惯­性­的推动下,古井集团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白酒的利润当年就达亿元。这时,古井集团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大型企业,总资产28亿,净资产17亿,且古井负债率极低,几乎没有银行贷款。1999年,古井集团的总资产已近百亿元。

而且经过了10年的增长,古井初步由一个单一的白酒企业发展成为一个有较强实力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多元化经营集团。古井初步营建了四大支柱——酒、酒店、房地产、制药的整体发展框架。企业经营也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与资本经营型并重发展。

古井的声誉和影响日益扩大。随着“三名效应”(名品、名企、名人)的扩展,古井集团的知名度、古井贡酒的信誉度和王效金董事长的声誉日见提高,企业的无形资产得到了快速增值。

拯救失败

再耀眼的光环也掩盖不住王效金最近几年的颓势。作为古井集团的掌门人,古井贡近年来在其治理下日渐式微,到2003年利润已下滑为亿元。而随着2003年下半年总额达到1亿元的国债投资损失,再加上随之被曝光的三年合计高达万元的“偷税”风波,2005年7月,古井贡股价创下了元的历史低点。

2003年财政部调查,古井贡2002年、2003年涉及的税款金额为万元,加上2004年度“需要补提”的所得税万元,三年合计万元。

王效金当时对此的态度是:第一,承认错误,不找理由,不找借口,不推卸责任,深刻检讨自己。第二,立即整改。第三,我们会反映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企业要缴的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白酒从量税,能源、交通、教育、水费等税加起来,税务负担已达到了50%。我们希望财政部考虑这些具体的问题,帮助上市公司能顺利渡过此次难关。

2000年始,古井酿酒规模收缩;2001年,辞退了900多名农民合同工。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国企老总们也在探求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

从1998年始,古井贡开始走下坡路,2000年,酿酒规模收缩,2001年,辞退了900多名农民合同工,而且从2002年到王效金落马时,古井贡职工半年生产,半年放假,放假期间,只发基本生活费两三百元。在生产月份,普通工人的工资仍然只有*百元,已经低于安徽省平均工资水平。由于产权不清、经营状况下滑的原因,古井改制势在必行。2003年年底,王效金开始了古井的改制之路。

此改制方案是“全体员工持股、管理层持大股”,即将古井集团不良资产剥离,保留优良资产,经过评估作价,以净资产为基数,转售深圳万基集团60%股权,余下40%在内部分配。

按照上述方案,古井集团普通职工平均每人将分到3万股左右的股权,副总经理以上的高层则平均分到80万股左右的股权。员工根据公布的细则计算出,王效金一人拿到1000万股股权,古井集团党委书记杨光远则获得700万股的股权。

职工认为,此种分配严重不公。2004年3月3日,数千职工聚集在古井大酒店和火车站,举着“支持改制,反对不公”的标语表示抗议。在一片反对声浪中,王效金的改制方案胎死腹中。

从1998年始,MBO(管理层收购)被视为国企改制的一剂良方。王效金的改制方案正是MBO(管理层收购),因为MBO实现了“所有者”在位的产权关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王效金:首领古井窝案(3)

2004年8月,国资委等四部门紧急颁发了《关于开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彻查国企改制、产权转让两大国有资产流失“命门”。

当年9月中旬,安徽省国资委下发了特急文件,要求省内地市的国资部门对国企产权转让情况自查。古井集团制订的改制方案被有关部门否决。

此后,改制的主导权逐渐从王效金落到亳州市政府手上。

2005年11月到2007年3月,古井集团100%股权在合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但数度流拍,最终转让底价从亿元降至亿元。

2007年4月13日,泰国国际饮料控股有限公司终于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

据说,签字仪式都已经安排好了,出席的领导也已准备就绪。

但当天晚上,王效金就被安徽省纪委带走。之后,泰国国际饮料控股有限公司提出延迟签订协议。

企业领袖

他成功过,也失败过。但在过去一年内,他仍然可以说是成功者。他麾下的上市公司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初因去年利润大增而摘掉了特别处理的ST帽子。

他的好口才源于在“*”中养成的好辩论的习惯。因为当时经常写大字报,他还练成了一笔好字。在“*”下乡期间,他熟读《资本论》和《资治通鉴》。后来,他曾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偶像是曹­操­和毛泽东。

“王效金就是古井的­精­神支柱。”那位李姓古井员工说。据古井人讲,在古井集团,王效金一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不停的讲话。或者是对外面的客商、记者、政府官员、各界朋友不停地说;或者是对内部的人不停地发号施令,大谈自己的感想见闻;或者就是召集有关人开会,向他们灌输自己的思想和想法。“他能连续谈五个小时,喝两瓶水,抽两包烟,而且一直声若洪钟,毫无倦意,连一次厕所都不去。”一位职工说。在王效金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古井人迅速成长起来。中、上层­干­部的人都形似王效金,个个能言善辩,情绪大、声音大。

与其他的企业家不同,王效金对出书似乎有一种嗜好,1998年出版《总要比别人好一点——经济随笔》,2000年写了一本《我是商人——经济随笔》,2001年出版《酒行天下——古井贡》;2002年出版《重塑员工价值观》,2004年出版《新所有者文化》;2005年出版《古井的新人标准》,目前还有即将出版的一本长达118万字的《王效金的营销观》。

《古井报》对王效金的宣传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除此之外,公司还有一个专发给副科级以上管理人员看的《集团情况通报》,这份内部刊物与《古井报》一样,刊头也是王效金用毛笔字题写的,每周出版一期,有时还出增刊,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王效金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可以说王效金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都有收录,而且加有编者按。另外电视专栏《古井风》及公司广播每期必有王效金的内容。

古井的广告宣传人员,在树立王效金形象上也是费尽心机,除了传统的媒体外,又开发了许多新途径。一是把王效金著的《总要比别人好一点》这本书,当作礼物放在古井的高档酒中,让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看到王效金。另一个就是把王效金的头像激光印在古井贡酒的酒瓶上,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反复播放,既是一种防伪也是一种宣传,这种方式可以说在国内企业中是独一无二的。

王效金:首领古井窝案(4)

王效金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人是离不开皇帝的,在中国任何一个群体都要有一个“头”,他就是权力的象征。“我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企业的灵魂,把自己塑造成名人。名气越大你越好领导这个企业,人家服你啊。”

王效金对管理学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的《我是商人——经济随笔》中有一节写道:“古井的管理基本上是集权制管理,把权力集中在优秀分子手中,这种管理模式适应目前中国的国情,也适应古井。 ”这便是王效金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统治企业,要把自己塑造成企业的灵魂,不然下面的人就会失去被人领导的安全感。

王效金在上任之初,就认为一个企业就应该有一种“效忠­精­神”。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说,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而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效金这个人,而效忠王效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古井的发展,是为了每一个职工的发展。为此,王效金在2002年进行了著名的“铁篦梳理”,即集团的管理人员要用“铁篦子”梳理自己思想行动上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要梳到痛处、理到本质,梳理出内心深处的落后意识。

“铁篦梳理”所形成的震动,在古井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些老同志至今提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比*还要厉害,不换脑筋就换人,批判不深就下岗,而结果就是,一些没有“梳理”好自己思想的人开始调职、离职。

一些古井的员工称,王效金几乎从来不下车间,也不和工人们接触,下面的员工对此意见很大。但他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而且到后来是谁也不敢提意见。

“集权管理”后来演变成“集权分配”。在古井改制时,当时亳州市政府共拿出亿元资金来奖励,但对于这项无须付出资金成本的奖励,古井集团内部对此的分配争议很大——管理层占了总数额的近一半,而且,在管理层的这一半中,副总以上的高层又占据了一半,依次类推,王效金独享1000万元。

“在公司有钱、国家有规定、政府有政策的情况下,他没有为职工谋福利,而管理层却肥得流油。 ”这是职工对王效金最大的不满。

王效金还常常拿自己与伟人相比。有一年到成都的“武侯祠”游览,一个人盯着他看了一个多小时,从进大门开始,就要给他看相。看相的说先生你的相值得一看,他就把自己的痣给他们看,说:“我和毛主席的痣长在一个位置上,是不是?”

