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整个形势，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这种恐怖，的确随时随地同官方的宣传搅缠在一起。所以，鲁迅在抨击恐怖制造者的同时，常常戳穿他们的­阴­谋，暴露各种政治宣传的反动本质。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鲁迅公开指出，国民党掌握政权之后，省悟到一切统治手段都不彻底，惟有“大造监狱”，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监狱有两种，一种是到处都有的国粹式，还有一种西洋式，即所谓“文明式监狱”，是做给到中国的外国人看的。至于“反省院”这样的“特种监狱”，则是新近发明的。犯人在里面可以受教育，学政治，反省和写毕业论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自然非终身反省不可，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不可。文章说，偶尔遇见考完放出的“良民”，都大抵是萎靡不振的，可知这种新兴的监狱是如何地使犯人受着­肉­体和­精­神的严重折磨。《同意和解释》给专制主义换了一个说法，叫“动物主义”。“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征求同意或加以解释，都是意在宣传。“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当上司对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马克思曾经说过：“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动物主义盛行，可见在中国，着实未曾走出中世纪。五四是反动物主义的，那是走出中世纪的第一步。然而，官方却宣传说，“五四式是不对了”，“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对此，鲁迅就学生请愿遭到镇压一事写道：“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自然，压迫者也有虚弱的时候。《上海所感》揭露说：“革命者因为受到压迫，所以钻到地里去，现在是压迫者和他的爪牙，也躲进暗地里去了。这是因为虽在军刀的保护之下，胡说八道，其实却毫无自信的缘故；而且连对于军刀的力量，也在怀着疑。一面胡说八道，一面想着将来的变化，就越加缩进暗地里去，准备着情势一变，就另换一副面孔，另拿一张旗子，从新来一回。而拿着军刀的伟人存在外国银行里的钱，也使他们的自信力更加动摇的。”为将来计，他们是随时准备洗刷自己的。关于贪污，鲁迅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外国也有》一文引出古巴一则电文，说古巴政府对前总统麦查度及其旧僚属下逮捕令，并扣押其等财产二千五百万美元云云。鲁迅写道，对外国这等贪污案例的发现，“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接着说：“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提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后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政府是善于宣传的，也就是对外说谎。鲁迅在《宣传与做戏》中还举例说，如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间学校装装门面；全国有大量文盲，总得请几位博士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着几个“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总之，是“普遍的做戏”。“称‘人民’为‘反动分子’，是党国的拿手戏。”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

在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日渐扩大，“民主与专制”的论战揭开了序幕，众多学者纷纷鼓吹独裁的时候，鲁迅接连写了两篇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华德保粹优劣论》开始便说：“希特拉先生不许德国境内有别的党，连屈服了的国权党也难以幸存，这似乎颇感动了我们的有些英雄们，已在称赞其‘大刀阔斧’。但其实这不过是他老先生及其之流的一面。别一面，他们也是很细针密缕的。”极权主义的特点就是全国控制，从禁止别的政党政见之外，连一首歌是什么倾向，一条狗是什么­性­别，是否需要禁止，都要做出具体的规定。《华德焚书异同论》通过秦始皇和希特勒的焚书一事的比较，指出法西斯主义旨在消灭“非德国思想”，消灭异端，消灭科学的野蛮行为，暴露其使­妇­人和小儿永远沉沦于黑暗之中的反人类的本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第一节“关于中国的火”，里面还说到希特勒，从放火说到烧饭点灯，证明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无不以毁灭人民的福祉为目的。文章都以“华德”并提，着重点仍在希特勒的“黄脸­干­儿们”。他们为希特勒的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而兴高采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完全的沆瀣一气。然而那结局，文章暗示说，都“不必二世”而亡的。

对于一个独裁、专制、反人民的政府，鲁迅没有像热衷于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的秩序主义者那样，幻想着如何帮助政府完善体制，填补缺陷，消除隐患，无论从情感到理­性­，他都不能接受这类改良主义计划，相反极力促进另一种激进主义的改革方式，即通过革命使政府消亡。这样的政府越庞大，国家越有实力，人民失去的就会越多，直到一无所有。

暴力和恐怖剥夺了他的安全感，虚伪的宣传使他感到恶心。在同行的大量的叛卖，顺从，钻营，苟且中间，他的愤激而又不无忧伤的声音，已然遭到政府，同类，以致自己的掩盖。在他晚年的书信里，流布着黑暗，禁锢，死亡的­阴­影；许多在《野草》中曾经流露过的情绪，其实已经变换了形态重新在这里显现，这在杂感中是少见的。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又说：“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国人竟有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愤叹。”又说：“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又说：“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见而惧。”同年11月7日致山本初枝：“政府及其鹰犬，把我们封锁起来，几与社会隔绝。”这就是鲁迅所身受的境遇。次年，1月21日致姚克：“我们这里也腐烂得真可以，依然是血的买卖，现在是常常有人不见！”又有信给山本初枝说：“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典型的唐吉诃德。就在这封信里，他还很自信地说：“这种白­色­恐怖也无用。总有一天会停止的。”又次年，他再致信山本初枝时，却依然报告同样的内容，而且大有加剧之概，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政府的恐怖行为和鲁迅的反抗行动都在持续进行，犹如一场角斗，一场马拉松竞跑；然而这时，我们却听到了他对朋友悄声说的一句话：

“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