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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包网 > 过把瘾就死 > 十

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遣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的无邪的头脑。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过把瘾就死

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这是她给我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的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杜梅是在一个最销魂、最柔情蜜意时刻之后提出这一申请的,这就使她的申请具有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并充满发自内心的真诚。温情脉脉的摩娑和叹息般的近乎自我遐想自我憧憬的祈使句式使人完全忽略了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要挟。

但我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像个在警察局接受盘问的罪犯不知道如何回答才能导致皆大欢喜。

然后她提到了爱,这个我很痛快地回答了她,有什么回事。接着她沉默了,意思很明显,倒要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当时我还很年轻,不想太卑鄙,于是答应了她。其实我蛮可以给她讲一番道理的,一个人在餐馆里夸赞一道菜可口并不是说他想留下来当厨师。

新婚之夜,杜梅反复纠缠问我一个问题;她是不是心目中从小就想要的那个人?“

“你以为呢?”我狡猾地反问。

“不知道呵。”她欠身用胳膊支着头说,“所以才问。”

“我呢?”我说,“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当然是?否则我也不会和你结婚。”她斩钉截地回答。

“你也是。”“是什么?”她不容许我含糊其词。

“我心目中的……那位。”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

“是的,守身如玉。”她俯身对着我的眼睛研究地看了半天,露出微笑,显而易见相信了。她躺下放心地睡觉。快入睡时仍闭着眼睛小声问:“你觉得咱们这是爱情么?”“应该算吧?我觉得算。”说完我看她一眼。

“反正我是拿你当了这一生中唯一的爱人,你要骗了我,我只有一死。”“怎么会呢?我是那种人么?”我把一只手伸给她。

她用两只手抱着我那只手放在胸前孩子似得心满意足地睡了。她睡了,我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她是么?这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一去就注意到了吴林栋带来的那姑娘,她像蒸馏水一样清洁,那身果绿的短裤背心使人看上去十分凉爽充满朝气。我没有和她过多搭讪,甚至没多看她一眼,只是和朋友们谈笑,和两个粗俗女人调情,说些疯话。

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她。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都睡了,吴林栋打来电话,说他热得睡不着,邀我一起去游泳。

我穿上衣服下了楼,看到她和吴林栋站在马路牙子等我,她在月光下格外动人。我们附近有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带跳台的标准游泳池。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在夏天的夜里跳墙进去游泳跳水。

我们三人在月声下翻墙进了公园,穿过飒飒作响的竹林,沿着秘道来到锁了栅栏门的游泳池。

翻越铁栅栏时我发现杜梅十分敏捷,纵身一跳时,落地无声无息,站定便四处观望,神态从容,像是一头习惯奔腾避险的牡鹿。她褪去衣裤,穿着游泳衣,­祼­露的四肢在月光下熠熠闪烁,人像镀了铬似的富有光泽。

动作迅速的吴林栋这时已上了十米跳台,正在上面迎风展翅,作种种豪迈矫健状。我紧随其后沿梯攀援。谁也没说话,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体会那高速溅落瞬间由闷热化为彻骨冰凉由头至脚的莫大快感。

高处的风像鞭子一样刷地一下将我的皮肤抽得紧绷绷的,­干­燥光滑。吴林栋从我眼前象巨大的黑­色­蝙蝠张翅掠过。接着我登上十米平台,风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与此同时,我听到黑黢黢深渊般的池底传来一声沉闷的钝响,那是­肉­体拍摔在坚硬水泥地面的响声。

这一响过去是一片死寂,我期待着活泼的溅水声,甚至在幻觉中也极为逼真地听到豁喇喇的泼溅声,然而侧耳谛听时,这一切又都消逝了。连杜梅也仿佛蓦地消失在黑夜中,再没有消息。

我在十米高空向下面的黑暗中呼喊吴林栋,没人回答。我再三喊,又喊杜梅,同样得不到回答。我感觉就像他们俩共同策划一场恶作剧,把我孤零零地抛在高台上,而他们却手携手地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了。

第二天天亮,我才重新看见他们。第一缕阳光­射­进­干­涸的池底,很快充满了整个凹陷池子,明亮的光波在雪白的瓷砖池壁跳跃,划出一道道强烈、生动的流漾的线条。

吴林栋脸朝下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涂满了紫药水,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皮肤油亮的男人的酣睡。

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脏也像一个汽球炸开了。每一个关节、每一块骨头都摔得粉碎,以至后来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不得不用一块塑料布兜着像兜起一摊鼻涕。

杜梅坐在游泳池边,迷惘地看着我,好象这事是我­干­的,而她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抖得像个桑巴舞女演员,牙齿为周身韵律打着节拍。我从跳台的梯子上是蹲着ρi股朝后爬下来的,脚软得像耳朵一样撑不住任何东西,直到踩着了地面仍感到随时都会仆地而死。

我的脚能走路时我就自己走了。

差不多在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才再次见到杜梅,那时我已经能绘声绘­色­不访其详地对别人讲述吴林栋的死亡之夜。潘佑军来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怀了孕。这是他第一次让人受孕,不免有些惊慌,央我陪他一起处理善后,两个男人同时出面总可以减轻一些当事人的羞愧。

那天早晨,我陪着他和他那个薄有姿­色­的女孩去一家军队医院找人。我们来到病房大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一直上了三楼。这幢有上百个房间和很宽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楼房,一字排开的数扇大玻璃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三楼住的都是女兵,这从每个房门上挂着的不同花­色­的门帘可以看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敞开的,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房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潘佑军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敲门,敲了半天才听到里边有女子庸懒的声音问:“谁呀?”

“我。”潘佑军说。片刻,听到里边问:“几个人呀?”

“就我。”潘佑军看我一眼,又说:“还有个朋友。”

“进来吧。”里边道。潘佑军和他的女友推门进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里。一头发蓬乱的姑娘穿着睡裙迷迷糊糊从厕所出来,看我一眼,进了隔壁房间用力把门摔上。

潘佑军探头出来,叫我也进去。

我往屋里走,一阵风吹来、门帘呼地兜头包住我的脸,使我看上去像个蒙面大盗。我一把扯开贴在脸上的门帘,看到杜梅坐在被窝里正望着我。

“我把她叫来,让她领你们去产科。”她轻脸对潘佑军说。

然后眼睛盯着门口,坐在床上一声一声沉静地叫:“贾玲,贾玲!”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她便摸起瘦削的拳头“咚咚”砸墙,又拿起床头的一把梳子敲暖气管子。

隔墙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大叫:“贾玲不在,出去了。”

“内科门诊今天谁值班?”杜梅看着墙上的美女年历斜着眼珠仿佛失神地问隔壁。“不知道。”隔壁回答。

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呵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萎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一个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其它栏目,领着我们去­妇­产科。

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声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

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

那个男大夫站起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么?”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一个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意见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象没我这个人似的。

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怎么啦?”她走回来,潘佑军忙问。

“她这个手术一时还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对我们说,“医生说她有­妇­科病,要先治病。”

那姑娘脸一下红了。“她是你们俩谁的?”她又问。

潘佑军只得连忙申明:“我的我的。”

“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潘佑军狼狈不堪。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医院院墙外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Se情。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的女伴。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么?”

“那就算了。”她掉头往外走。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呼拉拉起身离席时我们便在杯盘狼藉的桌旁坐下。我们坐下又伸着脖子在大厅找了一遍潘佑军,杜梅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地像个玩具竹节蛇,确实没有潘佑军,我们才规规矩矩坐好。“你好象不太爱说话?”杜梅说。

我正在专心致志看菜谱,对前来收拾桌子的服务员点了几样菜,把菜谱递给杜梅:“你再看看。”

杜梅不接菜谱,“我随便,吃什么都行。”

我把菜谱还给服务员,说:“就这样儿吧,不够再添,转脸对杜梅说:”其实我挺爱说话的?只不过在生人面前话少——­性­格内向。“她”噢“了一声,看了眼窗外的街景。一辆越野吉普车在马路上猛地刹住,稍顷,一个长发男子从车顶杠下飞出,一骨碌面对面坐在车前马路上,两手抱着右膝神态痛苦地向一侧倒下。

我刚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哇地一下从口鼻中喷出来,一脸酒沫儿,放下酒杯连连咳嗽着忙用餐巾纸擦揩鼻子。

“呛着了。”我用餐巾纸用力擤着鼻涕说。

“慢点喝。”她关照了我一句,全神贯注地看窗外。半个餐厅的人都伸着脖子瞪眼往外看,有好事者饭不吃了,撂下碗筷跑出去。一个端着鱼盘上菜的女服务员也歪着脖子看傻了,手里的鱼盘倾斜,汤汁一滴滴落在胁下正埋头吃喝的顾客头发上。

那个神气十足长了一头好皮毛的汉子蓦地警觉。

“像你这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肯定送我们医院去了。”

车祸现场已围起一圈人,警察也从路口的岗亭上下来;几个小伙子指着受伤者沿街飞奔;肇事司机愁眉苦脸地一边掏驾驶执照一边向警察解释。

满餐厅的人都在互相捅着胳膊肘问:“死没死?”

杜梅收回视线,瞅着我:“嘿你刚才说什么?”

这一问倒也把我问楞了:“没说什么。”

“以后你跟人有事可以找我。”她蛮有把握地对我说。

“什么事?”“嗯……”她用手比划半天,也没比划出个形状。“没事就算了。”我能有什么事?“我说,”我能跟谁有事?“

“你这么大岁数还没女朋友?”她似乎有些为我惋惜。

“我哪么大岁数了?”我颇为不快,“我还觉我含苞欲放呢。”“噢。”她凝神想了一下,忽然来了兴致:“我们宿舍有一女孩不错,今天不五讲四美,她不在。我觉得她跟你挺合适的。哪天我介绍你跟她认识认识呀?”

她说着看了眼腕上的手表。立刻站起来:“接班的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饭呵。”

她转身匆匆走了。我结了帐,出门时又见她一头汗匆匆走回来。

“落什么东西了?”我问她。

“忘了留你一个电话了,到时候怎么找你呀?”她张着手掌对我说:“就写我手上吧。”

“笔呢?”“噢,没笔。”她转身拦住一个过路人问:“同志,有笔么?”

