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改革的进行，知识分子集团处在不断的分裂、变化和组合之中。总有一部分依附权势者，一部分为新生的阶级所吸引；一部分力图维护既存的秩序，另一部分则致力于秩序的瓦解。昔日生气勃勃的革命者，今天很可能成为暮气沉沉的守旧派；从前是革命政体的催生者，后来反而做了它的掘墓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不少，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其实是势所必然，非人力所可遏止。

关于知识分子的内战，知识界往往有人视作“内耗”，于是极力设法调和，甚至看得悲观起来。20世纪30年代文坛便如此。鲁迅写了一篇《中国文坛的悲观》，澄清某些混乱的看法，强调这内战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只要有一个“坛”，一个公共空间，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和诬陷。无论中外古今，文坛有些混乱是正常的，但是由于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所以文坛到底还是­干­净的，无须悲观的。他特别指出，“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在别的文章里，他同样说得十分明白：只要作者是身在人间，而又带些战斗­性­的话，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实际上，持续这敌对的斗争，只能使阵线变得更加明朗。在左联内部，有所谓“第三种人”的理论，自以为可以超脱于阶级或派别的斗争之外，乃致把当时的左翼理论家的一些必要的斗争，也全然视同军阀混战。对此，鲁迅是反对的。他说：“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后来，在撰文回击张春桥对《八月的乡村》的批评时，也特别分清“我们”和“他们”的限界。在鲁迅那里，战斗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他说：“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的。”在内战中，他的主要目标，永远是专制国家的代表者，因此内战也就成了对外斗争的合理的延长。

新文化运动在以《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的斗争为标志而结束了对旧势力的斗争之后，内部的斗争接连兴起。《新青年》编辑部在编辑方针问题的论辩，以及后来《语丝》与《现代评论》就女师大问题为导火线的论战,都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化和斗争；尤其是后者，牵涉面更大，双方纠缠的时间也最长。在这场论争中，鲁迅被说成是“‘语丝派’的首领”。的确，他是斗争最坚决，最猛烈，也是最韧的一个。他通过斗争，看清了留学欧美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是如何与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这是结怨的由来，是后来揭露和抨击新月派批评家的认识基础。在鲁迅看来，陈源与梁实秋、胡适之流没有本质的区别，前后两次斗争是彼此呼应的，都是鲁迅在挑战两个名号不同而实质一致的政府时所无法绕开的知识界中的遭遇战。由是，这也就成了后来的知识界加之于鲁迅身上的“褊狭”、“不宽容”、“缺乏民主度量”等等洗不掉的恶名的最有力的依据。

《语丝》后来也起了变化，原先那种无所顾忌，抨击旧物，催促新生，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和取媚的态度没有坚持下去。同人发生分化，许多回到学术中去，做起了“国学家”一类人物；而周作人等，即便继续写作小品文，也都是在十字街头筑塔。30年代以后，鲁迅参加了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左联”；另外，也还加入过和组织过个别文学小团体，如文学社，译文社等。左联明显的政治化，党派化，除了个别脱离的分子，一般来说，不会发生大面积的公开分化。但是，由于组织的铁板一块的压力，特别不容独异者的存在。1933年以后，在这些组织内部，事件接连发生，分裂和冲突随之而至。鲁迅使用“横站”一词，表明背腹受敌，两面作战的状况；同时用了“打岔”一词，形容来自同人一面的攻击。所谓“打岔”，意思是说转移斗争的大目标，放过了统治者及其叭儿；此外，也指缺乏严肃的批判和论战，一味地放暗箭，用手段，蓄意挑起事端，却又不负责任，极力设法回避问题的实质。这种情形，一直延至左联解散之后，以至鲁迅去世时，各种诬陷和打击也没有停止。

1935年2月9日，鲁迅致信萧军和萧红时说：“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息。”这里的所谓“蛆虫”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无例外的是：一，都有“拟态”；二，结果于权力者有利。这些蛆虫，不但在腐败的旧组织里面结党营私，而且已经混进了新的组织，暗暗地而又毫无忌惮地啮食健康的有为的机体。这是可怕的。

