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重庆人的文化基因混合了社会问题，就会使黑社会组织滋生。在重庆的历史上，最容易产生黑社会的时期是流民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3000年的历史中，频繁出现战乱，受此影响，没有活路的百姓们就自然地聚集在某种信仰或者组织规则下面，逐渐形成了黑社会，一些黑社会组织由此做大，有的甚至在重庆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比如大夏国。而20世纪末，中国伟大的世纪工程三峡大坝的开建，导致数十万重庆当地人迁徙到全国各个地方。一时间，原来数百年形成的宗法社会、血缘、亲缘关系一下都断裂了，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感到不安全，又开始逐步地聚集在一起，甚至有的回流到重庆，但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这些家园已经被淹没，被迫迁徙的重庆人，再返回故乡的时候，他们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反而成为法律上的外地人，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来谋生，为了重新生活，他们需要在底层社会中找到生活的路径，而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力气。

另外，中国正在不断进行的城镇化进程，使大量农村人口逐渐脱离了土地，开始流向城市，同时因为中国特有的社会问题，这些大量进城的农民大多只能从事最底层的体力活动，为了争夺这些体力工作，往往需要依靠拳头和暴力来击退竞争对手，他们只认实力。

农村流民和城市的中底层群体如果结合起来，就会在城市里自发形成很多的暴力组织，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样的案例，古代城镇牟利­性­的黑社会结社大多与农村游民密切勾结起来，小则成为一个个帮会势力，大则成为推翻当时政府的主导力量。

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社会组织上是行政控制与宗法制度，行政控制相对较弱，但宗法网络比较强。人的血缘关系依靠土地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的亲缘、职缘、地缘关系全部都在他那一小块土地上。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口是最活跃的因素，太平时代，增长极快。人口增长，土地是个常数，必然有一些人从土地上被剥离出来。脱离了那块土地，也就脱离了相处了多年的亲缘、职缘、地缘等关系，变成身无所属的游民。流动起来的游民是古代社会最难控制的人口，很让统治者头疼。

明朝初年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紧。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就是游民出身，但他对游民现象却深恶痛绝。从明朝建国一开始，就对人口流动实行控制政策，离开家乡都得要开路条，只有商人才允许在百里之内行动，但也不能走得太远。

限制老百姓流动的政策，对社会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明朝施行的分封制度导致土地兼并加剧。皇亲国戚、宗室勋贵霸占土地，建立庄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为生存而流亡。明朝建立之初的五六十年，就有大批流民流亡四方。明正德年间，流动人口就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这些流动人口中的许多人成为活跃在中小城市的游民。游民在城镇里，弱者被人践踏，强者则成为犯罪分子。

游民中的强者组织起来，不仅平民百姓心战胆寒，就是官吏也怵他三分。

大中城市是皇权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如果游民闹得不大，官府视为癣疥之疾时还能容忍，一旦成为心腹之患，必会全力打压，真正秘密结社很难在大中城市长期存在。因此秘密会社大多生存和活跃于一些新型的小市镇。

新型小市镇是人口激增、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产物。这些小市镇在明清时期是吸附从农村流离出人口的大户，因此也聚集了大量的游民。这种小市镇也是皇权专制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一些秘密结社在这些地区活动是不奇怪的。

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是游民，他们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还是谋生并追求享乐生活。大部分帮会主要做的是两件事：一个“文差事”，一个“武差事”。“文差事”是做局诈骗，“武差事”就是抢，都是弄钱。这些事情跟政治实际没什么关系。

这样的组织一般被称为黑社会。它实际上做了很多危害普通老百姓利益的事情，这样的组织是处在最底层的、带有暴力­性­的团体。

重庆和四川地区的流民社会是当地一个显著的标志。自南宋以来，重庆商贸码头的历史绵延近千年，60%的居民都靠着码头吃饭，爬坡上坎、肩扛背挑。这是靠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比起一般的城市，重庆更具有抱团意识和人情味。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重庆是抗战的大后方，当时陪都重庆中央机构林立，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员大多腐化堕落，­精­神萎靡不振，极度需要利用赌博来获取心理刺激。当时，达官贵人聚居的歌乐山、山洞等处，一些官太太邀约结伙，公馆别墅里整夜麻将声不断。旧社会中国官场恶习的遗毒被很多官员奉为官场生存的法宝。

当腐败堕落的官员、家属与袍哥组织勾结起来后，各种乌七八糟的社会勾当便在重庆各阶层社会中滋生，最普遍的生意就是黄赌毒。

后来到文革时期，重庆大武斗也是全国规模最大、最残酷的，飞机、坦克、炮艇、高­射­机枪、重机枪全用上了，埋葬死难者的红卫兵墓至今犹存，当地民风之彪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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