那人站住,浑身上下烈火地摸,似乎自己也不知道带笔没有,半天回答:“没带”。

又过来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她又拦住人家小孩花言巧语地借笔。小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铅笔盒,她自己挑出一支圆珠笔交给我。我便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她的掌心上。

她往医院走的路上,不时张开手掌歪着脑袋看。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看不上她?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人是不错,她要是一男的,我能和她成为特好的朋友。”

“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好,以貌取人。”“不不,我觉得我挺高尚的。要帮助一个同志吧,就要帮助最困难的同志。”我说着走过去把她床上拽起来,搂在怀里。

她一边熟练地和我拥抱,一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你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再考虑考虑,别匆忙下结论,多跟她接触几次你就知道她其实有多温柔,另外她也挺有钱的……”杜梅陶醉地和我接吻,闭着眼向后仰着头似在寂寞时深深地吸足了一口烟。外面天­色­尚亮,她们宿舍的光线已很昏暗。有些女兵在楼下打羽毛球,可以听到网拍击球的“嘭嘭”声和一阵阵骤然而起的清脆笑声。“我是不会和你­性­茭的。”停了一下她又说:“除非你是我丈夫。”“这个容易,那就是吧。”我说着还是丢了手。

“你别勉强。”她坐回床边,跷着二郎腿继续磕瓜子。“我不是有意考验你,你别害怕。”

“我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怕。”我大声­干­笑。

“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觉得扫兴,可以不理我,现在就走。”“没有,我不是,噢,你以为我就是专门来跟你­干­那事的?”

我在她身边并排坐下,茫然看窗外。

她把那袋­奶­油瓜子递给我,我抓了一把。

“你别着急,现在我还没感觉呢。得等我什么时候有了感觉,我就去找你。”“行行,不急。”“现在咱们就好好坐着说会儿话吧。你知道我们宿舍见过你的女孩怎么说你么?说你特酸……”

“你注意看杜梅。”我们站在街上,潘佑军眼角瞟着站在不远处高店屋檐下的杜梅小声对我说。“她站在­阴­处时脸上的线条很柔和,一旦太阳照到她脸——有没有一种刀出鞘的感觉?”

我和杜梅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有什么活动,譬如吃饭、很热闹的聚会或是当时很著名却又难得一见的电影便招呼上她。她有什么一个人办不了的或需要男人陪伴的事,譬如接站、去交通不便的地方取东西也叫上我。有时她值夜班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几个钟头,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哪个医生对她有意了,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热烈地不关痛痒地讨论一番。她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真遗憾,我觉得跟你认识时间越长,咱们越不可能成为那种朋友。”

“真遗撼。”我也说。“不过也无所谓,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我们从来不谈吴林栋,就像这个人不曾存在过一样。但我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我却更多地想吴林栋。我想像不出他是怎么和杜梅相处。据我所知,吴林栋是一个毫无羞耻,甚至有时对女人使用暴力的家伙。也许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事情倒简单。可别人不也认为我是个无耻的人么?很多场合找也确实是那样。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

人人都认为我和杜梅是情人,可我从第一接吻后连手都没碰过她。我为自己道德上的进化感到高兴。

那天我正在上班,杜梅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她那儿去一趟,带着哭腔说有事。我问她什么事我正在上班。她不说只是坚持要我立刻去。我跟她解释我走不开,能不能等下班之后。她说不行。可我确实走不开我再三跟她解释。她似乎很失望,没再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其实我没什么需要的事,她打电话来时我正看《人民日报》上一篇艰涩的理论文章。我只是不想结我的上司一个自我满足的机会。我刚接电话露出要出去的意思,他就在一边搔首弄姿,把自己搞得庄严一些,只待我去请假,为难半天,斟吟半天,最后作体贴开明状鬼鬼祟祟地批准我——宁肯混到下班!下班后我随着人流出了公司大楼,才觉无聊。这时我看到杜梅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车,穿过马路向挂着醒目大白木牌的公司门口走来。她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指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都委员。“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办公室我还戴套神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我真被她这种率真、大方的态度,毫无一些姑娘的扭怩、斤斤计较。“请不动你,我就自己跑来了。”

“什么事呵?”我问她。

“没事,就是想你了,一个人在宿舍呆着忽然觉得空虚了。”她说完笑望着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么?”

我不说话,一把拉起她的胳膊就走。

“今晚我不想回去了。”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她们都回家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们那楼里还有老鼠。”

小冷饮店里已经没几个顾客了,我们要的饮料也都喝光了,从下午5点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看了一场好电影,又在这个冷饮店里坐了几个小时,吃遍了这家所有品种的冰激凌,花光了我们俩身上的所有钱,再要一瓶汽水也要不起了。

可是我感到幸福,像好天气好酒一样让人周身舒坦。

“去你家。”她要求说。

在灯火通明的地铁车箱里,她靠着我的肩头睡着了。车箱里都是欢度完周末一起回家的恋人,一对一对依偎着喃喃私语。在我家黑黢黢的楼前,她像夜行的猫一样双目炯炯发光,上身挺得笔直,步履矫健。

我轻轻地开锁,悄悄地进屋,连灯也没开,直接把她带进我房间,但还是被我那个做过情报监听工作的爹发现了,很快把我妈派过来了。我妈妈敲门把我叫出去,说有事跟我说。

我怕她说出什么难听话,直接批评她:“你们­干­嘛总把人往坏处想呢?为什么到死也不相信人间有真诚?好啦好啦,知道知道,你家没出流氓,放心回去睡吧——我到别的房间去睡。”杜梅正坐在我的桌前开着台灯看书,我觉得这个姿态也大可不必。“我带她到卫生间洗脸刷牙,指给她我的毛巾和牙具。她自己带着全套盥洗用品,关了门洗了一遍,容光焕发地回到房间,她甚至换上了自己带的睡衣。

她在我指定的床上眼安静地躺下休息。我坐在床头和她又聊了一会儿。我一边看着她说话同时非常想低头再次吻她,不知为什么总鼓不起勇气,那贯穿了今天一晚上一路的亲密无间的气氛忽然消失了、稀薄了、变味儿了。

她侧身躺着望着我,一接触到我的目光便垂下眼帘。

我客气地关门熄灯离去。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什么也设想,梦也没做一个。

第二天早晨,我被人捅醒,一睁眼看见杜梅睡眼惺松站在我床前用手背使劲揉眼睛。

看到我睁开眼,她一句话没说爬上床钻进我被中,头拱到我怀里,枕着我的胳膊,闭眼又睡。

我搂着她,摸着她背上薄薄翘起的肩胛骨,心里感动万分。

我们就那么互相拥抱着又睡了。

中间我醒过一次,看到她已醒了,举着衣袖褪落的一只胳膊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中来回转着五指伸开的手安静地自己玩呢,腕关节的骨头发出轻轻的“咔咔”响。

我最终醒来已是中午,我父母在房外走路,低声说话,窗外传来不知是谁家收录机放的老流行歌曲。

她已经起床,穿戴整齐地坐在桌前眺望窗外的景­色­,一边吃着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肉­脯。听到我在身后发出响动,她牙齿咬着一片­肉­脯转过脸来,把手里的一片赭红­色­的­肉­脯塞到我嘴里。我并不是出于感动才导致后来和她结婚。毕竟感动来是一瞬间的情绪波动,而大部分时间在理智地权衡。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我想我还是对她发生了感情。算不算爱情我不敢说,起码可以说她使我珍惜,如同我对自己的尊严、权利或者健康一样。我回来时她去车站接了我。我立刻发现了她的变化,嘴起了一大溜燎泡,涂着紫药水。一见我她就拉住我手用指甲掐我。

那疼痛真是钻心。领结婚证那天我们就吵了一架。

本来是喜洋洋地去登记,事情办得也非常顺利,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简直是毫不负责地扯了证盖了章,连我们带去的各种手续都没仔细看一眼。当时我还想:骗个婚很容易嘛。

从办事处出来,杜梅无端地就有些情绪低落,低着头走路不吭声。其实我心绪也有些浩渺,没什么获得感,却好象被剥夺了什么。但我就不使­性­子,还和她开玩笑,既然已经拴在了一起。“从此就不算通­奸­了吧?”

她看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没意思了?”

“没有,我就是觉得自个忽然大了。”

“没人管了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得做贼似地才过瘾?你要是觉得后悔,现在改正还来得及。“说着她便站住。

“走呵。”我拉她,“你瞧你这人,还开不得玩笑了。”

“本来就是嘛,我不想留下话把儿,好象我逼着你结婚似的。”“谁说你逼我结婚了?”

“我听你那话就是这意思,莫大遗憾似的。”

“开玩笑。”“我觉得不是开玩笑,你心里就那么想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呵?”

“你才发现呵?对,我就是小心眼儿,我毛病多了,瞧不上我早打主意。”“真他妈烦人!”“觉得我烦了是不是?现在就觉得我烦了,那将来我看咱们也没什么好结果。”“不知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后悔跟我结婚了?你要后悔那我成全你,咱们回去离婚。”

一句话说完,她流下眼泪:“我什么时候说过后悔?自己后侮,又不好意思说,往别人头上栽脏。”

“杜梅杜梅,”见她哭了,我忙上前安抚,“你瞧这本来是喜事,无缘无故地弄得挺伤心。街上人都看你了——咱不这样行么?”她狷身低头用手帕擦泪,光鲜红艳地掉回身,挽起我胳膊默默地朝前走。一路上我不住嘴地给她喂好话,解除她的各种顾虑。

“你说我要不是真心对你好,我能跟你结婚么?我这么自私的人能决定跟你结婚——我完全可以不这样,反正也那么回不——那就说我……动了情,你说我后悔么?”

“那么多好女孩儿……”

“不不不,你,就是最好的!”

我以为她会笑,但没有,她只是仰起脸瞅我:“我能相信你的话么?”我们在一个餐馆订了两桌饭,请请我和她的狐朋狗友。老板是我的熟人。我给了他二百块钱,对他说:

“多一个儿没有,还得吃好。”

“没问题。”老板忙道,“酒水归我,我就不单送礼了。”到了开饭时间,杜梅自己朴素大方地来了。

“你的姐们儿呢?”我忙迎上去问,“我们这儿一帮糙老爷们儿等着和她们认识认识呢。”

“她们都有事来不了,我们自己吃吧。”

她坐下就和我的朋友们­干­白酒,对他们的粗鲁玩笑报以哈哈大笑,一个人把气氛挑得极为热烈。

老板看到这场面把我找到一旁夸奖她:“你媳­妇­——行!”

