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庄园》远比《一九八四》更有文学价值，这并不是说前者一定就伟大于后者，而是说，《动物庄园》中关于权力和欺诈的人类共有的内真实更有一种永久的普遍意义。还有与此相类似的许多带有狂欢、夸张、反讽的那些小说家与他们的作品，如米勒的《北回归线》、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金斯堡的《嚎叫》等，无不在外真实上缘于三分因为、七分所以而失真，却又在内真实上获得真实的平衡而巨大成功。

内真实是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一股强劲的人心寒流，它区别于十九世纪文学，支撑了二十世纪文学的各种流派与旗帜。他们本身的差别在于，有的作家在展示内真实时是奋力在人的个体上（如意识流写作），有的作家在展示内真实时是奋力在集体、种族或人类共同体验到的心理经验上（如米勒的写作）。但把内真实转化为小说的内因果时，这个内因果在他们的故事中，则为局部的、条件的和写作技巧的，并未如零因果和半因果那样真正地统治写作，成为伟大的文学观和世界观而成为一场世界文学革命的动因呈现在文学的现场。也正因为如此，内因果写作，在二十世纪文学中受孕之后，给后来的写作终于留下了新的空间与可能。内因果——灵魂的真实与­精­神的现实在客观生活中的运行，也许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孕育着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神实主义”写作。

3内因果的可能­性­

对内因果写作经典的寻找——如同去寻找亦如零因果之于卡夫卡、半因果之于马尔克斯、全因果之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等那样伟大的作家和他们成功的典范作品还有所困难的话，兴许，那也正是上帝留给文学生存与发展的新的空间。我们从米勒那儿看到了故事中鲜明的、独有的内真实，但那个内真实最终随着尤索林的脚步，走向了半因果和全因果；从伍尔夫那儿感受到了虽然零散、杂乱却更为具体的内真实，然而，这个不一样的内真实却是一面在故事中向既有的因果逻辑消解、抵抗与挣扎，逃离事物因果，犹如要逃离一场传统之薪的巨大火灾，另一面，当小说最终从故事中无法真正逃离时，又不得不向全因果忸怩地靠拢和妥协。

终于，内因果逻辑在他们的小说中如同湖面的气泡，从不经意中显露出来，旋即又很快在既有的因果中消失。那个——在情节与人物的进程中依靠内真实推动人物与情节变化的内因果小说——使我们无法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列举出来。这样一个有示范意义的伟大故事，要么只是一个酷爱文学的人的一次带有神经质的幻想，亦如患有­精­神病的人在­阴­雨连绵的雨天，从他的头脑升起的一轮金­色­的太阳，硕大、光芒，但却是不真实的存在。要么，这样的作品已经存在，只是因为我的无知，总是错失阅读之机，如同错失与情人的约会。还要么，那样有全新审美意义的作品，正隐躲在世界上某种语言的角落，那些以­操­持各种语言为己任的众多作家们，都正在捉迷藏般努力地寻找和捕捉。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那个总是让我记不住名字的巴西作家，有一篇几千字的­精­短小说《河的第三条岸》《河的第三条岸》，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1908-1967）的短篇代表作，十年前我在无意中阅读之后，这篇小说就再也无法从我的脑际抹去，仿佛一个被困在孤岛上的人，听到了来自茫茫大海的一声轻微模糊的搭救声。一边怀疑那是细微自然的海音，不会成为把我从孤岛带向海岸的救船，一边又在绝望中忘不掉那似是而非、遥远而模糊的声音。每每在我想到内因果那三个会被同仁视为空谈、概念的字眼时，那篇小说就会如悠悠之流，涓涓地从我的记忆中汩汩淌来。

河的第三条岸

父亲是一个尽职、本分、坦白的人。据我认识的几个可以信赖的人说，他从小就这样。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比谁更愉快或更烦恼。也许只是更沉默寡言一些。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在掌管着我们家，她天天都责备我们——姐姐、哥哥和我。

但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父亲竟自己去订购了一条船。

他对船要求很严格：小船要用含羞草木特制，牢固得可在水上漂二三十年，大小要恰好供一个人使用。母亲唠叨不停，牢­骚­满腹，丈夫突然间是想去做渔夫或猎人吗？父亲什么也没说。离我们家不到一英里，有一条大河流经，水流平静，又宽又深，一眼望不到对岸。

我总忘不了小船送来的那天。父亲并没有显出高兴或别的什么神情，他只是像往常一样戴上帽子，对我们说了声再见，没带食物，也没拿别的什么东西。我原以为母亲会大吵大闹，但她没有。脸­色­苍白，紧咬着嘴­唇­，从头到尾她只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出去，就待在外面，永远别回来。”

父亲没有吭声，他温柔地看着我，示意我跟他一起出去。我怕母亲发怒，但又实在想跟着父亲。我们一起向河边走去了。我强烈地感到无畏和兴奋。“爸爸，你会带我上船吗？”

他只是看着我，为我祝福，然后做了个手势，要我回去。我假装照他的意思做了，但当他转过身去，我伏在灌木丛后，偷偷地观察他。父亲上了船，划远了。船的影子像一条鳄鱼，静静地从水上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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