深陷古井窝案

在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效金提出: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反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商业贿赂问题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后果将是严重的”。

不料,一个月后,王效金自己却成为反商业贿赂的调查对象。

据说,2007年有关部门找其他几位高管调查王效金,没想到这几位高管不仅把王效金的事情招了,也把自己的问题讲了。由此爆发了古井*窝案。

2008年2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效金受贿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其无期徒刑。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1年10月至2007年3月,王效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原材料采购、合股经营、企业收购、企业经营、资金拆借、广告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或承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507万元、美元67万余元、港币5万元。

王效金:首领古井窝案(5)

王效金最早的一次受贿是在1991年。为进一步打开古井市场并巩固与古井酒厂的业务关系,四川省君乐酒厂负责人李宗义往王效金的办公室送了5万元。在此后10余年内,李宗义多次送给王效金现金或以交易提成方式累计送给王效金66万元人民币、56万美元。

王效金被指控的最后一笔受贿时间是2007年3月,也就是其被纪检机关带走的前一个月。《财经界》杂志工作人员为了能得到王效金的关照,以便在古井集团承接一些广告,送给王效金2万元。

除王效金外,古井集团其他9名高管涉案。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中,“王给甘绍玉打招呼”“王安排郭新民给予关照”等文字多处出现。郭新民是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古井销售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甘绍玉是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被判15年;李运杰是古井集团原副总裁,被判15年。

在已查办的古井集团高管人员案件中,涉案金额从数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嫌疑人不仅收受人民币,而且收受美元、港元、家用电器、贵重饰品等,受贿地点也从住宅转移到了办公室、宾馆等场所。有的受贿人收受多人所送钱物,有的行贿人向多名古井集团高管人员行贿,行贿受贿交织。

【案例分析】

王效金:又一桩创始人悲剧

王效金悲剧的背后,折­射­出大股东意志和创始人意志的严重分歧。

作为一家非常成功的地方企业(古井集团)的灵魂人物,王把这家无名的企业,由小到大,最后做成一家拥有数十亿资产的集团公司。

在这紧张刺激甚至夹杂着一些令人不快因素的成长过程之中,王的个人,也由一个政府的低级官员,转变为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但是,与其他一拨下海经商,或大胜崛起或被无情淘汰的同行不一样,王并不仅仅安于成为一个出现在企业家高峰论坛或者是高举民族工业大旗的人。58岁,身为安徽经济欠佳的亳州市市委常委的王效金一直身在商场、心在官场,为争取当上常务副市长,一直在运作很多事情。可以想象,在21世纪的企业领导者分心于与公司经营主业无关但是又极为考验智慧和手段的复杂事务,带来的必然是负面效果。

更加熟悉的情节还在后面。古井贡的企业改制问题一再成为这家公司和王效金吸引媒体关注的主题词。王效金早在2002年就开始寻求古井集团的改制之路,他试图采取的是“全体员工持股、管理层持大股”的办法。他计划让出60%的国有股对外出售给战略投资者,余下40%作为职工持股。在该方案中,古井集团准备以管理层与员工量化的工资节余基金、亳州市政府用于国有身份置换的股权、个人出资现金、直接股权奖励和期权奖励的股权等,共同出资设立一个持股公司。不过事件进展首先就引起了内部职工的很大意见。安徽省政府有关部门随后开始关注古井集团的改制问题。2004年9月,安徽省国资委下发了特急文件,要求省内地市的国资部门对于国企产权转让情况自查。随后,古井集团制定的先期改制方案被有关部门否决,亳州市政府开始全面接手古井集团改制事宜。

领导人寻求官职以及谋求企业改制(姑且不讨论其动机),这样对于企业的正常运作,常常带来很多非正面的因素。实际上,古井贡近年来在王治理下也显得步履蹒跚,净利润从1997年最高的亿元年年下滑。其后上亿元的国债投资损失,再加上随之被曝光的涉及一亿多元的“偷税”风波,古井贡在证券市场上的地位已经节节下降。2005年,古井贡直接变成了*ST古井,古井贡股价也创下了元的低点。

而现在,当王效金在古井贡的未来基本告一段落之后,古井贡即将面临的是转售与一个和安徽以及古井贡毫无渊源关系的外资公司——其控股股东古井集团100%国有产权转让评标已结束,国际饮料控股有限公司(IBHL)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

其实,古井贡出售的背景,是古井集团多年来所进行的战略调整。古井集团旗下的酒店及旅游业如今已初具规模,此番王效金去职,代之的临时董事长,即是古井酒店集团董事长曹杰。因此,王效金悲剧的背后,也折­射­出大股东意志和创始人意志的严重分歧。

曾几何时,王曾被誉为“中国酒界第一人”,他在1989年以低价产品引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酒革命”。在最辉煌的时候,古井集团所交利税曾超过亳州市整个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今天,同业仍然肯定,他对酒的生产技术很有研究,在酒的生产和推广方面很有一套。

另外,王也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50岁后,他引入很多在当地罕见的管理思想和观念。他曾推出“批评与改造”的整风运动,试图在古井推行新的管理模式。他在企业组织机构、人事用工、薪酬、考核、营销战略上进行了调整。他还邀请当时白酒界颇具争议的职业经理人加盟,希望用空降兵的形式来改造古井集团的营销体系。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见效。

或者,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王效金悲剧的演化线路:一个地方企业家,有着良好的专业水平,一度具有灵活的生产和营销水平,但是面对新的竞争,先天不足的问题难以解决,后天又偏重于对官职的眷恋,夹杂着对于企业所有权的私心,最后导致企业的正常运营遭遇多重复合压力而走入低谷。

同时,接近退休之年的王效金,也遭遇到了“涉嫌违纪”的最后一击。

王效金式的悲剧会是最后一个吗?情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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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树华:“破烂王”玩转“空手道”(1)

河南首富孙树华,从拾破烂开始,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就营造了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触角伸向众多产业。两年内使产值不到2亿元的华林集团总资产达到了47亿元;孙树华同样创造了另一个“奇迹”,刚登上“河南首富”的排名不到三个月,旗下庞大的产业就几乎全军覆灭,整个集团一夜之间到了崩溃的边缘……

“破烂王”的奋斗史

12岁那年,孙树华一家由淮阳县城迁到了乡村,家中兄弟姐妹7个,孙树华是老三。为求生计,孙树华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他炸油条,卖烧饼,做过小买卖。19岁那年,孙树华开始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收破烂,做起了“最没有前途的职业”。他没有想到,走村串户收购废旧塑料的他竟然渐成气候,成了远近闻名的“破烂王”。

淮阳县是国家棉花生产基地,由于棉花育苗需要塑料地膜遮护,因而废旧农业地膜随处可见,外地厂商常年收购。当时年仅19岁的孙树华看到了其中的利差,他把掘到第一桶金的地点,放到了位于离龙湖不远的淮阳县曹河乡。他以曹河乡为据点,挂靠当地供销社。将从农地里收来的废旧塑料薄膜运到济南、上海一带出售,并且从云南贩回大批的磷肥销售。在1980年代末,这两项生意运转了几年,使孙树华积累了五六十万元自有资金。

5年后,他成为曹河乡供销社的副社长。24岁的孙树华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时任曹河乡乡长的迟新志,他看到孙树华从事的塑料薄膜生意,建议他自己建厂生产塑料薄膜。孙树华告诉他,自有资金不够。这位乡长便做主由乡里的信贷社给他提供了100万元左右的贷款。1992年,孙树华利用手中多方筹集的90多万元资金与当地乡政府合作,办起了一个小型的塑料农地膜厂。同时兼任该县曹河乡副乡长。

也有人说,这一阶段孙树华通过“搞关系”的方式,从淮阳县工商银行等地方贷过几十万元。但迟新志的帮助,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孙树华一直将迟当作恩人。当迟从淮阳县法院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休后,孙树华便让他到华林当了一个厂的厂长。

由于起步早,经营机制灵活,他生产的农用地膜很快就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在有产品就有市场的年代,半年过后,20岁不到的孙树华净赚200万,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扬眉吐气的孙树华为父母买了房子。

不料1994年5月,在一次去郑州途中,孙树华横遭车祸,腹部器官发生严重错位的孙树华被送到医院时已是奄奄一息。抢救结果是孙树华与死神擦肩而过,随后深度昏迷,成了仅有生命体征的“植物人”。当时,医生连连摇头,向家属暗示救活的希望不大。 这一昏迷便是200多个日夜。此后,塑料厂停工,瘫痪,员工甚至搬走了机器,刚有起­色­的小厂就此化为乌有。谁也没有料到,孙树华会在8个月后神奇康复。