回家她对我说“我没通知她们,明天给她们带点糖就行了。”“是不是没朋友呵?”“对。”她翻箱倒柜找出我们家存了好几年的­奶­糖、水果糖,花花绿绿装了一大塑料袋,对我说:“从今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她为再见我父母改口叫“爸爸”、“妈妈”愁了好几天,最后实在躲不过去,胀红了脸,别别扭扭,声音还没蚊子大地叫了一声搞得我父母比她更难为情。叫了一次后再没勇气叫第二声。我亲眼看见她为了和我妈说件事,耐心地在一边等了半天,直到我妈转过身看见她,她才张口说那件事。

我不必受此折磨,因为她是孤儿。

结婚后我和她去过一次她姨家,给人家带了一些糖。她是在她姨家长大的,但成|人之后和她姨的关系似乎就变得冷淡,很少再去。我们去拜望时,她姨虽然备了一份不薄的贺礼,但并不抱怨她结婚没打招呼,也未过多盘问我,似乎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坏人。很客气很周到地留我们吃了一顿很拘谨的饭。倒是她的表妹和她有说有笑的,跟我贫了几句,留了个我们新家的地址,说哪天去参观一下。

她对我说她父母是钟山大地震给砸死了。

我问她有没有遗照,看看我那丈母娘和老丈子的照片也可以知道她是什么鸟变的。

她说没有,地震使过去那个家荡然无存。我搜查了她的全部行李,也确实没有。她告诉我,她长得像她妈妈。

她姨妈送她出门时眼泪汪汪的。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楼更破旧,是旧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房很窄很高,还是双屋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缀缀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的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这组平房另一端被隔离开的几间房子在是医院的解剖室。据杜梅讲,总是弥漫在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儿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那几间屋子里有三个巨大的尸池,里面泡着几十具男女尸体,从日本军队毙的犯人到我们枪毙的反革命,什么身份、年龄的都有。还有大量的夭折的畸形婴儿和器官泡在广口瓶中摆满陈列架。平房里住满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着深仇大根似的。

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独劲儿。这条­阴­森森的走廊使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历险感。

我们刚分下这间屋,我的一个骗子朋友就发了财,就是说家里可在达到西方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了。他过去的家具都不要了,被我们捡了回来,都是些八十年代初的时髦家具,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体面了。

搬家那天,我们借了一辆卡车,绑来几个朋友当装卸工。杜梅跑前跑后,指挥装卸,也挽起袖子加入到男人中抡大件家具。在狭窄拐角处往往被挤到墙上,身上的衣服蹭得玉一块白一块,依旧乐此不疲。

晚上,大致安顿停当,朋友们也走了。她又开始布置。像旧业深闺里的小户人家姑娘一样,她攒了一箱子嫁妆:杯垫、钩针织物、不锈钢刀叉诸如此类,没一样值钱的。她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廉价货把这间兵营装饰得市民气十足。

一边铺挂一边还沾沾自喜地问我:“好看么?”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苯重的力气活,躺在床上也着眼说:“俗气!”

“哎,就是俗气。”她美滋滋地对我说:“你老婆本来就是个俗妞儿。”“你这架式是打算跟这儿过一辈子?”

她停下手里的忙碌,严肃地望我一眼:“你是打算住两天再挪新窝?”“当然。”我坦然道,“我还想老死在一个带花园带游泳池的大房子里。”“你做梦去吧。”她笑道,转身继续忙活,唠唠叨叨地说:“住一天就得像个家的样子呵。”

“门上再贴俩喜字。”我叫。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杜梅,过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求你了!我已经是你老婆了,别逮不着似的。”“你是不是­阴­冷呵?”“我还­阴­冷?我觉得我都有点……快成女流氓了。”

“你见过女流氓么?你最多也就算个逆来顺受的地主丫环。”“有什么意思呀?你真觉得特来劲儿么?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你这话我就不懂了。咱们是为了一个什么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就为这个呀?那你何必找我?随便在街上找个女的不都可以?”“你答应么?不说话了吧?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逼我走到那一步,回过头来我还要控诉你。”

“这对你是最重要的是么?”

“哎,我今天觉得你特年轻。”

“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可有可无。”“我可没这么说,你别往这套儿里绕我。这是不可分割的。譬如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基层组织建设。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有点一手硬一手软?”“我觉得你无耻!”“那么你说,在你看来唯此为大是什么?得得,我也甭问了,肯定你也是那个回答。”

“你知道么?”“我太知道了,就像知道你姓什么哪国人民族籍贯彻文化程度。”“你说我听听,你真那么了解我?”

“就是那最酸的,被各种糟人玷污得一塌糊涂,无数丑行借其名大行其道的那个字眼。”

“你对这个恨成这样?”

“是是,深恶痛绝。简直都有生理反应了,一听这字我就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过敏,呕吐。一万个人说这个字一成个是假招的!”“是不是勾起你什么伤心事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呵。”

“……我是真的。”“你不信?”“没说不信,信。”“看出你不信,但早晚会让你信!”

我们的蜜月没有出去旅行。本来想起财政危机转嫁到外地的亲友头上,但我们都觉得累,一身都很紧张,不想再人为地制造更大的紧张了。那些天,我们除了吃饭、排泄,就整天躺在床上,了睡,醒了就聊天,不舍昼夜。有人来敲门,我们也不吭声,装作屋里没人。我们聊过去,在我们俩相逢前各自认识的人,遇到的悲喜忧愤,从不想未来,因为他们没来未来。

越聊我们越觉得我们相识纯属偶然,有大多的因素可以使我失之臂。纯粹是一念之差,邂逅了,认识了,一步发展了。在此之前,我们能活到与对方相识都是侥幸。疾病、车祸以及种种意外始终威胁、伴随着我们,还有那些危险的人们。杜梅紧紧拥抱着我,头抵在我的胸前哭泣,我们都感到对方弥足珍贵。破涕为笑之后,杜梅又问我,在她之前我和多少女人睡过觉。“没有。”我一口咬定,“你是头一个。”

“有没有比我好的,长得比我漂亮的。”

“没有。”“就是说她们都长得不如我?”

“既不比你长得漂亮也没不如你,我是说压根没有。”

“好吧,不管有没有,反正从此以后她们就都不存在了,从没存在过,你心里只许想着我一个人。”

“好吧,就当她们没出生过。”

“真能像她们从没出生过那样忘­干­净?”“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呵,你还是有过。不不,不必解释,这不怪你,怪我没有早点认识你,把你一个人孤单单地扔在社会上,社会多复杂呀——我失职。”杜梅坚决表示不要孩子,激进得像个低年级的大学生。

其实我对孩子也不感兴趣,但她既然已经激进在先,我不妨多表现出一些传统价值观。

“孩子还是应该要一个的,一个家么。”

“不不,坚决不要。人家说了,有孩子夫妻感情就淡了。”

“谁说的?”“人家。”我想也是,有了孩子你就会对孩子好不对我好了。我不能容忍我们俩之间会这么个第三者。

“还是要。现在可以不要,将来一定得要,否则老了怎么办?”“将来也不要,永远不要!就我们俩,一辈子,老了我伺候你。”“万一你死在我前头呢?”

“那我就先毒死你,然后自己再死。”

“我的天!”我们挎着篮子去农贸市场买菜。在一长溜吆喝此伏彼起的菜摊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杜梅不厌其烦地叮嘱小贩:“称给足呵。”那天是星期天,农贸市场的顾客摩肩接踵,其中有不少医院的熟人。杜梅见到熟人就大声打招呼,对人介绍我是她爱人。我就得对人家笑,腾出一只手和那些不昧平生的人握手。杜梅挽着我在农贸市场从头逛到尾,我看着阳光下熙攘的人群想:这大概就是幸福吧。

晚上,贾玲和医院的一帮小护士来我家串门,一进走廊就听到她们的吵吵嚷嚷,扯着嗓子喊杜梅的名字。找到我们家门就用脚“乒乓”地踢门,然后疯疯颠颠地一拥而入,大说大笑,在屋里东张西望,看见什么都新鲜。

贾玲大声对杜梅抱怨,“怎么搞的?我回家休趟假,你就匆匆忙忙把自己嫁出去了,也不等我把关,将来吃亏怨谁?”

“怨我怨我。”我对贾玲说,“本来杜梅是想等你回来再说的,可我的魅力实在无法抵挡。”

一屋子姑娘大笑,贾玲也笑,横我一眼,“别臭美了,我要在就没你什么事了。”“对,那就是咱们俩的事。”

“哎,杜梅,看出你丈卜是什么人了吧?”

“早看出来了。”杜梅倚在桌边笑。

我拿出糖招待姑娘们:“吃糖吃糖。”

姑娘们一齐摇头:“不吃,太甜。”

“那喝水。”“不喝。你别忙了,我们呆一会儿就走。”

“你们让他忙,他就爱向女孩儿献殷勤。”杜梅在一边说。

“怎么样,他对你好么?”贾玲剥了一块糖含在嘴里,坐在床上问杜梅。

姑娘们又笑,笑得杜梅有点不好意思:“还行吧。”

“那当然,”贾玲看我一眼道,“这人一看就惯会甜言蜜语,越是这种人才越要提防呢。”

“贾玲经验丰富,人家什么人没见过呀?”我说,笑眯眯地吸烟。“反正你要想对我们杜梅使坏,那你就算倒霉了,毁你太容易了。”我和贾玲你一句我一句地穷逗了会儿,她们起身告辞要走。“忙什么的,再坐会儿。”我挽留她们。

“还是早点走吧,别影响你们休息。”

贾玲的话又引起姑娘们一阵会意的大笑。

送走贾玲她们,回到屋杜梅望着我意味深长地笑:

“特恋恋不舍是么?”“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庸俗啊。”我掩饰着愉快的心情,坐到一边看电视,看了两眼忍不住笑了,掉脸对杜梅说:“我不应该对你的朋友们热情点么?”

“应该应该。”杜梅笑吟吟地说,“贾玲可爱吧?”

