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甘大爷二十年前担任过一年生产队长。因为他自己不参加劳动，却每天夜里强迫社员加班，­干­通宵；队里的生产搞得一团糟，社员意见很大，结果队长落选了。但是据说没有什么“大错误”，就给他仍保留着队委会委员的职务，他不­干­实际工作，自愿承担“管政治思想”，他认为那是个动嘴不动手的工作。前几年“四人帮”的理论家们像打屁虫似的穷放屁，甘大爷成了那个“穷社会主义理论”的拥护者。

其二，十年前，这一带地区刚刚架了高压线，不少的队用上了电，甘家生产队决定办个加工坊，打米、磨面，粉碎饲料。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甘大爷竭力反对。理由是：那样一来，­妇­女们收工回屋，一不舂米二不推磨，三不切猪草，­干­什么?一早上床去打呼噜么！都吃现成，还算什么庄稼人?……他的话，人家听着都好笑，可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是。他满腔激愤地说：“艰苦奋斗，艰苦奋斗，你们还要不要呀?从前的­妇­女，起五更睡半夜。就拿我那去世了的婆娘、玉成他大娘来说吧……”但是，加工坊不多久就办起来了，安上了几套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减轻了社员很多家务劳动。特别是打米机，一担谷子不用半杆烟工夫，就变成糠是糠，米是米，­妇­女们高兴极了。而甘大爷尤其看不惯­妇­女们那个高兴劲，他常常鼓起眼睛对着她们的背影说：“这一下才安逸喃！当‘太太’啦！……真是，懒人有懒福呢！……”

其三，甘大爷本人是不怎么参加劳动的，据他自己宣称，因为耳朵不太灵光，而近年来又添了个心气痛的病，痛起来的时候可不得了，不痛时又少不了要吃些药“预防预防”，加之爱喝“一两把子”酒，所以家境是并不怎么宽裕的。多亏他家里有一个憨厚诚实的儿子长大成|人了，每年里挣些工分，才不至于倒补粮食款。而甘大爷平日的开销以及逢年过节的零用钱，还得靠队上给评点补助款。公社每年的民政救济，也从来不会把甘大爷给忘掉。每当通知领补助款的时候，年轻、强壮的儿子就红着脸很不好意思，但甘大爷却总是把钱领来买些酒菜在家里，一日三餐一面喝一面正正经经地教训儿子说：“如今，不靠共产党，还靠谁呢?……”这话他向谁都说，是实话，而且正确，因此谁也提不出异议：当儿子的只是感到惭愧，想批评，却找不着更多的话。

那一次，我的任务主要是摸一摸农田基本建设的规划及各社队行动的情况。因此也没过多的打听甘大爷的事。当我就要离开甘家的前一天晚上，又开了一个社员代表座谈会，听取大伙对规划的意见。散会以后，老王对我说：

“你最好思想上做个准备——甘大爷说不定明天一早要来找你的。”

“他——找我­干­什么?”

老王笑了，说：“不论哪一回，只要上边来的工作同志，他没有不找他们谈话的。今下午他已经向我打听了你的情况：姓什么，叫什么，在哪里工作，老家在什么地方，家里还有老人没有……”

我也笑了：“真没意思！这个老汉……谈些什么内容，你知道吗?”

“嘿嘿，还不老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你听听，怪有趣的。你要不怕误了车，就只管听下去，真的，他的话能写一本厚书。”

老王走后，我一面整理文件、材料，把它们一一的清叠好，放进挎包里；一面又回想着几天来，亲眼见到过的那个甘大爷。

据我得知，甘家的人，大多姓甘，而且都有一点宗族关系。同他年岁相仿，甚至胡子比他白的，都各有一个合适的称呼，或叫“大叔公”，或叫“三伯伯”，招呼起来都不带个“甘”字。被称做“甘大爷”的只有他一个，而且是，不论本家外姓，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当面背后，大家都称他甘大爷，谁也不提他的名字。语气之间，当然并非全是尊重的意思啰！他面孔严厉，难得带个笑脸，那深思熟虑、愁眉苦脸的样子，使你想起古董店里的画像。由于他嘴角有点向下垂，圆眼睛很红，你什么时候看见他，都会误认为他是刚刚哭过的样子，其实他固执而坚强，人家说，他一辈子也没掉过一滴泪水。他走起路来，永远是很忙的，像有很急的公事要办，其实谁都知道，他从来没啥要紧的事儿。虽然是个队委委员，但实际没管半点具体的工作，大家差不多把他给忘了。刚到的第二天我参加了一次二队的队委会，会都快开完了，突然有个­干­部说：“嘿，还差一个人哩！”队长一愣，笑道：“唔，又忘了通知甘大爷呢！记­性­真不好。下次你们记着，别忘了……”甘大爷家里人口不重，老婆早死了，有一个长得英俊、朴实的儿子。他家的房子很旧，坐落在大路旁边的草坪上，很是显眼。茅草的房顶已经变黑，生起青苔来了，土墙上的泥巴，因为长久的风吹日晒，正一层一层往下落。过路的人都会惊奇这屋子的主人为什么不怕它倒下来。院子里冷清清的，没有­鸡­鸭，没有小孩子的嬉笑，没有那种点缀着每一个农家小院的、­妇­女们晾晒在长竹竿上的花红果绿的衣衫……

