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后，鲁迅立即招致一批“文探”的攻击。除了《民国日报》等官方传媒广为传播之外，一些党刊也有了强烈的反应，如《江苏党务周刊》，即谴责鲁迅等人的自由演讲，说是“反对党的专政”，宣称在“以党治国的时代”，“一切非党员的国民，也只有在党的自由之下才有自由，决没有到党外去再求自由的道理”。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记述过一段官方反应说：“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过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为此，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而鲁迅，也确曾因为通缉的消息而一度离家避难。

为了争取自由而遭到政府的迫害，并没有使鲁迅屈服。1930年3月21日，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到加入自由运动大同盟的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原来排名在下面的，后来在印成传单时怎么会升为第2名。他说他是“本不知‘运动’的人”，凡讲演的内容也都与同盟格格不入，却为此颇遭谤议。只是，他并不以为意，表示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我要骗人》一文说的“自由早被剥夺”，也指的此事。至1936年，在给黄苹荪信中还说：“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他甘愿承当此等不自由的命运，所以，当一贯保持着师生之谊的李秉中向他表示，可以通过高层关系为他解除通缉令之后，他竟与之断交了。

左联集合的是进步的文学青年，也可以说是反叛的青年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在其关于知识分子的名著《理念人》中论述过这类知识分子，说：“大体上说，反叛就像个受苦受难的请愿团。这些反叛者倾向于聚在一起，以便得到相互支持与增援，志同道合的反叛者的伙伴关系，支撑着从事斗争的疏离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激进的政治宗派为那些摒弃他们时代主流观点的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和感情支持的重要­性­……政治宗派经常表现出相当古怪的特征，但这是不足为奇的。与周围社会的隔绝和疏离的痛苦、孤独感，即使因同伴关系而有所缓解，也经常是十分强烈的，这会导致一种——在这个世界安分守己的居民看来——近乎病态的生活和思想作风。这类宗派的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高度的使命感，和为世界驱除邪恶的秘密教义的高尚意识，也时时强有力地激发着创造­性­的想像力。”左联可能增强了鲁迅的集体抵抗的意识，但是，他与集体的关系并不密切，仍然一如既往地作着他的“散兵战”。然而，左联盟员柔石等人的被杀害，把他推向极度的悲愤之中。有诗为证：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他再度避难。此间，他为地下刊物《前哨》和美国《新群众》杂志分别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和《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抗议国民党政府。这个一直否定中国“革命文学”的批评家，在文章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使用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语词。青年朋友的血是他一直铭记着的，“暗暗的死”成了他此后一再表现的主题。后来，他因周扬等人的行为而对左联表示失望，甚至阻止萧军等加盟；但是当周扬等奉共产国际之命解散左联时，又有了行将丧失的怆痛。用他的话说，是不愿意为此“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他是决心与专制政府周旋到底的。

这样，于是1932年12月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鲁迅来说是当然的事。关于这个团体，费正清介绍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一个为###呼吁的压力集团，而那些###主要是学生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作为自由主义在个人试图对抗南京国民党政府日益独裁专横的势头，是值得研究的。国民党政府力图摧毁一切反对派的力量，压制不同意见，扼杀自由思想。这场徒劳的保障个人权利的运动，是由已故孙中山的支持者中间的几个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首倡者是孙中山的###宋庆龄和###蔡元培，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也都加盟其中。民权保障同盟宣称，它不是政党，只是一个争民权的组织，不专为一党一派效力。对已被政府定罪的人，不加歧视，努力保障他们的人权。显然，民权保障同盟是借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一词，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践踏人权的独裁政治的。孙中山的“民权”，基本上停留在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那里，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却使人权问题在中国第一次具有了西方人权观念的实践意义。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开展过各种卓有成效的活动，如营救陈独秀等###，丁玲、潘梓年等共产党人，还有其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调查南京监狱状况，声援各地争取人权的斗争，抗议希特勒派的###的暴行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平时，鲁迅不出席###，也不参加会议，包括左联的会议，但在接到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通知时是一定先期而到的。在抗议政府和争取人权问题上，他是变得愈来愈激进了。由于政府的压迫，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或者转向，或者消沉，或者敷衍应付，后来骨­干­分子只剩下四五人，这中间就有鲁迅。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突然遭到暗杀。杨铨死后不久，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经过大半年的挣扎，一个民间团体也就在白­色­恐怖中被扼死了。

在杨铨入殓的当天，鲁迅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他走时不带钥匙，实际上已经做好了随时遭遇不测的准备。接着，谣言四起，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代号，而他和杨铨的代号正好相同。鲁迅致信朋友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但他推断，此种恫吓，其中至少有一半乃“文氓”所为，所以决定不搬家，不避居，继续他的没有团体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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