组建华林系

大难不死,乡亲放起了鞭炮,满街都是关于孙树华的“离奇”传言,众多“迷信”的工人都纷纷跑了回来,工厂得以复工。 大难不死,孙董事长对个人得失看得很淡,成了工作狂。

经过一段时期的休整之后,孙树华开始“发力”:1997年8月,他将树华塑料厂更名为淮阳沪光塑料有限公司,并迁至淮阳县城。1997年,塑料厂创产值1200多万元。就在该年,孙树华组建了沪光塑料厂。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孙树华:“破烂王”玩转“空手道”(2)

到1990年代末,孙树华的几家塑料厂加起来也不过每年几千万元的销售额。但1998年的长江洪水给了孙树华一次生意上的飞跃机会。洪水过后农业的恢复­性­生产给生产农地膜的孙树华提供了“百年不遇”的机会。他的工厂开足马力生产抗洪抢险所需要的塑料编织袋,赚到了不少钱,并且还成立了一家号称长江以北最大的塑料篷布厂。

在随后的时间里,孙树华又相继创办了华林塑料篷布有限公司、淮阳华洋贸易有限公司、淮阳土工膜有限公司、郑州福林塑化有限公司。2000年,孙树华觉得塑料行业增长空间有限,他试图寻找“做大事”的机会。孙树华以上述企业为紧密层,又组建了河南华林集团。 一个号称“产值过2亿,员工上千”的企业集团横空出世。“华林”,取了他自己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以及与他关系最好的五弟孙树林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

这年,孙树华坐上了国内并不多见的奔驰600轿车,整个周口市出现的第一辆奔驰车,“京AG0116”的牌照显示着主人特殊的身份。这种牌照被认为“花钱也搞不到”。

2001年,先前势头生猛的华林集团在这一年遇到了挫折。农地膜和塑料蓬布有着很强的区域­性­,到了外省或者较远地区会因为运输等成本高而难有作为;但在省内,做这一行的企业突然增多,激烈的竞争令华林集团在市场上勉强撑持,无所突破。

在孙树华看来,这种情况源于行业自身的局限。要有突破,就必须选择一些重量级的项目上马,快速把企业做到足够的规模。在这个思路指引下,急于证明自己的华林集团挤上了一条“没有方向”的多元扩张快车道。

2002年10月,华林集团发布新闻,将打造中原地区最大的锂电池基地。随后孙树华投入巨资,在商水县征地1600亩。项目从立项到最终拍板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随后一批批建筑安装队快速入驻,机器轰轰开动,速度快得连华林的内部职工都目瞪口呆。

事实上,让孙树华成名的是成立华林集团的同一时间,孙树华如愿拿到了他的第一个国家重点项目——为南水北调工程配套、年产10万吨的聚乙烯(PE)管材生产项目。据华林集团称,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8亿元,亚洲同行业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设备最先进的企业”。农业银行为这个项目贷款亿元。

据说,之所以把这个项目拿给华林集团,是因为华林当时林拥有长江以北最大的塑料篷布厂。但更多的人还是认为有人脉关系在。“华林集团由于从事的是农用塑料生产行业,跟水利部打交道较多,关系较好”。毕竟,华林当时只是在河南周口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塑料厂。据悉当时国内共有41家企业,其中包括4家上市公司,都递交了项目申请报告。

这个总投资亿元的亚洲最大PE管材生产线项目,华林拿到以后,实际上并没有资金实力投资兴建。这个时候,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前任行长张银海帮了孙树华一个大忙。在省里开人代会之际,张银海将项目介绍给河南安彩集团当时的董事长李留恩。安彩集团是亚洲最大的彩电玻壳制造厂、一家有着上百亿元资产规模的上市公司。

最终,安彩出资3000万,与华林共同组建安彩华林化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并持有30%股份。此外,安彩还提供了4290万元作为运营资金,并承担起亿元贷款担保责任。 华林则以土地等固定资产入股。

孙树华:“破烂王”玩转“空手道”(3)

安彩华林是在2002年6月注册成立的,其PE管材可行­性­报告三个月后才得到国家计委的批复。但早在当年5月,农业银行的亿元贷款就已经到达华林的账上。

聚乙烯项目无疑是华林集团最够分量的“成名作”。2003年10月,投资亿元建成的PE管材生产线一期工程竣工投产。

庆典当日,周口市四大班子以及淮阳县四大班子悉数来贺,倪萍、赵忠祥、冯巩等明星大腕亲自主持庆典。在家乡,孙树华几乎成了无所不能的代名词。

但安彩和华林的合资关系仅仅维持了9个月。李留恩提出要撤股,并且索要已经投入的7290万元资金。至于撤股的原因,李留恩对《南方周末》的解释是,觉得华林的管理家族味太浓,极度混乱,孙树华独断专行,安彩方面在管理上Сhā不上手。“进入以后才发现上当了,孙树华是一个招摇撞骗的人,一个坏家伙。”

李留恩说,他后来碰到张银海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批评他“不该将安彩拖进来”。对此,张银海说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当初根本没料到孙树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与两位“受害者”所描述的情形有所不同,有人认为安彩在这件合资案里只是充当了一个“托儿”的角­色­。当“托儿”的功能完成后,安彩便急于退出。

“反正损失的是国家的钱,又不是自己的钱。”一个对这起合资案较熟悉的人士说,“华林借助安彩集团的巨大影响力,可以做很多事情。”甚至当安彩撤资后,孙树华因为害怕与华林有债权关系的银行失去信心,而不惜假造安彩集团的公章,并模仿李留恩的签名,以维持合资关系仍在继续的假象。

这些都是后话。

PE管材项目为孙树华赢得了巨大声望,取得了来自政府层面的重视,可以说这是他继续获得更多“大项目”的一个支点­性­项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PE管材项目使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开始对孙树华刮目相看,承诺在政策上给予孙树华全力支持,还特地划出一千六百多亩土地,为华林打造工业园区。

自此,孙树华开始大举扩张:2003年10月,华林集团兼并了当地颇具名声的“河南八大名酒厂家”的四五老酒厂;连“酒厂复工的原材料都还没有买回来”,华林集团又“顺手”兼并了当地同样濒临破产的,以生产化肥为主的三元化工。三元化工总资产过亿,换了任何一个企业都要仔细斟酌,不过,华林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使兼并尘埃落定。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计划投资3亿元的万锭纯棉纺纱厂又在人们的惊讶中、机器的轰鸣声中打桩下线……

投资总额达72亿元的河南阳天池岩蓄电站项目启动;参与总投资65亿元、哈尔滨市最大的路桥基础设施三环路工程;投资开封黄河大桥等重点工程项目;11月中旬,投资两亿元的华林鲲鹏中学在河南省周口市开工建设…… 孙树花通过这些运作,实现了他的“官、企、银、学四轮驱动”作为经营理念。

2004年年初,华林集团网站对外公布的旗下企业达16个。周口市当地媒体报道称,华林已形成以塑料制品生产为主导,化肥、白酒、路桥、信息产业、房地产等多元化企业格局。

此后,孙树华获得了“河南省乡镇企业优秀经营管理者”、“河南省十大财富人物”、“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等多项桂冠。不久,他又当选为淮阳县政协副主席、河南省十届人大代表。

孙树华:“破烂王”玩转“空手道”(4)

孙树华此后成为淮阳县里的明星人物。

在一个贫困的小县城里,华林集团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企业,受到需要发展地方经济、建立政绩的政府官员的呵护,其实并不奇怪,政府官员们于公于私都乐于帮助一个迅速崛起的明星企业。

在县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孙树华在淮阳获得了三千余亩土地。这些农用地被从农民那里征用过来,改为工业用地。

