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

我嫁到秦家的当天晚上并没有与丈夫合桊。当天晚上，有两个戴瓜皮帽、年约26、7岁的人来找丈夫，他就把他们带到书房里，一直谈到深夜。中间有两次我去送茶，听他们在谈什么“清政府腐败，列强要瓜分中国……百姓太苦了，孙文的三民主义能救中国……”，等等。忍不住好奇，我就问：“什么是列强？”鹤寿看我一眼，回答：“列强就是世界上的几个大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那谁是孙文？”“孙文就是孙中山先生，是我的师长，在日本的时候就认识的。”“那三民主义呢？”

鹤寿犹豫了一下，温和地说：“好了好了，别问那么多了，现在我们有事要谈，有空的时候我再给你讲。”

那时鹤寿脾气很好，对我从来都很耐心。他家是大家庭，他在家行二，上面有一兄，下面有四弟一妹，因大嫂有病，所以家政的事便落在了我身上。好在我在娘家也是管家的，对那一套倒是轻车熟路，但即使这样，我仍然常常感到累。我原想他家清静，可以读读书，学学琴，没想到六房兄弟都住在一起，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清早起来便要打理一天的伙食烹调，检查清洁卫生与厨务，四季的年节寿诞，装修布置，栽树养花，样样都要想到。每逢夏初，便要翻晾­阴­了一冬的呢绒绸缎皮毛中西服装，还有大批的书籍字画，每年要做上一二十坛霉­干­菜、泡菜、豆豉、豆瓣酱、甘草梅，逢年过节，要酿酒、腌腊鱼腊­肉­，做香肠、蜜饯……什么油子糖、冬瓜糖、米花糖、桔饼、蜜枣……平常还要抽空交际应酬，晚上还要登记帐目，缝纫绣花──虽然秦家佣人很多，可老人的规矩，样样都要媳­妇­亲自­操­持带领，一样做不好，人家也要笑话。大嫂便是那样累跨了的。现在得了­干­血痨，脸­色­腊黄腊黄的，有时候甚至神志不清。我虽年轻，也是一天下来，累得话都不想说。不过，我努力把每件事做得尽善尽美，很快赢得了一家六房的尊敬。每次回娘家，妈都心疼地拉着我说：又瘦了。不过妈也说，女人都是这样咬牙过来的，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嘛，熬出来就好了。

鹤寿大概是人缘很好，每天都要来朋友。一聊就聊到很晚，丈夫不睡妻子是不能睡的，每天我为他们添茶的时候，都困得迷迷糊糊。开始的那种好奇心早就消失殆尽。偶尔有一天鹤寿早些休息，我便发牢­骚­：“我小时候只读了几年私塾，原想嫁你之后，再上几年学堂的，谁想给这一大家人当佣人？！”鹤寿就笑：“上学堂有什么难？现在是困难时期，你先支持我两年，将来情况好转了，我还想让你去日本留学呢！我可以陪你一同去，让你接受文明教育，怎么样？”我喜欢得话也说不出来。那几年，每逢累得不想动的时候，便想起“去日本”的承诺，我把这句话当作无价之宝埋在我的心里，可是这宝贝被岁月尘封、长霉、烂掉了，象别的允诺一样，鹤寿的话从来不曾兑现。

在那年的秋天出了一件大事，打破了我沉闷的生活。那一年是宣统三年，旧历的辛亥年，那一年，宣统皇帝被推翻了。正是鹤寿说的那个孙文，建立了中华民国。那些日子，鹤寿满脸放光，眼睛里充满了希望，总是对我说：“等着吧，好日子在后面呢！”那时，街头巷尾的人都喜气洋洋的，男人的辨子好象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女人也可以不必缠足了，人人都说：“这下好了，民国了。老百姓要过好日子了。要自由平等了。”

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人倒是大变了。民国七年，我生了个女儿，取名若木，好看得很，但是鹤寿连一眼也不看。直到几年之后，我又生了个儿子，鹤寿才高高兴兴地为儿子取名“天成”，那时，鹤寿做了陇海铁路局机务段段长，一家四口迁到了西安，总算过上了“小家庭”的生活，住一栋很大很漂亮的宅院，四个丫头两个厨子三个老妈子两个当差的，人口简单得多了，但是我所盼望的那种生活并没有来临，相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鹤寿吸上了鸦片，还常常摆花酒，把戏子带到家里来。跟他吵了无数次没有用，我就迷上了麻将。他玩我也玩。鹤寿的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板凳摔东西扔烟枪，两个孩子稍有顽皮，还要罚跪。看到他这样子，我便存了个心眼，省吃俭用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加上过去的嫁妆，就是有什么变故也够我们呣子三人花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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