“你说的是她­性­格吧?长得只能算一般,比你差远了。”

“你不是就喜欢她这型的,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水蜜桃似的?”“她腰长。”“嗬,观察还挺细的,腰长都看出来了。别不好意思承认,喜欢就喜欢呗。”“你说你这人多没劲。你要那么巴不得我喜欢她,那我就喜欢她——是不错嘛。”

“哼。”杜梅腰一扭,鼻子一哼。“少跟我来这套!我还看不出你那点坏?可迷着了哈,瞧你那兴奋劲儿贾宝玉进了大观园似的,眼睛都不够使用了吧?我们医院漂亮姑娘多了,还有更好的呢。”“好的再我,也是一个个来。”我刺她一句,喜洋洋站起来去洗脚,回头对她说:“你说你吃这没头没脑的醋有意思么?”“我才没吃醋呢。”她拌着一条腿撇着嘴说,“多爱搭理你似的。”“德­性­!”我斥责她。杜梅躺在床上就着台灯看一本小说,我躺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翻过一页,掉瞪我一眼:“看我­干­什么?”

“羡慕你!”我也瞪眼。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整个一个苦命人儿。”她又看书,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口水。

“能嫁给我不该羡慕?真是傻人有傻福气,居然能找着我这样儿的还不费吹灰之力。”

“得了吧,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她笑,眼珠一转,放下书,偏脸盯着我道:“噢,还想着呢,特替贾玲遗憾是么?没关系,你去跟她说说,让她当二房、我没意见。”

“别学得这么下流好么?这不像你。”

她又举起书,虽然眼睛盯着书,可脸渐渐地红了。

她撂下书,埋头钻进我被窝,喃喃地说:“就不许你觉得她好。”杜梅真有股粘乎劲儿,那些天她几乎是没日没夜地猴在我身上,即便是在睡梦中也紧紧地抓牢我。当我重新回单位上班,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们约好下班后她到我们单位来找我,一起逛逛街,然后回我家吃晚饭。下午六点她准时来了,一见她我毛骨悚然。老实说她就不能打扮。我见过很多青春期穿着军装度过的女人,一改文职就胡乱穿起来,惨不忍睹莫此为甚。

街上的人都看她,她兴致勃勃在我看来近乎恬不知耻。这种情形下,她再欲和我勾肩搭背作亲热状孰不可忍。

“怎么啦?”我抽开胳膊闪开身,她问。

“大街上。”我不想无礼,另外我也知道她以为她这是为悦己者容呢。“大街上怎么啦?你还怕谁看见?”她东张西望,“哪个是你‘情儿’呵?你指给我看看。”

我没吭声,只是斜眼冷觑她。

“看什么?”“看你好看。”她沉下脸,从墨镜后盯着我。

我忍不住数落她:“你怎么打扮得只‘­鸡­’似的?”

她扭脸朝旁边的商店的玻璃橱窗照了一眼。

你出门照镜子了么?头上那缕头发用火筷子烫的吧?哪垃圾箱拣的这条黑网眼的连裤袜?再在肩上钉点亮片脖子上挂串玻璃珠子耳朵上挂俩钥匙环你就齐——你去哪儿?“

她扭头就走,我追上去:“你到底想去哪儿呵?”

她不吭声,只是大步向前走。

“站住,那个方向是派出所,你要去投案呵?”我低声下气地劝她:“别生气呀,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

“别跟着我——讨厌!”她站住,大声对我说。

一街人都闻声回头,马路对面的两个巡逻的武警也站住往这边瞅,眼神警觉。我大惭,狼狈不堪,她得意地瞟我一眼,傲慢地向前走去。我一个人回了父母家。我妈妈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了?佯作镇定地说杜梅在后边,一会儿就到。

饭都做好了摆上桌,她也没到。家里人问我等不等,我没好气地说不等了,端起就吃。

一顿饭吃完她也没来。我无聊就给潘佑军打了个电话,问他们这阵­干­什么呢。“我还问你­干­嘛去了呢?”他说,“至于嘛,不就结个婚么,面都不照了?”我一会儿到他那儿去。又等了半小时,杜梅还没来,我沉不住气了,也没心思去潘佑军家,直接回家。

我一见家里的窗户亮着灯,气就不打一处来。进走廊摸黑寻路时,在一处拐弯提前拐了,一头撞在墙上,脸都搞脏了。

我一脚踢开门进去,杜梅正一个人一边吃桔子一边看电视,床上摊了一片新买的衣物,神态怡然。

“你­干­嘛去了?”我厉声质问她。

“你不嫌我给你丢人么?我自己逛商场去了。”

“约好了去我家吃饭,你为什么不去?”

“我跟个‘­鸡­’似的,怎么去你家呀?一想:算了吧,人家那么爱面子,就别让人家脸上下不来了,得装亲热,那多不好。”“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什么?最恨女人在大街上跟我耍­性­子。你嚷嚷一声倒没什么,弄不好我得让人家当流氓抓了。”

她笑了:“那谁让你说我的?我还不高兴呢。”

“我说你不应该呀?”我一步蹦到她面前,指着她鼻子大声道:“你说,你自己说你今天像不像只‘­鸡­’?”

“那人家都说好看,就你说不好看。”

“谁说好看?谁说即看谁就是‘­鸡­’。”

“贾玲,我们科女孩儿都说好看。”

“你能听她们的么?女的说女的那能有好么?她们那都是毁你呢,唯恐你不难看。”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坏心眼呢。”

“那就只能是一个答案:审美有问题,集体有问题。”

“别人都不行,就你行,你多行呵。”

“这你还真别不服气,别人就是比不了。再说了,你是为谁看?别人说好看都不行,得我觉得好看。我不觉得好看你不是瞎耽误工夫么?”“依着你,恨不得我穿成柴禾妞儿呢。”“那也不能……”“好好,你别说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

“光说错了就完了?你,天气死我了。首先你穿得乱七八糟就出了门,我向你指出这一点,你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冲我厉害……”。“哎,你瞧我今天买的东西。”她站起来走到床边拎起一件衣服。“还给你买了一件夹克呢。”

“别打岔,我还没批评完呢,你坐好……约好去吃饭你在去,让我­干­等。你也是当兵的人,组织纪律­性­到哪儿去了?”

我说一句,杜梅点一下头,无比诚恳地望着我:“我错了,全我错了,行了吧?”“知道错了,以后怎么办呢?”

“改。”“唉,”我叹口气站起来,“比带一个团的兵还累——这件夹克多少钱?”杜梅跑了。半夜两点从家里跑了。

白天她说出去办点事一早就走了,快到吃晚饭的时间才回来。我正在和贾玲站在礼堂前说话,她从大门进来,一身灰尘一脸疲惫,看见我贞淡淡地打了个招呼,自己回家了。

我和贾玲又聊了两句,就回了家。

一进门看见她正在发脾气,早晨起来我们都没叠被,还有这几日换下来的脏衣服也没洗,乱扔在屋里。

她一边把脏衣服往地上扔一边嘟嘟嚷嚷地骂:“家都成什么样子了,猪窝似的,早上出去什么样晚上回来还什么样儿,就不知道伸手收拾一下,当少爷当惯了。”

我没理她,坐到一边看晚报。

她蹬了鞋躺在床上伸着腿假寐,重重地喘气。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晚上吃什么。

“烦着呢,烦着呢,别理我。”她闭着眼睛连珠炮似地说。

“懒得做就去食堂打点吧。”我站起来装饭盒。

“爱打不打,不吃也可以。”

我装好饭盒,拎着饭盒出门,临出门给她一句:“你有什么邪火别冲我发,我又不是你的出气筒。”

说罢扬而去。我到食堂排队打了饭,回来路过礼堂,看见有些家属小孩在那儿一堆一堆说话,便站住问今晚什么电影。

回到家里,杜梅还躺在床上,灯也没开,外出穿的衣服也没换,袜底都黑了。“起来起来,吃饭,吃完饭看电影。”

我把盛着菜的饭盒摆好,盛了饭拿着筷子在饭桌旁坐下。

她仍不动也不言声。我吃了口饭,道:“绝食呵?”

这时她背过脸哭了,我放下筷子,走到床边看:“怎么啦?”

她埋着头不说话,啜泣声也停了。

“是不是痛经难受呵?”我茫然地问。“那也不能不吃饭。”

“你吃你的去吧,吃死你!”她抱着被子瓮声瓮气恶狠狠地说。“什么话?”我回饭桌坐下继续吃饭。“什么时候吃饭也成罪过了?”

我吃完了,她那份也凉了。我看看墙上的钟,问她:“你去不去看电影?外国片,据说特感人。”

她不理我。我又说:“你不去我去了?去晚没儿了。”

她仍不搭腔,我叨着一支烟站起来:“我走了呵,饭在桌上。”说完又停了会儿,看她毫无反应便开门出去了。

电影是外国片,可毫不感人。小孩在过道上跑来跑去,尖声笑叫,对白听得语焉不详。礼堂里没开空调,坐满了人十分闷热。我坚持到片子放到三分之二时实在坚持不住了,昂然退场。透过放映孔­射­出的那道粗大的光束,我看到贾玲坐在一排姑娘中全神贯注热泪盈眶。

回到家里,屋内灯火通明,杜梅刚洗过脸披散着头发坐在梳妆镜前搽护肤霜,板着脸,眼中怒气冲冲的。桌上搁的饭菜一口没动。“怎么回来了?不多玩会儿?”

“电影没劲。”“人有劲呀,不是约好一直看电影的么,怎么把人家一个人孤单单甩在那儿了——那多有感觉呀,一起坐在黑暗里看着感人的外国片子……”“你别胡说八道的,我跟谁约好了?”我走到床头坐下拿起半导体找“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的?你今天上班了么?”

我低着头细调着旋钮。“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我一仰身端着半导体躺在床上。

“你不理我是不是?行,你就等着瞧吧。”

她一扭身端着水盆出门倒脏水,片刻回来给自己搞了点吃的,边吃边看电视,故意把音量开得吵人。

“你能不能把音量开得小点?还有邻居呢。”

“你不是不理我么?别理我呀。”

“行,那咱就谁也别理谁。”我把半导体贴到耳朵上转身脸朝里。“还他妈丈夫呢,还他妈爱我呢,连狗都不如。”她在一边骂骂咧咧地骂开了,“狗还知道主人唤一声就跑过来呢。”

“你嘴放­干­净点,你骂谁呐?”

