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在农业局的小会议室里，坐着稀稀拉拉几个人。局长老文在说话：

“……我的意见吗?我的意见是不要咋咋呼呼地搞！……科学研究嘛，要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娃儿还在娘肚子里，就把他吹得天花乱坠，这不对头。”

王超不满地说：“文老当！你说这个话，是个态度问题！”

文局长双眉一皱：“你们不是叫我来表态吗?当然应该有个态度啰。”停了停，又说，“这四年来，小耿的工作我是了解的。他这个人，我也是清楚的。眼下，新品种是红是黑还不知道，你们就准备这样大宣传，又写文章又照相，他是不会同意的。……再说，我弄不明白，四年里，王超同志，你对小耿的工作一向不闻不问，十分冷淡，为啥子这一阵倒突然热心起来了呢?……”老文的脸，由于气愤，都涨红了。同时，剧烈地咳嗽起来。

王超耐不住了，终于拿出最后一招：“县革委会况副主任讲了，这件事要宣传。责成农业局办，没得价钱讲！……宣传部老余也在这儿，请报导组、广播站、文化馆大力协助……”

文局长站起来，说道：“好吧，但有一条，农业局是尊重科学的，不能说谎话。”他转向旁边一位年轻女同志说：“小陈，你们办吧。”

小陈非常高兴：“局里抽几个人呀?”

“就你一个，不少了！”老文说，“我们局出面搞的一切文字材料必须交局党委讨论。你记住！”说罢，向我招了招手。我们离开了会议室。

出于一种想要看看小耿的心情，我决定到柳溪去一趟。我向部领导请示，回答是：“可以去。但要尊重科学，不要上人家的当。”

第二天一早，农业局的小车开到宣传部门口。车上坐着风度翩翩的王超，还有那个叫小陈的年轻女同志。今天小陈脱下了那件黄军便服，穿上了一件­色­彩雅致的呢外套。并不难看的脸显得容光焕发。

路上，王超像个老熟人一样对我谈话。他告诉我：这一回，决心把小耿“树”起来，叫他“名扬四海”。这位“委员”，说话是不管选用词句的，有点信口开河。一会，他又告诉我：“老余，你们写小说的人不但不懂政治，而且也不懂得人的私生活！你愿意听听小耿的恋爱故事吗?可有意思啦！”

小陈的脸红了，啪的一巴掌打在王超的膀子上。王超却不理她，自顾说：

“这位，”他指一指小陈，“小耿、还有我，我们三个是老同学，一块儿来的。小耿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我呢，学的是技术，却喜欢搞政治……”

小陈挖苦说：“所以你当了‘委员’！”

“至于小陈呢，”王超继续说，“介于两者之间，都喜欢，什么都想摸一摸。唉，这些年来，我们的学者小耿，可把她折磨得够苦啦！小耿不知道女同志的心，他不懂爱情！……不过，小陈可好哩，等呵，等呵，如今可算等出头啦！小耿的新品种成功以后，很快就可以调回来。那时候，他们的矛盾就解决啦！……”

他还说了些什么，我无心听了。我注视着车窗外面的山野。柳溪的秋天是美丽的。天空又高又蓝。空气里荡漾着新粮的香味。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冈丘，漫山遍野的棉花，大都收起来了，地里一蓬一蓬的棉秆上还吐着星星点点的白絮。山边的岩石上，房屋的土墙上，不时闪现出一幅幅大字标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柳溪河，波光粼粼；小桥上，一队队担棉花的队伍，倒映在水里。

公社党委书记老沈同志虽然早晨已接到王超的电话通知，但对于这位委员同志的到来，似乎有些冷淡。喝了一杯开水之后，老沈便和我们一道向后山五队走去了。

翻山越岭，王超和小陈渐渐掉在后面了。

老沈脸­色­­阴­沉地问我：“你们这是啥意思?又来吹牛皮了吗?”

我说：“谁知道是啥意思?呃，小耿这些年究竟­干­得怎么样了呵?”

“怎么样?哎，­干­得可苦呵！”老沈同情地说，“这些年，他们农业局除了文局长心里还记着小耿以外，恐怕谁都把他忘了！文局长前两年被‘挂’起那阵，局里的事归王超他们管，小耿要求局里买一些装种子的小口袋，都没人理。他把工资都用到科研上去了，自己却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呃，后面那个女同志是小耿的对象吧?”

“不清楚呢。”

“唔，好像是。这几年她来过好几回。开始还不错，后来就和小耿闹起矛盾了。我听五队的社员说，有一次他俩在种子地里，她问小耿：‘你老是下不了决心回去，我们就分手吧！’还说，‘你也不看看形势。­干­你这个，一辈子也没出息，还落下一个白专道路的坏名声。你看人家王超，已经出头露面啦！’……”

“小耿怎么回答她的?”

“你还不知道，小耿是个老实疙瘩。越是气头上，他越是说不出话来。不过，大家看得出，他是不会走的。”

我们来到一个小小的保管室前面。院坝里晒满了雪白的棉花。墙上、屋檐下挂满了装棉花的小布袋。每个袋子上都拴着一个小牌，牌上画着号码。几个青年社员正忙着：一个小伙子在翻晒，两个姑娘坐在屋檐下的小桌子旁，把一个棉花瓣儿放在一块青绒布上，用小梳子梳着。屋子里有架小型的手摇轧花机嘎嘎地响，一个小伙子在满头大汗地摇。旁边还有一个穿蓝花布衬衣的姑娘在忙着过天秤，打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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