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写《这样的战士》时，他是那般神气：战士只须举起投枪，脱手一掷，一切颓然倒地。其实，压迫从四面袭来，倒是比他预想的要险恶得多。好在毕竟是战士，对中国这“老社会”看得深透，而有着“韧战”的准备。就在这连发表作品的权利也遭到剥夺的境地里，他的文章不但不见减少，反而数倍于前，所以对于“周扬之流”不顾事实而责以“不做事”是十分反感的。而且，后期的文章也更锋利，更老练，更见那种“带着枷锁的跳舞”的独异风格。

《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黎烈文约稿，他明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不过是一句反话，因此决不想到这上面驰骋，但是还是写了，虽然并不确知可否登载的命运。他致信黎烈文，幽默而坚定地表示说：“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换一笔名，图掩人目，恐亦无补。”后来，张梓年代替了黎烈文而主持《自由谈》，再向他约稿，他作诗答道：“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他说他制作不了甘美的作品，做不成“莲花六郎”那样的漂亮人物。这种反抗的态度，在他那里是始终不会改变的。斯宾诺莎曾经说：“强制言论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统治者们越是设法削减言论自由，人们越是顽强地抵抗他们。”鲁迅就是这种抵抗的代表。所以，要说鲁迅，就首先要说到反抗­精­神，说到“骨气”；而这，无论如何要使统治者感到头疼的。

然而，文网遍于国中，鲁迅不能不找寻“钻网”的法子。事实证明，他是世界上一流的游击专家。首先是使用笔名。他一生共使用笔名140多个，仅1932年到1936年四年间就多达80多个。一个作家笔名之多，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首屈一指的。有的笔名很有深意，如“洛文”，就是党棍赠他的“堕落文人”的谐音的缩写；“越客”有复仇之意；“何家­干­”更妙，模仿检查官口气，颇带角逐的悬念。笔名的使用，与正文往往有着有机的联系，增强了文章的内在张力。官方检查机关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写什么”上面，鲁迅则避其锋，更多在“怎么写”方面用力，迂回逼近目标。一道固定的题目就可以限制作家的么？《自由谈》迫于形势，曾经刊出“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鲁迅便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但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不也是涉及风月的一联古诗么？可见任何材料，都可以作为思想的载体，封锁不住的。就拿自己做的杂感来说，他谈历史，谈文化，谈典故，谈洋人，题材似乎距离中国现实十万八千里，其实无一不息息相关。在文风方面，比起《热风》时期的哲理化和《华盖集》时期的论辩­色­彩，这时的文章明显地更趋曲折隐晦，至于旨意，他是决不肯自行加以掩盖的。但是，这样一来，又难于瞒过嗅觉灵敏的叭儿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于是办“地下出版社”，自费印书。如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瞿秋白文集《海上述林》，还支持叶紫萧军等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奴隶丛书”。非法出版，却也安然无事，专制的铁掌总算留下了漏光的缝隙。

在重新发表或出版的文字里，鲁迅不忘在被删的地方加印黑点或黑杠，以示被删过的痕迹。这也一如他在别的场合里说的，一以作黑暗和挣扎的纪念，二是特意给留下“党老爷的蹄痕”。

过于强大的压迫毕竟要使人受伤。以一个人的力量，如何可能敌得过一个政府呢？鲁迅在说到《病后杂谈》被删到只剩第一段时，便说：“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眼见他的文章到处遭禁，只好慨叹道：“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晚年不时流露浓郁的乡愁，好像与战士的状态颇不相称似的，由此可见战斗的艰难。他所以如此作“归去来”之想，无非是在极度动荡的境遇里渴求些许的宁静和慰藉，当是出于生理保护的一种本能。他写唐人李贺的《南园》诗赠人，诗云：“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同一天，又自作诗云：“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他再度想起日本，都因为有留学时那段自由言说自由论辩的记忆。清党后在翻译日本杂文《书斋生活与其危险》所作的附记里，他便曾经这样感叹过：“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在《〈引玉集〉后记》中，鲁迅说：“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漠和破坏。”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文人们却在一味地抨击杂感，做现代主义文体实验，提倡学习《庄子》和《文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讨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诸如此类。对此，鲁迅指出：“‘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记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他认为，必须有这样的进一步的追问。他说：“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整个文化生态环境遭到了毁坏，尤其是知识分子作家的状态，在专制主义的恐怖之下，已然失去了正常的思考和创造能力。鲁迅的悲愤并不限于个人际遇，他的心是广大的，深知个人与时代的命运扭结无法拆解。所以，在他痛苦之极时，只好叫道：——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除了反抗，鲁迅的存在还有什么意…