“我就不­干­净,我就骂你,骂你个聋子,骂你个哑巴。什么东西?在外边跟人家一聊起来就没完,回家跟老婆就没话。不是个东西!心里不定蹩着什么坏呢,想离婚就直说,别不好意思吞吞吐吐的……”我手里的半导体被她一把夺走。她单腿跪在床上,一手按着我,一手指着我居高临下地喝令。

“你理我,你理我!”我一抬胳膊把她掀到一边,起身拣回半导体,对她说:“别碰我呵,小心伤着自个。”

“我就碰你了,看你敢怎么着我。还不让我碰你了,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她披头散发张牙舞爪抡着王八拳跪着扑上来。

我一边抵挡,一边下床,警告她:“别来劲呵,给你脸了是不是?”“谁给谁脸呀?给你脸了还差不多。”她追到地上。

我捉住她的两手,恳求她:“别闹了,好好呆会儿不行么?”

“偏闹,就跟你闹!”她手被我捉着,脸直逼到我脸上张嘴就能咬着我。我把她胳膊拧到背后,把她撅起来。

“你说你也打不过我……”

“你放开我,放开我!”她不屈地威胁我,接着叫了一声:“你把我拧疼了。”“我放开你那你别闹了。”

她不吭声,我侧脸一瞧,她哭了,连忙松开手。

“你说的,非把自己弄哭了才算完。”

她站在那儿,眼泪成串地往下掉,一声没有。弯着嘴像一钩下弦月,伤心死了。“行了,行了,自己闹的还哭什么?”我摘下铁丝上晾的一条手巾递给她,“擦擦泪。”

她垂着手不接,我就亲自替她揩泪。她一把打掉毛巾,扭过身冲墙站着。“我这可是仁至义尽了,你别不识好歹。自己没事吮事还有理了?”我看她一眼,她泪如泉涌。

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她一眼,她不哭了,站在那儿用手抠墙皮。“你打算在那儿站一晚上呵?犯什么倔呀?你倔给谁看?你不睡我可睡了。”

我打了个哈欠,见她还是不动,就真脱衣服钻进被窝,一边说:“真舒服呀,还是被窝里舒服。就有人那么傻,喜欢站着也没人罚她站。”说完,我闭上眼睛蜷缩在被窝里。

再睁眼,她在擦脸擤鼻涕,接着就是换衣服换鞋。我蹭地从被窝赤条条站起来,一步跳下床去直扑房门,她也撒腿往门口跑。我先她一步按住门把手,接着把门锁死,把她从门口推开。“你要­干­什么?”她死盯着我,严肃地说:“你让我走。”然后拧身,奋勇拉门。我再次把她推开:“你无聊不无聊?”

“你让我走。”“先说好你要去哪儿?”

她走到一边坐下,点点头说:“行,你就守着吧。”

“你打算闹一夜是不是?”

“没不让你睡,你去睡你的吧,瞧你困得那样儿。”

我一挪步,她就站起来,我只好又回到门口堵着。

“你到底打算上哪儿呵这么深更半夜的?”

“去死。”“得了,又不是小孩。都这么大人了。”

“你就等着瞧吧。”她扭脸冷笑,鼻子连哼两声。

我向杜梅求饶:“咱们有什么事明天说行么?哪怕不过了。离婚,也等明天说。”“躲开,我要上厕所去。”

“你就先憋会儿吧。”“好吧。”她想了想说,“我不走了,明天再说。”她脱了高跟鞋换上拖鞋。“把衣服也换了。”她重新换上睡衣,走到床边坐下。

我离开门,趴上床钻回被窝:“何必呢你说,到底有多少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呢……”

我话没说完,只见她弯腰拎起高跟鞋离弦之箭似地冲向门口,开了门锁一闪跑了。

我追到门口,已是鞭长莫及。

看到自己妻子穿着睡衣拎着高跟鞋光着两只脚丫弯腰沿着黑漆漆的走廊一溜烟地跑远,我心想:这叫什么事呵!

我怒不可遏,看看墙上的钟,已是夜里两点,又不能不去找。我披上衣裳换了鞋,来到月光依稀的院子里,到处是树丛的重重黑影,四周鸦雀无声,只有一两只野猫在垃圾箱觅食,猫眼闪着幽光。我走到院门口,问哨兵看到一个穿睡衣的女人出门没有。

哨兵说几分钟前有个女人出了门往北走了。我慌忙往北追到十字路口,四下灯火通明的马路上空空荡荡的不见人踪,只有一两辆载重卡车偶尔驶过。

我心情绝望,又站了会儿,不知该沿哪条路追下去。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口外羊从东边过来,羊群挤挤挨挨咩咩叫着从我身边走过。该到吃涮羊­肉­的节令了,我带着这个念头,哆哆嗦嗦回到了家。躺在床上,我不住地胡思乱想,担了一会儿心,又发了一回恨,不知不觉竟也睡着了。

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房门大开,大概是门没锁半夜被风吹开的。我迷怔一下,想起昨晚发生的事,随即破口大骂。

我一边骂着一边起床洗漱,刷完牙我又接着骂,到科里去找杜梅。病房里正在开早饭,一群面黄肌瘦的病号围着餐车伸着搪瓷饭盒打粥。护士戴着大口罩,我也没认出是谁,她告诉我杜梅没来过。我又到单身宿舍的楼上去找。贾玲出来说杜梅昨晚没来,接着她又问我出了什么事,怎么跑这儿来找她。我忍着气说这个小表子昨天夜里跑了。她笑了说准是你把她气跑的。我气她?我向贾玲诉苦我就差喝她洗脚水了。贾玲说她还是爱你的,平时总夸你这好那好。我喊了一声说当然我受之无愧。然后我们又一直分析她能跑哪儿去,我问贾玲她还有什么熟人在城里。贾玲问我给她姨妈家打电话了没有。我说没有。

贾玲陪我到科里找了部电话,我甚至不知道她姨妈家的电话号码,还是贾玲告诉了我。我拨通电话,杜梅的表妹告诉我她在早晨刚进门。我让她叫杜梅接电话,表妹去了会儿回来说她不接。“我马上去。”说完放下电话。

“你说这叫什么?”我冲贾玲发牢­骚­。“招谁惹谁了我?她过去跟别人也这样么?”“她除了跟你还跟过谁?”贾玲笑着推了我一把,“快去磕头请罪吧。要不要搓板?我那儿有块可以借你。”

“不必了,想必她嫁家有暖气管子。”我走了几步又掉头回来对贾玲说:“保密呵。”

“放心。”贾玲笑着离去。“我怎么那么爱传你们这些破事?”我去杜梅姨家的路上,顺道拐到单位请了个假,说家里有点事,硬着头皮听上司一通通诲:“年轻轻的可别叫家务缠住。要计划生育。别像处里的那些女同志,本来很有前途的,生了孩子就全完了,变得婆婆妈妈。”

杜梅的表妹给我开的门,把我堵在门廊里嘀咕半天,说她表姐正在哭呢,让我过去别对她发火,表现好点。我唯唯诺诺答应着,堆出一脸笑进了屋。

杜梅的姨妈正在劝她,一见我进来便让开站到一边。杜梅哭得跟泪人儿似的,倒叫我动了些怜香惜玉之心。偏她穿得一身齐整,又叫我奇怪。

“走吧,回家吧。”我三步两步赶上去,涎着脸软语柔声地半蹲着手按膝叫她。“不回去!”她脸一扭,丧声丧气地说。“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理我。”“走吧。”我动手拉,背对着她姨妈什么的,瞪眼小声道:“别来劲呵!”“你还跟我厉害?我就不回去。”她一甩手打在我脸上,打得我脸颊生痛,并吼:“少碰我!”

我笑着直起腰,心里感觉受了刺伤:“还生气呐,别生了。”

她姨妈在一边说:“小俩口闹了矛盾,就应该互相体谅,互相多让着点。”“是是。”我答应着,抬眼瞧杜梅。

“男同志就应该心胸开阔。”

“是。”我又过去叫杜梅。“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不行么?”

“女同志也不要得理不让人,往后还得一起过日子嘛。”

“你怎么我表姐了?”她表妹问。

“我……,咳。不说了,都我错了。”我把杜梅拉起来,暗暗使劲表面上还作搀扶状:“走吧,别拧啦,何必呢?”

“就不走,就不走。”杜梅半推半就,嘴始终硬着。

“回去别吵了,哪说哪了。”她姨妈在后面说。

“哎哎。”我不住嘴地应着。

她表妹给我们开了门,我拖着杜梅马不停足地出了她姨妈家。“你咋晚跑哪去了?”街上阳光充沛,人群闲适。

“你管呢。?”“好好,我不管,冷不冷呵昨晚我出去一会儿就冻得够呛,­干­嘛这么跟自个儿过不去呀?”

“你瞧,你又说这种话。我不走了,回去。”

“别别,”我拉住她,一脸谄笑,“我不说了。”

无轨电车来了,我拉着她上了车。

“你管我上哪儿呢?反正我死我活你也不心疼。”“哪里,心疼。”我去售票台买了两张票,又回来站在她身边。“心疼什么?还不照样睡你的觉。”

“你昨晚是不是回来过?衣服都换了么?”

“我不回来你想冻死我呀?我根本没走远,就看你出来找不找我。”“找了。”“你那叫找呵?兜了一圈,连十分钟都没有就回去了。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真气,回来一看你,居然睡着了,亏你睡得着!”她说着又来了气,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那是愁得睡着了。”

“呸,还不知梦里和什么人鬼混去了呢。早把我忘到一边,巴不得我这一走就别回来呢。”

她越说越觉得自己委屈,替自个可怜,泪也越发制不住了,低下头让泪从鼻尖滴到地上。

我表情沉痛,昂首严肃地看车窗外,主要也是不想让同车乘客有什么下流的想像。

我不说话,她就一路抽泣。

下了车,我对她说:“快到院门了,你可别这副样子进院,好像我怎么你了似的——身上有手绢么?”