这些土地以一亩地万元左右的价格得到,成为孙抵押给银行获取贷款的资产。抵押给银行时,每亩地作价至少在10万元以上。

2004年8月,《福布斯》河南寻富,列出候选人40个。而此时,孙树华旗下的华林集团资产已高达亿元,孙树华个人资产已达14亿元。结果《福布斯》重点关注的6人中,只有孙树华轻松踏过“中国百富榜”亿元的门槛,成为河南的惟一入围人选。成为了声名遐迩的“河南首富”。有媒体报道,当“见过全国最多有钱人”的胡润入豫选富时,也禁不住连连用“最大的发现”来形容他所看到的“­性­格内向,有着貌不惊人的农民相貌,却有着气吞山河企业雄心”的孙树华先生。

拯救华林系

华林的扩张之路在2004年的秋天出现了转折。

当时,华林集团欲在交通银行河南省支行增加贷款,这家银行到企业实地查看时发现,仓库里的“进口原料”原来只是被粉碎的废品和半成品。这家银行一怒之下,不仅没有新增贷款,还要求收回原来的贷款,这就是银行逼债华林之说的由来。当时,国家在金融领域进行宏观调控,银行贷款手续变得更严格。闻讯前来讨债的银行络绎不绝。为了掩饰PE管材开工不足的事实,孙树华命令华林的货车装着PE管产品由一个仓库到另一个仓库来回地转,给人以货物在源源不断地从仓库运出的错觉。

当时有媒体调查,华林集团贷款总额竟高达48亿。其中包括:中信实业银行郑州分行文化路支行个亿,浦发银行郑州分行金水支行2个亿,广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有6个亿,其中2004年度新贷款是1个亿。交通银行郑州分行约2个亿,已经收回。正如华林集团招牌上宣称的那样,其是农业银行重点扶持企业,农行系统给华林集团的贷款多达20多亿元,其中农行周口分行亿元,农行淮阳县支行营业部亿元。华林集团的贷款总额远远高于其资产总额。

2004年10月,孙树华以14亿元的个人资产跻身《福布斯》富豪榜时,国内某大型网站这样介绍华林集团:“在5536亩土地上,分布着10个分公司,灿若群星,装点着华林的绚烂……总资产亿元。”2005年2月,华林集团为媒体提供的材料称总资产则为40亿元。

但当地工商部门2004年3月出具的华林集团年检报告显示,到2003年年底,华林集团资产总额为133340万元,仅为华林集团自己宣称总额的40%。

早在华林集团产业全面扩张时,就有专家评估,如果华林所有的项目都同时展开的话,华林集团至少需要200亿元的启动资金。而两年前的华林企业总产值始终未能超过2亿元,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型企业。

2005年年初,坊间传出“孙树华骗贷被查”的风声。时年1月底召开的河南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孙树华并未与会,当时正是华林集团多元化战略频频遇挫之际,其在商水县圈地1270亩创立的高科公司匆匆流产,95%的土地又重新种上了小麦和树。

孙树华:“破烂王”玩转“空手道”(5)

华林四五酒业公司也被“破产清算”,与此同时,多家银行向其逼债。

为了帮助华林走出困境,淮阳县政府紧急调集了6000万元资金,包括1000万的教育经费。帮助华林还债。周口市当时的市委书记在会上表态说:“华林是我们周口最大的企业之一,我们周口与淮阳要与华林共存亡!”

据周口市政府网站报道显示,在此后的两个月之内,周口市政府班子、河南省以一位副省长为首的几位领导分别到华林去考察慰问,他们将这场媒体风波形容为“竞争对手的点火”和“媒体的炒作”。

据《河南日报》报道,河南省一位常委在考察后指出,虽然前段时间一些媒体的炒作给企业的外部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但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牢牢把握诚信和效益两个根本问题,诚信经营,不断增加产品科技含量等,企业就会有新的更快的发展。

此后,久未露面的孙树华在接受《大河报》采访时表示,华林集团注册资金有5亿元,贷款总额为亿元,而非外界所传的40多亿元,“不信可以到人民银行查”。事实上,华林集团在工商部门的资料显示,其注册资本为一亿元。

据媒体报道,2006年,河南省政府办公厅也下发过一份文件,文件名带有“紧急帮助华林集团重新崛起”这样的句子。该文件建议华林的债主银行不要单独起诉、冻结资产,并希望银行为华林提供封闭贷款以帮其渡过难关。

一些保护之举甚至令正常的执法行动都难以展开。骗贷传闻出现后的第三个月,多名官员到华林调研。

“华林毕竟是淮阳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周口市经济发展的招牌。”淮阳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认为,在司法部门尚未介入的情况下,政府帮助孙树华,无可厚非。

《江南时报》曾报道了一个“经典的传说”,2001年,华林集团产值仅有7000万元,孙树华高报1个亿,以为会被查出来,但地方官员在上报时将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

当地多名官员坦言,华林集团在周口地方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并和当地GDP、政绩联系在一起了。而地方政府出于政绩,或者发展的需要,也会于公于私对急于做大的华林施以援手。甚至这种援手都伸到了执法工作中。

2005年,河南省审计局两位工作人员受到局长派遣,带着执法证到华林集团审查华林的资产情况。起初周口市审计局不予配合,理由是他们必须先征求周口市委领导的同意。当两名审计人员进入华林后,淮阳县的一位县长赶过来“全程陪同”,两三天以后,两位审计人员毫无收获,此次资产审查就这样不了了之。

2007年3月底,该法院受理了华林的破产申请,进行资产清查和债务登记,这其实已宣告了孙树华执掌的企业帝国的覆灭。

2007年6月1日深夜,躲债的生活终于结束。在哈尔滨的一家宾馆里,正在上网的孙树华被警方抓捕。

距此一个星期前,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对孙树华正式立案侦查。距此两天前,新华社播发了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许可对孙树华实施刑事拘留的消息。作为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最大的企业老板,孙树华还曾身兼河南省人大代表、淮阳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对孙树华实施刑事拘留的命令是从公安部下发的,理由是孙树华涉嫌贷款欺诈。他通过制造虚假信息材料、土地重复抵押等方式,从农业银行、上海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银行获得了亿元贷款。

孙树华:“破烂王”玩转“空手道”(6)

孙树华利用重复使用土地证和已被收回的土地证骗贷,在20宗贷款中,10宗都涉嫌违规办理土地,是孙树华创业的命根子,也是他颓败的催化剂。

根据银行信贷资料,华林集团曾拥有使用权的土地面积达到了9400余亩。

在2000年4月,华林集团申报注册资金1亿元中,便有9800万元由土地厂房折算而来,只有200万元存款。

河南警方查明,孙树华正是靠圈来的土地骗贷,一共使用淮阳、商水两县的20宗土地使用权贷款。其中,7宗土地4207亩已被政府收回,企业仅有3宗1075亩的土地使用权。

没有土地使用权,并未影响到孙树华抵押贷款。来自警方资料显示,孙树华除了重复使用土地证骗贷外,他还利用已被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取得贷款,在20宗贷款中,另10宗都涉嫌违规办理、变造和重复使用土地使用证。

从警方披露的材料看,华林集团的模式是“争项目—征地—高估地价—贷款—争项目”。相应地,地方政府则利用“推荐项目—低价征地—高价卖地”也有斩获。

2003年,华林集团在淮阳县西城区与郑集乡交接处征地3000多亩,政府给农民的补偿价格是22500元一亩,而华林的购地价则为75000元,这些土地在银行抵押时,价格又涨到了20万元一亩。

华林在2002、2003年之间拿到的近10个国家级、省级或市级大型项目,在“拆东墙,补西墙”也无法保证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几乎一一夭折。

2005年2月5日,华林集团给媒体提供的材料称,华林集团旗下现有5个子公司,即沪光塑料有限公司、华林篷布公司、淮阳土工膜公司、安彩华林化学建材公司和华林四五酒业公司。华林集团内部人士介绍说,实际上,华林集团对外公布的许多企业都没有注册,有的只是属于项目公司,像黑龙江通河华林实业有限公司、黑龙江哈尔滨路桥有限公司、周商高速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随着项目流产或停工,公司也就夭折了。

2004年6月,仓促上马的锂电池项目第一个夭折。华林集团当初在上马时忽略了诸多要素,投资几个亿的项目甚至没有进行过有效的论证分析。项目的钢架都立起来了,哪知方案却因为环保不过关始终通不过有关部门的审查立项。虽然华林集团最终“果敢地放弃了”,但这一“果敢”使得3000多万元就此打了水漂。

