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如上次大战，交战国人对于敌人都有其胜负的预测，中国人战时对于敌人日本亦是一样，但中国人更有其从天道悠悠来看这场战争，所以那回也是惟独中国人能观察得天下形势最准确。现在亦是中国人都感知核兵器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已在不远，而他国人则尚看法不一，他国人今年来骤增危机感，电视上报告法国人口的一半以为大战要来临，但虽如此，亦他们只是就事件的情报的判断，不像中国人还有天道。天道要劫毁是远比事件的严重程度更是决定的。

预知则有心理准备。譬如日本人有瀑布修行，寒天立于瀑布中，让瀑布夹头夹脸冲击一身，约诵《般若心经》一遍乃至三数遍的工夫，亦不致生病，而若人在不留心时身上被泼一盆冷水，那就容易受冷成病。对于一个时代的劫毁之来，亦是预知者比不曾预知者要强得多。

中国史上的革命是为对应天道劫数

孟子讲先知先觉，是比旧约里先知的因于神示者不同，亦不同于佛经里说的觉，佛的觉没有致知。孟子说的先知先觉是《易经》

的，因于文明的理论学问的。

生物有预感能力，因为生即是识，生即是感。春气始动，霭光水­色­就不同，此不能单从科学的理由来解说，而是云气与水也是有感的。至于有生更有命的动植物等则更有感还有知了。但至人类，知识的堆积渐致把直感的能力萎缩了。惟中国文明能开头即把这点来理论学问化，即是《大学》讲的格物致知。格物是以感，感得了还要知其所以然之故，而于以行事与制器。

中国史上的先知先觉者，其背境是万民亦皆有高度的知觉，

不是孤单寂寞的。当然先知先觉者是极少数，譬如当年国父孙先生的提倡革命，初时不易得人听信，但也到底国人起来了革命的大行动，出现了民国，不比旧约里的荷马史诗里的先知的到底无功。亦与近代西洋史上的革命领导者及革命群众不同，因为中国的革命是革天命，有着个“天”字，而西洋的革命则只为人事的功利，没有个“天”字，没有天意的讲不到先知先觉。

可别以更明白的二事例来说明。如中国史上的每次民间起兵，皆不为制度功利，而只为人心感到了雾数，天意要除旧更新了，这里的先知先觉，与民心思反，四方风动应之，西洋史上就无其例。

清末以来的革命虽与西洋的革命有相似之处，但是有着革天命的这点，所以不同。

西洋人是只有事功，所以现在如美国的产国主义的所谓福利社会就没有了革命。而惟中国人不甘心于这样的没天意的社会。惟是事功的民族即单以权力的制驭方可长久维持得，但是惟中国民间必会解脱出来，不会长被压制住，因为中国人总是有着个天意以为余裕，反抗可以借用侧面的乃至反面的方式。

中国是有这样能感知天意的民间，所以出来得中国史上独有的先知先觉者。

由是可知孟子所谓先王的教化与孔子的学问的伟大，即是在于培养万民的感知能力。节气祭祀是教以对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感知，宾主伦常之礼是教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思的感知，制器作物有典章，是教以于物之品德的感知。如此，故中国虽民间亦能感知历史上有天意，渔夫樵子在山边水涘闲话，以古喻今，多是对于天下形势感的兴趣。

希腊荷马史诗里尚有讲神意，后世西洋无复希腊的神，遂亦无复史诗，惟中国一直是无论正史与渔樵闲话皆有天意，是史诗，而且天意比神意更是知­性­的。日本的平家琵琶与太平记讲谈，有个皇室，就有着个“天”字了，但是也不及中国人讲朝代兴亡之际的天意。日本人改写中国的《三国演义》，就去了这天意。

于天的感知，还有于人的感知，于人的感知是先教以孝父母，孝是对历史传统的自觉之始，孝又是对天下人明恕之始。人自孩时就会看父母的表情，察知父母的心意，父母高兴我也笑，父母不乐了我就晓得要当心好，子与父母一体之仁，是与天下一体之仁之始。所以中国人春风陌上于行路者皆有好情怀，王者无外，五族共和之基是在此。乃至对敌人亦有一种亲情，能细心体察其困难与得意，如看亲人的休戚与其短长。伺敌之动静于几微之间，如伺亲人

的乍嗔乍喜之无隔。是故知天意则知形势，知人意则知敌情。而由此可知现代人的不修祭祀与节气行事，对大自然无喜庆之感，又且是个人主义，对他人的休戚全然不感，虽有雷达与电子计算器处理情报，亦于活的形势一无所知，今即最没有像美国人的不知天下形势的了。时运好时，是像搓麻将牌，横搓也会横和，风头变了则就输个留不住了，像美国人今就是在倒霉了。

临大事是最要亲切

由此可知孔子的理论学问的伟大。孔子是以“仁知”二字来概括引伸先王的教化。仁即是感，仁是二人，与个人主义正好反对，不仁谓麻木不感。《易经》就是对天地万物之感为一切知识之始。孔子提出的就是格物致知的学问。格物是以感来格得物之象，致知是从物之象而现出形式来，于是可以为知识，可以为制作。此与西洋的印度的都不同。西洋的是以致知去格物，即是以方法论去求知物的究竟，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以数学的方法不能处理无理数，以物理学的方法亦不能说明素粒子的所以然之故。冈洁从其研究数学的体验，数学上的大难题不能以方法去发见答案，而是要

以直感得了答案的法姿，亦即是物之象，从而生出新的方法来把它写成方程式，亦即是物之形。汤川秀树说他在物理学上的发见的体验，亦是先有结论，后有证明，即是格物在先，致知在后。

而印度的佛教则是格物而不要致知，此所以没有建设。要致知才能制作形式，文明必是有形式的，而印度文明于形式贫绌。至于西洋根本不能格物，所以一直是无明。

《大学》里说的“格物致知”，即是《易·系辞》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万物万事的所以然之故是卦爻之理，简单的说即是易理。中国是有易理，所以不讲西洋的那种逻辑与辩证法，亦不讲印度的因明学。

易理讲事物的所以然之故，先是悟得此事物之象，《易经》说是卦象，而西洋的辩证法却是入手即从事物之形（物质的运动的形态）。如画一枝花，他们不知花之象，而只知花之形，画了出来的不是真的花，他们亦觉得本体有问题，而说成唯心的，唯物的，但唯心的与唯物的都到不得物之象，都画不得一枝花。所以那辩证法开头即已注定其不是创造­性­的了。创造­性­只有是生命的。《大学》先讲格物是格得物之象，跟着讲致知，是知物有本末先后的顺序，与上下左右前后的位置，这就是生命的。西洋人说静止的辩证法与运动的辩

证法，却不知该是生命的辩证法。而中国根本连辩证法这个名词亦不用，因为万物的生生变易即是一切，是自证的。辩证法却是以观念论来他证，于真实的物有疏隔，所以不亲切，只会徒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