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重风险，是技术上的风险。

首先，在生产过程中，疫苗可能被毒株培养基中的其他病毒所污染。人类所认识的病毒，只占病毒总数的极小一部分，毒株培养基中很可能含有我们不知道的病毒，这样的案例曾经发生过。

其次，在生产过程中，应该被杀死的病毒可能没有被杀死，从而带来感染的危险，这种案例也曾经发生过。

最后，某些疫苗对某些人群存在严重的毒副作用，这也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水平存在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生物技术是新兴技术，许多问题还处在认识深化的过程中。比如：药物的毒副作用，需要足够大的试验样本才能充分暴露；进食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长期影响，需要长期（两代人以上）观察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袁隆平院士语）；在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存在的SV40病毒，就是在已经被大量使用以后才被发现的。这类风险，可能对人们带来伤害。这样的风险和伤害是无法绝对避免的，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必要代价。但是，这样的风险应该设法控制，对新兴技术，先小范围试点，确认安全或掌握了风险控制手段以后再做推广就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做法。

第二重风险，是偶然的事故­性­的风险。比如，医学研究机构储存的病毒，由于自然灾害（水灾、地震等）的破坏而被释放，造成|人员感染。这种风险，同样不能绝对避免，所以需要采取格外的安全措施。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国化学武器运输危险­性­问题的国会听证会上，国防部的官员们否认了可能出现火车碰撞、铁路道口事故或破坏的可能­性­。就在做出这种否认后不久，一辆载有催泪弹和弹药的火车在内华达州发生了爆炸。（珍妮·吉耶曼著，周子平译：《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1版。）

第三重风险，是生物技术被人为地用做武器来使用。这类风险就是有人恶意使用技术成果，比如，故意把致病病毒扩散到人类社会。比较典型的有生化战争和生化恐怖主义。生物武器的威力此处不赘述，但若­干­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巨大资源进行研究则是不争的事实。美伊战争时人们最担心的恐怖袭击是生物武器炭疽菌，而伊拉克正是从美国购买这种病菌的。

此外，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逻辑（先创造然后再实验研究）导致自然、人体和社会成为生物技术风险的试验场。这在本质上应该属于第一重风险，如果技术领先者蓄意在技术落后人群中进行这样的试验，则具有第三重风险的­性­质，即恶意使用。

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上述风险难以绝对区分。比如，国家敌对条件下，技术先进一方对技术落后一方，可以把第三类风险伪装成第二类或者第一类风险。

麦克纳马拉告诉我们，降低人口的途径是降低出生率或提高死亡率。比尔·盖茨所热衷的新型疫苗，是用来提高第三世界人口的死亡率，还是用来降低第三世界人口的出生率呢？

根据我们的常识，疫苗是用来降低传染病发生率从而降低死亡率的。但是，我们的常识可能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作为技术手段，疫苗既可以用来降低生育率，也可以用来提高死亡率（本书后面还会提到），这不是理论和假设，而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只是这种事实被主流媒体所刻意淡化而没有广为人知。

你所不知道的疫苗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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