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在两本书中都谈到过自己对钱钟书的一些看法。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围城》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原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和现代文学的阅读中，这本书都像从来不存在过一样。我在进入大学之前，自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以及优秀作品还算是读得比较多，但我居然一点也不知道有《围城》这本书、不知道有钱钟书这么一个人。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这本书就突然浮出历史地表，受到评论界非常高的评价，然后拍成电视连续剧。紧接着，钱钟书其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像《管锥篇》、《谈艺录》这些，也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后好评如潮。

被掩盖的金子，总有浮出历史水面的一天。这种现象在文化史上还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近年来我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把钱钟书看成这个时代唯一的文学大师和学术大师，我觉得这个评价不太妥当。包括对《围城》这本书，我承认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小说，但从心底里说，读完两遍之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它。

钱钟书在写作这本长篇小说的时候，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最艰难的时刻，中华民族面临一个亡国灭种的时刻。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从海外留学回来不久，就写作这么一本书，在书中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持一种嘲讽和调侃的态度。从官员到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到最底层的民众，都没有正面的描写。小说写方鸿渐逃难的那一段，即使写到马车夫、客栈的主人、农民和逃难者，都是无一例外地抱冷嘲热讽的态度。当然，我不是说不能抱这种态度来写作，因为中国的国民­性­问题的确非常严重，但我觉得在嘲讽之后，必须还得有一种东西，一种大悲悯、一种宗教般的关怀和同情。这种悲悯、关怀和同情，在钱钟书的作品里，包括《围城》在内的许多作品里，都很难找到。

但是，我读鲁迅的作品就体验得非常真切。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就是鲁迅在写《藤野先生》的时候，其中就有寥寥的三五句话吧，写他一抬头，看见挂在墙上的藤野先生的照片，就想起当年受教于藤野先生的岁月。我读到那一段话，心里非常感动，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但是，在整部《围城》中，我没有发现有像一个这样的段落。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当与自己的同胞一起共同度过历史的苦难、一起反思残酷的现实。当然，你实在不愿意承担、你要当鸵鸟也可以，这是你个人的自由，但是你对那些艰难地承担历史苦难的人，都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局外人的态度，来进行刻薄的调侃，我就觉得这种思维有很大问题。何况还有人说，《围城》小说的人物，影­射­了当时在流亡的西南联合大学中若­干­与钱钟书不和的学者，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认为作者就太不厚道了。

八十年代末以来，钱钟书晚年的很多表现，我也很不喜欢。前两年，某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钱钟书在《管锥篇》中的一些学术观点提出批评。这是两个山东的青年学者、两个刚刚毕业的博士联名写的短文。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鸣。虽然人家是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你是成就卓著的老人，但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钱钟书处理得很不好。据说，钱钟书让夫人杨绛女士通过特殊渠道，把这篇批评文章送给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然后，通过这个高级官员来对两名青年学者进行打击和压制，导致他们的职称评定被冻结。我认为，这样做就成为一个“学阀”了。钱钟书已经有了尊崇的学术地位，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从这个事情当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内在的缺陷­性­。

问：学术界有很多人批评你的文章偏激，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答：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批评文章中认为我的观点“偏激”。什么是“偏激”？老实说，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词。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偏激的地方，我的每个观点都是经过自己的选择和思考，经过比较周密的论证得出来的。当然，因为人生经历和知识水平的限制，肯定不可能每个观点都是对的。

我回头推敲自己的几本书中的内容，确实也发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存在着前后不一样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我会不断修正提高自己。但是，我认为这些缺陷不是致命的，用比较自信的说法就是“瑕不掩瑜”。我认为，对于一个作者和一篇文章，最重要的看有没有提出同代人没有的新思路和新观点。对同一个问题，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存在。但是，这恰恰是我们这几十年来教育的最大的缺陷。对一件事情、对一个人物、对一篇文章，老师从小就告诉你，必须只能有一种看法。我认为，我自己所努力做的，就是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看法，当然这种看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启发大家，把原来一元化的思维模式给突破掉。

我的文章有缺点，有情绪化的地方，但并不偏激。我只是说出了部分的真话而已。那些给我戴“偏激”的帽子的人，其实就是那些看见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却一言不发的人。当一个孩子说出真相之后，他们才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于是皇帝还没有表态，他们就开始向孩子扑了过去、准备惩罚孩子了。（掌声）

问：现在有很多人批评说，你文章中的很多观念，只是对鲁迅先生思想的一种机械的重复。对此你怎么看？

答：我把鲁迅先生当作我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不说这叫“崇拜”，我只是说“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我的许多想法，确实是从鲁迅的思想中生长出来的。现在，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一次梳理，发现自己能够超越鲁迅的地方，确实像许多评论文章说的一样，非常非常少。我觉得这不仅是我的悲哀，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鲁迅先生提出那么多学术的、思想的、文化的、很多范畴的命题，到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没有解决，甚至连他提出问题的深度我们也没能超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中国的这几代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命运。本世纪，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就是鲁迅先生；但是，我们只有他一个人值得我们骄傲，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百年来中国最大的悲哀吗？（掌声）

鲁迅当年热情呼吁“­精­神界之战士”的产生，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能够产生一批又一批的、真正的­精­神界的战士。（掌声）

问：听说最近你与几位同学和陈平原教授一起在地理意义上“重走五四路”，这算不算是一次“行为艺术”呢？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

答：前几天我跟我的研究生导师陈平原和夏晓虹两位教授、包括我们几个同门的师兄弟、师姐妹，亲身实践了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坐车从现在的北大到老北大、也就是沙滩的红楼。然后，我们从红楼步行到天安门，接着再从天安门走到五四时候学生们烧赵家楼的地方。

在这次活动之前，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查找很多史料，画出一个当时学生游行的路线。这样才开始沿着当年的那条路脚踏实地地走了一遍。陈老师特别强调“触摸”当时的历史境况，因为仅仅看材料、看回忆录、看文字资料，始终有一种比较隔膜的感觉，如果能够沿途走上一圈，感觉肯定不一样。我们找到了许多当年的历史遗迹，像原来的美国使馆、日本使馆，现在都变成某些机关单位的办公室和宿舍了。一路上，我们不断参照当年的地图和现在的地图，不断停下来谈论和问路。走了这一趟，我自己的感受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