不是所有的分裂都是积极的，进步的，正如不是所有的斗争都是有益的和必须的一样。伟大的分裂一定有新质生成，在这里，斗争也便成了有原则的斗争，即是为了促进旧秩序的死亡和新事物的诞生。如若不然，为斗争而斗争，永远的“一分为二”，其实否认了新旧事物的差别。新旧交替是有条件的，把条件给拿掉或随意掉换，则常常表现为一种机会主义。表面上看来，“一分为二”是激进的，但是实际上，当它被当作绝对真理受到崇奉，人为地制造矛盾，通过不断的分裂和斗争以维持现有的平衡，其本质是保守主义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分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告别衰朽的母体，即封建专制政体以及士阶级，而独立地登上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作为自治的、自为的阶级，他们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积极引进西方的进步观念，对于打破传统的封闭的政治文化思想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西化”，物质和技术毕竟是次要的。那时，尼采和易卜生成了时代偶像，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风靡整个中国。易卜生戏剧中的名言：“被群众孤立的人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成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鲁迅胡适等人都曾经一度称引过。他们宣扬个­性­解放，重估一切价值，思想所及之处，到处闪耀着批判的锋芒。然而，五四退潮以后，知识分子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而迅速地起了变化。结构松散的团队解散了，“团队­精­神”消弭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或派系利益所互相吸附而成的小团体，有官方或其他党派背景的文化组织，极少数零散分子退隐到纯粹的学术圈子里去。独立的战士没有了，父与子、新与旧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文化革命的战场随之冷落。鲁迅对五四的此番变化有过很好的总结，总的评价是“平安”得很。

然而旧物仍在，它们依托时代的新人而进入重建的秩序之中。知识分子不是依附官方就是纳入革命组织而群体发声，组织之外的个人则沉默无语。这时能够说，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为伯林所说的“知识界”吗？这位英国人认为，英国和苏联都是没有知识界的。在他看来，所谓知识界是一种自觉的组织，它建立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上；若要发展启蒙思想，就必须反对它的敌人，也即强大的反动教会，压制真理与自由的极权主义。其中的每个分子都会感到自己是为人类解放的曙光而战的勇士，他们彼此之间，在思想与道德上有着一种深切的关联，因为遭受共同的迫害和抱持共同的立场，从而感知兄弟般的存在。除了批判反动、保守或貌似“中立”的学者，以及廷臣一类人物之外，知识分子在其内部，也会互相展开批判和斗争，但是，哪怕夹杂着意气之争，仍旧是富于理想的，有信念和有原则的，皈依真理的。如在法国，从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狄德罗之间的论争到萨特对阿隆和加缪的论争；在俄国，从“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到“路标派”与“反路标派”的论争，无不涉及历史发展的方向，或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这些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独立发言的，虽然处在同一集团或学派之中，却并没有屈从于某一个预设的权威的意志，无论这权威是集体还是领袖个人。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按照伯林为知识界给出的两项指标：道德与政治，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学会了听令行动，政治对于他们仅仅是具体的政治意见，而不是植根于一种信仰，一种哲学，因此可以随时加以改写。至于道德，也是东方道德，不是奴隶­性­就是流氓­性­，既缺乏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也缺乏对个人尊严的维护。而且，政治与道德往往脱节，就是说，最庄严的政治口号可能化为最卑污的道德实践。

鲁迅以为，通过斗争可以使许多是非观念得以澄清；可是中国没有知识界，只有自私，取巧，势利，­阴­谋，污浊和混乱，结果连他自己也为斗争的对象所纠缠，为此耗费了不少心力。这是一个仍然为权力所控制的场，非个人所可左右。他只能一面反抗，一面从论战中抽绎出大的原则，使读者不致于沦为迷惑于缭乱的刀法的“看客”。他的不肯敷衍的严肃的态度，在论敌的一面是没有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内战”，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可以说只是他一个人在唱独脚戏。从他晚年的几场遭遇战看来，整个知识界是空虚的。他找不到对手。早在对创造社论战时，他便说过，他很希望有一个狙击手有力地打击自己，结果没有遇到。1949年以后，从文艺整风到整肃胡风反革命和反右运动，所以风行草偃，完全的一边倒，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长期空缺，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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