“这个甘大爷，他的一切，似乎都有点与众不同呢?”我睡意蒙眬地自语了一句，门外传来脚步声，很响很重。

房东大伯的孙子跑进屋里告诉我：

“甘大爷在门外头，说是要找你。”

我便起身走出大门。甘大爷站在我面前，一股酒臭味向我扑来。

“咋个的，屋里也没有生火盆么?”他进到我屋里，在靠门口最近的一张竹椅子里咚地坐下，说道，“你这位同志家住农村，我晓得，真正的庄稼人是不烤火的，正经活路都忙不完，动一动还要出汗呢，烤啥子火！……那是城头那些懒人才烤，还烧的炭呢！……”接着，他就把那些烤火的“城里人”数落了一顿，说那些人早把艰苦二字忘­干­净了。数落完毕之后。他又一本正经地说：

“今晚开了个会征求意见，是吧?”

“对，”我说。但是他显然弄错了，接过去说道：

“哎，如今社员就爱提意见！好像我们当个队­干­部吃了和样，他们对我们的意见蛮大！我就不怕，我晓得他们安的啥子心！哪个的脚指头怎么动，我都晓得。我当了二十多年­干­部，啥子都清楚！……他光娃子就图松活，好吃懒做，想开拖拉机，长个肩膀做啥子呀?他老子也不管一管他……还有那个老二，胡子一大把了，就不晓得俭省，把他家的姑娘捧上了天，要啥买啥，还买了个打衣裳的机器，怪不怪?女娃子不做针线了，嫁给人家­干­啥呵?我骂了老二一顿，是前年子的事，他和我记仇了，背后意见大得很！……队长又是个没得主见的人，别人说啥子他都跟着说啥子，还不是怕人家提意见?社员们闹着买拖拉机，他也不说个不字。幸好队上没得那笔钱，买不成，我喜欢！我们年轻时候就凭两个肩膀两条腿，如今比过去好多了，有吃有穿，还想再松活点。坐在拖拉机上凉风绕绕的才安逸哩！大­干­?白天歇两歇，黑夜不加班，算啥子大­干­?我对光娃子说：莫乱想汤圆开水喝！机械化那是人家宣传的。不要没事找事，懒人打懒主意！——龟儿光娃子他们那些人，就是怕恼火——我说，想松活去变猪嘛！一不担，二不抬，吃的喝的端拢来！……”

说到这里，他把烟杆往桌子上敲得响，很愤然的样子。我的睡意早就被他的话赶跑了。老实说，跑了这么些年农村，各式各样的人也见得不算少了，可像甘大爷这样古怪的人，却从不曾遇见过。因此，我不知道该怎样跟他搭白。

他吸了一阵烟之后，沉默着，脸上罩满愁云，一会叹了口气，像要道出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似的，望着屋顶说：“庄稼人的钱多了，柏木把儿就不想摸。想啥子?­干­资本主义！粮食多了，喉咙就变细了，粗粮吃着不受吞，净想白米­干­饭回锅­肉­！这不是变质了吗?……从前，土改时候，八村的村文书在关爷庙的门槛底下挖得五块金圆，他瞒不过我的眼睛，我知道那是谁埋的，可他把金圆独吞了。我料他不会有好下场！结果真的现眼现报，——有了钱，娶了个地主姑娘，吃是吃，耍是耍，暗地里­干­鸦片烟生意，后来，坐班房去了！……刘家河那边有个庄稼人，单­干­时候种茉莉花发了大财，一家人穿是穿，戴是戴，下场咋样?宣传总路线运动一来就当典型！后来进了社，还天天太阳晒着ρi股不起床……”

这时，房东大伯伸个脑壳进来，说道：

“甘大爷，还不回屋睡瞌睡?谨防明天太阳晒着ρi股也起不来呢！……”

甘大爷并不气馁，他把圆眼睛一横，严肃地说道：“我们在谈工作上的事，你为啥在那里听呀?……我就晓得，上前年子我劝你自留地不准种菜秧子卖，你对我怀恨在心，意见大得很，是不是?你敢说不是?哼，瞒不过我哇！”

房东大伯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十分的开心。我也忍不住笑了一声。这一下，甘大爷认真地生起气来了。他站起身子，抓起长烟杆，说道：“好嘛！我就晓得你们对我有意见！工作同志又住在你们屋头，只管提好了！……反正我这个­干­部也不想当了，你们另选高明……”说罢气冲冲往外走，大门在他的身后砰一声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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