更令孙树华始料不及的是,寄予无限厚望的PE管生产项目在立项之后,突遭非典,工程久久不得开工。待到几个月后工程建成,煮熟的鸭子居然也飞掉了。

多项重大决策的溃败使华林集团陷入被动,涉足的行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下:原本为“帮政府一把、解决员工上访问题”而收购的四五酒厂,因无力支付履约金最终被政府收回,2004年12月川汇区已决定收回华林集团收购的四五酒业,被政府回收;雄心勃勃的纺织厂在打桩打了一半后匆匆停下;先前那些放出豪言的几十亿的投资项目,也早已在无力“赶场”中全部流产。

华林集团的主业塑料业,在孙树华动辄几十亿的大手笔中根本提不起大家的兴趣,被逐渐忽视。在近乎自然死亡的法则下,2004年8月,边生产边走下坡路的沪光塑料厂“终于停摆”。与此同时停产的还有当初花大价钱收购过来的三元化工。

2005年4月,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银行随后紧缩银根。靠银行贷款支撑的路子被堵死,而嗅到华林“快不行了”的银行们反倒蜂拥而至,争相前来逼要到期的、或是没有到期的贷款。

孙树华:“破烂王”玩转“空手道”(7)

虽然有政府的帮助,但在已经暴露出来的40多亿元贷款面前,政府的微薄之力仅仅是杯水车薪。从2005年初开始,孙树华就很少在他的公司华林集团出现,因为从那时起,他已成为逼债的银行和媒体围追堵截的对象。这一年,见证了他的荣耀与梦想的奔驰600轿车,悄然换成了一辆越野车。有人说孙树华在转移资产。一些原本属于华林旗下的公司,纷纷变更了法定代表人。比如沪光塑料厂、篷布厂以及投资1亿多元兴建的周口鲲鹏外语学校,其法定代表人在2005年之后就不再是孙树华了。

在孙树华贷的大量款项中,有很多钱并没有投入到实业上去,不知其踪。这些大宗的失踪款项,目前是公安部门极力追查的重点之一。

如果说,孙树华的空手套白狼总是能成功,政府和银行的支持功不可没。

华林集团是河南省重点扶持的企业,在政府某些领导的牵头和指示下,银行没有办法拒绝贷款申请。当地银行和孙树华的关系,颇为微妙。一个典型的个案是,2002年1月,安彩华林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向农行淮阳县支行申请建设资金亿元,获得成功,而工商注册资料显示,该公司2月份才召开股东大会,6月18日才拿到营业执照。

另一个事实是,2005年,华林陷入债务危机后,农行周口市支行信贷员鲍建主动辞职离开农行,自告奋勇地来担任华林集团法定代表人。在2006年1月5日获任华林集团第二任董事长。

另据河南省公安厅的报告说,在孙树华骗贷的亿元中,有万元的大额取现去向不明,3450万元资金被转入个人账户,其中孙树华1700万元,农行周口市分行原行长董学之的司机陈峰也获转了700万元。

2007年5月31日,河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经审议,决定许可公安机关对河南省十届人大代表、河南华林集团原董事长孙树华实施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人物聚焦】

本­色­孙树华

在生死线上“过”了一回的孙树华时至今日不抽烟、不喝酒,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每天只睡5个小时的觉,地方就在办公大楼的五楼。有一次孙树华兴致大发,突然拉上集团的副总要求下一盘棋,结果副总倒还惊呆了,以至于“颤抖着双手不敢落子”,而这也是大家看到的孙树华唯一的一次业余活动。

但这些生活细节并不能证明孙树华在做企业方面有任何过人之处。

“孙树华的­性­格十分要强和执着,在处事上有着极高的情商”。一位熟悉孙树华的人说。

孙树华并不懂得经营,自始至终也没有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团队。孙树华的家人、恩人、熟人占据着华林集团各个公司的主要负责岗位。

一个例子是,公司财务部长经常换来换去。有一段时间,华林的财务部长是一位年仅22岁、高中毕业、毫无财务知识的年轻人。不会记账,只管签字付款。

有一段时间,孙树华的家人常常趁孙外出跑项目之机,假冒孙树华本人的签字从公司支取钱款。后来孙树华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召开了华林历史上罕见的一次“董事会”,在会上厉声骂道:“谁胆敢再冒我的名字签字领钱,我他妈!”

有媒体在采访时发现:一个几十亿资产的企业,竟然没有一个详细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对于上马哪些项目、企业是否可以兼并都没有任何可行­性­分析报告,往往是“孙总决定了,大家都照着做,甚至从来不怀疑其对错”;企业内部沟通严重匮乏,连最基本的电脑工具都少有。集团内部账目混乱,生产车间也经常对不上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孙树华:“破烂王”玩转“空手道”(8)

有一个生动的事例是,沪光塑料厂曾经因为原料不够­干­燥,导致产品起泡最终报废了几吨原料,这种生产大事故集团上层居然几天后才无意中从“小道消息”上得知……说到底,华林集团还只能算是个中小企业。

有人认为,孙树华能办成很多“大事”,没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就是“傻大胆”。“再大的项目他也敢拿,对一些官员送礼,他的方式也很直接,就是拿着成箱的钱往别人桌上一放。”河南本地一位关注孙树华两年之久的记者说。

据知情者称,孙树华虽然个人生活极度节俭,但在“请客送礼”上却从不小气。孙树华出门从来没有刷卡的习惯,都是带着成箱的现金。在他的车后备厢内,总是成袋成袋地码放着现金,以备不时之需。一位当年跟孙树华同桌吃过饭的记者亲眼见到,孙树华拎起身边的一只密码箱打开,从里面掏出成捆的现金付账。

孙树华跟人打交道时经常是显得非常客气,态度极其友善,甚至给人傻呵呵的感觉。很容易让人信任。由此,孙树华,总是在关键时刻有人“帮助”。

“有恩必报”,为人善良,讲义气,是熟悉孙树华的人对他的普遍评价。 有个“贵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而帮助他的,孙树华创业初期,一个上海客商到淮阳考察项目,与孙树华谈合作,几天下来没有达成意向,上海客商准备返回上海,但突然染上重病,躺倒在淮阳县的医院里。孙树华得知后,天天跑去服侍,前后长达一个月。客商病愈,与孙树华成为生死至交,合作也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孙树华1997年将塑料厂改名为“沪光塑料厂”,隐约可见这位上海“贵人”的影子。据说这个上海客商在北京拥有极丰富的人脉资源,他也是孙树华“能量”的秘密来源。

2004年底离开华林的罗镇是哈尔滨人,据悉是孙树华在火车上认识的。觉得罗镇很老实,很谈得来,就让他来华林工作,后来当了常务副总裁。

酷爱写诗、­干­文字宣传工作出身的罗镇,在华林集团快速扩张、四处拿项目的过程中,被认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项目都是他提出来的构想,孙树华采纳了。”一位熟悉华林情况的河南记者说。

作为哈尔滨人,罗镇帮华林在黑龙江拿到了几个大项目,其中包括总投资额达65亿元的哈尔滨三环高速公路项目、松花江斜拉大桥,等等。

孙树华就生活在人称“中原第一湖”的淮阳县龙湖边上。这里相传是中华文化始祖伏羲生活过并且死后安葬的地方。2004年底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孙树华还毅然拿出了22万元为当地太昊陵的伏羲、女娲重塑了金身。并且赞助了伏羲广场的建设工作。据华林集团内部报纸《华林》报道,是年9月26日,由全国著名雕塑家李万里担纲设计的两尊塑像在京铸成后,孙树华亲自护送至淮阳,并举行了盛大安放仪式。

【案例分析】

孙树华案:政府也在贿赂企业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活动主体,当然也是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基本单位。不过,既然市场与政府同时存在,那两者自然要发生关系,甚至可能出现一种被人们普遍厌恶的关系,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企业贿买、利用政府,以谋取不当利益,所谓权钱交易是也。这种事情,市场、法制相对健全的国家也难避免,中国相当普遍,也就并不让人惊讶。

孙树华:“破烂王”玩转“空手道”(9)

但在中国,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特别的权钱交易。最近刚刚因为骗取银行13亿多贷款而遭到刑事拘留的河南首富孙树华,就是这一特殊的权钱交易的牺牲品。