她掏手绢擦泪,理理妆道:“你就是欺负我了。”

“是非问题以后再谈。”

“唉——”她把手绢放回包里,长叹一声:“有时真想永远不理你了。”“你算了吧,别弄得自己多愁善感的。你可以了,还觉得没占够上风?我都叫你弄成什么了?我­干­什么了究竟?多说了一句没有?我的冤情还没处诉呢!”

“你怎么又说这话?”她惊叫,“原来你心里根本没认错。”

“我认什么错?我有什么错?我千古奇冤应该昭雪的。”

她不吭了,闭着眼使劲挤泪。

“你们政委来了呵。”我侧身挡住杜梅,跟老头点头哈腰打招呼,顺势带着她走。她盲人般地任我领着走,进院门时,贾玲正手里拿了一封信,往门口挂着的邮箱里投,看见我们,便张嘴指着杜梅掩口用眼睛问:接回来了?我摇手叫她别吭声,这边一分钟,那边她闭着眼走路一头撞在传达室旁机动车限速标志牌上。门口所有的人,包括哨兵都不禁一笑,我也笑了,她哇地一声哭出声来。然后是掉头往外冲,口口声声去买菜刀抹脖子,我奋力阻挡,把她连抱带拖地往院内的小花园弄。很多人都站住看热闹,笑嘻嘻的。贾玲站在一边面有忧­色­,又不便上前协力。

我好容易把她弄到小花园的白­色­廊架下,按坐在前廊凳上,她还一次次起身欲冲,被我豪不客气地一次次推坐在原处,她力气用尽,开始哀恸地哭。

四周茂盛的柏丛挡住了好奇者的目光,我也在一边坐下,喘出一口气,感到名誉扫地,威信扫地。

花坛里的月季花枝叶扶疏地婀娜开放,一些蜜蜂嗡嗡地在阳光中盘旋;蚂蚁沿廊柱往上爬,爬到光滑的地方把持不住掉了下去;一辆轿车若隐若现地从树丛外驶过。

杜梅还在哭,无声地泪流满面地哭,我吸着烟耐心地等她哭完。两个老年病号背着手从小径走来,看到我们怔了一下,原路退了回去。我们就那么坐到吹中午下班号,她哭了一上午,大概自己也哭得没趣了,肿着个眼睛茫然地坐在那儿,想起来又抽噎几下,­干­哼几声,鼻子像伤了风似的不停吸溜。

“哭完了?”我问她。“这就痛快了?过瘾了?”

“滚,你滚!”她用手使劲推我。

我ρi股纹丝不动,只是上身摇摆:“不滚,就不滚,­干­吗要滚?”我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哭完回家。”

“回屁家!”“屁家也得回,哪怕回去接着哭呢。家里哭多舒服呵,哭累了还能躺着,饿了能吃渴了能喝,毛巾现成嫌自己哭单调还可找音乐伴奏……”“你故意气我是不是?”

“没有,我是气我自己。我怎么就那么不会来事儿?就一个媳­妇­,眼睁睁地看着哭死,束手无策——平时挺机灵的,也算个拍马高手,关键时刻就不灵了。”

她扑哧一笑,旋即又声声俱厉:“行,回家,回就回,回去就离婚。”“前边还像句话,后面就不是话了。”

“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她站起来蹬蹬走了。

“你敢,你胆大。”我跟在她后面走。“你怕谁呀?”

我打开门,贾玲和另一个姑娘站在走廊里,每人双手端着一个盛满饭菜的饭盒,反扣的饭盒盖上还放着一切切成片的酱肘花。“你们还没吃午饭吧?”

“一点都不饿。”我没­精­打采地说。

“都打来了,接着。”她把手里的饭盒递给我。

“谢谢呵。”我朝那姑娘笑一下,把两个饭盒摞在一起抱着。“她好点么?”贾玲小声问,踮脚从门缝往里望。

“躺着呢。进来坐吧。”我用腿后跟磕开门。

贾玲明显犹豫了一下,抬腿进门:“我看看她。”

我把饭盒放在桌上,让那姑娘坐,问她:“喝水么?”

那姑娘抿嘴笑着摇手:“不。”乖乖地坐在一边。

贾玲在床头搬过杜梅身子:“哟,哭成这样,怎么啦?”

杜梅翻身坐起:“你问他。”

然后她絮絮叨叨向贾玲诉苦:“外面累了一天了,回来他都不知道心疼人,还气我,理都不理我。”

“累了一天,谁知道你­干­嘛去了。”

“你说我­干­嘛去了,你说我­干­嘛去了。”

“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也许是­干­革命去了吧。”

“你就少说两句吧。”贾玲说我。

“他就这样,一点都不让我。人家心情本来就不好,从他那儿一句好话也听不着。”

“我为什么要让你?谁让我呀?”

“你是男的。”贾玲说。

“噢,男的就该让女的?宪法上有这一条么?”“她还比你小好几岁呢。”

“小,不懂事,更应该听大人的。”

贾玲笑着对那姑娘说:“这人是有点无理呵。”

那姑娘眨眨眼,点头笑说:“没错。”

“本来就是么。”我也笑。“凭什么让?我只知道服从真理。”

“那为什么真理总在你那一面?”杜梅道,转而又对贾玲说:“你还不知道呢,昨晚上我一气之下跑了出去,你猜怎么着?人家老先生一点没着急,自个就睡了。有这样的人么?自己老婆半夜跑了居然没事儿似的。”

“是太不像话了。”贾玲谴责地瞪我一眼。

“那你为什么跑呀?”“你甭管我为什么跑,就冲你对我这态度,我还得跑。”

“是你不对呵,”贾玲批评我,“你得检讨。”

“我找了,没找着。”“我说你这人怎么跟女的似的?她说一句你非得跟一句,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认个错又不会杀你头,跟自个老婆逞那份强­干­嘛?”贾玲板着脸训我。“没见过你这样当丈夫的。”

“他也就会跟自个老婆厉害,在外边见谁都跟三孙子似的。”杜梅说。“怎么样,能不能认个错?不能认错我们可动手了,这屋里我们可有三个人。”贾玲笑着望着我,眼睛里却流露出焦灼和敦促。“要不我们走吧。”那姑娘坐不住了,笑对贾玲说,“他当着我们不好意思。”“那好我们走,不逼你,有个认错态度就行。”贾玲下地往外走,走到我身边用右肘使劲顶了一下我后腰,使我一个卟啮扑到床边,和杜梅近在咫尺。她和那姑娘大笑着离去。

“你瞧你,非得把这事弄得满城风雨,全院都知道。”

“你呢,非得别人下令才认错,我说什么跪着求你都白搭。”“你脾气也太大了,一点小事就能闹成这样,哭出的眼泪够洗一次澡的吧?”“那你要早对我好点呢?一开始我也没哭呀,不过是耍点小­性­子,你就应该哄哄我,那我就早好了。人家闹不也就是希望你哄哄我温柔点?”“光够温柔的了,一直在哄你。”

“有你那么哄的么?说出话来跟刀子似的。好几回我都自己好了,又让你招起来。”

“那你也不该跑呀,这不是自绝于人民么?”

“谁让你不理我的?”“谁先不理谁的?一回来你就先不理我,跟你说话没听见一样,我能没气么?我怎么那么贱呀?”

“你也气了?”“当然,我气坏了。特别是你这么撒腿一跑,这是他妈电影里的路子,怎么发生在我头上了?你怎么那么傻呀?吵架归吵架,跑什么?不知道城里的坏人天一黑就都出来了,专门收容你这种离家出走的­妇­女?真出了事你找谁哭去?”

“我没跑远,本来想去我姨妈家的,走了一段路,心里害怕又回来了,加了衣服一直在小花园坐到天亮。”

“这点还算聪明,说明你没傻到家。”“下回我不跑了。”“别跑了。真堵得慌不跑难受,也别出院门,就在院里黑处藏会儿。”“以后咱们别老闹了,好好过日子。”

“我根本就不想闹。每回不都是你挑的头儿?哪次我不是忍气吞声委屈求全?”“说到最后又是我错了,我就没对过一回。”

“你是错了,你应该正视这一点,以后才能彻底地改。”

“……我老这么闹,你不烦我吧?”

“不。吵的时候有点烦,但吵完就完了,不是真烦。”

“那你还爱我么?”“当然,不至于那么严重。”

“以后我不犯了。”“我喜欢你这种痛改前非的态度。”

说是不再犯了,但好了没两天,又犯了。这次是为什么吵起来的我也忘了,不是为一道菜的咸淡就是为了一根烟。克发现她这人像孩子一样情绪不稳,事后我也严正地向她指出“你这人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她也承认,但就是改不了。一点小事就能欢天喜地要么痛哭流涕。像开滦煤矿工人有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一样,她也特别能哭。一哭起来十分骇人,常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甚至短暂地晕厥,使你看着可气但不哄又恐怕哭出毛病来。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那么全力以赴不顾死活地去哭,我相信如果我置之不理她就有本事把自己哭死。在一个正在痛哭的人面前,你是无法申辩的,只有像个坏蛋一样忏悔。杜梅使我掌握的词汇量激增,很多诸如“认贼作父”、‘不稂不莠“等成语我都是那时学会准确运用的,并对”闻风丧胆“、”不打自招“之类的成语有了切身体会。我在那些天说过的­肉­麻话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最著名的佞臣一生说得都多,妓汝听见都要脸红,我吃惊地发现,一旦需要,我胁肩陷笑的本领不比任何人差。

每次大闹之后都是加倍地温存和柔情似水,如同大灾之后必要开仓放粮一样。像虫子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一样,我对杜梅的歇斯底里和恐吓症也渐渐习以为常。有时隔一段不闹,我还会蓦然一怔,若有所失:“咦。这阵怎么没闹?”

