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想，我们今天重新走五四的道路，但是五四的那些命题，可以说已经走过八十年，这些命题实现没有呢？没有实现，我们交了一张白卷。所以，我们最迫切需要做的还是五四那代人已经做过的事情，也就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

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地、沉下心来，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我选择的是文化启蒙、文化传播的工作，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先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梳理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公民权利……表面上看，这些观念进入中国已经一百年了，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实际上还像是游离体一样，就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而不是像盐融入水里一样。这些观念还远远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中的“有机体”。

我认为，做这样的思想文化启蒙的工作，比从事一些实际­操­作的工作更重要。中国没有经过西方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法国启蒙运动这样一次漫长的文化转型，西方的文化转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几代人前仆后继地参与，工作做得非常充分。而我们呢？这一百年循环往复的历史，是暴力取代暴力的历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和战争，经济发展被打断、文化被毁灭、民众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到了最后，任何收获也没有，我们又走到起点上去了。

我赞成走改良的道路，我赞成用一步一步的、渐近式的方法，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改良不改良，这件事不是知识分子说了算，而是权力者说了算，愿不愿改良还是他们的事。就像晚清时候，知识分子发动戊戌变法，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阶层却不愿意出让一点点的利益，他们把改革扼杀在摇篮之中。

前一段时间，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对五四运动进行一种所谓的“反思”，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刘再复和李泽厚，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说五四运动带来激进主义，救亡把启蒙压倒以后，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变成一种纯粹的政治层面的­操­作。从这个角度出发，海外的一些学者，甚至在把五四运动否定掉以后，把历史再往前面推，进而把辛亥革命也给否定掉了。李泽厚在前两年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把中国推向一个激进的道路，实际上使中国倒退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并不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把中国推向一条激进的道路，而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腐败的满清王朝，他们坚决不愿意走改良的道路。戊戌变法难道不是一次很好的改良的机会吗？结果怎样呢？戊戌六君子连人头都落地了。不是孙中山、宋教仁他们不愿意走改良的道路，而是专制政府断绝了他们改良的希望。他们的革命是被逼迫出来的。怎么能够轻轻放过对慈禧的谴责，而片面地指责孙中山他们呢？只要满清王朝有一点的自知之明，主动进行改良的话，也不至于爆发辛亥革命了，中国社会也许会走向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他们自己把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走的机会放弃掉了，他们自己把希望扼杀在摇篮中。最后，导致的结果只能是那样的，只能是以暴易暴的。

但愿中国的未来不要再发生同样的悲剧了。

问：有人说你是中国大陆的李敖，你同意吗？

答：这个说法我是从来都不同意的。这是书商进行的商业包装、商业炒作。书商遵循商业的原则，他要想方设法让一本新书、一个新人被市场所注意、所认同，所以他要采取这种夸张的、不真实的说法。书商将我与李敖和王小波排在一起，我觉得我跟李敖和王小波都扯不上关系。对于这种广告术语，我建议大家不要太当真。

我可以告诉大家《火与冰》的出版过程。我是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独立的思考和写作的，到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积累了将近一百万字的东西。这些文字在同学和朋友中间被广为传抄，也受到包括钱理群教授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的肯定。但是，结集出版却相当困难。我做过一些努力。虽然我说过自己是“为抽屉而写作”，报刊发不发表我仍然坚持写，但我还是认为，有出版的机会依然要去把握和争取。在经过几次努力都失败以后，我就只好把文章放到抽屉里了。

到了一九九七年九月底，在北京召开一次鲁迅思想的讨论会。那时，我刚上研究生还不到一个月，钱理群老师把这个消息通知我，让我去参加。这在学术界是破天荒的一件事情，因为参加类似的学术讨论会的，基本上是那些在学术界很有地位的中老年学者，而我那时候刚上研究生一个月。钱老师告诉我，他希望在会上听到一些青年人对鲁迅研究的看法，让大会吸收一些新鲜的血液。

在这次会议上，我就把一些打印的手稿给了与会的一些学者看。其中，有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先生。孙郁先生跟出版商贺雄飞认识，他知道我还没有找到出版社，便把我的书稿推荐给了贺雄飞。贺雄飞看了以后，非常希望能把这本书出版。他觉得这本书既有文化价值又有商业价值。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他认为我当时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刚上研究生的学生，外界没有人知道，如果不对这本书做一点包装的话，在商业上很可能难以取得成功。所以，他从商人投资的获得回报的角度出发，对这本书作了许多“包装”，这些包装有不少过火的地方，包括像称为“北大怪才”。我对这个说法也是深恶痛绝的，我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没有哪个称得上“怪”的地方，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啊。（笑声）从我的人到我的文章，没有任何一处能和“怪”这个字挂上钩。但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和炒作的需要，书商坚持要这样做。我无法左右，也能够部分地理解。现在对我的批评，有很大的部分并非对我的观点的批评，而是对几本书的包装、商业宣传的批评。

我再次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为什么要作出这些妥协和退让呢？我有自己的原因。我想谈谈对“炒作”的看法。说到“炒作”，我们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个有贬义的词，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既没有褒义也没有贬义。说“炒作”，关键看它炒作的对象是什么——假如炒作的是一部内容比较好的、有价值的书，那么炒作就是一种好的行为；假如炒作的是一本很坏的、毫无价值的书，那么炒作就是一种比较坏的行为。我们不能完全把商业运作的东西排斥在外，而应该对它有一分宽容、有一份理解。这种商业的手段，在今天有它的价值，不然，在汗牛充栋的出版物之间，读者哪有时间和­精­力自己去辨别呢？好的东西就应当宣传、就应当让大家都知道。但是，宣传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度”，不能让人家反感。我认为，贺雄飞某些时候做得比较好，某些时候做得不太好。当然，中国的图书市场还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中国的书商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让我们一起努力。我的几本书全部都是通过书商­操­作出来的，这在中国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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