“骗取贷款”?表面上确实如此,但仔细追究一下,却未必。那些银行真的会傻到被孙树华欺骗?何以一个普通的个体工商户连10万元也骗不出来?当地一位政府官员已经一语破题:孙所在的河南周口是个农业大市,缺少工业经济带动。孙的华林集团正是政府要寻找的角­色­。政府给华林集团获取土地、贷款、进行资本经营,创造了种种让人羡慕的便利。正是政府捧杀了华林集团。

于是,在政府与华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相互寄生的关系。固然,华林集团可能贿赂了某些政府官员,包括银行高级管理者,为公司获取不当利益。但反过来,政府也在贿赂华林集团,以便让华林集团为自己带来某些异乎寻常的利益。批地、发放贷款、企业转让等等方面的照顾,就是政府用来贿赂孙树华的。

凡是贿赂,当然都是为了换取特别的好处,政府官员贿赂孙树华,倒也未必仅仅是为了直接从孙树华那里获得金钱回报,相反,对于官员来说,最重要的利益是升官,而孙树华的企业则可以让官员实现政绩最大化。政府官员的权力虽然不受约束,看似万能,但实际上,这种权力本身却生不出获得更大权力的政绩来,政绩必须借助于企业迂回地实现。

近代国家具有浓厚的物质主义­色­彩,所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所采取的第一套系统的国策,就是重商主义,其核心就是国王授予某些企业以垄断权,而国王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获取牌照费,解决财政问题,但同时也是为了与外国在经济领域进行竞争。这种政策后来遭到持续的抨击,垄断被废除,企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但20世纪,重商主义又卷土重来,以致从经济学家、到政府、再到民众,人们几乎本能地把发展经济当成政府的重要任务。前一段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被专家们反复讨论过的“凯洛等人诉新伦敦市”一案中,新伦敦市就是为了“发展经济”而对市民的土地行使国家征用权的。政府热爱企业,似乎成了一种世界潮流,各种国际机构也对此推波助澜。

不过,与各国政府相比,最热爱企业的,大约是中国的各地政府了。原因十分简单:在中国,官员的政绩考核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而上级政府考察官员的主要指标是该官员所管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业绩。而这两者都要靠投资,靠企业繁荣,哪怕只是短期的繁荣也成。事实上,通过快速吸引投资,及迅速把若­干­企业做大、做强,其美化政绩的价值最大,反正官员的任期制根本就是个摆设,只要某个官员在一两年把本地的经济搞上去了,立刻就会引起上级注意,获得提拔重用。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官员对企业就另眼相看了。不再只是企业单向地献媚官员,官员也殷切地巴结本地那些最重要的企业,以及给官员展示了最宏伟的发展前景的企业,也即那些最会忽悠的企业。这些企业就是官员们的美好前程所系,官员们的算盘打得很清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这些企业做大了、做强了,自己自然也就会被上级视为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自己的权力也自然随之可以扩大。官员手里现有的权力只有借助企业的业绩,才能够膨胀成更大的权力。

周口市以超常待遇扶持华林集团的做法,其实通行于全国各地。各地政府贿赂企业的手法,可谓多种多样。在批地、发放贷款、资本经营等方面照顾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豁免企业的正常责任。如果不是政府放纵,企业也就不大可能把治理污染根本不当一回事,无锡人大概也就不会守着太湖而无水吃。相比之下,前一阵杭州市政府掏钱给民营企业家做身体检查,反倒只是作秀而已。当然,在这背后也可能有实际的利益照顾。

某些经济学家对此欢欣鼓舞。确实,政府惯用大规模地贿赂企业,开创了人类贿赂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但这种时代的企业真的幸福吗?这个问题,曾经获得过巨额贿赂的孙树华最有资格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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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剑:活到老,骗到老(1)

在胡润榜的榜单上,吴志剑是个让人想遗忘却又不得不记起的富豪。他的故事让人唏嘘又让人憎恨,骗贷,骗保,骗人,逃逸,入狱,二进宫……聪明的他最终把自己也陷在了骗局里。

“才子”闯深圳

1960年出生的吴志剑是常德人,15岁时初中未毕业即“上山下乡”到慈利乡下,后来入伍到广东省梅州军分区当兵。由于当兵期间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在吴志剑退伍后被分配到常德市公安局宣教科。在公安局从职期间,他更写出了《黑影》、《白金杯》两部电视剧,成为当地的名人。

成名之后,他开始不满足于蹲在机关里混日子,决定放弃让人羡慕的国家皇粮,辞职下海。1985年2月,吴志剑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

吴志剑下海,做的第一件事,是投入自己写稿赚的2000元,办了一个养­鸡­场。未几,遭­鸡­瘟,­鸡­全死,2000元打“漂儿”了。接着又在湖南某县广播局合作开办过一个广播开发公司,也因对方中途退出而告失败。此后,他办过水泥预制板厂、歌舞厅,也均失败。其中歌舞厅曾获得过短暂的成功,后来因为流氓滋事,不得不关门大吉。

1985年秋天,走投无路的吴志剑带领7位“知青”伙伴闯入深圳。当时,他身上只有800元人民币。那个时候的深圳是一个每天都有百万富翁产生的地方,吴志剑到了那里,得到的只有冷眼和藐视。他去应聘当工人,人家像看怪物似的看着他,而后他去应聘保安,可人家连门都没让进就把他给轰走了。无奈,他只能靠捡易拉罐为生,公厕,成了当时他在深圳的唯一栖身之所。他知道,他会留在这里,等待的只是机会。

和那个年代所有满怀豪情的寻梦者一样,吴志剑1986年来到深圳在最困难的时候幸运之神眷顾了他。濒临破产的华东商场招人承包,吴志剑发现积压商品多为服装和家电,而在当时,国内电视机、电冰箱依旧是紧俏商品。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于是向几个战友每人借了5万元,把商场承包下来。3个月后,华东商场的欠款和战友们的欠款全部被还清;半年时间,获得纯利17万元。吴志剑淘到了他的第一桶金。第一次找到了用武之地,展现出自己的经营才能。

随后,他贷款500万元,买下一家彩­色­印刷包装厂,4个月后,吴以1100万元转手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净赚600万元。

1986年,吴志剑与家乡常德市政物资公司联营,组成深圳政华贸易公司,这正是后来的政华集团的前身他为总经理。因公司业务员挟公司巨款逃走和处理台胞过境家电不当,公司被有关部门罚款100多万元,经营陷入窘境。为了解困,吴志剑不得不下令将公司的部分办公用房腾出来开办招待所。

1987年,吴志剑以300万元买下当时深圳最具商业象征意义的国贸大厦第三层的一套写字间,并决定从倒买倒卖向办实业转化,办起政大食品厂、常德真皮加工厂,以占主要股份参与湛江水晶宫大酒楼以及年产敷铜板63万立方米、年销售达1600万美元的敷铜板厂。

“骗”到首富

1988年,深圳首次公开拍卖出租车牌,吴志剑拍得28张车牌,出租车牌自此成了他在商界翻云覆雨的绝佳资本。车牌无疑是吴志剑一生之中事业的主要实体。不过一开始吴志剑对车牌并无信心,是经过一位处长的点拨下才知道其中的玄机。

吴志剑:活到老,骗到老(2)

自1993年12月深圳市政府发放最后一批出租车牌照至今,车牌数量再没有增加。深圳市的出租车牌照在公开拍卖后, 由于深圳出租车牌照使用期限五十年,且转让无限制,每张车牌的转手价格始终维持在几十万元,公开拍卖价最高时曾达到80万元以上。因此,出租车营运牌照不仅是小汽车公司合法经营的重要凭证,而且是公司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在吴志剑看来,这是天赐良机。

一个月后,他建立的政华集团旗下第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国润小汽车公司”成立。此后,吴志剑又从深圳市的几次拍卖中拿到了不少车牌。1997年3月,金政华以所谓的现金收购方式,控股了五家小汽车公司和一家汽车修理厂,其中,国润、奥润、运华和安润四家小汽车公司和其最多时拥有的478张的士车牌,构成了金政华以及深圳政华集团最主要的资产。