我曾经试图弄清她发作的周期和间歇规律。有聪明人讲过这和女人的月经周期有关系。还有人认为和潮汐、太阳黑子活动有关。据我观察和记录,也不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每次单独外出回来,必要寻衅滋事,当天不闹,隔天也要发作。她外出的时间不固定,有时一月去几次,有时数月不去。她对这种目的不明的外出的解释是:去看一个她家的老邻居,此人曾从生活上关心过她。

制怒。我在白纸上蘸墨挥毫写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然后工工整整地题款:书赠杜梅小朋友共勉。

杜梅笑完把纸一把撕了:“少来这套。”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潘佑军弹了一遍托先生的陈词滥调,引申道:“我老婆也跟我吵。”

他不久前也结了婚,娶了一个外国企业的女雇员。外国老板和他都是看中了这位小姐的同一个优点: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你那个老婆还是不错的,起码没跟你软硬兼施,这也挺可爱。我那个老婆硬就硬到底,绘我几天后脑勺看那是常事,所以你现在问我她长什么样我还真说不上来。我说你都会以为是我瞎编的,她现在索­性­用英语骂我了,就为听不懂她骂的是什么,我真跟她急过几次。”

潘佑军的一个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趟,找找绅士的感觉。

于是我们约了一帮朋友,找了一辆车,说好不许带老婆,我回家一说,杜梅不答应。

从结婚后,她就成了我的小尾巴,除了我上班她不跟着去。我去哪儿都得挎着她。

“你不带我去,带谁去?”

“谁都不带,一帮老爷们儿,多一个女的你别扭不别扭?”

“不别扭。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呢。就中国,从上到下到哪儿都是一帮男的。”

然后对我下死命令:“我要不去你也不许去。”

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其他几个哥们儿还带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杜梅一脸瞧不起那两个身份暧昧的女人的样子,透着自己是明媒正娶,上车只跟潘佑军的老婆亲亲热热说话。

有四个女人骑马,马场里就是一片尖叫声。只见四匹马一溜排开,在场子里奔驰,每匹马上都高坐着一个头发飘散、两眼发进、狂叫不已的女子。马跑到我们面前时,就有哀求声:“让它停下来吧。”杜梅尚算果敢,虽很紧张,但坚持跑了几圈,下来还很从容:“挺好玩的。”令我自豪。杜梅在外面总很给我挣面子,除有几分难得的姿­色­,且举止大方。从不扭捏,令其他男士肃然起敬。

我翻身上马,立于马上缓缓巡视,作统帅状。俄顷,将掌往前一推,叫了一声:“部队跟上。”纵马疾驰。

马一跑起来,我才感到头晕,脚踝处也被铁蹬磨得生疼。我强撑着跑了一圈,经过站在树荫下的女人们面前不嘶哑地喊了一句:“为了斯大林!”心里却为不知如何勒马停住暗暗着急。那劣马越跑越快,我在马背上颠得像个大包袱,踝骨大概已经被磨出血了。这时,那马大概看见自己爱人了,在正由马场主人勒着缰颤巍巍下马的潘佑军的马前猝然一停,我滚鞍落马,跌入尘埃。那边树荫下一片狂笑。

杜梅向我跑过来,搀我起来,关切地问:“摔坏没有?”

“没事。”我作轻松状,笑着拍了那马一下:“跟我调皮。”

那马打了响鼻,尥我一蹶子,我慌忙躲开。

那边笑声又起。杜梅周身上下给我掸土,我闪开她,悻悻地道:“假关心什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真不识好歹。”杜梅自我一眼,向那伙人走去。

中午我们在绿如墨玉的鱼塘岸边垂钓,四周田野飘来浓郁的粪香。不远处的一排猪圈,猪们在吃饭,吱吱呀呀拱叫不已。杜梅一直不理我,与潘佑军的老婆站在树荫嘀嘀咕咕说话。我在这边故意大声喧哗:“嗬,又钓上一条大的。”她看也不看一眼。“潘佑军看着自己老婆和杜梅神秘地交谈,忧心忡忡,十分不安:”你老婆不会给我胡说八道吧?“

“不会,她不敢。”我替杜梅辩护。

最好不要让老婆和老婆勾结起来。“潘佑军说,”她们互相传授经验受不了。本来是掏个钱包进了监狱,出来就五毒俱全了。“一会儿,她们两人笑吟吟地走过来,不住地拿眼打量我们,看得我和潘佑军心里发虚,满腹狐疑。你俩聊什么呢?”杜梅坐到我身边,我小声问她。

“没聊什么,瞎聊。”她笑眯眯地注视着水面,若有所思。

回到家一直到晚上,她终是面带一丝笑,不说话,冷眼观察我。我倒不怕潘佑军的老婆,就怕潘陆军暗地里和她说过什么,这话经她之口传给杜梅。

“­干­嘛老这么看我,盯贼似的?”“没事,喜欢你,就看看。”她仍是一高深莫测的样子。

“潘佑军老婆跟你说什么了?”

“你害什么怕呀?心虚什么?你有什么怕人说的?”

“我能有什么?”我故作爽朗地笑,“不怕,一生光明磊落。”

“还是的。她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怎么聊那么半天?”

“呵,我们聊自个的丈夫呢。放心。”她望着我笑,“我都是说你好,怎么体贴怎么照顾我,我当着外人一向都是夸你,不像你,总跟人家说我不好。”

“我什么时候跟人说过你不好了?”

“那是谁说的我老爱和你吵架,无理取闹?得啦,我不是要跟你算账,你也别紧张。”

“那她呢?都说潘佑军什么了?”我讪讪的,转移话题。

“说潘佑军好,比你对我好。”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他,在外边花着呢。”

甭管人家在外边怎么花回到家里对老婆就是温柔,这点就比你强。人家每天早晨出站都要互相接吻,互相说我爱你。潘佑军出差在外地还每天一个电话。“

我大笑:“是用英文说的吧?”

“甭管用什么文,这说明他心里有她。你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有时人家想和你粘乎粘乎,你总把我一把推开,还说我酸。人家俩口子怎么就能那样?”

“那都是跟外国电影里学的,你怎么喜欢这套?令人作呕。”“我就喜欢这套。”“杜梅,咱们是中国人,就要讲究个中国气派和中国形式。”“中国人怎么啦?中国人都是伪君于。你从来都没说过一句爱我,从咱们认识就没听你说过。不行,今天你非得对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这还用说么?我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实际行动?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

“当然……”“别拐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怎么就这么难呢?比要你命还难?”“我这人内向……”“少废话!你说不说?好,你不愿意说,那就说明你不爱我。”“不不不。”“那你就说!”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么?”

“是。”“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嘿,贾玲,­干­嘛去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没­干­嘛,出去了一趟。”贾玲淡谈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直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的肩膀上亲呢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ρi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

“你就对我这样?”“别烦了,忙了一天那么累,你还添乱。”我把脚从她ρi股底下抽出,令她一下坐在地上,随手拎过一张报纸遮住脸看。刚看了眼大标题,她就劈手把报纸从我手中抢走,站在我面前说道:“你还烦了?你烦什么?”

“别闹,把报纸拿来。”

我伸手去夺报纸。她把报纸藏到身后:

“谁闹了?你先说,谁烦你了?”

我没理她,随手又拿起一本书翻,她“啪”地把那本书打掉。“瞧你那无耻的样子。”我弯腰拣书。

她一脚把书踢得老远,书面飞舞一番卷角皱边地摊在地上。“你非找我收拾你一顿是不是?”

“你来呀你来呀。”她笑着退了几步。

我看她一眼,毫无表情,扭脸看窗外树叶已经泛黄的树木。“给你给你。”她把报纸糊在我脸上,走开:“就显得你多关心国家大事似的。”我接住报纸,低头看起来。她在一边准备晚饭,在一个盆里揉面团,唠唠叨叨和我说着她们医院里的事,谁没按医嘱给药,病人出了问题,家属打上门来;一个老­干­部嫌医院对他的病不重视,把院长、政委臭骂一顿,还给后勤首长打了电话;保卫科查丢失的吗啡,发现所有护士的更衣柜里都有医院的纱布和敷料,“你那情儿”和保卫科长大吵一场。

她现在提到贾玲,从不说她名宇,只说“你那情儿”。

我逐版看报,并不答腔。

“今天谁来了?”她揉好面,拍着光洁圆润的面团用右手托在肩旁,直起腰问我。“谁来了?”我哗哗往前翻报纸头版。

“我也不知道,出门就见满街旗子,不认识哪国旗。”

“你今天出去了?”“下午没事上街做了头发。你没发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头儿。”我放下报纸,看了她一眼:“难看死了,怎么还卷了刘海?”

“人说这是今年世界上最时兴的发式。”

“你不适合,你说的是今年世界上老年­妇­女最时兴的发式吧?芭芭拉似的。”“你觉得不好?”“太不好了。跟谁养的什么宠物似的。”

“那怎么办呀?只好明天去削了。”她把面团搁在案板用力撤开,然后用刀麻利地切成一把吧细细的面条,撒上­干­面,一根根抖落开。“吃完晚饭,我撂下碗又爬上床躺着看书。

她洗完碗,过来说:“今晚总政来院里慰问伤病员,在礼堂演歌舞。”“不去。”“‘腕儿’全来了,我想去。”

“要去你一人去。”“哎,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话,你就光看书,破书有什么好看的?”我不说话,又翻了一面。

“你放下不放下?不放下我可抢了。”

“敢!”“哎,你今天怎么回事?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她在我身边坐下,床垫往下一陷。“你们头儿又找你茬儿了?”

“没有。”“那是你们办公室谁又提拔了没你份儿?”

“你怎么这么烦呀?”我撂下书露出脸。“你相看演出你就去,呗,非拉上我­干­吗?”

“准是,你们同年的都有当处长的,你连个主任科员还没混上。”我“啪”地把书往床头横上一折:“你少拿你那套庸俗观点来想我!我那么爱当那主任科员?我要想当司长也不是不可能。嘁,女人就是他妈势利!”

“那你是为什么呀?”“不为什么。”我愤愤不平重又拣起书,旋又立地坐起:“噢,没事就不能安静躺会儿了?心情寂寞,思绪惆怅,感时伤怀,小资产阶级情调浓郁——不行么?”

“看你也象——无病呻吟。”杜梅下了床,对镜理妆,准备出门。“心情寂寞——又想谁呢?感时伤怀——对谁不满?”

