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世界观问题。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好像“世界观”这个词还不见怎么流行，却是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于创造社一派来说，由于强调阶级意识，因此常常给对方戴上敌对阶级或没落阶级的帽子。说到作家主体方面，鲁迅并不限于观念意识，而是把它扩展到包括人格在内的整体的­精­神结构，因此总是说“人”；说到“革命文学”时，就说“革命人”。譬如说：“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他还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这种文学观，基本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他反对“趋时”，反对硬造那类“突变式的英雄”，但是，又强调指出：“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他认为，一个作者，是应当考虑到“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的”。作为一个启蒙思想战士，他不能不对文学提出进一步的道德要求。只是这一要求，不致损害文学的真实­性­，首先是主体意识的确然­性­。“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他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大的方面是国民­性­的改变，至于个人方面，则是素质的改变。个体素质的改变同样是困难的，所以鲁迅由来反对“突变”之说，虽然也不排除改变的可能­性­。­精­神结构有两个层次，一是人­性­和阶级­性­，一是意识与无意识。人­性­借阶级­性­而表现，但阶级­性­并不能代表人­性­，就像鲁迅说的，不是只有阶级­性­而已。阶级意识这东西，也不足以代表全部意识，更不要说无意识。因此必须弄清楚，所谓的“革命文学”，到底要求个人改变的是哪些成分，所谓世界观的改造，是否意味着以阶级­性­摧毁共同的人­性­，摧毁所有个人在内心建构的隐蔽王国？在中国，批判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文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知识分子就算小资产阶级吗？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就都算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思想范畴吗？对此，鲁迅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的。他说：“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他是反对贴这种阶级标签的，因为这类标签，不但于文学没有助益，反而帮了专制者的忙，增加对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压迫。

创造社与新月社——通过梁实秋——对鲁迅的论争，从左右两翼完善了鲁迅的文学思想。梁实秋唯人­性­论，­精­英文化主义；革命文学家则唯阶级论，代表“普罗(无产阶级)大众”。到了左联以后，“大众化”问题的提出，有苏联的影响，政治宣传的实际需要，但是，同时也是革命文学论争的一个延续。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唱高调的“彻底”论者，基本上重复了创造社的理论，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说话作文，越俗越好。鲁迅认为，这种倾向发展开来，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他指出，文艺不能设法俯就，这样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取悦大众，做“大众的新帮闲”，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他赞成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但并非全都如此。现在只是为大众能普遍鉴赏文艺的时代做准备，所以说，“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

论战持续了将近一年，然后偃旗息鼓。临到最后，革命文学家的理论在一个长于论辩的好斗者的面前，成了强弩之末；党组织从内部进行­干­预，也未始不是一个原因。在环境最险恶的时候，鲁迅还说要“硬唱凯歌”，这种由对方首先休战的结局，当然让他感到快意。他告诉朋友说：“上海书店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但是很快地，鲁迅就同革命文学家们走到同一个营垒中来了，这就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对于鲁迅加入左联，各式人物有各式说法，一说是投降中共，说是为中共所利用，一说是领袖欲，诸多解说，妄加猜测而已。鲁迅本人在左联成立的当月，有信致章廷谦，其中做“人梯”的自白，博大仁厚，诚挚感人。然而，他一面甘于被进步青年所利用，一面又对结盟的青年表示不信任。这才是事实的本相。即使成了“战友”，他也不忘重提这次“革命文学”的战事，且同样以令人不愉快的批判的态度出之。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如此，甚至到了“两个口号”论争时，也都仍然如此。鲁迅所以重视这次论战，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革命文学家”的左倾理论，文化组织的宗派­色­彩，运动式围剿式的论争方式，是最容易发生，而且十分危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文学”是对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反动；因此，鲁迅的斗争，实际上带有保卫五四­精­神——一场现代启蒙思想运动的斗争成果的意义。

1942年，毛泽东在战时延安作了一个著名的关于文艺的纲领­性­的讲话。这个讲话，可以说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派的观点，以及左联时期左翼批评家关于“大众化”的讨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等一些激进观点的整合。其中，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即宣传的观点，政治第一的观点，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观点，改造世界观的观点，都直接来源于这场论争，是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更系统的整理，更明确的阐述，更带权威­性­的发挥。“革命文学家”的观点所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是必然的，为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位政治家需要把文艺工具化，武器化，甚至把文艺家工具化和武器化。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一篇文学论文中，专门论述了所谓“《讲话》的构想和鲁迅的构想”问题。通过比较，他认为，两者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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