车牌到手价格飞涨,一折算,居然价值过亿。这样戏剧­性­的结果也许是吴志剑始料未及的,但以一种自己都无法预料的方式大获成功,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吴志剑觉得自己绝对是运营高手。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吴志剑充分利用这些车牌,进行重复抵押、重复担保,甚至用虚假车牌抵押,共向多家银行贷款数亿元。

1989年吴志剑投资3000万港元,协助湖南湘南酒厂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1992年,吴志剑在深圳盖起一幢28层的豪华大楼作为公司总部,以彰显他的政华公司实力。

鼎盛时期,吴志剑的业务从房地产到工业、商贸、现代农业无所不包,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拥有数十家实业公司。顶峰时期,吴志剑号称旗下100多家公司,员工万人,资产28亿元。

吴志剑的创业故事受到当时国内媒体的追捧,一家媒体曾高度称赞吴志剑道,800元钱发展到今天拥有15000多名职工,资产近50亿,年利税数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吴志剑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数度跌倒又爬起,短短十几年,从一个白面书生,一个耍笔杆子的文学青年,一个公安系统的“逃兵”,顺利地转化成一个坐拥亿万家产的富翁。

盛名之下,荣誉也接踵而至。吴志剑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跨世纪人才,并当选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以及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2000年,在美国《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50富豪排行榜中,吴志剑以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名列该排行榜的第26名。稍后,在上海《新财经》杂志用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评选“中国十大富豪”时,吴志剑被排在第9位。

吴志剑自己在《企业管理》杂志一篇名为“中国富豪经营智慧”的文章中谈及成功之道时也说,“吃亏是福,诚为本。一个人活在世上,时刻面对着命运的挑战,可是,并非是所有的人都能抵得住、迎上去的。也许成功就差一步,可你却没有坚持到底。真正掌握命运的人绝不是靠祈祷和等待的人。”

也许吴志剑此时把自己都给骗了,号称拥有28亿元资产的吴志剑所投资的企业大多没有盈利。有的甚至只是公司注册了,但什么也没有做。企业虚假繁荣的背后,全部都是吴志剑的骗人勾当。

政华集团从未真正致力于实业和投资,支撑政华集团的是来自银行源源不断的贷款。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关资料显示,从1988年起到1997年间,政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采取重复抵押、重复担保等手段,分别向深圳市城市合作银行、中国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数亿元。1994年后,各金融机构因政华贷款到期不能偿还,纷纷到法院起诉。

吴志剑:活到老,骗到老(3)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2年12月起至1997年5月,国润等四家小汽车公司自身共贷款11笔,总计本金4025万元人民币,320万美元和400万元港币。在这些贷款中,四家公司以其拥有的205张车牌作为抵押。此外,自1988年9月至1995年3月,四家小汽车公司还分别为政华等九家关联企业的贷款提供了信用担保和实物抵押,担保总金额为9070万元人民币、150万美元和2500万元港币。而其中进行抵押的实物中绝大多数是的士车牌,数字竟然达到580个。四家公司前后用于抵押的车牌总数为785张,已然超出了其实际拥有的478张。显然,金政华的所有车牌不仅抵押殆尽,而且进行了重复抵押。

金蝉脱壳

从1995年开始,政华集团便官司缠身。其中,4家小汽车公司陆续接到深圳两级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调解书》几十份,判决4家公司还款亿元人民币、470万美元和2900万元港币,作为抵押物的车牌也被法院全部扣押。由于这些车牌不少又辗转出租、出让,许多港人和当地人花几十万接手,结果受骗上当,曾有不少港人和大陆债主到深圳市政府示威,要求政府出面协助解决。经深圳市司*计鉴定中心审计,政华集团利用虚假产权证先后和200多名承租者签订了承包合同,骗取了承租款人民币1亿多元。而据政华集团的财务人员事后透露,每天收的承包款和从存折上提的款都交给了吴志剑。这是吴交代的,存折上的钱不能超过10万元。被捕后,吴志剑退款近4000万元人民币,其他款项不知去向。

公司在国内陷入僵局后,吴志剑唯一的想法便是如何“挖东墙补西墙”,而后他发现可以将企业在国外上市,“用国外的钱救国内的急”。这便成为吴志剑当时的工作指导方针之一。

1998年1月1日, 吴志剑在美国以个人名义成立的一家叫做ITN的公司,中文名称为美国联合交通(集团)有限公司。ITN成立的惟一目的,是通过并购一家在美国OTCBB(场外柜台交易系统)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DWSC实现借壳上市。ITN在美国并无任何实际的经营活动,其惟一的资产和主要的卖点,就是拥有在中国大陆的深圳金政华运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政华)。粗略统计,2000年之前,该公司通过在美上市筹集到4000多万美元。谁知,过了不到半年时间,美国这家公司便突生“意外”。

1999年3月2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新闻媒体发布公告,对长期以来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偿还债务的被告人公开曝光,其中就有深圳市政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法人代表吴志剑,欠债额是2亿元人民币。

1999年8月24日,美国证券交易所宣布暂停该公司的交易,政华公司不能按时披露财务报告。此后,该公司被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

1999年11月中旬,为了应付香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一直为美国该上市公司做审计)的审计,吴志剑为手下周密分工,在他的指使下,国润小汽车公司总经理孙本俊准备了空白产权证,政华控股公司常务副总裁欧阳文杰准备了“深圳市运输局营运中心”的公章和钢印及要伪造的出租车车牌号、营运牌号、产权证号,运润交通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张文毅等填写空白产权证,政华集团公司秘书刘志雄加盖公章和钢印。为了使让假的产权证看上去更真,他们还用太阳晒和烟熏的方法除去油墨味。300多本国润、奥润、安润三家小汽车公司的“出租车营运牌照产权证”就这样做出来了。

吴志剑:活到老,骗到老(4)

1999年7月12日,《深圳特区报》刊登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则公告。公告称,“因执行案件需要,本院拟对深圳国润小汽车服务公司、深圳安润小汽车服务公司、深圳奥润小汽车服务公司三家公司378块营运车牌依法处理”。7月30日,深圳市中院再发公告,责令上述三家公司的司机将“应交纳的承包费、管理费等”自8月1日起一律交付法院。据悉,这笔费用每月总计200多万元。记者调查发现,在国润等四家小汽车公司收到的总计29份《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调解书》中,有4份在1995年已生效,11份在1996年已生效,9份在1997年已生效。

此后,一直在为ITN做审计的香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便拒绝为ITN继续审计,这是ITN无法披露财务报告的真正原因。

获知真相的ITN的十几家股东(主要是华人以及华人企业)也随即联名上书国内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出面­干­预。

事情败露后,吴志剑想到了“逃”。吴居然再次将早已不属于自己的车牌对国润等四家小汽车公司的员工行骗。

1999年底,吴志剑成立了“中心工作领导小组”,利用出租车进行所谓的“融资”活动。吴和他人对《出租汽车经营承包经营合同》的有关条款进行了修改,承包形式有两种:合同期均为30年,承包金一为30万元、一为50万元;前者两年后交车、后者当即交车,前者每月返还8500元的返租款。结果,200多名员工被骗,涉及金额约亿元。

拿到最后一笔骗款之后,吴志剑金蝉脱壳,逃到美国去了。

二进宫

2002年国庆前夕,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处接到举报,称“失踪”两年多的吴志剑正在北京活动。根据线索,公安人员发现吴志剑在北京开办了公司,分别在北京方圆大厦和密云县某地拥有办公场所。10月9日,被公安部通缉的逃犯吴志剑在其公司被抓获。2003年吴志剑因合同诈骗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2006年9月16日,吴志剑被保外就医。

没想到,走出高墙的吴志剑,骗心不改,又跑到深圳玩了2年的“空手套白狼”。

2008年2月26日再次回到法庭上的吴志剑已经50岁了。保外就医两年后,其身份是深圳神舟公司、深圳卫通公司、中国神舟公司的“董事会”总裁。

吴志剑等人涉嫌非法发行“中国神舟”的内部原始股票。同时以亚洲电信媒体公司股票停牌无法过户为由,诱使部分已购买该股票的客户转购中国神舟公司股票。

为了让人相信他们的公司是个有实力的大集团,吴志剑等人在表面工作上做足了功夫。他们开始谋划在香港买壳上市筹集资金的同时,也于2007年3月向外透露了公司“上市”消息,并称可以购买公司“原始股”。这时,很多人开始相信他们的话并认购“原始股”。