我一边看书一边对她连连挥手,让她快走。

“你还别不耐烦,你再撵我我还不走了。”她继续嘟嘟哝哝地说:“摆什么臭架子,就你有情调?使用什么呀?一个小职员,挣的钱还没我多呢。惹我急了,撵出门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少罗嗦!”“我就罗嗦!”她在门口一个转身:“人家有什么事都跟你说,你有什么事全藏在心里。要不说你老­奸­巨滑呢,一天到晚不知都在琢磨什么,­阴­得跟糖尿病人似的,哪天我叫你卖了还不知道呢。”我没有接茬和,她自己忽然动了气,冲我嚷:“别觉你挺了不起的,有什么本事你倒是使呵?就会说。早看穿你了,典型的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还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好像天下谁也不如你。哼,琢磨也是瞎琢磨,气也是自气,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还告你!”

我气得脸都白了,心里一阵阵悸痛,别人说这话犹可,你也说这种话。我由怒转为辛酸,连声冷笑:“看出来是吧,看出来就好。就我这种没本事人,偏还有人哭着喊着赖上门来,我也不明白了,这种人怎么傻成这样?”

“你还别觉得离了你不成。”她丝毫没察觉我的异样,反而洋洋得意。“追我的人多了。今天我跟你离了,明天我就能找个比你强百倍的。”“那你找去呀。”“找怎么啦?不新鲜,明儿我就给你领一打回来。我这样儿的,嘁,别人找都找不着,恨不得把我供起来,顶在头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连个丫环都不如。每天伺候你一句好话都得不到。告诉你,我对你真够可以的了,没我这样的。人家妻子除了穿戴打扮还有几个做饭的?他妈的我也真是贱,放着福不享偏来受你的治。离婚!我还不信天下再没有对我好的了——是个人就比你强。”她摔摔打打,嘴里一个劲嘲哝着乱骂:“什么东西?越对他好越不行。人就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越老实他越欺负你。离婚,我下决心了,不过了……”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你就等着我说这句话呢吧?你就逼着、折磨我好让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吧?“杜梅恶狠狠地逼到我面前,”你早盼着跟我离婚呢吧?一晚琢磨的就是这个。“

“到底谁逼谁呀?又不是我先说的离婚。”

“我说的都是气话,你说就是真的!”杜梅哭了。

“好啦好啦,既然不想离,就别老说气话。”她一哭,我也肝颤。“我又没想离。”“离,孙子不离!”她倒来劲了。

“你说你老这么说有意思么?你真敢离么?你要真想离那咱们就离,真拽着去又不去了。老拿这威胁人你不怕伤感情么?”

我蓦地心酸了,眼圈也红了:“老说我对你不好,我除了有时假不大理人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你就什么混账话侮辱人的话都可对我乱说……”

“我不是真那么想的,我就是气,你一不理我,我就心里急……”“哪么你骂我呢?”

“你气我就不气?可我敢说么?我随便说一句什么你就觉得我别有用心。老实告诉你,我忍了多时了,我受过谁的气?和你结婚说句那什么的话我的自尊心男子气概……”我哽咽地说不下去了,使劲一吸将要流出的鼻涕,悲伤地仰起头。

“那不是因为我爱你,特别特别怕失去你。”她看着我脸­色­,小心翼翼地贴上来,见我没有拒绝,便一头靠在我的胸前。“没你这样爱的。你该把我当一个人爱,不能像爱件东西,这样你只能失去我。”“以后我改。”“你说过多少回改了?你改过一回么?过后就犯。”

“这回是真的。你不相信我了?”

“老实说,我不大相信你,但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又不能和你决裂我又做不出来,就这么凑和过吧。”

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和她对视片刻,把目光移开。

“我不想你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不想也没办法,我现在没心情说你爱听的话。”

“你讨厌我了?”我叹口气,紧紧搂了她一下,看着已经漆黑一片的窗外:“别胡思乱想了。”

实际上我最激烈的思想活动没有告诉杜梅。那种令我齿冷冷的、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Zuo爱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心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击,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穷追至天涯海角,竞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看过我的人逐一踩到脚下!

我躺在黑暗的床上,旁边传来杜梅入睡后均匀的呼吸,我情绪激荡,亢奋异常。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的脸孔一张张在我的眼前浮现,我想像着他们落入我手之后的情景,咬牙切齿地体难着复仇的快感。

别美!我有一生的时间等着你们。

当我想到将要对她施以报复之后的那个结果,我无声地恸哭了。她从包里拿出两条“牡丹”烟,又拿出条“中华”烟,都是那种老牌子不带过滤嘴的。现在这种烟在市面上已经不大容易买到她又拿出两简上海产的“白玉”牙膏,这也是不大时兴的老名牌。第二天,她外出一整天,回来照旧疲惫不堪,心情恶劣。

她开始织毛衣,用那种结实的黑­色­纯羊毛线。

贾玲单身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没事或电视里有好节目她就到我家看电视。医院­干­部食堂的伙食不好,但经常分一些牛羊­肉­­鸡­鱼什么的,她就拎到我们这儿来,吃的时候杜梅也把她叫来一起吃。一次她看到我书柜里有副象棋,便问我:“会下么?”“当然,高段选手,你会玩么?”

她说她爸爸爱下,她小时候老在旁边看:“会走子儿吧。”接着邀请我下两盘。“哎哟,你真不知好好,陪你下盘指导棋吧。”我忙不迭拿棋清理桌面铺盘摆子,同时招呼杜梅,“杜梅,伺候棋局,倒茶。”我大模大样坐在桌前,点起一支烟:“虽然好久没下,但赢你还是有富裕,要不要让你半扇?”

贾玲光抿嘴笑,不说话,开始有条不索地走子。

一会儿我就认真了,开始思考,贾玲笑了,望着我天真烂漫,叫杜梅:“过来看看。”

杜梅打着毛衣过来看了一眼,说我:“现了吧?”

“好汉不赢头一板。”我胡撸了棋盘重新摆子。“让你一盘,高兴高兴。”“你别让我,真别让我了,自个也高兴高兴。”第二盘我又输了,贾玲笑道。“那我就真不让你了。”第三盘走了半天后,我说:“这盘还是让你吧。”我夸奖贾玲:“进步真快。看到年轻人这么有出息,我比自己赢棋还高兴。你下棋真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都第几盘了?”杜梅问。

贾玲伸出一巴掌。“你得算臭棋篓子了吧?连女的都赢不了。”“你别着急,我招儿都没使呢。”

第六盘我终于取得了优势,逼得贾玲苦苦思索。

“我可以负责地讲:你没戏了。”我含笑站起身喝茶点烟。“不能光输就完了。我为什么这么跳马?这都是有讲的。”

贾玲推盘笑说:“只赢一盘,得意成这样。我是不忍再赢你,怕你想不开上吊。”“不在赢多少,看出功力来了吧?”我送贾玲出门时对她说:“以后想提高,就来找我,别不好意思。我不像他们,没架子,爱教着呢。”“你不说我跟你下棋把手都下臭了。”贾玲笑着离去。

从此我和贾玲隔三差五就要会战一番。她不来我都要去硬拖她,堵着她们宿舍门下战表:“输怕了吧?不敢下了吧?”

一天周末,我和贾玲恶战了一晚止。那天我攻势甚猛,几次和她在局数上战成平局。我已经不满足战术­性­的胜利,一定要获得整个战争的体胜。我对这次胜利已经盼望很久了。11点半时贾玲要走,被我拦住了。

“那好,再下半小时,12点我一定走。”

12点时她仍超出我一局。

“再下半小时,12点半走,你现在走不够意思。”

“你就让他赢吧。贾玲。”杜梅说。她先还感兴趣,看了一会儿,奚落了我几句,后来电视节目都播完了,她就上床躺着去了。“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不知道呵。”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笔顾一下,立刻严肃起来。“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呵。”“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你冤枉我。”“得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拽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呵?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干­嘛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有当将军的么?”“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超军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拔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

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扒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你还喝酒呐?”“一人没事吮几口。”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呵,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块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裹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呵,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呵?‘二锅头’,­干­嘛喝这么次的酒?”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我们一直喝到下午5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

肖超英也喝多了,脸自如纸,鼻尖上额头上挂满细密的汗珠儿,身上也在不住地出汗,脱了外衣,衬衣后背都湿透了。他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停地说:

“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不走就好了”。“你们要都不走就好了……”我克制着头晕和恶心站起来,冲杜梅喊:“你面条煮好没有?怎么那么慢!”她头也不始,用筷子搅着在锅里团团转的面条。

我开门出去,到厕所猛吐了一阵,冲了秽物,擦擦嘴一步三晃地走回来,扶着门框力争对他们做出微笑。

晚上,天都黑了,杜梅开了灯。

我们三个还在呆若木­鸡­地坐着,桌上放着的三碗面条没吃几口。“回来吧。回来吧。”我对肖超英说,“回来咱们一起开公司。”“行啊,”肖超英盯着花瓶里的一束绢花,“应该能赚钱吧?”“应该!”潘佑军面无表情地吐字。

“哎,”杜梅板着脸走过来,“你们是不是该散了?天不早了,再不回去你们家里人也该等着急了。”

她已经在一边摔摔打打蹩了半天了,我们酒后反应迟钝毫无察觉。“没事,”潘佑军说,“我太大和老板去上海出差了,一晚上不回去也没关系。”“可我们得休息了,明天还得上班。实在对不起,改天再来玩吧。”潘佑军和肖超英看我,我脸上十分挂不住,对杜梅说:“去去去,不用你管,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散。”

“知道什么?都几点了?你身体又不好,喝了那么多酒,聊了一天,还没聊够?”我大怒:“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呵?”

“算了,我们走吧。”肖超英站起来。

“都别走,要走你走。”我指了一下杜梅。

“求你们了,请你们走好不好?我真的头疼了,难受了天,想睡……”这时,我脑袋忽地一热,像什么成块成吨的东西忽然迸碎了,衬衣的扣子也绷掉了,站起转身抡圆了就是一个大耳光结结实实贴在杜梅脸蛋上。随即破口大骂:

“你也太不懂事了!轰他妈我哥们儿。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告诉你,要滚你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你呢!”

杜梅被我一巴掌房屋懵了,捂着脸吃惊地望着我:“你打我?”“打的就是你!再来劲我还扇你。他妈的把你惯得不成样子,就欠揍!”我气得浑身乱颤,对肖、潘二个道歉:“对不起呵,我这老婆没教养。”

肖超英严正地批评我:“你怎么能打老婆?你也太过分了。”潘佑军酒也醒了,连声说:“你这太不对了,你这让我们以后都没法上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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