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并不是谈历史的，只是把鲁迅这个人放在他的时代试图去理解他，而且从文章的分节看来，时代中的鲁迅和鲁迅的时代都已经经过解读，用林.贤.治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所以写读后感也就是透过《鲁迅的最后十年》看林.贤.治。老涅对此文中技术­性­的东西暂时不感兴趣，也无意面面俱到，想说的无非是读后心中沉渣泛起，想到的一点东西。要真地认真写读后感或者评论，需要作更多的阅读和研究，这种读书心得似的东西，就该写就写，该停就停。

是的，鲁迅最大的特点是反抗，直到反抗自己。所以林.贤.治的文章虽取名《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心思想却是要回答这么个问题：除了反抗，鲁迅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老涅的理解没有错，文章似乎是把鲁迅反抗的行为归结为某种个-人-主-义的立场，然后这种个-人-主-义的态度成为出了反抗之外鲁迅存在的意义，也就是后人能够从鲁迅的存在中得到的影响。但根据文章中的介绍，鲁迅极其重视个人素质，而且对自我的定位是一个捍卫自己生存的奴隶。想起以前看到的有人说鲁迅信奉的是个人意志力，不仅对这个中心思想有点疑惑。即使鲁迅真地能够被认为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实行者，这种个-人-主-义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因为看起来这是一种由鲁迅特­色­的个-人-主-义。如果读者可以把这种鲁迅特­色­的个-人-主-义理解为就是林.贤.治的个-人-主-义，鲁迅的存在只是障显了这种个-人-主-义的重要­性­，这解释就更有必要了。

这是我对文章中心思想的理解和疑问，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明白了林先生的意思。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比较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文章的最后用了一句很俗的话给鲁迅定位：“民族魂”，我不是很喜欢。这世界上有没有某个人或者某个东西可以叫做民族魂值得怀疑。诗意的标签往往让我们用不一定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对象，我希望这只是林先生诗意的表达。在我心目中，只有我的魂灵是真实的，独一无二的，日日夜夜陪伴着我，和我对话。对他人的魂灵，沟通的经验告诉我，他们是存在的，但我并不是每一个都明白，因为他们也都是独一无二的。至于民族魂，我仅仅想象过它的光辉和美丽，但它飘飘忽忽，以至于我不得不下了结论，没有这个东西。我虽然也尊敬鲁迅，可如果他是民族魂，而我是这个民族的一员，这是否意味着我的魂灵只能是他的魂灵的一部分了？我想我应该完全拥有我的魂灵，不应该和任何人分享这种所有权。我在认真地这样说，没有故意和林先生过不去。

看起来似乎老涅是反对林先生对鲁迅的解读的。其实不是的，正相反，很佩服这篇文章，因此也很佩服林先生。李慎之鼓吹自由主义，却很少解释他的自由主义，至少没有用真材实料解释过；鼓吹个-人-主-义，却只是偶尔提及，没有系统的阐发。林先生无论如何，是在试图给个-人-主-义提供一个起始的基点，而且笔下带着感情，让人感到他内敛的激|情。我的疑问只是表明我的疑惑，首先我不知道把鲁迅解读成一个个-人-主-义者是不是拔高，其次似乎林先生理解的个-人-主-义和我理解的不是一样的。无论是谁，包括鲁迅，对事物包括专制与民主，民族和国家，书报检查制度的观点只能是意见，真理总在想抓住它的时候逃离。假如通过对鲁迅的解读，林先生想要表达的是他的个-人-主-义的话，我只是想问一下林先生的个-人-主-义是不是就是文章中鲁迅的个-人-主-义。因为这似乎才是文章为什么要回答出了反抗鲁迅的存在有什么意义的理由，而反抗看起来是鲁迅的个-人-主-义的最主要特征。

老涅知道这么问有点不公平，因为仅仅读过着一篇林先生的作品而已。不过不妨碍下面我继续自说自话。问题还是一样的问题，稍稍具体一点：除了反抗，作为个-人-主-义者的鲁迅存在的意义还有什么？