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董事会”未经国家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以卫通网络通信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名义,向不特定客户推销香港上市公司亚洲电信媒体有限公司股票。一共销售了8000万股,获得资金5000万元,其中4000万港元是香港艺人陈百祥投入的资金。2007年9月,该“董事会”又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神舟公司,后以上述多家公司名义,向不特定客户发行中国神舟公司内部原始股,同时以亚洲电信媒体公司0376股票停牌无法过户为由,诱使部分已购买0376股票的客户转购中国神舟公司股票。

吴志剑:活到老,骗到老(5)

从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被告人吴志剑等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共涉及127人,涉及销售股票8814.7万股,意向认购金额合计人民币6420万余元,收受款项金额合计人民币6250万余元。

在法庭上,吴志剑继续发挥他的骗术,大打“温情”牌,称2006年,他保外就医后,看到以前的老部下处境困难,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才打算创业。于是在深圳成立了博大晶深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从事通讯设备的生产。

当吴志剑被捕的消息传到他的家乡常德时,熟悉他的人只是报之一笑,似乎对此结果早有预料。在外人眼里,吴志剑是个“富了不忘家乡”的“典型代表”。因为他曾以政华集团的名义在家乡常德开发“政华广场”、银座大酒店,在长沙成立“政华计程车有限公司”,在衡阳投资改造湘南酒厂,每一项目投资少则500万元,多则上亿元。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如今他投资这些项目早已与政华无关。位于常德市中心最繁华的“省样板街”——武陵大道与洞庭大道交汇处的银座大酒店,依然人来人往,这座25层楼高的大酒店共有建筑面积39620平方米,是常德市最豪华的大酒店之一。

这座酒店的投资商就是吴志剑。此时酒店已与这位大富翁没有任何关系:由于拖欠巨额建设费用,酒店已在2000年12月15日被整体拍卖易手。政华广场也因拖欠银行巨额贷款和建筑商费用,早已易主,计程车公司更是不复存在。湘南酒厂厂长王远政更是气恼:“媒体宣传称政华1989年投资3000万港币用于湘南酒厂改造,我们可是30万都没见着……”

【人物聚焦】

吴志剑:我从不认为有违法的事情

翻开常德市市志,可以找到这样一行字:“吴志剑创作《白金杯》,1983年由湖南电视台拍摄。”当时的吴,俨然是常德文化名人。《白》之外,他还创作了同样是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本《黑影》。

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白》拍摄20年后,吴站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听主审法官庄严宣判:“深圳政华集团总裁吴志剑因犯合同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判处有期徒刑17年……”曾经是公安人员的吴成为了真正的“黑影”。

1986年秋天,吴到深圳“淘金”。求职屡屡碰壁后,父亲是政府官员的吴开始捡易拉罐,睡公厕。极度屈辱中,吴发誓要挣很多的钱,并整日寻找时机。

望眼欲穿的吴终于看到曙光,濒临破产的华东商场招人承包,积压商品多为紧俏的服装和家电。他找到几个战友,筹钱承包下商场。之后的半年里,吴看到了自己的能量:获利17万元。

接下来的事似乎是一顺百顺。与常德市政物资公司联营,组成深圳政华贸易公司,任总经理;用300万元买下深圳国贸大厦第三层;拍得28张深圳市首次拍卖的出租车营运牌,组建“国润”、“奥润”等出租车公司;组建政华集团。1995年,政华集团进入巅峰时期,“拥有100多家下属公司,万名员工,28亿元资产,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拥有数十家实业公司。”

吴曾对人说,有一件事情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中国竟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家,他要争这口气。一位检察官对他的评价刚好回应吴的心痛,吴志剑就喜欢玩虚的,迟早要犯事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吴志剑:活到老,骗到老(6)

1999年底,外表风光的吴终于不能支撑下去。真实情况是,从拍得出租车营运牌照开始,他就没有真正开拓业务,一直靠银行贷款度日。为应付香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吴指使手下准备了空白产权证及“深圳市运输局营运中心”的公章、钢印,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吴还组织人修改公司的出租车经营承包合同,骗取租金逾亿元,构成合同诈骗罪。

狱中的吴则这样解释他的“经商之道”:我从来都不认为有什么事是违法的。

【案例分析】

吴志剑空手套白狼还能套多久

大凡问题富豪都有“空手套白狼”的传奇经历,而一个问题富豪在服刑期间仍然能够空手套白狼,仍然能够游刃有余,则是非吴志剑莫属了。

吴首度空手套白狼,始于1988年7月,终于2003年4月18日。被判刑那一年,他才43岁。他祖籍湖南常德,下过乡、当过兵,退伍后被分配到湖南某市公安局。1985年辞职下海,先后办过养­鸡­场、广播开发公司、水泥预制板厂、歌舞厅,均失败。1985年秋天,他带领7位曾经在一起奋斗的伙伴闯深圳,并获得了很快的发展。1987年,吴志剑以300万元买下当时深圳最具商业象征意义的国贸大厦的一套写字间。1988年7月,深圳市首次拍卖出租车营运牌,吴拍得28张,随后又几次在拍卖中拿到了不少营运牌,组建了多家出租汽车公司。到1992年,公司业务从房地产到工业、商贸、现代农业无所不包,在香港、新加坡、马來西亚、泰国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拥有数十家实业公司。

2000年,吴的个人资产达亿美元,位列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富排行榜第26名。上海《新财经》评选吴为“中国十大富豪”,排在第9位。他却是一个老赖。1999年3月,深圳市对长期拒偿债务者曝光,吴志剑是其中之一,欠债额2亿元。

吴空手套白狼,有一整套作假流水线,如伪造深圳市营运中心公章、钢印,伪造国润、奥润、安润等出租车公司名下的营运牌照产权证300多本;擅自从事出租车融资业务,修改出租车经营承包合同,受骗上当者达200多名,骗取租金逾亿元。深圳市中院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合同诈骗罪判处吴志剑有期徒刑17年。

2006年9月11日,服刑两年后的吴志剑以“保外就医”获得暂时自由。他抓紧时机,继续玩弄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其手法更加老练,敛财的胆子也更大。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成立了中国神舟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国卫讯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卫通网络通信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博大晶深科技有限公司等一系列公司,并在福田区财富广场、光大银行大厦等高档写字楼租下据点,对外谎称这众多公司同属一个集团,又从属于原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即“中国卫通”。

尽管吴志剑们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几家公司两年的营业额加在一起只不过9万元。然而,他们决心将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进行到底。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董事会”未经国家证券监管部门许可,以卫通网络通信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名义,向不特定客户推销香港上市公司亚洲电信媒体有限公司股票计8000万股,获得资金5000万元。同时向不特定客户发行中国神舟原始股,同时以亚洲电信媒体有限公司停牌无法过户为由,诱骗部分已购买该公司股票的客户转购中国神舟公司股票。

2009年2月27日,被告人吴志剑再次在深圳中院接受审讯。法院查明,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被告人吴志剑等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共涉及127人,涉及销售股票万股,意向认购金额合计人民币万元,收受款项万元。此案仍在审理之中。

吴志剑身为囚犯,仍然能够空手套白狼,并且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套到了不菲的白狼,其手法是,利用他儿子吴耀均开众多的皮包公司,并拉大旗作虎皮,非法发行原始股,打造上市后涨20倍的诱人陷阱,使众多善良的人上当受骗。这比正规上市公司的欺诈­性­质更加隐蔽,­性­质更加恶劣。

也许吴志剑希冀如史玉柱一样的再搞潜规则,一跃而咸鱼翻身。然而,史玉柱毕竟是史玉柱,吴志剑毕竟是吴志剑,前者是改邪归正,后者是继续为非作歹。同是空手套白狼,命运是迥然不一样的。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吴志剑式人物?为什么他们空手套白狼如此得心应手?他们空手套白狼到底还能套多久?

温瑞芬:构建虚幻的软件盛宴(1)

温瑞芬,不是个富翁,她只是懂得享受奢侈生活,懂得挥霍别人的钱财的女人。但是她在自己编造的神话故事中确实引领了有关财富的潮流。她是企业老总,她挥金如土,她背景神秘,最重要的是她制造了一个行业的虚幻盛宴,并且让所有的人“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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