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5年介入北师大事件的论战以来，尤其到了上海，“水战火战，日战夜战”，鲁迅已然失去了一个人的正常生活。除了间或到内山书店去，偶尔看看电影，大抵囚人一般困守在四川北路的一间寓所里。因为地处“半租界”，所以他把寓所戏称“且介亭”，是一种特殊的亭子间。至今兄弟反目，昔日的朋友如钱玄同、林语堂等多已分手，或者隔膜日深。青年朋友死的死，如柔石瞿秋白；走的走，如冯雪峰之去苏区，萧红之去日本。余下的，只有萧军胡风少数几个，聚会也极少。他与四围社会的联系，惟凭大量的书报和有限的通讯。孤独，疾病，死亡的预感，静寂中充满­骚­动。如果说他是一只沉潜的牡蛎，这譬喻是不确切的，因为没有壳，也没有清水。他是游鱼，自由是他的生命，可是现在已经落在­干­涸而灼热的河滩上了。

书桌面前放置一把圆椅，旁边是一把藤躺椅。从这里到那里，往来无所谓工作或休息，如是午后，如是黄昏，如是深夜。因为歉疚于给予爱人和孩子以太少的温存，当许广平临睡时，他每每赎罪似地在床沿陪坐几分钟；劳累的时候，则一起翻阅《芥子园画谱》之类，借图画以获取少许的怡悦。他多次使用《庄子》里的“相濡以沫”的寓言，一生所争的“自由的波浪”，最后竟然化作星点唾沫，这是可慰藉的呢，抑或可悲哀的呢？但是无论如何，身为战士，与家庭生活是多少显得不相容的。日常生活是平庸的，琐碎的，富于自然节奏的，还有趣味的调剂，更多地关系到­肉­体生命；而战士太看重­精­神，往往一个人过激|情的日子。他是独异的，梦幻的，兴奋的，但是对待自己是严苛的，因而是枯燥乏味的，甚至是病态的。没有谁会在桌面上看到历史的变动和社会的震荡，战士则如此，他会在小屋子里听到无数人的哭泣，在皎好的月夜看到人­肉­筵宴，闪烁的刀叉和狞笑的脸，他所感受到的多是令人悲愤难耐的事情。家庭是人类个体的最初也是最后的一个安全而亲密的圈子，战士的内心生活，却与日常生活相分离而越出围栏之外。正如鲁迅描画的病中的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与社会的互涉­性­，使战士的日常生活，在黯淡中焕发光彩，但也同时在喜剧的完整­性­方面变得残缺不全。“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在这里，鲁迅使用了“可歌可泣”四字。其实，对社会而言是“可歌”的，对“家庭”而言是“可泣”的。真正的战士，很难从家庭生活中获得世俗意义的幸福，可以说，从献身于斗争的那一天起，他就注定要担当个人的不幸。布朗基曾经在信中这样告白说：“说到幸福，我只得面向过去，或者面向对我来说除了坟墓以外没有任何希望的将来。”在实际生活中的境遇，每个战士都是一样。

对于这种境遇，鲁迅是清楚的。他接连大病，差点要“翘辫子”，致使宋庆龄及众多友人多次动员他住院，或是出国疗养。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他已经永远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切切实实的斗争生活了。病后，他做文题作《“这也是生活”……》，文章从正面立论，强调的是战士生活的日常­性­，正常­性­，但也意含了其中的反常­性­，非生活­性­，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然而，悲哀也好，慰藉也好，他已经无从逃离这境遇。“这也是”，是一种不得已，但也是坚定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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