鲁迅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的确是反抗。没有反抗，这惨淡的人生和世界也就无法呈现出它惨淡的真相。突围，战斗，韧­性­，不宽恕。鲁迅确实是反抗者的榜样，不屈服的英雄。不过另一方面，和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同，我觉得恰恰要背对人生才能真正实现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存在。如同鲁迅所认为的，黑暗是现实，光明只能是未来。可是面对着黑暗，圆睁双眼，要对着黑暗做批判，通过批判黑暗，希望光明的实现，不真实。人生总是黑暗的，饥饿，死亡，压迫，仇恨，批判者自批判，然而现实既然如此，它便永远如此，“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勇气在现实的存在面前丧失意义。爱因斯坦坚持的他的真理，我不觉得他是在批判。他只是坚信他的道路将引领他到自由，而自由是他赋予自己也赋予他人的终极价值。世界是如此组织起来的，个人如伊比鸠鲁的原子，自由是命运之下人的必然和必须状态。引用一句《新约》里的话吧：“你们必通过真理获得自由”。通过真理获得自由和通过批判获得自由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面朝终极，背对人生，而后者是直面人生，摸索终极。我不知道后者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但认为人生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无意义的，黑暗是他的本­性­也罢，光明是他的本质也好，都没有区别。

这里又要涉及宗教，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但老涅要声明，引用《新约》丝毫不意味着我在为宗教做广告，更不意味着在神学的玄想中逍遥。我想说的非常简单，对真理的探索和尊敬是个-人-主-义的­精­神内容。换句话说，反抗如果是对德先生的呼唤，赛先生就是德先生的实质。做个赛先生的信徒，衣带渐宽终不悔，让该来临的都来就是，让鬼魅从黑暗中出来好了，让冷枪暗箭都发­射­过来好了，在寻找之中倒下比在对无意义的无意义的反抗中倒下更像是一个人。赛先生当然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具体内容容老涅思索明白之后另文细辨，对上文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答案，那我可能会说，鲁迅存在的意义，除了反抗，就是反抗的无意义，而不一定是个-人-主-义。也许这反抗的无意义能够成为个-人-主-义的基点，但不是反抗的行为本身。

不过针对这个回答，人们可能会问：既然认为人生全无意义，因此要背对，为何同时声称同意反抗，是不是矛盾？我觉得是不矛盾的。鲁迅用他的笔来反抗，因为笔是他反抗的唯一武器，同时他直面人生的态度也决定了用笔反抗的必要­性­。他是一个堑壕战的能手。背对人生也需要反抗，但这反抗可能是多种多样方式的，更经常地体现在碰撞。深沉的黑夜，繁星点点，为了寻找自己认定的星星，在人多的地方自然就会碰撞。如果碰到了，往往就会不得不战斗，仅仅是为了继续寻找的权利。用笔，用体重，用任何可能的手段，保卫自己寻找的自由。而寻找到的哪怕是一丁点的真理或者真相，也总会有抢市场的人物冲过来占据空间，于是就又需要战斗。这些战斗有可能是残酷的，如布鲁诺之被烧死。可布鲁诺是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死去的，他已经实现了人生在世唯一能够实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死让后世的人们知道，碰撞的战斗需要规则，也就是“费厄泼赖”。鲁迅先生是反对费厄泼赖的，因为他认为费厄泼赖只能是幻想，未经反抗，不会有费厄泼赖的出现。我不得不同意他可能是对的，因为这就是布鲁诺死去的原因。可是换个角度，布鲁诺毕竟没有改行做了革命者，要先反抗出个费厄泼赖再搞他的天文学。我所希望的，只是更多的个人来寻找他们的真理，用后背对着世界，如果有谁作了布鲁诺，是对他/她自由的验证，然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一个鲁迅在围攻之中的反抗。

后记：用一个下午读完《鲁迅的最后十年》，又用了更长时间想这篇文章。这三千字是老涅的回应，其中有的问题没有仔细说明。跳荡之处，虽说也没有多么复杂，仍请原谅。吾声也微，吾气也弱，以犹犹豫豫之心，成此诚惶诚恐之文。最后，呼喊一声：书生啊书生，当一切都丢失意义的时候，是否需要回到反抗，杀身成仁？因此招鲁迅之魂，鼓吹希望，提前为后来者作平安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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